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法律服務均等化研究

Ⅰ 怎樣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黨的十八大報告明確提出了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總體實現的目標。著力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努力實現惠及全體人民的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目標，是人們共享現代化成果的重要舉措，是改善民生、統籌城鄉發展、構建和諧社會的重要任務。
近年來，隨著國家對公共服務的高度重視以及持續投入，我國基本公共服務水平和均等化程度有了顯著提高，主要表現在：一是公共服務的范圍不斷延伸，如公共服務不僅在社會保障、公共衛生體系、基本醫療保障等物質領域有了拓展，還關注精神文化領域，對公共博物館、紀念館、體育館等公共文化體育資源逐步實行免費開放，豐富人們的精神文化生活。二是公共服務的質量有所提高，如免費義務教育的全面實施，使義務教育實現了從「有書讀」的外延擴張到「讀好書」的內涵建設跨越，義務教育服務質量全面提升。
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同時，我們也要看到，我國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足、分配不均的矛盾依然突出。從供給上看，由於公共服務概念和范圍的不確定性，政府職能轉變的不到位，其他供給主體的弱參與性，我國基本公共服務領域的投入不足，與人們日益增長的基本公共服務需求之間的矛盾日益凸顯。從分配上看，由於我國經濟社會二元結構的長期存在，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質量、數量等優勢資源都往發達地區聚集，導致農村公共服務水平遠低於城市，東部地區水平明顯高於中西部地區。長期以來存在的城鄉二元結構，導致城鄉、地區、人群之間的基本公共服務存在差距。縮小城鄉差距，實現共同富裕，最緊迫的是構建覆蓋城鄉、公平合理、普惠標准不斷提高的基本公共服務體系，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使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地惠及城鄉群眾。
可見，我國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雖取得了積極進展，但距離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總體實現的目標還相差甚遠。因此，要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目標，需要著力解決以下四方面的問題。
一是健全制度安排。良好的制度安排能產生強激勵，而較差的制度安排將對社會交易活動產生負外部性。公共服務由於其非排他性和非競爭性的特性，更需要健全的制度安排，確保制度、機制保障。一方面，健全的政策法規等正式的制度安排有利於公共服務的均等化。在一個完善的法治社會中，公共服務供給者在考慮其利益最大化的同時，也會盡可能考慮社會法律的各種約束的風險。因此，法律、法規等正式制度約束會提高公共服務的供給水平，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現。另一方面，完善的非正式制度安排能夠彌補正式制度安排中存在的缺陷，進一步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例如，由村民自治組織執行監督或仲裁的非正式組織能有效提高村民監督和參與農村公共服務的積極性，從而保障農村公共服務供給水平。
二是加快政府職能轉變。加快政府職能轉變，構建公共服務型政府，是實現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關鍵所在。政府既是經濟領域宏觀調控的主體，也是社會領域提供公共服務的主體。當前，關鍵是要強化政府公共服務職能，充分挖掘公共資源潛能，集中力量組織和提供基本民生服務、公共事業服務、公共安全服務和公益基礎服務，滿足群眾基本需求。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四方面共同構成了政府的主要職能，過去，我國政府主要注重經濟調控和市場監管的職能，忽略了後兩個職能的作用。隨著經濟社會的發展，原有的政府形態弊端日益顯現，迫切需要加以改變，注重公共服務供給，構建公共服務型政府，保障人們充分享受公共服務。為此，應著力調整可支配財政資源的支出結構，加大對公共服務的投入。長期以來，我國政府熱衷於基礎設施等方面的硬體投入，而忽視改善民生方面的軟體投入，從而使得公共服務非均等化更加嚴重，因此，應改變財政支出結構，加大對基本公共服務的投入，努力使基本公共服務惠及全體人民。
三是完善投入機制。完善的投入機制是基本公共服務實現均等化的基本保障。完善的供給體系是包含政府、非政府組織、個人、企業等多個供給主體的體系范疇，可以從供給數量上彌補基本公共服務供給不足的問題。完善的供給體系還有利於改善政府財政支出結構，有利於整個社會的資源配置。完善的供給主體可以解決公共服務的供給結構，將釋放部分財政資金進入其他領域的投資，從而有助於整個社會資源配置結構的改善。此外，還要形成多元化的政府供給模式。目前，我國基本公共服務非均等化供給的一個重要因素在於政府供給模式單一，主要採取政府直接投資為主。政府應根據公共服務的不同屬性，採用不同的供給模式，豐富公共服務供給數量和質量，如，有些公共服務可以採取招標、經營許可證等形式，強化競爭機制，提供對這類公共服務供給的質量；對基礎公共服務、公共安全服務則採取政府供給的模式等。
四是改善公共服務質量，提高公共服務有效供給水平。要積極探索公共服務供給改善渠道。通過建立統一科學的公共服務評價體系，准確判斷出公共服務水平，並通過建立公共服務修正機制，不斷修正公共服務供給方向和供給質量，使公共服務符合社會發展需要，並能真正惠及全體人民。同時，還應搭建公共服務供求雙方之間有效溝通的渠道，從而有利於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效率的提高。（作者單位：武漢大學經濟與管理學院，河南省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

