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律評論

Ⅰ 誰有哈佛法律評論之經典合輯及影響美國司法程序的案例

在美國法的發展史上，《哈佛法律評論》作用之重要無容置疑，在各個領域，它都為後人留下了值得反復誦讀的經典文獻。憲法學領域又何嘗不是如此。賽爾教授的「美國憲政理論的淵源與范圍」一直是憲法學必讀的經典，即使是司法審查最積極的擁護者也迴避不了他對這項制度的謹慎質疑。威克斯勒教授的「走向憲法的中立原則」在法學論文引用率上一直排行第一，超過了霍姆斯1897年的絕世經典「法律的道路」。這對於法理學「排行老大」的中國來說，也許是一件匪夷所思的事情。

翻譯《哈佛法律評論》的經典論文，對幫助中國讀者理解美國憲法的意義也是顯而易見的，我無須贅言。事實上，這正是這本文集的主要目的所在，也是選擇文獻的主要標准。畢竟，它所面向的是中國讀者，因而要為中國讀者服務，幫助中國讀者理解美國憲政的淵源、歷史和現狀。入選這本文集的文章主要有兩類。一類是歷史地位不可動搖的、對美國憲法發展產生持久影響的經典名作，譬如上述兩篇以及切菲教授對言論自由的評論；另一類則是活躍在當今舞台的知名學者對美國憲法（學）發展的相當晚近的概括，其中有的雖然可能僅反映了一家之言，但人們仍然能從中了解到美國憲法在某個方面的最新概況。總的來說，對前者的標准更高一些。時光對人的記憶來說宛如大浪淘沙，不斷銷蝕著思想的影響。對於一般的論文，年代越久遠，影響力越微弱；只有真正的經典才能像一壇陳年老酒那樣，藉助時間發揮出越來越濃郁的醇香。更晚近的作品究竟屬於哪一類，要看我們的眼力和造化了。在我們現在看來，它們代表了這個階段憲法學說的里程碑，盡管以後也許會被更高的豐碑所遮蓋。

哈佛法律評論協會曾在1967年出版過一個憲法的集子，收集了當時比較有代表性的十餘篇論文。我們採用了其中四篇。其餘的盡管是某個領域的階段性總結，但似乎對今天的意義已經不那麼大了，因而必須為更新的綜合(synthesis)所替代。我們主要從Lexis-Nexis網上搜索了憲法幾個主要領域的論文，將我們認為有潛力成為經典的（畢竟這是需要時間檢驗的事情）放到現在的這本文集，構成了目前的八篇文章。

一

這幾篇文章都和司法審查有關系。美國是第一個探討這個問題的國家，其歷史至少從1803年的馬伯里訴麥迪遜開始。在這個里程碑的判例中，馬歇爾(C.J. Marshall)領導的聯邦最高法院在沒有憲法明確授權的情況下為自己建立了司法審查權。這種做法立刻引發了幾乎所有「法律人」參與的爭論，這場爭論延續至今。賽爾教授在判決90年後發表的「美國憲政理論的淵源與范圍」顯然不是第一篇質疑和界定這項權力的論文，但無疑是最有權威性和代表性的一篇。事實上，或許是因為司法審查已經成為既成事實，賽爾並不質疑這項權力的憲法依據，而是在勉強承認其存在的基礎上限制這項權力的范圍。這也是現代絕大多數懷疑者所採取的思路。畢竟，這項制度已經存在兩個世紀之久；除了某些「極端分子」之外，今天已很少有人會斷然否認司法審查的正當性。爭論的焦點一直是法官應如何並在什麼范圍內行使這項非同尋常的權力。賽爾的這篇論文系統闡述了憲法的嚴格解釋主義，並使之成為美國司法哲學的一個重要流派。雖然有些判決未必明確引用他的文章，但是從判決思路上顯然可以看到這篇論文幾乎無處不在的影子。

威克斯勒教授則多少站在另外一邊，至少看上去是如此。一開始，他先論證司法審查實際上是有條文依據的。這也和大多數人的信仰不同。大多數人都像漢德法官(J. Hand)那樣認為，司法審查是憲法沒有規定但對於維護憲法權威來說確實是必要的權力。威克斯勒卻相當令人信服地證明，雖然憲法沒有明確提到司法審查，但是從憲法規定的結構上能邏輯地讀出這項內在權力。這么說來，威氏是司法審查的積極擁護者了。其實不然，他接著筆鋒一轉，轉而主張司法審查必須依照某種「中立原則」。憲法授權法院進行司法審查，但這並不表明法院可以任意行使這項權力，隨便將自己的價值、理念和政治主張摻合到憲法文本中去；假如這樣做，法官就「越界」了，且威克斯勒舉出了美國法官在判決過程中「越界」的許多實例，包括像「校區種族隔離案」(Brown v. Board of Ecation)這樣的社會影響巨大且至今為民眾所稱頌的判例。可以不誇張地說，這是一篇迄今為止討論這個主題的最具建設性的論文，也是這個領域的難以逾越的里程碑。它一方面代表著自馬伯里決定以來的學術論辯之總結，另一方面又清晰指明了一個新的起點、新的方向、新的思路。此後，人們對司法審查和司法職能的學術探討多建立在這篇論文的基礎上，因而其引用率那麼高，也就不足為奇了。

司法審查這個潘多拉的盒子首先是由首席大法官馬歇爾打開的，因而本書如果沒有一篇關於他的文章將是不妥當的。法蘭克福特大法官的論文專門是為了紀念馬歇爾誕辰200周年而作，也是本書惟一的一篇來自司法實務界的文章。對於中國讀者來說，法蘭克福特並不是一個聽起來那麼熟悉的名字。如果說馬歇爾、霍姆斯、布萊克或道格拉斯等人都是因為標新立異而聞名，那麼法蘭克福特則是一位以嚴謹和中庸著稱的大法官，嚴格保持著一位法官所應有的中立和低調。在這個意義上，他比那些家喻戶曉的政治化人物更能代表美國法官共同體，他對同行馬歇爾的評價也因此而更為公允。盡管在美國的憲政文化之下，司法審查或許是一項遲早都要出現的憲政制度，但是說馬歇爾通過馬伯里決定改變了美國憲法的歷史，應該並不算過譽之詞。當然，馬伯里案只是一個起點；通過詮釋其後的一系列憲法判例史上的里程碑，法蘭克福特法官進一步探討了司法職能的本質，並再次對司法超越界限的可能性發出警告，而這種警告和前面兩篇論文的主旋律是相當和諧的。

