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棟律師事務所

Ⅰ 搶劫罪的認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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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寧夏法院網402054455518肖金棟與楊鐸合同一案在鹽池第九庭審判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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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東靈通品牌維權代理做的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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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關於刑事案件附帶民事訴訟（死亡賠償金）

刑事案件中，法院不受理精神損害賠償金的民事訴訟。但死亡賠償金屬於物質損失，不屬於精神損失，受害人可以要求支付死亡賠償金，法院應當並且會依法予以支持。

李三軍故意傷害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法院

刑事判決書

（2006）朝刑初字第01297號

公訴機關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

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惠國清，男，43歲（1962年7月24日出生），漢族，出生地陝西省延川縣，小學文化，陝西省延川縣高家屯鄉王家屯行政村農民，住該村；系被害人惠龍之父。

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之訴訟代理人劉洪章，北京市金棟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告人李三軍，男，20歲（1986年5月19日出生），漢族，出生地陝西省延安市，初中文化，陝西省延安市延川縣馮家坪鄉劉家溝村農民，住該村；曾因犯盜竊罪於2004年9月被判處有期徒刑八個月，緩刑一年；現因涉嫌犯故意傷害罪於2005年11月14日被羈押，當日被刑事拘留，同年12月20日被逮捕；現羈押在北京市朝陽區看守所。

辯護人董玉和，北京市冠平律師事務所律師。

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以京朝檢刑訴（2006）678號起訴書指控被告人李三軍犯故意傷害罪，於2006年5月8日向本院提起公訴。在訴訟過程中，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惠國清向本院提起附帶民事訴訟。本院依法組成合議庭，因被告人李三軍自願認罪，根據公訴機關建議並經被告人及辯護人同意，決定簡化適用刑事普通程序，公開開庭進行了合並審理。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指派代理檢察員張文娟出庭支持公訴，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惠國清、訴訟代理人劉洪章、被告人李三軍及其辯護人董玉和到庭參加訴訟。現已審理終結。

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惠國清要求被告人李三軍賠償死亡賠償金人民幣157 200元、喪葬費人民幣16 404元、被撫養人生活費人民幣110 300元、交通費人民幣8424元、住宿費人民幣40元。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向法庭提供了有關的民事證據材料。

經審理查明：2005年11月14日零時許，被告人李三軍在本市朝陽區呼家樓悅陽家常菜飯店員工宿舍內，因瑣事與同宿舍的惠龍（男，20歲）發生爭執並互毆，被告人李三軍持尖刀扎惠龍胸腹部、背部數下，致惠龍左胸部，左側肺臟及心臟受傷，後因失血性休剋死亡。當日被告人李三軍投案自首。

上述事實，被告人李三軍在開庭審理過程中未提出異議，並有證人陸箐松、秦金亮、惠成瑞、焦二寶、惠國清、李立群、段向東的證言、辨認筆錄、屍體檢驗鑒定書、生物物證鑒定書、現場勘驗檢查筆錄、現場、物證照片及被告人的歸案經過等證據證實，足以認定。

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惠國清的經濟損失共計人民幣 175 644元。其中，死亡賠償金人民幣157 200元、喪葬費人民幣16 404元、交通費人民幣2000元、住宿費人民幣40元。

本院認為，被告人李三軍無視國法，與他人發生矛盾後不能正確處理，竟持械故意傷害他人身體，且造成一人死亡的嚴重後果，其行為已觸犯了刑律，構成故意傷害罪，應予懲處。北京市朝陽區人民檢察院指控被告人李三軍犯故意傷害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罪名成立。鑒於被告人李三軍在案發後投案自首，且當庭自願認罪，有一定的悔罪表現，故對其依法予以從輕處罰。在刑事附帶民事訴訟中，由於被告人李三軍的故意傷害行為給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惠國清造成的直接經濟損失，其理應依法賠償。對於訴訟原告人所提訴訟請求中要求賠償被撫養人生活費的要求，因訴訟原告人不能提出證明其已喪失勞動能力的證據，故本院對此請求不予支持，另訴訟原告人所提交通費按法律規定過高的部分，本院亦不予支持。在案物品一並處理。綜上，本院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三十四條第二款、第六十七條第一款、第五十五條第一款、第五十六條第一款、第六十四條、第三十六條第一款及《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一百一十九條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被告人李三軍犯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十二年，剝奪政治權利二年。

