對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援助表明

1. 法律援助中心的作用

（一）保障人權：幫助社會弱勢群體實現基本權利
法律援助就是典型的「人權工程」,其實質也是「民生工程」,它可以幫助困難群眾及時有效地運用法律武器維護其合法權益,依法解決就學、就業、就醫、居住、養老等事關公民切身利益的問題，從而最大限度地保障所有公民依法享有憲法和法律賦予的基本權利。
（二）促進平等：實施法律資源再分配
法律援助制度就是針對法律資源分配不平衡的問題，由國家對公共法律資源進行再分配。國家通過為社會弱勢群體提供無償或減免的法律服務，盡可能地克服他們在各種法律活動中的劣勢，平等地享受各種法律賦予的權利，理直氣壯地對抗各種侵害，從而有效維護自身的合法權益。
（三）實現正義：促進司法活動公正實施
國家通過為弱勢群體提供法律援助,及時啟動司法程序,嚴格按照法律進行公平公正地評判，嚴格依法調節各類關系，讓違法者承擔相應的責任,讓受害者得到相應的補償,從而促進矛盾糾紛的「終結解決」，維護社會的正義和法律的權威。
（四）注重效率：低成本促進社會和諧發展
法律援助活動盡管不能產生直接的經濟收益，但是其社會效益是無限量的。法律援助活動的效率問題涉及到物質和精神兩種因素，即不僅要保證法律援助投入的經濟性，而且還要滿足法律援助產出的社會倫理性。法律援助實現效率就是通過法律援助活動開展過程中的經濟合理性去尋找最理想的方式，以最少的財力、人力和物力，進一步在最大限度內實現人對正義、自由和平等的願望。

2. 為什麼要對弱勢群體實施法律援助

因為弱勢群體沒有保護自己的能力，不像普通人可以用法律手段解決問題，或者是尋求其他的辦法，弱勢群體因為這樣那樣的問題只能讓別人來保護

3. 法律援助主要面向哪些人

法律援助的范圍為：
（一），無能力為自己辯護的未成年人、殘疾人、老年人犯罪案件內和追索侵權賠容償的案件；
（二），請求給付贍養費、撫育費、扶養費的；
（三），因公受損害請求賠償（責任事故除外）；
（四），請求給付勞動保險金、撫恤金的；贍養協議、撫養協議公證，有關領取撫恤金、救濟金的公證；
（五），公民民主權利受到侵犯（如選舉權、被選舉權被非法剝奪）的案件；
（六），有可能被判處死刑、被告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案件；

4. 法律援助能提供什麼幫助

北京律師協會律師工作委員會副秘書長楊箏表示，法律援助能提供以下幫助：保障人權，幫助社會弱勢群體實現基本權利；促進平等，實施法律資源再分配；實現正義，促進司法活動公正實施；注重效率，低成本促進社會和諧發展。根據相關法律規定可知，法律援助就是典型的「人權工程」，其實質也是「民生工程」，它可以幫助困難群眾及時有效地運用法律武器維護其合法權益，依法解決就學、就業、就醫、居住、養老等事關公民切身利益的問題，從而最大限度地保障所有公民依法享有憲法和法律賦予的基本權利。

5. 保障弱勢群體利益的正義制度有哪些

【摘要】現階段，社會弱勢群體問題已經成為我國政治、經濟和社
會生活中日益凸顯的重大社會問題。如何解決這一問題，促進社會弱勢群體基本權利的保障，已經成為我國進一步深化改革，加快經濟社會發展所不容迴避的問題。構建和諧社會必須要妥善解決弱勢群體的權益保障與救濟問題,這不僅是實現社會公正和法律實質正義的基本要求,更是突出體現了人權保障機能法治理念的內在精神，因此,加強對弱勢群體保護的法律制度建設,健全弱勢群體權益保障的立法體系,是一種保證社會安定和諧發展的有效方法。
【關鍵詞】弱勢群體 和諧社會 權益保障 法制建設 【 前言】
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是當前社會發展，經濟持續增長的一個首要而長期的任務, 目前我國弱勢群體呈逐年增長態趨勢，這表明,這是一個急需法治保障，尤其是需要健全相關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時代,在追求效率的提高和財富增長的同時,更應該注重運用法治保障的手段來保護弱勢群體,保護其合法權益的正常實現。 一、弱勢群體的產生。
目前,我國在改革開放的普遍受惠之後正走向利益分割階段,不同社會階層呈現出不同收入和佔有不同的財產,弱勢群體由此相繼產生，如農民等。
二、弱勢群現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進行了一系列保護弱勢群體權益的立法工作,使弱勢群體的權益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應有的維護,侵犯弱勢群體權益的

