綏芬河鎮法律服務所怎麼樣
法律服務所的工作人員不具備律師資格，只能辦理民事案件，不能辦理刑事案件；律師事務所的工作人員具備律師資格，各項法律事務均能辦理。
律師事務所是能全面向社會提供法律服務的社會中介機構.律師事務所里的工作人員都是經過嚴格考核,取得律師資格後,經司法部審核頒發執業證書,是社會上唯一能以律師身份進行法律服務的人員.
法律服務所里的工作人員是不具有律師資格的.只能進行一些咨詢,代寫文書,標的額較小的民事案件的代理工作.很重要的是,法律服務所是不能進行刑事案件的代理,辯護工作的.
你所說的法律事務所，真正的應該叫法律服務所，他們所持的執業證為：鄉鎮法律服務所執業證
現在情況都是一樣的。
基層司法行政部門，在鄉鎮叫做司法辦，它是司法行政部門的派出機構，也叫司法所，它還有另外一個名字，那就是法律服務所。這個法律服務所的基本職能除了上面我所說的業務外，它的最主要的職能就是進行法制宣傳。
現在城鎮中的法律服務所，都叫法律事務所，它們完全脫離了由國家開辦的性質，也完全是自收自支。
律師事務所，在我國，一開始都是國辦的，後來隨著改革開庭，國家鼓勵合夥律師事務所和個人律師事務，於是就出現了合夥律師事務所和個人律師事務所，不過，現在國家仍有公職律師，他們所屬的律師事務所仍然是國有性質，即國辦律師事務所.
kl另外，同是具有代理訴訟職能的法律服務工作人員，律師事務所的從業律師，必須經過全國律師資格統一考試或全國司法資格統一考試，通過後，經過一定的實習，合格後才能從事律師職業。
而法律事務所的從業人員，一般只要有法律專業畢業證書即可（個別地區只要高中畢業有一定法律知識即可），無需經過國家統一的司法考試。
可見，同樣是法律服務工作人員，但規定的門檻是不同的，這就決定了素質上的高低。一般人是很難分清法律事務所和律師事務所的，更難分清法律工作者還是律師。
㈡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公益性事業單位嗎
基層法律服務抄所是依據《基層法襲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在鄉鎮和城市街道設立的法律服務組織，是基層法律工作者的執業機構。基層法律服務所按照事業法人體制進行管理和運作，獨立承擔民事責任，依法自主執業，其執業活動不受干涉，財產權益不得侵范，面向社會開展法律服務業務的市場中介組織．基層法律服務所接受縣級司法行政機關或者鄉鎮、街道司法所的委託，協助開展基層司法行政工作。
從性質上來講，並非公益性的事業單位，它只是參照事業單位運作，而且他是自主經營，是有盈利性質的，不是公益性質的，本質上來講他相當於律師事務所，只是裡面的工作人員沒有律師資質，屬於中介機構性質。
㈢ 鄉鎮司法所的發現前景及待遇
給樓主說兩句專業的意見，呵呵： 1、一樓說是混日子的地方，其實並不盡然。一來司法所需要的法律含量一般，但也有許多實際的事務，經常在領導跟前，應該有領導認識的機會，就看你能否把握。 2、二樓說得有些道理，贊一下。但糾正一點司法所不辦公證，也不協辦公證。是鄉鎮法律服務所為公證處協辦公證。 3、三樓小王律師說，類似派出所。實際地說：兩者沒有可比性，無論是鍛煉人，還是政治、福利待遇，均不可同日而語。 4、四樓列了許多司法所的「業務范圍」，嚴格地說，多不是司法所的業務，不過實踐中倒是有可能的，他屬於政府安排的中心工作，也屬於「不務正業」。呵呵 綜合說一下，司法所的工作職能，主要包含如下： 指導管理人民調解工作，參與調解疑難、復雜民間糾紛；承擔社區矯正日常工作，組織開展對社區服刑人員的管理，教育和幫助；指導管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協調有關部門和單位開展對刑釋解教人員的安置幫教工作；組織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工作；組織開展基層依法治理工作，為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依法行政、依法管理提供法律意見和建議；協助基層政府處理社會矛盾糾紛；參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工作；承擔法律援助站的日常管理工作；完成上級司法行政機關和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交辦的維護社會穩定的有關工作。 當然，司法所的人員包村掛組、參與鄉鎮中心工作等也是正常的事情，正因為如此，你發展的空間才有可能寬廣，調整、提拔的機會才可能出現。
㈣ 法律服務所是什麼性質的單位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依據司法部《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2000年3月31日 司法部令第59號）在鄉鎮和城市街道設立的法律服務組織，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執業機構。它是設在鄉鎮和城市街道，面向社會開展法律服務業務的市場中介組織。其任務是組織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開展業務活動，並進行相關的管理、培訓、服務等，接受司法行政機關的管理和指導。它不同於其他法律服務組織。法律服務所的業務范圍非常廣泛，除不能辦理刑事訴訟案件外，幾乎可以涉足律師事務所的全部業務范圍，總體來說有八大類：
