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自治

A. 日本律師制度的日本律師組織及律師工作機構

日本律師實行自治，其律師組織在律師制度中佔有重要地位。日本的律師組織分為兩種：日本律師聯合會（簡稱「日律聯」）和律師會。日本律師聯合會（也稱日本辯護士聯合會）是全國性律師組織。其使命是保護律師品格，謀求律師改善和進步，對律師和律師會進行監督指導和業務聯系。日本律師聯合會設會長1人，副會長13人，理事71人，監事5人。這些人以選舉產生。會長任期2年，其餘是義務職，任期1年。除此之外，「日律聯」設8個委員會：資格審查委員會；懲戒委員會；綱紀委員會；人權擁護委員會；司法修習委員會；司法制度調查委員會；律師推薦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日律聯」的工作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審查律師資格，監督律師行為、懲戒違法律師、監督律師會的工作。這方面的工作是首要的，也是日常性的；第二，對立法、司法的改善進行調查研究。1972年日本有一決議規定：今後有關司法制度法規的改正、修訂，要經「日律聯」和最高裁判所共同研究後，才向國會提出；第三，從事維護人權的活動。
律師會是日本的地方性組織，其使命與「日律聯」相同。律師會是法人組織，按照律師法規定，它在每一地區裁判所轄區設立，目前除東京有三個律師會外，律師會的成員是本轄區內所有的律師。小的律師會僅有十幾名。律師會必須制訂會則，向「日律聯」登記，接受「日律聯」的指導和監督。律師會設會長1人，副會長若幹人。另外設資格審查委員會、懲罰委員會、綱紀委員會等等專門組織。律師會在日本律師系統中起承下啟下的作用，日常是審查律師資格，指導律師開展業務，對律師活動實行直接的監督。
日本律師的工作機構是「法律事務所」。日本的律師屬自由職業者，所以有不少法律事務所是個人的。個人法律事務所的名稱都是法律事務所前冠以律師的名字，如山田法律事務所、鳩山法律事務所。這些事務所有的有專門辦公地點，也有的就設在律師家裡。除單個人辦的法律事務所外，還有數人合夥的法律事務所。合夥法律事務所力量大，競爭力強，便於律師業務水平的提高，頗受公民信任，所以，最近幾年，這種法律事務所增長很快。律師除個人開辦或者合夥開辦法律事務所外，也有受僱傭在法律事務所工作的。這些律師多是新手，在受雇期間鍛煉成熟，為以後單獨開辦法律事務所打下基礎。

B. 北洋政府於1912年公布希么標志著中國律師制度的產生和起步

《律師暫行章程》。

2012年是中國建立律師制度100周年。100年前，在辛亥革命的推動下，北洋政府於1912年9月16日公布了《律師暫行章程》，這標志著律師制度在我國正式誕生。

伴隨著對共和制度的嚮往，律師制度的出現廢除了封建法律工作由官員擔任的傳統體制，邁出了社會追求司法獨立和公平的重要步伐。

回顧和總結中國律師制度的百年發展歷史，對於加強我國律師制度和社會法治建設具有重要的現實意義。為此，中國人民大學律師學院擬在2012年適當時間舉辦高峰論壇，以紀念中國律師制度建立100周年。

(2)律師自治擴展閱讀：

近現代律師制度和律師業在中國的出現的背景：

近現代律師制度和律師業在中國的出現，包含了一場由外而內、由表及裡地用西方現代意義的「律師」重塑和更新中國本土「訟師」意涵的變革活動。傳統中國雖然也曾使用「律師」一詞，而且在功能上也有職業形態相似的「訟師」，但是它們之間的含義畢竟有根本的不同。

近現代意義上的「律師」，是近現代資產階級革命的勝利果實之一，它以保障人權、體現司法民主和法治精神為基本價值取向。

而在傳統中國社會，「訟師」又被貶稱為「師爺」、「訟棍」、「刀筆吏」等，是不敬「道德文章」、專長於「操兩可之說，設無窮之辯」的道義小人，在法律文化上缺乏價值正當性。