（刑期從判決執行之日起計算，判決執行以前先行羈押的，羈押一日折抵刑期一日。即自2005年11月14日起至2017年11月13日止）。

二、在案之作案工具尖刀一把，予以沒收；運動休閑上衣、運動休閑褲、白色背心、白色秋衣、內褲各一件、衣袖二條、皮鞋一雙，發還被告人李三軍。

三、被告人李三軍賠償附帶民事訴訟原告人惠國清經濟損失共計人民幣十七萬五千六百四十四元（本判決生效後即行給付）。

如不服本判決，可在接到判決書的第二日起十日內，通過本院或者直接向北京市第二中級人民法院提出上訴。書面上訴的，應當提交上訴狀正本一份，副本二份。

Ⅳ 死刑緩期執行怎麼理解

死刑緩期執行，簡稱死緩，是對應當判處死刑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犯罪分子判處死刑同時宣告緩期二年執行的刑罰制度。它是我們黨和國家長期執行的「少殺慎殺」政策的法律表現，是當前處理死刑問題的一項正確有力的措施。
（1）死緩是我們黨和國家的「少殺慎殺」政策的體現， 是限制死刑執行的有力措施。（2 ）死緩有利於集中力量打擊最嚴重的犯罪分子，分化犯罪分子，是貫徹罪、責、刑相適應原則的刑罰制度。（3 ）死緩鼓勵罪犯悔罪自新，有利於死緩罪犯加強改造，爭取成為自食其力，有益社會的新人。（4）死緩符合世界限制適用死刑的趨勢， 表現了我國刑罰的特點，在國際上產生了良好的影響。（5 ）我們應當充分肯定和正確認識我國刑法中的死緩制度，並重視執行這一制度。
正確執行死緩制度，必須嚴格遵守適用死緩的條件。根據我國《刑法》第48條第1款的規定，適用死緩的條件是：
（一）罪犯應當判處死刑
這是適用死緩的前提條件，也是適用死緩與適用無期徒刑區別之所在。什麼是罪犯應當判處死刑？1979年刑法第43條規定：「死刑只適用於罪大惡極的犯罪分子。」1997年修訂的刑法於第48條改為：「死刑只適用於罪行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據此，罪犯應當判處死刑，是指犯罪分子的罪行極其嚴重。所謂罪行極其嚴重，通常解釋為罪行對國家和人民危害特別嚴重和情節特別惡劣。這樣解釋固然無誤，但仍嫌不足。筆者認為，從主客觀的統一來看，罪行極其嚴重，應指犯罪的性質和危害後果特別嚴重、情況特別惡劣（或特別嚴重）。具體言之：（1 ）犯罪性質特別嚴重，即從整體看是具有特別嚴重社會危害性的重罪；從主客觀相統一上考察，性質特別嚴重的犯罪都是故意犯罪。刑法只對特別嚴重的犯罪如故意殺人罪、搶劫罪、綁架罪等才在法定刑中規定有死刑。如果犯罪的性質不嚴重，如鐵路營運安全事故罪、交通肇事罪等，即使造成了特別嚴重的後果或者情節特別惡劣，都不能認為是罪行極其嚴重。（2）危害後果特別嚴重，即客觀上導致眾多人員死亡、 被害人多、財產損失巨大或者其他特別嚴重的後果。性質特別嚴重的犯罪，並不一定都是危害後果特別嚴重，對這類犯罪，法律往往列舉危害特別嚴重的具體後果作為可以適用死刑的條件。例如在搶劫罪中，刑法規定「搶劫數額巨大的」、「搶劫致人重傷、死亡的」，就屬於這種情況。 （3）情節特別惡劣（或特別嚴重），即犯罪的手段特別殘忍、在犯罪中起最主要的作用、具有卑劣的犯罪目的或者其他特別惡劣或特別嚴重的情節。性質特別嚴重的犯罪，也不是都具有特別惡劣的情節，法律往往列舉特別惡劣的具體情節作為這類犯罪可以運用死刑的條件。例如，在故意傷害罪中，刑法規定「以特別殘忍的手段致人重傷造成嚴重殘廢的」；在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罪中，刑法規定：「走私、販賣、運輸、製造毒品集團的首要分子」等均屬於這種情況。性質特別嚴重的犯罪，根據具體情況，或者造成了特別嚴重的後果（如綁架罪致被綁架人死亡），或者具有多種特別嚴重情節（如搶劫罪搶劫銀行並且搶劫數額巨大的），才應當認為罪行極其嚴重。總之，評價罪行是否極其嚴重，不能只從客觀危害上看，還應結合主觀惡性上看，根據犯罪性質和案件的具體情況綜合加以認定，才可能作出正確的結論。
為了正確適用死刑，必須遵循以下原則：
