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和解法律援助

㈠ 【求法律援助！】刑事案件判決書已經下來了，法院說調解，但是法院沒有給我簽和解協議書就喊被告賠錢。

1、收據能夠證明賠償了，但不能證明是否全賠，是否了結。
2、精神損失不賠償。
3、可以委託律師出庭。

㈡ 刑事案件可以和解嗎

刑事案件是可以和解的，但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
【法律分析】
刑事案件是可以和解的，但必須符合法律規定的條件，具體規定如下：積極條件：1、犯罪嫌疑人真誠悔罪，向被害人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2、被害人明確表示對犯罪嫌疑人予以諒解；3、雙方當事人自願和解，符合有關法律規定；4、屬於侵害特定被害人的故意犯罪或者有直接被害人的過失犯罪；5、案件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消極條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5年以內未曾故意犯罪。具體分為兩類：一、是因民間糾紛引起，涉嫌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與侵犯財產罪的，可能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刑罰的案件；二、是除瀆職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過失犯罪案件。但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內曾經故意犯罪的，不適用刑事和解。刑事自訴案件中，自訴人在宣告判決前，可以同被告人自行和解或者撤回自訴。對於達成和解協議的公訴案件，公安機關可以向人民檢察院，作出從寬處理的建議；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從寬處罰的建議；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對被告人從寬處罰。對於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檢察院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七十八條 未成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決定》 一百零八、 增加一章，作為第五編第二章：「第二章當事人和解的公訴案件訴訟程序「第二百七十七條下列公訴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真誠悔罪，通過向被害人賠償損失、賠禮道歉等方式獲得被害人諒解，被害人自願和解的，雙方當事人可以和解：「（一）因民間糾紛引起，涉嫌刑法分則第四章、第五章規定的犯罪案件，可能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二）除瀆職犯罪以外的可能判處七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過失犯罪案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五年以內曾經故意犯罪的，不適用本章規定的程序。「第二百七十八條雙方當事人和解的，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應當聽取當事人和其他有關人員的意見，對和解的自願性、合法性進行審查，並主持製作和解協議書。「第二百七十九條對於達成和解協議的案件，公安機關可以向人民檢察院提出從寬處理的建議。人民檢察院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從寬處罰的建議；對於犯罪情節輕微，不需要判處刑罰的，可以作出不起訴的決定。人民法院可以依法對被告人從寬處罰。」

㈢ 援助律師和正式律師有啥不一樣

法律援助律師和正式律師的區別：
1.委託方式不同，法律援助律師由法律援助中心指定，無需當事人或其親屬自行委託；非法律援助律師則需要當事人或親屬委託，與律師事務所辦理委託手續。
2.對於法律援助，當事人不需支付律師費；而自己請的律師則應該按約定支付律師費用。
3.法律援助律師會為受害人辯護的。法律援助律師是對符合提供法律援助的當事人，則法律援助中心為當事人指定的辯護律師，也會正常為當事人進行辯護

(3)刑事和解法律援助擴展閱讀：
為深入貫徹落實黨的十八大和十八屆三中、四中、五中、六中全會精神，貫徹落實中辦國辦印發的《關於完善法律援助制度的意見》（中辦發〔2015〕37號）文件精神，充分發揮律師在法律援助工作中的作用，更好地滿足人民群眾法律援助需求

1.做好刑事法律援助指派工作。嚴格貫徹落實修改後《刑事訴訟法》及相關配套文件，組織律師做好會見、閱卷、調查取證、庭審等工作，認真辦理偵查、審查起訴、審判各階段法律援助案件。
2.加大民生領域法律援助力度。組織律師圍繞勞動保障、婚姻家庭、食品葯品、教育醫療等民生事項，及時為符合條件的困難群眾提供訴訟和非訴訟代理，促進解決基本生產生活方面的問題。
3.廣泛開展咨詢服務。優先安排律師在法律援助便民服務窗口和「12348」法律服務熱線值班，運用自身專業特長為群眾提供咨詢意見，積極提供法律信息和幫助，引導群眾依法表達合理訴求，提高群眾法治意識。
4.開展申訴案件代理工作。逐步將不服司法機關生效裁判、決定，聘不起律師的申訴人納入法律援助范圍，引導律師為經濟困難申訴人通過法律援助代理申訴。
5.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制度。法律援助機構通過在人民法院、看守所派駐值班律師，依法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等提供法律咨詢等法律幫助。
6.推進法律援助參與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認罪認罰從寬等訴訟制度改革工作。組織引導律師為速裁程序、認罪認罰從寬以及其他訴訟改革程序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法律咨詢、程序選擇等法律幫助。
7.積極參與刑事和解案件辦理。對於當事人自願和解的案件，組織引導律師依法為符合條件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或者被害人提供法律援助服務，促進達成和解。
8.發揮辯護律師在死刑復核程序中的作用。組織律師辦理死刑復核法律援助案件，依法為死刑復核案件被告人提供辯護服務。
9.辦理跨行政區劃法律援助案件。適應建立與行政區劃適當分離的司法管轄制度改革，組織律師開展跨行政區劃法院、檢察院受理、審理案件法律援助工作。
10.推動律師廣泛參與法律援助工作。省級司法行政機關根據當地法律援助需求量、律師數量及分布情況，明確律師承辦一定數量法律援助案件，努力使律師通過多種形式普遍公平承擔法律援助義務。司法行政機關、律師協會應當在律師事務所檢查考核及律師執業年度考核中將律師履行法律援助義務情況作為重要考核依據。鼓勵有行業影響力的優秀律師參與法律援助工作。
11.推動律師提供公益法律服務。倡導每名律師每年提供不少於24小時的公益服務。對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經濟確有困難的群眾提供減免收費，發展公益法律服務機構和公益律師隊伍，專門對老年人、婦女、未成年人、殘疾人、外來務工人員、軍人軍屬等提供免費的法律服務。

㈣ 刑事訴訟

有三控訴，辯護，審判即控辯審。刑事訴訟(程序)的價值。《刑事訴訟法》對保障型法實施的價值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訴訟價值。

被害人，被告人，自訴人等訴訟參與人。

全球三大主要訴訟構造又稱審判模式， 當事人主義 ， 職權主義 (適用於實體真實的訴訟目的)和 混合式 (以日本和義大利為代表，日本明治維新以後的《刑事訴訟法》受法國和德國影響較大。訴訟結構屬職權主義二戰後日本法制受到美國法律制度的影響，從1948年重新制定《刑事訴訟法》開始至20世紀50年代末。日本的刑事訴訟構造完成了從以職權主義為主到以當事人主義為主的轉型。一方面，日本堅持被告人享有沉默權，實行起訴狀一本主義，法官在庭審前不得接觸控方除起訴狀以外的案卷證據，證據由控辯雙方當庭提出，證人主要由雙方傳喚和當庭詢問。法庭調查實行交叉詢問程序。這些都是當事人訴訟構造的內容。另一方面，法官仍然指導審判程序並在事實與證據調查中起著積極的作用，不實行陪審團制。為了查明事實真相，法官可以依職權自行擴大證據調查范圍，主動調查並提出證據，有權詢問證人、鑒定人，有權對控辯雙方提出調查證據的請求進行審查，並有權不予准許。混合式訴訟構造應當是職權主義，吸收當事人主義的因素形成)。

1979年第一部《刑事訴訟法》稱超職權主義。1997年《刑事訴訟法》第一次修改後，吸收了當事人主義的合理因素，稱為強職權主義訴訟構造。2012年《刑事訴訟法》，又進一步吸收當事人主義的合理因素，削弱了法官的職權主義特色，強調控辯雙方的平等對抗，稱控辯式審判模式。刑事庭審方式改革的方向是愈來愈突出當事人主義。一國對訴訟價值，秩序，公正效益等的認識程度和水平決定一國制定《刑事訴訟法》的目的，包括根本目的和直接目的，再決定一國採取什麼樣的訴訟結構。價值影響目的，目的決定構造，而不能說價值直接決定構造。

體現為工具價值與獨立價值。實體與程序有四種搭配方式： 實體—實體，如發現被告人自首，法院對其從輕量刑 。 如偵查機關對於已超過追訴期限的案件不予立案。

實體—程序，如庭審中被告人聲稱具有重大立功表現，法院建議檢察院補充偵查 。程序—實體，如1.法院經過審理排除了非法證據，判決被告人無罪，程序制約實體；2.刑事訴訟法設置若干證據規則，為了保障查清案件事實，懲罰犯罪程序，服務實體。因排除犯罪嫌疑人的口供，檢察院作出證據不足不起訴的決定。3.被告人與被害人達成刑事和解，而被法院量刑時從輕處理。4.只有被告人一方上訴的案件，二審法院判決時不得對被告人判處重於原判的刑罰。

程序—程序，如一審法院公開審理了未成年被告人案件違反了訴訟程序，二審法院將案件發回重審。如一審法院的審理違反《刑事訴訟法》關於公開審判，迴避等規定。屬於嚴重違反法定程序，應當承擔相應法律後果，既被發回重審。(違反了公開審判等程序，不一定會影響對被告人定罪量刑的准確性，但程序具有獨立價值，只要違反了程序，不論實體處理定罪量刑是否正確，都需要承擔程序性制裁的後果。)

