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事法律援助擴大范圍改革試點

㈠ 刑事辯護全覆蓋是什麼意思

全覆蓋的意思是擴大了法律規定的法律援助的范圍。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加強人權司法保障，促進司法公正，充分發揮律師在刑事案件審判中的辯護作用」，顯然，這是本輪司法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最重要的目的是「加強人權保障」，也即加強對被告人權益的保障，從而實現「司法公正」的目標。
如何做到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
一、降低法律援助的門檻。建議刑事訴訟法對第34條進行修改，在審判階段，對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全部納入法律援助的范圍。
二、將值班律師制度寫入刑事訴訟法。值班律師在刑事速裁程序、認罪認罰從寬案件中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提供必要法律咨詢、程序選擇、申請變更強制措施等法律幫助。
三、建立公設辯護人制度。推進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不僅要關注律師辯護覆蓋的「數量」，而且更要確保律師辯護的「質量」。當前，我國刑事訴訟法律援助存在法律援助律師「走過場」的現象，「刑事辯護」淪為「形式辯護」。
四、逐步實現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流程覆蓋。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 第二百三十六條 第二審人民法院對不服第一審判決的上訴、抗訴案件，經過審理後，應當按照下列情形分別處理：
（一）原判決認定事實和適用法律正確、量刑適當的，應當裁定駁回上訴或者抗訴，維持原判；
（二）原判決認定事實沒有錯誤，但適用法律有錯誤，或者量刑不當的，應當改判；
（三）原判決事實不清楚或者證據不足的，可以在查清事實後改判；也可以裁定撤銷原判，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原審人民法院對於依照前款第三項規定發回重新審判的案件作出判決後，被告人提出上訴或者人民檢察院提出抗訴的，第二審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作出判決或者裁定，不得再發回原審人民法院重新審判。

㈡ 最高法、司法部聯合出台辦法開展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試點是真的嗎

近日，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日前聯合出台了《關於開展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試點工作的辦法》（以下簡稱《辦法》）。這是推進司法改革和律師制度改革的重要舉措，也是我國人權司法保障的一大進步，對於充分發揮律師在刑事案件中的辯護職能作用，維護司法公正，彰顯我國社會主義法治文明進步，具有重大意義。

這就將通知辯護范圍擴大到法院階段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所有一審案件、二審案件和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審理的案件；同時，適用簡易程序、速裁程序審理的案件，被告人沒有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派駐的值班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幫助；在法律援助機構指派的律師或者被告人委託的律師為被告人提供辯護前，被告人及其近親屬可以提出法律幫助請求，人民法院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派駐的值班律師為其提供法律幫助。

㈢ 刑事訴訟的辯護制度

刑事辯護是刑事訴訟中的一項重要制度，關於刑事辯護的修改完善與發展一直備受關注。2012年刑訴修正案不僅提前了辯護權的適用時間，擴大了法律援助的救助群體范圍，還對辯護制度中的會見權、閱卷權等權力性內容、告知義務等義務性內容、申訴控告等救濟性內容進行了修改與完善。這不僅是刑事辯護制度的立法進步，亦是刑事司法制度的一大進步，更是保障人權、彰顯正義、發展民主的題中之意。但是，在進步的同時其局限性也很明顯。無論是從制度設計的完善程度還是從實踐的影響來看，這部新刑訴法框架下的辯護制度仍存在著很大的提升空間。

發源於西方國家的刑事辯護制度，現已盛行於世界各國，其孕育和形成意味著一國對刑事司法的精神和意義的思考有了一個新的高度。刑事辯護制度不僅是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需要，而且是司法公正及法律專業化的必然要求，其職能實現的程度在一定意義上彰顯了一國刑事法治的發展水平。伴隨著我國法制的不斷進步，刑事辯護早已成為我國刑事司法中一項重要的法律職能。但由於諸多現實和歷史的原因，我國的刑事辯護制度立法和司法實踐一直存在相當突出的問題。其不完善性，導致了律師在辦理刑事案件的過程中難免不遇到新問題、新困難。不過，我國一直走在不斷完善律師辯護制度的道路上，2012年3月14日全國人大通過新《刑事訴訟法》，並已於 2013年1 月1 日正式實施。此次通過的新《刑事訴訟法》對刑事辯護制度的相關規定與新《律師法》進行有效的對接，基本上解決了法律適用沖突的問題。但是，立法的完善能否從根本上解決司法實踐中的問題，也需要在實務層面進行進一步探析。以下，我們主要從新刑訴修改的關於律師辯護制度的內容來研究討論。

