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法律援助學者

❶ 法律援助中心屬於什麼性質的單位

北京市經濟法學會理事王雨辰表示，法律援助中心是政府法律援助機構的正式名稱，由直轄市、設區的市或者縣級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根據需要確定本行政區域的法律援助機構。是由國家撥款設立的專門為需要律師服務但經濟困難無力聘請律師的弱勢群體及其法律規定必須有律師提供法律幫助而自己又沒有聘請律師的特定人員，如刑事案件中：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和死刑的、未成年人犯罪的等人員，提供無償法律服務，而設立的一種專門的法律服務機構。另外，還有一些社會團體及機關法律援助中心，通常有大學院校設立的法律援助中心、婦聯的婦女兒童權益保護法律援助中心、工會的設立的法律援助中心等等，社會公益機構舉辦的具公益性質的中心，這些也是不能收費的。這些社會法律援助中心都是受司法局設立的法律援助中心指導，社會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員由屬非律師身份的法律學者、法律專家或其法律工作者組成。

❷ 徐匯區法律援助中心工作時間

接待時間：周一至周五9：00-11：30 13：30-16：30
法律援助中心是政府法律援助機構的正式名稱，由直轄市、設區的市或者縣級人民政府司法行政部門根據需要確定本行政區域的法律援助機構。
是由國家撥款設立的專門為需要律師服務但經濟困難無力聘請律師的弱勢群體及其法律規定必須有律師提供法律幫助而自己又沒有聘請律師的特定人員（如刑事案件中：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和死刑的、未成年人犯罪的等人員）提供無償法律服務，而設立的一種專門的法律服務機構。依據2003年7月16日國務院第15次常務會議通過，自2003年9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援助條例》而設立。法律援助中心是由出於人權保護和維護司法公正與平衡的目的而設立。
法律援助中心（司法部門設立的）是律師除律師事務所之外的法定執業機構。
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師與律師事務所律師的區別在於：
前者享受國家工資，專門為法律援助對象提供免費法律服務的，後者是自謀生路，為社會提供有償法律服務的。法律援助中心的律師不得辦理非援助案件，不得向社會提供有償法律服務，不得向受授者收取錢物。
前者其注冊後的律師證件稱之為「律師工作證」，而後者的注冊證件叫「律師執業證」。
外，還有一些社會團體及機關法律援助中心，通常有大學院校設立的法律援助中心、婦聯的婦女兒童權益保護法律援助中心、工會的設立的法律援助中心等等，社會公益機構舉辦的具公益性質的中心，這些也是不能收費的。這些社會法律援助中心都是受司法局設立的法律援助中心指導，社會法律援助中心的工作人員由屬非律師身份的法律學者、法律專家或其法律工作者組成。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
(第385號)
《法律援助條例》已經2003年7月16日國務院第15次常務會議通過，現予公布，自2003年9月1日起施行。
總理 溫家寶
二00三年七月二十一日（完）
《法律援助條例》

❸ 根據互惠援助協定英國向美國提供了哪些援助

1942年9月3日，美國與英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又簽署了一系列互惠援助協定，互惠援助協定更加明確和具體化，也使它具有了更為可靠的法律依據。英美政府關於互惠援助實施原則的照會中規定的互助原則為：「……兩國的戰時生產和作戰資源應由兩方和其他聯合國家的軍隊加以使用，並要以各種最有效的方式利用可以得到的原料、人力、生產設備和海運艙位。」「雖然各國政府有權根據自己的潛在能力和責任做出最後決定，但是所有關於最有效地使用資源的決定必須盡量符合一起贏得戰爭勝利的共同計劃。」根據上述原則，英國政府明確保證向美國提供軍火、美軍需要的供應品和勞務、在英國及其殖民地境內工程建設的供應品和勞務等等。據英國學者統計，截至1943年6月30日，英國給予美國的各類援助共計2.3億萬英鎊。一年後達4.2億英鎊。根據美國總統提交國會的「關於租借法工作的第12號報告」(1943年11月11日)中的計算，到1943年6月30日，美國從英帝國(包括聯合王國、澳大利亞、紐西蘭、印度)所得到的供應和勞務的貨幣價值合計117490萬美元。英國的R•艾倫教授在比較了美國給予英國的租借援助和英國給予美國的互助援助和總值，以及占各自戰時開支、國民收入、國內總產值的比例之後得出結論：「根據聯合王國的資源，它按照互惠援助協定對美國的貢獻比美國按照租借協定給予英帝國的援助可能是少一些，但是肯定少得並不太多。」可見，互惠援助協定不僅密切了美英等國的合作，而且還證明它們為最後的勝利作出了各自的貢獻。

❹ 法律援助制度起源於哪個國家起源於哪一年中國是什麼時候有法律援助的

法律援助制度起源於15世紀的英國，我國在20世紀90年代開始正式實施。法律援助制度，是國家在司法制度運行的各個環節和各個層次上，對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因素而難以通過一般意義上的法律救濟手段保障自身權利的社會弱者，減免收費，提供法律幫助的一項法律保障制度。它作為實現社會正義和司法公正、保障公民基本權利的國家行為，在國家的司法體系中佔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❺ 為什麼要對弱勢群體實施法律援助