Ⅱ 推進社會領域什麼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法律分析：「十三五」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規劃：基本公共服務是由政府主導、保障全體公民生存和發展基本需要、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公共服務。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指全體公民都能公平可及地獲得大致均等的基本公共服務，其核心是促進機會均等，重點是保障人民群眾得到基本公共服務的機會，而不是簡單的平均化。享有基本公共服務是公民的基本權利，保障人人享有基本公共服務是政府的重要職責。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是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應有之義，對於促進社會公平正義、增進人民福祉、增強全體人民在共建共享發展中的獲得感、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民經濟和社會發展第十三個五年規劃綱要》

第六十條 推進健康中國建設。深化醫葯衛生體制改革，堅持預防為主的方針，建立健全基本醫療衛生制度，實現人人享有基本醫療衛生服務，推廣全民健身，提高人民健康水平。

第六十一條 增加公共服務供給。堅持普惠性、保基本、均等化、可持續方向，從解決人民 關心 直接 現實的利益問題入手，增強政府職責，提高公共服務共建能力和共享水平。

Ⅲ 推進公共服務均等化需要財政發揮什麼樣地作用

范圍太大，，我大致說一下
公共財政的本質特徵決定了公共服務必須均等化。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是政府的基本職能。

從公共性來看，公共財政主要為社會提供公共產品，滿足公共需要。公共需要是社會每一個成員在生產、生活、工作和學習中的共同需要，是社會每一個成員可以無差別地共同享用的需要，任何社會成員在享用公共需要的同時，不能排除其他社會成員同樣享用公共需要。滿足公共需要是政府的職責。因此社會成員都有權利平等地享受公共需要。

從公平性看，所有社會成員和經濟主體都平等地享受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無論是什麼成分的經濟主體，無論是社會成員是什麼性別，從事什麼職業，信仰什麼宗教等，政府在提供公共產品和公共服務時都要一視同仁，不能有任何歧視。區域經濟發展水平不同，人們的生活水平會有所不同，但是，任何公民都應該享受平等的基本公共服務，比如只要是中國人民共和國的公民，都有權利享受國家的基礎義務教育，不能因為他出生在貧困地區，或生活在貧困家庭，就失去受義務教育的權力。決不能讓孩子因為家庭貧困的原因而失學。同樣每一個社會成員也有享受基本醫療保障和基本生活保障的權力。

從法治性看，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公共財政同樣具有法治性。社會公眾和立法權利機構有權監督和制約政府財政收支活動。政府的財政收支活動必須在法律法規的框架內，在法律的約束規范下進行，要公開化，透明化。依靠法律法規的強制保障手段，社會公眾得以真正決定、約束、規范和監督政府的財政活動，確保其行為符合公眾的根本利益。同樣所有的法律法規比如有關財稅法規對社會主體是一樣的，不能因為不同的社會集團、階層、職業和經濟成分不同而實行不同的財稅政策。當然，為了促進經濟發展或鼓勵一些行業、企業的發展，採取一些財稅優惠政策是必要的，但這些優惠政策對所有符合條件的經濟成分是一樣的，而且政策的制定必須符合經濟發展規律。

Ⅳ 公共法律服務包括哪些內容

法律分析：為全民提供法律知識普及教育和法治文化活動；為經濟困難和特殊案件當事人提供法律援助；開展公益性法律顧問、法律咨詢、辯護、代理、公證、司法鑒定等法律服務；預防和化解民間糾紛的人民調解活動等。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共文化服務保障法》第三十條 基層綜合性文化服務中心應當加強資源整合，建立完善公共文化服務網路，充分發揮統籌服務功能，為公眾提供書報閱讀、影視觀賞、戲曲表演、普法教育、藝術普及、科學普及、廣播播送、互聯網上網和群眾性文化體育活動等公共文化服務，並根據其功能特點，因地制宜提供其他公共服務。