二

如果以上三篇是專門關於司法審查的論文，本書的其它論文則是從更具體的視角探討同樣的問題。阿克曼教授的文章是要「超越」1938年的卡羅琳產品案，更准確地說是其中的一個腳注——大名鼎鼎的「第四腳注」(Footnote 4)。可別小看它只是一個腳注，它對美國憲法的影響力實在是非同小可。即使美國憲法如此簡練，你也可以不知道其中某些不那麼重要的條文，但是卻不可以不知道這個腳注；如果美國法學院的學生不知道這個腳注意味著什麼，那麼可以肯定他通不過憲法學的期末考試。為什麼？因為在這個腳注中，首席大法官斯通(C.J. Stone)闡明了法院在什麼時候可以或應該對立法加大審查力度。什麼時候？在民主和法治「失靈」的時候。斯通法官在「第四腳注」中列舉了幾種情況，其中一種是「分散和孤立的少數族群」 的利益受到法律上的歧視。我們知道，民主在程序上就意味著多數主義規則：如果民主程序正常進行，那麼社會中的多數選民將最能代表自己利益或觀點的候選人選入議會；議會代表中的多數通過法律，使之最有效地反映多數人的利益和觀點。但是如果多數人的某些利益或觀點並不那麼無辜——如果他們侵犯了少數人的基本利益，那又該如何呢？在民主和法治國家，除非你能喚起多數人的支持或同情，你是沒有希望的；譬如你和你的同類只佔這個社會的十分之一，你很可能會發現多數人壓在你頭上，對你們進行任意的歧視，而且是以神聖的「法律」的名義！在美國歷史上，種族歧視正是以法律的形式強加在黑人等有色人種身上，而這些法律都是通過民主程序制定的。

在這種情況下，既然民主幫不了你的忙，你只有靠法院了，也就是希望由法院宣判這種法律違反了憲法第十四修正案對所有人的平等保護；當然，如果這個社會就是清一色的歧視，法院也不見得幫得了你，但多一個依靠總沒有壞處。斯通大法官指的就是這個意思：正是在民主和尋常的法治不能可靠地得到憲法所要求的結果時，法院應該也可以發揮其獨特的作用——應該，是因為歧視的受害者不能依靠議會或總統這類通過民主選舉產生的政治機構，因而法院在憲法面前責無旁貸；可以，是因為反正民選機構不能有效發揮其憲法職能，因而法院代行其職並無越位之嫌。注意到卡羅琳產品案宣判於1938年，正值羅斯福總統新政之後，法院的威信跌落到僅次於「蓄奴案」(Dred Scott)的最低點。事實上，最高法院在這個案例的判決中明確信奉司法節制主義，全面退出對立法和行政的司法干預。然而，「第四腳注」為司法復興埋下了伏筆：畢竟，在某些情況下，這個國家還是需要司法干預的。通過這個腳注，斯通法官界定了現代法院在民主社會中的司法職能，進一步發展了美國的政治制衡理論，並為法院日後對取消美國的政治與法律歧視發揮巨大作用做好了理論准備。種族最終被宣判為「嫌疑歸類」(suspect classification)，法院將以「理論上嚴格，實際上致命」的眼光來審視涉及種族的立法：一旦涉及任何種族歧視，這部法律就面臨「死刑」了。在美國歷史上，起到這種作用的判例屈指可數，足見「第四腳注」舉足輕重的地位。

當然，「第四腳注」畢竟只是一個腳注，斯通法官不可能在此將所有問題說清楚。這也就引發了阿克曼教授的挑戰。他並不質疑「第四腳注」的出發點：司法機構可以在民主政治機構「失靈」的情況下發揮更大的作用，但他質疑腳注表述的准確性：「顯明和孤立」的少數群體是否真的在民主社會中無能為力？如果諸如種族等群體在今天並非如此，那麼司法繼續給予其特殊保護就等於「弄錯對象」了，而其他真正需要得到司法保護的群體卻受到忽視。通過逐個澄清概念誤區，阿克曼指出「第四腳注」的措辭具有誤導性：需要特殊保護的其實不是「顯明和孤立」的少數群體，而是「隱性與分散」的少數群體，譬如婦女、窮人和同性戀者——有時甚至是多數群體，因為他們的集體行動面臨著組織成本的巨大障礙。通過這篇論文，阿克曼與其說是挑戰或「超越」卡羅琳產品案，不如說是更新了「第四腳注」在現代社會的意義。

三

注意上文的全部討論有一個前提：「如果民主程序正常進行」，但這個前提顯然不是自動成立的。如果這個前提不成立又如何？我們知道，在當今世界上，幾乎所有國家都宣稱自己是「民主」的，但民主程序運行良好的國家並不多，不少國家賄選、舞弊現象相當嚴重。如果徒有紙上的規定，實際上「選」出的議員並不能代表社會上多數人的利益和立場，那麼其所制定的法律在社會效果上如何，便可想而知了。如何防止這種情況發生，保證民主程序依法進行？這又是民主本身無能為力的事情了，因為在選舉的那一刻，被選舉的那個政治機構其實已經解體了，所以根本無法保證新的人選符合憲法要求。民主過程必須得到法治的保證，否則就註定是虛假的民主；為了保證民主過程的法治化，法院又必須發揮其應有的作用。事實上，這是「第四腳注」命題的延續。「第四腳注」也確實提到了這種情況：限制政治程序的立法應受到更嚴格的司法審查。如果法律禁止某個人群參與選舉過程，那麼他們肯定不能指望通過選舉和立法來保護自己的權益了。在這種情況下，法院有理由對此類立法進行更嚴格的審查；法院這么做非但不和民主原則相沖突，反而恰恰是在制度上幫助民主「運轉起來」。

皮德斯教授的論文涉及范圍更廣。選舉過程不僅可能受到法律限制（例如美國在大約半個世紀以前對種族的限制），而且還可能受到種種因素的扭曲，例如選區人口分布的不均衡、選區形狀的不規則以及法律對競選資金的規制等等。另外，盡管法律規定本身沒有什麼問題，實際操作過程卻可能會出現形形色色的問題，如自動識別選票的機器可能誤讀或忽略某些有效選票等高度技術性問題。2000年的美國總統大選是一個最貼切的例子。如果某個關鍵的選區在統計選票中有爭議，法院應有何作為呢？選舉是一個政治過程，但並不是法院所不能插手的「政治問題」(political question)。對於這樣的問題，法院可以說是最有資格管了：相對於其它機構（如國會——總統自己顯然是不能插手的，尤其是如果他像在2000年大選中那樣作為候選人捲入爭議的話），法院的獨立和公正受到更可靠的保障。問題是法院在處理這類問題過程中應尊重什麼限度，遵循什麼原則。如果司法審查的標准不妥當，那麼沒有什麼能保證法官比平常人更公正或客觀，所謂的司法判決也就不過是少數幾個人按照自己主觀意念的投票結果而已。（在2000年總統大選所引發的「戈爾訴布希」判決中，這種情況可能真的發生了。）皮德斯教授對這類問題有深入的研究，早先曾和他人一起主編《民主之法》(The Law of Democracy: Legal Structure of the Political Process)一書，可以說是集這個領域的各種判例與理論之大成。在最近的「民主政治的憲法化」這篇文章中，他梳理、總結和評判了最高法院近年來的判例，進一步闡述了民主通過司法而憲法化(judicial constitutionalization)這個新鮮的主題，並發展了一套鑒別司法審查正當性的標准，讀來令人耳目一新。