弱勢群體是相對於強勢群體而言的，它的存在是任何社會都具有的社會現象，當然對於處在社會轉型期的中國來說，也是不可避免會出現的。近年來，我國群體性突發事件數量增多，規模擴大，已成為影響治安秩序、社會穩定和構建和諧社會的棘手問題。在這些群體性突發事件中，參與者多數是弱勢群體，而且往往是多數人的合理要求與少數人的無理要求相結合，多數人的過激行為與少數人的違法行為交織在一起，處理不當，很有可能會對社會產生全局性的不利影響。由於弱勢群體長期處於社會的最底層，其生存條件、所處環境與其它群體相比極易使其產生對現狀的不滿情緒，再加上其人權得不到的保障，又無有效的權利救濟措施，在得不到合理宣洩的情況下極易出現犯罪現象。由此可見，能否解決好弱勢群體中的社會矛盾，關系整個社會結構的穩定。當前，我國已經進入社會矛盾多發期，大量的矛盾糾紛都直接或間接由弱勢群體引發，因此，維護好弱勢群體的權益，事關國家社會和諧穩定，意義重大。
現狀和問題
（一）立法不夠完善
隨著1994年法律援助在中國得到開展並迅速發展，中國法律援助制度的立法工作取得了較大的發展。2003年7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令第385號公布了《法律援助條例》。但是首先，《法律援助條例》效力層次不高。從《法律援助條例》的地位看，其畢竟屬於行政法規, 效力層次不夠, 立法層次不高。其次，《法律援助條例》對許多重要的內容未做規定, 特別是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法律援助問題還有欠缺。而且其中困擾法律援助發展的機構、經費、人員和部門配合協作等問題並未以法律的形式作出明確規定，極不利於法律援助制度作為一項專門制度的完善和發展。再次，法律援助范圍過窄。我國法律援助實行援助條件和經濟困難的雙重標准，也即除工傷和拖欠工資等實行綠色通道的案件外的當事人，必須同時符合《法律援助條例》規定的援助條件和經濟困難標准才可以申請到法律援助。而經濟困難標准又是十分嚴格的，一般是參照法律援助實施地人民政府規定的最低生活保障標准執行，這就將大部分的人群擋在了法律援助的大門之外。我國法律援助的援助條件從立法到實踐，呈現出由小逐漸擴大的趨勢，但對於離婚訴訟案件，偵查階段案件等卻未能夠涵蓋，從而將大量的弱勢群體法律援助案件排除了。
（二）法律援助經費嚴重短缺
所謂法律援助經費，是指法律援助機構開展法律援助工作所支出的一切必要費用。[1]法律援助經費是法律援助制度的物質基礎和保障。隨著我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法律援助經費逐年增加，有力地促進了法律援助的開展。但現實中，法律援助經費的不足也制約了法律援助的進一步發展。
我國的援助經費是財政撥款為主，其他渠道為輔，並且財政撥款渠道不暢通，水平低下。據統計，我國國務院對司法部法律援助中心的撥款每年為50萬元，經濟發達的上海市每年也僅僅有57.5萬元，有些比較貧困的省份尚沒有援助經費。這與我國每年至少需要3億元的法律援助費用之間存在著很大的缺口。[2]
（三）現有法律援助機構存在人員整體素質不高、編制不足、辦案流於形式等問題。
由於經費短缺和地方政府未給予充分重視等原因，基層法律援助機構在實際運行中存在人員不足、素質不高、辦案流於形式等現象。有的地方雖然掛牌成立了「法律援助中心」，但實際上卻沒有人員編制和實際活動，有的雖然採取司法行政機關內調的人員形式配備，但這些人員大多不具備專業的法律知識，不能滿足法律援助機構大量繁雜的法律咨詢和訴訟服務的需要，人才缺口很大。
（四）法律援助制度的宣傳工作不到位，弱勢群體對法律援助制度知之甚少，甚至不知道法律援助的存在。