（1）應聘擔任法律顧問：擔任本轄區的鄉鎮、街道政府及其各行政管理部門、村民委員會、鄉鎮企業、事業單位、農村承包經營戶、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個人合夥組織及公民的法律顧問；
（2）代理參加民事、經濟、行政訴訟；
（3）代理非訴訟法律事務：審查合同、協議、章程等法律服務文書，參與協商和談判，參與協調、仲裁活動，申請行政復議，代理合作、擔保、分家析產等單項民事、經濟法律事務等；
（4）主持調解糾紛、經濟、勞動爭議、生產經營性糾紛及具有財產利益性質的民間糾紛；
（5）解答法律咨詢：解答法律問題、各項具體法律事務的方法和途徑及政策咨詢；
（6）代寫法律事務文書：訴訟法律事務、非訴訟法律事務及其他有法律意義的文書；
（7）協助辦理公證：協助開展證前服務、辦理公證申請、辦證過程中的有關事項及證後服務；
（8）辦理鑒證：在積極開展協辦公證業務的基礎上，應當事人的申請，可以對一些內容單一、權責明確、標的額小、履行期短的協議或合同給予審查和證明，並監督協議或合同的履行；
（9）協助司法助理員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和其他有關業務工作。
基層法律服務所工作是適應改革開放和加強民主與法制建設的需要而產生，並不斷發展壯大的一項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制度。十多年來，在臨沂市委市政府的正確領導下，在臨沂市人大的有力監督下，我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堅持以鄧小平民主法制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為指導，立足於實施依法治國基本方略，按照依法治市的總體要求，緊緊圍繞改革、發展、穩定的大局，全面貫徹「大服務」的工作方針，認真貫徹落實《山東省基層法律服務條例》和部頒規章的各項規定，八湖法律服務所在實踐中不斷探索「改革創新求發展、整合職能促效益」的新路子，逐步形成了「機構健全、職責明確、設施完善、運作規范、優質高效」的基層法律服務工作新格局，充分發揮了「為一方服務，促一方繁榮，保一方平安」的獨特作用。
㈤ 法律服務所是什麼性質的單位
法律服務所是依據司法部令《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在鄉鎮和城市街道設立的法律服務組織，是基層法律工作者的執業機構。基層法律服務所按照事業法人體制進行管理和運作，獨立承擔民事責任，依法自主執業，其執業活動不受干涉，財產權益不得侵范，面向社會開展法律服務業務的市場中介組織。基層法律服務所接受縣級司法行政機關或者鄉鎮、街道司法所的委託，協助開展基層司法行政工作。法律所的業務范圍十分廣泛，除了無法處理刑事訴訟之外，幾乎可以涉足律所的所有業務，一般分為八類：被聘為法律顧問：擔任轄區內的鄉鎮、街道政府及其行政管理部門、村民委員會、鄉鎮企業、事業單位、農村承包經營戶、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個人合夥組織和公民的法律顧問；代理參加民事、經濟、行政訴訟；代理非訴訟法律事務：審查合同、協議、章程等法律服務文書，參與協商談判，參與協調，仲裁活動，申請行政復議，代理合作，擔保，分家析產等單項民事，經濟法律事務等；主持糾紛調解、經濟糾紛、勞動糾紛、生產性糾紛和民間糾紛等財產利益糾紛；法律咨詢：解決法律問題，提供各種具體法律事務的方法和途徑以及政策咨詢；代寫法律事務文書：訴訟、非訴訟案件和其他具有法律意義的文書；協助辦理公證：協助開展證件前服務，辦理公證申請，辦理過程中的相關事項和證後服務；辦理鑒證：在積極開展協辦公證業務的基礎上，可根據當事人的申請，對某些內容單一、權責明確、標的額小、履行期短的協議或合同予以審查和證明，並監督執行協議或合同；協助司法助理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和其他相關業務工作。
㈥ 法律服務所的一般職責是什麼
法律服務所，是法律工作者為其他法人或自然人提供法律服務的組織。法律服務是指法人或自然人為實現自己的正當權益，提高經濟效益；排除不法侵害，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而聘請律師以其法律知識和技能提供服務的專業活動。
【法律依據】
《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第二條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在鄉鎮和街道設立的法律服務組織，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執業機構。
《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第三條