Ⅳ 如何推進我國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

一、國家財力分配要實行「三個傾斜」
財政與基本公共服務密切相關，解決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從很大程度上取決於國家財力分配的政策安排。為此，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國家財政要從宏觀全局和戰略高度考慮，著力調整財力分配結構，實行「三個傾斜」政策。
（1）國家財政資金要向民生領域傾斜。民生涉及的面很寬，現階段最重要的民生包括教育、社保、醫療衛生等，這實際就是一個社會的基本公共服務。加強民生領域的資金分配，這是公共財政建設的客觀要求，也是解決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要前提。因此，根據市場經濟要求和我國現實情況，未來我國財政支出結構應進行調整，基本方向是有保有壓，增量調整要與存量調整同時推進。一要加快行政體制改革，切實解決機制膨脹、財政供養人口過多、財政負擔沉重的狀況，使行政經費保持在一個合理的范圍內，同時要繼續採取措施，大力減少「三公」消費支出。二是完善財政投資政策。三是集中財力加大民生投入，特別是加大對基本公共服務如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等方面的支出力度。
（2）國家財政的民生投入真正向農村傾斜。一是進一步完善農村義務教育經費長效保障機制。提高農村義務教育公用經費標准、加強農村中小學校舍維修改造、提高農村教師待遇和質量等作為投入重點。需強調的是，教師資源本身不僅是教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重要內容，而且還在相當程度上決定著教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水平」和「程度」。因此，應將教師保障放在教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工作更加突出的位置。具體建議是，要提高教師地位，維護教師權益，改善教師待遇，加快推進和完善教師績效工資制度，對長期在農村基層和艱苦邊遠地區工作的教師，在工資、職務（職稱）等方面實行傾斜政策，完善津貼補貼標准；完善培養培訓體系，優化隊伍結構和教師知識結構，提高教師專業水平和教學能力；推進師范生免費教育，實施農村義務教育學校教師特設崗位計劃，完善代償機制，鼓勵高校畢業生到艱苦邊遠地區當教師；建立縣域內教師定期流動機制。二是切實加強國家對農村醫療衛生的投入，完善農村三級醫療衛生網路。切實提高農村醫療衛生水平是政府投入的重點。針對農村衛生落後的狀況，首先應做好縣醫療衛生的能力建設，負責好區域的基本醫療服務。可以通過保險報銷比例的設置引導縣鄉大病患者在縣醫院治療。其次，按照輻射面積、人口密度和距離縣城遠近等指標，在適當位置建設鄉鎮醫院，承擔農村公共衛生職責，並能夠治療常見病、多發病、慢性病、做小型手術和急救處理。另外，鄉村衛生室建設也很重要，它接近農民，尤其需要政府予以補助，建設醫療場所，購置必要的小型醫療設備、並對村醫進行技術培訓。三是加強對農村社會保障的支持。要根據國家財力可能，逐步提高農村最低生活保障補助標准，不斷縮小城鄉低保水平。同時，要建立規范有效的社會補助和醫療補助制度。另外，目前農村新農保和城居保已經合並，使城鄉居民養老保險的一體化制度取得歷史性突破。下一步要加快新農合和城市居民醫療保險制度的並軌，允許農民醫療保險基金可異地轉移和報銷，這對於提高農民醫療保障服務的可行性，必將產生積極作用。
（3）中央的民生投入要向欠發達地區傾斜。今後中央的各項民生投入仍有必要加大對欠發達地區的傾斜力度，提高中央對欠發達地區諸如農村中小學公用經費補助、農村醫療衛生經費補助、新農合和新農保等的補助標准，不斷縮小區域間城鄉間基本公共服務的差距。
二、在推進相關重大制度與體制創新方面邁出新步伐
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的均等化需要著重在以下三方面的制度與體制創新方面取得突破。
（1）合理劃分中央與地方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事權。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決定》，規劃了全面深化改革的藍圖，提出了未來財政改革的任務。《決定》指出，要建立事權和支出責任相適應的制度，這是我國下一步財政體制改革需著力解決的重大問題，也是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需解決的重要體制問題。
