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益法律援助發展的現狀

❶ 當前基層法律援助存在問題及幾點建議

存在問題：
宣傳力度不夠。群眾對法律援助的知曉程度還不是很高，還有不少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困難群眾因為不知道法律援助而沒有從這一惠民工程中受益。
服務水平不高。由於受司法工作人員少，業務能力限制，法律援助工作與人民群眾的需求還有一定的差距，法律援助服務能力還有待進一步加強。
經費保障不足。法律援助工作的開展離不開經費保障，但目前法律援助工作經費不足。

幾點建議:
加大法律援助宣傳力度。廣泛深入宣傳法律援助制度，積極拓寬宣傳渠道，不斷創新宣傳形式，增強宣傳的針對性和實效性，讓更多需要法律援助的貧弱群眾了解並運用法律援助的方式維護自身合法權益，不斷增強法律援助實效。
加快法律援助信息化建設。按照法律援助工作要求，完善鎮鄉街法律援助工作站相關設備，方便困難群眾就地申請法律援助。
突出法律援助工作重點。擴大法律援助覆蓋面，重點加強對弱勢群體和困難群眾的法律援助，切實解決基層困難群眾打官司難的問題。根據特定困難群體的特定需求，組織開展對農民工、殘疾人、未成年人等群體的專項服務活動，總結經驗，提高服務的專業化水平和社會效果。
強化保障措施。健全完善政府對法律援助的經費保障機制，加大對法律援助的資金投入，把法律援助經費納入同級財政預算，逐步建立政府投入為主，社會捐助為輔的資金保障機制，保證法律援助事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

❷ 如何做好新形勢下的法律援助工作

一、全面加強基層法律援助機構建設。新形勢下，應著眼於提高法律援助機構的工作效能，在加強規范化建設上下功夫，按照「硬體要硬、軟體不軟」的要求，狠抓法律援助機構的規范化建設，當前和今後一個時期，要突出工作重點，進一步健全工作體系，完善制度措施，強化運行機制，實現規范化。

二、全面提高基層法律援助工作人員隊伍素質。在新的歷史條件下，作為一名合格的法律援助工作人員，必須具備與工作任務相適應效果。主要是要加強自學和實踐鍛煉。綜合素質的形成還要靠本人平時不斷地積累和培養，因此，作為一名法律援助工作人員要加強自學，除了努力學習政治、法律和業務知識外，還要學習了解與法律援助工作密切相關的各方面科學文化知識，同時要結合工作在實踐中邊干邊學，掌握工作程序和方法，使自己成為一名新時期合格的法律援助工作人員。

三、建立法律援助經費保障體系。在我國法律援助制度建立之初，首先強調政府的責任非常重要。這是法律援助自身性質使然，也是我國法律援助制度未來可持續發展的根本保證。但同時，考慮到我國目前經濟發展的現狀，動員全社會力量都來參與這項施惠於弱勢群體的新興事業，建立以政府為主體，全社會共同參與籌措資金的法律援助經費體系，將更加有利於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發展。在新形勢下充分發揮司法行政服務職能，做好法律援助工作對於依法治國，建立社會主義現代化法治國家，具有重要意義，它是國家對法律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的切實保障；是訴訟當事人依法享有權利、實現司法公正的切實保障；它完善了社會保障體系，保障社會穩定和經濟體制改革決策的順利實施；它完善法制，保障法律規定的社會關系的實現。