1.堅持少殺慎殺政策。1997年修訂的刑法，取消了對未成年人可以判處死緩的規定，對盜竊罪、傷害罪適用死刑作了嚴格限制，將原來可以適用死刑的引誘幼女賣淫罪、嫖宿幼女罪均改為5 年以上有期徒刑等，都是這一政策的反映。
2.必須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處理任何刑事案件，都必須做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鑿，適用死刑的案件更要如此。否則，就可能發生錯判錯殺；一旦殺錯了，」想改正錯誤也沒有辦法。」（註：毛澤東著：《論十大關系》（1956年4月25日）。 ）所以對適用死刑的犯罪事實必須查清驗明，證據確鑿無誤，千萬不能草率從事。實踐中使用刑訊逼供，違法取證，搞錯事實，誤殺無辜的案件，雖然是個別的，但這樣的教訓卻是沉痛的。我們應當牢牢記取，引以為戒，杜絕類似事件的發生。
3.嚴格根據刑法分則的規定。這是罪刑法定原則的當然要求。我國刑法對哪些犯罪在具備什麼條件下可以或應當適用死刑，都有明確的規定。如對危害國家安全罪，刑法第113條規定除幾種犯罪外， 「對國家和人民危害特別嚴重、情節特別惡劣的，可以判處死刑」。又如對放火罪、決水罪、爆炸罪、投毒罪等，刑法第115條規定：「致人重傷、 死亡或者使公私財產遭受重大損失的」，可以適用死刑。在適用死刑時，必須嚴格根據刑法分則的規定，只有對行為符合死刑條件的犯罪，才能適用死刑；決不能為了適用死刑，將不符合適用死刑條件的行為，按照可以適用死刑的犯罪定罪處罰，適用死刑。
4.必須罪行極其嚴重。什麼是罪行極其嚴重，前面已經論述，這里需要補充的是：刑法分則規定可以適用死刑犯罪的某些危害特別嚴重或情節特別惡劣的情況， 往往不是僅僅對適用死刑而言的， 而是就適用10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而言的。所以某些性質特別嚴重的犯罪，具備某種危害特別嚴重的情節，並不當然就是罪行極其嚴重。以搶劫罪為例，「入戶搶劫的」、「在公共交通工具上搶劫的」等，都是可以適用上述三種刑科的情況，如果僅僅「入戶搶劫」，所搶數額不大，且未傷害事主，搶劫一戶即被抓獲，這種情況就很難說是罪行極其嚴重。所以，必須根據案情，結合刑法規定，綜合各種情節判斷，足以認定罪行極其嚴重時，才應適用死刑。
5.適用死刑還要與犯罪分子應當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這就是說，適用死刑除了罪行極其嚴重外，行為人還必須負有極其嚴重的刑事責任。刑事責任首先是由罪行決定的，此外它還受其他因素的影響。罪行極其嚴重，刑事責任當然也極其嚴重，除此之外，如果是累犯，應當從重處罰，這就對其應負的刑事責任增加砝碼。在這種情況下，自然應當適用死刑。但是如果行為具有法定的可以從輕或減輕處罰或者應當減輕或免除處罰的情節，如自首、立功、自首又有重大立功表現，行為人的刑事責任就可以或應當從輕或減輕。在這種情況下，即使罪行極其嚴重，也可能不適用死刑。
（二）不是必須立即執行
這是適用死緩的實質條件，也是適用死緩與適用死刑立即執行的區別之所在。是否必須立即執行，對於適用死緩至關重要。但怎樣認定不是必須立即執行，法律並未具體規定。1997年修訂刑法時，有的同志曾提出：這樣的規定不明確，建議將「不是必須立即執行」作出具體規定，以減少執法的隨意性。但修訂的刑法未作修改，仍然保留了原來的表述。所謂「不是必須立即執行」，指固然犯有死罪，但根據具體情況，不是一定要立即執行死刑。這應當從罪行和刑事責任兩方面考察，即：從罪行上看，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與必須立即執行的相比，後者罪行的社會危害性一般說來要比前者嚴重。從刑事責任上看，罪行最嚴重的，一般說來要負最嚴重的刑事責任。但如果罪犯具有法定的應當從輕或減輕處罰的情節，刑事責任就應適當減輕，這時就不再負最嚴重的刑事責任。與此相適應，所判死刑也就不是必須立即執行。而如果罪行極端嚴重，罪犯只有酌定從輕處罰的情節，很難影響應負的極端嚴重的刑事責任，從而所判死刑就必須立即執行。所以是不是必須立即執行，應當將罪行和刑事責任兩方面結合起來加以考察，才能正確地加以認定。片面強調某一方面，忽視另一方面，都會對問題的正確解決帶來不利影響。
