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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 柳州市律師

送了幾個人啊....是被釣魚了還是怎麼的,他扣車的理由是啥啊.一般的違章罰款不超2000...既然是運管,那就是客運之類的吧
<道路運輸條例>
第六十四條 違反本條例的規定，未取得道路運輸經營許可，擅自從事道路運輸經營的，由縣級以上道路運輸管理機構責令停止經營；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處違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不足2萬元的，處3萬元以上10萬元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六十六條 違反本條例的規定，未經許可擅自從事道路運輸站（場）經營、機動車維修經營、機動車駕駛員培訓的，由縣級以上道路運輸管理機構責令停止經營；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處違法所得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罰款；沒有違法所得或者違法所得不足1萬元的，處2萬元以上5萬元以下的罰款；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七十二條 違反本條例的規定，道路運輸站（場）經營者允許無證經營的車輛進站從事經營活動以及超載車輛、未經安全檢查的車輛出站或者無正當理由拒絕道路運輸車輛進站從事經營活動的，由縣級以上道路運輸管理機構責令改正，處1萬元以上3萬元以下的罰款。
違反本條例的規定，道路運輸站（場）經營者擅自改變道路運輸站（場）的用途和服務功能，或者不公布運輸線路、起止經停站點、運輸班次、始發時間、票價的，由縣級以上道路運輸管理機構責令改正；拒不改正的，處3000元的罰款；有違法所得的，沒收違法所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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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 林桂南律師

姓 名： 林桂南 律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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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 址： 廣西壯族自治區 南寧市 青秀區東葛路22號萬峰大廈7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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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專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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個人簡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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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桂南，廣西京桂律師事務所主任，1984年開始在南寧市律師事務所執業，從事律師工作20年，承辦過數十件在社會上很有影響的大案要案，尤以辦理疑難要案出色而著稱。