一、新刑訴中對律師辯護制度的改革

（一）辯護律師的介入權時間提前

1996 年《刑事訴訟法》第33條規定「：公訴案件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此條規定將辯護制度排除在偵查程序之外。偵查階段中，犯罪嫌疑人既無沉默權，也無律師幫助，在面對偵查機關不斷訊問的極大壓力以及極有可能出現的刑訊逼供的情況下作出對己不利的有罪供述。在最應賦予犯罪嫌疑人辯護權的階段卻剝奪了這一權利，錯失人權保障的最佳時機。而新刑訴中將此條修改為：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託辯護人。這一修改使得律師在偵查階段以辯護人的身份參與訴訟，能從客觀上對偵查活動形成有效的外部監督和制約，能促使偵查機關全面收集證據，防止主觀片面，同時也能最大限度地減少非法關押、刑訊逼供、指供、誘供等違反法律程序的行為發生，促使案件達到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理想狀態。

（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得到強化

刑訴援助制度是為了保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而設立的，是現代法治國家實現司法公正和保護基本人權不可替代的重要手段。此次刑訴修正案切合這一理念，擴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圍。其一，法律援助的適用階段由審判提前至偵查、起訴階段，這一修改使得辯護制度的時間整體提前；其二，法律援助適用對象得以擴大。修正案第6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以上兩條規定擴充了刑事辯護制度的惠及對象，使得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受到國家的司法資源，充分體現了保障人權的精神內涵，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推動了我國法治文明的進步。

此外，此次刑訴修正案還明確了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一樣，皆有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提供法律援助的義務和責任。這條明確了公安機關的通知義務，為保障更多人的辯護權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

（三）辯護制度的內容得到完善

1、自主會見權

實務辦案中，律師在偵查階段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受到諸多限制，很多地方的偵查機關要求律師會見須預先提出申請，報偵查機關審批，而偵查機關對於會見則會持消極態度，辦案人員在實踐中將「安排」實際上變為「批准」，律師和犯罪嫌疑人也無法正常的交談。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對會見時間和會見方式提供了保障。在時間上，修正案規定了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48小時。在方式上，此次刑訴修正案吸收了律師法中關於律師憑借三證即可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規定以及會見時不被監聽的規定，並且取消了關於「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中律師會見需要批準的規定，而是將「涉及國家秘密案件」明確規定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動案件、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三類，避免了以往由於「涉及國家秘密案件」含義不明而出現的侵犯會見權的情況。

新刑訴中對律師的自主會見權的確定保證了律師以及犯罪嫌疑人雙方會見的及時、暢通，使得犯罪嫌疑人能夠充分、有效地行使辯護權，進而有利於司法公正的實現。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辯護律師的無障礙會見也是刑事辯護國際標準的要求和各國刑事訴訟制度的普遍做法。

2、閱卷權

閱卷權是辯護律師的一項重要權利，只有辯護律師充分的行使閱卷權，才能對案情進行全面了解，並以此為基礎進行辯護。1996年的刑訴法規定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查閱、摘抄、復制的范圍僅限於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這些都是公訴機關提供的，而不是案件最原始的材料，這從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辯護人對案件的全面了解和掌握。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新刑事訴訟法規定辯護律師能夠查閱、摘抄、復制的范圍增大到本案所有的案卷材料。閱卷范圍的擴大能保障辯護律師更詳細的分析、解讀案情，並能夠更好地行使辯護權，有效維護犯罪嫌疑人、辯護人的訴訟權利。