至於在量刑時，怎樣具體掌握適用死緩的條件，有些著作往往根據審判實踐，列出若干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情況，供適用死緩時參考。（註：參見胡雲騰著：《死刑通論》，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282—287頁；馬克昌主編：《刑罰通論》，武漢大學出版社1995年版，第462—465頁。）我們認為，這種作法是可取的。在筆者看來，以下幾種情況，在認定應當判處死刑不是必須立即執行時，值得重視：（1 ）罪該判處死刑，但犯罪行為不是最嚴重地侵害國家或人民利益，人身危險性不是特別嚴重的。（2）罪該判處死刑， 但犯罪分子犯罪後坦白交待、認罪悔改、投案自首或有立功表現的。（3）罪該判處死刑， 但被害人有一定過錯的。（4）罪該判處死刑， 但在共同犯罪活動中不是起最主要作用的。（5）罪該判處死刑，但缺少直接證據， 應當留有餘地的。（6）罪該判處死刑，但從政治上、外交上等方面考慮， 需要按照國家的特殊政策對待的，等等。由於自首或有立功表現而被判處死緩的案例，在司法實踐中較為常見。可是有的案件，罪該判處死刑，但被害人有嚴重過錯，甚至犯罪行為，而對行為人仍然判處死刑立即執行，表明對死緩的適用，還未引起足夠的重視。這需要認真領會少殺慎殺的政策精神，從思想認識上加以解決。
死緩的緩期執行考驗期限，法律明確規定為二年。同時根據死刑緩期執行期間死緩犯的不同表現，《刑法》第50條規定了如下三種不同的法律後果：
（一）判處死刑緩期執行的，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如果沒有故意犯罪，二年期滿以後，減為無期徒刑
1979年刑法原來規定的減為無期徒刑的條件是「如果確有悔改」表現，在執行中感到這一規定不夠妥當。因為有些死緩犯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既無悔改表現，也無明顯抗拒改造的表現。沒有抗拒改造、情節惡劣，查證屬實，依法就不能執行死刑。既然不能執行死刑，二年期滿，也就只好減為無期徒刑；而減為無期徒刑，在法律上又沒有根據。這暴露了當時法律的漏洞。1997年修訂刑法時，將「確有悔改」修改為「沒有故意犯罪」。這一方面放寬了死緩減刑的條件，符合我國少殺慎殺的政策，同時也彌補了原來立法的缺陷，應當認為這一修改是恰當的。沒有故意犯罪，是死緩犯減為無期徒刑的決定性條件。只要沒有故意犯罪，即使有過失犯罪或違反監視的情況，二年期滿，也應依法減為無期徒刑。並且沒有故意犯罪，指在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期間。如果死刑緩期二年執行期滿後尚未裁定減刑前又犯新罪的，仍然應當依法減為無期徒刑，然後再對他所犯的新罪進行審判。
（二）如果確有重大立功表現，二年期滿以後，減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
1979年刑法原來規定減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條件是「如果確有悔改並有立功表現」，1997年修訂刑法時改為「確有重大立功表現」。筆者認為，這樣修改並不妥當。因為按照現行規定，只有確有重大立功表現，才能減為「15年以上20年以下有期徒刑」，那麼僅有立功表現（不是重大立功表現），就只能與「沒有故意犯罪」享受同等待遇，即二者毫無差別地同樣減為無期徒刑。顯然這對有立功表現者不公平。在筆者看來，似不如改為「確有悔改並有立功表現或者重大立功表現」為宜。這樣不僅將有立功表現與沒有故意犯罪區別對待，而且將有立功表現與重大立功表現在減刑的年限上可以加以區別，既符合區別對待的政策，又有利於鼓勵死緩犯的改造。關於什麼是重大立功表現，在這里法律沒有規定。根據刑法在「減刑」一節的規定，參考關於「立功」的司法解釋筆者認為，重大立功表現有以下幾種情況：（1 ）阻止他人重大犯罪活動的；（2）檢舉監獄內外重大犯罪活動， 經查證屬實的；（3）提供偵破其他重大案件的重要線索，經查證屬實的；（4）有發明創造或者重大技術革新的；（5）在日常生產、生活中捨己救人的；（6）在抗禦自然災害或者排除重大事故中，有突出貢獻的；（7）對國家和社會有其他重大貢獻的。至於減到多少，應當根據重大立功表現的重大程度來確定。
