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部第一屆國際法律咨詢委員會

『壹』 中國第一任外交部部長是誰

首任外交部長——周恩來（1949-1958） 周恩來(Zhou Enlai 1898.3.5-1976.1.8) 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1954年9月前稱政務院)總理，1958年前兼任外交部長，歷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軍委副主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副主席、主席等職。新中國外交事業的創始人和主要領導者之一。原籍浙江紹興，出生於江蘇淮安。1917年在天津南開學校畢業，後赴日本和法國求學。1922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4年回國後，曾任黃埔軍校政治部主任等職。大革命失敗後，先後領導上海工人武裝起義和南昌起義。1928年在中共六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常委。1931年底，進入江西和福建中央革命根據地，先後任蘇區中央局書記、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副主席等職。1934年參加長征，在遵義會議上支持毛澤東的正確主張。1936年西安事變時任中共全權代表與蔣介石談判，迫使蔣接受抗日的主張。抗日戰爭期間，先後參加中共長江局的領導工作和領導南方局，代表中共長期在國民黨統治區做統戰工作，並廣泛開展對國際友好人士的宣傳和團結工作。1945年中共七屆一中全會上當選為中央政治局委員、書記處書記。抗戰勝利後，率中共代表團同國民黨談判。蔣介石發動全面內戰後，協助毛澤東組織和指揮解放戰爭，取得勝利。 早在建國前，他就是中國共產黨外事工作的主要領導人。主持起草《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首次以法律形式規定了新中國外交的基本原則。建國初期，他根據各國對台灣問題的不同態度，創造了多層次的不同建交方式，如：完全建交、「半建交」和「暫不建交」，只建立商貿關系等。1950年2月，赴莫斯科協助毛澤東同斯大林談判，締結了「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同年6月，參與抗美援朝的戰略決策。11月，迫使聯合國同意中國政府特別代表出席聯合國安理會，控訴美國對中國領土台灣的武裝侵略。1951年7月至1953年7月，直接領導朝鮮停戰談判和停戰協定的簽訂。1951年，提出外事隊伍建設的方針，即：「站穩立場，掌握政策，熟悉業務，嚴守紀律」。1952年在新中國第一次使節會議上，根據毛澤東的決策思想，提出另起爐灶、一邊倒、打掃干凈屋子再請客、禮尚往來、互通有無、團結世界人民等六條外交方針。朝鮮停戰後，大力推行和平外交政策。1953年12月接待印度訪華代表團時，首次提出「互相尊重主權和領土完整、互不侵犯、互不幹涉內政、平等互利、和平共處」五項原則，後來寫入《中印關於中國西藏地方和印度之間通商和交通協定》的序言中。1954年訪問印度、緬甸時，分別與兩國總理在聯合聲明中共同倡導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作為國際關系的普遍准則。1954年4月，率領中國代表團出席日內瓦會議，以實事求是的精神、國際統一戰線的策略及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的思想與有關各方談判，促使會議解決了印度支那問題，越南北方、寮國、柬埔寨三國的獨立獲得了國際承認。1955年4月，率中國代表團出席亞非會議，進一步闡述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並提出求同存異的方針，參與制定了萬隆十項原則，廣泛結交了亞非國家新朋友。亞非會議後，親自製定了解決邊界問題和華僑雙重國籍問題的指導思想、具體政策和原則，妥善解決了同許多鄰國的邊界問題和華僑雙重國籍等歷史遺留問題，安定了中國的周邊環境。1956年波匈事件發生後，為糾正蘇聯在社會主義國家關系方面的錯誤和促進社會主義國家的團結，周恩來於1957年1月出訪了蘇聯、波蘭和匈牙利，並且明確指出，社會主義國家關系也應以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為基礎。從1956年底到1964年初，共訪問了埃及、阿爾及利亞、迦納、幾內亞、馬里、巴基斯坦等28國，提出了中國對亞非國家相互關系的五項原則和中國對外援助的八項原則，強調提供援助應根據平等互利和尊重受援國主權的原則，絕不附帶任何政治條件；在同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和發展關系方面，提出區別對待的方針：對日本，提出「民間先行，以民促官」的方針，從開展民間往來入手，發展兩國關系；對英國和荷蘭，只建立代辦級的外交關系；對法國，採取原則性和靈活性相結合的做法，使法國在1964年1月成為第一個同中國建立完全外交關系的西方大國；對美國，在堅決反對其侵略干涉政策的同時，主張坐下來談判，直接領導了1958年～1970年先在日內瓦、後在華沙舉行的中美大使級會談，保持了雙方聯系的渠道。1969年，抓住美國調整對華政策的契機，與毛澤東一起，做出了打開中美關系的戰略決策，並直接領導和主持了1971年的「乒乓外交」、接待美總統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基辛格的多次秘密訪華和1972年美總統尼克松正式訪華、發表「上海公報」等一系列重大外交行動。對蘇聯，一方面對其干涉和控制中國的圖謀進行堅決斗爭，另一方面又盡力防止局勢惡化，1969年與蘇聯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在北京機場會晤，緩和了兩國邊界的緊張局勢。「文化大革命」期間堅決排除林彪、江青集團對外交工作的嚴重干擾，在實際工作中盡力糾正極「左」錯誤，彌補損失，挽回影響。 周恩來善於把外交理論與外交實踐相結合，將原則的堅定性與策略的靈活性相結合，將國際公認的外交准則和手段同中國的優秀傳統和哲學思想相結合，從而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外交思想和外交風格。主要著作收入《周恩來文選》上、下卷。建國後主要外交著作和講話收入《周恩來外交文選》(參見「周恩來外交思想」)。

