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新消息

Ⅰ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

第一章總則第一條為保障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依法執業，加強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管理，制定本辦法。第二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是符合本辦法規定的執業條件，經核准執業登記，領取《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在基層法律服務所中執業，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人員。第三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職責是依據司法部規定的業務范圍和執業要求，開展法律服務，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促進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和法制建設。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依法執業，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干涉。第四條司法行政機關依照本辦法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進行管理和指導。第二章執業資格第七條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資格考試，由司法部統一組織，省級司法行政機關負責承辦。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資格考試合格標准，由司法部確定；考試合格人員，由省級司法行政機關負責確認。第八條符合本辦法第六條（一）、（三）、（四）項條件，能夠專職從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的下列人員，可以申請按考核程序取得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資格：
（一）具有高等院校法學本科以上學歷的；
（二）具有大專以上學歷，從事審判、檢察業務，司法行政業務工作或者人大、政府法制工作已滿五年的。第九條對申請考核取得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資格的，由地級司法行政機關考核提出意見，報省級司法行政機關審批。第十二條參加考試或者考核的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其考試成績或者考核結果無效，已經作出的授予執業資格決定應予撤銷，頒發的執業資格證書予以收回，並在二年內不允許參加考試或者考核：
（一）提供虛假、偽造的證明文件或者以其他欺詐手段騙取參加考試或者考核的；
（二）考試作弊或者由他人冒名頂替參加考試的；
（三）其他嚴重違反考試、考核紀律的。第三章執業登記第十三條取得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資格或者具有本辦法第五條所列其他執業資格的人員，符合下列條件的，可以申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登記，領取《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
（一）在基層法律服務所實習滿六個月，被該所鑒定合格；
（二）基層法律服務所決定聘用；
（三）申請執業登記時符合本辦法第六條（一）、（三）、（四）項條件。
申請執業登記前從事過律師、公證和企業法律顧問工作，審判、檢察業務工作，司法行政業務工作和其他法律業務工作二年以上的，可以不經實習，直接申請執業登記。第十四條申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登記的人員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司法行政機關應當作出不準予執業登記的決定：
（一）具有本辦法第十一條規定情形之一的；
（二）曾被基層法律服務所給予開除處分的；
（三）曾被吊銷律師執業證書或者受到停止執業處罰期限未滿的；
（四）具有律師或者公證員資格、並已在律師事務所或者公證機構執業的。第十五條省級司法行政機關或者經其授權的下一級司法行政機關，負責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登記，頒發《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第十六條申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登記，應當填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申請執業登記表》，並提交下列材料：
（一）申請人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資格證書》，或者律師、公證員、企業法律顧問資格證書；
（二）基層法律服務所對申請人實習表現的鑒定意見；
（三）基層法律服務所出具的同意聘用申請人的證明；
（四）健康狀況證明；
（五）登記機關要求提交的其他材料。第十八條執業登記機關應當自收到申請材料之日起三十日內完成審核，以書面形式作出准予執業登記或者不準予執業登記的決定。不準予執業登記的，應當說明理由。
對准予執業登記的申請人，由執業登記機關頒發《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
申請人對不準予執業登記決定如有異議，可以按照《行政復議法》和司法部有關規定申請行政復議。第二十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變更執業機構的，持原所在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終止聘用關系的證明和擬應聘的基層法律服務所同意聘用的證明，依照本辦法規定的程序，申請更換《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第二十一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遇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由所在地的縣級司法行政機關收回其《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報請執業登記機關予以執業注銷：
（一）因調離、辭職而停止執業的；
（二）因被辭退、開除而停止執業的；
（三）因所在的基層法律服務所停辦而停止執業的；
（四）因其他原因停止執業的。

Ⅱ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2017修訂)

第一章總則第一條為加強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監督和管理，保障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依法執業，根據有關法律法規，制定本辦法。第二條符合本辦法規定的執業條件，經司法行政機關核准取得《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在基層法律服務所執業，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人員，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第三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職責是按照司法部規定的業務范圍和執業要求，開展法律服務，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正確實施，促進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和法治建設。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依法執業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害其合法權益。第四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應當把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擁護社會主義法治作為從業的基本要求。第五條司法行政機關依據本辦法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進行管理和指導。第二章執業條件第六條申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應當具備下列條件：

