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法律服務開展情況調研

㈠ 司法部關於基層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幾天的新聞

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陰影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除障礙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施行後，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第一類訴訟代理人，也是專業訴訟代理人，使基層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體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層法律服務所生存發展的希望和空間。然而在具體的執行中，受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的影響，作為享有審判權的人民法院仍然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行為存在著歧視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在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中的諸多觀點。正是由於有吳博士觀點作支撐，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區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當事人承辦申請執行事務時，才遭到拒絕。
細探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和理論依據，作者發現這個批復的出台是司法體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經失效的或需要修訂的部頒規定，它的出現使無數有作為、能夠為「非轄區」當事人提供優質服務的基層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尷尬的境地。
為了基層從事法律服務的同行能夠正常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為了司法部高層能聽到最底層的聲音，作者從四個方面諫言，希望司法部決策層能夠及時作出反應，以消除司復[2002]12號批復產生的陰影。
一、從深圳兩級法院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不同做法，看兩級法院法官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的差別執行。
2011年3月以來，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務所執業的作者，開始為以北京人為主的17名出借人，遠赴深圳市的兩家法院承辦被告為深圳市三家私營公司的民間借貸糾紛案，案件總量為54件，涉案金額為986萬元。由於該案有其特殊性和復雜性，作者先後在深圳兩家基層法院進行了4批次的訴訟，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決書全部發生效力。兩批17案已經中止執行，准備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破產還債。
2013年9月2日，當作者持北京市、內蒙古自治區等五省市區16名委託人簽發的授權委託書、本所的專用函和本人執業證，再次踏進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立案樓，代理這些當事人承辦37件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執行事宜時，被負責承辦執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層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轄區外的案件而拒絕接受相關訴訟文書。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區、羅湖區法院無論是起訴當初的代為立案、出庭代理訴訟，包括前兩批17個案件的申請執行，都沒有因為作者是一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以下簡稱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門外。
作者向這位女法官再三說明為這些當事人代理訴訟，並不是第一次來深圳，且已經生效的這37案判決書上的共同委託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這位法官依然堅持她執行的正是新《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
而作者的觀點正好與之相反。作者認為，既然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已經通過立法確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地位，就不應當看著已經過時的老黃歷，再拿已經失效的批復作擋箭牌。況且，十年前司法部一個批復怎麼能對抗立法機關的規定，任憑怎麼解釋都無濟於事。這位法官還為作者支招說，可以由當事人推舉訴訟代表人親自前來法院立案，以解決法律工作者代理權受限的問題。
由於作者在福田、羅湖區法院分別代理的前兩批共17件案件已經中止執行，將進入破產還債程序，作者帶著草擬的相關訴訟文書來到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請教。並與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討進入破產還債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權時，接待法官請示領導後明確答復，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不會受到限制。
在深圳這座高度開放的城市，兩級法院審查立案的法官對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兩種截然不同的做法，說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有正確的認識，業務素質更過硬，同時反映出執法者對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著不同認識。
為了爭取37案執行階段的代理權，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與這位法官交涉。承辦法官認為自己無權決定，請示負責立案審查的領導。這位領導很負責任，不僅與作者進行了溝通，還給深圳市中級致電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權的問題，確認作者所反映的情況屬實後，又給其他基層法院打電話了解對類似情況的做法。最後女法官作出答復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層法院就這么做，並以龍崗、羅湖區等法院都是這種做法為由拒絕。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給個書面答復，該法官答復可以，但須領導給出編號。等了好大一會兒，該法官告訴作者，已請示領導不能給予書面答復，也拒不接收相關訴訟文書。為了說服作者，這位法官還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以下簡稱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作為其拒絕的依據。
兩方各執一詞，僵持不下，其直接後果便是影響當事人權利的實現。為了節省資源、節約時間，徵得委託人代表同意後，作者與深圳市一家規模律師事務所簽訂了《委託代理合同》，將這批37案的執行事務轉交當地律師代理。