❸ 論述：我國法律援助制度存在的缺陷分析。

法律援助制度在我國建立已經十年多了，法律援助工作已逐步邁入了法律化、規范化的軌道。但是，受經濟、社會、法治發展水平的限制，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尚未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實施中出現了在宣傳、經費、援助案件結構、配合協調機制、人才等方面的問題。本文就此進行了分析，並提出了在現有條件下解決問題的對策。
一、法律援助制度的概述
法律援助制度，也稱法律救助，其具體含義是：國家在司法制度運行的各個環節和各個層次上，對因經濟困難及其他因素而難以通過通常意義上的法律救濟手段保障自身基本社會權利的社會弱者，減免收費提供法律幫助的一項法律保障制度。它作為實現社會正義和司法公正，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國家行為，在一國的司法體系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在過去的十幾年發揮了良好的社會作用，法律援助工作已逐步邁入了法律化、規范化的軌道。但是，受經濟、社會、法治發展水平的限制和相關因素的制約，尚未發揮出應有的作用，在實施過程中暴露出了一些亟待解決的問題。
二、法律援助制度在實施中存在的問題
(一)法律援助「刑重民輕」現象嚴重，影響著法律援助制度的社會作用。究其原因，首先是因為刑事援助制度法律規定明確，指定辯護制度渠道通暢。而且是人民法院以審判機關的地位去要求配合工作，所以刑事援助一有法院要求，一般都會有法律援助機構的響應。而民事援助往往是受害人以個人的名義申請，且刑事被告有國家司法制度作保障，有公、檢、法三機關的執法程序和紀律要求為保證。而民事權益被侵害的弱勢群體，侵害往往使其生存都困難，如果沒有法律援助就難以有有效途徑主動向其提供保護，因此，他們的受援迫切性更大。而法律援助工作這種嚴重的「刑重民輕」現象，使法律援助制度的社會作用大打折扣。
（二）基層法律援助機構設置簡單，人才缺乏。因為經費和重視程度等種種原因，縣市基層法律援助機構很多沒有形成日常的工作制度。法律援助機構的人員絕大多數是採用司法行政機關內調的形式配備，這些人員很多不具備系統專業的法律知識和素養，不能滿足法律援助機構大量而且類型多樣的法律咨詢和訴訟服務。而且，我國律師等法律服務人員分布極不均衡，大部分集中在經濟發達地區，弱勢群體集中的貧困地區特別是廣大農村分布很少。這些地方的法律援助工作十分困難。
（三）經費緊張而且沒有保障機制。當前的法律援助經費十分緊張，尤其是西部及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的基層，法律援助經費短缺更為嚴重。個別縣市甚至將法律援助機構設為自收自支的事業單位，完全背離了法律援助的宗旨。《法律援助條例》雖然規定了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採取積極措施推動法律援助工作，為法律援助提供財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但是，將法律援助經費列入財政預算按時撥付的為數不多，更不用說按實際需求撥付和隨經濟發展遞增了。法律援助機構很多都是年年申請打報告，然後是結果未知的等待。實際工作中要麼拖欠法律援助辦案補貼，要麼少批或不批援助案件。
(四)司法機關和勞動、社會保障等相關部門缺乏對法律援助工作的配合機制。我國的刑事訴訟制度雖然規定了犯罪嫌疑人在被司法機關採取第一次強制措施之日起就可以獲得法律幫助，但是刑事法律援助在實際中僅限於出庭辯護。為犯罪嫌疑人提供法律幫助這一重要的階段被人為省略了。偵察機關、檢查機關沒有與法律援助機構聯系的意識和機制，法律也無具體規定。很多關鍵證據的取得需要勞動和社會保障、工商、醫療衛生、鑒定等部門的支持，這些部門要麼不作為，要麼相關費用高昂，同樣缺乏與法律援助相對應的制度。