工具價值與獨立價值指的是刑事訴訟法程序之於刑法實體的關系，具有影響刑事實體法實現的功能。

憲法是靜態的《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是動態的憲法，有關刑事訴訟的程序性條款構成各國憲法中關於人權保障條款的核心。《刑事訴訟法》關於強制措施的適用許可權，條件，程序與辯護等規定都直接體現了憲法關於公民人身，住宅，財產不受非法逮捕，搜查，扣押以及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等規定的精神。《刑事訴訟法》規范和限制了國家權利，保障了公民享有憲法規定的基本人權和自由。

具有法定情形，不予追究刑事責任原則。

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依法獨立行使職權原則。

人民檢察院依法對刑事訴訟實行法律監督，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原則。

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原則。

嚴格遵守法律程序原則(程序法定原則)。

基本內容

尊重和保障人權的理念。

程序公正(公平正義包括實質上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有效辯護原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權獲得辯護原則。

訴訟效率。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包括依法治國，執法為民，公平正義，服務大局，黨的領導。法治國家。

被害人有沒有過錯？

社會主義法治理念以及取保候審的保證方式問題。

由誰決定。公安機關，檢察機關，監察委。

公安機關鑒於犯罪嫌疑人犯罪情節較輕且認罪態度較好，決定取保候審。可對犯罪嫌疑人採取保證金和保證人的保證方式。

暴力取證罪是指司法工作人員使用暴力逼取證人證言的犯罪，可以由檢察院立案偵查。檢察院對貪污賄賂犯罪沒有管轄權。

監察法中剝奪被調查對象人身自由的方式與《刑事訴訟法》不同。沒有拘留逮捕制度，而是使用留置，留置意味著可能會較長時間的關押被調查對象，為了防止權力濫用，侵犯人權，採取留置措施需要監察機關領導人員集體研究決定。此外，市級以下監察機關需要採取留置措施的，應當報上一級監察機關批准。證明案件重大復雜或者被調查人可能自殺、逃跑，案件調查終結，移送檢察院審查起訴。監察委員會對於國家工作人員的貪污、賄賂犯罪等案件立案調查。

取保候審。

監視(護)居住。不受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限制。

會見需批準的三類:一，貪污賄賂50萬元以上。二，危害國家安全，群帶性。三，恐怖犯罪。

取保候審，監視居住，拘留，逮捕，強制措施的變更和解除。

偵查措施的司法控制。

拘留(剝奪人身自由)、詢問、訊問、偵查實驗、搜查住所、勘驗檢查。

出示工作證件。兩個人在場。須有見證人。在什麼場所？證人的資格及證人保護。

偵查人員詢問證人，經出示工作證件，可以在現場、證人所在單位、住處、證人提出的地點以及檢察院或者公安機關提供證言。

在必要的時候，經公安機關負責人批准，可以進行偵查實驗。

見證人特點：不能與案件存在利害關系。

檢察院在偵查過程中發現犯罪嫌疑人涉嫌貪污罪，應當將案件移送監察委員會處理。犯罪嫌疑人犯數罪的，一般應當以監察委員會為主調查，檢察院予以協助。

檢察院提前介入偵查，對公安機關的違法行為提出糾正意見。

若有證據證明有犯罪事實，可能對犯罪嫌疑人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證明其社會危險性很高，應當對其依法逮捕。檢察院有權徑行決定逮捕，同時交公安機關執行。

變更逮捕措施。

起訴制度，審查起訴程序，三種不起訴及其救濟。

監察委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應當採取對應的羈押措施。即將犯罪嫌疑人先行拘留，再決定後續如何處理。

檢察院發現犯罪嫌疑人符合逮捕條件，有權決定逮捕，交公安機關執行。

包括四項： 審判公開原則 ， 直接言詞原則 (拆分為 直接原則 和 言詞原則 。直接原則又包括 直接審理原則 ， 直接采證原則 。直接就是只親自參與到訴訟中(親歷性)。言詞原則是指口頭陳述方式)， 辯論原則 和 集中審理原則 。

公訴案件的第一審程序

自訴案件審理程序的特點

簡易程序

上訴和抗訴的區別。

上訴不加刑原則。

二審的審理方式和處理方式。

申訴的主體和法定理由。

提起審判監督程序的主體和許可權。

再審的審理程序。

附帶民事訴訟成立的條件。

死刑立即執行案件的復核程序。

死緩限制減刑的程序。

特有原則和制度。

附條件不起訴。

合適未成年人。

犯罪記錄的封存。

社會調查。

適用條件，程序，法律後果。

適用條件，程序，裁決方式，救濟程序。

適用條件，程序，救濟，強制醫療措施的定期評估、解除。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

立案管轄、交叉管轄、級別管轄、指定管轄，一般地區管轄、特殊地區管轄。

迴避對象，迴避程序，迴避決定權，迴避效力。

辯護人的訴訟地位，有效辯護原則，辯護人的資格，法律援助辯護及拒絕辯護，辯護律師及非律師辯護人的訴訟權利、訴訟義務。

證據的法定種類與理論分類

證明對象

證明責任

證明標准

政治的關聯性和合法性

證據關聯性的判斷、證據的審查判斷

刑事證據規則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補強證據規則、運用證據認定案件事實規則、傳聞證據規則、意見證據規則。

檢察院認為是公訴案件，但法院審理認為是告訴才處理的侵佔案件，如果檢察院不撤訴，法院應當根據《刑事訴訟法》第16條的規定處理。即認為屬於告訴才處理的案件，沒有告訴的情形，依法裁定終止審理。

范圍，國籍，法律適用，概念(狹義、廣義)，司法協助，引渡。

12年全國人民代表大會關於修改《刑事訴訟法》的決定。以下簡稱《刑事訴訟法修正案》；

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的解釋》以下簡稱《高法解釋》；

最高人民檢察院《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試行》以下簡稱《高檢規則》；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於實施刑事訴訟法若干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六機關規定》；