基層法律服務所按照司法部規定的業務范圍和執業要求，面向基層的政府機關、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企業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和承包經營戶、個體工商戶、合夥組織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務，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正確實施，促進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和法治建設。
《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第四條
基層法律服務所依法執業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害其合法權益。
《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第五條
基層法律服務所應當把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擁護社會主義法治作為從業的基本要求。
《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第六條
司法行政機關依據本辦法對基層法律服務所進行管理和指導。
㈦ 法律服務所屬於什麼性質的企業對創建人有什麼要求嗎
法律服務所，顧名思義，也即沒有律師（相對於律師事務所），法律服務是指法人或自然人為實現自己的正當權益，提高經濟效益；排除不法侵害，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而聘請律師以其法律知識和技能提供服務的專業活動。
法律服務所的業務范圍非常廣泛，除不能辦理刑事訴訟案件外，幾乎可以涉足律師事務所的全部業務范圍，總體來說有八大類：
（1）應聘擔任法律顧問：擔任本轄區的鄉鎮、街道政府及其各行政管理部門、村民委員會、鄉鎮企業、事業單位、農村承包經營戶、個體工商戶、私營企業、個人合夥組織及公民的法律顧問；
（2）代理參加民事、經濟、行政訴訟；
（3）代理非訴訟法律事務：審查合同、協議、章程等法律服務文書，參與協商和談判，參與協調、仲裁活動，申請行政復議，代理合作、擔保、分家析產等單項民事、經濟法律事務等；
（4）主持調解糾紛、經濟、勞動爭議、生產經營性糾紛及具有財產利益性質的民間糾紛；
（5）解答法律咨詢：解答法律問題、各項具體法律事務的方法和途徑及政策咨詢；
（6）代寫法律事務文書：訴訟法律事務、非訴訟法律事務及其他有法律意義的文書；
（7）協助辦理公證：協助開展證前服務、辦理公證申請、辦證過程中的有關事項及證後服務；
（8）辦理鑒證：在積極開展協辦公證業務的基礎上，應當事人的申請，可以對一些內容單一、權責明確、標的額小、履行期短的協議或合同給予審查和證明，並監督協議或合同的履行；
（9）協助司法助理員開展法制宣傳教育和其他有關業務工作。
㈧ 請教大家關於司法所和基層法律服務所
法律服務所？沒有聽說過這樣的機構
司法所是司法部門下設的基層站點
法律服務所？是否為提供法律援助的事務所？律師事務所為民間組織
㈨ 法律服務所是什麼性質的單位
法律服務所，是法律工作者為其他法人或自然人提供法律服務的組織。法律服務是指法人或自然人為實現自己的正當權益，提高經濟效益；排除不法侵害，維護自身合法權益而聘請律師以其法律知識和技能提供服務的專業活動。
法律依據
《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第二條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在鄉鎮和街道設立的法律服務組織，是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的執業機構。
《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第三條
基層法律服務所按照司法部規定的業務范圍和執業要求，面向基層的政府機關、基層群眾性自治組織、企業事業單位、社會組織和承包經營戶、個體工商戶、合夥組織以及公民提供法律服務，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維護法律正確實施，促進社會穩定、經濟發展和法治建設。
《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第四條
基層法律服務所依法執業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和個人不得侵害其合法權益。
《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第五條
基層法律服務所應當把擁護中國共產黨領導、擁護社會主義法治作為從業的基本要求。
《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第六條