雖然中央多次發文要求加大法律援助的宣傳和公眾法律教育的力度，有些地方也做了一些，甚至搞得不錯，但是這些還遠遠不夠。就鹿城區而言，絕大多數的法律援助宣傳還停留在辦公室接待和應對檢查的層面，很多就只是在法制日等時候才發放《法律援助條例》和其他小冊子，數量有限，並且只局限在城鎮地區。而弱勢群體集中的廣大農村、邊遠山區、工礦區和民工居住的城郊卻很少涉及。宣傳工作與受眾脫節，致使這些真正最需要法律援助的人往往沒有機會和途徑知曉法律援助制度，從而在合法權益受到侵害時不能通過法律援助制度得到維護。
對策和建議
（一）完善對弱勢群體法律援助的立法。
一國法律援助制度的完備與否，很大程度上取決於法律援助法律體系的完善程度。縱觀世界上那些法律援助制度比較發達的國家, 都有健全的法律援助法律體系作保障, 不僅在其國家憲法或憲法性文件中作出有關法律援助的原則性規定, 而且都制定有專門的法律援助法, 如英國有《法律援助法案》、加拿大有《法律援助法》、美國有《法律服務公司法》、韓國有《法律援助法》。[3]筆者認為，在構建和諧社會的當今中國，僅僅依靠《法律援助條例》來調整法律援助關系遠遠無法滿足社會的需求和弱勢群體的需要，亟需盡快制定一部統一完善的《法律援助法》。在該法中應對法律援助的性質和任務，指導原則、機構設置、經費來源、管理主體和管理模式、對象范圍、程序、協作配合機制和責任等等，作出明確而且具體的規定，操作性強且便於執行，同時出台相關的配套規章制度，形成一套比較完善且具有中國特色的法律援助法律體系。
（二）完善以政府財政為主導、多方籌措的法律援助經費保障機制。
1、加大財政投入，建立和完善法律援助經費保障機制。為法律援助提供財政支持，是法律援助作為政府責任的具體體現。可以將法律援助資金列入政府財政預算。按一定標准(可按人均法律援助經費、法律援助的需求量及辦案成本等標准進行測算)確定每年法律援助所需要的最低經費數額, 由同級財政按年度撥付, 並在此基礎上隨著經濟和社會的發展逐步增加。從而使法律援助獲得穩定且可靠的經費來源。
2、調動一切積極力量，廣泛募集社會資金支持法律援助。鑒於我國的法律援助制度才剛剛起步，社會對其認識還不足，而法律援助的經費短缺問題又將在一個相當長時期內存在，因此為解決法律援助的供需矛盾, 完全依靠政府的力量是遠遠不夠的, 還必須動員廣大人民群眾, 依靠全社會的力量參與, 探索建立資金籌措的社會化、經常化機制, 充分利用社會財力, 發展法律援助事業。只要沒有政治背景, 不附加任何條件, 不是違法資金, 經批准後都可以利用。
（三）建立一支素質較高的公職律師隊伍，以緩解法律援助機構當前的人才瓶頸。
公職律師是專職從事法律援助工作的律師，他們取得律師資格或律師執業證書，任職於政府並由政府支付薪水，主要辦理本機關法律事務，不得為社會提供有償法律服務。公職律師隊伍的建立可以有效解決法律援助機構人才法律素質低、人員不足的問題，還可以提高援助案件的辦案質量，同時還有效緩解了法律援助經費短缺的問題。
此外，在各地建立公職律師隊伍的基礎上，可以實行跨區域人才共享機制，可以建立較大區域的援助律師人才庫並聯網管理。對於相對落後的地區，可以跨地區選派援助律師進行援助，以解決地區間法律援助人員分布不均衡的問題。
（四）加大針對弱勢群體的法律援助宣傳力度
首先，要繼續強化對弱勢群體的普法宣傳。要將《法律援助條例》、《殘疾人保障法》、《婦女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勞動法》等有關的弱勢群體法律法規、規章及有關農民工的政策文件列為普法宣傳的重要內容，採用圖片展覽、新聞報道等靈活多樣的形式進行宣傳。尤其是要深入農村開展法律宣傳，並將其作為構建新農村的重要內容之一。
其次，要加強對政府和相關部門的法律援助宣傳, 讓他們在充分了解法律援助制度的基礎上, 認同和支持法律援助制度。使其在法律援助經費撥付、工作開展、機構建立和人員編制、創造相關社會環境等方面給予支持, 改變法律援助工作由司法行政機關一家維持的局面。