C. 律師對社會有什麼好處對國家起到什麼推動作用

一、律師對社會發展的好處和作用：民主法治、公平正義是社會主義社會的基本特徵，也是律師制度創設的前提和基礎，這就決定了律師制度與構建和諧社會之間的天然關系，也決定了律師在構建和諧社會中當仁不讓的作用。
1、進行理論研究，提出立法建議與對策，為社會主義城市化發展的相關法制建設貢獻自己的力量。
2、化解當事人之間的矛盾，為社會發展發揮息紛止爭的作用。
3、作為行政機關、司法機關與百姓之間的橋梁，為和諧社會建設提供溝通作用。
如果沒有律師，而一般民眾又因不熟悉法律，難免會對在法院打官司產生厭煩和恐懼，這樣的話通過訴訟實現權利，保護權利的途徑就難以獲得。
4、加強法制宣傳教育，全面提高公民的法制意識。
5、律師行業應作為一個整體，有組織的參與到城市化發展過程中，實現社會和諧發展與提高律師行業形象雙贏。
6、律師可以擔任地方政府部門及基層經濟組織的法律顧問，架起這些部門與農民溝通的橋梁。
二、律師對國家起到什麼推動作用
1、推進依法治國：律師是法制中國的生力軍，是法治建設的重要推動力量。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了推動全社會樹立法治意識、推進多層次多領域依法治理、建設完備的法律服務體系、健全依法維權和化解糾紛機制等多項任務，可以說，每一項任務都離不開律師的參與。
2、律師是解決社會矛盾和維護秩序穩定的重要力量，推動社會和國家進步。
3、完備的律師服務體系，可以堅定中國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道路。

D. "律師協會"是否屬於「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

《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專章明確了律師協會的性質和職責。
第五章 律師協會
第四十三條律師協會是社會團體法人，是律師的自律性組織。
全國設立中華全國律師協會，省、自治區、直轄市設立地方律師協會，設區的市根據需要可以設立地方律師協會。
第四十四條全國律師協會章程由全國會員代表大會制定，報國務院司法行政部門備案。
地方律師協會章程由地方會員代表大會制定，報同級司法行政部門備案。地方律師協會章程不得與全國律師協會章程相抵觸。
第四十五條律師、律師事務所應當加入所在地的地方律師協會。加入地方律師協會的律師、律師事務所，同時是全國律師協會的會員。
律師協會會員享有律師協會章程規定的權利，履行律師協會章程規定的義務。
第四十六條律師協會應當履行下列職責:
(一)保障律師依法執業，維護律師的合法權益;
(二)總結、交流律師工作經驗;
(三)制定行業規范和懲戒規則;
(四)組織律師業務培訓和職業道德、執業紀律教育，對律師的執業活動進行考核;
(五)組織管理申請律師執業人員的實習活動，對實習人員進行考核;
(六)對律師、律師事務所實施獎勵和懲戒;
(七)受理對律師的投訴或者舉報，調解律師執業活動中發生的糾紛，受理律師的申訴;
(八)法律、行政法規、規章以及律師協會章程規定的其他職責。
律師協會制定的行業規范和懲戒規則，不得與有關法律、行政法規、規章相抵觸。

E. 日本客戶對於律師的要求，與中國客戶對律師的要求，有哪些不同

日本律師組織及律師工作機構。日本律師實行自治，其律師組織在律師制度中佔有重要地位。日本的律師組織分為兩種：日本律師聯合會（簡稱「日律聯」）和律師會。日本律師聯合會（也稱日本辯護士聯合會）是全國性律師組織。其使命是保護律師品格，謀求律師改善和進步，對律師和律師會進行監督指導和業務聯系。日本律師聯合會設會長1人，副會長11人，理事71人，監事5人。這些人以選舉產生。會長任期2年，其餘是義務職，任期1年。除此之外，「日律聯」設8個委員會：資格審查委員會；懲戒委員會；綱紀委員會；人權擁護委員會；司法修習委員會；司法制度調查委員會；律師推薦委員會；選舉管理委員會。「日律聯」的工作主要有三方面：第一，審查律師資格，監督律師行為、懲戒違法律師、監督律師會的工作。這方面的工作是首要的，也是日常性的；第二，對立法、司法的改善進行調查研究。1972年日本有一決議規定：今後有關司法制度法規的改正、修訂，要經「日律聯」和最高裁判所共同研究後，才向國會提出；第三，從事維護人權的活動。

律師會是日本的地方性組織，其使命與「日律聯」相同。律師會是法人組織，按照律師法規定，它在每一地區裁判所轄區設立，目前除東京有三個律師會外，律師會的成員是本轄區內所有的律師。小的律師會僅有十幾名。律師會必須制訂會則，向「日律聯」登記，接受「日律聯」的指導和監督。律師會設會長1人，副會長若幹人。另外設資格審查委員會、懲罰委員會、綱紀委員會等等專門組織。律師會在日本律師系統中起承下啟下的作用，日常是審查律師資格，指導律師開展業務，對律師活動實行直接的監督。

日本律師的工作機構是「法律事務所」。日本的律師屬自由職業者，所以有不少法律事務所是個人的。個人法律事務所的名稱都是法律事務所前冠以律師的名字，如山田法律事務所、鳩山法律事務所。這些事務所有的有專門辦公地點，也有的就設在律師家裡。除單個人辦的法律事務所外，還有數人合夥的法律事務所。合夥法律事務所力量大，競爭力強，便於律師業務水平的提高，頗受公民信任，所以，最近幾年，這種法律事務所增長很快。律師除個人開辦或者合夥開辦法律事務所外，也有受僱傭在法律事務所工作的。這些律師多是新手，在受雇期間鍛煉成熟，為以後單獨開辦法律事務所打下基礎。