行為得到了一定的遏制，但是,由於舊機制中不合理制度的存在，規則上的不統一導致的不公平現象及侵犯弱勢群體權益的行為在一定范圍內大量存在,弱勢群體的權益從根本上來講還沒有得到真正的維護具體表現為以下幾個方面:
1.司法保護的訴訟成本過大,致使弱勢群體由於經濟上的貧困使其難於支付昂貴的訴訟成本，不僅阻礙了訴權的實現,而且對和諧社會氛圍的形成造成了消極影響，實踐中,弱勢群體權益被侵犯時因其沒有能力支付昂貴的訴訟成本而無法尋求司法的保護，因此,導致司法對弱者的保護只是一種可能性卻無法及時轉化為現實性,法律賦予他們的訴權事實上處於虛置狀態，這種狀況帶來的直接後果是,弱勢群體將對法律失去信心,遠離法律,從而採取其他的手段意圖實現自己的權利,如上訪、信訪、報復、犯罪等。這不僅影響了社會的穩定,而且延緩了社會法治化的進程。
2.由於我國對弱勢群體權利憲法保護的不足,致使弱勢成員對法律穩定性、統一性和公權力威信的樹立產生了信仰危機,加劇了社會矛盾和沖突的發生。目前，我國保護弱勢群體的手段主要依靠政策性措施而缺乏憲法司法保護，這樣的保護手段缺少穩定性、連續性和權威性。尤其是還沒有建立起長效的憲法訴訟機制，這就導致現實當中許多由憲法規定的弱勢群體的特有權利得不到實現，以及弱勢群體權利受到侵害而得不到憲法救濟的情況。其次，對於弱勢群體權利的實現缺乏程序性保障。致使弱勢群體的權利保護規定不具操作性，這不

僅對健全和完善我國弱勢群體的權利保護機製造成巨大損失，而且對法律和公權力威信的樹立也帶來一定的負面影響。
3.弱勢群體缺乏自我保護的能力和民主參與管理社會公共事務的機會,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弱勢群體成員潛能的開發,不利於人的全面發展和社會的均衡發展，由於弱勢群體自身文化素質偏低,法律知識匱乏,在招工就業訂立合同時往往無法有效維護自己的利益,或者是沒有將自己的利益或權利主張通過合同等法律文件固定下來，因而在事後發生糾紛時,一方面不知道通過怎樣的渠道來維護自己的權利;另一方面,即使在仲裁和訴訟中也往往因為證據的缺乏或合同條款的不利造成自己應得權益的喪失，從而使之缺乏正常的社會化環境,難以達到正常，合理的群體化行為，並且從社會角度來看,弱勢問題尤其是絕對貧困現象直接制約著弱勢群體民主自治?民主參與社會事務的程度,致使弱勢成員潛能的開發受到諸多限制。
三、加強弱勢群體權益保障的一些構想。 1.完善對弱勢群體法律保護的實施機制。
建立健全相應的法律實施機制尤為重要,其中,最為突出的應是司法救濟問題。首先,應當解決一些司法機關對弱勢群體所持的冷漠態度而令他們告狀難的問題,應該在簡化程序便利訴訟和減少訴訟成本方面探索出路;同時,還應當進一步完善訴訟費用的減免。盡量降低弱勢群體獲得司法救濟的門檻。使弱勢群體能夠切實、方便、快捷和經濟地獲取公正的司法保護,充分發揮司法救濟在保護弱勢群體中的重要作用。

