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體制改革對刑事法律援助的
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關於刑事法律援助工作的聯合通知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司法廳（局），解放軍軍事法院：
為順利實施《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有關法律援助的規定，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就有關刑事審判中的法律援助程序、各級人民法院同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機構的工作銜接等有關事項通知如下：
人民法院指定辯護的刑事法律援助案件，由該人民法院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機構統一接受並組織實施；尚未設立法律援助機構的地方，由人民法院所在地的同級司法行政機關接受並組織實施。
法律援助機構或者司法行政機關接到指定辯護通知書和起訴書副本後，對刑事被告人是盲、聾、啞、未成年人、可以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應於三日內指派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提供辯護。
對刑事被告人符合當地政府規定的經濟困難標准，人民法院認為需要指定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的刑事案件，法律援助機構或者司法行政機關應於收到指定辯護的通知書三日內，指派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提供辯護。
對人民法院根據案情認為確需律師辯護、符合下列條件的刑事被告人，法律援助機構或者司法行政機關應於接受人民法院指定辯護三日內，指派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提供辯護：
（一）本人確無經濟來源，其家庭經濟狀況無法查明的；
（二）本人確無經濟來源，其家屬經多次勸說仍不願為其承擔辯護律師費用的；
（三）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已委託辯護人，而該被告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
（四）外國籍被告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
（五）案件有重大社會影響的；
（六）人民法院認為起訴意見和移送的案件證據材料有問題，有可能影響正確定罪量刑的。
人民法院對需要指定辯護的案件，應在開庭十日以前，將指定辯護律師通知書和人民檢察院的起訴書副本送交所在地的法律援助機構或者同級司法行政機關。同時，附送被告人符合法定或者本通知規定的法律援助條件的情況說明或經濟困難的證明材料。
接受承辦法律援助事務的辯護律師徵得刑事被告人同意後，即可依照刑事訴訟法的有關規定履行辯護職責。
人民法院應當積極支持律師行使辯護職能所開展的法律援助工作，為其提供查閱、摘抄、復制本案所指控的犯罪事實的材料及同在押的被告人會見和通信等方面的便利條件。
② 法律援助的基本社會功能是什麼
一、維護社會弱勢群體合法權益，防範和化解社會矛盾
一般認為，維護社會穩定的最優方案是控制社會，就是把社會生產和生活組織到盡可能高的有序狀態，有序社會是社會矛盾較少和社會矛盾較容易解決的社會。社會矛盾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均勢群體之間的厲害沖突；另一類是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的厲害沖突。前者可以通過社會預設的各種調解、仲裁和司法機制來解決；而對於後者中的群體，情況要復雜得多。在實行市場經濟的現今社會，各種矛盾解決機制的設計無不打上經濟利益的烙印，往往都附有一定的成本。作為社會公正底線的司法機制也不例外，主要表現為法院訴訟費和律師服務費及鑒定費用的收取等。無疑，對於大部分弱勢群體而言，附帶有各種經濟成本的司法機制遙不可及，法律賦予他們的各種權利猶如空中樓閣，在受到侵害時除了逆來順受，只能在狀告無門時採取法外手段私力解決。這類矛盾引發的各種沖突，必將嚴重地危害社會治安，成為許多犯罪現象滋生的根源。因此，只要司法制度被預設成本，只要有社會弱勢群體的存在，從維護社會穩定的角度出發，就必須實行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具有以下重要功能：一是將社會矛盾的解決導入法律途徑，恢復法律信任。法律援助制度的實施，有利於將此類當事人引導到採用法律手段解決矛盾的軌道上來，並由此增強法律在社會各個階層的執行力，促進社會貧弱階層對法律的理解及親合。我國每年處理的數十萬件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件，使大量可能激化成刑事案件的民事和行政糾紛得以合法方式解決；特別是許多群體性矛盾的法律調解和疏導，如由房屋拆遷、勞動糾紛、爭奪土地和水資源引發的集體上訪、局部區域緊張等，對穩定地區社會治安、恢復公眾對法律和司法的信任極有好處。