『貳』 周鯁生的人物故事

幼年時期
周鯁生幼年十分不幸。他4歲喪母，跟隨在縣衙門做錄事（管文筆一類差事）的父親生活。10歲喪父，幸得父親朋友相助，照顧他的生活並讓他在家中私塾念書。周鯁生少時讀書聰穎，才智過人。13歲就參加科舉考試，考中過秀才。在清末廢除科舉興辦學堂時，他靠公費到學堂念書。
留學國外
1906年，他17歲時，公費留學日本，在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科攻讀。在日本加入同盟會。1911年回國，參加了推翻滿清王朝的斗爭。當時，他和幾個朋友在漢口辦《民國日報》，反對袁世凱的專制統治，宣傳民主革命思想，不久報紙被查封，他受到通緝而亡命上海。後來，在黃興的支持和幫助下，他獲得湖南省官費到英國留學。他先在愛丁堡大學攻讀政法，後又轉到法國巴黎大學繼續深造，獲得法國國家法學博士學位。此時正值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各戰勝國在巴黎舉行「和會」，帝國主義列強強迫中國接受日本提出的喪權辱國的二十一條，激起了中國留學生的強烈憤慨。周鯁生和留英、留法的中國留學生一道，包圍了在巴黎出席和會的中國代表，不準他在和約上簽字。這時，國內正爆發了轟轟烈烈的「五四運動」。海內外學生遙相呼應，掀開了中國革命的新篇章。
回國發展
1921年底周鯁生回國，先在上海商務印書館編輯所任法制經濟部主任。第二年，應北大校長蔡元培邀請，到北京大學任教授、政治系主任。1926年以後，他又到南京東南大學任教授、政治系主任。1928年7月，國民黨政府大學院正式決定籌建國立武漢大學，指派劉樹杞（當時湖北省教育廳長）、李四光、王星拱、周鯁生等人組成籌備委員會。周鯁生是國立武漢大學的創建人之一。
1930年他到武漢大學任教授兼政治系主任。抗戰時間，武漢大學西遷四川樂山，周鯁生被聘為教務長。1939年9月，周鯁生赴美國講學並擔任出席太平洋國際學會年會的中國代表和聯合國組織會議中國代表團顧問。
當時的武漢大學校長王星拱，因病向國民黨政府教育部呈請辭職。1945年7月,教育部批准並任命周鯁生接任校長。1945年周鯁生回國，8月8日到校宣誓就職。
熱愛教育工作
周鯁生熱愛教育工作，長期從事教學實踐，當教務長和校長時也沒有脫離教學崗位。他開的課有時多至五、六門。在北大講課，連教室的窗檯上都坐滿了旁聽的人，深受學生歡迎。著名法學家韓德培教授說：「他1922年就開始在北大教國際法。從那時起，在中國凡是有些成就的國際法學者，就我所知，幾乎很少不是在他的直接或間接影響下成長起來的。」
愛惜尊重人才
周鯁生愛惜人才，尊重人才。他在美國時親自到許多大學去物色教授。韓德培、吳於廑、張培剛就是他當年到哈佛大學邀請來武大任教的三位青年教授。當年武大各個學院都有年青的教授。周鯁生敬佩蔡元培先生兼收並容的氣度和精神，重用有真才實學的人。正如此，在武大建立起一支學術力量很強的師資隊伍，使武漢大學享有很高的聲譽和地位。
高等教育貢獻
周鯁生不僅是我國現代國際法方面的祖師和泰斗，而且是一位著名的教育家。他對我國高等教育作出了貢獻。在當時教育很不景氣的情況下，他提出：高等院校既要普遍發展，也應該重點發展。主張充實和加強那些設備好、教員好、環境也好的學校。他認為：「到處辦校的結果，反倒無力補充好學校，與其多辦學校，實在不如集中幾個比較好的學校來充實。」並預言：「武大原來的建築只能容納一千人左右，在將來至少要辦到能容納五千人，甚至一萬人」。「倘若不能容納更多的學生，又怎能負起一等大學的責任呢？」在周鯁生擔任校長期間，武漢大學確實有了很大的發展。除原有的文、法、理、工4個學院外，又恢復了農學院，增設了醫學院，使武漢大學成為一所包括6個學院的多學科綜合性大學。
注重理論實踐