1988年，任廣西律師協會副秘書長；
1992年，任廣西南方律師事務所主任；
1995年，任廣西天一律師事務所副主任；
2001年，任廣西京桂律師事務所主任。
相關文章介紹：一審判決賠償天價218萬元的異議，賠償天價218萬元，林桂南，廣西某市中級人民法院最近判決以被告某市婦幼保健院不作為造成原告盧某腦性癱瘓後果向原告盧某賠償218萬元，該判決賠償天價引起社會的關注，尤其被告某市婦幼保健院認為自己沒有過錯不服該判決而提起上訴。縱觀該案，筆者從一個法律工作者的觀點（角度）出發，認為：該案的一審判決缺乏事實和科學依據並有違反法律規定，及違背法律效率原則。
一、案情的經過及一審判決。
2001年12月19日6時55分，孕婦韋某在被告某市婦幼保健院產房自然分娩出原告盧某，當時盧某情況良好；因分娩時羊水混濁，被告為盧某每天肌注兩次青黴素，預防感染。每天肌注一次維生素k，預防新生兒出血。21日，盧某開始出現面部孔膜黃染，輕微嗜睡，吸吮力差等症狀，並且黃染逐漸加重。22日下午和23日上午的兩次體溫檢測分別為38度、39度，被告又為盧某靜脈輸液，口服魯米邦片。處理後，體溫降至37.4度。因盧某吸吮力差，黃疸加重，嗜睡，家屬要求轉院，逐於2001年12月23日下午轉入河池地區第一人民醫院（現更名為河池市第一人民醫院）。此時，盧某的血清膽紅素已高461umol，出現了全身黃疸，反應差，全身發軟，不能吃奶等症狀。經醫師診斷為：新生兒黃疸，高膽紅素腦病？該院在為盧某治療中向其家屬建議：有條件往上一級醫院治療。由此盧某先後被轉到柳州市中醫院，湖南省兒童醫院，廣西醫科大學第一附屬醫院進行康復治療，合計498天。在住院期間，因盧某醫葯費問題，其父母與被告協商未果，引起糾紛，從而提起訴訟。
在原縣級市人民法院審理期間，經該院委託，廣西金桂司法鑒定中心於2003年9月21日對盧某病殘程度作出鑒定：腦性癱瘓，殘疾程度為一級。另外，根據該院委託，廣西醫學會於2003年10月28日作出廣西醫鑒（2003）68號醫療事故技術鑒定書認為，醫方（被告）存在違法違規事實：主要是對患者沒有作認真的檢查，對病情變化估計不足延誤了診斷和治療時間造成盧某的腦癱。
鑒定書也認為：對此類病人，因病嬰體質因素、病情發展快，盡管得到及時的干預治療，也不能完全避免病人病情發展的嚴重後果。結論為：醫方（被告方）的違規事實與病嬰的損害結果有一定的因果關系。所以根據《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二條、第四條，《醫療事故處理暫行辦法》第三十六條的規定，認定本病例為一級乙等醫療事故，醫方承擔次要責任。
某市中級人民法院依據上述情況認為本案是因為被告沒有按照醫療常規進行診療，其不作為造成盧某病理性黃疸加重，最終形成核黃疸，造成不可逆轉的腦性癱瘓的嚴重後果承擔民事責任。故判決：被告向原告支付醫療費、殘疾生活補助費、精神損害撫慰金、司法鑒定費、住宿費、交通費、陪護費、後續治療費等項費用共2180586.84元，其中後續治療費1620000元。判決下達後社會一片嘩然，引起各方面的關注。
二、一審判決認定被告某婦幼保健院不作為缺乏事實根據。
腦性癱瘓是指嬰兒早期各種原因引起的非進行性的腦損傷所致的中樞性運動障礙及姿勢異常，並可同時伴有智力低下，癲癇和視聽障礙等其病因不一，有時為多種因素所造成，約有三分之一的患兒臨床上難以確定原因。
可將病因分為：
（1）出生前因素：主要由於先天性感染、缺氧、中毒、接觸放射線，孕婦營養不良，妊高症及遺傳因素等引起的腦發育不良或腦發育畸形；
（2）出生時因素：主要為早產、過期產、多胎、低出生體重、窒息、產傷缺血氧性腦病；
（3）出生後因素新生兒期各種感染、外傷、顱內出血，膽紅素腦病等。