（一）擁護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

（二）高等學校法律專業本科畢業，參加省、自治區、直轄市司法行政機關組織的考試合格；

（三）品行良好；

（四）身體健康；

（五） 在基層法律服務所實習滿一年，但具有二年以上其他法律職業經歷的除外。

各省、自治區、直轄市的自治縣（旗），國務院審批確定的國家扶貧開發工作重點縣，西部地區省、自治區、直轄市所轄縣，可以將前款第二項規定的學歷專業條件放寬為高等學校法律專業專科畢業，或者非法律專業本科畢業並具有法律專業知識。第七條具有法律職業資格或者曾經取得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資格的人員，符合本辦法第六條第一款第一、三、四、五項規定的，也可以申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核准。第八條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人員，不得參加本辦法第六條第一款第二項規定的考試或者申請執業核准：

（一）因故意犯罪受到刑事處罰的；

（二）被開除公職的；

（三）無民事行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為能力的。第三章執業核准第九條設區的市級或者直轄市的區（縣）司法行政機關負責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核准，頒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第十條申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核準的，應當填寫申請執業登記表，並提交下列材料：

（一）符合本辦法第六條規定的學歷證書和考試合格證明，或者第七條規定的資格證書；

（二）基層法律服務所對申請人實習表現的鑒定意見，或者具有二年以上其他法律職業經歷的證明；

（三）基層法律服務所出具的同意接收申請人的證明；

（四）申請人的身份證明。第十一條申請執業核准材料，由擬聘用申請人的基層法律服務所提交所在地縣級司法行政機關審查，由其出具審查意見後報設區的市級司法行政機關審核，或者由擬聘用申請人的基層法律服務所報所在地直轄市的區（縣）司法行政機關審核。第十二條執業核准機關應當自決定受理申請之日起二十日內完成審核，作出准予執業核准或者不準予執業核準的書面決定。不準予執業核準的，應當在決定中說明理由。

對准予執業核準的申請人，由執業核准機關頒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

申請人對不準予執業核准決定有異議的，可以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和司法部有關規定申請行政復議。第十三條對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申請執業核準的人員，司法行政機關應當作出不準予執業核準的決定：

（一）具有本辦法第八條規定情形之一的；

（二）曾因嚴重違法違紀違規行為被基層法律服務所解除聘用合同或者勞動合同的；

（三）曾被吊銷律師執業證書或者受到停止執業處罰期限未滿的；

（四）具有法律職業資格或者律師資格、公證員資格並已在律師事務所或者公證機構執業的。第十四條符合本辦法第六條或者第七條規定的條件，在教育科研部門工作、民營企業工作或者務農的人員，經基層法律服務所聘用，可以兼職從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但在教育科研部門工作的人員按照有關規定不得兼職的除外。申請兼職基層法律服務者執業核准，按照本辦法規定的條件和程序辦理。

基層法律服務所聘用兼職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人數，不得超過專職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人數。