周鯁生注重理論與實踐（應用）的並重。他在國際法的教學和研究中，主義聯系實際，維護民族的尊嚴和利益。1931年，日本侵略軍佔領東北，英法等國操縱國際聯盟，借口調解中日爭議派出調查團來華，炮製了歪曲事實的《國聯調查報告書》。對此，周鯁生在《武漢大學社會科學》（季刊）上，連續發表題為《東省事件與國際聯盟》的文章，從國際法的角度，予以深刻的揭露。其後，國聯中某些人又企圖吸收偽滿洲國加入國聯。周鯁生又發表《所謂滿洲國之承認問題》，給以嚴正駁斥。
他批評國民黨政府的教育偏重應用而不重視理論，「提倡實科，壓縮文科」。他指出：「在學術教育的立場上，這實在是不妥當的」。他說：「武大今後的政策，對於理論尚要多注意」。
周鯁生注重出人才，也注重出科研成果。他主張大學應該「造人」（出人才),也應該「出品」（出科研成果）。譚經常呼籲：「在校內造成研究的空氣，在『出品』工作上有學術價值的貢獻，是今後大家努力的目標」。
愛護學生
周鯁生愛護學生，富有正義感。解放前，國民黨政府任命他為立法委員，他不接受，請他去做教育部長，他不答應。1947年5月，在「反飢餓、反內戰、反迫害」的全國學生運動中，武大進步學生要出版一張鉛印的報紙《武大新聞》，請他題寫報頭，他欣然應允。這份學生報紙，專門報道校內外新聞和各地學運動態，抨擊國民黨的反動政策，最後被國民黨武漢警備司令部以「言論荒謬，煽惑人心」的罪名，勒令停刊。
1947年6月1日，武漢大學發生了震驚全國的「六一慘案」。國民黨軍警持槍殺害學生3人，打傷多人，還捕走了進步教授和學生。當時，周鯁生正在南京，聞訊後立即飛回武漢。他看到慘死的學生，悲痛欲絕。悲憤地說：「我決心全力爭取慘案的合理解決，被捕師生立即釋放！」由於全校師生的斗爭和他的奔走呼號，迫使國民黨當局撤銷了武漢警備司令彭善的職務，釋放了被捕的師生，從優撫恤了死難之烈士的親屬，並保證不再發生類似事件。
1948年8月，國民黨「武漢特種刑事法庭」妄圖以傳訊的名義加害18名進步學生。周鯁生明確表示，由校方、教授會及學生自治會的代表護送學生出庭，並成立以韓德培教授為首的法律顧問委員會，准備為學生辯護。由於師生的配合斗爭，被傳訊學生很快獲保釋放。
1949年元月，國民黨特務在武昌戈甲營逮捕了7名准備赴解放區的進步學生。消息傳來，學生自治會代表找周校長出面要人。周鯁生堅決地說：「只要你們打聽到下落，我可以去要人！」由於周鯁生和武漢其他民主人士的努力，以及學生的斗爭，迫使國民黨當局釋放了被捕的學生。
周鯁生與學生在斗爭中建立了親密的友誼。1949年3月6日是周鯁生六十壽辰。武大地下黨領導的學生自治會為周校長舉行了一次祝壽活動，還在武漢《大剛報》上發表訪問記以擴大影響。學生們把周校長夫婦請到台上就坐，並致祝辭。最後，演出了一幕歌頌周鯁生夫婦的話劇，把老校長的形象搬上了舞台。
拒絕遷校
武漢臨近解放時，白崇禧曾命令武漢大學遷校桂林。周鯁生當面予以拒絕。1949年4月，他在學校團結應變迎解放的座談會上公開表態：「在任何情況下，決不遷校！」周鯁生還對學校的安全和師生的生活作了妥善安排。他說：學校安全，「則有待於群策群力，團結聯防，互助應變，切實開展各項工作，始能共度難關」。關於師生生活，他「保證學校負責籌措五、六兩個月，甚至七月的糧食及日常用品。」周鯁生在學校緊要時刻，臨危不亂，態度明朗堅定，穩定了全校人心，最後，把武漢大學完好無損地交給了人民，為新中國的高等教育事業作出了貢獻。這個功績，人民是不會忘記的。
受到敬重
正如此，他受到黨和政府的信任和敬重。解放以後，他繼續擔任武漢大學校長，並任中南軍政委員會委員兼文教委員會副主任。1950年，政務院總理兼外交部長周恩來聘請了國際法等方面的專家到外交部工作。其中，周鯁生、梅汝璈、塗允檀為外交部顧問，劉澤榮、凌其翰、陸殿棟、葉景莘、張炯伯為外交部條約委員會專門委員（後增聘倪征燠），周鯁生奉調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顧問。此後又兼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副會長。並歷任第一至三屆全國人大代表和第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法案委員會副主任委員。1956年加入中國共產黨。