以上兩種情況的減刑，刑法規定都只能在「二年期滿以後」進行。「死刑緩期執行期滿」應當減刑的，根據刑事訴訟法第210條第2款規定「由執行機關提出書面意見，報請高級人民法院裁定。」監獄法第31條規定：「……二年期滿時，所在監獄應當及時提出減刑建議，報經省、自治區、直轄市監獄管理機關審核後，提請高級人民法院裁定。」後面兩法的規定，不僅揭示了減刑的程序和機關，而且在「期滿」的立法技術上都比刑法的規定科學。刑訴法規定的「期滿」，監獄法規定的「期滿時」，時間都是確定的，而刑法規定的「期滿以後」，時間則是有伸縮性的，期滿以後三天五天、十天半月、一月兩月甚至更長的時間，都可以說是期滿以後。在這些時間中減刑，都可以說符合刑法規定，這就易於造成不及時減刑的後果。因而筆者認為，刑法的這一規定，應當參考後兩法的規定加以修改。
（三）如果故意犯罪，查證屬實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執行死刑
對此，有三個問題需要說明：
1.關於「故意犯罪」
1979年刑法原來規定執行死刑的條件是「抗拒改造，情節惡劣，查證屬實的」。對於什麼是「抗拒改造，情節惡劣」，在刑法學界眾說紛紜，意見不一，以致產生歧議，不好掌握。因而1997年修訂刑法時，將「抗拒改造，情節惡劣」改為「故意犯罪」，從而解決了聚訟不已的難題。盡管如此，當前對如何理解故意犯罪，仍然存在兩種不同意見：一種意見認為，故意犯罪就是刑法第14條規定的犯罪，不能是過失犯罪。至於「故意犯罪性質如何，是直接故意犯罪還是間接故意犯罪，故意犯罪是否完成，均在所不問。」（註：趙秉志主編：《新刑法典的創制》，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83頁。）另一種意見認為，」從以往的審判實踐來看，死緩犯執行死刑的是極少數。這極少數情況表現為組織越獄、脫逃拒捕、搶奪武裝人員槍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他人身體以及犯有其他嚴重罪行等。這說明不是一經實施故意犯罪，不問輕重和案情如何，都應執行死刑。」（註：何秉松主編：《刑法教科書》，中國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484頁。）筆者贊同後一種意見， 認為執行死刑，應限於犯比較嚴重的故意犯罪。理由是：（1 ）這符合過去的司法實際情況。過去在司法實踐中只是對又犯嚴重罪的，才執行死刑。（2 ）符合死緩貫徹少殺慎殺政策的精神。死緩犯在服刑期間又犯罪的情況比較復雜，有輕有重，只犯較輕的故意犯罪，還不能說明罪犯怙惡不悛，不堪改造，因而以不執行死刑為宜；否則將造成把一些不該殺的罪犯執行死刑，這有悖於設立死緩制度的初衷。但這樣的意見又與刑法規定所用文字是「故意犯罪」不符，最好能夠作出有權解釋的限制解釋，以避免上述矛盾。自然，故意犯罪只有在緩期二年執行期間發生，才能執行死刑。二年期滿後裁定減刑前故意犯罪的，只能依法減刑，而不能執行死刑。從司法實際看，死緩犯經過緩期二年期滿，絕大多數都得到了減刑，執行死刑的只是極個別的情況。這表明我國死緩制度的成功。
2.關於死刑執行時間
故意犯罪，查證屬實，執行死刑的，刑法沒有規定「二年期滿以後」。因而一般認為，對死緩犯故意犯罪依法執行死刑，不需要等到二年期滿，在其故意犯罪後，經過法定程序即可執行死刑。對此，刑法學界也有不同認識：一種觀點認為，根據《刑法》第48條規定，死緩是判處死刑同時宣告「緩期二年執行」，如果未等二年期滿即執行，有違死緩的本質。並且死緩的宗旨是給罪犯以自新之路，需要考察緩期二年執行期間的表現，未等二年期滿即執行死刑，也有悖死緩的宗旨。不過，故意犯罪要等二年期滿才執行死刑，可能出現依法應執行死刑但基於情理不需要執行死刑的情況。