Ⅲ 司法部關於基層法律工作者改革的近幾天的新聞

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陰影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除障礙
2013年1月1日，新修改的民事訴訟法施行後，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第一類訴訟代理人，也是專業訴訟代理人，使基層法律工作者看到了司法體制改革的曙光，感受到了基層法律服務所生存發展的希望和空間。然而在具體的執行中，受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的影響，作為享有審判權的人民法院仍然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行為存在著歧視性看法。最具代表性的便是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在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中的諸多觀點。正是由於有吳博士觀點作支撐，作者在深圳市福田區法院代理北京等地的當事人承辦申請執行事務時，才遭到拒絕。
細探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和理論依據，作者發現這個批復的出台是司法體制改革的一次大倒退，且引用的是已經失效的或需要修訂的部頒規定，它的出現使無數有作為、能夠為「非轄區」當事人提供優質服務的基層法律工作者陷入了尷尬的境地。
為了基層從事法律服務的同行能夠正常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為了司法部高層能聽到最底層的聲音，作者從四個方面諫言，希望司法部決策層能夠及時作出反應，以消除司復[2002]12號批復產生的陰影。
一、從深圳兩級法院對基層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不同做法，看兩級法院法官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規定的差別執行。
2011年3月以來，在山西省原平市南城法律服務所執業的作者，開始為以北京人為主的17名出借人，遠赴深圳市的兩家法院承辦被告為深圳市三家私營公司的民間借貸糾紛案，案件總量為54件，涉案金額為986萬元。由於該案有其特殊性和復雜性，作者先後在深圳兩家基層法院進行了4批次的訴訟，到2013年5月17日，四批次判決書全部發生效力。兩批17案已經中止執行，准備向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申請破產還債。
2013年9月2日，當作者持北京市、內蒙古自治區等五省市區16名委託人簽發的授權委託書、本所的專用函和本人執業證，再次踏進廣東省深圳市福田區人民法院立案樓，代理這些當事人承辦37件民間借貸糾紛案件的執行事宜時，被負責承辦執行案件窗口的女法官告知，因基層法律工作者不能代理非本轄區外的案件而拒絕接受相關訴訟文書。
此前，在深圳市福田區、羅湖區法院無論是起訴當初的代為立案、出庭代理訴訟，包括前兩批17個案件的申請執行，都沒有因為作者是一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以下簡稱法律工作者）而被拒之門外。
作者向這位女法官再三說明為這些當事人代理訴訟，並不是第一次來深圳，且已經生效的這37案判決書上的共同委託代理人就是本人。然而，這位法官依然堅持她執行的正是新《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
而作者的觀點正好與之相反。作者認為，既然全國人大常務委員會已經通過立法確立了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地位，就不應當看著已經過時的老黃歷，再拿已經失效的批復作擋箭牌。況且，十年前司法部一個批復怎麼能對抗立法機關的規定，任憑怎麼解釋都無濟於事。這位法官還為作者支招說，可以由當事人推舉訴訟代表人親自前來法院立案，以解決法律工作者代理權受限的問題。
由於作者在福田、羅湖區法院分別代理的前兩批共17件案件已經中止執行，將進入破產還債程序，作者帶著草擬的相關訴訟文書來到深圳市中級人民法院請教。並與立案庭接待法官探討進入破產還債程序法律工作者能否享有代理權時，接待法官請示領導後明確答復，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不會受到限制。
在深圳這座高度開放的城市，兩級法院審查立案的法官對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兩種截然不同的做法，說明深圳市中院的同志對《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有正確的認識，業務素質更過硬，同時反映出執法者對新施行法律的理解仍存在著不同認識。
為了爭取37案執行階段的代理權，作者再次返回福田法院與這位法官交涉。承辦法官認為自己無權決定，請示負責立案審查的領導。這位領導很負責任，不僅與作者進行了溝通，還給深圳市中級致電了解了法律工作者代理權的問題，確認作者所反映的情況屬實後，又給其他基層法院打電話了解對類似情況的做法。最後女法官作出答復依然是，中院是中院的做法，基層法院就這么做，並以龍崗、羅湖區等法院都是這種做法為由拒絕。
作者提出是否可以給個書面答復，該法官答復可以，但須領導給出編號。等了好大一會兒，該法官告訴作者，已請示領導不能給予書面答復，也拒不接收相關訴訟文書。為了說服作者，這位法官還拿出由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長奚曉明主編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理解與適用》（以下簡稱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作為其拒絕的依據。
兩方各執一詞，僵持不下，其直接後果便是影響當事人權利的實現。為了節省資源、節約時間，徵得委託人代表同意後，作者與深圳市一家規模律師事務所簽訂了《委託代理合同》，將這批37案的執行事務轉交當地律師代理。
作者代理的訴訟案件，真正符合「本轄區」條件者少之又少，也沒有被拒之門外。這是作者本人從業24年來，因法院執行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第一次被法院剝奪訴訟代理權。
二、其實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當時引用的條文已經失效，卻在之後的十餘年間仍大行其道，且產生的影響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整個行業的良性發展。