周鯁生建國後主要從事外交和立法工作。他擔任過1954年我國第一部社會主義憲法起草工作的顧問，董必武評價說他「做出了很大貢獻」。為了恢復我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他根據國際法原則發表了很多有影響有份量的文章。並接待了許多來訪的重要外賓。
周鯁生對新中國外交事業多有建樹。他審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英文國名為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他建議使用「中國人民志願軍」的名稱赴朝作戰，為我國外交斗爭贏得了較大空間。在周鯁生的建議下，「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中的「互相尊重領土主權」改為「互相尊重領土與主權完整」，「平等互惠」改為「平等互利」，周總理在1 95 5年萬隆會議上的發言正式使用這一提法。1958年8月，周鯁生、劉澤榮、倪征燠應召到北戴河見毛澤東和周恩來，為兩位領導做有關領海寬度和領海法律制度等問題的咨詢，共計2小時。三位專家認為，中國應以12海里為領海寬度。1958年9月4日，根據周鯁生的建議，中國政府頒布《中華人民共和國關於領海的聲明》，第一條宣布「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領海寬度為12海里，並適用於台灣和澎湖列島「，並宣布渤海為中國內海。自此，中國有了法定領海寬度。
1964年，他完成了60萬字的巨作《國際法》，此書不僅介紹了國際法的來龍去脈，以及西方的國際法理論實踐、蘇聯及第三世界的國際法觀點，並將「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等新中國的外交實踐上升為現代國際法的基本原則，寫入此書，該書於1970年出版。
文化大革命開始後，周鯁生曾被抄家，但未受進一步迫害，被閑置起來。1971年4月20日，周鯁生在北京逝世。享年83歲（滿82歲）。
人物交往
1947年夏天，當時任北京大學校長的胡適對新聞界發表了關於挑選和辦好重點大學的談話。他建議在10年左右的時間，集中人力、物力、財力把幾所重點大學辦成世界第一流的大學，像英國的劍橋、牛津那樣。他具體提到首先辦好北大、清華、武大、浙大、中大等。他這次談話先在《大公報》刊出，很快就傳開了。這個問題的提出雖系一家之言，但在當時看來出自胡適之口卻事關重大，引起了全國不少關心大學教育的專家們參與一場持續大半年的論爭。當時的「武大人」對此事的關注不言而喻。
1948年初夏，武漢大學校長周鯁生邀請了幾位校外學者到武大講學，其中之一就是鼎鼎大名的胡博士。第一天講座的主講人是胡適和李濟兩位。李濟先生是中央研究院的考古學家，當時武大沒有考古專業，大多數同學對李先生比較陌生，不少人主要是慕胡適的名而來。當胡適、李濟兩人同時出現在講壇上時，擠滿了大禮堂的聽眾眼巴巴地望著周校長，看他怎樣安排這兩位客人「亮相」。
周鯁生校長站在講台正中，環視全場聽眾之後微笑著說道：「我們今天請來了兩位貴賓，一位是北大校長胡適先生，姓胡名適、字適之，另一位是中央研究院的著名考古學家李濟先生，姓李名濟字濟之。他們兩位的名和字是不謀而合啊!胡適校長昨天給我開玩笑說我把他們兩人『押上(珞珈)山』來了!大家知道，我對考古學是一竅不通，好在胡適校長是無所不通，現在就請他代勞給大家介紹一下李濟之教授，好不好?」這時，全場報以熱烈的掌聲。胡適被推到前台說道：「你們的周校長是我的老朋友，他才是博古通今哩!他非常謙虛，要我來『跳加官』，其實，我和大家一樣，今天是來聽李濟之先生的講座。」接著，他簡要地介紹了李先生的情況。隨即李濟之教授也寒暄了幾句才言歸正傳講了起來。周鯁生校長安排這兩位學者的「出場」進退得體，事後傳為美談。

