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海律師偽證案

1. 律師偽造證據後果有多嚴重

律師偽造證據怎麼辦?受到相應的處罰。
刑法第三百零六條規定：在刑事訴訟中，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偽造證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這條規定的罪名就是「律師偽證罪」。
它無疑增加了律師辦理刑事案件的風險，以至於律師常常在刑事案件中總是小心謹慎，不敢大膽發表自己言論;有的律師乾脆就不辦理刑事案件。因此，有些地方律協或司法機關就強制性規定，每個律師事務所每年必須辦理若干個刑事案件，並以此作為通過年檢的一個條件。這種現象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此條的規定。因此，這條規定一直以來就受到法學界尤其是律師們的質疑。
首先，它將律師單獨作為一類偽證罪的主體來規定，有違刑事立法的公正性。從世界各國的立法經驗來看，應當把警察、檢察官、法官以及其他行政執法人員一視同仁地規定為這類「偽證罪」的主體，因為這些人同樣存在威脅、恐嚇證人的現象，而且他們的權力更大。如果只規定辯護方，而不規定指控方，就會造成立法上的職業歧視，無法實現控辯雙方的「平等武裝」。這對我們這樣一個律師業還處於起步階段的國家而言，無疑是不利於律師業特別是刑事辯護事業的發展的，也不利於實現司法公正與司法制約。
其次，本罪的規定過於籠統。像「引誘證人改變證言」之類的措辭，極易帶來執法的隨意性。事實上，引誘證人改變證言的情況非常復雜，有時「引誘」本身就是律師詢問證人的一種技巧，將其泛刑罰化，無疑是給律師頭上懸了一把劍。
第三，將律師偽證行為不分情節輕重，直接用刑法介入，不符合刑法是最後一道防線的理念。刑法是其他法律規范的保障法，不要越俎代庖，過早介入，否則會出現成本過大、其他防線懈怠職能等副作用。因此，應當把一般的律師偽證行為交由律師協會這樣的行業自治組織來處理，只有嚴重的偽證行為才能追究刑事責任。當然，與此相適應，也需要切實加強律師行業的自治力度，否則就會出現惡性循環。
第四，律師利益和當事人利益是一致的，律師的執業道德要求必須為當事人服務，最大限度地保護當事人的權益。當事人為了自己不被追究刑事責任，可以採取各種方法，包括各種辯解和對證據的利用。這樣最多也是在認罪態度上不好罷了，而律師卻要承擔更大的風險。如此，在風險承擔的問題上也不能體現公平對待。
最後，對「律師偽證罪」的訴訟制度設計也存在瑕疵。如律師作偽證，抓人的和起訴的就是他的對家———同一個案件的偵查人員或檢察人員，對他們並沒有建立有效的迴避制度，致使報復性執法成為可能。這就出現了實踐中盡管最後真正被定罪的很少、但被抓起來的和關起來的卻不在少數的現象。
律師偽造證據怎麼辦?律師偽造證據的行為是屬於典型的知法犯法