從上述造成腦性癱瘓病因來看，出生前因素在臨床上是不可能預見到的；出生時因素在臨床上也往往會被忽視。就是發現了也沒有好的治療方式逆轉後果。盧某是否屬於前兩種因素導致的腦性癱瘓是完全不能排除的。被告對盧某發病的前兩種因素進行有效治療也是不可能的。所以，被告不應該對盧某如果屬於前兩種因素引起的腦性癱瘓承擔不作為責任或治療不當的責任。如果盧某屬於第三種出生後因素感染或外傷等引起的病因，被告在盧某出生後已每天為盧某注射青黴素10萬u肌注，每天兩次預防感染。並維生素k15mg肌注，每天一次預防新生兒出血。這已有力說明被告已盡了責任為盧某進行的正常醫治，並非不作為。因此，一審判決認定被告某婦幼保健院對盧某的病情醫治不作為是完全缺乏事實依據的。
三、一審判決被告某婦幼保健院承擔本案的全部責任是沒有科學依據的。
廣西醫鑒（2003）68號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結論認定：「主要是對患者沒有作認真的檢查，對病情變化估計不足延誤了診斷和治療時間造成盧某的腦癱。因此本病例為一級乙等醫療事故，醫方承擔次要責任。」省級醫療鑒定是本案定性的主要證據，被告（醫方）承擔次要責任。根據《醫療事故處理辦法》第13條明確規定：鑒定委員會負責本地區醫療單位的醫療事故的技術鑒定工作。省、自治區、直轄市鑒定委員會的鑒定為最終鑒定。它的鑒定，為處理醫療事故的依據。而一審判決認定醫學會的鑒定認定被告存在過錯行為是客觀公正的，但是在沒有事實依據的情況下就認定：「造成事故的原因是病嬰體質因素、病程發展快、病情嚴重，對此類病人，盡管得到及時的干預治療，也不能完全避免部份病人病情發展的嚴重後果。」因在鑒定中鑒定人沒有提及盧某體質有何特殊的狀況，且被告根本沒有對盧某出現的黃疸，採取過任何治療措施。而權威醫學證明，新生兒出現病理性黃疸後，不加處理的，血清膽紅素濃度迅速升高，並突破血腦屏障，約在12-24小時內形成核黃疸，造成不可逆轉的腦性癱瘓。而被告發現盧某出現黃疸症狀後，耽誤治療的時間大大超過了上述時間界限為由部分否認了醫學會的醫療事故技術鑒定結論，卻採納了模糊的概念「權威醫學證明」，判決被告承擔全部責任。筆者認為：一審判決的認定是缺乏事實和科學依據的。
（一）盧某在2001年12月22日下午4時、2001年12月23日上午8時，被告發現盧某體溫升高到38度、39度即對盧某進行對症治療，到23日體溫下降發現盧某黃疸後即轉至河池地區第一人民醫院。對這一過程,是不能認定被告耽誤了治療時間的。
（二）在盧某出現黃疸後被告已將盧某轉院，這不能說被告根本沒有對盧某出現的黃疸採取過任何治療措施。
（三）腦性癱瘓是一種特殊病因復雜的病例，醫學鑒定結論：「該種病例的病因是嬰體質因素，病程發展快，病情嚴重，對此類病人，盡管得到及時的干預治療，也不能完全避免部份病人病情發展的嚴重後果。」這是集醫學權威的結論,應得到尊重和採納。而一審判決卻否定醫學權威的結論,實為憑主觀表面認識，沒有對本病例實質來作客觀認定被告承擔全部責任是缺乏科學依據的。
四、一審判決被告某市婦幼保健院支付盧某後續治療費是違反法律法規的。
一審判決被告向盧某賠償2180586.84元，其中1620000元系30年後續治療費，這是違背法律規定的。
第一、根據《醫療事故處理條例》第五十條的規定：醫療費按照醫療事故對患者造成的人身損害進行治療所發生的醫療費用計算，憑據支付，但不包括原發病醫療費用。結案後確實需要繼續治療的，按照基本醫療費用支付。
第二、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的第十九條的規定醫療費的賠償數額，按照一審法院辨論終結前實際發生的數額確定。器官功能恢復訓練所必要的康復費、適當的整容費以及其他後續治療費，賠償權利人可以待實際發生後另行起訴。但根據醫療證明或者鑒定結論確定必然發生的費用，可以與已經發生的醫療費一並予以賠償。
上述規定患者需要後續治療的處理，概括起來為：