當然，民主依賴一系列制度保障，只有司法保障是遠遠不夠的。司法是對民主以及所有憲法權利的最直接也是最後的一道屏障，但如果沒有言論和新聞自由，沒有充分和自由的辯論與交流，沒有選民與候選人的准確信息，我們能指望這樣的「民主」能產生什麼政府呢？如果等到選舉那一天再來關心整個過程的合法性，只恐怕專制的生米要煮成熟飯了。這是為什麼言論與新聞自由對於民主如此重要，同時也是為什麼政治言論的自由是如此重要。兩者其實反映了同一個命題：言論自由之所以重要，之所以不能受到政府的隨意控制和干預，正是因為它對於民主社會發揮著一種不可替代的作用。這就是霍姆斯和布蘭代斯(J. Brandeis)法官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一系列反對意見中所闡述的偉大思想。聯邦憲法第一條規定：「國會不得剝奪言論和新聞自由。」這么簡短的一句話意味著什麼？他們將其理解為，言論在一般情況下是不受控制的，除非言論將產生「清楚與現存的危險」(clear and present danger)；法院應當嚴格審查限制言論的法律，防止其對言論自由構成過重的負擔。這一思想在切菲教授那裡獲得了系統化。在1941年的《美國的言論自由》一書中，他為「清楚與現存危險」的憲法標准提供了理論依據，並促使這一標准作為少數意見逐步為多數意見所接受。

然而，「清楚與現存的危險」標准本身就存在著至少兩種截然不同的解讀。一種解釋認為它要求法院平衡言論的種種社會後果，然後決定政府是否可以限制言論。另一種解釋則認為「平衡」路徑太主觀、太不確定、給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太大，以至於不可能為這項至關重要的自由提供有效保障；事實上，在兩次大戰之間及之後一段時期，最高法院的多數意見正是基於霍姆斯法官的「清楚與現存危險」標准，將被告發表反戰言論的自由給「平衡」掉了。因此，為了保證言論自由不受政府的控制或剝奪，法院應該採取「絕對」(categorical)保護路徑：凡是屬於憲法保護范圍內的言論，一律不受政府幹涉，就這么簡單。雖然只有少數人採取看上去極端的第二種路徑，其中亦不乏傑出者。法官中有布萊克(J. Black)，學者中則有切菲的老師邁克爾約翰教授。後者將言論自由和民主自治緊密相連，系統發展了言論自由的絕對保護理論。但是「吾愛吾師，吾尤愛真理」。在此收入的這篇短評中，切菲教授為自己和霍姆斯法官辯護，並責怪其師「劍走偏鋒」。這是關於言論自由兩大門派的交鋒。孰是孰非，讀者讀後自有公斷。

四

和皮德斯教授的文章一樣，普斯特教授的論文也是對聯邦最高法院最近一屆開庭期的評判和總結。《哈佛法律評論》每年都會請一位知名學者（一般是憲法學領域）寫一篇繼往開來的「前言」(Foreword)，回顧和梳理過去一年的判例進展，展望新的一年的司法成就。2002年是非同尋常的一年，因為最高法院在這一年以出人意料的方式判決了好幾個意義重點的案例，從根本上改變了以往對州政府侵犯同性戀袖手旁觀的態度，並明確肯定了大學校園里的「糾偏行動」(affirmative action)的合憲性。「糾偏行動」有時也被稱為「反向歧視」(reverse discrimination)：它是一種法律上的「歧視」，不過和一般的歧視正好相反，它「歧視」的不是少數群體或政治上的弱勢群體，而正是制定法律政策的強勢群體自己，其目的是補償少數或弱勢群體在歷史上受到的歧視和不公待遇，並促使他們早日強大起來，足以通過民主政治過程保護自己的利益。譬如加州大學醫學院曾明確為非裔或西裔等少數族群保留錄取名額，這種做法當然照顧了少數族群的需要，但其顯然的後果是損害了部分白人考生的利益。如何對待這種「歧視」？最高法院相當部分的法官至今仍然認為，「反向歧視」和一般歧視沒有區別，都屬於「嫌疑歸類」，因而都適用於嚴格審查標准。斯通法官假如在世，很可能會反駁這種不分青紅皂白的做法，因為「反向歧視」的對象並不是「分散和孤立」的，因而並不需要特別的司法保護。不過在實際適用過程中，多數法官對糾偏行動的審查標准似乎並不那麼嚴格，一般允許大學為了校園的「多樣化」(diversity)而規定有利於少數族群的錄取政策，只是不得明確規定限額。但從1970年代中期最高法院首次接觸這個問題之後，「多樣化」是否能為糾偏行動提供憲法依據，一直是一個未決懸案。2002年，密西根大學的錄取政策又惹其社會風波，辯論雙方都通過媒體積極造勢。最高法院下達了折中判決，繼續否定限額制度等糾偏行動的合憲性，但明確肯定「多樣化」可以作為糾偏行動的憲法依據。保守派人士沒有覺得太「吃虧」，自由派人士則宣稱這是一個劃時代的「勝利」。

初看起來，這個判決似乎有點意外，因為美國最高法院現在是由保守主義者佔多數，年邁的首席大法官倫奎斯特(C.J. Rehnquist)是其代表。2000年總統大選案中5:4的判決，清晰顯示了共和黨略占優勢的法院構成。盡管在理論上人們都贊同威克斯勒教授的「中立原則」，因而法官究竟信奉什麼意識形態應該是不相關的，但是「應該」歸應該，實際上所有人都明白法官是不可能絕對中立的。尤其在涉及政治和政策立場的案例中，法官的判決必然受到其意識形態的影響。這樣一來，如何理解2002年自由派在糾偏行動和同性戀訴訟中的重大「勝利」？普斯特教授試圖從文化的角度來解釋這些看上去不好理解的判決。他認為，法官的解釋過程並不是像一般想像的那樣獨立，而是受到社會文化的影響和約束。事實上，法官的任務正是詮釋社會主流意識形態對憲法的理解。正是通過法院的文化解釋，抽象的憲法在具體案例中獲得了實定法的權威。或許也正是通過文化對法官個人的約束，「中立原則」才成為可能。

最後，卻伯教授的論文多少代表了法學領域的「另類」。具有數理功底的他試圖用相對論和量子力學等近代物理學原理，來昭示司法過程的性質及其社會作用。不錯，法院是受社會約束的，但反過來司法活動也積極地改變甚至塑造社會。就和傳統物理學割裂了物體和觀察者之間的聯系那樣，傳統的法理學也割裂了法院作為審判者和被審判的那部分社會之間的聯系。現代量子力學揭示，觀察過程將改變被觀察的對象，盡管這種變化在宏觀是微小的。同樣的，司法判決也改變著有待判決的事實本身。法官必須理解，在「彎曲」（而不是像傳統認為的那樣筆直）的憲法空間中，他的判決將影響他對待決案件本身的認知，並將改變受判決影響的社會。法官必須清楚地意識到自己和社會「交織於一個復雜的意義網路」，意識到判決不只是一種被動的「觀察」，而是主動塑造社會的「行為」。惟有如此，司法過程才能獲得其應有的責任感。