2. 死磕派律師的概念成形

一直被認為是死磕派首創者的楊學林律師回憶說，他最初是聽遲夙生律師說過這個詞。2011年6月發生了「北海案」，4名刑辯律師以刑辯界臭名昭著的偽證罪被刑拘。當時恰逢「李庄案」第二季以檢方撤訴告終不久，刑辯律師們還未從勝利的喜悅中回過神來，又被現實狠狠打擊了一下。
激憤的律師從各地前往北海為被刑拘律師辯護或是聲援。上世紀80年代就開始執業的齊齊哈爾律師遲夙生是律師界少有的全國人大代表，她一直偏安於東北一隅。「北海案」發生之初，前往聲援的律師在當地遭遇了諸多困難和壓制，遲夙生坐不住了，從東北飛往廣西。她看到有律師受到不明身份的人員圍攻被打傷，憂慮重重，說了一句「得死磕」。楊學林從那時開始對「死磕」這個東北方言留下了印象。
2012年初，貴陽發生「黎慶洪打黑案」，總共有50多名被告，涉及27個罪名，事態越發嚴峻，最先介入的周澤律師呼籲各地律師前往援助。最終有本地和外來的律師共88人出庭辯護，庭審前後持續了40多天，堪稱共和國第一大規模刑事庭審。
「黎慶洪案」在貴陽第一次開庭時，天氣異常寒冷，但庭審過程更為僵硬。甫一開庭，辯護律師便直指上級指派的公訴人身份不合法，要求迴避。僵持之下，一個上午過去了，公訴人連起訴書也沒有念成。中午吃飯時，遲夙生憂心忡忡地對楊學林說：「這個事情我看得堅決死磕。」
一語成讖。當天下午繼續開庭時，律師繼續申請公訴人迴避，一直僵持到當天庭審結束。第二天，審判長一開始就宣布駁回前一天的迴避申請，律師們立即提出抗議，要求復議，但是審判長不予理會，徑直讓公訴人宣讀起訴書。一些律師按捺不住，紛紛站起來抗議，最終審判長命令法警將伍雷、劉志強和楊名跨3名律師驅逐出法庭，並訓誡了多名律師。
直到開庭第五天，遲夙生律師激烈抗議審判長無故中斷已經啟動的非法證據排除程序，也被下令驅逐出法庭。面對圍上來的法警，她情緒激動，血壓升高，一頭栽倒在地，被送往醫院急救。這一幕成為「死磕」最形象的展示。
「黎慶洪案」後，死磕這個詞就不斷出現在楊學林的微博和博客上。2013年2月，楊金柱、陳光武、楊學林、劉志強等在「黎慶洪案」中死磕過的律師在江西辦理「桂松案」時，斯偉江發了一條微博，戲稱：「你們死磕這班人又去搞新案子啦，不如任命你們為死磕派。」
劉志強開玩笑說，「死磕派不是誰都能當，要搞一個認證」。楊金柱馬上說，那就搞一個死磕派律師認證中心，還煞有介事地寫了一份《關於擬成立「中國死磕派刑辯律師資格認證中心」的說明》，擬邀請陳有西、袁裕來、斯偉江等知名律師作為專家評審團。但在楊學林看來，楊金柱的「楊氏刀法」一向虛虛實實，純粹是「搞著玩」，「後來都沒人提認證的事情了」。
不久後，楊學林發了一條微博，根據辯護風格，將中國刑辯律師分成三種：死磕辯護派、形式辯護派和勾兌辯護派。後兩者分別指走過場、做足樣子的辯護律師和通過幕後勾兌解決問題的律師。此後，大部分參加過「李庄案」「北海案」「常熟案」和「小河案」的律師一般被認為是死磕派律師。

3. 貴陽小河案和北海律師案哪個在先

貴陽小河案在先，北海律師案在後。

4. 律師到北海會見偵查階段的犯罪嫌疑人，是否需要拿到犯罪嫌疑人本人簽字的授權委託書方能會見急！！

犯罪嫌疑人和犯罪嫌疑人的家屬，均可以以書面形式申請聘請律師。公安機關批准後就可以約定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了。

5. 律師偽證罪的簡介

律師偽證罪目的是為了遏制承辦案件的代理人（律師）作偽證而專門設立的罪行。2010年兩會期間，有委員和代表提出取消律師偽證罪，因此成為輿論關注焦點。
「306條款已經成為了辦案機關最得心應手的武器，斗不過你，就趕走你！趕不走你，就收拾你！」北京一位律師如此評價306條款被濫用的狀況。 法律原文公安、檢察人員、一般當事人、證人，都可能做偽證
刑法第306條規定：在刑事訴訟中，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偽造證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3年以上7年以下有期徒刑。

6. 江西律師「偽證案」出現逆轉，該名律師到底有沒有做偽證

江西律師「偽證案」出現逆轉

江西律師熊昕，堅稱自己沒有罪，也就是說他根本沒有做偽證，但是檢方，則認為雄心是有罪的，只不過，所謂的偽證罪因為情節過輕沒有造成傷害，不構成犯罪，所以才讓這名江西的律師恢復了自由，其實這起案件，真相究竟是什麼樣子的，現在已經很難判定了，但是熊昕律師依然堅持要通過法律手段還自己一個清白，現在我們來梳理一下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7. 刑法第三百零六條對律師辯護的影響