❻ 家庭暴力法律救濟的意義

家庭暴力是世界各國普遍存在的社會現象,已成為一種全球性的社會公害,作為一種落後、野蠻的社會痼疾,是困擾全球實現男女平等和婦女人權的最大障礙。家庭暴力的存在,不僅給家庭及其成員帶來了極大的危害,同時也給社會造成了不穩定的因素,因此,對家庭暴力的分析研究勢在必行。我國現行的法律雖已明確規定禁止家庭暴力,但由於法律的干預力度不夠,家庭暴力的法律尚不完善,家庭暴力的受害者難以獲得充分的法律救濟。關於家庭暴力的概念問題關於家庭暴力的概念,無論是國際還是國內,學者們認識不一,如英國學者認為:「家庭暴力是指男性伴侶為了支配和控制女性,在他們關系存續期間或終止之後對女性所施行的暴力和虐待行為(不論這種行為是肉體的、性的、心理的、感情的、語言上的或經濟上的等)。」從英國學者觀點看出:「家庭」不僅指有婚姻關系、身份關系的生活共同體,而且還包括同居關系及婚姻關系終止後出現的暴力行為。行為方式不僅有直觀性還有非直觀性的。可見,家庭暴力是許多不同行為所體現的一種共同性,這些行為的共同目的都是施暴者為了實現對受害人的控制。
所謂家庭暴力，是指在家庭內出現的以武力侵犯他人人身或對其進行精神折磨的強暴行為。家庭暴力的概念有廣義和狹義之分。廣義的家庭暴力是指家庭成員中，一方對另一方進行肉體傷害、精神折磨和性虐待的違法犯罪行為。狹義的家庭暴力，主要指丈夫對妻子進行肉體傷害、精神折磨和性虐待的違法犯罪行為。人們對家庭暴力的概念，一般都是從狹義上來理解和使用的。
據世界銀行調查顯示，20世紀全世界有25%至50%的婦女都曾受到丈夫或男友的虐待。在美國，根據聯邦調查局報告，每15秒就有一名婦女遭到其丈夫、男友或夥伴的毆打。據英國政府內政部的統計資料，英國每4名婦女中就有一名遭受家庭暴力的傷害，每一個星期就有兩名婦女在家庭暴力中喪生，家庭暴力佔英國犯罪總數的25%，中國的家庭暴力問題日益凸現。據1990年全國婦聯和國家統計局在21個省進行的中國婦女社會地位的調查顯示，有0.9%女性經常遭受丈夫的毆打，8.2%的妻子有時遭受丈夫的毆打，20.1%的妻子偶爾遭受丈夫的毆打。
1995年國務院《中國婦女的狀況白皮書》公布：全國2.67億個家庭，離婚率1.54%，約40萬個，其中1/4因於家庭暴力。根據全國婦聯的調查，中國2.7億個家庭中大約有30%存在家庭暴力。但是社會學家認為，實際數字要高得多（《中國婦女報》2000年12月10日）。在我省家庭暴力的現象也不同程度存在立腳點。從我省各級婦聯接待的來信來訪和司法部門受理的案件來看，近年來，我省家庭暴力案件呈上升趨勢。占整個婚姻家庭案件的20%左右，受害者主要是婦女，佔92%。在家庭暴力案件中80%以上是丈夫對妻子實施的，並且施暴者的手段極其殘忍。
長期以來，家庭暴力由於發生在家庭內部而被社會所忽視，但事實上因家庭暴力導致的離婚、人身傷害等事件屢有發生，甚至誘發一些惡性案件。據了解，僅在2000年，我省各級人民法院受理的8179起離婚案件中，涉及家庭暴力或者以家庭暴力為由提起離婚訴訟的約佔20%，當年受理的2674起刑事案件中，與家庭暴力有關的案件也佔了一定比例。這些數字反映出的僅僅是相對嚴重的家庭暴力行為，還有相當一部分家庭暴力行為由於種種原因無法統計，可見，家庭暴力象一個幽靈游盪在我們周圍，由此引發的刑事案件已成為整個社會不容忽視的一個嚴重問題。

❼ 英國最早的刑事法律援助是規定在

一、我國法律援助制度的建立和發展

法律援助最早起源於英國，從1495年起，英格蘭即承認窮人享有因身份免付訴訟費的權利。法律援助在我國的建立和發展開始於「」之後。1980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的第27條規定：「公訴人出庭公訴的案件，被告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可以為他指定辯護人。被告人是聾、啞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為他指定辯護人。」這可能是新中國最早看到的與法律援助有關的刑事訴訟制度。然而，在1980年8月26日全國人大會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暫行條例》里，卻沒有關於律師應該承擔法律援助方面的義務作出規定。從1994年初開始，法律援助進入新的時期。在司法部肖揚部長親自倡導下，明確提出了法律援助，並開始了對建立和實施這一制度的研究工作。1997年修訂了《刑事訴訟法》和《律師法》，這兩部法律貫徹和規定了關於法律援助的思想和制度，並且指出法律援助是律師的義務。全國律師協會在2001年11月26日修定的《律師職業道德和執業紀律規范》第10條、山西省人大在2000年9月27日通過的《山西省律師執業條例》第9條明確規定了「律師應當自覺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為受援人提供法律幫助」、和「律師應當履行法律規定的法律援助義務」。2003年9月1日國務院頒布實施《法律援助條例》，這個條例系統規定了法律援助的制度。法律援助的性質被明確為國家責任，這之後北京市律協和全國律協出台的律師執業行為規范，就不再提法律援助是律師的義務了，而是修改為「律師應當關注，積極參加社會公益活動。」因為法律援助是政府義務，律師就不再是責任主體了。

二、法律援助的性質

法律援助，英國《簡明不列顛 網路 全書》將其定義為「在免費或收費很少的情況下對需要專業性法律幫助的窮人所給予的幫助」。從規定的性質來看，在最早將法律援助看成是一個對他人或弱者的一個幫助，並且對象是「窮人」，既缺乏物質財產的人。一開始，法律援助看成是對窮人的幫助，這是道德的表現，符合道德的要素和價值。因此，在初期，法律援助對於受援助者來說，不是利益更不是權利，而是法律職業者（律師）的一種職業道德。隨著社會政治經濟的發展，社會思想文化的進步，人們觀念的改變。由原來的個人本位、權利本位進入了社會本位、公益本位，從社會責任、福利社會的性質和社會公益的角度，對法律援助的含義和范圍予以擴大。我國在2003年頒布的《法律援助條例》第三條規定：「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責任，縣級以上人民政府應當採取積極 措施 推動法律援助工作，為法律援助提供財政支持，保障法律援助事業與經濟、社會協調發展。法律援助經費應當專款專用，接受財政、審計部門的監督。」第六條規定：「律師應當依照律師法和本條例的規定履行法律援助義務，為受援人提供符合標準的法律服務，依法維護受援人的合法權益，接受律師協會和司法行政部門的監督。」這是我國對法律援助性質的界定。這說明，我國將法律援助看成政府的責任、律師的義務，但是法律援助對於受援助的人來講，是不是一個權利呢？