美國憲政歷程：影響美國的25個司法大案
本書主要作者簡介
序言
前言
美國聯邦最高法院略論
第一章
保守的美國革命產生了長壽的聯邦憲法
第二章
美國憲政法治的捍衛者：最高法院的九尊護法神
第三章
美國憲法的英國普通法淵源
第四章
最高法院至高無上的權力是誰給的？
——馬伯里訴麥迪遜案(1803)
第五章
契約神聖原則與大學自治傳統
——達特茅斯學院訴伍德沃德案(1819)
第六章
聯邦至上原則和憲法默許的權力
——馬卡洛訴馬里蘭州案(1819)
第七章
打破地方保護主義
——吉本斯訴奧格登案(1824)
第八章
引發美國內戰的司法判決
——斯科特訴桑弗特案(1857)
第九章
總統大還是最高法院大？
——從梅里曼訴訟案到米利根訴訟案
第十章
從受害者到勝利者：華人官司對美國法律的貢獻
——益和訴霍普金斯案(1886)
第十一章
20世紀美國反托拉斯壟斷的第一槍
——北方證券公司訴美國案(1904)
第十二章
爭取勞工權益的漫漫長路
——有關勞工權益的幾個案子
第十三章
當愛國主義碰上宗教和言論自由
——有關國旗致敬和《效忠誓詞》的三個案子
第十四章
戰時的公眾自由和種族
——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日裔美國人被拘留案
第十五章
吹響結束種族隔離制度的號角
——布朗訴托皮卡教育管理委員會案(1954)
第十六章
校園祈禱與「分離之牆」
——恩格爾訴瓦伊塔爾案(1962)
第十七章
「政治棘叢」中的平等選舉權
——貝克訴卡爾案(1962)
第十八章
公正審判與對窮人的司法援助
——吉迪恩訴溫賴特案(1963)
第十九章
對新聞自由的挑戰：誹謗還是輿論監督
——《紐約時報》公司訴薩利文案(1964)
第二十章
不厭其煩的告誡與刑事被告的權利
——米蘭達訴亞利桑那州案(1966)
第二十一章
選擇權與生命權的漫長較量
——羅訴韋德案(1973)
第二十二章
「帝王總統」的自我彈劾
——美國訴尼克松案(1974)
第二十三章
如今在美國究竟誰歧視誰?
——加州大學董事會訴巴基案(1978)
第二十四章
星條旗保護焚燒它的人
——得克薩斯州訴約翰遜案(1989)
第二十五章
新聞自由與公正審判的兩難抉擇
——羅德尼?金訴洛杉磯市警察局案(1992)
第二十六章
程序公正與「世紀審判」
——橄欖球明星辛普森涉嫌殺人案(1995)
第二十七章
總統難產引發的司法大戰
——布希訴戈爾案(2000)
第二十八章
美國政府為何總跟微軟過不去？

Ⅱ 公司法中 Wakim [1999] 198 CLR 511 and R v Hughes [2000] 171 ALR 155. 是什麼意思 求具體解釋

援引的判例
CLR是Consumer Law Review《消費者法律評論》 198CLR511 應該是說 援引的回Wakim這個案例刊載在消費者法律評論第198期511頁起
ALR是《美國法律報告答》 指的是R v Hughes刊載在美國法律報告171期155頁起

Ⅲ 中國人壽黑龍江分公司被罰51萬，對此你怎麼看

我覺得這51萬其實算罰的還是比較輕的了，因為從當時整個離職的那個女同事來看的話，爆料的很多的東西啊之類的其實確實是存在的。因為畢竟人壽它是屬於國家的，這種國家企業，但是很多的一些人的話為了謀取暴利，為了一時的一些高利益啊之類的就進行大量的造假。這樣的造假不僅沒有帶來任何的公司的利益，更重要的話，其實整個的一個公司的管理方面。還有一些社會上的一些評論啊之類的，其實都是非常的不利於的。

因為作為國家的一名員工啊之類的話，你在裡面上班應該是為客戶謀利，為客戶解決問題的，而不是拿著客戶的錢或者是為了拿到公司的一些提成之類的就去造假。不管是騙保或者說招聘一些假的人，工作人員啊之類的來拿到提成，我覺得都是非常的太缺德了。

Ⅳ 李建偉的主要論文

0、《對我國商個人立法的分析與反思》，《政法論壇》2009年第5期，獨著，1.4萬字。
1、《制度建構：兩大法系公司檢查人選人制度及其借鑒》，《法商研究》2009年第4期，第一作者，1.2萬字。
2、《論公司決議可撤銷的適用事由——基於司法適用立場的立法解釋》，《浙江社會科學》2009年第8期，獨著，1.3萬字。
3、《論股東知情權的權利結構及其立法命題》，《暨南學報》2009年第3期，第一作者，1.1萬字。
4、《股東查閱權行使機制的司法政策選擇》，《法律科學》2009年第3期，獨著，1.3萬字。
5、《論法律在公司治理中的角色與作用定位》，《中國海洋大學學報》（社科版），2009年第5期，獨著，1.2萬字。
6、《論人格信息財產權——附著於人格要素的經濟利益的定位與保護》，《河南社會科學》，2009年第4期，第一作者，1.0萬字。
7、《公司法人格否認規則在一人公司的適用——以《公司法》第64條為中心》，《求是學刊》2009年第2期。
8、《從嚴格限制到有節制的寬容：規制董事關聯交易的制度演進——中國的經驗與實踐》，《慶熙大學法學研究》（韓國法學季刊），獨著，1.6萬字。
9、《正確發揮司法考試對本科法學教育的導向性作用》，《中國司法》2009年第1期，第一作者，0.9萬字。
10、《馬明哲天價年薪事件的法律命題：公司高管薪酬市場與法律的有限干預》，《證券市場法治評論》第1卷，1.7萬字，法律出版社2008年11月版。
11、《美國證券私募發行豁免規則的修正及其啟示》，《證券市場導報》2008年第9期，第一作者，1.1萬字。
12、《瑕疵出資股東的資本充實責任》，《人民司法·應用》，2008年第17期，獨著，0.9萬字。
13、《論有限公司強制分配股利之訴》，《法律應用》2008年第8期，第一作者，0.8萬字。
14、《高管薪酬規范與法律的有限干預》，《政法論壇》2008年第3期，獨著，1.4萬字，《中國學術期刊》（英文）全文刊載。
15、《公司治理中法律作用的局限性及其破解》，《商業經濟與管理》2008年第7期，獨著，1.0萬字。
16、《公司決議效力瑕疵類型及其救濟體系再構建——以股東大會決議可撤銷為中心」，載王保樹主編，《商事法論集》2008年第2卷（總第15卷），法律出版社2009年版。
17、《法律在公司治理中作用的一般理論及其政策意義》，《證券法苑》（創刊號），2009年9月。
18、《本科法學教育對司法考試的影響》，《人民法院報》2007年9月12日。
19、獨著：《私募股權投資基金的中國發展路徑與有限合夥制度》，《證券市場導報》2007年8月號。
20、獨著：《分清民營企業家的犯罪與原罪》，《公司法評論》第8輯，人民法院出版社2007年5月版。
21、獨著：《公司關聯擔保規制的制度變遷與政策選擇》，載《商事法論集》第11卷，法律出版社2006年12月。
22、獨著：《尊重規則，敬畏法律》，《公司法評論》第3輯，人民法院出版社2006，01。
23、獨著：《論母子公司戰略管理與控制機制的關系》，《山西財經大學學報》總第163期，2005，11。
24、獨著：《論上市公司股東的質詢權及其行駛》，《證券市場導報》總第164期，2006，03，人大書報資料中心《投資與證券》2006，06轉載。
25、《有限公司制度的發展趨勢及我國的立法選擇》，《公司法評論》第2輯，人民法院出版社2005，09。
26、獨著：《公司制度異化的消解與公司自治 ——兼論公司法規范規定性與選擇性的平衡》，《法大民商經濟法評論》第2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年8月。
27、獨著：《論董事會的職能定位與職權配置——理論、制度設計與運行》，「中國與世界：公司法改革國際峰會」提交論文。
28、獨著：《論限制公司對外擔保能力及其合理性——以公司法第60條第3款為中心》，《法大民商經濟法評論》第1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6月。
29、獨著：《論我國獨立董事職能的定位》，《法大評論》第4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6月版。
30、獨著：《論法律在公司管理中作用的有限性》，《民商法理論與實踐——祝賀趙中孚教授從教五十五周年文集》 ，中國法制出版社2006年1月，
31、獨著：《論公司對外擔保能力的限制及其合理性》，《證券市場導報》總第138期，2004年1月。
32、獨著：《論我國獨立董事產生機制的重構》，《法律科學》2004年2期。
33、合著：《公司對外擔保行為的效力》，《現代法學》2004年1期。
34、獨著：《論我國上市公司監事會的完善——兼及獨立董事與監事會的關系》，《法學》2004年2期。
35、獨著：《選擇獨立董事的正確人選》，《現代管理科學》2004年4期。
36、獨著：《論我國公司對外擔保制度的完善》，《會計之友》2004年4期。
37、獨著：《影響我國獨立董事的「獨立性」的因素研究》，《中國法律評論》2004年3期。
38、獨著：《論國有獨資公司治理結構的缺陷及其完善》，載《中國軟科學》2000年第11期。
39、合著：《商業銀行金融風險的法律防範機制》，載《社會科學戰線》2001年12月。
40、獨著：《論我國一人公司立法問題》，載《中央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2年第1期。
41、合著：《論民事訴訟中的誠實信用原則》，《中國律師》2001年12月。
42、獨著：《德、美、英固定轉售價格的法律規制》，《經濟與法》2000年第2期。
43、獨著：《法國標准合同制度對消費者權益的保護》，《湖南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0年第4期。
44、獨著：《公平訴訟觀與誠實信用原則》，《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0年第3期。
45、合著：《海峽兩岸公司法關於公司監督的比較研究》，《台灣法研究學刊》1998年第5期。
46、合著：《論我國確認公司人格否認制度的可行性》，《中國軟科學》1998，09。
47、合著：《論建立我國律師繼續教育制度》，《司法研究》1998年6期。
48、合著：《裁判與規范——對司法審判基本矛盾的法哲學分析》，《中央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1998年5期。
49、獨著：《不動產善意取得制度初探》，《中央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0年3期。
50、獨著：《論公司在股東代位訴訟中的地位》，《中央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1998年6期。
51、合著：《解決爭議條款的獨立性芻議》，《現代法學》1998年3期。
52、合著，《建設工程合同中的任意第三人利益保護問題》，《法論》1998年2期。
53、獨著，《民事訴訟的目的論綱——從憲法基礎的角度》，《研究生時代》1999年1期。
54、獨著：《〈建築法〉對建設工程承包合同承包形式的立法完善》，《法苑》1998年1期。
55．第一作者：《股東大會決議不成立研究》，《民商法論叢》第39卷，法律出版社2008年3月版