《刑法》「第306條」出台十幾年來，不少律師因該條法律受害，刑事案件年年遞增，而律師參與辯護的刑事案件卻逐年減少，為何？律師的心都涼了。而律師退出刑辯，勢必使冤假錯案更加層出不窮。
一、「第306條」破壞控辯雙方的平衡。
控辯式訴訟的設計，其本意是要在對等的條件下，使控辯雙方處於平衡狀態，然後對案件事實進行調查和處理。「第306條」使律師不敢調查取證，只能從控方的證據中找出瑕疵和漏洞。如果律師參與調查，被告人改變了口供，或證人改變了證言，控方就可以依據「第306條」拘捕辯方律師。控方既是運動員，又是裁判員，這完全破壞了控辯雙方的對等原則。
二、「第306條」打擊了律師刑辯的積極性。
趨利避害是人的天性，律師只要還有一碗飯吃，都不願意去觸碰「第306條」這個地雷。「第306條」出台後，刑案辯護逐年下降已是不爭的事實，這恐怕是立法者當初始料不及的。刑案本來收費就低，再加上隨時有坐牢的危險，精明如律師者，誰願意做這費力不討好的事情？
三、「第306條」是變相剝奪犯罪嫌疑人的辯護權。
律師可能是身陷囹圄的犯罪嫌疑人唯一的救星，「第306條」使律師望而卻步，致使絕大多數犯罪嫌疑人得不到律師的幫助和辯護。犯罪嫌疑人委託律師辯護的權利形同虛設，實際上是間接剝奪了犯罪嫌疑人的辯護權，而沒有律師的辯護，犯罪嫌疑人的命運只有交給道德和良心。而現實告訴我們，道德和良心根本靠不住，為了追求破案率，為了追求辦案成績，各種各樣的刑訊逼供已超過了國人的想像力。
四、「第306條」是制約律師制度發展的障礙。
中國的律師制度剛剛起步，像一棵幼苗在風雨中飄搖。「第306條」對律師制度的破壞，這么多年來有目共睹。據全國律協的不完全統計表明，從1997年到2011年共有140多位律師被套上了「第306條」的罪名進行追訴，有30多位律師被判刑。
五、「第306條」給報復律師開了方便之門。
北海四律師偽證案，律師參與辯護的案件都還沒有偵破，案件事實均還未水落石出，真正的犯罪嫌疑人都還未被法院認定，按照無罪推定的原則，連犯罪嫌疑人都還不能定罪，但公安機關卻先把參與辯護的律師抓起來，荒唐至極。案件都沒判，怎麼就斷定律師錯了？說不定最終證明是公安機關弄錯了呢？
六、「第306條」是對人權的嚴重侵犯。
受到公權力追訴時享有辯護權，是每個公民的基本人權。眾所周知，絕大多數公民的法律知識有限，在失去自由之後更不知道怎樣保護自己的合法權益。我國尚沒有沉默權的規定，而法律賦予他委託律師辯護的基本權利，也因律師不敢或不願參與辯護而失去。
七、「第306條」是對法治文明的破壞。
我的一位朋友說：「可以沒有民主，不能沒有法治。」法治是每天在新聞里、報紙上以及官員們的嘴裡叫得最響的詞彙，而「第306條」恰恰是給法治文明抹黑的條款，是暴力條款。
八、「第306條」是對聯合國《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的冒犯。
聯合國《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16條規定：「各國政府應確保律師能夠履行其所有的職責而不受到恫嚇、妨礙或不適當的干涉」。第17條規定：「律師如因履行其職責而其安全受到威脅時，應得到當局給予充分的保障」。調查取證是律師辦案的基本權利，但現在調查取證卻成了我國律師執業的危險地帶，稍有不慎就會因為觸犯「第306條」而被刑拘。所以，「第306條」事實上把律師的調查取證權剝奪了。
九、「第306條」讓新刑法蒙羞。
新刑法為展現法治開明，為了與國際接軌，讓律師提前介入，在偵查階段就可以為嫌疑人提供法律服務，這貌似進步。但接著又出台「第306條」套上一條鎖鏈，「第306條」出台前沒聽說有律師因為參與刑事辯護而被追訴，「第306條」出台後卻一個又一個律師因為參與刑事辯護而鋃鐺入獄。如果真有律師膽敢以身試法，教唆證人作偽證，那麼用刑法第307條足可以定罪處罰，為什麼一定要單列一條專門針對律師的偽證罪？
十、「第306條」是傳統思維的延續。
按照「第306條」的思維，凡是被公安機關刑拘的人，都是有罪的，必須做出有罪的供述，不招供自然有無數的辦法讓你認罪。認罪後律師介入，如果翻供喊冤，那必定是律師作怪，引誘嫌疑人翻供或引誘證人改變證言，妨害公安破案。故再想方設法讓嫌疑人、證人指控律師誘供，然後把律師收監，公安大獲全勝。如此這般，是傳統思維的延續。
附：刑法第三百零六條第1款：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證據、偽造證據、妨害作證罪，即在刑事訴訟中，辯護人、訴訟代理人毀滅、偽造證據，幫助當事人毀滅、偽造證據，威脅、引誘證人違背事實改變證言或者作偽證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8. 律師的現狀（以刑訴律師為例）