權利，字面上的解釋是，自己可以為或不為，或要求他人為或不為的可能性。法律援助對於要求援助的人來講，如果政府認為申請人不符合受援助的條件，而做出不予法律援助的決定，申請人可不可以提出訴訟，將司法援助的決定者告上法庭？我國法律援助條例第19條規定：「申請人對法律援助機構作出的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通知有異議的，可以向確定該法律援助機構的司法行政部門提出，司法行政部門應當在收到異議之日起5個工作日內進行審查，經審查認為申請人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應當以書面形式責令法律援助機構及時對該申請人提供法律援助。」可見，我國的法律沒有規定對法律援助機構所作出的不同意法律援助的決定可以訴訟，而只能要求「異議」。這說明，對於政府來說，這不是一個義務，對於申請法律援助的人來說，也不是一個權利，因為它無法得到司法上的救濟。

我們國家對法律援助的界定，超出了道德，但沒有到權利，對於申請法律援助的人來講，還只是一個利益。權利，有很多學說和觀點，但很多人都認為權利包括兩個方面，一個是自由，一個是利益，將這兩個結合在一起，才是為追求自身利益的自由，才是權利。如果只有利益，自己無法對該利益行使主動的自由，而只是被動享有，無法主張自身的主觀意志，那麼就不是權利，只是利益。利益國家也是保護的，但保護的方式是當事人沒有自由。筆者認為，從法律援助社會需求來看理應成為政府的義務、窮人的權利。

首先，這是平等和正義的法律價值要求。在黨的十七大 報告 中強調要加強公民意識 教育 ，樹立社會主義民主法制、自由平等、公平正義理念。法律援助正是公平正義、自由平等等法律價值的要求。從《人權宣言》宣告了個人權利在社會中的性質以來，權利被視為一種自由和民主精神的具體化，正如，羅爾斯在其著作《正義論》中於是說：「為了平等地對待所有人，提供真正地平等的機會，社會必須更多地注意那些天賦較低和出生於較不利的社會地位的人們。……要按平等的方向補償由偶然因素造成的傾斜。」在社會上每個人可能在經濟活財富上是不平等的，而窮人的人格和富人的人格卻是相等的，這種平等地位在法律上要求平等對待。而訴訟又是需要成本的，經濟上窮人就處於弱勢，因此，為了窮人和富人平等，應該給予窮人以法律援助。

其次，法律援助是保障人權和公民權的要求。人權得到法律的承認，便衍生出社會權利即公民權，公民權和人權不同，是人權在政治社會中的具體化，即是在政治國家中的權利體系。如果說人權是自然權利，即在原始社會也擁有，在沒有國家政治生活的階段也擁有的話，公民權便是社會權，在政治國家中所擁有的一切社會權利的集合。因此，在公民社會生活中，基於國家社會生活中的公民，只要在權利上有所需要，即為社會權設立的基礎和出發點。而法律援助，是社會生活中獲得法律上幫助的權利或利益，所以從權力的角度來看，公民權應該包括法律援助的權利。因此，從人權和公民權的角度來看，法律援助體現了人在這個社會上有權擁有不比他人少的權利，只要都是人，只要他是這個國家的公民，在法律上就應當平等。而不管它有多少的財產，不管是窮人還是富人。

在我國，法律援助可不可以成為一種權利呢？筆者認為是可以的。

首先，法律援助是政府的職責，可以成為行政法上的義務。政府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為公民提供的法律服務，「從行政行為的角度分析，其本質上是行政給付行為」。法律援助機構對申請人予以審查，確定是否有權獲得法律援助。如果獲得法律援助，就可以不支付律師費，這是一個法律上的利益，而審查就是許可這種利益的獲得或不許可這種利益的獲得，所以，法律援助應該是一個行政義務。

其次，窮人應該有權獲得這個利益，成為一種平衡上的權利。由於各種原因，窮人的財產相對於富人而言較少，而這種情況就是的窮人有一個隱含的權利——獲得利益的權利，而這種權利在法律援助上的表現，就是有權在社會上得到這種補償。「人至少必須活著，這就要求諸如生命權（《世界人權宣言》第3條）、食物權（《世界人權宣言》第22條）這樣的生存權。如果這種生存的含義多於獸類的生存，它就要求諸如健康保障和社會保障權（《世界人權宣言》第25條）這樣的經濟和社會權利。」由此可見，物質利益的不公平就要求在權利上來對他進行彌補，這就是社會保障，法律援助正是這種保障的方式之一，因此，對於受援助者來說，法律援助應該成為一種權利而不是利益。