結論是權衡利弊，似乎故意犯罪二年期滿後再執行死刑要合適一些。（註：參見張明楷著：《刑法學》（上），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428頁。）與上述觀點針鋒相對， 另一種觀點認為，「設立死緩制度的宗旨是控制死刑立即執行的實際范圍，給死緩犯以生路。但緩期2年執行是有條件的，《刑法》第50 條已明確列舉了可供死緩犯選擇的出路。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如果死緩犯不思悔改，實施故意殺人、組織越獄等故意犯罪，查證屬實，就應核准執行死刑，如果等到二年期滿以後再執行死刑，僅從其消極後果上看就是不能接受的，且不論它是否與《刑法》第50條的規定相抵觸。」（註：何秉松主編：《刑法教科書》，中國法制出版社1997年版，第485頁。 ）筆者贊同後一種觀點，認為死緩犯緩期二年執行期間，故意犯罪，不等二年期滿即執行死刑是合理的，既不違反死緩的本質，也不悖於死緩的宗旨。死緩是有條件地暫不執行死刑。在這一點上，它與通常的緩刑是有條件地暫不執行原判刑罰是相同的。通常的緩刑均宣告一定的緩刑考驗期，被緩刑人在緩刑考驗期內又犯新罪或違反有關規定情節嚴重的，撤銷緩刑，執行原判刑罰，都不認為這違反或有悖緩刑的本質或宗旨。同樣道理，死緩犯在緩期執行期間，又故意犯比較嚴重的罪，事實證明了必須立即執行，也就不應再繼續考驗，而應依法執行死刑，這可以說是死緩的本質和宗旨的應有之意。因而刑法對此沒有規定「二年期滿以後」是恰當的。
3.關於核准死刑的法院
《刑法》第50條規定，如果故意犯罪，查證屬實的，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執行死刑。有的著作對此解釋說：必須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才能執行死刑。「這樣規定的立法意圖，就是對此類死緩罪犯必須執行死刑的，要特別從嚴掌握。」（註：周道鸞等主編，《刑法的修改與適用》，人民法院出版社1997年版，第151頁。 ）而《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解釋》第275條第4項規定：「依法應當由最高人民法院核準的死刑案件，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罪犯，在死刑緩期執行期間，如果故意犯罪，查證屬實，應當執行死刑的，由高級人民法院報請最高人民法院核准。」第277 條規定：「依授權可以由高級人民法院核準的死刑案件，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的罪犯，在死緩期執行期間，如果故意犯罪，查證屬實，應當執行死刑的，報請高級人民法院核准。」照此解釋，死緩犯的死刑，並不都由最高人民法院核准。這樣的解釋是有權解釋，自然應當執行，但是否符合立法的本意，似值得研究。

Ⅵ 陳洪忠律師與景百勝律師哪個更有優勢

摘要 陳洪忠律師主要社會兼職：中國法學會法律文書學研究會理事，北京市律師協會軍事法律事務專業委員會主任，北京市海淀區律師協會理事，中關村地區中介服務業協會副會長，首都經貿大學兼職教授、碩士生導師，點睛網路律師學院專家委員、高級培訓師，北京市公安局維護民警執法權益顧問等。

Ⅶ 離婚，過錯方有什麼懲罰、

過錯一方依據過錯程度少分或不分財產。

保證書只要真實，不違反法律和公序良俗，雙方簽字後就具有效力。

Ⅷ 北京市金棟律師事務所怎麼樣

北京市金棟律師事務所，本省范圍內，當前企業的注冊資本屬於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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Ⅸ 北京好點的律師事務所有哪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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