美國著名學者米歇爾·麥卡恩在《刑事辯護法律援助》中熱情地寫道，「窮人看到自己也能像富人那樣享受司法體制的保護，因而更支持依法治國②。」二是扶貧功能。法律援助的扶貧功能表現為直接和間接兩種形式。前者指通過國家法律援助制度的介入，免除了受援人的律師費，不至於使本來就捉襟見肘的經濟狀況雪上加霜；而且在有直接經濟利益的糾紛和訴訟中，可以通過法律援助實現法律賦予受援人的合法權益，改善經濟狀況。後者主要是指通過向廣大貧弱者提供法律援助達到各種矛盾和糾紛的化解和消除，實現一個和平安寧的有利於發展經濟的社會環境，被稱為「社會保障的法律保障」 的法律援助制度③，在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和諧、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方面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三是強化弱者的反侵害功能。在犯罪場理論中，犯罪侵害對象是十分重要的因素。研究表明，被害人的生理、心理和行為弱點是最易被犯罪人利用為實施犯罪的條件。犯罪分子之所以會選擇這類群體作為犯罪對象無外乎兩點，一是犯罪易於得手；二是得手後這類群體的回擊能力弱。當法律援助成為貧弱者的一項法定權利後，弱勢群體對抗外界侵害的能力必然有所加強，對犯罪者侵害弱勢群體的意圖起到有效的遏制效應。
二、保障訴訟權利，彰顯法律親和
在刑事訴訟中，由於被害人往往有強大的國家公訴機關的支持，而自由受到限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成為這一程序中的弱者，如同其他弱勢社會群體一樣，他們也成為現代法律援助制度關注的對象。而且，由於刑事訴訟關乎憲法賦予當事人基本的憲政權利④，各國政府都十分重視構建本國的正當刑事程序，保障弱勢的被告站在平等的地位與國家公訴機關進行一場對其而言極為重要的訴訟。各國紛紛建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為貧困和特殊被告提供免費的律師代理和辯護。
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面臨的風險比在民事或行政訴訟中面臨的風險大得多。刑事司法的結果涉及到關繫到被告人生命、自由等基本人權的國家刑罰權的最終發動與否。刑事訴訟一旦出現錯誤，將會給被告人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刑法的適用和刑罰權的發動具有雙重屬性，「保護社會權利最得力的工具也常常是侵犯個人權利最厲害的手段，刑法猶如雙刃劍，用之得當，個人社會兩受其益；用之不當，個人社會兩受其害 ⑤。」對西方刑事司法制度的研究表明，刑罰制裁方式與刑事訴訟方式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刑事立法的基本出發點被認為是「保護社會」；刑事訴訟側重於「保護個人」。從抽象的理論上講，保護社會和保護個人是可以統一的，但是由於某些具體制度本身存在的問題，加上為錢辯護的律師神通廣大，刑事訴訟法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保護有錢的被告人的工具，致使刑法「懲罰（所有的）犯罪以保護社會」的功能產生了偏向懲罰無錢的犯罪。於是這些受到刑法制裁的人產生了更大的反感（不平等感），助長了社會動亂因素，這同社會保護的目的正好相反⑥。為了保障貧弱被告人的合法權益，許多國家都規定了涉嫌重罪的被告的法律援助權，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無須受到經濟條件的限制⑦。不少國家還將刑事法律援助擴展到所有可能被剝奪自由的刑事案件中。
在刑事訴訟中實行法律援助制度的另一個好處是，促進貧困被告人對於法律的認同與親和。我們不妨對刑事被告人作一個分類透視：第一種為判決被告人無罪的情況。獲得法律援助的過程雖然不具有教育的作用，但是，他所經歷的無故追究將使他對法律和司法產生某種不信任感，這對於他本人、法律、社會都是不利的。法律援助等體現司法平等和人權保障理念的諸制度的實施，將有助於司法權威的確立，使他有理由相信法律和司法是公正的，對所有人包括貧弱者、甚至由於嫌疑重大而遭到拘捕的自己都是一視同仁的。第二種情況是被告人被判決有罪的情況。由於法律援助律師進行了有效的減輕罪責的辯護，使其罰當其罪，既保護了他的合法權益，又有助於他認識法律的意義，認識自己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為教育其改過自新打下基礎。可見，法律援助的作用一方面促進了公正司法；另一方面，對於被告而言，其教育和鑒別意義也不可忽視。
強調親和性與感化力。是因為，刑事訴訟的潛在主體是一切可能進入刑事訴訟程序的社會成員。程序人權反映的不僅是實際上已經進入訴訟程序的被告人的訴訟地位問題，而且是整個社會成員相對於國家的法律地位。再者，刑事司法程序的親和性與感化力，也是注重特殊預防的刑事政策之功利價值的內在要求。近年來，我國的再犯、累犯比例回升，一些大案要案的犯罪分子中受到80年代被嚴打處分的佔了相當大一部分。究其原因，我國以往的刑事政策和制度過多地側重於懲罰，側重於威懾的一般預防，在感化教育方面甚為欠缺。改革開放以來，經過20多年的努力，我國法制建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在張君、李澤軍重大殺人搶劫案審判過程中，重慶市和湖南省常德市兩地法律援助機構分別根據我國現行法律援助制度為該案中的十幾位被告指派了辯護律師，以維護他們的正當的訴訟權利。主犯張君在自白中承認，通過對80年代