3、調查取證權

雖然新刑訴法對律師的調查取證權沒有明確變化，但是體系地審視新刑訴法，不難推導出律師的調查取證權亦提前到了偵查階段 。根據修改後第33條的規定，在偵查階段，律師不再只是「提供法律幫助的人」，而是「辯護人」，那麼作為辯護人，當然有權享有調查取證權。此外，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第 40 條規定：辯護人收集的有關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現場、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屬於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證據，應當及時告知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這一條進一步說明了辯護人在偵查階段就享有調查取證權。

二、新刑訴中關於辯護制度出現的問題

新刑訴法對辯護制度的有關規定作了重大改革，這些改革對於加強我國刑事訴訟的民主性、科學性，提高辯護質量，切實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無疑將起著積極作用。但是我們也應看到，新刑訴法對辯護權的某些規定還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關於辯護制度的法律用語具體含義不明確

新刑事訴訟法中雖然對某些條款作了修改完善，但是仍然存在含義不明確所導致的實施困難的情況，需要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進一步明確。以下從幾個地方來說明：

第一，閱卷權。新《刑事訴訟法》第38條規定了辯護律師的查閱、摘抄、復制案卷材料的權利，但是沒有細化「案卷材料」的內涵和外延，這里所指的材料是否包括了全部的案卷材料，不僅包括指控犯罪的證據材料，而且包括證明嫌疑人無罪、罪輕的證據材料。在偵查機關偵查措施與手段日益完備的形勢下，幾乎在所有刑事案件中絕大多數證據都被偵查機關搜集並固定起來。即使是那些對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證據也往往被偵查機關搜集和掌握。假如偵查機關將這些能夠證明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不編入證據卷宗之中，又假如檢察機關在移送起訴時將這些證據抽出而不移交至法院，那麼辯護律師就根本無法查閱到這些證據，而這將對辯護律師的有效辯護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明確案卷材料的具體范圍在司法實踐中是很重要的，這極大的關繫到律師辯護權的行使和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訴訟權利的保障。

第二，會見時不被監聽權。為進一步保障辯護律師會見權，新刑訴法第三十七條第四款規定：「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聽。」這一規定也是聯合國刑事司法准則的要求。聯合國《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8條規定：「遭逮捕、拘留或監禁的所有的人應有充分機會、時間和便利條件，毫不遲延地、在不被竊聽、不經檢查和完全保密情況下接受律師來訪和與律師聯系協商。這種協商可在執法人員能看得見但聽不見的范圍內進行。」

但是，對於「不被監聽」的解讀，意見不盡一致。有論者認為「不被監聽」僅指不得利用技術手段對辯護律師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談話進行監聽。而有的學者認為「不被監聽」既包括不得利用技術手段進行監聽，也包括偵查人員不得在場 。首先，新刑訴法刪除了原刑訴法第九十六條 「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和需要可以派員在場」的規定，換言之，取消了偵查機關派員在場的權力。其次，將「不被監聽」僅限於不得通過技術手段監聽談話的解讀不符合這一規定的立法精神。因為規定「不被監聽」是為了保障辯護律師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的單獨性和秘密性，有利於他們建立相互信任的關系，有利於排除外來因素對他們會見的干擾。如果對會見不允許監聽卻可以派員在場，那麼「不被監聽」又有何意義？

為了保證此項規定得到切實執行，相關司法解釋除了要明確「不被監聽」的含義外，還要明確規定違反「不被監聽」規定的消極性後果，即以監聽方式獲得的證據材料應當根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依法予以排除。

（二）刑事辯護制度實施性、懲罰性、救濟性條款過少

我國很多法律條文都屬於制定出大體方向，卻沒有規定具體實施性內容，這就使得大部分法律很難完全依靠立法機關的力量加以實施，而不得不依賴於大量的立法解釋、司法解釋以及司法機關的內部文件規定進行具體的實施，而在實施過程，有些立法規定甚至出現被修改、被架空的境況 。

這次我國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也有同樣的問題。在法條中關於辯護制度問題集中在解決刑事法律援助、會見權、閱卷權及申請調查權等關鍵性問題，但是對於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享有的相關權利卻均以「權利宣告」的方式被賦予，而沒有一系列具體的實施性條款加以保障，使得在法條中所宣稱的比較抽象、概括的制度無法通過可操作的規則加以實現。同樣，關於懲罰性條款和救濟性條款，新《刑事訴訟法》中的規定也嚴重缺失。假如不建立任何懲罰性條款，那麼授權性規范就將因為沒有對侵權行為的制裁性後果而變得難以實施，賦予的相關權利也難以實現；如果缺乏對於侵犯辯護律師的辯護權實施救濟的途徑，將會使權利無法得到真正的貫徹與落實。因此，為了新刑訴法能夠得到更好的實施和適用，應注意將法律條文內容具體化，並且注意保障措施的施行。