(五)宣傳工作不到位。導致的結果是，一方面政府及相關部門因為對法律援助工作缺乏深入了解而不能積極支持法律援助工作；另一方面弱勢群體對法律援助制度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法律援助的存在。宣傳工作和受眾脫節，致使真正最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往往沒有機會和途徑知曉法律援助制度，從而在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不能通過法律援助制度得到維護。政府以及財政等相關部門對法律援助制度也只停留在概念階段，對於其社會作用、具體工作開展情況和條件、社會需求規模、經費開支和人員配置以及和相關部門的工作協調基本不知情。也就談不上有力的支持和幫助，導致法律援助工作只有司法行政機關一家支撐。
三、解決問題的對策
(一)明確民事法律援助的范圍、條件和程序。增加民事法律援助案件的批准數量，緩解刑事援助案件嚴重擠占民事援助經費的現象。各地應盡快明確《法律援助條例》中的「法律援助范圍」、「經濟困難的標准」等授權規定事項，明示並公告民事法律援助的申請范圍、條件和程序。應當逐步建立起公安機關、檢察機關與法律援助機構的聯系制度，改善法律援助人員的執業環境，幫助和支持他們完成援助任務。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法律援助機構應會同人民法院、鑒定機構、仲裁機構等部門，制定出全部認可和統一的法律援助審批文書。工商、衛生等職能部門也應當在各自的職責范圍內給予法律援助機構支持和幫助，建立經常性的聯系協調機制，從而真正暢通整個法律援助渠道。
（二）整頓落實基層法律援助機構的建設，建立律師業和法律援助制度之間和各地域之間的人才共享機制。基層法律援助機構設立、經費撥付、日常工作制度和責任機制應監督落實。在法律援助機構人員無法滿足工作要求的地方，可以通過律師協會或司法行政機關直接協調，利用和律師業之間的人才共享，緩解目前法律援助機構的人才瓶頸。同時，司法行政機關應當從通過國家司法考試的人員中選任人才充實到法律援助機構中，逐步解決法律援助機構人才缺乏的狀況。再者，法律援助機構應打破地域限制，建立人員共享機制，建立較大區域范圍內的律師庫或法律援助人才庫並使之聯網，區域內的各法律援助機構都可以在未完成當年援助任務的律師或法律援助人員中選派人員進行援助，以實現區域內的人才共享。
（三）建立以政府投入為主，政府投入與行業奉獻、社會贊助相結合的法律援助經費保障機制。首先應爭取政府按《法律援助條例》的規定，將法律援助經費列入財政預算，爭取中央和省級財政撥付法律援助專項經費，用於扶持貧困地區法律援助工作。其次，對每個案件辦案補助標准與實際支出要一致，也就是要保證律師等援助人員工作的無償性。第三，提高法律援助工作的影響力，號召各種社會力量進行捐助，建立法律援助基金和管理組織，按各地實際需要解決一定法律援助經費的不足。
（四）加強對法律援助制度的宣傳，讓社會各界和弱勢群體真正了解法律援助。首先，要結合當前以人為本和倡導社會公正的執政理念，加強對政府和相關部門的宣傳，讓他們在法律援助經費撥付、工作開展、機構建立和人員編制、創造相關社會環境等方面給予重大支持，改變法律援助工作由司法行政機關一家維持的局面。同時，法律援助制度的宣傳要深入基層。最後，宣傳還要有意識地為法律援助經費的社會捐助打下基礎。
法律援助是一項意義深遠的工作，它需要各方的努力，社會各種力量的支持，才能不斷完善和發展，幫助社會弱勢群體維護其合法權益，讓法律公正更廣泛地得到體現，為中國的法治化進程發揮出應有的作用。