2.建立和完善弱勢群體的社會公平的制度保障機制。
從根本上確保弱勢群體社會公平訴求的實現，建立和完善弱勢群體社會公平制度保障機制,就是要建立和完善一整套涵蓋弱勢群體經濟利益、政治利益、文化利益、社會利益的從國家到地方的法律、法規、政策等多層次的制度保障體系,對弱勢群體合法權益的實現提供全面的保護。
3.完善現有行政訴訟機制。
由此建立憲法訴訟機制,以利於弱勢群體積極主張依憲法規定享有獲得救助的權利。完善行政訴訟機制並由此走向憲法訴訟機制是我國走向憲政的必由之路,但是,建立憲法訴訟機制是一項綜合性的制度建設,需要各方面的制度加以配套,才能切實發揮其對弱勢群體進行救濟的作用。
4.加強對弱勢群體的法律援助力度。
健全法律援助制度,是實現可持續和諧發展的重要保證。首先,進一步擴充法律援助者隊伍,提高隊伍的整體業務素質;其次,完善法律援助工作機制,建立相關的規章制度,規范工作運行機制及程序。使法律援助制度切實可行,法律援助的現有資源得以合理利用,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得到有效保障。
5.拓展憲法及相關法律中弱勢群體的范圍。
重點是將農民包括在內,把農民問題的解決提升到憲法高度,作為政府長期的而且是義不容辭的義務，有效促進農業與農村發展,必須深刻地認識到,農民是我國最大的弱勢群體,如果農民這一中國最大的

弱勢群體問題不予解決。任由其惡化下去建設和諧社會就無從談起。
【結語 】龐大的社會弱勢群體的存在是我國構建和諧社會面臨
的一個必須解決的現實問題，弱勢群體已成為影響我國社會穩定和經濟持續發展的重要因素之一，成為建設和諧社會的不和諧音。因此解決弱勢群體的利益保障問題已經刻不容緩，而從機制上來構想解決不失為其中一種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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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為什麼要對弱勢群體實施法律援助