總之，在我國有著源遠流長的道德傳統，在古代就有仁愛、親民的思想，將人民放在國家和君主之前，將人民的利益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予以保護。儒家的經典著作《論語》就有162處講「人」，48處講「民」，加上「人民」，二字連用，有多達211處講到「人」和「民」。「天子生民非為君也，天之立君以為民也」[《荀子·大略》]。在嚴復將《社會契約論》傳入中國後，「天賦人權」的理念、傳統的「仁愛」思想及被壓迫階級對「平等」的渴望，激勵了中國的有識之士提出了「廢君權，興民權」的 口號 。自由權、參政權、平等權、等廣為流傳。新中國成立後，我國憲法對人民的權利做了詳細而系統規定。憲法規定，公民享有平等權，「各民族一律平等」、「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因此，這些理念和理論都將社會的自由和權利普及到各個方面，只要是涉及這些方面應該成為權利的，都應該成為權利而不僅僅是利益。所以，無論從傳統還是現代上，無論從道德還是法治上，法律援助都應該成為權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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❽ 法律援助的基本社會功能是什麼

一、維護社會弱勢群體合法權益，防範和化解社會矛盾

一般認為，維護社會穩定的最優方案是控制社會，就是把社會生產和生活組織到盡可能高的有序狀態，有序社會是社會矛盾較少和社會矛盾較容易解決的社會。社會矛盾分為兩大類，一類是均勢群體之間的厲害沖突；另一類是強勢群體與弱勢群體之間的厲害沖突。前者可以通過社會預設的各種調解、仲裁和司法機制來解決；而對於後者中的群體，情況要復雜得多。在實行市場經濟的現今社會，各種矛盾解決機制的設計無不打上經濟利益的烙印，往往都附有一定的成本。作為社會公正底線的司法機制也不例外，主要表現為法院訴訟費和律師服務費及鑒定費用的收取等。無疑，對於大部分弱勢群體而言，附帶有各種經濟成本的司法機制遙不可及，法律賦予他們的各種權利猶如空中樓閣，在受到侵害時除了逆來順受，只能在狀告無門時採取法外手段私力解決。這類矛盾引發的各種沖突，必將嚴重地危害社會治安，成為許多犯罪現象滋生的根源。因此，只要司法制度被預設成本，只要有社會弱勢群體的存在，從維護社會穩定的角度出發，就必須實行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具有以下重要功能：一是將社會矛盾的解決導入法律途徑，恢復法律信任。法律援助制度的實施，有利於將此類當事人引導到採用法律手段解決矛盾的軌道上來，並由此增強法律在社會各個階層的執行力，促進社會貧弱階層對法律的理解及親合。我國每年處理的數十萬件民事、行政法律援助案件，使大量可能激化成刑事案件的民事和行政糾紛得以合法方式解決；特別是許多群體性矛盾的法律調解和疏導，如由房屋拆遷、勞動糾紛、爭奪土地和水資源引發的集體上訪、局部區域緊張等，對穩定地區社會治安、恢復公眾對法律和司法的信任極有好處。美國著名學者米歇爾·麥卡恩在《刑事辯護法律援助》中熱情地寫道，「窮人看到自己也能像富人那樣享受司法體制的保護，因而更支持依法治國②。」二是扶貧功能。法律援助的扶貧功能表現為直接和間接兩種形式。前者指通過國家法律援助制度的介入，免除了受援人的律師費，不至於使本來就捉襟見肘的經濟狀況雪上加霜；而且在有直接經濟利益的糾紛和訴訟中，可以通過法律援助實現法律賦予受援人的合法權益，改善經濟狀況。後者主要是指通過向廣大貧弱者提供法律援助達到各種矛盾和糾紛的化解和消除，實現一個和平安寧的有利於發展經濟的社會環境，被稱為「社會保障的法律保障」 的法律援助制度③，在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和諧、協調和可持續發展方面有著十分重要的作用。三是強化弱者的反侵害功能。在犯罪場理論中，犯罪侵害對象是十分重要的因素。研究表明，被害人的生理、心理和行為弱點是最易被犯罪人利用為實施犯罪的條件。犯罪分子之所以會選擇這類群體作為犯罪對象無外乎兩點，一是犯罪易於得手；二是得手後這類群體的回擊能力弱。當法律援助成為貧弱者的一項法定權利後，弱勢群體對抗外界侵害的能力必然有所加強，對犯罪者侵害弱勢群體的意圖起到有效的遏制效應。

二、保障訴訟權利，彰顯法律親和

在刑事訴訟中，由於被害人往往有強大的國家公訴機關的支持，而自由受到限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成為這一程序中的弱者，如同其他弱勢社會群體一樣，他們也成為現代法律援助制度關注的對象。而且，由於刑事訴訟關乎憲法賦予當事人基本的憲政權利④，各國政府都十分重視構建本國的正當刑事程序，保障弱勢的被告站在平等的地位與國家公訴機關進行一場對其而言極為重要的訴訟。各國紛紛建立刑事法律援助制度，為貧困和特殊被告提供免費的律師代理和辯護。