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不顧法律工作者當時已經走向法律服務市場的現實，援引的又是已經過時、失效，且存在立法技術缺陷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一、1991年9月20日由司法部頒布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總則部分第六條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應當立足基層，主要面向本轄區內的政府機關、群眾自治組織、企業事業單位、社會團體和承包經營戶、個體工商戶、個人合夥組織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務，服務方式力求便民利民，及時有效」，根據該條的規定，已經明確定位為「主要面向本轄區」，而沒有限定非本轄區。卻在分則部分的第二十四條第四項出現「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限制性的規定。
從立法技術層面看，如果分則部分的規定違反總則部分的規定，應當作為無效條款來看待，卻在當時缺乏立法法指引的情況下，加上擬稿人、審稿人法學理論的欠缺或疏忽，才作出如此不嚴謹的規定。因為法律服務業本身包括訴訟代理服務業務。事實上，當年中國的法學人才已不再匱乏，司法部應該有一批法學專家、法律專業人才。如果當時有人能夠意識到它的副作用，以及立法技術上存在的缺陷，只要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發布之前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刪除便可。
當然，我們不能忘記這項規定出台的歷史背景是法律工作者照樣拿著政府的工資、使用著政府的經費，穿著與公安、司法助理員一樣的警服，還從事著非法律服務工作，其工作性質具有一定的行政色彩。
同時應當肯定，當時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正方興未艾，多數法律服務工作還處在「摸著石頭過河」階段，出台「工作細則」在特定時期確實發揮了一定的作用。
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制定的基礎是，1987年5月30日由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根據暫行規定第九條「鄉鎮法律服務所實行『有償服務，適當收費』」的原則。……那時還沒有全面推行「兩不四自」。
從以上規定可以看出，司法部當初的本意已經是鼓勵、扶持這個行業的發展，而不是進行打壓、限制它生存、發展的空間。
之後，司法部又倡導「不佔編制、不要經費」，提出法律服務所走「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道路，其意圖正是為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創造條件。當時對法律服務所代理訴訟業務加以限制，更多的顧慮可能來自對法律工作者業務能力的擔心。
三、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發布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第五十一條規定「本辦法自發布之日起施行。1987年5月30日司法部發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同時廢止」，那麼到2000年4月1日之後《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這部曾經指導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建設、發展的部頒規章便失去存在的基礎。
《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這部新制定的部頒規章最具劃時代意義的做法是，將「鄉鎮法律服務」變更為「基層法律服務」，兩字之差確實是一種進步。按照常識和發展的眼光，曾與《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相配套的細則、解釋，如不修改重新發布便將作廢。
十分遺憾的是，就在新規頒布實施9個月之後，司法部竟不當引用效力待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在2002年12月10日，以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
這份批復是「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
根據邏輯學大提前錯誤，其推出的結論必然錯誤的基本原理，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效力待定或失去存在基礎的情況下，作出「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結論肯定錯誤。
然而，正是因為這個批復的存在，將我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影響了十餘年，給工作優秀、具有社會影響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的卻是災難性後果，它束縛了有能力的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手腳。其間，江蘇省司法廳《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否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的請示》(蘇司辦2002)69號)起了推波助瀾的作用。
經過長期深入的調研，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發現，「2013年1月1日起實施的新《民事訴訟法》第一次在法律層面上確定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訴訟代理人的地位，明確規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可以被委託為訴訟代理人代理案件。但司法部於1991年針對政府撥款的法律服務所而制定的《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卻依舊未改，仍令行於當今自收自支的合夥製法律服務所」。孔維克委員同樣認為，「這一限制性的規定與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工作者列為訴訟代理人的立法精神相悖。」
綜合評價這個批復，不僅沒有起到規范法律服務市場的作用，沒有給基層法律工作者帶來工作便利，反而給沒有執業資格的其他人員代理訴訟留下了存活的空間。從現實意義看，它的存在將制約新修訂的民事訴訟法的順利實施、成了法律工作者代理訴訟的拌腳石，是司法體制改革的大倒退。
三、吳兆祥博士對法律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的范圍及性質所持之觀點，既沒有考慮法律工作者產生的歷史背景，更沒有發現《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存在的缺陷，也忽視了已經步入成熟的法律服務所對社會所作出的貢獻，更沒有從發展的眼光正視民事訴訟法作出的新規定，所發言論頗具消極意義，對法律工作者開展「轄區外」訴訟代理業務產生的影響深遠。希望吳老能夠更新觀念，重新定位法律工作者在民事訴訟活動中的地位。