作者代理的訴訟案件，真正符合「本轄區」條件者少之又少，也沒有被拒之門外。這是作者本人從業24年來，因法院執行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第一次被法院剝奪訴訟代理權。
二、其實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當時引用的條文已經失效，卻在之後的十餘年間仍大行其道，且產生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整個行業的良性發展。
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不顧法律工作者當時已經走向法律服務市場的現實，援引的又是已經過時、失效，且存在立法技術缺陷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頒布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總則部分第六條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應當立足基層，主要面向本轄區內的政府機關、群眾自治組織、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承包經營戶、個體工商戶、個人合夥組織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務，服務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時有效」，根據該條的規定，已經明確定位為「主要面向本轄區」，而沒有限定非本轄區。卻在分則部分的第二十四條第四項出現「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限制性的規定。
從立法技術層面看，如果分則部分的規定違反總則部分的規定，應當作為無效條款來看待，卻在當時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況下，加上擬稿人、審稿人法學理論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嚴謹的規定。因為法律服務業本身包括訴訟代理服務業務。事實上，當年中國的法學人才已不再匱乏，司法部應該有一批法學專家、法律專業人才。如果當時有人能夠意識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術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發布之前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刪除便可。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這項規定出台的歷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樣拿著政府的工資、使用著政府的經費，穿著與公安、司法助理員一樣的警服，還從事著非法律服務工作，其工作性質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時應當肯定，當時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正方興未艾，多數法律服務工作還處在「摸著石頭過河」階段，出台「工作細則」在特定時期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制定的基礎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根據暫行規定第九條「鄉鎮法律服務所實行『有償服務，適當收費』」的原則。……那時還沒有全面推行「兩不四自」。
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司法部當初的本意已經是鼓勵、扶持這個行業的發展，而不是進行打壓、限制它生存、發展的空間。
之後，司法部又倡導「不佔編制、不要經費」，提出法律服務所走「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道路，其意圖正是為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創造條件。當時對法律服務所代理訴訟業務加以限制，更多的顧慮可能來自對法律工作者業務能力的擔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發布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本辦法自發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同時廢止」，那麼到2000年4月1日之後《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這部曾經指導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建設、發展的部頒規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礎。
《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這部新制定的部頒規章最具劃時代意義的做法是，將「鄉鎮法律服務」變更為「基層法律服務」，兩字之差確實是一種進步。按照常識和發展的眼光，曾與《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相配套的細則、解釋，如不修改重新發布便將作廢。
十分遺憾的是，就在新規頒布實施9個月之後，司法部竟不當引用效力待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
這份批復是「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
根據邏輯學大提前錯誤，其推出的結論必然錯誤的基本原理，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礎的情況下，作出「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結論肯定錯誤。
然而，正是因為這個批復的存在，將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影響了十餘年，給工作優秀、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的卻是災難性後果，它束縛了有能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手腳。其間，江蘇省司法廳《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否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的請示》(蘇司辦2002)69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經過長期深入的調研，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發現，「2013年1月1日起實施的新《民事訴訟法》第一次在法律層面上確定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訴訟代理人的地位，明確規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可以被委託為訴訟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於1991年針對政府撥款的法律服務所而制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卻依舊未改，仍令行於當今自收自支的合夥製法律服務所」。孔維克委員同樣認為，「這一限制性的規定與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工作者列為訴訟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綜合評價這個批復，不僅沒有起到規范法律服務市場的作用，沒有給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工作便利，反而給沒有執業資格的其他人員代理訴訟留下了存活的空間。