『叄』 徐謨的工作經歷

1921年至1922年，在一戰戰後事宜的華盛頓會議上，擔任中國代表團的秘書。1922年7月回國，受聘於天津南開大學，在政治系擔任法學、政治學教授。1925年當選為文科主任。並兼《益世報》的主編。1926年上海特區法院成立，被選為推事。1927年奉調任鎮江地方法院院長。1928年3月，任國民政府外交部參事；4月調任外交部第一司司長；6月調任第三司司長。1929年1月，任外交部歐美司司長，5月兼任外交部駐上海交涉員。1931年兼任中央政治大學外交系主任。同年1月，代理外交部常務次長。1932年6月，任外交部政務次長。1933年10月，任考試院典試委員會高等考試典試委員會委員。1941年7月，出任中國駐澳大利亞公使。1943年墨爾本大學授予他名譽法學博士學位。1944年11月，任駐土耳其大使。1945年4月，赴華盛頓出席聯合國法律專家委員會，參加起草國際法庭章則，並任舊金山聯合國組織會議中國代表團顧問。1946年當選為聯合國海牙國際法院大法官。1948年他任職三年後又連選連任。1956年赴西班牙參加國際法學會，當選為大會副會長。1956年6月28日在荷蘭海牙逝世。終年63歲。

『肆』 吳思科的個人履歷

吳思科，安徽人，中共黨員，高級資深外交官， 中國知名外交家，1969年畢業於北京第二外國語大學.
1971－197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駐伊拉克共和國大使館學習員、職員
1973－1980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駐阿拉伯埃及共和國大使館職員、隨員
1980－1981年 外交部亞非司隨員
1981－1983年外交部辦公廳秘書、二秘
1983－1988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駐阿拉伯敘利亞共和國大使館二秘、一秘
1988－1991年 外交部亞非司中東事務處處長
1991－1993年 外交部亞非司副司長
1993－1996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駐阿拉伯埃及共和國大使館公使銜參贊
1996－2000年 外交部亞非司司長
2000－2003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駐沙烏地阿拉伯王國特命全權大使
2003—200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駐阿拉伯埃及共和國特命全權大使
2005---2007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駐阿拉伯國家聯盟首任全權代表
2008—至今任 中國政府中東問題特使、十一屆政協全國委員、全國政協外事委員會委員
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詢【智囊機構】委員會委員
外交部公共外交咨詢委員會委員
中國—阿拉伯友好協會副會長、
中國GBD公共外交文化交流中心副會長
中國前外交官聯誼會副會長兼中外能源合作智庫常務理事
中國國際問題研究基金會理事兼中東研究中心主任
中國亞非發展交流協會副會長
中央編譯出版社出版咨詢委員會首席專家
外交學院兼職教授、華北電力大學客座教授、四川外語學院榮譽教授
在外交部工作期間，曾多次陪同黨和國家領導人及外交部長出國訪問，足跡遍及世界80多個國家和地區，參與了中國同以色列國建交的全過程，並多次以中國政府代表團成員、團長、中國政府資深中東問題專家等身份參加有關中東問題的國際和地區會議。在開羅任中國駐埃及大使兼駐阿盟全權代表期間，作為中國代表團團長或成員出席了在利比亞錫爾特舉行的非洲聯盟特別首腦會議、在蘇丹喀土穆舉行的非洲聯盟峰會和第18屆阿拉伯國家首腦會議以及在埃及沙姆沙伊赫舉行的世界經濟論壇中東會議。作為中國中東問題特使出席了於2010年3月27日在利比亞海濱城市蘇爾特召開的第22屆阿拉伯國家聯盟峰會。