弱勢群體是相對於強勢群體而言的，它的存在是任何社會都具有的社會現象，當然對於處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來說，也是不可避免會出現的。近年來，我國群體性突發事件數量增多，規模擴大，已成為影響治安秩序、社會穩定和構建和諧社會的棘手問題。在這些群體性突發事件中，參與者多數是弱勢群體，而且往往是多數人的合理要求與少數人的無理要求相結合，多數人的過激行為與少數人的違法行為交織在一起，處理不當，很有可能會對社會產生全局性的不利影響。由於弱勢群體長期處於社會的最底層，其生存條件、所處環境與其它群體相比極易使其產生對現狀的不滿情緒，再加上其人權得不到的保障，又無有效的權利救濟措施，在得不到合理宣洩的情況下極易出現犯罪現象。由此可見，能否解決好弱勢群體中的社會矛盾，關系整個社會結構的穩定。當前，我國已經進入社會矛盾多發期，大量的矛盾糾紛都直接或間接由弱勢群體引發，因此，維護好弱勢群體的權益，事關國家社會和諧穩定，意義重大。
現狀和問題
（一）立法不夠完善
隨著1994年法律援助在中國得到開展並迅速發展，中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工作取得了較大的發展。2003年7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385號公布了《法律援助條例》。但是首先，《法律援助條例》效力層次不高。從《法律援助條例》的地位看，其畢竟屬於行政法規, 效力層次不夠, 立法層次不高。其次，《法律援助條例》對許多重要的內容未做規定, 特別是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法律援助問題還有欠缺。而且其中困擾法律援助發展的機構、經費、人員和部門配合協作等問題並未以法律的形式作出明確規定，極不利於法律援助制度作為一項專門制度的完善和發展。再次，法律援助范圍過窄。我國法律援助實行援助條件和經濟困難的雙重標准，也即除工傷和拖欠工資等實行綠色通道的案件外的當事人，必須同時符合《法律援助條例》規定的援助條件和經濟困難標准才可以申請到法律援助。而經濟困難標准又是十分嚴格的，一般是參照法律援助實施地人民政府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標准執行，這就將大部分的人群擋在了法律援助的大門之外。我國法律援助的援助條件從立法到實踐，呈現出由小逐漸擴大的趨勢，但對於離婚訴訟案件，偵查階段案件等卻未能夠涵蓋，從而將大量的弱勢群體法律援助案件排除了。
（二）法律援助經費嚴重短缺
所謂法律援助經費，是指法律援助機構開展法律援助工作所支出的一切必要費用。[1]法律援助經費是法律援助制度的物質基礎和保障。隨著我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法律援助經費逐年增加，有力地促進了法律援助的開展。但現實中，法律援助經費的不足也制約了法律援助的進一步發展。
我國的援助經費是財政撥款為主，其他渠道為輔，並且財政撥款渠道不暢通，水平低下。據統計，我國國務院對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撥款每年為50萬元，經濟發達的上海市每年也僅僅有57.5萬元，有些比較貧困的省份尚沒有援助經費。這與我國每年至少需要3億元的法律援助費用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缺口。[2]
（三）現有法律援助機構存在人員整體素質不高、編制不足、辦案流於形式等問題。
由於經費短缺和地方政府未給予充分重視等原因，基層法律援助機構在實際運行中存在人員不足、素質不高、辦案流於形式等現象。有的地方雖然掛牌成立了「法律援助中心」，但實際上卻沒有人員編制和實際活動，有的雖然採取司法行政機關內調的人員形式配備，但這些人員大多不具備專業的法律知識，不能滿足法律援助機構大量繁雜的法律咨詢和訴訟服務的需要，人才缺口很大。
（四）法律援助制度的宣傳工作不到位，弱勢群體對法律援助制度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法律援助的存在。
雖然中央多次發文要求加大法律援助的宣傳和公眾法律教育的力度，有些地方也做了一些，甚至搞得不錯，但是這些還遠遠不夠。就鹿城區而言，絕大多數的法律援助宣傳還停留在辦公室接待和應對檢查的層面，很多就只是在法制日等時候才發放《法律援助條例》和其他小冊子，數量有限，並且只局限在城鎮地區。而弱勢群體集中的廣大農村、邊遠山區、工礦區和民工居住的城郊卻很少涉及。宣傳工作與受眾脫節，致使這些真正最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往往沒有機會和途徑知曉法律援助制度，從而在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不能通過法律援助制度得到維護。
對策和建議
（一）完善對弱勢群體法律援助的立法。
一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備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法律援助法律體系的完善程度。縱觀世界上那些法律援助制度比較發達的國家, 都有健全的法律援助法律體系作保障, 不僅在其國家憲法或憲法性文件中作出有關法律援助的原則性規定, 而且都制定有專門的法律援助法, 如英國有《法律援助法案》、加拿大有《法律援助法》、美國有《法律服務公司法》、韓國有《法律援助法》。[3]筆者認為，在構建和諧社會的當今中國，僅僅依靠《法律援助條例》來調整法律援助關系遠遠無法滿足社會的需求和弱勢群體的需要，亟需盡快制定一部統一完善的《法律援助法》。在該法中應對法律援助的性質和任務，指導原則、機構設置、經費來源、管理主體和管理模式、對象范圍、程序、協作配合機制和責任等等，作出明確而且具體的規定，操作性強且便於執行，同時出台相關的配套規章制度，形成一套比較完善且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援助法律體系。
（二）完善以政府財政為主導、多方籌措的法律援助經費保障機制。
1、加大財政投入，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經費保障機制。為法律援助提供財政支持，是法律援助作為政府責任的具體體現。可以將法律援助資金列入政府財政預算。按一定標准(可按人均法律援助經費、法律援助的需求量及辦案成本等標准進行測算)確定每年法律援助所需要的最低經費數額, 由同級財政按年度撥付, 並在此基礎上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逐步增加。從而使法律援助獲得穩定且可靠的經費來源。
2、調動一切積極力量，廣泛募集社會資金支持法律援助。鑒於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才剛剛起步，社會對其認識還不足，而法律援助的經費短缺問題又將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存在，因此為解決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 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 還必須動員廣大人民群眾, 依靠全社會的力量參與, 探索建立資金籌措的社會化、經常化機制, 充分利用社會財力, 發展法律援助事業。只要沒有政治背景, 不附加任何條件, 不是違法資金, 經批准後都可以利用。
（三）建立一支素質較高的公職律師隊伍，以緩解法律援助機構當前的人才瓶頸。
公職律師是專職從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師，他們取得律師資格或律師執業證書，任職於政府並由政府支付薪水，主要辦理本機關法律事務，不得為社會提供有償法律服務。公職律師隊伍的建立可以有效解決法律援助機構人才法律素質低、人員不足的問題，還可以提高援助案件的辦案質量，同時還有效緩解了法律援助經費短缺的問題。
此外，在各地建立公職律師隊伍的基礎上，可以實行跨區域人才共享機制，可以建立較大區域的援助律師人才庫並聯網管理。對於相對落後的地區，可以跨地區選派援助律師進行援助，以解決地區間法律援助人員分布不均衡的問題。
（四）加大針對弱勢群體的法律援助宣傳力度
首先，要繼續強化對弱勢群體的普法宣傳。要將《法律援助條例》、《殘疾人保障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勞動法》等有關的弱勢群體法律法規、規章及有關農民工的政策文件列為普法宣傳的重要內容，採用圖片展覽、新聞報道等靈活多樣的形式進行宣傳。尤其是要深入農村開展法律宣傳，並將其作為構建新農村的重要內容之一。
其次，要加強對政府和相關部門的法律援助宣傳, 讓他們在充分了解法律援助制度的基礎上, 認同和支持法律援助制度。使其在法律援助經費撥付、工作開展、機構建立和人員編制、創造相關社會環境等方面給予支持, 改變法律援助工作由司法行政機關一家維持的局面。