在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的宏大場景中，律師制度的發生和發展，不過是其中不那麼起眼的一幕。但是，正如一滴露珠可以折射整個太陽的光輝一樣，律師制度的歷史，也生動展示了中國現代化進程的跌宕起伏。

中國的律師制度是清末修律運動中效仿西方典章制度的產物，其後雖經北洋政府和國民黨政府有所發展（尤其是在立法上），但從根本上說，將其歸結為一種現代標識最為適宜。之所以這樣說，主要有兩個原因：其一，律師制度見之於中國社會，其形式意義遠多於實質意義。在近代西方，律師制度是司法民主的重要體現，而司法民主又是在整個社會倡導民權、以民權作為各種政治法律制度的基礎的結果。中國社會始建律師制度之時，自由平等之風未行，專制特權之制仍在，作為法律改良的一部分而引進律師制度的直接動因，乃是為了消除列強的治外法權以重整國家治權。因此，如果說與民眾權利結合的律師制度是民主精神的一種外化的話，那麼從國家治權出發的律師制度則是一種有待於民主精神滋潤的現代標識。其二，律師制度所內含的自由平等精神，與中國固有的以宗法等級為基調的法律文化傳統是異質的，而在形式上，律師卻極易被混同於為社會所不屑、從而不可能有道德和法律上的正當性的「訟師」、「訟棍」一類，由此而使律師制度面臨雙重危險：一是與中國傳統法律文化格格不入而遭排拒；二是喪失現代精神而發生蛻變。

1949年新中國成立後，中國共產黨開始了建立「新的律師制度」的嘗試。新律師制度以當時的蘇聯為效仿對象，其主要特點是把律師納入國家公職范圍，統一領導，統一工作。但是，1957年反右派斗爭，眾多的律師成為「右派」，律師制度旋即夭折。

1979年，律師制度恢復重建。此後，隨著中國社會不斷改革開放而出現的新一輪的現代化運動，隨著在國家和社會發展的目標模式上不斷明確市場經濟、民主政治和法治國家的取向，律師業也表現出持續而強勁的發展勢頭。在數量規模上，律師事務所和從業人數大幅上升。迄今為止，中國的律師事務所已從1979年的79家發展到1萬余家，從業人數從1979年的212人壯大到約11萬人。自1994年至2002年實行統一司法考試之前，每年報考律師的人數都在10萬人以上，通過人數都超過1萬人。如此規模和發展速度的律師業，加之既存的數量更為龐大的其他法律服務組織和服務人員（據統計我國從事法律服務者大約有1100多萬人），對於中國這樣一個東方社會來說，無疑反映了一種無聲息卻劃時代的社會巨變。

在質的方面，由於中國律師制度的改革和律師業的發展，律師已實現了由原先單純的「國家法律工作者」向「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的轉變，其執業形式是通過合夥和合作等途徑設立的自律性律師事務所；作為國家事業單位的法律顧問處或律師事務所實際上已呈消亡之勢。律師管理體制也開始實現由司法行政機關單純的行政管理向司法行政管理與律師協會行業管理相結合的模式轉變，並將最終過渡到「司法行政機關宏觀管理下的律師協會行業管理體制」。

中國律師制度在社會主義現代化的總體背景下所呈現出的發展變化及其趨勢，可以說是在更高層次上發生的一種超越本土法律文化傳統——從而使這種傳統不得不再次回歸於一種潛在狀態——的運動。這種運動以律師業回歸社會並在社會中形成與其職業使命和專業化要求相適應的自治自律機制為基本內容，因此它在總體上表現為一個完整的社會化過程。具體則可以將其概括為前後相繼、互相依存的兩部分內容：一是在與國家（相對於民間）的關繫上發生的以律師業逐漸脫離對國家經費和編制的依賴為主要特徵的中介化運動；二是在與社會（包含國家和民間）的關繫上發生的以形成律師業自治自律的機制為目的的行業化運動。對於這種勢必重塑中國律師制度和律師業的社會化進程，我想可以從兩個方面予以積極的回應。