（一）應當以實際開支的費用憑票支付。
（二）要有醫院的詳細證明或者鑒定結論確定。
（三）賠償權利人待費用發生後另行起訴。對於一審判決認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人身損害賠償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對本案沒有溯及力問題。筆者認為是錯誤的，因為：雖然該解釋是在2004年5月1日起施行，但該案於2004年4月13日立案正在審理中，在司法實踐中應當參照這一規定進行審判。另外，該本解釋公布施行前已經生效的施行的司法解釋，其內容與本解釋不一致的，以本解釋為准,根據這一規定本案應適用該法律解釋規定處理。同時在以前的有關規定，後續治療費應在以後實際開支費用進行賠償。所以一審判決被告向盧某支付的巨額後續治療費是違反法律規定的。
五、一審判決的天價賠償違背法律效率原則。
在審判活動中，法官擁有自由裁量權，正是因為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要求法官在審判過程上必須綜合考慮判決結果的社會效益。判決既要體現立法的目的和法律價值，又要使法律資源配置效率最大化。如果法官在作出判決前沒有充分考慮判決結果對社會的負面影響，濫用自由裁量權甚至對某個公民的救濟是以犧牲「最大多數人的最大幸福」為前提的，那麼這類判決是違背法律效率原則的。從本案醫療糾紛的天價賠償來看，某中級法院法官在作出判決前顯然沒有考慮到醫院的賠償能力和判決結果對社會的負面影響。
什麼是法律效率？法學上所稱的法律效率是法律資源的配置和利用上的效率，法律資源是一切可以由法律界定和配置，並具有法律意義和社會意義上的價值物，如權利、權力、義務、責任、法律信息等。法律資源的配置要求效率優先地位，是配置法律資源的首要價值標准。社會主義法律效率觀具體表現在法律資源的配置和利用能使越來越多的人改善生活境況同時沒有人因此而生活境況變壞，這也意味著效率的提高。因此，法官在審判過程中必須要充分考慮社會公共利益，因為個體利益（或個體救濟）的實現可能給社會帶來利益，也可能給社會帶來不利或者損害。從道義上說，個體救濟的實現首先就應當對社會有利，但從法律效率而言。個體救濟有時卻在損害公眾利益。那麼就本案來看，天價賠償是否有利於公眾利益，是否達到法律效率的最大化呢？顯然沒有，筆者將從如下幾方面提出看法：
一是在法律價值的選擇問題上必須防止和減少負面的法律效應。法律價值具有主觀性的特徵使法官在做出價值判斷時會很困難。因此，法官在審判活動中必須將自己置身於特定的法律條件下，通過對立法目的和社會效益的充分思考，減少主觀性與法律基本價值的沖突，提高判決的理性程度。在本案中，被告和盧某都處於廣西經濟不算發達的地區，據了解，該被告婦幼保健院收入不多。但是法官卻沒有考慮到該市的經濟發展水平以及醫院的賠付能力，顯然違背我國確認、保護和發展一定的社會關系和社會秩序的目的，顯然不利於醫院與患者之間和諧關系的建立，因此，該案法官的判決是缺乏再三思考的。醫院作為社會公益機構，有救死扶傷的義務，天價賠償加重了醫院的負擔，沉重的債務甚至會使醫療工作陷入癱瘓，不復存在，天價賠償的負面法律效應帶來的嚴重後果是千萬或更多的患者有病不能治療的局面。這是我們法官應該看到的。
二是法律受益主體，即對誰有益的問題，法官在判決過程中必須考慮到個體救濟與群體利益相一致。在本案中，天價賠償對盧某是有利的，但是潛在損害了廣大人民群眾的利益（公共利益）。眾所周知，一個有效率的判決不但在內容上應符合正義和公眾利益，形式上應具有形式的科學性，在價值上更應符合正義和公眾利益。天價賠償在某種程度上的確是保護了患者的利益，對某個患者來說是公平的，但是醫院作為社會公益機構，在履行救死扶傷的義務中，由於風險系數的增大必然會導致其或者加重對患者收費，導致更多患者「看病難」，看不起病：或者通過各種手段規避法律的重罰，轉移風險。使患者陷入更加不利地位。法官的判決僅僅考慮某個受益個體，卻忽略了大多數人的利益。得與失，利與弊是顯而易見的，患者看病成本增加和風險承擔責任加大絕對是損害群體這個受益主體的，由此可見本案中法官作出天價賠償的判決時沒有全面考慮受益主體熟輕熟重的問題及由此帶來的嚴重惡果。所以本案的判決是缺乏法律效率的判決。