司法行政機關依據本辦法對基層法律服務所進行管理和指導。
㈩ 基層法律服務所目前現狀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最早於1980年底出現在廣東、福建、遼寧等地，主要是面向廣大農民群眾，調解生產經營性糾紛，並從事代書、解答法律咨詢等簡單的法律服務工作。自1984年以來經司法部、中央書記處都以會議和文件等形式再三肯定和推廣之後，在全國范圍內迅速發展起來，並迅速普及到大中城市的街道和廠礦企業。自1986年以後，在「鞏固、提高、完善、發展」的方針指導下，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呈急劇上升趨勢。截止1989年底，全國共有鄉鎮法律服務所29979個，擁有鄉鎮（街道）法律工作者90333人，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共調解糾紛1377624件，協助辦理公證1727265件，民事訴訟代理117013件，非訴訟代理235037件，擔任基層政府和企業常年法律顧問104073家，代寫法律文書594356件，解答法律咨詢3986602人次，挽回經濟損失212688萬元，各項業務比1988年均有較大幅度增長。 1990年代初，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加強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決定》等有關文件則將基層法律服務所作為「政法基層組織」之一。
自90年代以來，鄉鎮法律服務所開始進入總結、整頓階段，基層法律服務所建設重點轉到了上等級、上水平、上質量、上效益的新階段。司法部先後頒布的《關於鄉鎮法律服務所的暫行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等，確認了基層法律服務所近似於律師的廣泛業務范圍；司法部並統一頒發《鄉鎮法律工作者證》，作為法律服務工作者的資格認證或執業證書（但審查權實際上交給了由縣級司法局）；國務院物價局下發的《關於印發第二批〈國務院有關部門行政事業性收費管理目錄〉的通知》中，將基層法律服務所業務收費列為准予收費的項目。總體來看，90年代的整頓和改革強化了基層法律服務體系。1992年，全國鄉鎮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撤消、合並驗收不合格的所加上新建的所，比整頓前增加1087個；整頓中辭退、解聘不符合條件的法律工作人員之後加上新招聘人員，比整頓前增加10467人；全國具有大專以上文化程度的鄉鎮法律工作人員佔13.8%，具有高中（中專）文化程度的佔62.3%，並有1205人已考取律師資格；很多法律服務所經過整頓，增加了服務業務的層次和范圍；法律服務所的各項規章制度開始健全，80%以下的所實行了掛牌服務和「兩公開一監督」制度；辦公條件和物質裝備也得到改善。 當時官方文件一致肯定，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協助基層政府推進依法治理、化解基層矛盾、普及法律常識、整治涉法熱點問題等方面所扮演了重要角色，成為政法基層基礎工作的重要輔助力量。
然而，世紀之交似乎成為基層法律服務所命運的一次轉折點，抑制（或明揚暗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發展成為官方態度的主流傾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職能、體制和目標在幾經調整後目前可謂撲朔迷離。2000年3月，司法部頒布《基層法律服務所管理辦法》和《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管理辦法》，規定「基層法律服務所按照事業法人體制進行管理和運作」，實行與鄉鎮政府司法所「政事合一」；同年8月，「國辦發（2000）51號」和「清辦函（2000）9號」文件則指出，法律服務所「不再屬於行政掛靠機構或事業單位，實行自主執業、自收自支、自我管理、自我發展的自律性運行機制，成為符合法律中介服務行業規則的合夥制執業組織形式」。嗣後全國各地深入貫徹《辦法》的精神，全面開展基層法律服務所清理整頓，要求各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司法所按照上述規章進行脫鉤改制。自此，全國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數量由持續上升趨勢急轉直下。截止2000年底，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34219個，較1999年減少1164個，不過，也許是慣性作用的影響，該年度全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121904人，較1999年底仍增加2182人；業務量也有所增加，代理民事、經濟、行政訴訟比上年增長6.3%，擔任基層人民政府、村（居）委會和企事業單位常年法律顧問的比上年增長5.9%，其他業務也有所增加。然而到2001年，全國共有基層法律服務所銳減到28647個（較上年減少5572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者總數為較上年減少13919人；服務業務除訴訟代理略有上升外，但其他業務都明顯下降。 2002年，基層法律服務所及服務人員數量繼續下降，服務所較2001年減少1758個，從業人員減少9444人。