第一，世界各國盡管國情不同，但要建立現代的民主法治社會，就應該了解和重視這種社會在制度構造上的規律性和合理性。現代律師業作為現代法治社會的一種基本構件，其基本屬性就是中介化和行業化。中介化是相對於把律師業納入國家公職范圍或作為「國家的法律工作者」而言的。律師業中介化的必要性可以從兩個方面加以肯定：一方面，律師業是專門從事法律服務的職業，而按照現代法治社會中國家和社會的二元構造，國家沒有必要也很難把提供一切法律服務作為自己的職責；另一方面，現代社會是在尊奉民權的基礎上構築的法治社會，從民權保護和滿足社會需要的角度看，一個不屬於國家公權（特別是行政權力）系統而且有權專門從事法律活動的獨立的律師業，更適宜於監督和對抗公權的濫用，也更能有效地防止私權自身因濫用而變質和喪失。從「國家工作人員」到「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的轉變，反映出我們從更加貼近律師的固有屬性來認識律師；也反映出政治制度對律師需求內容的重大變化。

律師業的行業化是分散運作的律師業為加強職業內部的聯系和交流、形成一種整體的力量以強化自身對社會的交涉力和影響力而表現出的一種自我整合過程。所不同的是，由於律師的職業活動在復雜的現代法治社會中的高度專業化，以及律師對當事人、對法律制度的完善和社會所應負的責任，使得律師業在自身的組織和管理上具有高度的自治性和自律性。這也可以視為社會與律師業之間所達成的一種「交易」，即社會承認律師業自治自律的「特權」，以便律師業能實現其職業使命，造福於社會。從國家行政管理到不斷增多的自治自律的變化，使中國的律師更加貼近民間社會，成為媒合國家和民間社會的中介，成為促進民間社會自我整合的不可缺少的因素。

第二，中國律師業的中介化和行業化，意味著在廣泛的社會結構范圍內、而非原先的國家權力結構范圍內重塑律師制度和律師業，因而不僅需要各種階段性設計，而且還要有一種系統的構想。當中國律師業最終從國家公職范圍中脫離出來，從而徹底割斷與國家權力相連的「臍帶」後，失去國家權力背景或依託的這一職業能獲得足夠的資源去實現自己維護民權、促進法治和實現社會正義的職業使命嗎？中國律師業能在現有狀況的基礎上取得行業化的較理想狀態嗎？社會是一個有機聯系的整體，重塑律師制度和律師業，需要與其密切相關的一些環境因素有什麼對應的變化呢？這些方面的問題都是應該通盤考慮的。從許多現代發達國家的情況看，律師制度自始就是其制度構架的一個有機部分，律師業通過與周圍社會環境的長期磨合，已轉化為一種獲得廣泛的社會認同並包含律師業在各方面活動的現實合理性的職業傳統。相比之下，中國律師制度和律師業的重塑，有著歷史傳統方面的諸多障礙。因此，改革和發展中國的律師制度和律師業，首先必須從立法上對律師業作出與其職業使命相適合的定位，並提供充分必要的保障；同時，還要考慮律師業發展的現狀及其自我拓展的能力。在這里，單純的法律眼光顯然是不夠的，還要有一種廣泛的社會視野。

F. 投訴律師到那個執法部門

投訴律師，一般是到司法局投訴，或者律師協會也可以。
司法局是律師的業務主管部門，律師協會屬於司法局領導下的律師自治組織。

G. 簡述司法行政部門與律師協會的關系

司法行政部門是國家政府機關，律師協會是自治性社會團體，兩者在法律上沒有隸屬關系。但因之前我國律師都由司法行政部門管理（一般是律師管理處），近年才逐漸轉變為司法行政部門和律師協會雙重管理，二者在人員、財政等方面可能存在一些交叉，各省的交叉程度又有差異，可以說是一個轉型期。總之，可以認為司法行政部門和律師協會是互相依存、互相配合的關系。