『伍』 楊潔勉的人物生平

楊潔勉，1951年10月6日生於上海市，先後畢業於上海師范大學英語專業，獲得上海國際問題研究所碩士學位、美國弗萊徹法律和外交學院碩士學位和上海外國語大學博士學位。現為上海國際問題研究院院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主要社會兼職有：外交部外交政策咨詢委員會委員、國家社科基金評審專家組成員、教育部社科項目評審專家、政協上海市第十一屆委員會對外友好委員會副主任、中國國際關系學會副會長、中國公共關系協會副會長、中華美國學會副會長、上海市國際關系學會會長、上海市國際戰略學會會長等；（美歐亞）三邊委員會執行委員會委員和中國組組長、中俄友好和平發展委員會委員等；國台辦海研中心特約研究員、中國人民解放軍國防大學兼職教授、華東師大兼職教授、上海外國語大學特聘教授、蘇州大學兼職教授等。獲得「中共中央和國務院授予的世博先進個人獎」、「國務院特殊津貼」和「上海市傑出專業人士」的榮譽稱號，並多次獲得上海社科優秀專著和論文獎。主持過多項國家和上海市重大社科項目、外交部和市外辦課題、國台辦和市台辦課題等。

『陸』 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一個在國際法上的第一個法官是誰

倪正燠

倪征燠（1906-2003）出生在1906年的晚清時期，蘇州吳江黎里人，現屬於汾湖鎮。勞苦大眾遭受奴役欺辱、蒙受冤屈而無處訴苦，外國人在中國橫行霸道、為所欲為卻不受中國法律制裁，這深深地刺痛了他的心，也燃起了他伸張正義、力討公道的雄心壯志。中學畢業後，他立志學法，報效國家。他先在上海東吳大學法學院讀法律專業，又留學美國斯坦福大學，獲得法學博士學位，並受聘為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榮譽研究員。
倪征燠回國時，正值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日本戰犯，中方因為證據不足，難以使土倪征燠
肥原、板垣等十惡不赦的戰犯伏法而處於危急關頭。深諳英美法律的倪征燠臨危受命，挺身而出，決心為國家和民族討回公道。「雖然采證艱難，但是如果我們不能把對中國人民犯下滔天罪行的日本戰犯繩之以法，天理難容！我們無臉再見父老鄉親！」說到動情處，倪老眉峰上揚，彷彿又回到了昨日的審判庭上，對祖國的愛，對敵人的恨，躍然臉上。倪征燠不辱使命，最終用他豐富的學識和高超的辯論技巧對侵華主要戰犯提出了有力的控訴，維護了中華民族的利益和尊嚴。
新中國成立後，倪老調到外交部條約法律司任法律顧問，更好地發揮他的專業才能的時代來到了。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重返聯合國後，他多次作為代表出席國際海洋法大會；1981年當選為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委員；1984年，倪老以他高尚的品格和資深的閱歷當選為聯合國國際法院法官，成為新中國歷史上第一位享受到國際司法界最高榮譽的國際法官。