❹ 法律援助

沒事，但你應作到以下幾點：

1：向交警申述理由，索取肇事及一切有關手專續；

2：民事經濟賠償案件[醫療屬]其訴訟時效期為 一 年；

3：以刑事附帶民事案件為由予以起訴；在追究肇事者刑事

責任的同時還應承擔民事經濟賠償責任。[因對方經交警認

定是負全責]對方的行為已涉嫌構成交通肇事罪；

4：因傷員醫療費用緊張可以申請法院先予執行；

以上意見供你參考。

❺ 法律援助工作存在的問題及幾點建議

存在的問題
（一）是有限的法律援助資源與大量的法律援助需求之間的矛盾較突出。我國正處在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一方面有眾多的法律援助需求者，特別隨著法律援助制度的實施和普法宣傳的深入，廣大群眾尤其是社會特殊群體的法律意識不斷增強，法律援助的需求量越來越大。特別是援助案件范圍擴大後，須援助案件數急劇上升。以工傷和勞動合同糾紛為例，2010年羅庄區仲裁委辦理293件，今年辦理188件，上述案件中，根據上級文件規定，凡是農民工的都屬於法律援助案件，每年就有150件左右；另一方面，由於列入區財政辦案補貼經費較少，能夠用於法律援助的資源有限，受到人力、財力等條件的限制，法律援助中心只能量力而行，受理的法律援助案件僅限於刑事指定辯護案件以及經濟特別困難的當事人尋求法律援助的案件，其他許多依法可以獲得法律援助的事項，我們還無力顧及。
（二）是法律援助隊伍人員編制不足、專職律師缺乏。法律援助工作站是依託基層司法所設立的，人員由司法所人員兼任。目前我區各基層司法所佔編人員僅1個，既要負責司法所的工作，又要負責法律援助工作站的工作，這無疑增加其工作負擔，影響工作效率。其次，專職律師缺乏，目前羅庄區法律援助中心在崗的只有一名專職法律援助律師。
（三）是法律援助案件的質量不高。由於經費的制約，該區訴訟案件辦案補貼發放辦法是2006年制定的，訴訟案件每件補貼500元。2012年制定了非訴調解案件補貼辦法，每件補貼50元，有時連律師支出的交通費都難以沖抵，導致律師辦案熱情低。有些承辦人員在辦理法律援助案件工作中走過場，准備不認真細致，直接影響案件質量；有的法律援助承辦單位將援助案件大多交由年輕律師和實習律師辦理，缺乏資深律師必要的指導，辦案質量不高。
（四）是經濟困難證明缺乏完善的制度。1、雖然《山東省法律援助條例》第九條規定，公民經濟困難標准執行當地人民政府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標准，但公民如何證明自己達到經濟困難標准，現在全國范圍內還沒有一個統一的規范。實踐中的做法是要求公民提供鄉鎮或者街道政府蓋章確認的經濟困難證明。申請人到鄉鎮街道出具證明較為困難，一是街道未必配合；二是街道未必了解情況，也不願出具。2、對於申請人提供的經濟困難證明是否屬實，以法律援助中心的人力和財力幾乎無法向有關機關、單位查證。
(五)是民事援助與法院司法救助銜接機制和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檢法司配合機制不完善。1、在《山東省法律援助條例》第十八條做出了救助應援助，援助應救助的規定，但相互之間的銜接缺乏具體的制度。2、刑事法律援助與法院的配合，在《法律援助條例》第十二條做出了規定，但目前與公安、檢察尚無明確有效的配合機制。
對策建議
（一）進一步加大法律援助工作的宣傳力度，不但要向人民群眾宣傳，還要向領導幹部宣傳，讓他們真正意識到法律援助工作是依法治國不可或缺的事業，是實踐科學發展觀的必然要求。真正把法律援助事業納入黨委、政府的重要議事日程，從人員編制和經費保障等方面保障法律援助事業的健康發展。
（二）提高辦案質量方面。應建立資深律師優先辦案制度，根據律師專業優勢，建立資深律師名錄，根據案件分類，優先指派相關專業的資深律師承辦。因縣區律師人數較少，專業面較窄，對有些專業案件指派律師可打破地域限制。
（三）完善法律援助經費保障機制。1、建立最低經費保障標准。法律援助既是政府的責任，也是一項社會事業，法律援助的資金來源主要由政府財政負擔，納入同級財政預算時，應當根據當地人口，建立起政府對法律援助的最低經費保障標准。2、積極開辟多元化資金保障機制。《山東省法律援助條例》第二條明確規定：鼓勵社會對法律援助工作提供捐助，但如何接受、由誰接受捐助卻沒有明確。可參照慈善基金和光彩基金的模式，在市、縣（區）設立法律援助基金會，依法募集社會的捐助。也可在慈善基金中設立法律援助專項基金，通過慈善基金會接受社會捐助，並明確政法系統的捐助列入法律援助專項基金，用於法律援助事業。
（四）建立經濟困難證明和核實制度。《山東省法律援助條例》第九條只是規定，公民經濟困難標准執行當地人民政府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標准，因此，應在全省或全市范圍內制定統一的經濟困難證明和核實制度。我們的做法是讓村居、鄉鎮街道司法所、民政所參與出具經濟困難證明，並由司法所代為向申請人單位或村居核實。這樣不但了解情況，也方便申請人。
探索建立困難群眾申請法律援助免審查經濟困難制度。應與民政部門聯系，建立困難群眾資料庫，將城鎮低保、農村低保等群眾納入，凡是困難群眾資料庫中的，申請法律援助均免審查經濟狀況。這樣方便群眾，無需申請人再到村居、鄉鎮街道開經濟困難證明。
（五）民事援助與法院司法救助的銜接應由司法行政機關與法院聯合出台具體規定，就司法救助轉法律援助、法律援助轉司法救助程序、公函樣式和負責部門作出具體規定。司法救助轉法律援助，我們的做法是法院給援助中心出具指派代理人通知書，援助中心接到通知後，直接與申請人簽訂協議，安排律師代理訴訟。刑事法律援助中公檢法司配合機制，應由政法委牽頭盡快建立。刑事法律援助我們與法院的做法是由法院給援助中心出具指定辯護人通知書，援助中心接到通知後，指派律師為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