H. 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律師執業規定

第一章總則第一條為保障律師依法執業，發揮律師在社會主義民主和法制建設中的作用，促進經濟建設和改革開放，根據國家有關法律、法規的規定，結合自治區實際，制定本規定。第二條律師是為社會服務的專業法律工作者，其職責是通過辦理法律事務，維護國家的利益和委託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法律、法規的正確實施。第三條律師執業必須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恪守執業紀律和職業道德。第四條律師依法執業，受國家法律保護，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干涉、阻撓，嚴禁侮辱、誹謗和打擊迫害。第五條律師執業機構是律師事務所。根據發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建立多種形式的律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受司法行政機關的行政管理和律師協會的行業管理。第六條律師協會是律師的行業性群眾組織，保障律師依法執業，維護律師的合法權益。第七條同一律師只能在一個律師事務所從事律師業務。律師執業，必須持有司法行政機關頒發注冊的律師工作執照或律師工作證（以下簡稱律師工作照證）。第八條律師執業，徵得委託人的同意，可以使用本民族的語言文字或者當地通用的語言文字。第九條對履行律師職責有突出貢獻或顯著成績的律師，由司法行政機關和律師協會給予表彰和獎勵；對違紀律師和律師事務所給予懲戒。第二章律師的業務和責任第十條律師受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的委託，或受人民法院的指定，辦理下列法律事務：
（一）擔任國家機關、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其他組織或公民的法律顧問；
（二）擔任刑事案件被告人的辯護人，擔任刑事自訴案件自訴人或公訴案件被害人及其近親屬、監護人的代理人，參加刑事訴訟；
（三）擔任民事、經濟、行政訴訟當事人的代理人，參加訴訟；
（四）擔任經濟、行政、勞動爭議等仲裁當事人的代理人，參加仲裁活動；
（五）參加民事、經濟糾紛的調解活動；
（六）代理涉外民事、經濟等活動中的法律事務；
（七）代理申請行政復議；
（八）代理申訴法律事務；
（九）提供法律咨詢服務，代寫法律事務文書；
（十）辦理其他法律事務。
律師應當通過以上各項業務活動，宣傳法律、法規。第十一條律師擔任法律顧問的責任，是協助委託方實現依法管理，依法辦事，受委託辦理各項法律事務，維護委託方的合法權益。
律師擔任刑事案件辯護人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提出證明被告人無罪、罪輕或從輕、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的材料的意見，維護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律師擔任其他案件訴訟當事人的代理人和辦理其他法律事務的責任，是根據事實和法律，在委託許可權內，維護被代理人的合法權益。第十二條律師承辦業務，由律師事務所統一接受委託，並按規定統一收費。
律師事務所接受委託後，應當盡可能滿足委託人對律師的指名要求。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要求律師事務所派律師為被告人辯護時，有關律師事務所應當安排。第三章律師的權利和義務。第十三條律師代理起訴，符合法律規定受理條件的，人民法院應當立案；不符合法律規定受理條件的，人民法院應當在7日內裁定不予受理。律師對裁定不服的，經原告同意可以提起上訴。
人民法院既不立案受理又不裁定不予受理的，律師可以向上一級人民法院提出書面意見。第十四條律師參加訴訟、仲裁活動，可持律師事務所介紹信和律師工作照證到人民法院、仲裁機關查閱所承辦案件的材料和補充的偵查、調查材料。但審判委員會和合議庭的記錄以及事關他案的線索材料不得查閱。
律師閱卷可以摘錄。經人民法院或仲裁機關許可，可以復制與本案有關的材料。第十五條律師辦理各項業務，可持律師事務所調查專用證明和律師工作照證，向有關單位或個人調查取證，被調查的單位或個人應當予以協助，並依法提供有關證明材料。但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第十六條律師調查取證時，主要知情人是正在預審期間的刑事被告人，且該案與被告人本身的案件無利害關系，律師可持律師事務所調查專用證明和律師工作照證，由公安或檢察機關的人員陪同；律師所調查的問題與正在預審期間被告人本身的案件有利害關系的，由公安或者檢察機關的人員負責問明情況，及時將材料轉交承辦律師或律師事務所。

I. 律師依法獨立職業的含義

在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國律師制度剛剛恢復時期，律師的職業定位是「國家法律工作者」。到了1996年，《律師法》頒布以後，律師被重新定義為「依法取得律師執業證書，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執業人員」。北京大學陳興良教授進而提出，律師的權利不是國家權力，也不是社會權利，而是公民個人權利的延伸，律師的職業定位應是提供法律服務的自由職業者。

我理解，這個「自由職業者」的目的在於強調律師職業的獨立性，即律師只服從於法律，在法律之下，律師是自由的，任何外來的干預不足以使律師屈從，從而最大限度保護律師發揮維護人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作用。我國現行的《法官法》規定：「法官依法審判案件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檢察官法》也有相應的規定：「檢察官依法履行檢察職責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這都從法律上確定了法官、檢察官職業的獨立性。盡管現行的《律師法》尚未明確賦予律師具有職業的獨立性，但這畢竟是國際社會的主流趨勢，例如德國《聯邦律師條例》第一條規定：「律師在司法中的地位，是司法的獨立人員，律師執業機構為從事司法工作之獨立機關。」加拿大也明確規定律師與法官地位相等：「每一個獲准在最高法院擔任初級律師的律師協會會員，均為加拿大自治領地的所有法院的官員。」因此，律師職業的獨立性也應成為我國律師制度的應有之義。在新《律師法》中，理應加上一條：「律師依法執業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只有這樣，才能在我國法律制度中真正確立律師職業的獨立性。