最高院公布實施的《關於進一步加強合議庭職責的若干問題》

㈤ 採取哪些措施，提高人民群眾對公共法律服務的滿意度

群眾是黨和政府的衣食父母，是國家和社會的主人。群眾滿意不滿意、高興不高興、答應不答應是衡量司法行政工作好壞的唯一標准，是做好司法行政工作的出發點和落腳點。在去年全市司法行政機關滿意度測評中,對我縣司法行政工作的不滿意率為7.71%，為全市最高。與全市最低的水城縣4.40%相比高出3.31%。一下子被推到了輿論的風口浪尖，滿意度低的問題成為社會關注的焦點。筆者進行了系列調查，總結分析了問題存在的原因和症結，提出幾點建議和對策。
影響我縣司法行政工作滿意度的主要問題及成因
去年，全縣司法行政機關充分發揮職能作用，認真履行職能職責，各項工作成效是顯著的，但民意調查測評結果卻很不理想，經過深入客觀調查分析，影響我縣司法行政工作滿意度的主要問題有：
一、宣傳不到位，群眾對司法行政知曉率、認知度不高，致使群眾評價偏頗。一是對國家相關法律法規政策宣傳較多，但對縣鄉司法行政機關的職能職責系統、全覆蓋地宣傳卻沒有，導致群眾對公檢法司的職能職責混為一談，加上平時的業務往來也使群眾誤認為司法局就是所有司法系統的總合，還有群眾認為司法局就是管公、檢、法的，或者把司法行政機關和公檢法機關等同起來，有的群眾還到司法局來投訴公檢法人員的違法違紀行為，把對公檢法的不滿意算在了司法局的名下。二是缺乏專門的宣傳手段和機制。沒有獨立的門戶網站、沒有專門的刊物及其他載體，更沒有專門的宣傳機構、人員和相關制度，致使群眾知曉率、認知度都較低，更導致群眾評價隨意性高。三是宣傳不到位致使群眾認知脫節。司法行政的法律援助、律師公證、人民調解、社區矯正、安置幫教、法制宣傳和法律服務等機構都具有服務性職能，常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但是群眾卻不知曉，對這些部門服務職能的認知度，不能統一到對司法行政的良好評價上來，是間接導致司法行政民意調查不理想的原因。四是司法行政許多為民服務的好做法好成效以及典型事例、先進人物沒有得到較好的宣傳，沒有引起廣大群眾的關注和好評。
二、司法行政職能作用發揮不太好，為民服務的好事實事做得不夠好。一是在普法為基礎和依法治理為目標的普法依法治理工作中，只注重普法卻偏廢了依法治理。在協調整合社會力量資源開展普法依法治理工作還未全面到位，致使普治整體水平還不高，因而有政協委員建議加強此項工作。普法創新方式方法不多，形式模式老套，基本處於傳統普法的狀況，普法針對性、實用性、新穎性差，致使群眾難於接受吸收，效果不太好。在依法治理工作中，僅限於單一的行業治理或單位治理，綜合治理、基層治理、專項治理還不很到位，效果也不很理想。群眾在普法依法治理中感受到的好處實惠還不多，也不深刻。二是在矛盾糾紛化解工作中，雖然採取了一系列新做法，傾注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很多糾紛得到了就地化解。但由於調解員的綜合素質能力不強和工作積極性不高以及調解員補助難到位等問題，導致出現化解矛盾糾紛不及時、調解偶有不公正、文書檔案不齊備、協議履行率不很高等問題，也是群眾不滿意的一大重要因素。三是部分當事人中還未能得到法律援助，特別是在指定辯護中，由於補助少，被指派的律師例行義務性出庭辯護，工作積極性不高，深入實際調查取證做不到位致使辯護效果不佳等等，也讓一些群眾不滿意。四是在辦理公證服務中，由於公證體制機制原因、公證員奇缺、工作人員綜合素質差異、辦公條件不好等因素，導致群眾辦證不能及時獲證，辦證中沒有休息場地，辦事環境不好等，都導致了群眾不滿意。五是在法律服務中，部分律師或法律服務工作者只注重經濟利益而忽視社會效益，誠信建設還不是特別到位，服務群眾的思想、作風建設有待進一步加強。個別人員誇大其詞、私自受案，甚至還有一些冒充律師的黑律師更是作虛假承諾，一定程度上損害了律師聲譽，也是他們對司法行政機關不滿意的一個因素。六是在社區矯正和安置幫教工作中，由於服刑人員很多都受好逸惡勞思想的影響，不肯吃苦，還想掙大錢，結果走上了違法犯罪道路；釋解後，仍然挑挑揀揀，長時間不能就業。刑釋解教人員由於其特殊經歷，社會對他們存有偏見，致其就業困難、生活舉步維艱。也致使一些人員不滿意。
三、諸多客觀因素長期制約司法行政各項工作的更好開展，也是導致群眾不滿意的又一重要因素。一是人員編制少且事務繁多。37個司法所中一人編制所還有19個，一人所的現狀嚴重影響著基層司法行政工作的開展。依照《人民調解法》和社區矯正工作的要求，調解糾紛、案件調查、走訪矯正對象必須兩人以上才能開展工作，否則，就是違法行為。現在我縣各司法所普遍只有兩名甚至一名同志，一旦出去工作，司法所就得關門，群眾來辦事就得吃閉門羹。群眾找不到人，辦不成事，滿意度自然不高。二是不能專人專職。由於司法行政管理體制多年沉澱的原因，大部分鄉鎮黨委政府把司法所當作內設機構，把司法所人員當作鄉鎮人員使用，從事很多與司法工作無關的事務如行政包村、計劃生育、禁燒防火、合作醫療收款等，不能專職做好司法行政工作，司法所業務成了附帶和捎帶。三是工作經費不足，工作保障難以到位。由於缺乏車輛編制和經費，致使22個司法所沒有車輛，出現了處置糾紛趕赴現場不及時的問題，也嚴重製約著司法所各項工作的開展，也直接導致群眾對司法行政工作不滿意。四是司法行政機關待遇差，難以激發幹部職工工作積極性。法庭、派出所、財政所都已是副科級機構，但司法所還是股級，在工作協調中存在一定的難度；司法所當前承擔著監管四種罪犯的職能職責，但卻沒有轉警，沒有賦予其相應職權，履行職能職責存在許多困難；縣級司法行政機關人員經常到一線處置群體性問題和化解糾紛，但卻沒有崗位津貼，嚴重挫傷幹部職工工作積極性。
四、幹部隊伍服務能力、水平、質量整體還不夠高。主要體現在：一是部分幹部職工綜合素質不夠高。思想政治、科學文化、法律素養、宣傳能力、科技信息化技術應用和做群眾工作的能力、水平不高，也致使工作中慢作為的現象出現或者少數不作為、個別亂作為的現象。二是不善於缺乏「面對面」做群眾工作，不善於接近群眾，不會講群眾語言，不會用群眾的方法思考問題，不會把黨和政府的方針政策與群眾的需求、與當地實際相結合，更好、更有效地為群眾服務。三是不會把好事辦好，實事辦實。雖然法律援助、法律服務、公證、安置幫教、法制宣傳等都是事關群眾利益和好處的事。但由於不講究做事的方式方法，作風不細致、態度不和藹、工作不扎實，好事辦不好，實事辦不實。沒有盡最大可能地應用司法行政資源更多地幫助辦好群眾關心的，亟待解決的困難事。沒有把群眾要求解決的瑣事、雜事和群眾關注的「小事」辦好辦實。四是沒有做到心裡裝著大眾，遇事想著群眾。司法行政每項職能職責都與人民群眾息息相關，但還沒有把「心裡一定要裝著群眾，做什麼事、開展什麼工作，都要把群眾利益放在第一位，想群眾之所想，急群眾之所急，解群眾之所難，處處關心群眾的疾苦，時刻把群眾的安危冷暖掛在心上，做群眾的知心人和貼心人。」的理念溶入血液里，變成每個幹部的實際行動。
五、社會管理創新不夠，群眾感受到的實惠還不多。主要是在社區矯正、安置幫教、法律援助、公證事項辦理、律師和法律服務工作者的管理、指導人民調解、司法鑒定等工作中的創新舉措還不很多，群眾感受到的實惠還不很多；在促進和維護公平正義方面發揮的作用還不夠強大和明顯，在促進程序公正和實體公正方面還做得不是特別到位；在實施民生改善和保障工程還沒有做到通過加強和創新社會管理，實現最大化、無縫隙、全覆蓋、無盲點地服務好群眾。
提高人民群眾對司法行工作滿意度的建議和對策
一、深入實際加強調查研究，切實准確了解掌握群眾之所需、之所盼，增強群眾滿意度工作針對性、時效性
經過調查研究，新形勢下，群眾對於司法行政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很多，但總體來說主要集中在三方面：一是需要穩定良好的社會治安秩序。希望解決好治安突出問題，生命財產得到保障，工作、生產、生活更加安全。二是公正執法方面。希望司法行政幹部嚴格執法、秉公辦事，切實增強法律保障力度和提供優質高效的法律服務，更好地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三是社會管理服務方面。希望司法行政機關辦事更快捷、更方面、更高效，對社會管理更加人性化，對社會服務更熱情、更到位、更文明，社會更加安定有序。具體來說主要反映在：一是對普法的希望是採取群眾喜聞樂見的宣傳方式方法和途徑宣傳，將法律規定融入法制文藝節目演出或通俗易懂、易記、易掌握的形式宣傳，積極從傳統普法模式向創新性現代化普法形式轉變；二是期望人民調解更多地及時化解矛盾糾紛，盡可能讓矛盾糾紛不出村、不出鄉鎮；期望在社區矯正監管改造和安置幫教工作中，在嚴格管理的同時融入人性化因素，多幫助被監管對象解決生產生活難題；期望在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務工作中，切實幫助當事人調查取證，切實從事實認定、法律適用、法律程序上維護其合法權益，切實維護公平正義。三是群眾期望幹部職工的思想理念更加先進、作風更加優良、履職能力更強、工作質量更好和效率更高，隨時能夠獲得更好的法律保障和法律服務。
二、全方位加大宣傳力度，切實提高群眾對司法行政工作知曉率、認知度。一是組建宣傳機構，引進高素質寫作人才，建立一支強有力的宣傳隊伍。二是抓緊建設獨立的門戶網站、在電視、報刊、廣播等媒體上開辟專題宣傳欄目，辦好簡報信息、工作動態、刊物等載體。三是加強全系統人員宣傳工作能力的培訓提升，把全系統人員都培養成宣傳能手。四是大力宣傳司法行政為民服務的好做法好成效以及典型事例、先進人物，大力宣傳本系統求真務實、便民利民、創先爭優、幹事創業的做法、經驗和成效，更多地引起廣大群眾的關注和好評。