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面臨的風險比在民事或行政訴訟中面臨的風險大得多。刑事司法的結果涉及到關繫到被告人生命、自由等基本人權的國家刑罰權的最終發動與否。刑事訴訟一旦出現錯誤，將會給被告人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刑法的適用和刑罰權的發動具有雙重屬性，「保護社會權利最得力的工具也常常是侵犯個人權利最厲害的手段，刑法猶如雙刃劍，用之得當，個人社會兩受其益；用之不當，個人社會兩受其害 ⑤。」對西方刑事司法制度的研究表明，刑罰制裁方式與刑事訴訟方式之間存在著內在的聯系。刑事立法的基本出發點被認為是「保護社會」；刑事訴訟側重於「保護個人」。從抽象的理論上講，保護社會和保護個人是可以統一的，但是由於某些具體制度本身存在的問題，加上為錢辯護的律師神通廣大，刑事訴訟法在很大程度上成為保護有錢的被告人的工具，致使刑法「懲罰（所有的）犯罪以保護社會」的功能產生了偏向懲罰無錢的犯罪。於是這些受到刑法制裁的人產生了更大的反感（不平等感），助長了社會動亂因素，這同社會保護的目的正好相反⑥。為了保障貧弱被告人的合法權益，許多國家都規定了涉嫌重罪的被告的法律援助權，獲得法律援助的權利無須受到經濟條件的限制⑦。不少國家還將刑事法律援助擴展到所有可能被剝奪自由的刑事案件中。

在刑事訴訟中實行法律援助制度的另一個好處是，促進貧困被告人對於法律的認同與親和。我們不妨對刑事被告人作一個分類透視：第一種為判決被告人無罪的情況。獲得法律援助的過程雖然不具有教育的作用，但是，他所經歷的無故追究將使他對法律和司法產生某種不信任感，這對於他本人、法律、社會都是不利的。法律援助等體現司法平等和人權保障理念的諸制度的實施，將有助於司法權威的確立，使他有理由相信法律和司法是公正的，對所有人包括貧弱者、甚至由於嫌疑重大而遭到拘捕的自己都是一視同仁的。第二種情況是被告人被判決有罪的情況。由於法律援助律師進行了有效的減輕罪責的辯護，使其罰當其罪，既保護了他的合法權益，又有助於他認識法律的意義，認識自己行為的社會危害性，為教育其改過自新打下基礎。可見，法律援助的作用一方面促進了公正司法；另一方面，對於被告而言，其教育和鑒別意義也不可忽視。

強調親和性與感化力。是因為，刑事訴訟的潛在主體是一切可能進入刑事訴訟程序的社會成員。程序人權反映的不僅是實際上已經進入訴訟程序的被告人的訴訟地位問題，而且是整個社會成員相對於國家的法律地位。再者，刑事司法程序的親和性與感化力，也是注重特殊預防的刑事政策之功利價值的內在要求。近年來，我國的再犯、累犯比例回升，一些大案要案的犯罪分子中受到80年代被嚴打處分的佔了相當大一部分。究其原因，我國以往的刑事政策和制度過多地側重於懲罰，側重於威懾的一般預防，在感化教育方面甚為欠缺。改革開放以來，經過20多年的努力，我國法制建設取得了長足的發展。在張君、李澤軍重大殺人搶劫案審判過程中，重慶市和湖南省常德市兩地法律援助機構分別根據我國現行法律援助制度為該案中的十幾位被告指派了辯護律師，以維護他們的正當的訴訟權利。主犯張君在自白中承認，通過對80年代
被處以勞動教養和這次被捕、受審的兩次經歷相比較，他親身感受到中國法制的進步。盡管他罪大惡極而被處以死刑，他仍然在監禁和審判程序中受到了人道主義待遇。

三、引發雙邊合力，促進行刑感化

新派教育刑理念促進了監獄從單純執行消極回顧機制的懲罰職能向積極的前瞻性的矯正和預防職能轉變。李斯特提出的「矯正可以矯正的罪犯，不可能矯正的罪犯不使為害」的思想得到各國普遍認同和貫徹，追求減弱乃至消除犯罪人人身危險性，預防再犯成為監獄行刑的首要目的。為達到矯正犯罪人的主觀構成和人身危險性，把犯罪人改造成為能自食其力的社會有用人才之目的，各國在刑罰執行、勞動改造、教育改造和獄政管理等各個環節推行人道性原則、教育性原則和個別化原則 ⑧；在保持刑罰懲罰和剝奪功能的前提下，採取各種措施有針對性地教育和感化犯罪人。

在行刑中實行人道性原則，是人類社會文明進步的表現，有利於調動犯罪人改過自新的積極性，有利於行刑目的的實現。西方的近代刑法學家們把資產階級人性的本質屬性說成是自由、平等、博愛以及其他的人道主義方面。現代的刑法、刑罰理論在人性和人道主義問題上出現了極為突出的演變，認為人道主義的頂點是把壞人改造為好人，把惡性轉變為循規向善的人⑨。一般認為，堅持人道性原則，首先要處理好罪犯權利保障問題。在監獄服刑的犯人因觸犯刑律而被剝奪或限制了某些權利；但是，作為普通公民，他們仍然享有與其他未犯罪公民的同樣的憲法和法律規定的各種權利。這些權利包括很多方面，例如，選舉權、宗教信仰權、人格尊嚴不受侵犯權、批評建議權、獲得賠償權、獲得勞動報酬權、休息權、合法財產權、著作權、繼承權、獲得物質幫助權等。如果這些權利未被依法剝奪，罪犯仍然享有這些權利。此外，我國《監獄法》還規定了人身安全不受侵犯權、會見權、從事適當的體育和文化娛樂活動的權利、重大立功表現者的減刑權、勞動中致傷致殘人員依法獲得補償金和撫恤金的權利等數十項與行刑相關的權利。當然，罪犯也要履行相應的義務。這些權利對罪犯改造和教育罪犯是十分重要的，是對罪犯實行人道主義的最低權利保障和基礎條件。我國著名刑法學家儲槐植教授指出：給犯人權利的重大意義在於使犯人在行刑過程中處於相對的主動地位，以利調動矯正的積極性。雙方的權利和義務是雙邊（國家行刑當局和犯人）合力的法律基礎，雙方享有權利並認真履行義務的過程就是雙邊合作的過程，也就是刑罰功能實現的過程。侵犯犯人的權利實質是阻撓國家刑罰目的的實現⑩。應該看到，在獄中服刑的罪犯的權利帶有不完整性。罪犯處於監禁條件之下，人身自由受到或多或少地剝奪和限制，在行使某些其他法定權利時不得不受到前者帶來的相應的限制和制約。因此，與人身自由相密切聯系的那些權利的行使就不能象其他公民那樣充分、完全和徹底，建立監獄法律援助制度也就成為保障犯人獄內獄外基本權益、實現國家刑罰目的的時代要求。