律師職業的獨立性，是指律師不受國家公權和當事人私權影響，獨立維護法律正確實施、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本質屬性。律師作為一支獨立力量的存在，將在很大程度上制衡權力，並且盡最大限度地防止和減少權力對公民及法人的侵害。一個國家的公民和法人，他們依法享有權利、履行義務，作為被國家管理、治理的相對人，他們沒有直接立法和司法、執法的權力，只有遵法守法的義務。在面對國家權力的時候，他們總是處於弱勢、劣勢的地位，其合法權益容易受到國家權力的侵害，更不用說個別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濫用權力、瀆職枉法了。在現實生活中，除了通過立法對國家權力加以限制，對公民人權、權利予以強化之外，還需要一種獨立於國家公權和當事人之間的社會力量，通過對當事人提供法律服務，以法律為武器來制約不法權力，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律師就是這種力量的代表。律師以他獨具的職業獨立性，將在很大程度上制衡權力，並且盡最大限度地防止和減少權力對公民、法人的侵害。這種獨立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律師與政府、法官、檢察官保持相對的獨立，有同國家公權對峙的勇氣和能力，並在執業過程中不受國家司法機關、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同時律師在執業過程中獨立於當事人，律師是當事人的辯護人或代理人而不是喪失獨立人格的惟命是從的附庸和代言人，律師有義務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有義務保守當事人的秘密，但也有權利拒絕當事人提出的與法律相悖的不正當要求，並在刑事辯護中依據實事和法律獨立地行使辯護權，獨立地發表辯護意見。

由於當事人追求的利益並非總能與法律規定和社會的公平正義保持一致，有時甚至還會發生對立沖突，而個別律師將自己收入的增加建立在當事人不當利益的實現上，這樣就會出現律師一味迎合當事人，背離事實，歪曲法律的現象，勢必動搖整個律師行業在社會中的公信力。

擺脫名利的羈絆，抵禦金錢的腐蝕，除了需要律師自身有「良心」、「道德」外，能夠保障律師恪守獨立的制度至關重要。我們不僅要象珍惜自己的生命一樣珍惜律師的獨立，「不獨立，毋寧死」，更需要每個律師身體力行地保護這支獨立的「薪火」。以下，就當前可能影響律師職業獨立性的兩個現實問題，筆者談一下自己的觀點。

一、律師類型的多樣化不利於律師保持獨立性

在世界上絕大多數國家，律師與法官、檢察官都是法律職業團體中的一種，僅僅是分工不同，地位並沒有高低貴賤之分。這些國家創設律師制度的初衷就是為了使每一個公民通過律師的獨立工作來制約公共權力的濫用，從而給予了律師職業極大的期待和重視。例如日本《律師法》第一條就開宗明義：「律師以維護基本人權，實現社會正義為使命。」而我國台灣地區的《律師法》第一條是這樣規定的：「律師以保障人權，實現社會正義及促進民主法治為使命。」由此可見，律師的基本使命就是維護人權和社會的公平正義。

面對如此庄嚴神聖的使命，一部律師法約束下的所有律師的處境應該是一致的。但是目前在我國卻有一種律師種類多元化的趨勢，在我國有的省、區、市和部分中央國家機關、大型企業已經開始設置了公職律師和公司律師，在2005年6月全國律協換屆時他們中的不少人已堂而皇之的成為了代表、理事，這樣，他們連同已經存在的軍隊律師將要形成中國律師的多樣性。如果說，軍隊律師對於普通公民而言，接觸的機會微乎其微的話，那麼隨著「兩公律師」隊伍的建立與發展，社會將越來越多地見到他們的身影，聽到他們的聲音，由於其職責與一般意義上的律師（已有人稱之為社會律師）有所不同，他們的出現，必將對律師職業的獨立性產生巨大的沖擊。

公職律師是指具有律師資格或法律職業資格，供職於政府職能部門或經招聘到前述部門專職從事法律事務的公務人員。曾經有國家某總局一位政策法規司的副司長在獲得該系統首批公職律師執業證書後，興奮地告訴記者：「如果美國談判對手再問我是干什麼的，我就告訴他我是中國律師。」其實這也表明了公職律師的三個基本特徵：一是身份的雙重性，公職律師既是國家公務員或政府雇員又是律師；二是服務對象的固定性，公職律師只能為供職部門提供法律服務，不得面向社會提供有償法律服務，不得在社會上的律師事務所或法律服務機構兼職，不得以律師身份辦理本單位以外的訴訟與非訴訟案件；三是固定薪酬制，公職律師直接從供職部門領取固定薪酬。

再來看一下規范性文件規定的公職律師的五項工作職責：一、擔任政府法律顧問，為政府決策提供法律咨詢和法律建議；二、根據政府的要求，參與政府規范性文件的起草、審核和修改工作；三、為涉及政府和社會公眾的重大利益事項和糾紛提供專項法律服務或組織專家論證；四、代理政府參與訴訟、仲裁活動；五、政府中其他應由公職律師承擔的工作。上述五項職責大部分還是圍繞「長官意志」進行，公職律師工作的獨立性難以體現。