❻ 基層法律服務所目前現狀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最早於1980年底出現在廣東、福建、遼寧等地，主要是面向廣大農民群眾，調解生產經營性糾紛，並從事代書、解答法律咨詢等簡單的法律服務工作。自1984年以來經司法部、中央書記處都以會議和文件等形式再三肯定和推廣之後，在全國范圍內迅速發展起來，並迅速普及到大中城市的街道和廠礦企業。自1986年以後，在「鞏固、提高、完善、發展」的方針指導下，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呈急劇上升趨勢。截止1989年底，全國共有鄉鎮法律服務所29979個，擁有鄉鎮（街道）法律工作者90333人，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共調解糾紛1377624件，協助辦理公證1727265件，民事訴訟代理117013件，非訴訟代理235037件，擔任基層政府和企業常年法律顧問104073家，代寫法律文書594356件，解答法律咨詢3986602人次，挽回經濟損失212688萬元，各項業務比1988年均有較大幅度增長。 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等有關文件則將基層法律服務所作為「政法基層組織」之一。
自90年代以來，鄉鎮法律服務所開始進入總結、整頓階段，基層法律服務所建設重點轉到了上等級、上水平、上質量、上效益的新階段。司法部先後頒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等，確認了基層法律服務所近似於律師的廣泛業務范圍；司法部並統一頒發《鄉鎮法律工作者證》，作為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資格認證或執業證書（但審查權實際上交給了由縣級司法局）；國務院物價局下發的《關於印發第二批〈國務院有關部門行政事業性收費管理目錄〉的通知》中，將基層法律服務所業務收費列為准予收費的項目。總體來看，90年代的整頓和改革強化了基層法律服務體系。1992年，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撤消、合並驗收不合格的所加上新建的所，比整頓前增加1087個；整頓中辭退、解聘不符合條件的法律工作人員之後加上新招聘人員，比整頓前增加10467人；全國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鄉鎮法律工作人員佔13.8%，具有高中（中專）文化程度的佔62.3%，並有1205人已考取律師資格；很多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增加了服務業務的層次和范圍；法律服務所的各項規章制度開始健全，80%以下的所實行了掛牌服務和「兩公開一監督」制度；辦公條件和物質裝備也得到改善。 當時官方文件一致肯定，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協助基層政府推進依法治理、化解基層矛盾、普及法律常識、整治涉法熱點問題等方面所扮演了重要角色，成為政法基層基礎工作的重要輔助力量。
然而，世紀之交似乎成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命運的一次轉折點，抑制（或明揚暗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發展成為官方態度的主流傾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職能、體制和目標在幾經調整後目前可謂撲朔迷離。2000年3月，司法部頒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規定「基層法律服務所按照事業法人體制進行管理和運作」，實行與鄉鎮政府司法所「政事合一」；同年8月，「國辦發（2000）51號」和「清辦函（2000）9號」文件則指出，法律服務所「不再屬於行政掛靠機構或事業單位，實行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自律性運行機制，成為符合法律中介服務行業規則的合夥制執業組織形式」。嗣後全國各地深入貫徹《辦法》的精神，全面開展基層法律服務所清理整頓，要求各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司法所按照上述規章進行脫鉤改制。自此，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數量由持續上升趨勢急轉直下。截止2000年底，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34219個，較1999年減少1164個，不過，也許是慣性作用的影響，該年度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121904人，較1999年底仍增加2182人；業務量也有所增加，代理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比上年增長6.3%，擔任基層人民政府、村（居）委會和企事業單位常年法律顧問的比上年增長5.9%，其他業務也有所增加。然而到2001年，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銳減到28647個（較上年減少5572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較上年減少13919人；服務業務除訴訟代理略有上升外，但其他業務都明顯下降。 2002年，基層法律服務所及服務人員數量繼續下降，服務所較2001年減少1758個，從業人員減少9444人。
二、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