7. 什麼是法律援助建立這一制度的意義是什麼

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組織法律援助人員，為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的人提供法律服務的一項法律保障制度。

特殊案件是指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三十四條的規定，刑事案件的被告人是盲、聾、啞或者未成年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應當獲得法律援助。

下列情況可以申請法律援助

(一)普通

一、請求國家賠償

二、請求給予社會保險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

三、請求發給撫恤金、救濟金

四、請求給付贍養費、撫養費、扶養費

五、請求支付勞動報酬

六、主張因見義勇為行為產生的民事權益
七、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詢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聘請律師的；

八、公訴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

九、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

十、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辯護時，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提供法律援助；

十一、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辯護時，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提供法律援助，無須對被告人進行經濟狀況的審查。

（二）刑事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聘請律師

二、公訴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

三、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

法律援助是一項扶助貧弱、保障社會弱勢群體合法權益的社會公益事業，也是我國實踐依法治國方略，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重要舉措。黨中央、國務院對法律援助工作十分重視，國家「十五」計劃綱要將「建立法律援助體系」確定為「十五」社會發展目標，黨的十六大明確提出「積極開展法律援助」，並作為建設社會主義政治文明的重要內容。《法律援助條例》的頒布實施和「為實現公平和正義 法律援助在中國」大型公益活動的開展，標志著我國法律援助工作在廣度和深度上有了新的拓展和突破。

在當前的中國，仍然還有一批由於自然、經濟、社會和文化方面的低下狀態而難以像正常人那樣化解社會問題造成的壓力，陷入困境，處於不利社會地位的人群或階層，這也就是所謂的弱勢群體。作為司法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法律援助通過向這些缺乏能力、經濟困難的當事人提供法律幫助，使他們能平等地站在法律面前，享受平等的法律保護。法律援助制度是人類法制文明和法律文化發展到一定階段的必然產物，是國家經濟、社會文明進步和法治觀念增強的結果。用法律的手段幫助人民群眾解決訴訟難的問題，是當前我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大背景下的必然選擇，是促進司法公正的重要保障。

一、法律援助的重要戰略意義

法律援助在政府保障公民合法權益、發展社會公益事業，實現「公民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健全完善社會保障體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保障人權等方面有著極為重要的作用。其戰略意義則主要體現在以下幾點：