三、充分發揮職能作用，全面提升司法行政新形象。一是把握主旨，提高認識，把人民群眾對司法行政工作的新要求新期待作為根本價值取向。首先是准確把握群眾滿意在司法行政工作領域的深刻內涵和具體表現。群眾滿意度就是群眾對司法行政機關工作和社會形象整體的評價，是對司法行政的信任、理解、支持、配合，是對司法行政的崇尚、尊重。其次是深入理解群眾滿意這一目標的現實意義。司法行政工作是否落到實處、幹部職工作風是否轉變、是否保持良好精神狀態，最重要的是讓群眾來評、看工作結果、看工作成效。再次是充分認識不顧群眾是否滿意，脫離群眾思想的嚴重危害以及在司法行政實踐中貫徹群眾路線的重大意義。必須運用人民賦予的權力為人民服務，保障群眾合法權益，為群眾謀利益，決不能用來謀取個人或小團體的私利，不能只考慮自身工作的方便而漠視群眾的方便和利益。最大限度地提高群眾滿意度。二是立足本職，多辦實事，讓人民群眾感受公平正義和熱情服務,讓人民群眾關心的問題得到公平公正及時有效地解決。首先要把群眾的安全感和滿意度作為檢驗和衡量工作的根本標准，認真貫徹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切實增強罪犯監管改造工作的針對性、主動性、有效性。積極參與「打黑除惡」、「兩搶一盜」等專項斗爭，切實解決人民群眾反映強烈的社會治安突出問題，鞏固和擴大嚴打整治斗爭成果，確保社會治安持續穩定，確保人民群眾的安全感和滿意度不斷提高。其次要牢固樹立公平正義的理念，把執法活動作為維護公平正義的具體實踐，不斷完善和創新法律援助和法律服務體系，讓人民群眾從我們承辦的每一起案件、處理的每一起糾紛、解答的每一次咨詢、化解的每一個矛盾中，感受到社會的公平正義。再次要在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方面，把方便人民群眾工作生活、維護社會穩定和促進經濟社會發展作為司法行政機關發揮職能作用、強化社會管理的主要方向，把觀念創新、制度創新、管理創新作為司法行政機關社會管理改革的重點，積極研究推出新的便民、利民、惠民措施，最大限度地增進群眾信任感、幸福感。最後要圍繞黨委中心工作，妥善解決群眾實際問題。針對當前新農村建設工作，通過普法依法治理和法律服務，幫助群眾提高法律素質，增強群眾用法律武器保護自己合法利益的能力。結合平安建設工作，利用司法行政資源優勢幫助群眾抓好平安鄉村、平安社區等基層創建活動，從大處著眼，小處著手，多為群眾辦實事、辦好事。三是拓寬渠道，貼近群眾，使群眾更多地了解和更廣泛地參與司法行政工作 ,讓群眾感受到更多實惠。首先是要進一步深化政務公開，讓群眾更多地了解司法行政工作職責。通過設置政務公開欄、網站、宣傳櫥窗等方式深化政務公開，讓群眾更多的了解司法行政職責，增強參與、支持、配合司法行政機關工作的自覺性。其次是要通過召開座談會、發放徵求意見表、與群眾談心等方式自覺接受社會各界的監督。採取「請進來，走出去」的方式，深入鄉鎮村組，主動貼近群眾，廣泛徵求意見，並對征詢的意見和建議，認真分類整理，針對工作的薄弱環節及時完善制度，擴大工作成果。再次是要依託服務等「窗口」部門的工作，樹立良好機關形象，讓更多的群眾了解、支持和參與司法行政工作。從小處著手，貼近群眾，方便群眾來訪咨詢。如在辦公樓大廳設置科室公告牌，辦事流程圖等方便群眾來訪、預約等，避免群眾重復來訪，節約辦事成本。最後在咨詢解答中，盡可能地告知群眾權利義務，保障群眾合法權益。可以利用告知書、明白卡、宣傳冊等，明確告知當事人享有的權利以及救濟途徑。在工作中堅持以人為本，一視同仁，實現讓人民群眾滿意的目標。
四、全面加強社會管理創新，更多地滿足廣大群眾的渴求。一是強化監管和幫教，扎實做好社區矯正和刑釋解教工作。刑釋解教人員是一個特殊、敏感群體，這個群體的問題解決不好，將直接影響社會穩定和經濟發展；這是一項系統工程，必須動員全社會力量，實施整體聯動；要有新舉措，創造新載體，要根據當前釋解人員的特點，在不斷拓寬就業途徑，教育其適應形勢，轉變就業觀念，努力提高就業安置水平的基礎上，盡可能根據釋解人員的就業技能和水平進行安置。加強教育培訓，加強對釋解人員的就業觀念教育和就業技能培訓，引導他們摒棄好逸惡勞思想，從自身的實際情況出發，努力學得一技之長，靠誠實勞動解決自己的生計問題。以人為本，積極為釋解人員辦實事。能夠實現再就業的幫助安置就業，符合低保條件的解決低保問題，不符合低保的，予以臨時救濟。二是全面加強普法方式方法創新，切實增強宣傳效果。加快從傳統普法向現代普法的轉變，積極開展靶式普法、訂單式普法、聯合普法、文化普法、樓宇電視和政務微博等新媒體普法，加大法治縣鄉創建力度，管在關鍵點、避免形式化，切實有效開展。三是加大人民調解法貫徹執行力度，強化網路建設，全面提升調解員隊伍化解矛盾糾紛的能力和水平。積極爭取政府解決調解員補貼，爭取設立專職調解員，大力加強矛盾糾紛預防和排查化解，確保把矛盾糾紛化解在基層。四是積極探索和拓展法律援助措施，積極推進「點援制」，深入總結人民滿意法律援助新模式。加強法律援助義務值班解答法律咨詢正常化管理，積極將疑難糾紛調解和刑事和解納入法律援助試點，總結經驗推廣實施，真正實現應援盡援。五是全面堅強律師、公證員、法律服務工作者的管理，加強職業道德教育和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教育引導他們統籌兼顧社會效益和經濟效益，切實履行應盡義務和職責，真正維護好實現好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和公平正義。六是全面加強協調溝通力度，爭取人財物支持，大力加強基層基礎設施建設，切實樹立司法行政新形象。積極爭取人員編制和車輛編制，解決好司法所人員和交通工具問題。積極爭取相關政策支持，努力解決好乾部隊伍待遇問題，切實提高幹部工作積極性。全力打造辦事大廳，努力為群眾辦事提供良好的環境，最大限度地讓群眾滿意。
五、全面加強幹部隊伍能力建設，為大幅提升群眾滿意度提供堅強保證。一是要全面提升做好群眾工作的能力。教育引導幹部要時時處處用人民群眾滿意不滿意這面鏡子對照自己，始終堅持親民、愛民、為民。經常地自覺從幹部隊伍自身找原因，群眾觀念是否淡漠了，是否缺乏做群眾工作的方法、經驗，是否是喪失了與群眾打成一片的優良作風，化解矛盾、處理問題是否堅持法律效果與社會效果相統一，幹部是否是浮在上面、沉不到一線，與群眾打交道少了、心理距離遠了，是否做到感情上與群眾「心連心」，工作中與群眾「面對面」，為群眾辦事「實打實」，向群眾宣傳「情牽情」，真正把群眾工作做實、做好，實現人民群眾滿意。三是要扎扎實實辦好事、辦實事。首先要教育幹部要經常捫心自問，將心比心，多做換位思考，把群眾當成自己的親人來對待，把群眾的事情作為自己的事情來辦理。自己在這個崗位上為群眾到底做了什麼，還有什麼沒有做到，可不可以做得更好。其次要深入群眾、貼近群眾、服務群眾，當好群眾的貼心人。每個幹部職工必須在實踐中鍛煉和提升做好群眾工作的能力，善於接近群眾，會講群眾語言，會用群眾的方法思考問題，會把法律法規、黨的方針政策與群眾的需求、與當地實際相結合，更好、更有效地為群眾服務。再次是要認認真真為群眾更多地解決具體問題、更多地辦實事，把群眾工作落到實處。群眾利益無小事，不但要做好維護穩定和促進發展經濟這件大事，也要把群眾要求解決的瑣事、雜事和群眾關注的「小事」辦好辦實。最後是要善用群眾語言和群眾樂於接受的形式與之進行溝通，注重面對面的溝通、心與心的交流。無論是宣講黨的路線、方針、政策，還是宣講法律法規，幫助群眾學法、懂法、守法，引導群眾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表達利益訴求，學會用法律手段維護自身權益，都要把解決群眾思想困惑和現實問題結合起來，把話說到點子上，努力解開思想疙瘩，在宣傳中建立感情，在宣傳中形成互信，在宣傳中贏得民心。三是要全面提升維護公平正義的能力。首先要強化幹部職工核心價值觀和社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把維護社會公平正義作為首要價值追求；其次加強法律法規以及各項方針政策的學習培訓，熟練掌握程序性、實體性和時效性規定，自覺從實體、程序和時效上維護公平正義，讓人民群眾感到公平正義就在身邊；再次是加大對不維護公平正義的人和事的處理力度，全面促進公平正義得到最廣泛的維護。四是全面提升幹部職工在新媒體時代引導能力。要最廣泛地宣傳黨的路線方針政策、法律法規、司法行政重大決策部署、司法行政在維護穩定、社會管理、服務群眾等方面作出的重大貢獻以及司法行政戰線英雄模範人物的感人事跡，最大限度地增加輿論的「正能量」。堅決杜絕「大丑惡」事件發生。五是全面提升幹部隊伍科技信息化應用能力。落實「誰擁有先進科技手段，占據信息優勢，誰就掌握主動，贏得未來」的理念，牢固樹立向科技要效率、人力和向信息化要戰鬥力的理念，大力推進司法行政工作信息化建設，加強幹部隊伍科技信息化能力的培訓提高。六是全面提升幹部隊伍拒腐防變能力。要深刻認識拒腐防變的重要性、緊迫性，毫不動搖地堅持從嚴治警的方針，嚴格落實黨風廉政建設責任制，抓好班子、帶好隊伍，努力促進幹警清正、隊伍清廉、司法清明。抓住用制度管人管事這個根本，圍繞容易滋生腐敗問題的重點領域、關鍵環節、重點崗位，健全制度規定，強化廉政風險防控，從源頭上預防腐敗問題的發生。學會在法治軌道上用權，保持清廉本色，堅守精神高地。（轉）