三、完善辯護制度的建議

首先，將部分法律條文用語的含義明確化。

新《刑事訴訟法》中規定了許多關於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以及辯護律師的訴訟權利，但是，因為某些法律用語的含義有混淆性，界限不明確，導致實務上對法律條文得不到良好的實施，權力得不到良好的保障。因此，在以後的立法修改或者法律解釋中，應將法律條文的含義具體化，明確化，以期達到刑事訴訟相關法律在實踐中發揮更好的實施效果。

其次，制定和完善刑事辯護律師權利的實施性、懲罰性和救濟性條款。

「任何帶有一定超前性的制度安排都不可能自動地得到實現，而必須有一系列具體的實施條款加以保障，使得這些抽象、概括的制度能通過可操作性的規則加以實現。 」以閱卷權為例，新《刑事訴訟法》可以制定明確的實施性條款，如律師查閱、摘抄、復制的案卷材料的范圍和具體方式；又如明確規定檢察機關批准律師閱卷申請的時間； 檢察機關如果不批准律師閱卷，律師向法院申請閱卷的時間等。相對於實施性條款而言，在新《刑事訴訟法》中規定懲罰、救濟性條款是為了更好地保障立法賦予辯護律師的相關權利，並使之在實務中得以貫徹與落實。如對看守所、偵查機關無正當理由拒絕批准律師會見的行為，對於檢察機關拒絕律師閱卷的行為等，在新《刑事訴訟法》應確立某種形式的追究責任的條款。而對於上述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違反法定程序，侵犯辯護律師的程序辯護權利時，可以通過建立程序性制裁製度使得受到程序性違法之直接影響的證據、公訴、裁判以及其他的訴訟行為失去法律效果，以此使辯護權利受到侵犯的律師獲得權利救濟的有效途徑 。

總之，刑事辯護制度是刑事訴訟的基本制度，刑事訴訟的進化歷史也可以說是刑事辯護制度不斷加強與完善的歷史。從歷史上看，從奴隸社會的彈劾式訴訟模式到封建制社會的糾問式訴訟模式，再到近現代社會的控辯式訴訟模式，刑事辯護制度的發展經歷了曲折歷程 。發展至今，新《刑事訴訟法》在立法上充分彰顯了人權保障、程序正義以及控辯平衡等現代司法理念，與新《律師法》有效地銜接，使得辯護律師在閱卷、會見等方面的訴訟權利實現了對接，同時擴大刑事法律援助的受益對象和范圍，使得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機會獲得法律援助，這些規定無疑富有影響深遠並具有積極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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㈣ 刑事案件全覆蓋什麼意思