四、發揮法律援助職能作用，提升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模式品格

我國創立法律援助制度的時間還不長，法律援助在維護社會穩定方面的積極作用尚未獲得政府和社會的充分認同。為使這一制度發揮出應有的功效，筆者認為，至少可以通過以下幾個途徑來實現：

一是司法改革中，加強法律援助人權保障功能的發揮。為適應市場經濟發展和實施「依法治國」方略的要求，我國正在進行較大規模的司法改革行動。「在司法改革中注入人權保障因素」是學界和實務界的共識。司法改革成功的標志不是國家權力之間的重新排列組合，而是公民權利和自由總量的增加。在司法改革中，尤其要關注對社會弱勢群體的權利保障。在司法改革中，確立並加強法律援助的應有地位，這已經成為現代法治國家司法改革的一項重要內容。

二是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的總體規劃中，納入法律援助制度。我國正處在由計劃經濟體制向市場經濟過度的變革時代，各種利益格局發生急劇變動，社會矛盾和犯罪現象不斷出現。我國犯罪預防的綜合治理模式取得了明顯的成效，具有鮮明的中國特色，符合犯罪預防的一般規律和要求。但是，從總體上來看，這一綜合治理模式在觀念上重「打防」，輕「教育」，輕「對犯罪嫌疑人和被告基本權利的維護」，累犯、再犯的大量出現至少說明在實踐中還存在著不少這樣的問題。犯罪問題嚴重，單靠嚴打或刑事司法不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而且，從另外一個方面，市場經濟是平等主體之間的競爭經濟，市場主體的平等地位要求與之相配套的犯罪預防政策的設計體現人權保障的思想。筆者認為，打擊犯罪和保護人權兩者不可偏廢，在社會治安綜合治理模式中有意識地納入和加強法律援助及類似諸制度，將有利於提升這一模式的現代品格，有利於特殊預防，有利於標本兼治。

三是擴大法律援助制度的范圍。要充分發揮法律援助制度在預防犯罪和保障人權方面的積極作用，當前要有意識地把提供法律援助的范圍向刑法的前後兩端——犯罪的社會預防和服刑人、出獄人的社會保護兩個方向延伸。

❾ 中國人可否申請美國的法律援助

中國人可以申請美國的法律援助、
申請方式有兩種：
1、先向國務院專利行政部門申請專利，委託其指定的專利代理機構辦理，並要依專利法4辦理；
2、向提出國際申請，指定進入美國。 PS:在美國申請專利與中國大相徑庭，不僅僅是一個語言翻譯的問題，而是兩種制度的不同，其重要的差異在於分類和撰寫方式的不同。 （一）申請流程
申請日期：即為向美國專利局提交申請的日期，交文後2周內可知；
申請號；審查員審查該專利後才給；
申請提交後，需向美國專利局提供其他在先近似權利的信息；
申請提交後，18個月左右接收到第一次官方意見。
審查時間：2.5-3年
保護期限：自申請日起20年
（二）申請資料
美國專利申請所需資料：
申請人名稱，地址（居住地址以及郵寄地址），國籍。
發明人名稱，地址（居住地址以及郵寄地址），國籍。
說明書，權利要求書，說明書摘要，附圖。
專利申請聲明及委託書，發明人權利聲明（需簽字或蓋章）
如果要求優先權，需提供優先權文件副本（由中國國家知識產權局出具）。
其他在先近似權利的信息
（三）申請注冊費用（供參考）
費用(USD) 代理費(RMB)
申請費 2000 1500
獨立權利要求＞3每項收費 100 100
權利要求＞20項 每項收費 350 100
證書費 1900 800
年費
(USD) 1-3年半 1075 800
3年半－7年半 2075 800
7年半－11年半 3115 800

❿ 多選題英國最早的刑事法律援助是規定在什麼中

英國最早的刑事法律援助是規定在1997年的《刑事訴訟法》和《律師法》。這兩部法律貫徹和規定了關於法律援助的思想和制度，並且指出法律援助是律師的義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