㈥ 刑事訴訟法將在哪些方面做重點修改

1.修改刑事訴訟法的制定宗旨。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一條對刑事訴訟法制定宗旨的規定是:「為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保護人民，保障國家安全和社會公共安全，維護社會主義社會秩序，根據憲法，制定本法」。考慮到「人民」在我國是一個政治范疇，在外延上不包括嚴重的刑事犯罪分子，而刑事訴訟法要保護的是包括涉嫌嚴重犯罪的嫌疑人、被告人等一切人的基本權利。同時考慮到司法公正和訴訟效率是刑事訴訟的基本價值目標，《建議稿》將刑事訴訟法的制定宗旨修改為「為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懲罰犯罪，保障人權，實現司法公正，提高訴訟效率，根據憲法，制定本法」。

2.進一步完善程序法定原則。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三條第二款關於程序法定原則的表述是:「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嚴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關規定。」根據法治國家的授權原則，並特別考慮到對違反法定程序的行為進行程序性制裁是程序法定原則的重要內容，《建議稿》將程序法定原則獨立作為一條，並分兩款作如下表述:「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進行刑事訴訟，必須嚴格遵守本法和其他法律的有關規定，不得超越本法和其他法律所規定的許可權。」「對違反法定程序的訴訟行為，人民法院或人民檢察院應當根據違法的輕重程度及結果情況，決定違法行為是否有效。」

3.將人民法院統一定罪原則改造為無罪推定原則。現行刑事訴訟法第十二條規定:「未經人民法院依法判決，對任何人都不得確定有罪。」這並非嚴格意義上的無罪推定原則。基於無罪推定原則是現代刑事訴訟之基石，《建議稿》第十條第一款根據國際社會的通行表述，將無罪推定原則表述為:「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生效裁判確定有罪之前，任何人應當被推定為無罪。」此外，為了保證無罪推定原則所派生的罪疑作有利於被追訴人處理的精神在實踐中能得到真正的貫徹和落實，該條第二款還規定:「不能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罪或無罪的，按無罪處理;不能認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罪重或罪輕的，按罪輕處理。」

4.增加規定比例原則。比例原則是現代公法一項非常重要的原則，被譽為公法的「帝王條款」。在刑事訴訟中，比例原則的確立對於合理劃分國家權力與公民個人權利的界限，防範國家權力濫用，保護公民個人權利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為此，《建議稿》增加規定了此原則，並將其表述為:「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實施強制性訴訟行為，應當嚴格限制在必要的范圍內，並與所追究罪行的嚴重性、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社會危險性相適應。」

5.增加規定不得被迫自證其罪原則。基於不得被迫自證其罪原則對於防止刑訊逼供、保護被追訴人合法權利的重要意義，並考慮到《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關於這一原則的規定，《建議稿》第十二條確立了不得被迫自證其罪原則:「不得強迫任何人證明自己有罪或作其他不利於自己的陳述。」至於此原則是否包含沉默權，可結合中國實際加以解讀。

6.增加規定刑事和解原則。考慮到刑事和解制度既體現了中國「和為貴」的傳統和諧文化，又有利於提高訴訟效率和有效地解決刑事犯罪所帶來的各種糾紛和矛盾;以及刑事和解制度、恢復性司法在國際社會的蓬勃發展趨勢，《建議稿》在第二十條將刑事和解作為中國刑事訴訟法的一項原則予以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被害人及其近親屬達成和解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可以考慮當事人的和解意願，並根據案件情況依法不追究犯罪嫌疑人刑事責任，對被告人從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

7.增加規定一事不再理原則。鑒於一事不再理原則(禁止雙重危險規則)在保障人權、維護司法權威和裁判穩定性方面的重要意義，考慮到我國刑事司法實踐中存在的重復追訴之現實，結合國際社會一事不再理原則相對化的發展趨勢，《建議稿》第二十一條確立了相對的一事不再理原則，即:「在人民法院作出生效裁判之後，任何人不得因同一行為再次受到起訴和審判，但是法律另有規定的除外。」

8.增加規定國際法優先原則。鑒於我國已經簽署和批準的國際公約都規定了不少與刑事訴訟有關的內容;而我國刑事訴訟制度與這些國際公約的規定在某些方面存在一些差異。為此，《建議稿》參照國際社會的通行做法，在第二十二條增加規定了國際法優先原則，即:「中華人民共和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與本法及相關法律的規定不同的，適用國際條約的規定，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聲明保留的條款除外。」

9.增加規定未成年人特別保護原則。考慮到未成年人犯罪迅速發展的狀況，以及對未成年人犯罪被追訴人的特別保護對於保障人權以及社會長治久安的重要意義，《建議稿》第二十三條將未成年人特別保護作為一項基本原則予以規定，即:「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時，應當考慮未成年人的身心特點，遵循教育、感化和挽救的方針，堅持教育為主、懲罰為輔，充分保護未成年人的權益。」

10.完善辮護人的職責。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三十五條關於辯護人職責的規定存在兩個突出問題:一是在辯護的內涵上對程序性辯護體現不夠;二是過分強調了辯護人有證明被告人無罪的舉證責任。針對這兩個問題，《建議稿》第五十四條將辯護人的職責修改為:「辯護人應當根據事實和法律，收集、提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無罪、罪輕或者減輕、免除其刑事責任以及維護其訴訟權利的材料和意見，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

11.明確偵查階段律師的辯護人地位。根據現行刑事訴訟法第九十六條的規定，犯罪嫌疑人盡管在偵查階段可以獲得律師的幫助，但是沒有明確賦予律師的辯護人地位，從而使得律師在偵查階段的介人名不正、言不順。為此，《建議稿》明確規定偵查階段犯罪嫌疑人聘請的律師的辯護人地位。

12.通過加強保障辯護人閱卷權的方式解決辯護方的知情權。針對現行刑事訴訟法造成的司法實踐中律師閱卷難的突出問題，《建議稿》結合實際，不明確規定證據展示制度，而是一方面提前了辯護人了解案件材料的時間，另一方面擴大了辯護人閱卷的范圍。《建議稿》第五十五條規定:「偵查期間，辯護律師有權向偵查機關了解犯罪嫌疑人涉嫌的罪名，除涉及國家秘密外，可以查閱、摘抄、復制犯罪嫌疑人的陳述筆錄、技術性鑒定材料以及本案的訴訟文書。」「自審查起訴之日起十日後至一審判決前，辯護律師有權到檢察機關查閱、摘抄、復制本案全部材料。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檢察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在第二審程序、死刑復核程序、再審程序中，辯護律師有權到人民法院查閱、摘抄、復制本案全部材料。其他辯護人經人民法院許可，也可以查閱、摘抄、復制上述材料。」「偵查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應當為辯護人依法查閱、摘抄、復制案件材料提供條件和便利。」

㈦ 北京刑事辯護好的律師

北京專業刑事辯護律師事務所|無罪辯護|經驗豐富|在線咨詢
刑事辯護業務是北京宸軒律師事務所的傳統優勢業務領域之一，刑事服務團隊的承辦刑事業務的專業化、標准化是我們的核心競爭力。
北京宸軒律師事務所，經司法局批准設立，是一家傳統與新型管理模式相結合的合夥制律師事務所。擁有一批實戰經驗豐富的精英律師，業務范圍包括婚姻糾紛、征地拆遷、刑事辯護、交通事故、合同糾紛、房產糾紛、法律顧問、勞動糾紛、債務債權、遺囑糾紛、融資並購、知識產權等等。用心服務，為客戶排憂解難，給當事人更大限度的法律支持，全力維護當事人的權益是我們的動力和目標。
刑事律師專業團隊大多由執業多年的專業律師組成，堅持團隊化辦案工作流程，從咨詢到結案，每一個案件都經過標准化流程處理。開庭前一周，辦案律師會為當事人進行「1對1」的模擬法庭庭前輔導，讓當事人及時了解案件，幫助當事人從容應對庭審。團隊的專業能力與服務態度受到當事人一致好評與認可。
宸軒律師事務所刑事訴訟部門，提倡並踐行團隊精神，整合集體智慧和資源，保證刑事訴訟部的案件質量，為生命辯護、為自由辯護。刑事團隊律師都是精通我國刑法和刑事訴訟法的資深律師，專業基礎知識扎實，學術理論功底深厚，還有一批成員具有公、檢、法等國家機關刑事司法工作經驗。以精湛的業務、高度負責的敬業精神、良好的辯護效果，深得當事人和社會各界的好評。擅長處理各類重大、疑難、復雜的刑事案件，並在刑事合規及刑事風險控制業務方面頗有心得。
宸軒刑事辯護業務領域
我們提供的專業服務主要包括：
· 協助當事人向有權機關提起刑事舉報、控告
· 為刑事訴訟中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和死刑復核等階段擔任辯護人
· 代理被害人參加刑事訴訟或刑事附帶民事訴訟活動，並通過談判、刑事和解、刑事執行等方式進行刑事索賠，最大限度挽回客戶損失
· 代理當事人進行刑事申訴
· 協助公司客戶開展企業內部舞弊風險防範
· 協助公司客戶開展刑事合規審查
· 協助公司客戶處理刑事被調查危機事項