第一，法律援助是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具體體現。開展法律援助工作，是貫徹「三個代表」重要思想，落實黨的十六大「積極開展法律援助」要求的具體體現。「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質是立黨為公、執政為民。胡錦濤總書記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理論研討會上的講話中指出「實現人民的願望、滿足人民的需要、維護人民的利益，是『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的根本出發點和落腳點」。貫徹落實「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就是要把關心群眾生活、代表群眾利益落實到解決具體問題上，特別是要關心困難群眾的疾苦，為困難群眾謀利，為他們解決好沒有錢請律師、打官司難的問題。開展法律援助體現了我們黨和政府誠心誠意為群眾辦實事、解難事，心繫群眾利益，關心群眾疾苦，努力排憂解難，合乎民意，順乎民心。

第二，法律援助是依法治國得以實現的有力保證。依法治國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人民治理國家的基本方略，得到了黨的十五大、十六大報告的認可和憲法的確認。依法治國就是廣大人民群眾在黨的領導下，按照憲法和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保證國家各項工作都依法進行，逐步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使這種制度和法律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不因領導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人民主權意味著人民當家作主，成為國家、社會和自己的主人。這是馬克思歷史唯物主義的基本原理。只有人民的權利得到了保障，黨的合法執政地位才能得以確認，依法執政才能得以實行。法律援助行為以憲法和法律為武器，對黨和政府的行為舉措進行監督，對立法、執法、司法和普法教育提供直接或間接的幫助，增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法律意識，維護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合法權益，保證了依法治國的順利實現。

第三，法律援助有助於夯實黨的執政基礎，鞏固黨的執政地位。黨的十六屆四中全會《決定》明確提出，加強黨的執政能力建設要以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為核心，這是對我黨執政規律的本質認識。我們黨來自於人民、植根於人民。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是我們黨區別於其他任何政黨的一個顯著標志。我們黨是在與人民群眾的密切聯系、共同戰斗中誕生、發展、壯大、成熟起來的。黨離不開人民，始終保持與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是我們黨始終充滿生機與活力的源泉所在。只有始終保持黨同人民群眾的血肉聯系，我們黨才能始終做到立黨為公、執政為民，才能從人民群眾中汲取不竭的智慧和力量，才能贏得人民群眾的信任和支持，從而不斷鞏固自己的執政地位。

弱勢群體是人民群眾的組成部分，而且就我國目前情況來看，弱勢群體已成為一個規模龐大、結構復雜、分布廣泛的群體。主要是由孤、寡、殘疾、下崗、失業、農村失地、失保等人員構成。他們在維權、經濟收入、個人能力等方面都處於弱勢，共同特點就是貧困。在全面建設小康社會的今天，關注弱勢群體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作為執政黨的中國共產黨，關心和幫助弱勢群體，化解弱勢群體的困難是義不容辭的責任和義務，要保證有牢固的執政地位就必須從執政的角度化解弱勢群體的困難。

法律援助的服務對象主要是弱勢群體。它是使黨能夠聽到弱勢群體的呼聲、保持上下通暢的利益表達機制。弱勢群體普遍存在不公平感、利益喪失感等心理反應，所以應該本著緩解社會心理沖突、協調不同群體間的利益關系、促進社會整合的原則，建立健全通暢的利益表達機制，廣開與人民群眾溝通的渠道，使人民群眾，特別是弱勢群體對社會問題、改革開放、利益分配等事項的建議、要求、批評等，能直接與政府有關部門對話和溝通，使他們的利益訴求得到有效表達，使他們的聲音能夠出現在政策制定者的耳畔，從而在政策制定上能夠充分考慮到他們的利益要求。通過健全的利益表達機制，可以把人們的心理和行為調控在適當的水平，逐步減少和消除人們的不安全心理，使弱勢群體的困難和壓力得到緩解和疏導，促進社會發展和公眾心態不斷成熟，社會穩定系數得到有效提高。

第四，法律援助有利於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決定》明確提出：「要適應我國社會的深刻變化，把和諧社會建設擺在重要位置，注重激發社會活力，促進社會公平和正義，增強全社會的法律意識和誠信意識，維護社會安定團結。」公平和正義是和諧社會的重要標志。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原有的利益格局發生變化，從全體人民利益一致，轉向在人民根本利益一致的前提下存在著不同群體的利益要求，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已經形成。在這樣的背景下，必須充分運用法律手段，協調處理好各種利益關系之間的矛盾沖突，維護合法權益，打擊不法行為，倡導社會正義，營造社會公平。