被處以勞動教養和這次被捕、受審的兩次經歷相比較，他親身感受到中國法制的進步。盡管他罪大惡極而被處以死刑，他仍然在監禁和審判程序中受到了人道主義待遇。
三、引發雙邊合力，促進行刑感化
新派教育刑理念促進了監獄從單純執行消極回顧機制的懲罰職能向積極的前瞻性的矯正和預防職能轉變。李斯特提出的「矯正可以矯正的罪犯，不可能矯正的罪犯不使為害」的思想得到各國普遍認同和貫徹，追求減弱乃至消除犯罪人人身危險性，預防再犯成為監獄行刑的首要目的。為達到矯正犯罪人的主觀構成和人身危險性，把犯罪人改造成為能自食其力的社會有用人才之目的，各國在刑罰執行、勞動改造、教育改造和獄政管理等各個環節推行人道性原則、教育性原則和個別化原則 ⑧；在保持刑罰懲罰和剝奪功能的前提下，採取各種措施有針對性地教育和感化犯罪人。
在行刑中實行人道性原則，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表現，有利於調動犯罪人改過自新的積極性，有利於行刑目的的實現。西方的近代刑法學家們把資產階級人性的本質屬性說成是自由、平等、博愛以及其他的人道主義方面。現代的刑法、刑罰理論在人性和人道主義問題上出現了極為突出的演變，認為人道主義的頂點是把壞人改造為好人，把惡性轉變為循規向善的人⑨。一般認為，堅持人道性原則，首先要處理好罪犯權利保障問題。在監獄服刑的犯人因觸犯刑律而被剝奪或限制了某些權利；但是，作為普通公民，他們仍然享有與其他未犯罪公民的同樣的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各種權利。這些權利包括很多方面，例如，選舉權、宗教信仰權、人格尊嚴不受侵犯權、批評建議權、獲得賠償權、獲得勞動報酬權、休息權、合法財產權、著作權、繼承權、獲得物質幫助權等。如果這些權利未被依法剝奪，罪犯仍然享有這些權利。此外，我國《監獄法》還規定了人身安全不受侵犯權、會見權、從事適當的體育和文化娛樂活動的權利、重大立功表現者的減刑權、勞動中致傷致殘人員依法獲得補償金和撫恤金的權利等數十項與行刑相關的權利。當然，罪犯也要履行相應的義務。這些權利對罪犯改造和教育罪犯是十分重要的，是對罪犯實行人道主義的最低權利保障和基礎條件。我國著名刑法學家儲槐植教授指出：給犯人權利的重大意義在於使犯人在行刑過程中處於相對的主動地位，以利調動矯正的積極性。雙方的權利和義務是雙邊（國家行刑當局和犯人）合力的法律基礎，雙方享有權利並認真履行義務的過程就是雙邊合作的過程，也就是刑罰功能實現的過程。侵犯犯人的權利實質是阻撓國家刑罰目的的實現⑩。應該看到，在獄中服刑的罪犯的權利帶有不完整性。罪犯處於監禁條件之下，人身自由受到或多或少地剝奪和限制，在行使某些其他法定權利時不得不受到前者帶來的相應的限制和制約。因此，與人身自由相密切聯系的那些權利的行使就不能象其他公民那樣充分、完全和徹底，建立監獄法律援助制度也就成為保障犯人獄內獄外基本權益、實現國家刑罰目的的時代要求。
四、發揮法律援助職能作用，提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模式品格
我國創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時間還不長，法律援助在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的積極作用尚未獲得政府和社會的充分認同。為使這一制度發揮出應有的功效，筆者認為，至少可以通過以下幾個途徑來實現：
一是司法改革中，加強法律援助人權保障功能的發揮。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和實施「依法治國」方略的要求，我國正在進行較大規模的司法改革行動。「在司法改革中注入人權保障因素」是學界和實務界的共識。司法改革成功的標志不是國家權力之間的重新排列組合，而是公民權利和自由總量的增加。在司法改革中，尤其要關注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權利保障。在司法改革中，確立並加強法律援助的應有地位，這已經成為現代法治國家司法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
二是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總體規劃中，納入法律援助制度。我國正處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過度的變革時代，各種利益格局發生急劇變動，社會矛盾和犯罪現象不斷出現。我國犯罪預防的綜合治理模式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符合犯罪預防的一般規律和要求。但是，從總體上來看，這一綜合治理模式在觀念上重「打防」，輕「教育」，輕「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基本權利的維護」，累犯、再犯的大量出現至少說明在實踐中還存在著不少這樣的問題。犯罪問題嚴重，單靠嚴打或刑事司法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從另外一個方面，市場經濟是平等主體之間的競爭經濟，市場主體的平等地位要求與之相配套的犯罪預防政策的設計體現人權保障的思想。筆者認為，打擊犯罪和保護人權兩者不可偏廢，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模式中有意識地納入和加強法律援助及類似諸制度，將有利於提升這一模式的現代品格，有利於特殊預防，有利於標本兼治。