㈧ 北京刑事辯護好的律師

陳曉偉，北京著名刑事辯護律師。畢業於中國政法大學。現任職於北京盈科律師事務所刑事法律事務部執行主任、刑民交叉法律事務部北京分中心主任。2016年到2019年，連續四年獲得盈科律師事務所年度優秀律師，年創收均在千萬元以上。陳曉偉律師擅長處理重大，疑難刑事案件，處理結果深受當事人的好評和信任。
陳曉偉律師自2004年開始執業，辦理的刑事案件不勝枚舉，處理過的重大、疑難復雜的刑事案件成百上千。多年的執業經歷，積累了豐富的訴訟經驗和精湛的辯護技巧，對刑事辯護有自己獨特的理解和方法，對公安、檢察院、法院的辦案流程極為熟悉。陳曉偉律師辦理的刑事案件，公安機關撤案，檢察院未批准逮捕、不起訴，法院作無罪判決的辯護率極高。
陳曉偉律師尤其擅長經濟犯罪、金融類犯罪、職務犯罪、涉黑犯罪辯護與公司高管人員刑事法律風險防範與解決。
陳曉偉律師執業多年來一直將「胸懷感激，心存敬畏，竭誠服務，伸張正義」作為執業信條。在法律允許的范圍內，傾盡所有的幫助當事人維護合法權益並充分尊重公檢法機關的辦案規定。在獲得當事人的高度評價和信任時，也充分獲得了公檢法機關承辦人員的贊賞。
陳曉偉律師辯護成功案例：
（一）、經濟犯罪案例
1、遼寧杜某虛開增值稅發票案 （遼寧省建國以來最大一起虛開增值稅發
票案）；
2、北京逯某涉嫌詐騙案， （無罪辯護，庭審之後檢察機關以證據不足為
由撤回起訴）
3、北京某教育培訓機構負責人李某涉嫌詐騙案； （檢察院未批准逮捕）
4、北京劉某涉嫌詐騙案，涉案金額 5600 余萬；
5、北京梅某銷售假冒注冊商標的商品罪一案，涉嫌金額 437 萬元（法
定刑以下量刑）；
（二）、職務犯罪案例
1、北京某村主任魯某涉嫌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職務侵佔案；
2、首汽集團某分公司經理楊某涉嫌貪污案；（判處緩刑）
3、黑龍江農墾商貿集團原經理劉某涉嫌貪污案二審， （一審判處有期徒
刑十年，二審撤銷原判發回重審）
4、山東省安丘市某國企總經理劉某受賄，挪用公款案；
5、北京金隅集團耿某涉嫌職務侵佔案，涉案金額 1020 萬， （變更起訴
罪名為挪用資金）；
6、中國民用航空器有限公司石某涉嫌挪用公款案，涉案金額 300 余萬
（判處緩刑）；
（三）、涉黑案例
1、內蒙古赤峰市周某涉嫌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案；
2、河北省承德市段某涉嫌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案；
3、青海省門源縣謝某涉嫌組織、領導黑社會性質組織、尋釁滋事、敲詐
勒索、非法采礦案（青海省全國掃黑除惡專項行動第一案）；
4、山東省曹縣馬某涉嫌綁架、非法拘禁、敲詐勒索等惡勢力犯罪案；
5、河南省羅山縣某人大代表涉嫌非法采礦、強迫交易、 尋釁滋事等惡勢
力犯罪案件；
6、黑龍江省寧安縣董某涉嫌尋釁滋事等惡勢力犯罪案件；
（四）、刑事法律風險防範與解決
1、北京雍和金融信息服務有限公司（P2P 平台雍和金融）總經理非法吸
收公眾存款案；（檢察院未批捕）
3、香港某外匯交易平台股東個人刑事法律風險防控專項；
4、黑龍江中現信息有限公司某業務經理李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檢
察院未批捕）
5、北京中投匯富基金管理有限公司馬某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涉
案金額 1 億
5、廊坊市黃金佳集團趙某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涉案金額 5.6 億；
6、內蒙古赤峰市五甲萬京集團孫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 涉案金額 3.8
億；
7、北京成吉大易楊某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涉案金額 69 億；
8、內蒙古鄂爾多斯孟某涉嫌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涉案金額 7.2 億；
9、內蒙古鄂爾多斯塔某非法吸收公眾存款案（檢察院不起訴）；
10江蘇宿遷石某涉嫌集資詐騙案，涉案金額 7.8 億；