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主是通過其與這一體系中的其他主體之間的關系來定位的。從這些關系中，也能夠或明或暗地了解對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現狀評價和未來設計眾說紛紜的原因。
1.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基層司法所-「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形成。
基層司法所作為一級司法行政機構產生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比基層法律服務所出現約晚10餘年，但基層司法所的職能產生與法律服務所產生幾乎是同期的。1981年11月，司法部《司法助理員工作暫行規定》規定了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設立專職司法助理員，作為基層人民政權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員，在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和縣（區）司法局（科）的領導和基層人民法院的指導下工作。1996年6月司法部《關於加強司法所建設的意見》明確規定基層司法所的八項主要職能，其中包括指導管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代表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處理民間糾紛。 1991年9月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也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辦理各項法律服務業務，應當在本鄉鎮人民政府及其司法助理員（司法所）的領導下進行。由此形成的基層法律服務所和基層司法所的關系是：基層司法所是國家基層司法行政機關，基層法律服務所是社會團體，二者是管理和被管理、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基層司法所經費來自國家財政，由國家核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經費自籌，自負盈虧，沒有固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為當事人提供服務可以收費，而基層司法所提供法律幫助不能收費。但從文獻中我們看不出司法所與法律服務所「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根據，結合實證調查所獲得的信息，我們了解到，早期的法律服務所所長就是司法助理員，司法助理員又成為後來的司法所所長，於是就形成兩所所長合一、兩所人馬合一、兩所工作職能合一的狀況。
2.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剪不斷，理還亂」的冤家。
十幾年前，律師事務所從行政機關逐步脫鉤獨立、完全走向市場（不過在許多農村基層，國營律師事務所仍是當地主要或唯一的律師事務所），時至今日，以鄉鎮、街道為據點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也正按照同樣的思路開始與其行政主管機關司法所脫鉤、走向市場。根據2000年有關文件，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完全脫鉤改制後與現有律師事務所體制區別不大，他們在執業過程中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與《律師法》中關於律師執業的權利和義務差別不大，其中包括在參加民事、經濟、行政案件的訴訟代理活動時，向人民法院查閱案件有關材料，並可根據承辦事項的需要，持基層法律服務所證明和《法律服務執照》進行調查，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查詢、索取有關材料等權利，他們的義務中也同樣包括了「維護法律尊嚴與社會正義」、盡職盡責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按規定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等等。不過，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之間也存在明顯區別：（1）地域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主要服務於本區域農村、城市街道各基層單位和個人，而律師事務所則不受此限制；（2）業務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不能辦理刑事案件及與此相關業務，律師事務所則可以辦理包括刑事案件在內的所有訴訟和非訴訟業務；（3）執業資格：基層法律服務所從業人員要求取得專門法律服務工作者資格證書，由司法部統一組織考試進行資格認證；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要求通過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組織的全國統一司法考試；（4）收支制度：法律服務工作者必須按照各省物價局的規定由法律服務所統一收案、統一委派、統一收費，收費標准低廉，很多案件只收取成本費，有的甚至要求按照法律援助標准不收費；律師事務所收費標准相對較高。 法律服務工作者和法律服務所只需要繳納很低的年檢費，勿須繳稅；律師和律師事務所必須按特定標准繳納個人所得稅和管理費。
3.基層法律服務所與人民調解委員會-同一司法所領導下的職能交叉的服務實體。