Ⅳ 法律評論

這是年司法考試卷四的題目。
如果沒有猜錯的話，你應該還是在校學生。
你可以去購買司法考試歷年真題詳解，裡面的講解非常詳細。要過司考，必須看真題。

下面，給你幾個作參考：

一、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規制與約束
王學堂

據材料，某大學女生甲到國際知名連鎖店乙超市購物，被保安搜身。一審判決被告賠償精神損害11萬元。二審法院酌情改判乙超市賠償甲精神損害1萬元。本案最引人關注的是賠償數額，二審僅為一審數額的零頭，令人難以理解，於是法官自由裁量權也納入了公眾關注的視線。對此，本人觀點有三：

觀點之一，法官自由裁量權存在確有必要。法律具有規范、指引、評價、預測、教育的功能，法律的適用應當具有確定性，這種確定性就是體現在對相同或類似的行為應當有相同或類似的處理。但是，法律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存在著漏洞（特別是成文法國家）。主要表現為：不合目的性、不周延性、模糊性和滯後性。如精神損害賠償相當長時間內被認為是資產階級法權而不被借鑒。同樣，對該案很多人提出精神損害賠償應當明碼標價、定額化，基於這種議論，最高司法機關在司法解釋的草案中，也曾經提出了這樣的意見。事實上，這是不合適的。因為社會中的人和事都是具體的、生動的，千變萬化，情況各異，即使對同樣的一件事，各人的感受也有所不同。精神損害要素的多元性、易變性、難測性等，決定了法律無法對精神損害賠償的標准規定得詳盡無遺，加之我國幅員遼闊，各地經濟水平不一，要在全國制定統一的賠償標准顯然是不現實的。普遍的法律規范和個案處理之間總是存在一定的距離，這是自由裁量權存在的現實基礎。丹寧勛爵將之形象地比喻為：「法官絕不可以改變法律織物的紡織材料，但是他可以也應該把皺折熨平。」

觀點之二，法官自由裁量權有其內在缺陷。法官自由裁量權是一把雙刃劍，其優勢是自由性，其內在缺陷也在於自由性。在「宜粗不宜細、成熟一條制定一條」的立法思想指導下，我國已制定出的法律存在著規范不詳、彈性極大、可操作性差的問題，導致法官有極大的自由裁量權，如本案中的1萬元和11萬元，正是其具體表現之一，極易造成司法之隨意性進而膨脹為司法專橫，直接損害公民、法人和其他組織乃至國家和社會公眾的利益，最終破壞法律面前人人平等這一社會主義法制原則，破壞我國法制的統一，有損於司法機關的形象及權威，有悖於司法機關的性質和宗旨。這也是公眾對司法進行指責的口實之一。波斯納將法官自由裁量權比喻為「黑箱」；英國法學家戴西也認為自由裁量是一種專斷的權力，與法治原則是不相容的。因為法治要求行為的確定性和可預測性，對其局限性必須有充分認知。

觀點之三，規制與約束，自由裁量權的必由之路。必須承認，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是法官行使司法權力的一種常態，法律適用中同時並存的確定性與不確定性、可測性與不可測性等特點，決定著適用法律也必然與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並存。只要我們對法官自由裁量權涵義及內在缺陷有一個清晰的認識，然後設計出一套完善合理的監控制度來有效控制它，就能使法官自由裁量權發揮最大效用，正如肖揚所言，「依法限制自由裁量的空間，實現程序公正與實體公正的有機統一」，上級法院的法官根據當事人的請求運用自己的法律專業知識和司法經驗對下級法院法官的司法判斷行為進行監督，使不正當運用自由裁量權的行為得到糾正。這種監督實際上是職業法官之間在共同的知識背景下所進行的一種專業性對話與交流。

但必須要申明，只要一審法院對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未超過合法、合理范圍的，二審法院就應當尊重一審法院法官的自由裁量權，如無新的事實依據，不得擅自改變其審判結果，而不是本案的結果。
或許，這正是本案給我們的最重要啟示。

二、 私力救濟的底線

陳定良

近年來，「商家搜身案」屢屢見諸報端，卻屢「批」不止。人們或大力鞭撻，主張加大懲罰力度，規范商家行為；或大聲疾呼，要求廣大消費者提高自身的法律水平，增強維權意識。輿論似乎成一邊倒的趨勢，共同將矛頭指向了那被認為是「強勢」的商家。而涉案的商家們除了承受點輿論壓力或賠點錢外，似乎也並無進一步的舉動，搜身案依然在有些地方發生著，人們不禁感到困惑……。作為一名從事法律工作的人，我也不免「三句話不離本行」，從法律的角度談談對這類案件的看法。