三是擴大法律援助制度的范圍。要充分發揮法律援助制度在預防犯罪和保障人權方面的積極作用，當前要有意識地把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圍向刑法的前後兩端——犯罪的社會預防和服刑人、出獄人的社會保護兩個方向延伸。
③ 淺談刑事案件的法律援助
一、刑事法律援助概述 所謂刑事法律援助「就是在刑事訴訟領域中保持控訴平衡、保障社會弱者平等訴訟機會的一種實現司法正義的制度設計。簡言之，就是在刑事訴訟中的法律援助。具體的說，是指在刑事訴訟中為貧窮的、無力支付法律費用或其他符合條件的當事人，免費提供辯護或代理的制度。」[1]刑事法律援助是伴隨著社會民主和法制的發展而體現出的對人的主體性權利的尊重的一種制度設計，在專制社會和人治社會是無從存在的。法律援助的目的是使司法活動得以正常進行司法公正不受影響，使「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從現實上得到體現，從而堅定公民對政府及社會公正的信念。[2] 二、刑事法律援助的理論基礎 （一）訴訟正義的要求。 「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法治原則之一。在我國刑事訴訟中，法律規定人人都有委託或聘請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幫助的權利。作為一種商業性非常強的職業，律師為委託方提供法律服務，委託方支付相應的費用，這是律師維持其生活的一大來源。然而，刑事訴訟中並非所有的當事人都有能力聘請律師，這就有可能導致因為財產狀況的不同而在法律面前享有的權利不同，從而使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成為水中月、霧中花。「相對於裁判職能而言，控辯雙方訴訟權利在形式上的平等，是維護訴訟構造平衡，保證訴訟公正所必需的。」[3]為實現最低限度的公正原則，避免當事人因自己囊中羞澀而在法庭審判中受到可能的不公正待遇，也為了實現「看得見的正義」，以「看得見的方式實現正義」，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應運而生。 （二）實現「控辯平衡、平等武裝」。 在狹義刑事訴訟中，[4]由於行使追訴權的一方是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並掌握各種必需手段的國家機關，而被追訴方往往處於被指控的地位，其地位顯然與行使追訴權的國家機關不可同日而語。在廣義上的刑事訴訟之審前階段，被指控者往往處於被羈押狀態，控辯雙方地位、力量上的差異之懸殊顯而易見。因此，為了保護人權，保證訴訟參與原則的充分實現，無論在審判階段，還是在審前階段，都需要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三）維護被害人權利。 以往談及刑事法律援助時，我們自然而然地認為其對象屬於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似乎遠離了該范疇。有學者在對刑事法律援助下定義時認為：「刑事法律援助是指法律規定對那些經濟困難無力支付訴訟費用，或者特定案件中的刑事被告人由法院指定執業律師義務承擔刑事辯護和幫助的法律制度。」[5]筆者以為，出於公平與正義的理念，從道義上為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也具有正當性基礎，因此，維護被害人的權利理應成為刑事法律援助的理論基礎之一。 三、我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的現狀 （一）立法現狀。 我國於1994年開始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制度。在1996年頒布的刑事訴訟法中得以體現，其第34條規定：「（1）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可以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2）被告人是盲、聾、啞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3）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由此可以看出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採用的是指定辯護的方式。該條第一款實際上是一種「任意的指定辯護」，法院對於指定辯護人的選任問題具有自由裁量權。第二、第三款規定的指定辯護則是法院的義務，如果法院不履行這一義務，則其所進行的訴訟行為在程序上就失去了正當性，所作出的裁判就有可能因被當事人提出上訴、檢察院的抗訴而被上級法院裁判無效。[6]這種辯護即所謂的「必要的指定辯護」。