三是法官在審判活動中要以「辯證思維」對社會問題進行總體把握，克服慣常的「知性思維」，全面衡量判決結果和判決執行中的負面影響，在效率和公平出現沖突時，為了公眾利益，公平可以居第二位，甚至暫時作出自我犧牲。因為有時對某一個體的公平卻是對大多數人的不公平。由於個人追求利益的最大化，當出現天價賠償的個案以後，不可否認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會利用法律上的漏洞故意地製造醫療糾紛索取天價賠償（這樣的案件時有發生），作為公益機構的醫院將要無休止地面對這類糾紛，影響了其救死扶傷的義務，最終對誰最不公平？不言而喻！
綜上所述，本案因醫療糾紛引起的天價賠償是缺乏事實和醫學科學依據的，並有違背法律、法規、法律效率原則的。
作者單位：京桂律師事務所 2005年4月18日，試析 司法界高官犯罪的共性在社會經濟日益發展和進步的今天，很多社會問題不可避免地出現了。其中，司法界公職人員的犯罪現象也呈日益增長趨勢，盡管全世界的反腐敗斗爭不斷地深入，但仍然不能阻止司法界公職人員犯罪現象的增多，且越來越多出現了高官犯罪的案例。我們所說的司法界高官，是指公檢司法部門的領導層，尤其是法院領導層的犯罪列為之首。
司法界，這是一個神聖、權威的領域，給人的第一感覺就是純凈和公正，它是人們根本利益的保護神。每一們工作人員更應該走在人民的前面，模範地遵守各項法律、法規，應該是和犯罪作斗爭，堅決和犯罪劃清界線，與自身犯罪根本掛不上號的。但是，在現實當中司法界卻出現了一些事與願違的犯罪現象，並且在較多案例中出現了一此高官的身影。這就讓我們不得不對這個現象引起重視。在此，筆者就司法界高官犯罪的共性問題試作一些探討。
首先，公職犯罪是犯罪性質的一個基點。無論是高官還是其他官員犯罪都可以歸納到公職人員犯罪這一個最基本的概念中來。司法界高官也是國家公職人員的一部分，不管是故意還是過失地損害了國家和人民的利益，都應該受到刑法的處罰。而司法界高官作為某個部門的管理層，更加應該受到嚴厲的懲處。
其次，瀆職犯罪。主要表現為玩忽職守、濫用職權、徇私枉法、以權謀私、唯利是圖。這也是有些司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對工作嚴重不負責任，不履行或不正確履行職責，致使人民的生命財產遭受重大損失，或使犯罪嫌疑人逃脫法律追究。這也是最突出的司法人員職務犯罪類型，近年來，共查辦司法人員此類案件16起，占司法人員犯罪案件的12%。在此種犯罪類型中司法高官更容易出軌，因為他們比一般執法人員有更大的權利，說話「一言九鼎」，容易利用職權操作，甚至伸涉到不是自己權力管轄領域。他們在利益的驅使下，將鋌而走險變得自然而然。
第三，受權大於法的影響。我國是一個有著兩千多年封建歷史的國家，「官本位」思想嚴重，特權思想根深蒂固，「權大於法」的人治觀念深刻影響著人們的思想。特別是在現今體制下，「權大於法」現象依然凸現，其濁流同樣無一例外地「侵入」司法領域，成為司法腐敗之重因。一是從司法系統來講，檢察、法院仍是行政化管理，內部長官的權棒下，司法官員難免偏離法律准線，濫用司法權，甚至上下形成利益均占、利益互動、貪贓枉法；二是從司法系統外部來看，司法官的人事、待遇安排取決於當地行政長官；迫於地方長官的壓力或地方保護主義，司法官只有圍著地方行政長官的權棒轉，倚權枉法，有的司法官甚至在權杖的掩蓋下居中貪利。而高官作為一個部門的管理者，往往將決策權、執行權和監督權集於一身，對班子內部有絕對的說話權利，可以說是一把手說了算；把握著絕對的決策權，這就造成了監督真空。