㈨ 陳光中的學術思想和理論

陳光中治學嚴謹，崇尚科學，倡導創新，注重務實。既立足於中國國情，又密切注視國際研究動向和趨勢，幾十年來孜孜以求、筆耕不輟，著述等身（出版著作35部、教材19本、論文220多篇），形成了自己系統的學術思想。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關於訴訟價值觀
陳光中認為訴訟法的價值可分為工具價值和獨立價值；在現代法治國家，實體法和程序法相輔相成，不能有主次之分；應當承認，訴訟法的第一價值是保證實體法的正確實施，同時也不能忽視其自身重要的獨立價值。實體法和程序法不是機械的並重而是動態的並重。
（2）刑事訴訟目的觀
陳光中主張法的權利本位觀，刑事訴訟在總體上也應當以權利為本位，打擊犯罪歸根到底是為了維護人權。但刑事訴訟直接的目的應當是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相結合。刑事訴訟中的人權保障的內涵，狹義上應指訴訟參與人，特別是當事人的訴訟權利的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在刑事訴訟中處於弱勢地位，其權利應當是保障的重點。我國傳統上重打擊輕保障，因此既要講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相結合，又要重點突出保障人權。應當將「保障人權」載入刑訴法條文。同時，他認為強調人權保障並不意味著放棄懲罰犯罪的價值追求，而是主張在加強人權保障的同時防止削弱打擊犯罪，在強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保障的同時強化被害人等其他訴訟參與人的權利保障。
（3）刑事訴訟結構觀
陳光中認為，科學而合理的刑事訴訟結構才能保證實現司法公正，現代法治的刑事訴訟結構應貫徹控審分離、控辯平等對抗、審判方居中裁判的原則。他主張，中國刑事訴訟中應當包括兩個三角結構：一個是在審判階段中，控辯平等對抗，法官居中裁判的大三角結構。另一個是審前階段由偵查機關、犯罪嫌疑人以及審批逮捕、審查起訴的中立裁決者組成的三方結構。
此外，他還認為職權主義和當事人主義這兩種訴訟結構各有長短，兩者適當結合最有利於實現我國刑事訴訟的目的，應吸收西方兩大訴訟結構的長處來改革我國刑事訴訟結構。我國刑事訴訟結構近似大陸法系的職權主義，應適當吸收當事人主義的一些做法，同時又不能完全照搬，應保持法官在庭審中有限的主動性。
（4）刑事訴訟效率觀
在司法公正與訴訟效率的關繫上，陳光中主張「公正第一，兼顧效率」。他認為，在刑事訴訟價值中，公正處於核心地位，因為刑事訴訟的根本目的是保證實現社會公平和正義，具體而言就是通過正當程序查清案情，懲罰犯罪、保障人權，以一種和平和非自助的方式解決國家與被告人、被害人與被告人之間的矛盾，從而恢復被犯罪行為破壞的社會秩序。當然，公正的優先地位不是絕對的，在一定情況下，為了效率，不得不對公正的價值作出適當的犧牲，但是這種犧牲不能過分，否則就會違反司法的基本要求。 （1）客觀真實與法律真實相結合的訴訟真實觀
陳光中認為，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和價值論是我國刑事證據制度的理論基礎。他不同意否定認識論對證據制度起指導作用的觀點。他認為刑事訴訟證明的目的是要努力查明案件事實真相、達到訴訟客觀真實，即司法人員的主觀認識力求符合案件客觀事實。他主張客觀真實與法律真實相結合。由於訴訟證明的復雜性，訴訟價值追求的多元性，刑事證明不能只適用一個統一的證明標准，而是要有層次性，如適用推定等，這樣就必須適用法律真實原理。但是如果法律真實不與客觀真實相結合，必然不同程度地走向主觀主義。
（2）證據裁判原則
證據裁判原則是現代法治國家刑事訴訟中認定犯罪事實時必須遵循的原則。訴訟證明方式的演進歷史，不應以歐洲大陸為中心，而應擴展至世界范圍,將其分為神明裁判、口供裁判和證據裁判三個階段。證據裁判原則要求以口供以外的證據作為認定案件事實的主要根據。證據必須具有客觀性、關聯性、可采性。定罪證明標準是 「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這是主客觀相結合的標准，其中「事實清楚」是主觀標准，「證據確實充分」是客觀標准。刑事訴訟法新增加的「排除合理懷疑」標准，將其作為證據確實充分的關鍵條件。但不能照搬西方對排除合理懷疑關於「接近確定性」或「95%」的解釋。對案件的主要事實應達到結論唯一性，以嚴防冤案的發生。
（3）刑事證明理論
陳光中主張，我國刑事訴訟中的證明，在廣義上，應當指公安司法機關和當事人以及他們所委託的辯護人、代理人收集、運用證據認定刑事案件事實的活動。對於證明責任問題，他主張對舉證責任和職務證明責任進行區分，舉證責任是指在法庭審理階段，控辯雙方對法庭承擔提出證據證明自己的主張的責任。而職務證明責任是指公安司法機關基於職責，在訴訟證明中所應達到的要求，即在對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作出有罪的處理性決定時必須具有證據證明犯罪事實的責任，它要解決的是國家專門機關在追究犯罪時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關系問題。
（4）刑事證據原則和規則的完善
陳光中主張為了實現證據制度上科學化、法治化和人性化，根據國際人權的有關規定並參考外國的證據法，應當確立以下原則、規則：無罪推定，不得強迫自證其罪，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證人拒絕作證特權，傳聞證據規則等等。他力主疑罪從無，認為疑罪從輕實質上是有罪推定並且是產生冤假錯案的重要成因。1996年刑訴法修改，增加證據不足作無罪處理的重要規定，這與陳光中的努力有關。對於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陳光中主張建立相對排除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即刑訊獲取的口供一律排除，不具有證據效力；實物證據則由於其具有不可替代性而應採取裁量排除原則，即根據違法程度、案件的性質、公益的保護等因素綜合加以酌量考慮，具有一定的彈性。在非法證據排除的舉證責任和證明標准上，當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辯護人認為指控犯罪的證據為非法取得並提出相關線索時，偵查機關、檢察機關應當提供證據證明其為合法取得，其證明標准為確實充分，至少要達到證據明顯優勢。 （1）加強被告人權利保障
陳光中認為，在當前，刑訊逼供是最大的程序不公，冤枉無辜是最大的實體不公。為了遏制刑訊逼供，陳光中主張，擴大刑訊手段的解釋范圍，即刑訊不僅指對肉體上的施加暴力，而且包括精神上的折磨；實現看守所中立，並由其進行全程錄像或者錄音；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相對的沉默權。
（2）完善辯護制度
陳光中始終認為，辯護制度是一個國家司法制度是否民主、法治、文明的重要標志。1955年他在《政法研究》上發表的處女作論文中就通過介紹蘇聯辯護制度主張在新中國建立辯護制度。後又在兩次主編的刑事訴訟法修改建議稿以及發表的文章中，力主不斷完善辯護制度。如主張律師在偵查階段應當以辯護人的身份參加，會見犯罪嫌疑人不被監聽，有權收集證據等。他是最早主張在我國建立法律援助制度的學者之一。他認為對於可能判處無期徒刑、死刑的案件，應當全程實行法律援助制度。
（3）強化被害人的權利保障
陳光中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就已經提出應加強被害人人權保障。在上次修改刑事訴訟法時，他主張在加強被告人權利的同時擴大被害人的權利。經立法部門和學者的共同努力，1996年修改的刑事訴訟法把被害人列為當事人之一，賦予了他申請迴避權和要求人民檢察院抗訴的權利，從而加強了對被害人權利的保障。當前他又主張制定新法，創建被害人救助制度。
（4）腐敗犯罪案件偵查手段的完善
陳光中認為，在我國的腐敗犯罪案件偵查中，檢察機關取證能力較為有限，難以有效地打擊腐敗犯罪。《聯合國反腐敗公約》第50條第1款明確規定了在腐敗犯罪案件偵查中可以使用控制下交付、特工行動和電子或者其他監聽形式等特殊偵查手段。但我國1996年刑訴法對這些手段均沒有作任何規定。因此他建議，修改刑訴法應當賦予檢察機關反腐敗偵查部門有使用特殊偵查手段的權力，2012年刑訴法再次修改時吸收了此建議，將特殊偵查手段納入刑事訴訟法規制范圍之內。同時，他特別強調，在強化犯罪偵查能力的同時，加強對檢察機關權力的制約也非常必要。
（5）二審程序的進一步完善
陳光中認為，我國刑事二審程序在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但在權利救濟和保障公正方面的功能尚未完全發揮出來。1996年刑訴法修改對二審審判改革力度明顯不夠。為充分發揮二審程序的功能，刑訴法再修改應當堅持全面審查原則、擴大開庭審理的范圍、完善上訴不加刑原則、改革發回重審制度、創建當事人和解制度。惟有如此,刑事二審程序才能更加民主化、法治化、科學化。
（6）死刑復核程序的完善
陳光中認為死刑案件人命關天，死刑復核程序是最後一道把關的程序，應當向訴訟化方向進一步完善：第一，法官應當訊問被告人；第二，必須有辯護人參與，被告人及其近親屬沒有聘請辯護律師的，應當指派法律援助機構的律師參加。第三，對控辯雙方有爭議的重要證據要認真細致地核實，必要時可以到當地召開不公開的聽審會，通知辯護律師和公訴人到場，對證人、鑒定人等言詞證據來源加以質證，以便更有效地判明這些證據的真實性。以上部分主張被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所採納。
（7）再審程序的改造
陳光中認為，我國傳統觀念上強調「實事求是，有錯必糾」，單純追求實體公正，具有片面性。現代化的再審程序必須把既判力理念、禁止雙重危險（一事不再理）規則、程序安定性與糾正錯判結合起來，區別有利於被判決人和不利於被判決人兩種情況做不同處理。他認為在再審理念上不能只強調程序終局性而不注意糾正生效裁判實體錯誤，特別是對無罪錯判有罪的已生效裁判任何時候都應當允許申訴，在查清案件事實真相後，必須加以改判平反，還無辜者以清白。
（8）完善未成年人刑事程序
陳光中認為原刑訴法對未成年人被追訴人的特點關注和權利保障很不夠，主張再修改時應專章設立未成年人訴訟程序，規定「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針和「教育為主、懲罰為輔」的原則，確立全面調查、分案處理和辦案人員專業化的制度；實行指定辯護制度，提高逮捕標准，建立未成年人刑事污點消除制度，並率先提出增設附條件不起訴程序。以上主張大多被2012年刑事訴訟法所吸收。
（9）刑事和解制度的構建
陳光中認為，近些年來，在建構社會主義和諧社會的大背景下，刑事和解理念已成為理論界和實務界的共識。實務部門通過開展試點，積累了許多寶貴的經驗。刑事和解制度體現了中國「和為貴」的傳統和諧文化，能有效地解決刑事犯罪所帶來的各種糾紛和矛盾、有利於提升被害人的程序性主體地位並提高訴訟效率。刑事和解應當貫穿於偵查、起訴、審判和執行的刑事訴訟全過程。同時還應加以規范，使其發揮最大功能，將弊端減少到最低限度。如防止被害人漫天要價以及放縱犯罪或者處罰過輕現象。
（10）刑事賠償制度的建立
早在20世紀80年代中期，陳光中教授就率先關注和倡導建立中國的刑事賠償制度。他指出，為了進一步發展社會主義民主，健全社會主義法制，應當盡快建立刑事賠償制度，以使憲法和民法通則的有關規定具體化，保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他建議，享有刑事賠償請求權的條件，應當包括錯誤羈押和錯判，錯判以無罪枉判為限。關於賠償的范圍和標准，他認為，我國確立刑事賠償制度時應當以賠償經濟損失為主，賠償金應當由國庫支付。他還建議，司法人員在執法過程中，如果挾嫌報復、玩忽職守，造成錯誤羈押，侵犯公民的合法權益，除了應依法追究其行政責任外，還應當承擔民事責任。這些建議，後來大多被1994年通過的國家賠償法所吸收。十多年後，根據法治建設發展，立法機關啟動國家賠償法的修改。陳光中積極參加修改座談會，還在權威刊物發表論文，對如何改革刑事賠償制度提出系統建議，其中不少主張為2010年通過的國家賠償法修正案所吸收。 （1）與聯合國刑事司法准則的銜接
在聯合國司法准則問題的研究上，陳光中率先敏銳地認識到了該問題的重要性，其研究在國內居於領先地位。1998年，陳光中與加拿大刑法改革和刑事政策國際中心合作推出的《聯合國刑事司法准則與中國刑事法制》一書，是國內最早專門探討聯合國刑事司法准則在中國的實施問題的專著。他認為，聯合國人權准則是從人類社會共同的要求中概括出來的准則，我們應當予以尊重。對於我國已經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則應當認真、嚴格地予以遵守，不宜與之發生明顯的不協調的現象。他認為目前我國的刑事法律在保護人權方面已經有了較大的進步，應當在此基礎上進一步創造條件，努力使我國締結或者參加的國際條約的內容在我國能真正得以實現，必要時還要對現行法律進行修改，與國際條約相接軌。
2002年，陳光中主持起草了《關於我國加入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的建議書》，並公開發表在《政法論壇》雜志上，他希望通過該建議書促進我國早日批准和實施《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促使我國人權狀況進一步改善，促進我國的刑事司法文明程度的進一步提高。對於我國批准和實施該公約的條件問題，他認為，隨著我國法制建設的發展，我國基本具備批准和實施公約的條件。對於公約與我國國內法的協調問題，他認為，我國憲法沒有對國際法和國內法的關系問題作出原則性規定，將來應當對該問題在法律上加以明確，確立優先適用國際法的原則。對於該公約條款的保留問題，陳光中建議，在批准公約時盡量不保留，把保留和聲明的條款減少到最低限度。關於該公約的批准時間問題，他建議，我們應當積極創制條件，認真做好各種准備工作，以爭取盡快批准公約。