根據1989年6月17日國務院發布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人民調解委員會是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下設的調解民間糾紛的群眾性組織，在由司法助理員具體代表的基層人民政府和基層人民法院指導下工作。人民調解委員會委員除村民委員會成員或居民委員會成員兼任外，由群眾選舉產生。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民間糾紛不收費，其工作經費和人民調解員的補貼經費由村民委員會或居民委員會自行解決（後規定調解成功的可適當收費）；在2002年9月最高法院司法解釋頒布後，人民調解協議的效力具有民事合同性質。但基層法律工作者主持達成的調解協議不具有約束力，只能靠雙方當事人自覺履行。當事人一方無故拒不履行的，法律工作者可以告知、協助或者受託代理另一方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不過，由於作為司法所所長的司法助理員的法定職責包括指導管理人民調解工作並參與重大疑難民間糾紛調解，在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員的司法所，常常是「三塊牌子，一套人馬」，司法所所長兼任法律服務所所長和調解委員會主任，於是在具體案件中，上述區別意義就不大了。
三、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社會評價與未來命運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基於社會需求而自發產生後，在一種沒有理論論證、沒有市場調查、沒有法律規范的背景下，依賴於政策和行政手段推動擴展的機制，因而它的生死成敗都對政策有很強的依賴性。至於我們特別關注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政策急轉直下的主觀原因，目前還沒有十分確切的官方依據。結合與高層官員的接觸和課題組自己的分析，基層法律服務所發展的無序狀態，加之近年來城市地區律師業的迅速發展和競爭日益激烈，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種種弊端和劣勢日漸顯現出來，特別是低價競爭和劣質服務成為直接威脅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存在價值的致命抨擊。司法行政管理部門高層領導的人事變動和思路變化，也是導致法律服務所在發展趨勢驟然變化的重要原因。
1999年9月至10月，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組成4個調研小組，分赴北京、天津、上海、山東、江蘇、河南、陝西、甘肅、廣東、湖北共10省市，就律師事務所與法律服務所的設置、業務范圍的劃分等問題，進行了專題調查研究，聽取了數百名調查對象的意見，主管基層和律師的有關負責人以及基層法律工作者、律師從不同的角度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從調查組調查結果來看，法律服務市場存在一些突出問題：（1） 基層法律服務機構名稱混亂， 法律服務所、法律服務中心、法律事務所、法律服務站、法律咨詢中心、法律服務公司、法律咨詢公司等林林總總，五花八門；（2）法律服務所布局不盡合理。總體看來，城市偏多，農村偏少，老少邊窮地區則更少；（3）收費標准缺乏規范。由於部里對法律服務所收費標准沒有統一規定，收費根據只能依據一些省市出台的臨時性的收費辦法；（4）法律服務所設立的審批許可權不統一，有省市司法廳局批准成立的，有地區縣司法局批准成立的，還有非司法行政部門批准成立的，如省編委、省政府、省法制辦、省高院、省檢察院、省工商局、老齡委等等部門；（5）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任職條件偏低。1987年司法部規定，具有高中文化和一定法律知識的人可以從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但由於在全國范圍內缺乏統一的任職資格考試，各地在掌握任職資格時隨意性較大；（6） 法律服務工作者隊伍急待整頓，主要是一些政法機關離退休人員，有的離退休年限不滿二年就進入法律服務機構工作，辦人情案、關系案，群眾對此反映較大；（7）法律服務所的管理有待規范，缺乏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的規范和約束，等等。
盡管存在上述問題，社會各界對於鄉鎮一級保留法律服務所並無分歧；但對在城市的街道一級是否設立法律服務所分歧很大；關於法律服務所的業務范圍是否應當劃分、怎樣劃分，意見不一。然而，部分高層官員希望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並在市場競爭中自生自滅的意向，已體現為行政結構變更，比如司法部管理法律服務所工作的基層處已由基層工作司調整到律師與公證工作司，基層法律服務所被納入與律師同類的管理體制。然而，這種似乎體現市場化和自治化的意向與高層領導的講話及文件精神並不一致。比如，2002年司法部頒布《關於加強大中城市社區法律服務工作的意見》和2003年司法部長張福森在全國司法廳（局）長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要求基層法律服務立足社區，親民近民、服務便利、收費低廉等特點，以及在滿足城市低收入階層和弱勢群體的法律需求等特殊作用出發，將大中城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職能定位於「以街道社區為依託，面向基層、面向社區、面向群眾，提供公益性、非營利性法律服務」。我們無法想像，「公益性」、「非營利性」的法律服務與以營利為驅動和杠桿的市場化體制/管理模式如何兼容，我們更無法想像，一個既沒有政府支持、也沒有市場資金來源的基層服務機構如何實現「公益性」目標？合理的推測是，基層法律服務也許能夠依賴於「（立足）社區」而獲得社會捐贈，從而成為公益性和非營利性的法律服務機構？無論如何，對於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前景如何定位目前尚未看到官方文件或講話，然而，官方、學者、以及與大中城市律師界較為接近的媒體卻基於不同立場和目標，正在設想由政府撥款的法律援助機構，和由政府操縱的「群體性自治組織」