『柒』 史久鏞的重要活動

位於荷蘭海牙的聯合國國際法院院長史久鏞先生23日表示，國際訴訟案件的政治敏感性和眾多機構對國際法條款的不同解釋是目前國際法院面臨的2個巨大挑戰。
史久鏞在接受新華社記者專訪時表示，從國際法院受理的案件來看，案件的政治敏感性越來越高。如何適當處理國家間的糾紛，更好地維護世界和平與安全，是國際法院需要面對的一個難題。他說：「如何用法律的手段和平解決這些爭端，得到國際正義和國際公平，這是一個很大挑戰。」
史久鏞同時認為，目前出現的司法解釋紊亂跡象是國際法院面臨的又一挑戰。他說，現在包括前南問題國際刑事法庭和剛成立不久的國際刑事法院在內的一些司法機構對國際法一些條文的解釋和運用上有出入，由此產生了國際法方面的紊亂解釋，這可能導致各國政府在運用國際法時採取實用主義辦法，採用對自己有利的國際法或國際公約解釋。他說，雖然這種現象還不很明顯，但也露出了一些苗頭。「為了防止這種情況發展下去，國際社會特別是聯合國大會應該採取適當措施對此加以遏制。」
他介紹說，有一種意見認為，不同司法機構對國際法的解釋出現不同時，聯合國大會應當作出決定，讓作為聯合國主要司法機構的國際法院對有爭議的國際法條款發表咨詢意見。這有助於維護國際法解釋的統一性和國際法的權威性。 2004年2月6日，國際法院中國籍法官史久鏞當選為國際法院院長，任期3年。時任中國外交部長唐家璇即向其發了賀電。
據悉，這是自國際法院1946年成立以來，首位中國籍法官擔任院長。1993年11月，史久鏞首次當選為國際法院法官，任期9年。2000年2月，史久鏞當選為國際法院副院長。2002年10月21日，第57屆聯合國大會上，史久鏞以高票通過再次當選國際法院法官。
現年77歲的史久鏞在中國國際法學領域堪稱學識淵博、建樹精深。他1948年畢業於上海聖約翰大學政治系，1951年獲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研究院國際法碩士學位。1954年回國後，一直從事國際法的教育和研究工作。1980年以後開始擔任外交部的法律顧問，1987年被選為聯合國國際法委員會委員，直到1993年。
唐家璇賀電全文如下：
海牙
國際法院院長，
史久鏞法官閣下，
閣下，
欣悉您於2月6日當選國際法院院長，謹向您表示衷心的祝賀。您是當選國際法院院長一職的首位中國人。您的當選，是國際社會對您卓越學識和公正品格的肯定。這是您個人的榮譽，是中國法學界的榮譽，也是我們國家和民族的榮譽。
祝您在擔任院長期間，國際法院在和平解決國際爭端、維護世界和平方面發揮更大的作用。
祝您身體安康。
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長唐家璇
二OO三年二月六日於北京

『捌』 美國行政機構的歷史沿革

1787年《美利堅合眾國憲法》規定美國為聯邦制國家，並對州的自治權與聯邦行政權的界限作了明確的規定。在後來的一段時間里，聯邦政府的職能和權力受到州權的極大牽制。直到南北戰爭結束時，聯邦政府行政機構的規模一直比較小。聯邦政府先後設置的內閣部有：外交部（1781年1月設立，1789年9月改名為國務院）、陸軍部（1789年9月）、財政部（1789年9月）、海軍部（1798年4月）、內政部（1849年3月）。1857年起為總統配備一名由國庫開支的私人秘書。1861～1865年的南北戰爭和1865～1877年的南方重建計劃的實施過程中，工業資產階級取得了勝利，鞏固和加強了總統及總統辦事機構在聯邦政府中的作用，從而為擴大聯邦政府職能及其機構奠定了基礎，也使聯邦政府行政機構出現了第一次膨脹。1870年 2月將1789年設的檢察長改為司法部，1872年 1月將1789年設的郵政總長改為郵政部，1889年增設農業部，1903年增設商務及勞工部，1913年勞工部單獨成立，隨後又增設了空軍部。此外，聯邦政府增設了一系列獨立機構，如文官委員會(1883)、州際商務委員會(1887)、聯邦儲備委員會(1913)等。在兩次世界大戰期間，聯邦政府沒有增設新的部級機構，但是，總統辦事機構和獨立機構卻急劇膨脹。1939年，F.D.羅斯福總統根據美國國會通過的改組法正式設立總統辦事機構：白宮辦公廳、預算局、全國資源計劃委員會、人員管理聯絡局、政府報告起草辦公室和一個應急辦事機構。據不完全統計，這期間聯邦政府新成立的獨立機構有29個，如證券交易委員會、聯邦貿易委員會、聯邦通訊委員會、國家勞工關系管理局、聯邦儲備保險公司、田納西河流域管理局等。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美國面臨著將戰時政府轉為和平時期政府和縮小羅斯福「新政」帶來的聯邦政府職能與權力擴張的雙重任務。為此國會成立了以前總統H.C.胡佛命名的兩屆政府改組委員會，即第一屆和第二屆胡佛委員會。這兩屆委員會提出許多建議。這對後來美國行政機構的發展產生了積極影響，但它並未能阻止聯邦行政機構的全面膨脹。到1985年，美國聯邦行政機構中，內閣部從1947年的 9個增至13個，總統辦事機構從建立時的 6個增至16個，獨立機構從1929年的20多個增至67個。聯邦政府職能日益擴大，在現代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不斷加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