《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第十一章作者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民事處處長、法學博士吳兆祥先生撰文（以下簡稱吳文）認為，「基層法律工作者主要業務包括代理參加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活動。但是基層法律工作者的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司法部（司復[2002]12號）《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規定：根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的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經濟、行政案件應當具備的條件之一。因此，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這是在代理訴訟業務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的主要區別。（見吳文P117第20行至第28行）
作者認為，吳兆祥博士可能沒有認真研究中國基層法律服務業的發展史，也忽略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出台的背景，更沒有根據立法法的基本原理，仔細梳理新法與舊法的關系，上位法與下位法的不同效力，更沒有質疑該批復是否合規有效，因此才直接引用了司復[2002]12號批復，因而才作出「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訴訟業務范圍受到一定的限制」的結論。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還指出「這次《民事訴訟法》修改之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代理民事訴訟，是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見吳文P117倒數第1行至P118第1行）
作者認為，這種觀點很值得商榷。修改前的民事訴訟法，對「公民代理」的范圍沒有明確的規定，但是在司法部部頒規章已有明確規定的前提下，執意要把基層法律工作者劃入「作為律師代理之外的公民代理的一種形式」，顯然是對取得執業資格的基層法律工作者執業行為的不尊重，或者說是對基層法律服務整個行業的岐視，也沒有將司法行政機關核發的《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當回事。
吳兆祥博士在文中最後指出「修改後的《民事訴訟法》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訴訟代理人，就其訴訟法律地位而言，是仍然作為公民代理，還是成為一種獨立的代理人類型尚需進一步研究。（見吳文P118第1行至第4行）」
作者認為，從吳兆祥博士的說法可以看出，吳兆祥博士顯然是對全國人大的立法沒有信心。既然最高立法機關已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為同一層次的訴訟代理人，說明雙方在訴訟中的地位平等，功能相同，而沒有高低貴賤之分。所不同的是，律師就是律師，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還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只因各自取得資格的渠道、條件不同，核發證件的部門不同，而稱謂有別。但發證機構都是在各級司法行政機關領導下的兩個工作機構。若再將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看成「公民代理」，顯然與民事訴訟法第五十八條第二款第一項的規定和立法本意相悖。
試想，如果司法部、國務院法制局及最高立法機關真得採納了吳兆祥博士提出的以上意見，在修改《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或更高級別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條例》、《基層法律服務法》時，真將其觀點溶入其中，那麼在未來的十到二十年內，基層法律工作者將再無出頭之日。最為直接的後果便是使得最高立法機關作出的基層法律工作者與律師並列的民事代理訴訟地位變成一紙空文。
為此希望吳兆祥博士能實身處地考慮一下基層法律工作者面臨的現實困難，在《民訴法修改條文的理解與適用》再版時，將第十一章的內容進行適當調整，以免繼續以誤傳誤，成為各級法院法官阻礙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代理訴訟的擋箭牌。
四、要改變人們的偏見，最終須從頂層設計著手，取消這些不適時宜的規定。在新規一時難以出台的情況下，最為便捷的做法是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廢止司復[2002]12號批復，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健康發展掃清障礙。
自2000年3月31日，由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施行以來，基層法律服務業本來已經步入了正軌，法律工作者的隊伍得到了空前的發展。正如吳博士稱言「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組織了首次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資格統一考試。2000年底，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共有工作者總數達到121904人，比1999年底增加2182人，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達到57561人，占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的47%。」（見吳文P117倒數第6行至第2行）
然而，2002年12月10日由司法部司復[2002]12號作出《關於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不能代理當事人任何一方均不在本轄區內的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案件的批復》，卻如當頭一棒，給正在處於發展時期的法律服務業戴上了「經箍咒」。
就是這么一個龐大的服務群體，多數同志完全能夠勝任民事訴訟代理業務。卻讓他們各自為陣、劃地為牢，只能在自己所持執業證確定的執業機構所轄區域內從事代理訴訟業務。