一是關於科學劃分中央與地方事權的總體設想。事權和支出責任的劃分是完善分稅制體制的關鍵，必須上升到法律層面予以解決。只有按照法律規定、受益范圍、成本效率、基層優先的原則，在合理劃分事權和支出責任的基礎上，才能構建符合我國實際的財權與事權相匹配的政府間分配關系。我國財政體制改革的發展遠景，是逐漸形成減少層級後的中央、省、市縣三級架構，合理明確設定與各級事權相對應的財權、稅基，並建立自上而下的財力差異調控機制，形成合理的橫向、縱向財力分布格局，促進財力與事權相匹配和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當然，在現階段，受我國現行行政體制等諸因素以及對政府和市場關系處理等問題的影響，財政體制的改革措施難以一步到位，因此，必須按照先易後難、循序漸進的原則，逐步推進。具體來講，要在轉變政府職能、理順政府與市場關系、實行「省直管縣」和「鄉財縣管」的基礎上，按照中央、省、縣三級財政的架構來優化政府間的事權劃分，並以法律形式加以規范。屬於全國性或跨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事務，應由中央政府決策、承擔和管理；屬於地方性的事務，應由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統一政令許可范圍內決策和承擔，劃歸地方政府管理；其自有收入不能滿足支出需求的，中央財政原則上通過一般性轉移支付給予補助；屬於中央委託事務，中央財政通過專項轉移支付足額安排資金。屬於中央地方共同事務，應區別情況，明確各自職權范圍和負擔比例。
二是關於中央與地方在城鄉基本公共服務方面事權劃分的具體設想。在現階段，應重點著眼於加快城鄉和地區間的協調發展，適當統一省以下主要事權和支出責任劃分，將部分適合更高一級政府承擔的事權和支出責任上移，力爭在義務教育、公共衛生、社會保障、自然資源與環境保護等基本公共服務領域，明確界定各級政府的管理許可權和支出責任。
（2）加快建立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縣級基本財力保障制度是實現縣級財政從過去的「兩保」（保工資、保運轉）向今後的「三保」（保工資、保運轉、保民生）邁進，這是我國下一步省以下財政體制改革的重要內容，也是從根本上解決縣鄉基層財政困難、促進省域范圍城鄉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制度創新。
下一步要加快建立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具體建議：一是明晰改革精神和政策取向。構建縣級基本財力保障制度應該是「明確目標，地方為主，中央獎補，分步實施」。所謂「明確目標」，就是確保縣級財政的基本財力能夠「三保」，促進縣級財力的均等化和縣域社會經濟的協調發展；所謂「地方為主」，就是適應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以地方財政為責任主體；所謂「中央獎補」，就是中央財政對欠發達地區給予資金補助，對縣級基本財力保障好的地區給予適當獎勵；所謂「分步實施」就是經過試點，取得經驗，逐步在全國推開。二是通過體制創新實現縣級基本財力保障機制的目標。改「上不封頂、下不保底」為「上不封頂、下要保底」，進一步從機制上鞏固和擴大緩解縣鄉財政困難的成果。目前的省管縣改革更多的是實現了省對縣資金的下撥上劃方式變化，而並沒有在事權、收支范圍及轉移支付方面有根本的突破。為此，下一步要構建縣級基本財力保障制度，則必須在省與縣的財政體制上進一步改革。要科學界定縣級財政「三保」的范圍、標准和財力需求，重新確定省與縣的收入劃分辦法，通過省級財力調控手段特別是轉移支付手段調節縣級財力的差異。
（3）構建中央對農民工流入地的轉移支付制度。2011年我國城鎮常住人口首次超過農村，城市化率首次突破50%，但是6.9億城鎮常住人口中至少有2億人是沒有當地戶籍的流動人口，這其中又以農村進城務工人員為主。這部分人群能否獲得公平的城市基本公共服務保障是其在城市穩定就業的一個基本前提，也是解決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一個重要內容。我們認為解決這么大一個群體的基本公共服務保障問題需要巨額財政投入，遠不是一兩年、一兩個專項就能徹底解決的，需要從財政體制層面深層次調整政府間財政關系。考慮到農民工主要來自中西部地區，中央財政向東部流入地區提供的財政轉移支持，實質上也是對中西部地區的發展支持，客觀上減輕了東部地區因人口流入而增加的財政負擔，既體現了財權與事權一致的原則，同時也有利於引導地方政府加大對本區域內的公共服務資金投入。
具體建議：一是結合城鄉居民戶籍制度改革安排，將符合條件的農民工市民化的部分納入城鎮基本公共服務保障范圍，中央要通過規范的一般性轉移支付，按照農民工市民化人口規模、公共服務成本等因素，給予流入地必要的補助。按照我國城鎮化發展的規劃，從現在開始到2020年我國要將1個億的農民工變為市民，農民工市民化的公共服務需求成本巨大，需流入地政府財力和中央轉移支付共同合理承擔。二是對暫時不符合條件成為市民的農民工，也應享受城市的某些基本公共服務，如隨遷子女入學、社會保險、就業服務等，中央也應按照農民工流入地的常住人口情況，給予一定的專項轉移支付支持。三是形成正向服務機制。即流入地政府對農民工公共服務做的好的地方不僅拿到轉移支付，而且還可以獲得中央必要的獎勵。