筆者認為，公職律師盡管主要處理政府微觀方面的法律事務，但與政府法制辦的部分職能並無本質區別，如果僅僅只是為了政府工作人員查閱案卷方便，而硬要設置一種與社會律師相抗衡的律師類型，似乎有些矯枉過正。因為社會律師服務的對象是全社會的各種當事人，當然也包括政府職能部門。

公司律師是指具有律師資格或法律職業資格，在企業內部專職從事法律事務工作，為企業提供法律服務並依法取得公司律師執業證書的執業人員。2002年12月，司法部頒布了《關於開展公司律師試點工作的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意見》規定了公司律師的職責，其中非訴訟業務包括對公司的生產經營決策提供法律意見，參與本企業法律文件的起草和修改工作，審核企業規章制度，審查和管理企業合同，對企業違反法律法規的行為提出糾正和建議，在企業內部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工作，仲裁事務；訴訟業務包括處理與本企業有關的訴訟業務。對照國家經濟貿易委員會於1997年5月頒布的《企業法律顧問管理辦法》中關於企業法律顧問職責的規定，簡直是一模一樣。

公司律師已試行近3年，現有近700名公司律師服務於150家大型、特大型企業，其中不乏中國人壽、中國一汽這樣的「行業巨鱷」。據某位對公司律師制度頗為贊賞的行政官員說，公司律師具有「離得近、叫得應、專業熟、信息靈、反應快、保密好」的優點。據筆者看，只有前兩項符合實際，因為公司律師就是本公司職員，肯定離得近，而且他們要看「老闆」的臉色行事，當然「一叫得應」了。至於其它四項，還沒有過硬的事實能夠證明他們比社會律師強。

如果「兩公」律師從法律上給予確認，必然打破現有律師的執業格局，使越來越多的律師尤其是年輕律師向公司流動。

相對於公職律師，公司律師服務的領域更窄，完全是看某一個「老闆」的臉色行事，職業的獨立性更加無從談起。

一個人要想獨立地做一件事情，至少具備兩個條件：思維判斷上的自由和經濟上的不受制於人。律師之所以能有獨立性，就在於執業具有選擇性，可以對當事人不適當的要求拒絕辯護或代理，通俗地說，一個律師的「衣食父母」是不確定的，他不必為某一個特定的「老闆」而折腰。但「兩公」律師卻是做不到的。

還有一種理論，認為設立公司律師是與國際接軌，這里且不論只有少數國傢具有這種制度且亦對這種制度尚存諸多質疑外，就以經濟最為發達的美國為例，美國的公司律師已有80多年的歷史，人數也較多。但可以肯定的是美國的公司律師只是一種律師高度社會化的專業分工，其他還有移民律師、婚姻律師、專利律師等等，部分律師專職從事公司的法律事務性工作是美國經濟極為發達情況下各種社會分工形成的，換言之，不是不考慮國情人為推動形成的。有人片面地認為引入公司律師制度就是走國際化道路，這種觀點是幼稚的，也是斷章取義的。中國國情目前的現狀和律師的地位與美國律師的地位相差甚遠，美國的制度目前還不適合中國的國情，僅僅靠多一種律師類型來跟國際接軌，其實是在「拔苗助長」，其必帶來許多現行體制所不能解決的問題。設立公司律師看似進步實是退步，勢必影響中國律師業的整體競爭力和凝聚力，放緩與國際接軌的步伐，出現「欲速則不達」的結果。

總而言之，在現階段法治建設並不十分完善，律師隊伍建設尚處於初級階段的情況下，一味細化律師行業的分工，必然打破現有律師的執業格局，迫使律師尤其是年輕律師向公司流動；在業務上只好選擇做刑事案件和婚姻家庭案件。產生的結果只能是在律師內部造成門派對立，職業道德和執業准則難以劃一，增大不同類型律師之間的不信任感並相互貶低；社會公眾對各種類型的律師產生混淆，不明所以。同時也大大不利於行政機關和律師協會對整個行業的統一管理。都是律師，卻有著迥異的生存模式。缺乏獨立生活能力的律師就不可能有自由職業者的人格和思想自由，其獨立性必將大打折扣。所以，公職律師、公司律師的職責和義務應該由專職的公務員或公司職員來完成，也可以聘請社會律師來執行，沒有必要設立兩個新的律師門類。

對於暫不設立公職律師、公司律師這個問題，筆者曾向立法機關和司法行政部門多次呼籲，以期進行更嚴密的調研和更科學的分析，也希望律師同行們能夠提出符合中國國情和中國律師行業特點的具體建議和辦法來，可惜都未能引起足夠的重視。