從現實意義看，它的存在將制約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的順利實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的拌腳石，是司法體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吳兆祥博士對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及性質所持之觀點，既沒有考慮法律工作者產生的歷史背景，更沒有發現《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缺陷，也忽視了已經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務所對社會所作出的貢獻，更沒有從發展的眼光正視民事訴訟法作出的新規定，所發言論頗具消極意義，對法律工作者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產生的影響深遠。希望吳老能夠更新觀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訴訟活動中的地位。
《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簡稱吳文）認為，「基層法律工作者主要業務包括代理參加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活動。但是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復[2002]12號）《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規定：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這是在代理訴訟業務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的主要區別。（見吳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認為，吳兆祥博士可能沒有認真研究中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史，也忽略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更沒有根據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細梳理新法與舊法的關系，上位法與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沒有質疑該批復是否合規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因而才作出「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訴訟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結論。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還指出「這次《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是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見吳文P117倒數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認為，這種觀點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對「公民代理」的范圍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頒規章已有明確規定的前提下，執意要把基層法律工作者劃入「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顯然是對取得執業資格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執業行為的不尊重，或者說是對基層法律服務整個行業的岐視，也沒有將司法行政機關核發的《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當回事。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後指出「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訴訟代理人，就其訴訟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為公民代理，還是成為一種獨立的代理人類型尚需進一步研究。（見吳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認為，從吳兆祥博士的說法可以看出，吳兆祥博士顯然是對全國人大的立法沒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機關已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同一層次的訴訟代理人，說明雙方在訴訟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師就是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還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資格的渠道、條件不同，核發證件的部門不同，而稱謂有別。但發證機構都是在各級司法行政機關領導下的兩個工作機構。若再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顯然與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試想，如果司法部、國務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機關真得採納了吳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見，在修改《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或更高級別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條例》、《基層法律服務法》時，真將其觀點溶入其中，那麼在未來的十到二十年內，基層法律工作者將再無出頭之日。最為直接的後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機關作出的基層法律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的民事代理訴訟地位變成一紙空文。
為此希望吳兆祥博士能實身處地考慮一下基層法律工作者面臨的現實困難，在《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再版時，將第十一章的內容進行適當調整，以免繼續以誤傳誤，成為各級法院法官阻礙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代理訴訟的擋箭牌。
四、要改變人們的偏見，最終須從頂層設計著手，取消這些不適時宜的規定。在新規一時難以出台的情況下，最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廢止司復[2002]12號批復，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健康發展掃清障礙。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施行以來，基層法律服務業本來已經步入了正軌，法律工作者的隊伍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正如吳博士稱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組織了首次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資格統一考試。2000年底，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共有工作者總數達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達到57561人，占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的47%。」（見吳文P117倒數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卻如當頭一棒，給正在處於發展時期的法律服務業戴上了「經箍咒」。