就此河南律師馬玉峰認為，司復[2002]12號批復，對法律工作者的執業地域進行限制，即「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如果雙方當事人不在法律工作者執業的轄區內就無權代理案件。那麼就明確禁止了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地辦案，成為好些律師、法官的利用品。
作者認為，在推進城鄉一體化的今天，鄉鎮、城區街道基層法律服務要發展、要生存，就應當適應市場需求，根據客戶的需求提供服務。作為市場主體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不應當拒絕非區域當事人的服務請求，同時也沒有理由拒絕為非區域當事人提供服務，如此做法勢必剝奪了法律消費者的自主選擇權。當今交通、通信如此發達，對基層法律服務的「執業區域」限制事實上已成為不可能。
再則，法律服務所既不是行政機構，也不是公安派出所，更不象派出法庭的職能，也沒有任何上撥經費，它不會將有服務需求又送上門的客戶拒之門外。
作者認為，這樣規定並沒有實際意義，反而制約了服務所的業務來源，給並不景氣的法律服務所帶來生存壓力。無須諱言，業務開展較好的法律服務所沒有一家不越過這條「紅線」去執業。而沒有能力代理訴訟，信用度不高的法律工作者，即便將法律服務所設在當事人的家門口也沒人敢用。
作者所在的法律服務所，如真嚴格司復[2002]12號批復的規定，可能早已關門停業，改行另謀生路。事實上，全國多數地區的法院包括北京市，並沒有因為非轄區當事人委託的案件而限製法律工作者出庭代理，就連深圳市兩級法院也是如此。因此規定「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確實沒有存在的價值和必要。
多少年來，為了法律服務所的生存與發展，無數的法律工作者、新聞工作者、法學界專家奔走呼籲，撰文立說，試圖改變法律工作者當前的命運。列舉如下：
2008年6月4日，《記者觀察》雜志記者張鵬在《10萬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面臨存廢之爭》一文中，指出「法律工作者認為，國家既然對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頒發了「准生證」，就應當允許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這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最基本的生存權和工作權！」
2008年6月1日以後，部分省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要求與司法部高層領導人就「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問題進行對話，卻至今沒有下文。因為法律工作者沒有自己的行業協會，無法通過上級協會向司法部高層表達訴求。
當年4月3日，作為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代表四川省成都市武侯區蜀漢法律服務所主任李雙德與司法部公證律師工作指導司基層法律服務處處長蔣建峰，探討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權和《基層法律服務法》的立法。然而，直到今天司法部也沒有從根本上解決中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法院辦理訴訟業務中的障礙。反而因為法院引用了司法部並不適當的批復，而使得法律工作者被拒之門外。
在法律服務所摸爬滾打過、已取得律師資格的河南黎光律師事務所律師馬玉峰，客觀評價道「法律工作者來自於鄉村，法律工作者由於生在農村，同情弱者的觀念較強，代理案件有著相當強的責任感，忠實於法律，忠實於當事人的合法權益，代理費的收取低廉，有些優秀的法律工作者的水平不亞於律師。由於法律工作者服務基層，紮根基層，案源業務不斷的擴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社會主義法治建設中發揮著作用」
為了讓基層法律服務業能有健康發展的空間，全國政協委員孔維克在今年的全國政協會上提案指出，「由於基層法律工作者的代理權經常受到不合理的限制，他們卻不得不面臨著『斷奶』又『斷糧』的窘境。」為此建議，「司法部廢止1991年9月制定的《鄉鎮法律工作者業務工作細則》，制定新的法律工作者業務管理辦法以適應新的法制環境，擴大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服務范圍和領域，讓這個群體能夠在跨區域的競爭服務中得到鍛煉提高，給基層百姓提供更多的選擇」
湖北省京山縣坪壩法律服務所主任王偉，深深感到，「在農村，離開了法律約束的經濟活動矛盾重重，成功的很少；離開了法律指導的改革問題多多，多半失敗」，為此在《當前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業面臨的困境及出路探討》一文中呼籲，「司法部應借鑒《律師法》和《公證法》的起草和頒布過程中的經驗，盡快通過立法的形式，將有些內容已過時的司法部59號令和60號令修改後上升為行政法規或法律，確保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能依法執業。或者由司法部提請全國人大常委會對《律師法》第十四條和第四十六條進行修改，然後作出立法解釋，將基層法律工作者的訴訟代理業務上升到法律許可的范圍，這也是當前基層法制建設的當務之急」
參與過北京市海淀區司法局和中國政法大學律師學研究中心《北京地區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現狀及對策研究》調研工作的中國政法大學碩士研究生朱桐桐，發表專著建議制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法》。……
當然，希望廢除法律服務所之聲也不絕於耳。
2013年4月8日，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處向社會發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的修訂草案，使作者很興奮。只見樓梯響不見人下來的時代可能就要結束。
根據上級司法行政機關的安排，作者撰寫了《只有成為市場主體，才有更大生存發展空間》文章，忻州市司法局領導曾來所進行調研，對作者的提法和一些做法給予肯定，作者所持觀點或許能為高層立法有所幫助。
根據《立法法》的相關規定，出台一部新規需要經歷的程序或步驟可能還會太多。為了消除司法部司復[2002]12號批復造成的陰影，作者建議，可否考慮由某個省級司法廳就是否繼續執行《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第二十四條第四項「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規定向司法部作出請示，由司法部以批復的形式予以撤銷司復[2002]12號批復，或以已經過時為由不再適用此批復作出批復。
司法部如果能及時出台這樣一個新批復，便可解決基層法律工作者「跨區域」訴訟代理的問題，為基層法律工作者順利開展民事訴訟代理掃清障礙。