二、當前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問題

獲得法律援助是公民的權利，實施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盡管目前我國的法律援助工作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績，但仍然還存在著許多問題和不足，需要我們進一步深入研究問題症結所在，探討問題解決辦法。

第一，經費嚴重短缺。

據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統計，我國每年需要法律援助的案件超過70萬件，而實際得到援助的不足四分之一。造成這種狀況的主要原因是法律援助經費嚴重短缺。據統計，2003年全國各地法律援助財政撥款僅為1.52億元，人均法律援助經費不過一角錢，遠遠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例如，福建省至今仍有20個縣市區的法律援助機構未收到過一分錢的專項資金。一些地方的法律援助機構因經費緊缺，只能抬高援助對象的「門檻」，使得不少符合援助條件的群眾無法得到實質性的法律援助。律師辦理法律援助案件，連必要的交通、住宿補貼也給不了，還要支付各類調查費用，直接加重了律師辦案的負擔，影響了律師辦案的積極性，有些援助機構的專職律師辭職去了律師事務所，更別說吸引高素質法律人才辦理法律援助案件了。

第二，人員遠遠不足。

法律援助制度需要有大量的律師參與，但現在律師人數遠遠不夠。目前，我國僅有律師12萬多人，而美國加州的執業律師就有13萬多人，且美國律師職業人數的增長率比人口的增長速度要快5倍多；我國律師與全國人口的比例是萬分之零點九五，低於泰國、巴基斯坦等發展中國家。加上律師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執業，與援助需求呈反向分布，從而進一步加劇了供需矛盾。例如，浙江省麗水市共有113名律師，即使全部履職，按最高規定每人每年辦理3件法律援助案件計算，全市一年也只能辦理339件，但該市通過對殘疾人、低保戶等最需要援助的人數進行估算，法律援助案件需求量達1萬多件，也就是說，絕大部分案件得不到援助。

第三，法律援助的覆蓋面還不夠大。

法律援助工作應當明確一個主導思想，就是要最大限度地挖掘和利用一切資源，盡可能使更多的困難群眾能夠獲得法律援助。滿足困難群眾法律援助需求的程度高低，受制於國家的經濟和社會發展狀況，特別是與各地的經濟發展水平關系較大。《條例》對涉及民事和行政訴訟的事項只規定了一個最基本的法律援助范圍，同時授權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可以對《條例》規定以外的事項作出補充規定。另外，《條例》還授權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制定經濟困難標准。也就是說，各省級地方執行的法律援助范圍不得小於《條例》規定的范圍，一些經濟條件好，援助資源豐富的地方，可以在《條例》規定的基礎上，擴大法律援助范圍，科學地制定經濟困難標准，盡可能降低門檻，使更多的公民成為法律援助對象，並做到凡是符合規定條件的困難公民，都能獲得法律援助。但目前，這種標准仍然較高，令諸多公民難以獲得「通行證」。

第四，縣級地方的法律援助工作前景甚憂。

現已成立法律援助機構、開展法律援助工作的地方還主要集中在大中城市，縣級地方設立機構雖然基本完成，但由於經費不足或者根本沒有經費，使得法律援助工作開展得十分有限。這個問題集中在經濟發展相對落後的一些省份，而我國貧困人口的分布主要在縣級地方尤其是廣大農村。因此，如何有效地開展縣級地方的法律援助工作，最大限度地滿足縣級地方貧困者及其他特殊群體的法律援助需求，成為法律援助工作深入開展的難點。

第五，現在的法律援助主要還局限在訴訟領域，即幫人打官司。

一般僅僅將維護經濟貧困者的權益作為工作的重點，但對消費者利益保護、環境保護等公益訴訟關注不夠，甚至完全不將其作為法律援助的對象。

三、切實採取措施，將法律援助工作推向深入

法律援助制度是一項社會公益事業，是黨和政府的共同責任，必須以法治、平等、公正為基本價值取向，不斷解決法律援助工作中出現的困難和問題，大膽探索，勇於創新，採取措施，狠抓落實，推動法律援助工作不斷發展深入。