就是這么一個龐大的服務群體，多數同志完全能夠勝任民事訴訟代理業務。卻讓他們各自為陣、劃地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執業證確定的執業機構所轄區域內從事代理訴訟業務。
就此河南律師馬玉峰認為，司復[2002]12號批復，對法律工作者的執業地域進行限制，即「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如果雙方當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執業的轄區內就無權代理案件。那麼就明確禁止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地辦案，成為好些律師、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認為，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的今天，鄉鎮、城區街道基層法律服務要發展、要生存，就應當適應市場需求，根據客戶的需求提供服務。作為市場主體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不應當拒絕非區域當事人的服務請求，同時也沒有理由拒絕為非區域當事人提供服務，如此做法勢必剝奪了法律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當今交通、通信如此發達，對基層法律服務的「執業區域」限制事實上已成為不可能。
再則，法律服務所既不是行政機構，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職能，也沒有任何上撥經費，它不會將有服務需求又送上門的客戶拒之門外。
作者認為，這樣規定並沒有實際意義，反而制約了服務所的業務來源，給並不景氣的法律服務所帶來生存壓力。無須諱言，業務開展較好的法律服務所沒有一家不越過這條「紅線」去執業。而沒有能力代理訴訟，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將法律服務所設在當事人的家門口也沒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務所，如真嚴格司復[2002]12號批復的規定，可能早已關門停業，改行另謀生路。事實上，全國多數地區的法院包括北京市，並沒有因為非轄區當事人委託的案件而限製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連深圳市兩級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確實沒有存在的價值和必要。
多少年來，為了法律服務所的生存與發展，無數的法律工作者、新聞工作者、法學界專家奔走呼籲，撰文立說，試圖改變法律工作者當前的命運。列舉如下：
2008年6月4日，《記者觀察》雜志記者張鵬在《10萬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面臨存廢之爭》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認為，國家既然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頒發了「准生證」，就應當允許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這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權和工作權！」
2008年6月1日以後，部分省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要求與司法部高層領導人就「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問題進行對話，卻至今沒有下文。因為法律工作者沒有自己的行業協會，無法通過上級協會向司法部高層表達訴求。
當年4月3日，作為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蜀漢法律服務所主任李雙德與司法部公證律師工作指導司基層法律服務處處長蔣建峰，探討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和《基層法律服務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法院辦理訴訟業務中的障礙。反而因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並不適當的批復，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門外。
在法律服務所摸爬滾打過、已取得律師資格的河南黎光律師事務所律師馬玉峰，客觀評價道「法律工作者來自於鄉村，法律工作者由於生在農村，同情弱者的觀念較強，代理案件有著相當強的責任感，忠實於法律，忠實於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代理費的收取低廉，有些優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亞於律師。由於法律工作者服務基層，紮根基層，案源業務不斷的擴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發揮著作用」
為了讓基層法律服務業能有健康發展的空間，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在今年的全國政協會上提案指出，「由於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經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們卻不得不面臨著『斷奶』又『斷糧』的窘境。」為此建議，「司法部廢止1991年9月制定的《鄉鎮法律工作者業務工作細則》，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業務管理辦法以適應新的法制環境，擴大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服務范圍和領域，讓這個群體能夠在跨區域的競爭服務中得到鍛煉提高，給基層百姓提供更多的選擇」
湖北省京山縣坪壩法律服務所主任王偉，深深感到，「在農村，離開了法律約束的經濟活動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離開了法律指導的改革問題多多，多半失敗」，為此在《當前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業面臨的困境及出路探討》一文中呼籲，「司法部應借鑒《律師法》和《公證法》的起草和頒布過程中的經驗，盡快通過立法的形式，將有些內容已過時的司法部59號令和60號令修改後上升為行政法規或法律，確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依法執業。或者由司法部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律師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六條進行修改，然後作出立法解釋，將基層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業務上升到法律許可的范圍，這也是當前基層法制建設的當務之急」
參與過北京市海淀區司法局和中國政法大學律師學研究中心《北京地區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現狀及對策研究》調研工作的中國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朱桐桐，發表專著建議制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法》。……