全覆蓋試點辦法擴大了《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法律援助的范圍，因此稱為全覆蓋，其推出的初衷是「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加強人權司法保障，促進司法公正，充分發揮律師在刑事案件審判中的辯護作用」，顯然，這是本輪司法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最重要的目的是「加強人權保障」，也即加強對被告人權益的保障，從而實現司法公正的目的。
（一）「全覆蓋試點辦法」擴大了《刑事訴訟法》規定的法律援助的范圍，因此稱為「全覆蓋」，其推出的初衷是「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加強人權司法保障，促進司法公正，充分發揮律師在刑事案件審判中的辯護作用」，顯然，這是本輪司法改革的重要組成部分，其最重要的目的是「加強人權保障」，也即加強對被告人權益的保障，從而實現「司法公正」的目標。
為了實現這一目標，「全覆蓋試點辦法」設置了一系列的配套措施。
（二）「全覆蓋試點辦法」再次強調了人民法院有義務保障被告人有獲得依法辯護的要求。依法保證被告人獲得辯護是我國《刑事訴訟法》規定的基本原則，「全覆蓋試點辦法」的出台不僅在有助於提升被告人的合法權益上進行了細化，在被告人獲得辯護的程序上也進行在現階段刑事辯護律師參與率不足的情況下，「全覆蓋試點辦法」有助於提升被告人在法庭上維護自身合法權利的能力，也有助於法官「兼聽則明」作出最大程度的符合客觀真實的裁決。
（三）「全覆蓋試點辦法」不但明確了法官、檢察官各自的分工和職責，更是對提升律師隊伍專業化水平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我們知道，在司法改革的大背景下，目前我們的法官、檢察官已經基本實現了專業化，而由於法律服務業的特殊性，加上律師業務范圍等因素，律師業還沒有完全形成自己的業務專長分工，有些律師從事的業務跨多個領域，而刑事辯護因關涉當事人的自由、財產甚至生命，與其他業務相比較，對律師的職業道德水準和業務水平均有著更高的要求。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五條 刑罰的輕重，應當與犯罪分子所犯罪行和承擔的刑事責任相適應。
第六條 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別規定的以外，都適用本法。 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船舶或者航空器內犯罪的，也適用本法。 犯罪的行為或者結果有一項發生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的，就認為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犯罪。

㈤ 北京上海等八省市試點律師刑事辯護全覆蓋情形如何

今年10月，最高人民法院、司法部聯合出台《關於開展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試點工作的辦法》(以下簡稱辦法)，在北京、上海、浙江等8個省市試點律師刑事辯護全覆蓋。

《法制日報》記者今天采訪北京、上海、浙江、河南4地法院和司法行政機關了解到，試點單位立足本地實際，在推進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工作中不斷創新工作舉措，刑事法律援助案件數量明顯增加，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大幅提升，取得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會效果。

加強監管確保「量質」雙升

推動律師辯護全覆蓋，不只是要提高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辯護率，解決律師辯護「量」的問題，更重要的是要解決律師辯護「質」的問題。

陳偉強告訴記者，浙江司法廳要求把好法律援助指派關。根據案情難易程度、律師的專業特長和執業年限，結合受援人意願等因素，指派相應專業、相應資質的律師承辦。如未成年人刑事案件，指派熟悉未成年人身心特點的律師承辦。

溫州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二庭庭長徐建偉說，溫州中院聯合市檢察院、公安局、司法局、律協出台意見，明確入庫律師資格，只有符合刑辯業務精湛、熱心法律援助工作且未因執業受到紀律處分或違法執業被查處，取得律師執業證書10年以上並從事刑事辯護5年以上，執業期間辦理刑事案件40件以上，近3年每年辦理10件以上等條件的律師，由市司法局審定後才能列入援助律師人才庫。

此外，入庫律師必須簽訂履職保證書，保證依法履行職責辦理法律援助刑事案件，接受指派後辦理的刑事案件，均應接受市法律援助中心組織的案件質量年度考核。對出現無正當理由拒絕指派，沒有依法履行會見、閱卷、出庭等情形的律師，經核查屬實予以除名。

河南司法廳要求法律援助機構加強案件質量監管，加強旁聽、回訪、征詢意見工作，注重事前、事中、事後監督相結合，採取前置性的風險控制措施，不斷提高刑事法律援助案件質量。

上海部分法院建立法律援助監督機制，如浦東區人民法院建立案件審理結束的「一案一評」監督機制，即對每一個法律援助案件中援助律師的工作態度、業務水平、履職情況等做綜合評價，及時將上述信息反饋區司法局、法律援助中心，保障法律援助的工作質量，防止走過場、流於形式。

「既要看辯護率的高低，也要看辯護律師的工作是否實現法律援助的初衷。因此，我們提出，及時為需要幫助的被告人提供法律援助的同時，也要加強質量監控，確保法律援助取得預期效果。」劉建華說。

㈥ 鄂爾多斯刑事案件是不是法律援助全覆蓋

很棒的一個問題，涉及改革前沿，不敢妄下結論，但通觀本題（及以下諸多答案），關於刑事全覆蓋至少仍有較多誤區需要澄清。

故此，淺析一二，拋磚引玉。

為了方便問題展開，答案中會適當羅列思考刑事法援是否應當全覆蓋所需要的基礎信息，因此行文也會略顯冗長，但這些基礎信息大多是必要的。否則，思而不學，討論難免歧路亡羊，流於表面（慣例反對 @王瑞恩 ，哈哈，沒錯，又是我）。