我認為，要杜絕此類現象發生，除了涉及司法審判以及消費者維權以外，還涉及商家的觀念轉變問題，即商家能否私力救濟以及私力救濟的底線的問題。一般認為，私力救濟是人類幼年時期盛行的制度，在現代文明昌盛時期，原則上是禁止私力救濟的。但是，考慮到私力救濟迅速、及時的特點，在私法領域，各國法律都例外地肯定特定情況下的私力救濟制度。具體到商家搜身等一系列的案件當中，在商場、超市林立，盜竊現象又比較嚴重的今天，逐一地要求公安部門出警不太現實，這就要求商家在一定范圍內實施私力救濟。我以為，如果商家有確鑿的證據懷疑顧客實施了盜竊行為時，可以採取一定的措施自我保護，如適當的詢問或在顧客完全同意的前提下，打開其背包、購物袋進行查看，但是在實施上述行為時，需要把握一個底線，那就是對消費者不能採取任何強制措施，不管是行為或是言語上，尤其是不能採取非法拘禁、暴力毆打、威脅或逼迫脫衣搜查等手段。即使是「當場抓獲」也應該按照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三條的規定及時扭送公安機關處理，而不能濫用私刑。法院在審理此類民事案件時，一方面應當在把握「人身權優先於財產權」原則的前提下，結合個案情形，加大對消費者一方權益的保護，從而從反面促使商家完善自己的保安措施。對那些可能涉及刑事犯罪的案件，及時移送公安機關處理；另一方面，應該區分情形，合理地判斷商家的自我救濟行為是否超過了必要的限度，以此確定加重、減輕或免除其相應的民事責任，達到公平、正義的目的。具體到「甲女大學生被乙超市非法搜身」一案，我認為一審法院判定乙超市承擔11萬元精神損害賠償的判決比較妥當。

來源：人民法院報
三、舉證責任的分配
女大學生甲是否受到連鎖店乙的強迫而脫去內衣，對賠償數額的認定將有著重大的影響。一、二審法院在這一問題上作出了截然相反的裁決。分歧的關鍵在於舉證責任的分配：一審法院適用了舉證責任倒置規則，推定乙強迫甲脫衣的事實成立；二審法院則堅持了「誰主張、誰舉證」的基本證據規則，將舉證責任分配給了原告，並最終因原告未充分舉證而認定強迫脫衣的事實不成立。筆者認為，一審法院對事實的認定是正確的，依據證據規則，應當認定強迫脫衣的事實成立。

首先，當事人的舉證條件決定了本案應適用舉證責任的倒置。最高人民法院《關於民事訴訟證據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規定》）中雖然僅僅列明了適用舉證責任倒置的幾種情形，但同時設定了彈性條款。《規定》第七條規定：「在法律沒有具體規定，依本規定及其他司法解釋無法確定舉證責任承擔時，人民法院可以根據公平原則和誠實信用原則，綜合當事人舉證能力等因素確定舉證責任的承擔。」本案即應適用該條的規定。縱觀本案事實，甲一個人到乙連鎖店購物，其事先不可能預見到糾紛的發生，也不可能事先為取證做必要的准備。在被帶進經理室後，甲孤身一人，更是喪失了獲取證據的條件。而乙作為連鎖店的經營者，物品失竊可以說是其經營損失的一部分，乙對此應當有所預見。與消費者甲相比，乙事先更有條件通過安裝監控設備等手段固定證據。在甲被帶進乙的經理室後，乙更是處於絕對的控制地位。在消費者甲根本不具備舉證條件的情況下，人民法院應當依據《規定》第七條適用舉證責任倒置，推定甲所主張的被強迫脫衣的事實存在。

其次，連鎖店乙的侵權行為決定了其應當承擔更重的舉證責任。本案中，連鎖店乙因懷疑消費者甲盜竊物品而對甲進行了搜身，「爭執過程中引來眾多顧客圍觀」，隨後又將甲帶進乙的經理辦公室進行盤問。乙的上述行為嚴重侵犯了甲的名譽權及人格權。正是乙的違法行為，使得甲被迫進入了經理辦公室這一特定的封閉場合，使得室內究竟發生了什麼事後無法查清。在這種情況下，人民法院只能要求造成事實不明的一方即本案中的乙承擔舉證責任。如果乙無法充分舉證，則其必須為自己的違法行為承擔不利的後果。

最後，舉證責任的倒置有利於敦促乙改進安保措施。法院的判決，不僅要注重其在個案中對當事人利益的衡平，更要注重其對類似糾紛的防範作用。人民法院運用舉證責任倒置的規則，將使更多的營業機構認識到，留置消費者進行盤問並非解決問題的良策，從而敦促其改進安保措施及解決糾紛的手段，學會以合法文明的方式與顧客相處。（王永亮）

四、 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邊界

「女大學生超市搜身案」，一審法院判決超市賠償女大學生精神損害11萬元，二審法院卻在基本事實不變的情況下，改判超市賠償精神損害1萬元。由此引發了對法官自由裁量權的思考。

自由裁量權是法律賦予法官的權力，適用於民事、刑事等各個領域。比如民法通則有關司法解釋規定，當事人請求撤銷重大誤解或顯失公平的民事行為的，人民法院可以酌情予以變更或撤銷；刑法分則中，許多條文都授予了法官對量刑的自由裁量權。法律為法官設置自由裁量權的目的在於，把簡單的、原則的法律規定靈活地應用到復雜的、具體的社會生活中去，以實現法律所追求的公平正義。為適應多變的社會生活，賦予法官自由裁量權是非常必要的，問題的核心是，法官自由裁量權的邊界在哪裡。

我認為，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的第一道邊界是法律，如果法律為自由裁量設置了明確的界限和范圍，法官必須在法定的限度內行使權力，不能越界，否則，危害甚大。比如試題中，原告起訴的賠償數額是10萬元，一審法院的法官卻自由裁量，判決被告賠償11萬元。這一判決違反了法律規定的「不告不理」原則。這樣的判決將會從根本上侵蝕我們的司法制度。還比如在刑事司法中，如果法官任意在刑法規定的法定刑幅度以外判處被告人刑罰，顯然是一個錯誤判決。可見，法官行使自由裁量權的底線是法律。

然而，僅有法律作為自由裁量權的邊界是遠遠不夠的，法官自由裁量權的行使，不是在法定限度內的隨心所欲，還必須受到社會常理和人們普遍觀念的約束。後者甚至是更重要的。因為對普通民眾而言，由於對法律基本制度或基本原理知之甚少，在判斷法官的自由裁量權行使得是否合理妥當時，往往不會在乎判決的結果是否合法，而可能更在意其是否合情理。如果法院判決被告賠償的數額超過原告的訴求，除了法律專業人士和被告之外，可能沒有多少人（包括原告自己）會認為法院的做法有問題，反而會覺得法院更加充分地保護了原告的合法權益。之所以有這樣的看法，是因為人們覺得這一結果是合理的。同樣，電影《秋菊打官司》中的秋菊卻怎麼也弄不明白她只是想討個「說法」，派出所為什麼要把村長抓走。秋菊的困惑在於，盡管派出所是依法辦案，在秋菊看來卻是不合理的。對他們而言，合理的事，不合法也無關緊要；相反，合法的事，如果不合常理，也是不能接受的。