當然，希望廢除法律服務所之聲也不絕於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處向社會發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的修訂草案，使作者很興奮。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時代可能就要結束。
根據上級司法行政機關的安排，作者撰寫了《只有成為市場主體，才有更大生存發展空間》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領導曾來所進行調研，對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給予肯定，作者所持觀點或許能為高層立法有所幫助。
根據《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出台一部新規需要經歷的程序或步驟可能還會太多。為了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造成的陰影，作者建議，可否考慮由某個省級司法廳就是否繼續執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向司法部作出請示，由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予以撤銷司復[2002]12號批復，或以已經過時為由不再適用此批復作出批復。
司法部如果能及時出台這樣一個新批復，便可解決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訴訟代理的問題，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清障礙。

㈡ 基層法律工作者工作實踐經驗交流發言稿

我於2010年七月以來在沅江市檢察院辦公室，在您主持全市法律工作者執法學習和開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制，為人民服務，建設和諧中國為主題學習，心聲體會。今特匯報一年來工作情況如下，並概括為以下內容：
一、今年來我以一個法律工作者嚴格要求自己，認真學習黨中央科學發展觀和司法部門等領導的重要講話，並組織我所其他法律工作者進行業務交流和學習體會，開展學法律為人民服務活動，從人民群眾中來到人民群眾中去，理論和實踐相結合，和人民群眾交知心朋友，為發展沅江經濟，建設和諧沅江盡心盡力，並自費贈送法律知識書籍給村民500份，業務授課4次，成功調解群眾上訪糾紛3次。
二、七月份策劃沅江市天賜蜂業專業合作社，打造湖南省第一家在沅江市建成養殖蜂業基地工業區與政府項目對接，九月份為沅江市福田蔬菜專業合作社主持廣東農業大學農業專家陳日遠（教授）來沅江調研，開展農超對接項目，服務當地農民。並在湖南省商務廳成功招標項目一個（政府網報道），十一月份為沅江市榨南湖原生態特種水產專業合作社成功在益陽主辦全國水產博覽會的策劃成功，使沅江特種水產的農業項目與全國的對接項目獲得省級領導的好評，並策劃企業文化網站、媒體效動和洞庭湖野生動物保護基地項目（中國新聞網報道，益陽城市報報道）。今年內我在中央媒體發表文章2篇，湖南新聞在線、法律日報、法訊網、110網、大眾網、新華網等主流媒體網站，共發表文章12篇，在益陽毛澤東戰法研究會，沅江論壇、黨風科學論壇等內刊發表文章8篇。
三、參加理事單位和法律顧問單位群眾維權服務三次，沅江市電力局與漁民安寧垸漁民糾紛調解，為群眾免費咨詢法律服務和十多次法律疑問解答，為當地經濟建設和諧沅江做出了一定的努力。
四 、十月-----十二月參加益陽市九三學社65周年慶典一次，參加益陽市毛澤東戰法研究會三次，參加全國各種理論學術會議二次。

㈢ 當前基層法律援助存在問題及幾點建議

存在問題：
宣傳力度不夠。群眾對法律援助的知曉程度還不是很高，還有不少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困難群眾因為不知道法律援助而沒有從這一惠民工程中受益。
服務水平不高。由於受司法工作人員少，業務能力限制，法律援助工作與人民群眾的需求還有一定的差距，法律援助服務能力還有待進一步加強。
經費保障不足。法律援助工作的開展離不開經費保障，但目前法律援助工作經費不足。

幾點建議:
加大法律援助宣傳力度。廣泛深入宣傳法律援助制度，積極拓寬宣傳渠道，不斷創新宣傳形式，增強宣傳的針對性和實效性，讓更多需要法律援助的貧弱群眾了解並運用法律援助的方式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不斷增強法律援助實效。
加快法律援助信息化建設。按照法律援助工作要求，完善鎮鄉街法律援助工作站相關設備，方便困難群眾就地申請法律援助。
突出法律援助工作重點。擴大法律援助覆蓋面，重點加強對弱勢群體和困難群眾的法律援助，切實解決基層困難群眾打官司難的問題。根據特定困難群體的特定需求，組織開展對農民工、殘疾人、未成年人等群體的專項服務活動，總結經驗，提高服務的專業化水平和社會效果。
強化保障措施。健全完善政府對法律援助的經費保障機制，加大對法律援助的資金投入，把法律援助經費納入同級財政預算，逐步建立政府投入為主，社會捐助為輔的資金保障機制，保證法律援助事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㈣ 如何更好發揮司法所職能作用的調研

院調研的開展最主要的要從以下幾個方面加強。
第一、是要堅持正確導向突出司法調研工作重點
應始終堅持「服務大局、服務審判、服務決策」的「三服務」工作方針，不斷強化司法調研工作的針對性和實效性。首先要堅持把司法調研工作作為提升法院工作依法服務大局成效的重要基礎，只有充分認識到調研工作的重要性，才能在審判實踐中切實利用好、開展好調研工作，要突出調研工作的實用性，形成以審判帶動調研，以調研促進審判的良好格局。其次是要堅持把司法調研工作作為增強司法能力、提高司法水平的重要手段。始終堅持「司法調研是更高層次的審判」這一工作理念，把提高審判質量、效率和效果作為司法調研工作的著力點，深入研究審判工作面臨的新情況、新問題。重點課題深入開展調查研究，積極轉化調研成果，有力促進了審判工作質量和水平的提高。在司法調研工作中，應既著力解決突出問題，又注重總結典型經驗。第三是要堅持把司法調研工作作為謀劃法院工作科學發展的重要依據。由於調研工作所針對的問題具有典型性和並且是針對本單位的實施情況，因此具有重大的參考價值和意義。在作出重要決定、召開重要會議、部署重要工作、下發重要文件前，都結合實際開展調查研究，周密論證，確保決策的科學性、可行性。
第二、要充分發揮司法統計分析作用
司法統計以最真實的數據反映司法審判執行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是第一手的資料，通過對司法統計數據的分析可以更好的說明問題，並尋找到最佳的解決方案。一是要以信息技術為依託，不斷豐富統計數據資源，增強對第一手資料的佔有能力。司法統計分析的最大特點在於用數據說明問題，分析原因，因此要講司法統計工作和調研工作有效結合起來，避免資源的浪費。二是以整合資源為手段，充分發揮各方合力優勢。一方面要針對調研人員擁有較深法律理論功底、業務庭法官具有豐富審判實踐經驗、統計人員掌握大量案件數據和統計方法的特點，著力通過有效組織協調，使這三部分人員優勢互補、形成合力，從而不斷提升司法統計分析的質量；另一方面是以服務實踐為目標，有效實現成果多元轉化。始終將司法統計分析的成果轉化作為檢驗和評價司法統計分析成效的重要指標，一方面將「決策之前，統計先行」予以制度化、常規化，充分發揮司法統計分析對法院管理和決策的參考作用；另一方面，著力豐富成果轉化的形式，拓寬轉化的途徑和渠道，做到「人盡其才，文盡其用」。
第三、抓制度抓機制實現調研工作科學規范化
科學的工作機制和健全的管理制度，是實現法院調研工作科學化、規范化的重要保障。應從兩個方面著手建立健全調研機制：一是調研工作計劃和考核制度。應當按照上級法院的部署並結合本院實際，制定年度調研工作計劃及具體工作方案，這樣可以清晰的認識到本年度的工作任務和方向，有針對性的開展調研工作。二是調研工作組織協調機制。要注重發揮研究室作為專職調研機構對全院調研活動的組織、協調、指導、引領作用，形成研究室牽頭、相關審判業務庭和其他庭室參加、全體人員共同參與的調研工作新格局。三是調研激勵機制和經費保障制度。出台一系列鼓勵調研的政策，在人、財、物等方面對調研工作適當傾斜，把調研工作同幹警的考核、獎勵、職務晉升等切身利益掛鉤，納入崗位目標責任制考核范圍，形成責任到庭與責任到人相結合、精神鼓勵與物質獎勵相結合、獎勵與懲罰相結合的管理機制。五是調研成果轉化及利用機制。建立調研成果評價制度和效率快、層次高的調研成果轉化機制，依據調研成果的表現形式和成果轉化情況對其進行評價，並進一步規范調研成果轉化的方式、程序。