二、律師從事本職工作以外的經營性活動是對律師獨立性的反動

在美國，政府從職業律師中僱傭一些人擔任檢察官，而各級法院的法官，也是從執業15年以上，品行良好，沒有任何不良記錄的資深律師中選任的。一個有追求的律師，肯定會在執業過程中小心謹慎，保持一個清白的紀錄。同時，律師、檢察官、法官甚至法學家職業之間的良性互動，就形成了一種良好的機制，大家都以法律准則而不是以各自的權力大小為評判標准，運用相同的思維方式和評價體系，對一件事情或者糾紛，所得出的結論是能夠合理預期的。

如何能在律師、檢察官、法官、法學家之間形成一個穩定的職業共同體？首要的還是制度保障。律師怎樣提高自己的社會地位？從自身角度講，必須向檢察官、法官的標准看齊。法律規定檢察官、法官均不能從事有償經營性活動。這一點具體到律師身上，那就是除了律師法上允許的有償法律服務以外，律師不應再兼職從事其它經營性活動。這一點雖然在律師執業規范中有所體現，但還沒有上升到法律層面，這就給司法行政機關查處這些搞經營性活動的律師帶來了困難。不解決律師隨便兼職謀利的問題，律師這一職業就難以凈化。

所謂「職業」是指個人所從事的賴以為他人或社會服務並作為主要生活來源的工作。律師的工作就是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所以他的收入也就理應來自提供法律服務的過程中。律師的職業使命是維護人權和社會的公平正義，他只服從法律並且要在法律許可的范圍內維護當事人的權益，而不是惟當事人是從，這也就決定了律師職業的基本屬性不包括商業性，律師不應該也不能被金錢利益所驅動。

在追求公平正義的歷程中，金錢對於每個律師的操守來說，是一把雙刃劍。如果沒有足夠的收入，一個律師無法維持穩定的生活，在誘惑面前難免把持不住；如果只是一味地追求金錢，那也只能變成一個賺錢工具，實在是捨本逐末。律師要想在社會立足，歸根結底還是要加強「職業化」的訓練，練就過硬的本領，才能提供更好的服務，在社會競爭中得到承認。

一段時間以來，社會上出現了一種誤導，認為律師價值的體現就是用收入高低來衡量。律師對經濟利益的偏激追逐，將會極大的損害律師形象，尤其是個別律師，甚至脫離本職工作，在社會上從事各種商業活動，直接導致了社會公眾對律師行業的反感和不滿。

僅以西安為例，就曾有資深執業律師在外兼職從事商業活動，並利用職務便利及法律專業知識，將國有資產據為己有，最後鋃鐺入獄、聲敗名裂。還有少數律師，或是從事酒店餐飲行業或是經營娛樂場所，或是經營房地產、拍賣行等，都在社會上造成了不良影響。

筆者認為，新律師法修訂過程中，有必要加入禁止執業律師從事其他經營性活動的禁止性規定。之所以如此要求至少有兩個原因，一是律師是一個高尚的職業，就像醫生，需要社會認可自身的價值，但決不能惟錢是圖，商業氣息太濃；二來律師由於職業特殊，可能知曉或接觸很多個人隱私和商業秘密，如果參與其他商業經營性活動，就有可能利用這種便利為己服務，甚至損害當事人的利益，理應禁止。而且從事其它經營性活動，難免影響律師職業的獨立性，令其為攫取更大利潤鑽法律的空子，這樣就背離了律師制度的初衷。

另外，新《律師法》還有必要嚴格律師初任調查和年檢審查的工作程序和內容。僅以筆者所知的在西安執業的律師為例，就有不少於5%的注冊律師是披了「兩張皮」。他們或是國家公務員或是企業的老闆、職員工，利用個人關系或偽造部分檔案材料，把人事關系送到人才交流中心轉一圈，就獲得了律師身份。既不耽誤自己的固定工作或者經營活動，還能以「律師」的名義到處招攬律師業務和進行活動。這種情況嚴重敗壞了律師法律職業者的獨立形象，必須堅決予以扼制。筆者建議，新《律師法》應授權司法行政機關制訂更加嚴格的律師准入程序，加強個人身份的調查；對於律師檔案的管理，司法行政機關和律師協會也應建立自有的管理體系。努力保持律師隊伍的純潔性和職業的獨立性。

美國一位著名的律師布蘭代斯在其所著的《律師的機會》一書中憂心忡忡地指出：「一個毋庸置疑的事實是，現今的律師在人們的心目中的地位不如七十五年前或者也確實不如五十年前那樣顯赫了；但是，其原因並非是缺乏機會。而是：律師沒有在富人和大眾之間恪守獨立，------他們最大限度地放縱自己成為大公司的附庸，而忽略利用自己的權利保護大眾的義務。」也許，中國律師也面臨同樣的困境。面對強權與金錢，請選擇獨立。最後，我以北京一位律師的話結束這篇文章：「律師崇尚的，應該是按照法律辦事；律師追求的，應該是維護法律的尊嚴；律師執著的，應該是司法公正的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