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37條規定：「被告人沒有委託辯護人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民法院可以為其指定辯護人：（一）符合當地政府規定的經濟困難標準的；（二）本人確無經濟來源，其家庭經濟狀況無法查明的；（三）本人確無經濟來源，其家屬經多次勸說仍不願為其承擔辯護律師費用的；（四）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被告人已委託辯護人的；（五）具有外國國籍的；（六）案件有重大社會影響的；（七）人民法院認為起訴意見和移送的案件證據材料可能影響正確定罪量刑的。」 我國律師法第41條規定公民在贍養、工傷、刑事訴訟、請求國家賠償和請求依法發給撫恤金等方面需要獲得律師幫助但是無力支付律師費用的，可以按照國家規定獲得法律援助。第42條規定，律師必須按照國家規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盡職盡責，為受援人提供法律服務。 國務院於2003年7月21日頒布、9月1日施行的《法律援助條例》是迄今為止我國唯一一部專門規定法律援助制度的行政法規。其第11條規定：「刑事訴訟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一）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二）公訴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三）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第12條規定：「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辯護時，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提供法律援助。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辯護時，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提供法律援助，無須對被告人進行經濟狀況的審查。」 （二）實踐中的做法及不足。 自1992年我國首家法律援助組織——武漢大學弱者權益保護中心成立以來，現代意義上的刑事法律援助逐漸在中國開展了起來。隨著一系列法律、規定的出台，在全國按照行政體系迅速展開了法律援助機構的建設，初步形成了以法院指定為主，法律援助中心或律師事務所自主決定為輔；律師義務援助為主，政府財政適當補償為輔；審判階段為主，其他訴訟階段為輔的刑事法律援助體系。但是由於各項工作起步較晚，仍然存在不少的問題。突出體現在： 1、法律援助方式單一。 通觀我國目前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援助方式有法院指定辯護律師援助和應當事人的申請而提供的援助。而且，應當事人的申請提供援助時一般還需要進行審查。對審前階段和審判階段的法律援助沒有區分情況，只是籠統地規定了可以對受援對象提供援助。 2、法律援助實施人員范圍限於律師。 在實踐中，刑事法律援助的主體往往限於律師，而且，我國《律師法》認為律師實施法律援助工作是其義務，對律師不履行義務的後果規定的相當嚴厲。這樣做的目的是保證案件的質量。但不可忽視的是，這極大地影響了律師從事法律援助工作的積極性。實際上，按照《法律援助條例》的規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律師是法律援助的實施主體。此外，由於我國地域遼闊，經濟發展不平衡，律師分布也不平衡，一些地方律師在執行法律援助工作時往往疲於奔命，費力不討好。 3、援助對象范圍較窄。 雖然我國《刑事訴訟法》、《律師法》、《法律援助條例》對刑事法律援助對象做了具體的規定，援助對象由過去限於被告人擴大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訴人、被害人。但是，相對於西方發達國家的規定，我國將援助對象嚴格限於「經濟困難」以及幾類特殊的群體，顯然援助對象范圍有過於狹窄之虞。 4、重視對審判階段刑事被告人的援助，忽視對審前階段犯罪嫌疑人的幫助。 《法律援助條例》第11條規定了在審前階段犯罪嫌疑人有取得律師幫助的權利。但是在實踐中，人們往往重視對審判階段刑事被告人的援助，法院對符合指定辯護條件的，會主動為被告人指定辯護。但處於審前階段的犯罪嫌疑人則似乎沒有那麼幸運了。按照現行法律的規定，偵查機關、審查起訴機關沒有義務為犯罪嫌疑人請求法律援助，而且，實踐中往往會以偵查涉及偵查秘密為由為犯罪嫌疑人請求法律援助設置重重障礙，援助者也忽視或不願意為其提供援助，犯罪嫌疑人要想獲得有力的法律援助何其艱難。
④ 刑事案件可不可以申請法律援助
刑事案件可以申請法律援助。只要是當事人的經濟狀況較為困難或者有其他特殊情況，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都可以向法院申請法律援助無償獲得律師的幫助。
法律分析