三、積極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供給機制創新
公共服務供給機制創新是轉換政府職能、提高行政效能的需要，也是提高公共服務供給效率、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和確保貧困人口更公平收益的重要途徑。
（1）完善公共服務的提供策略，確保低收入人群和貧困人口能從基本公共服務項目中平等、充分地獲益。要注意降低甚至消除獲得基本公共服務的各類門檻，確保基本公共服務對於貧困人口的可及性。
（2）建立基本公共服務多元化供給機制，大力拓展社會扶貧。在堅持公益事業發展由政府主導的原則下，探索基本公共服務多元化、多樣化供給，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在提供基本公共服務方面的積極作用，建立基本公共服務供給的市場機制，提高公共服務效率和質量。一些基本公共服務領域，包括基礎教育、醫療衛生、就業培訓等方面，都可以對傳統的預算撥款、政府直接舉辦並提供的方式進行大膽改革，探索、創新有效的供給機制。
（3）建立和完善基本公共服務需求和利益表達機制。建立和完善貧困地區公共物品需求和利益表達機制，使貧困地區需要什麼樣的公共物品、偏好如何、優先序如何、需要多少以及利益訴求等，均可通過恰當的機制充分表達出來，並通過一定的程序使這種需求轉變為政策決策的參考依據和行動目標。建立和完善貧困地區地方公共物品需求和利益表達機制對於保持地方公共物品供求關系的相對平衡、減少公共資源浪費、減輕農民負擔、維護農村貧困人口合理權益、改善干群關系、維護社會穩定，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逐步建立政府行政承諾制度、聽證制度、信息查詢咨詢制度，確保基本公共服務供給充分體現公眾需求。
四、注重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
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實質是民生問題，與公共財政的關系非常緊密，對財政的需求很高。近十多年國家為了推進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已出台了一系列制度、政策，國家財政僅在教育、醫療衛生、社會保障方面的支出比重已達40%左右，為公共財政覆蓋農村提供了重要的財力基礎。今後中長期從宏觀戰略全局出發，國家財政無疑仍要加大民生支出和農村基本公共服務支出，但必須指出，未來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新的制度、政策出台及支出增加一定要把握好范圍、時機、力度和節奏，注重財政政策的可持續性。
這主要是因為：其一，我國財政收入已由過去的高增長變為常態增長，而且未來收入高增長的時代已經結束。1994—2011年我國財政收入由5218億元增加到103874億元，增長了18.9倍，年均遞增19.37%。近兩年受經濟下行和國家減稅政策的影響，2012年和2013年財政收入增速已降為12.9%和9.8%。國內外大量研究表明，中國經濟發展未來仍有很大潛力，但經濟增長速度已不可能維持過去的10%以上，7%左右的經濟增速將是未來長時期經濟發展的新常態，這就從根本上決定了未來財政發展必將步入一種常態增長趨勢。其二，未來中長期整個財政支出面臨新的增支壓力。除了基本公共服務如教育、社保、醫療衛生之外，未來還有四大增支壓力：即糧食安全和農業可持續發展、生態環境保護、推進城鎮化發展、產業優化升級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發展等。這都是未來關系我國現代化進程的重大戰略問題，需要財政從政策和財力給予支持。其三，政府債務呈現加速增長的態勢。目前中央政府債務余額已達8.6萬億，地方政府債務余額已接近20萬億元，政府債務負擔率已達50%左右。政府債務雖然尚在安全的范圍之內，但債務快速增長和不斷到來的償債高峰壓力需給予重視。
綜上，當前和未來的財政狀況已與過去有很大不同，在這一大背景下，必須考慮未來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與財政政策可持續性的均衡。我國仍是一個發展中國家，城鄉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必將是一個長期目標，是一個動態優化過程，這從根本上講是取決於國情和財力的制約。

Ⅵ 法律服務要解決的社會問題是什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