（2）對外國法制經驗的借鑒
早在1988年，陳光中主編了《外國刑事訴訟程序比較研究》一書，這是建國以來我國法學界第一部系統研究外國刑事訴訟程序的專著。在對待外國法治的態度上，陳光中教授認為，西方國家法治的一些內容，反映了人類社會文明發展的成果，反映了立法、司法活動的共同規律，不能簡單地用階級性予以否定，應當在立足我國國情的基礎上，認真加以借鑒和吸收。特別是從「二戰」結束至今的近半個世紀中，世界各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在刑事訴訟制度方面有不少變革和發展，其中有些方面反映了刑事訴訟活動的一般規律和發展趨向。這些規律和趨向值得我們重視和研究。2004年，陳光中教授又主編出版了《21世紀域外刑事訴訟立法最新發展》一書，比較全面地介紹了世界各主要國家和地區刑事訴訟立法的最新變革動向以及聯合國有關刑事訴訟的條約，為我國刑事訴訟法再修改及探討刑事司法發展規律提供重要資訊。但是，陳光中教授從來不盲目相信西方的制度，認為，對外國法的移植和吸收，必須同本國國情相結合。 1. 《刑事證據制度理論》（合著），群眾出版社1982年版。
2. 《中國古代司法制度》（第一作者），群眾出版社1984年版。
3. 《外國刑事訴訟程序比較研究》（主編），法律出版社1988年版。
4. 《律師學教程》（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8年版。
5. 《中國法律教程》（主編），法律出版社1991年版。
6. 《中國刑事訴訟程序研究》（主編），法律出版社1993年版。
7. 《中華法學大辭典·訴訟法學卷》（主編），中國檢察出版社1995年版。
8.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建議稿與論證》（第一主編），中國方正出版社1995年初版，1999年再版。
9. 《聯合國司法准則與中國刑事法制》（第一主編），法律出版社1998年版。
10. 《中國刑事訴訟法實施問題研究》（主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版。
11. 《中德不起訴制度比較研究》（主編），中國檢察出版社2002年版。
12. 《中華人民共和國證據法專家擬制稿（條文、釋義與論證）》（主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4年版。
13. 《審判公正問題研究》（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4. 《21世紀域外刑事訴訟立法最新發展》（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15. 《刑事再審程序與人權保障》（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16. 《<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我國刑事訴訟》（主編），商務印書館2005年版。
17.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再修改專家建議稿與論證》（主編），中國法制出版社2006年版。
18. 《中國大網路全書法學卷（修訂版）》（副主編，並任其中的「刑事訴訟法」、「司法組織」學科主編），中國網路全書出版社2006年版。
19. 《比較與借鑒——從各國經驗看中國刑事訴訟法改革路徑》（第一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20. 《聯合國打擊跨國有組織犯罪和反腐敗公約程序問題研究》（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21. 《中國司法制度的基礎理論問題研究》（第一作者），經濟科學出版社2010年版。
22. 《陳光中法學文選外文卷「Chen Guangzhong：Selected Works on Law」》，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23. 《陳光中法學文選》（三卷），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
24. 《中國刑事二審程序改革之研究》（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25.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修改條文釋義與點評》（主編），人民法院出版社2012年版。
26. 《刑事訴訟法》（第五版）（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
27. 《法學概論》（第五版）（主編），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103年版。
28. 《證據法學（修訂版）》（主編），法律出版社2013年版。
29. 《論檢察》（獨著），中國檢察出版社2013年版。
30. 《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實施研究》（主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版。 1. 《蘇聯的辯護制度》，載《政法研究》1955年第2期。
2. 《關於刑事訴訟中的證據分類與間接證據的幾個問題》（合作），載《政法研究》1956年第2期。
3. 《我國古代刑事立法簡述》，載《政法研究》1963年第4期。
4. 《略論封建法制》，載《法學研究》1979年第1期。
5. 《試論我國封建法制的專制主義特徵》（合作），載《社會科學戰線》1980年第1期。
6. 《應當批判地繼承無罪推定原則》，載《法學研究》1980年第4期。
7. 《中國古代的上訴、復審和復核制度》，載《法學評論》1983年第3、4期合刊。
8. 《日本的刑事訴訟法——赴日本考察報告》（合作），載《法學研究》1985年第6期。
9. 《刑事損害賠償制度芻議》（合作），載《中國法學》1987年第1期。
10. 《關於檢察制度改革和刑事訴訟法的幾個問題》，載《浙江法學》1987年第3期。
11. 《外國刑事訴訟法程序的近期發展趨勢》，載《比較法研究》1987年第4期。
12. 《中國刑事訴訟法的形成和特徵》，載《中國刑事法的形成與特色》（第1卷），日本成文堂1989年 版。
13. 《關於中國的判例制度研究》，載《立命館法律評論》（日本）1989年第4期。
14. 《處理兩岸間刑事法律之我見》，載曾憲義等：《大陸法律學者論「海峽兩岸關系暫行條例」》，台灣蔚里 法律出版社1989年版。
15. 《刑事訴訟中證明責任問題新探》（合作），載《法學研究》1991年第2期。
16. 《中國刑事訴訟法中的起訴制度》，載《中國刑事法的形成與特色》（第2卷），日本成文堂1991年 版。
17. 《中國大陸的法學教育》，載《中國法制比較研究論文集》（台北）1992年。
18. 《關於反貪污賄賂立法若干問題的比較研究》（合作），載《立命館法律評論》（日本）1993年第8 期。
19. 《我國刑事訴訟目的與審判結構之探討》，載《政法論壇》1994年第1期。
20. 《世界刑事訴訟法發展趨勢與中國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展望（要點）》，載《93』刑事訴訟法學國際研討會 論文》1994年1月。
21. 《中國刑事訴訟制度改革之展望》（合作），載《刑事法律與犯罪比較研究》（法國·法文）1995年。
22. 《孫中山先生之民權主義法制思想》，載《政法論壇》1995年第2期。
23. 《論刑事訴訟法修改的指導思想》，載《法制與社會發展》1995年第4期。
24. 《刑事訴訟法修改芻議》（合作），載《中國法學》1995年第4、5期。
25. 《中國刑事司法制度：現況及發展趨勢》，載《中國法律》（香港）1996年第1期。
26. 《刑事司法人權保障的新篇章》，載《政法論壇》1996年第4期。
27. 《堅持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相結合，立足國情與借鑒外國相結合——參與刑事訴訟法修改的體會》，載 《政法論壇》1996年第6期。
28. 《中國刑事訴訟法之改革》，載《刑事法律與犯罪比較研究》（法國·法文）1998年。
29. 《刑事法制的回顧與展望》，載《中國社會科學》1998年第5期。
30. 《刑事訴訟法學二十年》，載《中國法學》1998年第4期。
31. 《<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與我國刑事訴訟》，載《中國法學》1998年第6期。
32. 《刑事證據制度與認識論——兼並誤區論、法律真實論、相對真實論商榷》（合作），載《中國法學》 2001年第1期。
33. 《論刑事訴訟中的「中立」理念》（合作），載《中國法學》2002年第2期。
34. 《追求刑事訴訟價值的平衡——英俄近年刑事司法改革述評》（合作），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03年 第1期。
35. 《中國刑事強制措施制度的改革與完善》（合作），載《政法論壇》2003年第5期。
36. 《關於鐵路司法體制改革的幾點看法》（合作），載《人民檢察》2003年第12期。
37. 《刑訴法再修改之基本理念——兼及若干基本原理之修改》，載《政法論壇》2004年第3期。
38. 《改革、完善刑事證據法若干問題之思考》，載《證據法論叢》（第8卷），中國檢察出版社2004年 版。
39. 《論非法證據排除規則》，載《澳門檢察》2004年第5期。
40. 《試論我國刑事審判監督程序之改革》（合作），載《中國法學》2005年第1期。
41. 《刑事司法鑒定製度的進一步改革與完善》（合作），載《政法論壇》2006年第1期。
42. 《聯合國反腐敗公約與刑事訴訟法再修改》，載《政法論壇》2006年第1期。
43. 《刑事和解初探》，載《中國法學》2006年第5期。
44. 《附條件不起訴：檢察裁量權的新發展》（合作），載《人民檢察》2006年第7期。
45. 《司法、司法機關的中國式解讀》（合作），載《中國法學》2008年第2期。
46. 《國家刑事賠償制度改革若干問題之探討》（合作），載《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2期。
47. 《刑事訴訟法再修改若干問題之展望》，載《法學》2008年第6期。
48. 《改革開放30年的刑事訴訟法學》（合作），載《現代法學》2009年第1期。
49. 《訴訟真實與證明標准改革》（合作），載《政法論壇》2009年第2期。
50. 《刑事訴訟立法的回顧與展望》，載《法學家》2009年第5期。
51. 《建國初期司法改革運動評說》（合作），載《首屆中國法學名家論壇論文集》2009年4月。
52. 《我國勞動教養制度改革》（合作），載《人民司法》2009年第15期。
53. 《偵查階段律師辯護問題研究》（合作），載《中國法學》2010年第1期。
54. 《再談刑事和解》，載《法學研究》2010年第1期。
55. 《中國語境下的證明責任問題探討》（合作），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10年第2期。
56. 《刑事證據制度改革若干理論與實踐問題之探討——以兩院三部<兩個證據規定>之公布為視角》，載 《中國法學》2010年第6期。
57. 《關於司法權威問題之探討》（合作），載《政法論壇》2011年第1期。
58. 《刑事訴訟法再修改視野下的二審程序改革》（合作），載《中國法學》2011年第3期。
59. 《我國公訴制度改革若干問題之探討》（合作），載《法學研究》2011年第4期。
60. 《論刑事訴訟中的證據裁判原則——兼談<刑事訴訟法>修改中的若干問題》（合作），載《法學》2011 年第9期。
61. 《關於修改後<刑事訴訟法>司法解釋若干問題的思考》（合作），載《法學》2012年第11期。 62. 《比較法視野下的中國特色司法獨立原則》，載《比較法研究》2013年第2期。
63. 《論不得強迫自證其罪原則》，載《澳門研究》2013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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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刑事訴訟法學研究的回顧與展望》（合作），載《訴訟法學研究》（第十八卷）2013年9月。
66. 《論無罪推定原則及其在中國的適用》，載《法學雜志》2013年第10期。
67. 《我國勞動教養制度改革之探討》（合作），載《中國法律》2013年第5期。
68. 《嚴防冤案若干問題思考》（合作），載《法學家》2014年第1期。
69. 《應當如何完善人權刑事司法保障》，載《法制與社會》2014年第1期。
70. 《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的改革》，載《中國司法》2014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