一是要建章立制，規范程序，夯實法律援助基石。要在總結法律援助工作的基礎上，將那些好的辦法、好的工作程序，以規章制度的形式固定下來，以規范和指導法律援助工作的實踐。

二是要明確任務，落實責任，充分發揮法律援助機構的職能作用。在組織實施法律援助工作中，要因地制宜，合理組織本機構人員、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和其他合法的志願者參與辦案。同時在滿足社會法律援助需求的同時，不斷積累經驗，促進法律援助案件辦理向專業化方向發展。要根據法律服務工作者的特點，規定他們應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的內容和方式，組織、引導他們在民事法律事項中，開展與其工作領域和業務能力相適應的法律援助。

三是要構築網路，理順關系，擴大法律援助的覆蓋面。各級人民政府及司法行政機關應當按照《條例》規定的原則和精神，採取切實措施，充分調動社會各方參與法律援助的積極性，鼓勵和支持他們以自身資源積極投身到法律援助事業中來，壯大法律援助的工作力量，不斷擴大法律援助的覆蓋面，更廣泛地滿足貧困群眾的法律援助需求。要積極探索與工會、共青團、婦聯、殘聯等社會團體參與法律援助的組織形式和方式，引導他們規范開展工作。

四是在爭取各級政府保障經費的同時，要加強宣傳，爭取社會最大程度的理解和支持。國務院頒布的《法律援助條例》是我們開展法律援助工作的重要依據，政府有關部門應當認真執行，把法律援助當作政府的責任真正地承擔起來。

綜上所述，我們不難看出，開展好法律援助工作，對於解決社會矛盾，促進司法公正和正義，維護社會的平衡與穩定都有十分重大的意義，特別是在建設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進程中，法律援助將發揮不可替代的作用。

《法律援助條例》第六條對律師提供法律援助的質量作了明確規定，「律師應當依照律師法和本條例的規定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為受援人提供符合標準的法律服務，依法維護受援人的合法權益，接受律師協會和司法行政部門的監督。」並且《條例》第二十八條規定，「無正當理由拒絕接受、擅自終止法律援助案件的，給予警告、責令改正；情節嚴重的，給予1個月以上3個月以下停止執業的處罰。」但是，這並不表明法律援助中途不能停止。《條例》第二十三條規定，有下列情況之一的，法律援助機構經審查核實的，應當終止該項法律援助：（一）受援人的經濟收入狀況發生變化，不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二）案件終止審理或者已被撤銷的；（三）受援人又自行委託律師或者其他代理人的；（四）受援人要求終止法律援助的。

8. 我國法律援助提倡點援制有什麼意義

法律援助是政府為了幫助弱勢群體打官司而提供的一種法律服務，因為是免費服務，所以很多情況下，受援人一般是沒有選擇權的。也就是說，在提供法律援助時，援助律師都是由政府職能部門指定，而受援群眾也只能「聽命」，這樣官司勝算如何，受援群眾心理沒有一點底氣。如今，實行的法律援助「點援制」既突出了法律援助的人性化服務，又提高了法律援助案件的勝訴率，其好處也讓群眾看得見。
一方面，「點援制」實現了專家辦案的理想。術業有專攻，不論是那一位律師，都有自己熟悉和擅長的領域，讓律師辦自己擅長的案子如同於庖丁解牛，信手拈來，駕熟就輕。
另一方面，「點援制」讓受援人有了話語權。誰的案子誰關心，群眾的案子當然自己最重視，但現實卻是法律援助案件通常由職能部門「指派」律師，這樣，不但使受援人失去了話語權，而且也難以調動律師辦案的積極性。實行「點援制」以後，挑選什麼樣的律師提供法律服務讓受援人自己說了算。在案件的申請環節，工作人員就把法律援助律師的資料提供給受援人，讓他們自己來挑選。
第三，「點援制」有利於律師提高自身素質。在用葯方面，患者不看廣告看療效。實行法律援助「點援制」也有異曲同工之妙。比如說，提供法律援助律師的執業水平如何，就看受援群眾的「點單率」高不高？如果律師長時間不被群眾選擇，不僅「沒面子」，而且內心也無法「自我認同」。因此，實行「點援制」以後，就能倒逼律師提升業務水平，提高服務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