律師現狀不容樂觀，總的來說，律師在刑事辯護沒有什麼作用。1996年刑訴法修改之前，律師在案件到了法院時才允許介入，不管作用大與不大，不管是不是人們所說的律師是我國刑事辯護的花瓶，也不管法院所說的，你辯你的我判我的，但是律師能夠看到所有刑事案件材料。而在1996年刑訴法修改後，從法律規定來看盡管律師介入提前到公安偵查階段，提所有的案件都有公安辦案人員在場，律師根本無法開展任何實質性的工作，盡管律師在審查起訴階段能夠復制到所有的材料，但有些重要的材料檢察院是不讓復制的。盡管律師法後來修改，律師可以不經公安機關審批到看守所會見犯罪嫌疑人，但看守所答復沒有公安機關的批准不能見，律師又有什麼辦法？刑事訴訟法的修改已經形成了律師會見難、閱卷難、調查取證難「三難」，這個「三難」有人也總結了「五難」，到目前也沒有解決。刑事訴訟法修改增加了第38條，防止律師引誘證人做偽證，刑法增加了第306條，都是律師頭上的一把劍。刑事辯護律師根本不願意去調查，搞不好自己就和自己所服務的對象住到一起了，李庄就是例子。因此，律師們總結：律師辦理刑事案件的整個狀況，存在較之新法頒布前「進一步退兩步」的現實情況已經成明顯。律師界流傳的段子這樣說：如果你要做法律工作，千萬別當律師；如果你要當律師，千萬別辦刑事案件；如果你要辦刑事案件，千萬別取證；如果你要取證，千萬別取證人證言。如果這一切你都做不到，你就自己到看守所報到吧。總之，刑事律師的現狀不樂觀。

9. 你如何看待刑法306條

偽證是很容易作的，隨便找幾個人，告訴他么怎麼說，就會形成偽證，這些所謂的證人和律師都會構成偽證罪。幾年還不抓一個律師，你覺的是多還是少啊。律師是懂法的，甚至精通法的，司法機關只要敢抓，必定是掌握了確實充分的證據。刑辯律師的路不是越走越窄，而是越走越規范。這兩起案件，沒有冤枉一個律師，他們知法犯法，跟執法人員犯法沒有什麼區別，社會危害性極大，必須予以嚴懲。 同時嚴懲他們，不是為了打擊某一行業，也是為了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的需要.

10. 律師偽證罪異地偵查如何執行，還有相關的法律法規

您好：
偽證罪是刑事犯罪中常見的一項罪名，它是指在刑事訴訟中，證人、鑒定人、記錄人和翻譯人對與案件有重要關系的情節，律師偽證罪異地偵查如下
一、偽證罪應由誰來偵查?
偽證罪作為刑事罪名，《刑事訴訟法》第18條第1款規定，刑事案件的偵查由公安機關進行，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也就是說，除法律另有規定的，其他刑事案件應當一律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根據六機關《規定》，偽證罪、拒不執行判決裁定罪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而不應由人民法院直接受理。因此，偽證罪由公安機關立案偵查。
二、偽證罪的構成要件
偽證罪是指在刑事訴訟中，證人、鑒定人、記錄人和翻譯人對與案件有重要關系的情節，故意作虛假證明、鑒定、記錄、翻譯，意圖陷害他人或者隱匿罪證的行為。它對於國家正常的司法秩序以及當事人的人身權利都有嚴重的危害，所以無論是國內還是國外，統治者都對它進行了嚴格的規定。
偽證罪的主體是特殊主體，即只能是在刑事訴訟中的證人、鑒定人、記錄人和翻譯人。偽證罪侵犯的客體是公民的人身權利與司法機關的正常活動，是復雜客體。偽證罪在客觀方面表現為在刑事偵查、起訴、審判中，對與案件有重要關系的情節，作虛假的證明、鑒定、記錄、翻譯的行為，或者隱匿罪證的行為。偽證罪在主觀方面必須出自直接故意，即行為人明知其虛假陳述是與案件有重要關系的情節，但為了陷害他人或者隱匿罪證而為之。
由上述要件構成了偽證罪，其處罰由法院根據情節嚴重情況進行處理，即犯偽證罪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