如果流量遠遠低於保證精確度的最小流量，將導致無輸出（如渦街流量計）或輸出信號被當作小信號予以切除（如差壓式流量計），這對供方來說都是不利的，有失公正。為了防止效益的流失，對於一套具體的熱能計量設備，供需雙方往往根據流量測量范圍和能夠達到的范圍度，約定某一流量值為「約定下限流量」，而且約定若實際流量小於該約定值，按照下限收費流量收費。縣級以上人民政府計量行政部門可以根據需要設置計量檢定機構，或者授權其他單位的計量檢定機構，執行強制檢定和其他檢定、測試任務。執行前款規定的檢定、測試任務的人員，必須經考核合格。這一功能通常在流量顯示儀表中實現。縣級以上地方人民政府計量行政部門根據本地區的需要，建立社會公用計量標准器具，經上級人民政府計量行政部門主持考核合格後使用。企業、事業單位根據需要，可以建立本單位使用的計量標准器具，其各項最高計量標准器具經有關人民政府計量行政部門主持考核合格後使用。計量檢定工作應當按照經濟合理的原則，就地就近進行。計量檢定必須按照國家計量檢定系統表進行。國家計量檢定系統表由國務院計量行政部門制定。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五條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本人及其近親屬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⑤ 刑事法律援助適用的對象有哪些
《關於刑事訴訟法律援助工作的規定》第二條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辯護專人的屬，本人及其近親屬可以向辦理案件的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級司法行政機關所屬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可以依照前款規定申請法律援助：
（一）有證據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屬於一級或者二級智力殘疾的；
（二）共同犯罪案件中，其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委託辯護人的；
（三）人民檢察院抗訴的；
（四）案件具有重大社會影響的。
第九條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下列情形之一沒有委託辯護人的，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應當自發現該情形之日起3日內，通知所在地同級司法行政機關所屬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一）未成年人；
（二）盲、聾、啞人；
（三）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
（四）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人。
⑥ 刑事案件法律援助的意義
第一，維護社會正義，保護人權；第二，確保司法公正和刑事訴訟活動的正確運行；第三，推進法治國家、法治政府建設。
⑦ 刑事法律援助的條件和對象
法律分析：（一）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聘請律師的；
（二）公訴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
（三）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
法律依據：《法律援助條例》
第十一條 刑事訴訟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
(一)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聘請律師的(二)公訴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三)自訴案件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
第十二條 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辯護人，人民法院為被告指定辯護時，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提供法律援助。
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為被告人指定辯護時，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提供法律援助，無須對被告人進行經濟狀況的審查。
第十三條 本條例所稱公民經濟困難的標准，由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根據本行政區域經濟發展狀況和法律援助事業的需要規定。
申請人住所地的經濟困難標准與受理申請的法律援助機構所在地的經濟困難標准不一致的，按照受理申請的法律援助機構所在地的經濟困難標准執行。
⑧ 司法體制改革的方面有
法律分析：一是堅持正確政治方向，要求堅持黨的集中統一領導，堅持以人民為中心的發展思想，堅持從我國國情出發，堅持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
二是明確主要目標任務，要求完善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司法制度，更好維護國家政治安全，確保社會大局穩定，促進社會公平正義，保障人民安居樂業。
三是推進司法機構改革，要求加強和優化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重新組建司法部，組建國家移民管理局，深化跨軍地改革，構建系統完備、科學規范、運行高效的機構職能體系。