第四、堅持調審合一強化服務審判的職能
審判與調研並重，是我院歷任領導班子的共識和一貫作風，始終強調讓調研為審判工作提供依據，為領導決策提供參考，為法院改革提供思路，在指導思想上，堅持「一個統籌」，落實「四項覆蓋」。「一個統籌」——統籌調研和審判工作。深刻認識調研工作與審判工作之間的和諧互動和共生。一方面，圍繞審判中心找准調研的切入點，從司法審判反映的難點切入，從法律適用的困惑點切入，從統計數據的異常點切入，使調研工作更多地貼近審判實踐，更多地貼近工作中存在的問題，更多地貼近基層，服務於審判的需要。另一方面，審判工作為調研提供源頭活水，使調研源於實踐又高於實踐。調研工作本身就是審判工作的重要組成部分，貫穿於審判活動全過程，統籌審判與調研，是司法審判活動的特有規律，更是人民司法事業不斷發展的客觀要求。「四項覆蓋」即實現調研對個案審理、審判管理、審判指導和審判延伸的全覆蓋。一是調研覆蓋個案審理。可以確保法官在遇到法律難題時，及時根據輕重緩急予以啟動，為案件正確裁判提供智力保障，尤其有助於把好重大、敏感、復雜案件的質量關。二是調研覆蓋審判管理。審判質量效率評估體系是我院進行審判管理的主要手段之一，近年來，在調研基礎上，我院改進信息反饋方式，將該體系細化、落實到每位承辦法官，定期在全院組織召開案件質量效率講評會，並增加反映審判效果的若干指標，使這一體系真正成為審判工作的「風向標」和「晴雨表」。通過調研，我院進一步完善司法統計台賬，實行統計周報、審判工作情況月通報和季度通報制度，變滯後、靜態的司法統計工作為主動、前置的管理手段。三是調研覆蓋審判指導。針對案件審理反映的熱點、難點問題，開展專題研究，制訂執法規范性意見，統一執法尺度，規製法官的自由裁量權，並逐步探索符合中級法院審級的案例指導制度，力求「同案同判」。制訂案件審判、執行各流程環節的規范指引，確保「陽光審判」。四是調研覆蓋審判延伸。將調研的觸角延伸至裁判之外，通過拓展多種調研載體和平台，全面展示我院法官的職業素養和執法水平。

㈤ 如何規范基層執法行為的調研報告

一、基層執法工作現狀。
1是工作積極主動性不強，工作責任心不強，思想觀念陳舊，工作方法簡單粗暴，大局意識不強，多數人怕辦案、不想辦案、不會辦案，存在不求有功、但求無過的消極思想。2是重"收費"輕"管理"的現象依然存在，各基層部門大部分精力都花在行政收費上，為執法而執法。3是執法機構單一，專一辦案人員少，執法人員素質參差不齊。4是人力資源配置不科學，行政執法工作人員配置數量不足，執法人力資源嚴重不足。
二、從紀檢監察角度，加強基層執法工作的必要性。
基層執法規范化是法制社會最基本的要求，也是對基層執法人員最根本的素質要求。大力加強基層執法規范化建設，不僅是保證基層執法隊伍公平、公正、文明執法的重要途徑，也是提高基層執法隊伍維護社會穩定能力和執法公信力的重要舉措。基層執法部門，承擔著最具體最基本的執法活動，執法工作開展的好壞直接影響到全市執法隊伍的形象，乃至影響黨和政府在群眾心目中的形象。因此，推進基層執法規范化建設要立足於根本，立足於實踐，在現有的條件下，從宣傳教育、懲獎機制、監督方式入手，多措並舉，全面推進基層執法規范化建設。
三、在規范基層執法工作中積累的幾點經驗做法。
1 、從宣傳教育的角度出發，著重於思想道德建設，以提高基層執法人員拒腐防變能力，為規范基層執法打好基礎。
規范基層執法的首要任務就是端正思想，這是實現執法為民的前提和基礎。 端正思想，要牢固樹立勤廉執法的理念、牢固樹立嚴格依法辦事的觀念、牢固樹立服務於黨和國家工作的大局觀念。扎蘭屯紀委監察局組織全市各條戰線的執法人員參觀自治區級警示教育基地——成吉思汗監獄，通過參觀廉政教育展廳和警示教育展廳，深刻了解了中國共產黨的反腐歷程和先進人物的優秀廉政事跡，以及近年來領導幹部職務犯罪的典型案例。隨後聽取服刑人員現身說法，他們以自己的犯罪經歷警示大家金錢取代不了一切。這些生動的案例，給每一位執法人員敲響了警鍾，一定要堅定理想信念，堅持操守，樹立正確的人生觀、價值觀、權利觀、名利觀和世界觀，掌好權、用好權，自覺接受群眾的監督，堅決抵制不良風氣的影響，從思想上牢固築起黨紀國法和思想道德兩道防線，提高自身拒腐防變的能力，為規范基層執法打好思想基礎。
2、從學習培訓的角度出發，著重於自身素質建設，提高基層執法人員的執法素質，確保執法嚴格、公平，公正。
提高執法人員的執法水平是整個執法工作中的基礎性、保障性工作。通過強化法律學習和教育培訓，進一步提高執法人員的整體執法素質和水平。提高執法人員的執法水平，採取集中培訓和個人指導相結合，學習教育和案例剖析相結合的辦法，有計劃有步驟地對執法人員進行法制培訓。扎蘭屯市各執法單位針對不同層次執法人員的需要和實踐中遇見的問題，積極開展法制培訓，及時更新新頒布的法律法規知識。其次，各執法部門開展靈活多樣的法律法規學習活動，提高執法人員學習法律的熱情。扎蘭屯市城市管理行政執法局在全局范圍內開展法律知識競賽，進行現場閉卷答題；在全局范圍內開展模擬情景執法活動，互相學習、互相提高，交流執法中的好做法和好經驗，剖析執法過程中存在的問題，提高執法人員的素質和水平。
3、從監督的角度出發，著重於的完善監督機制，創新監督形式，以全面促進基層執法規范化。
及時、有效的執法監督，是保證基層執法人員規范執法的重要途徑。一套良好的監督機制，有利於基層執法人員執法朝著健康的方向發展，有利於基層執法人員更好地發揮長處、改進不足、彌補缺陷，以推進基層執法規范化建設。監督機制包括內部執法監督和外部執法監督兩種形式。
就內部執法監督而言，除了執法過程中建立執法檔案和進行質量考評之外，還要加強對基層執法人員依法履行職責和行使職權的行為進行監督檢查。扎蘭屯紀委監察局每年聯合市政府法制辦對全市行政執法工作進行監督檢查，對基層執法人員依法履行職責和行使職權的行為進行監督檢查，切實落實執法過錯責任追究制度。為內部執法監督取得實效，在全市行政執法單位及執法人員中實行黃牌警示紅牌問責制。主要是指市紀委監察局在行政執法檢查中發現行政機關行政執法人員存在失職、瀆職、濫用職權等行為但情節較輕的，予以黃牌警示，限期整改，並將記入個人執法檔案。全年累計黃牌警告超過兩次，市紀委監察局建議市政府相關部門暫扣其行政執法證件，調離行政執法工作崗位；對已違反行政紀律、構成違法違紀的行政執法人員實行紅牌問責，依據《行政監察法》給予相應的處理；凡是執法過程中的違法、違紀行為及"吃、拿、卡、要"行為造成重大社會影響，被新聞媒體曝光的，直接予以紅牌問責，建議政府有關部門吊銷行政執法證件，依法處理；一年內掛2次"黃牌"或 1次"紅牌"的單位，其主要負責人須作出書面檢查，並對一把手進行誡勉談話。
就外部執法監督而言，完善政務公開制度，依法公開執法流程、執法依據、執法進度、執法結果。扎蘭屯紀委監察局與全市基層執法人員簽訂行政執法廉潔承諾書，提高執法工作的透明度，以接受黨委政府、人民群眾和新聞媒體的監督，保證執法公開、公平、公正。並在全市行政執法監察工作中實行行政執法監督卡制度，為全市1500多名執法人員印製"廉政名片"。辦案單位在向行政執法案件當事人送達聽證告知書或行政處罰告知書時，一並將"廉政名片"送達當事人，並由當事人在卡片回執上簽收。同時，各辦案單位均建立《行政執法監督卡發放台帳》指定專人於每月28號前將發放台帳和卡片回執一同報送市紀委執法監察室，每月市紀委執法室根據市政府法制辦行政執法案卷數進行倒查，檢查此項工作完成情況，並根據各單位上報的回執卡內容，為行政執法單位建立行政執法人員勤廉檔案。
總之，規范基層執法是一項長期堅持不懈的任務，必須從每一個執法者具體的執法環節入手，規范執法行為，完善執法措施，強化執法監督，才能不斷規范基層執法工作。上述幾點經驗和做法，不足之處，還請批評指正。

㈥ 基層法律服務所目前現狀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最早於1980年底出現在廣東、福建、遼寧等地，主要是面向廣大農民群眾，調解生產經營性糾紛，並從事代書、解答法律咨詢等簡單的法律服務工作。自1984年以來經司法部、中央書記處都以會議和文件等形式再三肯定和推廣之後，在全國范圍內迅速發展起來，並迅速普及到大中城市的街道和廠礦企業。自1986年以後，在「鞏固、提高、完善、發展」的方針指導下，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呈急劇上升趨勢。截止1989年底，全國共有鄉鎮法律服務所29979個，擁有鄉鎮（街道）法律工作者90333人，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共調解糾紛1377624件，協助辦理公證1727265件，民事訴訟代理117013件，非訴訟代理235037件，擔任基層政府和企業常年法律顧問104073家，代寫法律文書594356件，解答法律咨詢3986602人次，挽回經濟損失212688萬元，各項業務比1988年均有較大幅度增長。 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等有關文件則將基層法律服務所作為「政法基層組織」之一。