正式展開：

1、什麼是「刑事全覆蓋」？

「刑事全覆蓋」，又稱「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顧名思義，是指一種覆蓋所有類型刑事案件的指定律師辯護制度。

回顧歷史，在我國，指定律師辯護制度最早由1954年《人民法院組織法》確立，1954年《人民法院組織法》第七條規定：

人民法院認為必要的時候，也可以指定辯護人為他辯護。
這是一種「任意辯護」（即並不強制，由人民法院裁量），也是最早的指定律師辯護制度。

1979年《刑事訴訟法》將聾、啞及未成年人納入指定律師辯護制度中，明確：

被告人是聾、啞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為他指定辯護人。
（第二十七條）

這是我國立法文本中首次出現「應當」（也就是明確要求）指定辯護人的規定。

1996年新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在舊法基礎上，增加了「盲人」、「可能被判處死刑」兩類「應當指定辯護人」的情況。

被告人是盲、聾、啞或者未成年人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被告人可能被判處死刑而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應當指定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第三十四條）

2012年再修訂的《刑事訴訟法》又在九六年版本的基礎上，增加了「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一類「應當指定辯護人」的情況（第三十四條）。

自此，除經濟困難申請法律援助外：

盲、聾、啞；
未成年人；
精神病人；
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或死刑。
四種情況均「應當指定辯護人」。

2017年10月9日由最高院、司法部頒布《關於開展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試點工作的辦法》，《辦法》在《刑事訴訟法》的基礎上再一次擴展了指定律師辯護的范圍，將之擴展到「其他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一審案件、二審案件、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審理的案件」。

《辦法》在北京、上海、浙江、安徽、河南、廣東、四川、陝西省（直轄市）試行，在原有《刑訴法》基礎上，新增的「其他適用普通程序審理的一審案件、二審案件、按照審判監督程序審理的案件」才是「刑事辯護全覆蓋」制度的試點內容，也是本題的爭議焦點。

小結如圖：

二、哪一類人真正受「刑事全覆蓋」試點影響？

首先指出，並不是 @王瑞恩 舉例的我們耳熟能詳的聶樹斌案、陳滿案、劉忠林案，以上三案中，聶樹斌被判處死刑（立即執行），陳滿、劉忠林被判處死刑（緩期兩年執行），按照現行《刑事訴訟法》，均屬於應當指定辯護人（如無辯護人）的情形。

無論是否推行「刑事全覆蓋」制度，以上三例（在現有法規下）都應當有律師辯護。

事實上，聶樹斌、劉忠林審判定罪均在1996年《刑事訴訟法》修訂前（參見上圖，1996修訂首次加入可能判處死刑應當指定辯護人的規定），陳滿在修訂後，因此即使只看舉例王兄也搞錯了，陳滿案是有辯護律師的。

以上三例和本題並沒有直接聯系。

事實上，幾乎所有重大惡性案件，因為現行《刑事訴訟法》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或死刑應當指定辯護人的規定，都與本題我們討論的「刑事全覆蓋」試點無關。

按照《中國法律年鑒》2009、2010、2011年公布的數據，判處5年以上有期徒刑的案件僅占所有案件的15%左右，可能判處死刑、無期徒刑的比例顯然更低，換言之，不適用《刑訴法》指定律師制度的刑事案件占絕對多數，這一部分普通案件才是刑事案件的主要組成部分，也是「刑事全覆蓋」真正影響的「普通一、二審，審判監督程序（也就是與死刑、無期徒刑無關、量刑較輕的罪名）」案件。

（記住這一點，這很重要，我們繼續往下看）

三、「刑事全覆蓋」試圖解決的問題

2018年，在《辦法》試點一年後，《人民檢察》刊載中央財經大學郭華、韓笑《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的經濟學分析》一文。