❼ 近兩年法律援助的背景是什麼

近日，司法部發布刑事法律援助服務行業標准——《全國刑事法律援助服務規范》。規范出台的背景和意義是什麼？適用范圍是什麼？律師在辦理刑事法律援助案件中應注意哪些要求？司法部有關負責人對此進行了解釋。

記者：規范出台的背景和意義是什麼？

答：近年來，各級司法行政機關立足提高人民群眾對法律援助服務的滿意度，對法律援助案件各環節嚴格規范，努力為受援群眾提供優質便捷的法律援助服務。但從整體上看，法律援助服務的標准化建設尚在起步階段，僅浙江、上海、山東編制了法律援助服務的地方標准，缺乏適用全國的行業性服務標准，法律援助案件質量監管機制亟待完善。為此，司法部開展廣泛調研，出台了這個行業標准。

記者：規范的適用范圍是什麼？

答：規范適用於司法行政部門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組織實施的刑事法律援助工作，以及司法行政部門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對提供刑事法律援助服務的其他機構及其人員進行的監督管理工作。

記者：律師在辦理法律援助案件中應注意哪些要求？

答：一是充分會見。承辦律師應及時會見受援人，且確保每個訴訟階段至少會見受援人一次。二是有效辯護。承辦律師應當參加庭審，發表辯護意見並提交書面辯護意見。三是及時報告。承辦律師接受指派後，遇有可能導致終止法律援助的情形時，應向法律援助機構報告；承辦律師遇到重大疑難復雜刑事案件時，應向律師事務所報告，提請集體討論研究辯護意見，並及時向法律援助機構報告承辦情況。四是遵規守紀。承辦律師不得向受援人收取任何錢物或者利用承辦案件的便利謀取其他不正當利益；辦理法律援助案件過程中，應接受法律援助機構和受援人監督。

記者：規范對律師承辦未成年人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提出服務標准，律師在辦理此類案件時應關注哪些規定？

答：一是全面了解情況。應根據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耐心聽取其陳述或者辯解，通過調查，全面了解其成長經歷、犯罪原因、監護教育等情況，為辯護提供依據。二是落實普法責任。對於檢察機關決定附條件不起訴或酌定不起訴的案件，承辦律師應向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其他成年家屬解釋清楚該項決定的法律意義，並告知其應遵守的法律義務及其責任。三是保障基本人權。法庭審理過程中，對於語言表達方式明顯不適合本案未成年被告人智力發育程度或心理狀態，或者存在誘供、訓斥、諷刺或者威脅等情形的，承辦律師應及時提請審判長予以制止。四是保護個人隱私。承辦律師發現相關辦案人員或者其他訴訟參與人違法披露未成年被告人的姓名、住所、照片以及可能推斷出該未成年人身份的其他資料，公開或者傳播案卷材料，應向有關部門提出意見並要求糾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