第四，受人情關系的影響。人情關系在我國社會生活中具有極大的市場，司法官並不在真空中生活，同樣有著七情六慾，因而人情關系也必然會滲透到司法活動中，親威關系、同學關系、戰友關系、朋友關系等等無不影響司法公正的實現，成為司法腐敗不可忽視的因素。
第五，鑽監督制度不健全的空子。我國實行人大監督「一府兩院」的政體模式，實際運行中，人大監督軟欠，缺乏經常性、科學性。在基層，「兩院」對人大的監督大多是匯報性應付，且存在報「喜」不報「憂」、報「績」不報「失」，即使如此，人大有可能還點頭稱是；這樣一來，人大對「兩院」的監督實際上成為一種支應，起不到通過監督制約、遏制司法腐敗的作用。再則，檢察機關作為法律監督機關，對自身來說，立案偵查的職務犯罪案件沒有外來機關對其監督制約，但也很有限。實踐中職務犯罪案件立案的多判刑少就是例證。因而，在這缺乏監督的權力中發生腐敗也就並非偶然。對法院來講，在辦理刑事案件中，由於我國法律彈性條款較多，很難監督到位，在辦理民事案件中，檢察機關僅是被動式的事後監督，這其中因檢察機關要花大力氣而在一定程度上影響了監督的積極性。再說這種事後監督並不是件件跟蹤「過濾」、通過「過濾」遏製法官腐敗，而是帶有「亡羊補牢」性，且這種「亡羊補牢」對法官很難起到殺一儆百的作用，很難抑製法官的腐敗僥幸心理。而司法界的高官基本上都對法律知識有著深刻的理解，所掌握的法律科知識比一般的工作人員都多，經驗更加豐富，這就容易讓他們找到法律的空子，逃脫法律懲罰。
第六，官官相護，搞集團式權力網。在高官階層，一般都是些「哥們」似的人物。其實在高層多交往並不是什麼壞事，而且在更多的時候可以促進彼此之間工作的進展，有利於借鑒彼此之間的工作經驗，更好地達成共識，使司法界各方面更好地開展工作，起到互相監督的作用，有利於進一步凈化司法領域工作空氣，更好地起到為人民伸張正義、保障人民的權益、打擊犯罪安定社會的目的。但是在某些司法機關中，除了正當的交流，就是利用彼此之間的關系搞「額外利益」，達到彼此的利益需要，且通過此途徑達到掩飾罪行的目的，使下面部門沒法監督和調查，既無法讓其行為暴露於光天化日之下，但又拿他們沒辦法。起到更高的部門來查處時才明白事態的嚴重性。當然出事就是連鎖反應了。
第七，不正常、畸形的心理狀態驅使犯罪。
（1）矇混過關的僥幸心理。不少司法高官公職人員犯罪，都是僥幸心理占上風時陷進去的。他們具有自決心理機制突出的「駝鳥心態」。一方面，他們有固定經濟收入，生活上有保障，並不願意因貪污賄賂而丟掉公職，希望「魚與熊掌」兼得；另一方面， 他們都有較高的學歷，較高智商，往往自認為身份特殊、見多識廣、保護傘厚，且行為隱蔽、方法巧妙、手段高明、贓證匿藏天衣無縫、或相信朋友不會出賣自己，在自信能僥幸過關的情況下走上犯罪道路。
（2）貪圖享樂的虛榮心理。隨著改革開放的深入，市場經濟的發展，擁有實權的某些司法高官愛慕虛榮，一心追求個人享樂，被金錢、人情和關系所包圍，成為「糖衣炮彈」襲擊的對象。他們思想上逐漸放鬆了警惕，從拒絕吃請到逢請必到，尋歡作樂。當染上黃、賭、毒惡習、入不敷出後，便從接受一般禮品到收受巨額錢財，斷送前程。
（3）孤注一擲的賭徒心理。這種人崇尚「人為財死，鳥為食亡」的拜金主義的哲學，在金錢的誘惑下，只要能撈到好處，得到經濟上的利益，什麼黨性原則、榮譽尊嚴、道德良心甚至自由生命都可能置之腦後。在「有權時撈一把，逮住了自認倒霉」這種賭徒心理驅使下，他們膽大妄為，項風作案，明知早晚要翻船，仍如飛蛾撲火，自毀前程。
司法界的高官犯罪當然還有許多的原因，也不是短期內就能消除這種現象的，他們犯罪的手段也在不斷更新。要堵塞和減少司法界高官的犯罪，除了建立完善的監督體制，更重要的是需要我們司法界各部門的官員們真正地做到清者自清，自覺遵守法律法規，克服權力的誘惑，樹立正確的權力觀，價值觀，牢牢記住自己的權力從何而來，應該怎麼用，做一個人民利益的忠實保障者，為司法界誠信於社會貢獻應有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