文中指出，我國長期以來刑事案件律師辯護不普遍、質量不高，主要表現在：

一是刑事案件中律師辯護不普遍且分布不均衡。據統計，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改以前，全國刑事案件律師辯護率不足30%，有些省市甚至只有12%。
二是律師辯護率與訴訟程序的復雜程度呈正比。實證研究發現，簡易程序中被告人獲得律師辯護的機率比普通程序中的被告人低，並呈現出一種訴訟程序越復雜，可能判處的刑法越重，律師辯護率越高的趨勢。
從被告人個體的角度說，聘請律師意味著一定的經濟支出，因此刑罰越重、程序越復雜，聘請律師就越是「物有所值」，簡單程序和輕罪就不那麼有必要。

但是在制度設計層面，普通案件數量占絕對比例 ，案件審理越便捷，越需要律師確保司法在追求效率過程中未失卻司法公正。簡化簡單多數和優化復雜少數可以實現最優司法配置，但只有在認罪認罰被告人辯護權得到充分保障的前提下，替代性簡化程序的增量使用才有助於實現法律上的帕累托最優。若權利保障缺位，則程序簡化可能導致實質真實發現原則向形式真實發現原則退卻，甚至導致實質正義與程序正義的雙雙失落。

㈦ 法律援助工作計劃

法律援助是指由政府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組織法律援助的律師,為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的人給予無償提供法律服務的一項法律保障制度，下面給大家分享法律援助的工作計劃，歡迎借鑒！

法律援助工作計劃1

20xx年東城區法律援助工作繼續深入貫徹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政法思想，以貫徹落實京辦發〔20xx〕37號文件為主線，以推動法律援助改革落地見效為重點，擴大法律援助范圍，深化法律援助服務，規范法律援助行為，提高法律援助質量，助推東城區法律援助工作在案件數量、案件質量、服務規范上再上新台階，為不斷滿足我區群眾日益增長的法律需求，維護社會公平正義和全區社會穩定作出了貢獻。

一、繼續夯實公共法律援助三級網路工作基礎

結合我區實際，在更多個法律援助示範聯系點設立設置「法律援助宣傳角」「法律援助宣傳欄」等，進一步增強聯系點的影響力；健全完善聯系點工作機制，發揮聯系點在宣傳法律援助、引導當事人申請法律援助等方面的作用有效發揮。繼續開展「法律援助示範聯系點」創建活動，示範聯系點做到「四有一公開」的要求，即「有標識、有場所、有專（兼）職人員、有工作記錄，法律援助事項、聯系人及電話」公開，進一步促進聯系點職能發揮。

二、抓實法律援助隊伍建設提高隊伍工作實效

加強法律援助隊伍建設。配齊配強了工作人員，提高法律援助工作人員的政治素養和專業化水平，為法律援助工作順利開展做好基礎工作。

三、加強法律援助宣傳工作，促進法律援助服務能力的提升

本著服務基層，服務弱勢群體，服務孤老殘百姓的實際需求，我們將宣傳法律援助、服務弱勢群體的工作盡量安排在社區、軍營、學校、工地等方便百姓的地點開展，利於更多的人受益，避免走形式，力爭得到農民工、殘疾人、婦女、學生、軍人、老年人等的歡迎。

四、抓實改革任務，確保落地見效

今年我局法律援助工作部門要繼續全力推進刑事案件律師辯護全覆蓋和刑事案件認罪認罰從寬制度兩項試點工作。進一步完善工作程序銜接，規范申訴法律援助案件受理、指派和辦理各環節工作，依法維護申訴人合法權益。

五、加強法律援助案件質量監管，提高監管的有效性

繼續加強法律援助案件質量和案件業務經費的監管。健全案件監管結果評估、培訓、督導作用。完善經費管理和使用制度，規范法律援助補貼發放程序；不斷提高法律援助經費的使用效益。促進法律援助案件質量穩步提升。

法律援助工作計劃2

20xx年要繼續金面深入貫徹《法律援助條例》，按照上級法律援助工作要求，全面推動法律援助工作的新發展，為維護社會穩定，構建和諧石佛做出新貢獻。現將今年工作安排如下：