四是推進司法權運行機制改革，要求完善司法人員分類管理制度，完善司法責任制，健全司法人員職業保障制度，深化司法體制綜合配套改革，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
五是全面深化公安改革，要把改革的指向聚焦到提高人民群眾安全感和滿意度、提高執法水平和執法公信力、提高管理效能和服務水平上來，著力完善現代警務運行機制和公安執法權力運行機制，建立符合公安機關性質任務的管理體制，建立體現人民警察職業特點，有別於其他公務員的人民警察管理制度，做到嚴格規范公正文明執法。
六是全面深化國家安全機關改革，要求堅持總體國家安全觀，走中國特色國家安全道路。
七是全面深化司法行政改革，要求堅持法治國家、法治政府、法治社會一體建設，加快建立權責統一、權威高效的依法行政體制，深入推進監獄管理、戒毒管理、社區矯正、律師管理、司法鑒定、法律援助、法治宣傳、人民調解等領域改革。
法律依據：《關於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工作情況的調研報告》「建設法治中國，必須深化司法體制改革，加快建設公正高效權威的社會主義司法制度，維護人民權益。要維護憲法法律權威，深化行政執法體制改革，確保依法獨立公正行使審判權檢察權，健全司法權力運行機制，完善人權司法保障制度。」面對改革大趨勢，基層法院的改革是司法體制改革的基礎，由於沒有經驗可循，司法體制改革更需集思廣益，制定出科學、合理的司法體制改革方案。根據縣委政法委通知要求，我院隊司法體制改革工作進行了專題調研，現將調研情況報告如下。 一、鹽山法院司法改革工作成效 鹽山法院在縣委的堅強領導、縣人大的正確監督和市中院的精心指導下，認真貫徹落實中央關於深化司法體制改革 _，堅持以審判為中心，以法官為主體，解放思想，大膽創新，積極參與和推進司法體制改革，構建符合司法規律的審判工作新機制，努力實現公平正義。
⑨ 關於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
首先,要解決認識上的問題。在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問題上,現在有一種傾向,就是非常強調審前程序,包括偵查、起訴要按照審判的要求、標准進行辦案,不能把帶病案件訴到法院。這是一種良好的願望,也應當下功夫抓好審前程序的工作。但不能指望以此解決以往存在的司法不公、冤假錯案的問題。這是一種美好的理想,是難以實現的。應當堅定不移地貫徹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的改革,不能以加強審前工作,提高辦案標准代替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
其次,要解決好領導這項改革的組織措施問題。基於這項改革的全局性和我國司法體制的特點,我認為,由任何具體司法部門牽頭負責這項改革是有局限性的,建議中央政法委直接出面組織、協調、領導這項改革。
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應當以繁簡分流、快速辦案以及建立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為前提為基礎
雖然以審判為中心訴訟制度的核心是庭審實質化,但並不意味著所有刑事案件都需要或都應當實行庭審實質化的審判。
在繁簡分流的基礎上強化重點案件的庭審實質化審判
以審判為中心就要落實庭審實質化,而庭審實質化就是要保證證人、鑒定人等出庭作證,接受訴訟雙方質論特別是控方證人接受辯方的質證。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案件的所有證人都需要出庭作證。
同時,即使屬於此類案件也不是需要所有證人都出庭,而是重要證人、關鍵證人應當出庭。我個人認為這包括三種人:
一是案件的目擊證人,其所作證言屬於直接證據,應當出庭作證。
二是鑒定人應當出庭作證,對此我要多說幾句。與普通證人相比,鑒定人更應當出庭作證。普通證人是因為偶然原因成為某個案件的證人,一輩子可能就做一次證人,而鑒定人是職業證人,是為訴訟案件反復提供鑒定意見證據的人,而且鑒定意見證據對定案又有著特殊的作用,往往容易被輕信。以往發生的一些冤錯案件就是由於鑒定失誤造成的。
第三種需要出庭作證的就是有關偵查人員。實踐中偵查人員幾乎不出庭,這是有問題的。應當樹立一種觀念或認識,偵查工作不是破了案就大功告成了,偵查人員還須出庭作證,支持檢察機關指控犯罪,直到案件被法院定案才算完成了任務。
加強刑事辯護包括加強和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
以審判為中心改革訴訟制度,刑事辯護非常重要。我國刑事案件的律師辯護率一般認為只有30%左右,70%左右的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律師辯護,這怎麼體現和實現司法公正?國際上通行的公正審判的標准中律師辯護是非常重要的一個方面。這裡面又包含兩項要求,首先有律師辯護本身就體現了程序公正,其次要重視律師的辯護作用,通過律師辯護維護,保障實體公正。
要解決我國刑事辯護問題,一是充分發揮、保障社會律師參與刑事辯護的作用；二是完善和強化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近些年發展較快,但距離現實需要還有很大差距。
以上為有關論述，僅供參考，希望對您有所幫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