那麼，是不是說只要合乎常理的事就可以置法律於不顧呢？當然不是。在法律限度內的自由裁量要盡可能做到符合社會理性、社會公眾的認知水平，只有這樣，司法才能使更多的人接受和信服。試題中，二審判決把精神損害賠償改判為1萬元，盡管不違反任何法律規定，但卻遭到社會的質疑，引發公眾對司法公正性的懷疑，就是不當行使自由裁量權帶來的負面影響。司法的結果不但要符合法律的規定和原則，更要經得起社會公眾的檢驗，只有這樣，法官才能真正成為正義的守護神。（郭發產）

五、 淺議人格權的保護

乙超市對甲的非法搜查行為（不管是否進行了強制搜身）在廣為傳播後給甲造成了精神上的巨大壓力和負擔，導致其出現了失眠、頭暈等症狀，無法繼續學業，很明顯乙超市的行為已嚴重侵害了甲的心理健康，理應承擔相應的精神損害賠償責任。

這是因為，自然人不僅是肉體的存在，而且是心理的存在。享有健全豐富的精神生活，此乃人的基本需要、基本利益和基本權利。所謂精神生活，亦即心理活動、心理生活。現代醫學和心理學研究表明，心理健全比肉體健全更重要。因此，保護人的正當心理利益，不使心理遭受非法侵擾，不使人無端地遭受心理痛苦，便成為民法的基本任務之一。保護之道首先在於肯認人的心理利益權，並且使之明細化和定型化，同時，尚應建立對被害人同質救濟的制度，療治其心理創傷，祛除其心理痛苦，使之恢復完滿狀態。於是，精神人格權制度應運而生。

具體在本案中，首先，乙超市在對甲進行全身搜查時，無論其是否強令甲脫去了內衣，都已違反了「禁止對自然人的人身或住所進行非法搜查」的相關法律規定，構成了違法行為。這是因為，人的人身權利或者與人身權利有關的住宅權等享有不受侵犯的權利，除非是有搜查權的人員，經法定機關批准，按照法定的程序而進行的搜查。這里的「有搜查權的人員」，主要是指司法行政機關中有權進行搜查的人員，「法定機關」就是指有搜查權的司法行政機關或其上一級機關。而乙超市既不是有搜查權的部門，其人員也就更談不上是有搜查權的人員了。雖然其認為自己在超市內已張貼告示，保留對顧客進行搜查的權利，但根據我國消費者權益保護法可知，經營者不得對消費者進行侮辱、誹謗，不得搜查消費者的身體及其攜帶的物品，不得侵犯消費者的人身自由；不得以格式合同、通知、聲明、店堂告示等方式，作出對消費者不公平、不合理或減輕、免除其損害消費者合法權益時應當承擔的民事責任的規定，如果經營者的格式合同、通知、店堂告示等含有上述所禁止的內容，其內容無效。

其次，乙超市在進行非法搜查行為時主觀方面明顯表現為故意，並對此事件的傳播採取一種放任的態度，而在此事件傳播後甲形成了巨大的精神壓力，出現了失眠、頭暈等症狀，無法繼續學業。根據社會一般經驗和智力水平可以認定，乙超市的上述非法行為足以給甲造成精神上的巨大壓力和負擔，導致其出現失眠、頭暈等症狀，以至無法繼續學業。

誠然，心理健康權並不屬於我國現行法律所規定的健康權，也未被單獨列為一類權利，但這並不代表其不受法律的保護，因為，民法設立的具體精神人格權類型，僅具宣示功能，而非法定和限制。況且，在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一條第二款中已規定：「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侵害他人隱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權為由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郭 磊）

六、 企業保安的許可權

企業保安是協助公安機關維護社會秩序，預防和減少違法、犯罪行為的重要力量，在現代社會管理中扮演著不可或缺的角色。但與預期作用相左的是，實踐中，企業保安非法侵犯他人權利的事件卻時有發生。具體到本案，超市一方的違法之處具體表現在以下三個方面：（1）保安阻攔甲並強行將其帶至值班經理辦公室；（2）讓女工作人員對甲強制搜身；（3）在超市內張貼告示，聲稱保留對顧客搜查的權利。這些行為的共性在於，三者均為超市的保安措施，並且均超越了企業保安的應有許可權，最終造成了對甲人身權利的侵犯、人格尊嚴的侮辱。

關於企業保安的許可權范圍或說職責范圍，現行法律並沒有明確的規定，目前，在規范層面只有部委規章以及一些地方規章對其作出了界定。有代表性的如，公安部2000年出台的《關於保安服務公司規范管理的若干規定》（以下簡稱《公安部規定》）、深圳市1994年出台的《深圳經濟特區企業事業單位保安工作管理暫行規定》（以下簡稱《深圳市規定》）等。其中《公安部規定》第十三條規定，保安人員不得有下列行為：（1）剝奪、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2）搜查他人的身體或者扣押他人合法證件、合法財產；（3）辱罵、毆打他人或者教唆毆打他人。本案中，超市保安強行將甲帶至值班經理辦公室的行為限制並侵犯了公民的人身自由，如此這般的保安措施不僅與《公安部規定》不符，並在根本上構成了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違背。

我國憲法第三十七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身自由不受侵犯。禁止非法拘禁和以其他方法非法剝奪或者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禁止非法搜查公民的身體。第三十八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的人格尊嚴不受侵犯。禁止用任何方法對公民進行侮辱、誹謗和誣告陷害。根據上述兩條規定的精神可以推定，人身權利為憲法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非經國家司法機關依法定程序不得被任意限制；人格尊嚴體現了公民基於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對自己社會價值的自我認識和評價，任何人不得以任何方式對之辱沒。企業保安不等於公安機關，其職責僅限於協助公安機關維持社會秩序。且不說本案之中甲開始只是被懷疑為「攜帶了未結賬的商品」（結果證明是一種無端的猜測），即便其竊取商品被當場發現，保安以及相關的工作人員也無權私自對其進行人身限制並強制搜身，而應及時向公安機關報告將事情交由公安機關處理。

概而言之，公民的人身自由、人格尊嚴當處於優位保護的地位。為減少甚至杜絕以「保安」的名義對其橫加踐踏的事件，當務之急應以法律的形式對企業保安人員的權責作出明確的界定，以克服《公安部規定》位階偏低的局限；同時，立法應對企業保安人員的培訓、考核以及錄用等問題作出規定，以確保保安人員品德優良、業務熟稔、恪盡職守。
（朱建敏）