自90年代以來，鄉鎮法律服務所開始進入總結、整頓階段，基層法律服務所建設重點轉到了上等級、上水平、上質量、上效益的新階段。司法部先後頒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等，確認了基層法律服務所近似於律師的廣泛業務范圍；司法部並統一頒發《鄉鎮法律工作者證》，作為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資格認證或執業證書（但審查權實際上交給了由縣級司法局）；國務院物價局下發的《關於印發第二批〈國務院有關部門行政事業性收費管理目錄〉的通知》中，將基層法律服務所業務收費列為准予收費的項目。總體來看，90年代的整頓和改革強化了基層法律服務體系。1992年，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撤消、合並驗收不合格的所加上新建的所，比整頓前增加1087個；整頓中辭退、解聘不符合條件的法律工作人員之後加上新招聘人員，比整頓前增加10467人；全國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鄉鎮法律工作人員佔13.8%，具有高中（中專）文化程度的佔62.3%，並有1205人已考取律師資格；很多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增加了服務業務的層次和范圍；法律服務所的各項規章制度開始健全，80%以下的所實行了掛牌服務和「兩公開一監督」制度；辦公條件和物質裝備也得到改善。 當時官方文件一致肯定，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協助基層政府推進依法治理、化解基層矛盾、普及法律常識、整治涉法熱點問題等方面所扮演了重要角色，成為政法基層基礎工作的重要輔助力量。
然而，世紀之交似乎成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命運的一次轉折點，抑制（或明揚暗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發展成為官方態度的主流傾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職能、體制和目標在幾經調整後目前可謂撲朔迷離。2000年3月，司法部頒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規定「基層法律服務所按照事業法人體制進行管理和運作」，實行與鄉鎮政府司法所「政事合一」；同年8月，「國辦發（2000）51號」和「清辦函（2000）9號」文件則指出，法律服務所「不再屬於行政掛靠機構或事業單位，實行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自律性運行機制，成為符合法律中介服務行業規則的合夥制執業組織形式」。嗣後全國各地深入貫徹《辦法》的精神，全面開展基層法律服務所清理整頓，要求各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司法所按照上述規章進行脫鉤改制。自此，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數量由持續上升趨勢急轉直下。截止2000年底，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34219個，較1999年減少1164個，不過，也許是慣性作用的影響，該年度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121904人，較1999年底仍增加2182人；業務量也有所增加，代理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比上年增長6.3%，擔任基層人民政府、村（居）委會和企事業單位常年法律顧問的比上年增長5.9%，其他業務也有所增加。然而到2001年，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銳減到28647個（較上年減少5572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較上年減少13919人；服務業務除訴訟代理略有上升外，但其他業務都明顯下降。 2002年，基層法律服務所及服務人員數量繼續下降，服務所較2001年減少1758個，從業人員減少9444人。
二、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
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主是通過其與這一體系中的其他主體之間的關系來定位的。從這些關系中，也能夠或明或暗地了解對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現狀評價和未來設計眾說紛紜的原因。
1.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基層司法所-「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形成。
基層司法所作為一級司法行政機構產生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比基層法律服務所出現約晚10餘年，但基層司法所的職能產生與法律服務所產生幾乎是同期的。1981年11月，司法部《司法助理員工作暫行規定》規定了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設立專職司法助理員，作為基層人民政權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員，在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和縣（區）司法局（科）的領導和基層人民法院的指導下工作。1996年6月司法部《關於加強司法所建設的意見》明確規定基層司法所的八項主要職能，其中包括指導管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代表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處理民間糾紛。 1991年9月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也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辦理各項法律服務業務，應當在本鄉鎮人民政府及其司法助理員（司法所）的領導下進行。由此形成的基層法律服務所和基層司法所的關系是：基層司法所是國家基層司法行政機關，基層法律服務所是社會團體，二者是管理和被管理、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基層司法所經費來自國家財政，由國家核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經費自籌，自負盈虧，沒有固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為當事人提供服務可以收費，而基層司法所提供法律幫助不能收費。但從文獻中我們看不出司法所與法律服務所「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根據，結合實證調查所獲得的信息，我們了解到，早期的法律服務所所長就是司法助理員，司法助理員又成為後來的司法所所長，於是就形成兩所所長合一、兩所人馬合一、兩所工作職能合一的狀況。
2.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剪不斷，理還亂」的冤家。