Ⅳ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有發展前途嗎

國家要支持基層法律服務漸進發展，因基層法律服務長期服務於基層，為 社會 和諧穩定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貢獻！其貢獻在全中國各地基層甚至大於其他任何法律服務機構。各地黨委、政府均應當肯定這一點！

國家放開法律工作者參與竟爭試試看能自滅不？走兩步，高手在民間，民間有高手。

在我國，實際上基層法律工作者比律師出現得要早，當年1979年改革開放初期，一般縣里都有法律顧問處，工作人員叫法律顧問，鄉鎮都有司法所和法律服務站聯署辦公，後來，是律師先進行的資格考試，1986年才進行第一次律師資格考試，2000年進行第一次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資格考試！將來可以把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改稱「基層律師」，與律師統一管理！

基層法律工作者在一些經濟欠發達地區還是有很好的發展的，經濟欠發達地區執業律師少，法律工作者就有了發展空間。

取消企業法律顧問制度，消弱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生存空間，基層群眾無法得到最近的法律服務，企業因律師不懂企業管理、無法將法律服務與企業管理融合，這樣的制度應當改進。

既然是服務，我覺得就不能談前途，主要是過程，看能夠幫助到多少需要幫助的人

如果不被限制執業的話還行，但是一限制執業就沒有前途了，越往前走看到難牆越近，自己就慢慢的轉行了！

他的主意功能就是在律師不足的提高法律服務范圍！

這行業本來就是過度性東西，沒有生命生的。估計一二十年存在的可能。這也要看鄉村發展及律師競爭力增強。發展了也增強了，那肯定是沒得基層法務人繼續存在的必要與理由了。總體這群人法律知識文化素質偏低，自身出沒得競爭力。如此還有發展前途嗎？

當然有發展前途。國家在「十三五」期間開始將公共法律服務作為重點工作推進，隨著近年來公共法律服務建設逐漸成熟、覆蓋面持續擴大，以及 社會 環境的整體變遷，建設重點也在發生變化。公共法律服務是行業發展的一面鏡子：它既體現了國家對法律行業的要求，作為最大的法律服務品牌，國家看待世界的角度是什麼，以及它在鼓勵什麼；與此同時，通過公共法律服務我們也可以看到，大眾的法律服務需求在哪裡。

律寶認為：大眾對法律服務有著更高的要求，重體驗、重效果，倒逼著行業技術更新迭代，提高服務質量，行業步入「洗牌期」，優勝劣汰。人工智慧、雲計算、大數據等新技術的加持，讓行業的服務效果和產品受到消費者的青睞，同時通過信息化打造，能夠更好地解決法律服務行業痛點，保障服務效果，實現行業效率和用戶體驗雙重提升。

簡而言之，信息化時代，大眾有同樣的法律服務需求前提下，選擇律所的標准，不僅是從更多是規模、品牌、資信和實力上去看，更多是從真實體驗上去選。律所要收獲市場份額，可藉助專業的信息化系統，從大數據分析、風險控制、客戶溝通、移動辦公、高效響應等全方位提高服務效率，打造差異化的法律服務，擴大品牌影響力。未來將會有更多的工作者加入到法律服務工作中來。