來源：人民法院報

Ⅵ 企業法律風險如何評估、評估的方法風險等級如何確定

嗯。。。先從以下幾個方面入手吧。企業設立的法律風險，企業權益分配及法律風險 ，公司交易法律風險，企業並購法律風險，企業知識產權法律風險，企業人力資管理法律風險，企業稅收法律風險，企業經營戰略風險，企業與控股公司的法律關系風險評估，公共關系管理的法律風險，公司物流管理的法律風險，公司外部環境風險；至於評估的方法呢，下面吧：
（一）選擇定性分析方法。法律思維特有的「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思維，決定了對法律風險的評估，更多地使用定性的方法。在合規性方面選擇定性技術的另一個解釋是，法律屬於人文科學領域，在進行相關評估時，缺乏充分的可信賴的用於定量分析的數據，無法進行精確的定量分析。以風險的經濟後果而言，在法律領域，往往是擁有司法或行政權力者，在處理案件時有權行使一定的量裁權，即在法律規定的幅度內，獨立地決定賠償或處罰的數額，這使得估計定量分析的准確數據非常困難。定性法律風險評估的提出可以使用主觀術語或客觀一些的術語，而評估的質量的優劣主要取決於參與者的知識和判斷能力、其對潛在法律風險事項的了解程度及其相關背景和動態變化情況。這樣的術語主詞包括「罕見」、「可能」、「緊要」、「關鍵」等，以引起決策者不同程度地關注。
（二）固有損失和剩餘風險評估。固有風險，指企業沒有採取任何措施來改變風險的可能性或影響的風險，即企業經營過程中必然存在的風險。剩餘風險，則是企業在進行法律風險管理行為，使風險發生的可能性或影響發生變化的風險，即企業在選擇並實施了應對措施後所殘留的風險。舉例而言，企業在進行交易中，客戶違約的可能性和無法實現銷售目標是固定風險；而企業在通過專業人員通過合同法律管理行為後，客戶依然有可能違約並給企業造成損失的風險，即使訴諸法律救濟途徑，也仍然有風險，這就是剩餘風險。對於固定風險，企業一般會考慮到，而剩餘風險往往可能性較小，但是對企業影響比較大，往往要單獨給予重視。因此，企業應當首先從固有風險著手，，然後採用一般評估技術或特殊的法律方法，對剩餘法律風險進行評估。
（三）風險衡量，即對企業風險發生的可能性以及風險損失的程度進行估計與度量。損失程度估計是風險衡量的主要內容，估計損失程度一般有兩種方法，一是估計一個企業在每一次法律風險事件中的最大可能損失額。即包括可能的最大實際損失額和潛在間接損失額的總和。二是估計一年內由單一風險事件造成損失額和多種風險事件損失額的總和。這種損失的衡量也是定性成分居多，在法律規范的幅度內進行，在判斷其是否符合風險容量和風險偏好時有意義。
（四）法律風險的排序技術。這是一種使用順序計量尺度進行定性評估的方法，有利於企業確定應對的優先次序。排序的排序技術通常用於對影響某法律風險事項的可能性和風險的影響程度，也可以對一系列事項使用分類和不同顏色排序的方法。
（五）標桿法，全稱為「標桿管理法」，美國生產力與品質中心將該對該方法
的正式定義為：是一項有系統、持續性的評估過程，透過不斷地將企業流程與世界上居領導地位之企業相比較，以獲得協助改善營運績效的資訊。通過標桿法，可以使企業對風險是機會還是風險及其後果進行評估，並制定應對措施。法律風險往往是由人為因素造成的，所以，通過對流程和企業員工進行考核、評估，可以發現隱患，以便通過完善制度，進行培訓等應對措施。

至於等級確定神妙的，就不清楚了，一般沒有誰會說這個的吧。

Ⅶ 什麼是法律強制性和 任意性從公司法中關於資本制度

法律的強制性,是指來法律規定必須嚴源格予以遵守，當事人不得以約定予以改變或者變通。而法律的任意性，是指法律規定可以由當事人進行選擇，或者允許當事人另行約定，法律規定只有在當事人沒有另外約定的情況下才適用，這就是法律的強制性和任意性問題。

一、《公司法》注冊資本制度體現強制性的條款如下：
第八十三條以發起設立方式設立股份有限公司的，發起人應當書面認足公司章程規定其認購的股份，並按照公司章程規定繳納出資。以非貨幣財產出資的，應當依法辦理其財產權的轉移手續。
發起人不依照前款規定繳納出資的，應當按照發起人協議承擔違約責任。
分析：必須按規定繳納出資，不然就是違法，這就是強制性

二、《公司法》注冊資本制度體現任意性的條款如下：
第二十六條 有限責任公司的注冊資本為在公司登記機關登記的全體股東認繳的出資額。
分析：認繳就是不實際繳納，而是約定一個期限，這個期限可以股東自己定，這個自由選擇就體現了法律的任意性。

Ⅷ 10則與法律有關的社會新聞和相應的法律評論

二、造了五把槍，毀了三個家庭（2009-08-18）
案情梗概：吳某付受了賭友的指點，租了房子試著做出了仿六四式手槍，還賣出了5把。而他的老鄉和小舅子也被拉下水。三人均被判了有期徒刑。
結果：三人構成非法製造槍支罪
檢察院對吳某付、姚某慶和李某光提起公訴，法官審理了這個案子。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槍支管理法》，「國家嚴格管制槍支。禁止任何單位或者個人違反法律規定持有、製造（包括變造、裝配）、買賣、運輸、出租、出借槍支。」
這三人合夥私自製造槍支，情節嚴重，已觸犯刑法，構成非法製造槍支罪。這個主犯吳某付曾被判有期徒刑，刑罰執行完畢後，五年內又再犯刑法是累犯，該重判，法院判了他有期徒刑12年零6個月，從犯姚某慶被判有期徒刑5年零6個月，從犯李某光被判有期徒刑5年。
本案啟示：市民要提高法制意識，堅決與違法犯罪行為做斗爭。這個案子中，房東見有人犯罪，不僅不舉報，還與之為伍，落得一個坐牢的下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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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 法律案例及自己的看法

從「豐田召回門」看中美召回制度的差異
2009年8月28日，美國發生了一起豐田雷克薩斯因加速器失靈造成車毀人亡的慘劇，成為豐田汽車被召回的觸發點。
2009年9月，豐田公司在美國宣布：因部分汽車可能由於前排處的腳墊「向前滑動並卡住油門」而引發「只能加速不能剎車」的嚴重缺陷，共召回380萬輛問題汽車。此後，豐田公司相繼在歐洲、中東、拉美及其他地區市場召回數百萬輛汽車。
豐田「召回門」在美國持續發酵了半年之後，終於影響到中國。今年的3月1日，剛參加完美國眾議院聽證會的豐田汽車總裁豐田章男飛赴北京召開說明會，就豐田汽車大規模召迴向中國消費者道歉。相比起在美國國會山上數度灑淚，豐田章男的北京說明會簡直太「幸福」了。為什麼同樣是面對產品缺陷，豐田對中美兩國採取的卻是截然不同的應對方式？！
我國浙江省工商管理局與豐田公司展開了一場談判，要求豐田對車主進行賠償，但是賠償之路確是一波三折。最終中國浙江的部分消費者僅僅得到了200-300元不等的補償，而其它地區的消費者完全沒有經濟補償。
但是豐田在美國，卻支付了消費者車款10%的賠償以及其他相應的完善服務（比如上門召回服務，在汽車修理期間提供同型號車輛使用等等）。即使如此，美國交通部仍在4月5日宣布，擬對豐田汽車公司處以最高達1637.4萬美元的罰款（美國政府迄今對汽車公司做出的最大金額民事處罰）
我們不希望在「豐田」事件之後，在中國再次上演受不同等待遇的「歧視性話劇」，因為這損害了中國消費者的榮譽感，讓中國人丟失尊嚴。
我們不希望再聽到「國民維權意識太差」、「中國人好欺負」、「法律不健全」等等類似的評論，因為這樣更讓世界誤解於中國人的落後和軟弱。
召回制度離中國到底還有多遠？不禁讓我們深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