十幾年前，律師事務所從行政機關逐步脫鉤獨立、完全走向市場（不過在許多農村基層，國營律師事務所仍是當地主要或唯一的律師事務所），時至今日，以鄉鎮、街道為據點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也正按照同樣的思路開始與其行政主管機關司法所脫鉤、走向市場。根據2000年有關文件，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完全脫鉤改制後與現有律師事務所體制區別不大，他們在執業過程中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與《律師法》中關於律師執業的權利和義務差別不大，其中包括在參加民事、經濟、行政案件的訴訟代理活動時，向人民法院查閱案件有關材料，並可根據承辦事項的需要，持基層法律服務所證明和《法律服務執照》進行調查，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查詢、索取有關材料等權利，他們的義務中也同樣包括了「維護法律尊嚴與社會正義」、盡職盡責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按規定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等等。不過，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之間也存在明顯區別：（1）地域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主要服務於本區域農村、城市街道各基層單位和個人，而律師事務所則不受此限制；（2）業務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不能辦理刑事案件及與此相關業務，律師事務所則可以辦理包括刑事案件在內的所有訴訟和非訴訟業務；（3）執業資格：基層法律服務所從業人員要求取得專門法律服務工作者資格證書，由司法部統一組織考試進行資格認證；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要求通過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組織的全國統一司法考試；（4）收支制度：法律服務工作者必須按照各省物價局的規定由法律服務所統一收案、統一委派、統一收費，收費標准低廉，很多案件只收取成本費，有的甚至要求按照法律援助標准不收費；律師事務所收費標准相對較高。 法律服務工作者和法律服務所只需要繳納很低的年檢費，勿須繳稅；律師和律師事務所必須按特定標准繳納個人所得稅和管理費。
3.基層法律服務所與人民調解委員會-同一司法所領導下的職能交叉的服務實體。
根據1989年6月17日國務院發布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人民調解委員會是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下設的調解民間糾紛的群眾性組織，在由司法助理員具體代表的基層人民政府和基層人民法院指導下工作。人民調解委員會委員除村民委員會成員或居民委員會成員兼任外，由群眾選舉產生。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民間糾紛不收費，其工作經費和人民調解員的補貼經費由村民委員會或居民委員會自行解決（後規定調解成功的可適當收費）；在2002年9月最高法院司法解釋頒布後，人民調解協議的效力具有民事合同性質。但基層法律工作者主持達成的調解協議不具有約束力，只能靠雙方當事人自覺履行。當事人一方無故拒不履行的，法律工作者可以告知、協助或者受託代理另一方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不過，由於作為司法所所長的司法助理員的法定職責包括指導管理人民調解工作並參與重大疑難民間糾紛調解，在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員的司法所，常常是「三塊牌子，一套人馬」，司法所所長兼任法律服務所所長和調解委員會主任，於是在具體案件中，上述區別意義就不大了。
三、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社會評價與未來命運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基於社會需求而自發產生後，在一種沒有理論論證、沒有市場調查、沒有法律規范的背景下，依賴於政策和行政手段推動擴展的機制，因而它的生死成敗都對政策有很強的依賴性。至於我們特別關注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政策急轉直下的主觀原因，目前還沒有十分確切的官方依據。結合與高層官員的接觸和課題組自己的分析，基層法律服務所發展的無序狀態，加之近年來城市地區律師業的迅速發展和競爭日益激烈，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種種弊端和劣勢日漸顯現出來，特別是低價競爭和劣質服務成為直接威脅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存在價值的致命抨擊。司法行政管理部門高層領導的人事變動和思路變化，也是導致法律服務所在發展趨勢驟然變化的重要原因。
1999年9月至10月，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組成4個調研小組，分赴北京、天津、上海、山東、江蘇、河南、陝西、甘肅、廣東、湖北共10省市，就律師事務所與法律服務所的設置、業務范圍的劃分等問題，進行了專題調查研究，聽取了數百名調查對象的意見，主管基層和律師的有關負責人以及基層法律工作者、律師從不同的角度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從調查組調查結果來看，法律服務市場存在一些突出問題：（1） 基層法律服務機構名稱混亂， 法律服務所、法律服務中心、法律事務所、法律服務站、法律咨詢中心、法律服務公司、法律咨詢公司等林林總總，五花八門；（2）法律服務所布局不盡合理。總體看來，城市偏多，農村偏少，老少邊窮地區則更少；（3）收費標准缺乏規范。由於部里對法律服務所收費標准沒有統一規定，收費根據只能依據一些省市出台的臨時性的收費辦法；（4）法律服務所設立的審批許可權不統一，有省市司法廳局批准成立的，有地區縣司法局批准成立的，還有非司法行政部門批准成立的，如省編委、省政府、省法制辦、省高院、省檢察院、省工商局、老齡委等等部門；（5）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任職條件偏低。1987年司法部規定，具有高中文化和一定法律知識的人可以從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但由於在全國范圍內缺乏統一的任職資格考試，各地在掌握任職資格時隨意性較大；（6） 法律服務工作者隊伍急待整頓，主要是一些政法機關離退休人員，有的離退休年限不滿二年就進入法律服務機構工作，辦人情案、關系案，群眾對此反映較大；（7）法律服務所的管理有待規范，缺乏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的規范和約束，等等。
盡管存在上述問題，社會各界對於鄉鎮一級保留法律服務所並無分歧；但對在城市的街道一級是否設立法律服務所分歧很大；關於法律服務所的業務范圍是否應當劃分、怎樣劃分，意見不一。然而，部分高層官員希望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並在市場競爭中自生自滅的意向，已體現為行政結構變更，比如司法部管理法律服務所工作的基層處已由基層工作司調整到律師與公證工作司，基層法律服務所被納入與律師同類的管理體制。然而，這種似乎體現市場化和自治化的意向與高層領導的講話及文件精神並不一致。比如，2002年司法部頒布《關於加強大中城市社區法律服務工作的意見》和2003年司法部長張福森在全國司法廳（局）長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要求基層法律服務立足社區，親民近民、服務便利、收費低廉等特點，以及在滿足城市低收入階層和弱勢群體的法律需求等特殊作用出發，將大中城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職能定位於「以街道社區為依託，面向基層、面向社區、面向群眾，提供公益性、非營利性法律服務」。我們無法想像，「公益性」、「非營利性」的法律服務與以營利為驅動和杠桿的市場化體制/管理模式如何兼容，我們更無法想像，一個既沒有政府支持、也沒有市場資金來源的基層服務機構如何實現「公益性」目標？合理的推測是，基層法律服務也許能夠依賴於「（立足）社區」而獲得社會捐贈，從而成為公益性和非營利性的法律服務機構？無論如何，對於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前景如何定位目前尚未看到官方文件或講話，然而，官方、學者、以及與大中城市律師界較為接近的媒體卻基於不同立場和目標，正在設想由政府撥款的法律援助機構，和由政府操縱的「群體性自治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