二、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
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基層法律服務體系中的角色主是通過其與這一體系中的其他主體之間的關系來定位的。從這些關系中，也能夠或明或暗地了解對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現狀評價和未來設計眾說紛紜的原因。
1.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基層司法所-「一套人馬，兩塊牌子」的形成。
基層司法所作為一級司法行政機構產生於20世紀90年代中期，比基層法律服務所出現約晚10餘年，但基層司法所的職能產生與法律服務所產生幾乎是同期的。1981年11月，司法部《司法助理員工作暫行規定》規定了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設立專職司法助理員，作為基層人民政權的司法行政工作人員，在人民公社（鎮）、街道辦事處和縣（區）司法局（科）的領導和基層人民法院的指導下工作。1996年6月司法部《關於加強司法所建設的意見》明確規定基層司法所的八項主要職能，其中包括指導管理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代表鄉鎮人民政府（街道辦事處）處理民間糾紛。 1991年9月司法部《鄉鎮法律服務業務工作細則》也規定，鄉鎮法律服務所辦理各項法律服務業務，應當在本鄉鎮人民政府及其司法助理員（司法所）的領導下進行。由此形成的基層法律服務所和基層司法所的關系是：基層司法所是國家基層司法行政機關，基層法律服務所是社會團體，二者是管理和被管理、指導和被指導的關系；基層司法所經費來自國家財政，由國家核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經費自籌，自負盈虧，沒有固定編制；基層法律服務所為當事人提供服務可以收費，而基層司法所提供法律幫助不能收費。但從文獻中我們看不出司法所與法律服務所「兩塊牌子，一套人馬」的根據，結合實證調查所獲得的信息，我們了解到，早期的法律服務所所長就是司法助理員，司法助理員又成為後來的司法所所長，於是就形成兩所所長合一、兩所人馬合一、兩所工作職能合一的狀況。
2.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剪不斷，理還亂」的冤家。
十幾年前，律師事務所從行政機關逐步脫鉤獨立、完全走向市場（不過在許多農村基層，國營律師事務所仍是當地主要或唯一的律師事務所），時至今日，以鄉鎮、街道為據點的基層法律服務所也正按照同樣的思路開始與其行政主管機關司法所脫鉤、走向市場。根據2000年有關文件，基層法律服務所在完全脫鉤改制後與現有律師事務所體制區別不大，他們在執業過程中享有的權利和承擔的義務，與《律師法》中關於律師執業的權利和義務差別不大，其中包括在參加民事、經濟、行政案件的訴訟代理活動時，向人民法院查閱案件有關材料，並可根據承辦事項的需要，持基層法律服務所證明和《法律服務執照》進行調查，向有關單位和個人查詢、索取有關材料等權利，他們的義務中也同樣包括了「維護法律尊嚴與社會正義」、盡職盡責地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按規定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等等。不過，基層法律服務所與律師事務所之間也存在明顯區別：（1）地域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主要服務於本區域農村、城市街道各基層單位和個人，而律師事務所則不受此限制；（2）業務范圍：基層法律服務所不能辦理刑事案件及與此相關業務，律師事務所則可以辦理包括刑事案件在內的所有訴訟和非訴訟業務；（3）執業資格：基層法律服務所從業人員要求取得專門法律服務工作者資格證書，由司法部統一組織考試進行資格認證；律師事務所執業律師要求通過司法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組織的全國統一司法考試；（4）收支制度：法律服務工作者必須按照各省物價局的規定由法律服務所統一收案、統一委派、統一收費，收費標准低廉，很多案件只收取成本費，有的甚至要求按照法律援助標准不收費；律師事務所收費標准相對較高。 法律服務工作者和法律服務所只需要繳納很低的年檢費，勿須繳稅；律師和律師事務所必須按特定標准繳納個人所得稅和管理費。
3.基層法律服務所與人民調解委員會-同一司法所領導下的職能交叉的服務實體。