Ⅳ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在哪裡上班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核准部門為:省級或其授權的下一級人民政府司法行政主管部門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是符合《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規定的執業條件，經核准執業登記，領取《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在基層法律服務所中執業，為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人員。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職責是依據司法部規定的業務范圍和執業要求，開展法律服務，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促進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和法制建設。基層法律服務是自80年代初中期逐步形成發展起來的一種法律服務工作。在當時，律師極為稀少的情況下，它主要通過建立法律服務所，利用貼近基層、便利群眾、服務便捷、收費低廉等優勢，面向基層社會提供法律服務。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與律師形成競爭關系。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實施之前的2000年，根據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的規定和有關實施意見，廣泛開展了基層法律服務所的調整整頓工作，對現有司法行政機關批准設立的各種形式的基層法律服務所進行了一次全面的清理檢查，並在調整整頓的基礎上按新的管理體制重新辦理設立登記。 2000年，司法行政機關繼續採取多種措施，提高人員整體素質。根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建立了規范的執業資格認定和執業准入控制制度。2000年12月24日，司法部組織了首次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和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有關規定，國務院對所屬各部門的行政審批項目進行了全面清理。由法律、行政法規設定的行政許可項目，依法繼續實施;對法律、行政法規以外的規范性文件設定，但確需保留且符合《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第十二條規定事項的行政審批項目，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第十四條第二款的規定，國務院發布了《國務院對確需保留的行政審批項目設定行政許可的決定》。其中第75項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核准部門為:省級或其授權的下一級人民政府司法行政主管部門。2012年8月31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八次會議第二次修正的《民事訴訟法》第58條明確規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和律師一樣均可作為訴訟代理人參加民事訴訟。這是我國立法機關第一次從法律層面明確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執業依據。這對於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調動基層法律工作者的積極性，防止不具有訴訟代理人資格的公民參與訴訟具有重大意義

Ⅵ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職業證書取消了嗎

《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沒有取消。

Ⅶ 國家對基層法律工作者有新政策嗎

對基層法律工作者最新的法律規定如下：
2012年8月31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回委員會第二十八答次會議第二次修正的《民事訴訟法》第58條明確規定，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和律師一樣均可作為訴訟代理人參加民事訴訟。這是我國立法機關第一次從法律層面明確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執業依據。這對於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調動基層法律工作者的積極性，防止不具有訴訟代理人資格的公民參與訴訟具有重大意義。

Ⅷ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可否代理轄區外當事人案件

1、當然不可以代理轄區以外的案件。
2、《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專人民共和國民屬事訴訟法〉的解釋》第八十八條規定：訴訟代理人除根據民事訴訟法第五十九條規定提交授權委託書外，還應當按照下列規定向人民法院提交相關材料：
(一)律師應當提交律師執業證、律師事務所證明材料;
(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應當提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證、基層法律服務所出具的介紹信以及當事人一方位於本轄區內的證明材料。
3、司法實踐中，不少法律工作者越區代理案件，主要是法院不予過問，睜隻眼閉隻眼。而司法局想管，卻無法管，導致代理混亂。當事人如果發現這種問題，可以向法院和司法局投訴。

Ⅸ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門檻提高了嗎

司法部新修訂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和《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2月1日起回施行。申請基答層法律服務工作者執業學歷條件大幅提高。

修訂後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對基層法律服務所設立和組織形式作出了調整，刪除了基層法律服務所設立的相關規定，規定了事業體制和普通合夥制兩種組織形式，並對這兩種組織形式的基層法律服務所應當具備的條件作出了明確規定。

Ⅹ 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起訴司法部最新消息

北京市第三中級人民法院
行 政 裁 定 書
（2015）三中行立初字第00756號
起訴人無錫市惠山區惠邦法律服務所，住所地江蘇省無錫市惠山區洛社鎮石塘灣石獅東路1號。
法定代表人繆建平，主任。
起訴人無錫市惠山區惠邦法律服務所（以下簡稱惠邦法律所）以中華人民共和國司法部（以下簡稱司法部）為被告提起行政訴訟，請求法院確認司法部不對惠邦法律所提出要求對其第19號令及司復（2002）12號批復就其合法性、合理性、適用性作出解釋之行政行為違法，並判令司法部在十日內就其第19號令及司復（2002）12號批復是否適用已脫鉤轉製成合夥製法律服務所及其執業人員，並就其合法性、合理性、適用性繼續做出解釋。
本院認為，當事人提起行政訴訟，應當符合行政訴訟法設定的起訴條件。司法部制定了《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及司復（2002）12號批復。惠邦法律所要求司法部對上述二者的合法性、合理性、適用性作出解釋，是一種行政咨詢行為。行政咨詢行為不屬於可訴行政行為。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四十九條第（四）項、第八十五條之規定，裁定如下：
對起訴人無錫市惠山區惠邦法律服務所的起訴，本院不予立案。
如不服本裁定，可在本裁定書送達之日起十日內，向本院遞交上訴狀，上訴於北京市高級人民法院。
審判長谷紹勇代理審判員王蕾蕾代理審判員巫揚帆
二〇一五年九月十六日
書記員王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