根據1989年6月17日國務院發布的《人民調解委員會組織條例》，人民調解委員會是村民委員會和居民委員會下設的調解民間糾紛的群眾性組織，在由司法助理員具體代表的基層人民政府和基層人民法院指導下工作。人民調解委員會委員除村民委員會成員或居民委員會成員兼任外，由群眾選舉產生。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民間糾紛不收費，其工作經費和人民調解員的補貼經費由村民委員會或居民委員會自行解決（後規定調解成功的可適當收費）；在2002年9月最高法院司法解釋頒布後，人民調解協議的效力具有民事合同性質。但基層法律工作者主持達成的調解協議不具有約束力，只能靠雙方當事人自覺履行。當事人一方無故拒不履行的，法律工作者可以告知、協助或者受託代理另一方當事人向人民法院起訴。不過，由於作為司法所所長的司法助理員的法定職責包括指導管理人民調解工作並參與重大疑難民間糾紛調解，在只有一名司法助理員的司法所，常常是「三塊牌子，一套人馬」，司法所所長兼任法律服務所所長和調解委員會主任，於是在具體案件中，上述區別意義就不大了。
三、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社會評價與未來命運
基層法律服務所是基於社會需求而自發產生後，在一種沒有理論論證、沒有市場調查、沒有法律規范的背景下，依賴於政策和行政手段推動擴展的機制，因而它的生死成敗都對政策有很強的依賴性。至於我們特別關注的基層法律服務所的政策急轉直下的主觀原因，目前還沒有十分確切的官方依據。結合與高層官員的接觸和課題組自己的分析，基層法律服務所發展的無序狀態，加之近年來城市地區律師業的迅速發展和競爭日益激烈，基層法律服務所的種種弊端和劣勢日漸顯現出來，特別是低價競爭和劣質服務成為直接威脅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存在價值的致命抨擊。司法行政管理部門高層領導的人事變動和思路變化，也是導致法律服務所在發展趨勢驟然變化的重要原因。
1999年9月至10月，司法部司法研究所組成4個調研小組，分赴北京、天津、上海、山東、江蘇、河南、陝西、甘肅、廣東、湖北共10省市，就律師事務所與法律服務所的設置、業務范圍的劃分等問題，進行了專題調查研究，聽取了數百名調查對象的意見，主管基層和律師的有關負責人以及基層法律工作者、律師從不同的角度發表了自己的意見。從調查組調查結果來看，法律服務市場存在一些突出問題：（1） 基層法律服務機構名稱混亂， 法律服務所、法律服務中心、法律事務所、法律服務站、法律咨詢中心、法律服務公司、法律咨詢公司等林林總總，五花八門；（2）法律服務所布局不盡合理。總體看來，城市偏多，農村偏少，老少邊窮地區則更少；（3）收費標准缺乏規范。由於部里對法律服務所收費標准沒有統一規定，收費根據只能依據一些省市出台的臨時性的收費辦法；（4）法律服務所設立的審批許可權不統一，有省市司法廳局批准成立的，有地區縣司法局批准成立的，還有非司法行政部門批准成立的，如省編委、省政府、省法制辦、省高院、省檢察院、省工商局、老齡委等等部門；（5）法律服務工作者的任職條件偏低。1987年司法部規定，具有高中文化和一定法律知識的人可以從事基層法律服務工作，但由於在全國范圍內缺乏統一的任職資格考試，各地在掌握任職資格時隨意性較大；（6） 法律服務工作者隊伍急待整頓，主要是一些政法機關離退休人員，有的離退休年限不滿二年就進入法律服務機構工作，辦人情案、關系案，群眾對此反映較大；（7）法律服務所的管理有待規范，缺乏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的規范和約束，等等。
盡管存在上述問題，社會各界對於鄉鎮一級保留法律服務所並無分歧；但對在城市的街道一級是否設立法律服務所分歧很大；關於法律服務所的業務范圍是否應當劃分、怎樣劃分，意見不一。然而，部分高層官員希望法律服務所走向市場、並在市場競爭中自生自滅的意向，已體現為行政結構變更，比如司法部管理法律服務所工作的基層處已由基層工作司調整到律師與公證工作司，基層法律服務所被納入與律師同類的管理體制。然而，這種似乎體現市場化和自治化的意向與高層領導的講話及文件精神並不一致。比如，2002年司法部頒布《關於加強大中城市社區法律服務工作的意見》和2003年司法部長張福森在全國司法廳（局）長座談會上的講話中，要求基層法律服務立足社區，親民近民、服務便利、收費低廉等特點，以及在滿足城市低收入階層和弱勢群體的法律需求等特殊作用出發，將大中城市基層法律服務工作職能定位於「以街道社區為依託，面向基層、面向社區、面向群眾，提供公益性、非營利性法律服務」。我們無法想像，「公益性」、「非營利性」的法律服務與以營利為驅動和杠桿的市場化體制/管理模式如何兼容，我們更無法想像，一個既沒有政府支持、也沒有市場資金來源的基層服務機構如何實現「公益性」目標？合理的推測是，基層法律服務也許能夠依賴於「（立足）社區」而獲得社會捐贈，從而成為公益性和非營利性的法律服務機構？無論如何，對於農村基層法律服務所的前景如何定位目前尚未看到官方文件或講話，然而，官方、學者、以及與大中城市律師界較為接近的媒體卻基於不同立場和目標，正在設想由政府撥款的法律援助機構，和由政府操縱的「群體性自治組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