一、扎實有效地開展好法律援助的各項業務工作，嚴格按照《法律援助條例》的規定積極開展法律援助工作，努力提高法律服務質量。

二、廣泛宣傳法律援助條例及相關法律法規，組織的街頭宣傳咨詢活動，採用懸掛宣傳條幅，發放宣傳單，設立咨詢台等形式讓社會了解法律援助，支持法律援助，促進了條例的貫徹實施；充分利用海報、橫幅、發放宣傳資料等方式開展宣傳，營造良好的議論氛圍。讓社會知曉法律援助制度對保障弱者的'合法權益，促進司法公正，發揮維護社會穩定的重要作用和意義，宣傳法律援助是國家為保障實現「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的基本權利。

三、加強檔案管理，未歸檔的案卷盡早整理歸檔。

四、認真解答法律咨詢問題，做好援助案件代理，維護弱勢群體的合法權益。

五、是在農忙、春節等大批農民工返鄉之際，組織各村法律援助工作點到田間地頭宣傳法律援助知識，發放農民工明白卡，增強了農民工的維權意識。

六、加強業務學習，提高業務技能。全體工作人員要認真學習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法律、法規，學習業務知識。切實提高政治和業務水平，按時參加集中學習。做到理論聯系實際結合本職工作，學以致用學有所得。

七、進一步加大對農民工的法律援助宣傳力度。落實便民利民措施，簡化對農民工提供法律援助工作程序。

1、降低法律援助門檻，繼續開辟農民工法律援助綠色通道。

2、對申請支付勞動報酬和工傷賠償法律援助的不再審查其經濟條件，直接予以受理。

法律援助工作任重而道遠，我們將應難而上，開拓創新，扎實工作，將石佛轄區的法律援助工作做的更好，讓群眾更滿意。

㈧ 法律援助的背景

一、《法律援助法》立法的背景及依據
2021年8月20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次會議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律援助法》 (以下簡稱《法律援助法》)。這是我國首次就法律援助工作進行專門立法。該法共七章71條,並於2022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
法律援助制度作為一項維護當事人合法權益、保障法律正確實施和維護社會公平正義的重要法律制度,在實現全面依法治國進程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自1979年全國人大通過刑事訴訟法規定指定辯護以來,法律援助工作在我國已開展40多年,具有深厚的實踐基礎。同時,除了《法律援助條例》這一行政法規外,國務院有關部門、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也分別出台了規范性文件。但面對新時代的新任務、新要求,也存在服務供給不足、資源分配不均、覆蓋范圍偏窄、保障不充分、質量不高和便民措施不健全等問題。在這樣的背景之下,制定法律援助法,作出有針對性的法律規定,從而更好滿足人民群眾日益增長的需求,在更大范圍通過更多形式,為人民群眾獲得及時便利、優質高效的法律援助服務提供法治保障。
二、《法律援助法》立法的意義
將法律援助制度上升到法律層次,向全社會公布,能引起社會各界的廣泛關注和高度重視,有利於擴大法律援助的知曉率和影響力,有利於培養民眾的法律援助意識,推動法律援助在全社會的深入廣泛討論,進而推動法律援助工作的規范化、制度化、標准化、信息化。
三、《法律援助法》的亮點內容
(一)拓寬提供法律援助的渠道。與《法律援助條例》相比,《法律援助法》明顯拓展了提供法律援助的渠道,《法律援助法》第四條、第五條基本沿用了《法律援助條例》的規定,確立了包括法律援助工作保障、經費保障等政府責任;第六條確立了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的法律援助職責;第七條確立了律師協會的法律援助義務;第八條規定了國家鼓勵和支持群團組織、事業單位和社會組織提供法律援助。第十七條規定了個人可以作為法律援助志願者提供法律援助。將符合條件的個人納入到法律援助志願者的范疇,積極拓寬渠道,鼓勵、支持更多社會力量提供法律援助,提升服務質量。為形成政府主導、公檢法協助、社會各方面共同參與,不同渠道的法律援助工作都接受司法行政部門的指導和監督,協力推進法律援助事業發展提供了法律依據。
(二)擴大法律援助的范圍。在總結當前我國法律援助工作現狀的基礎上,法律援助法對法律援助范圍作出了適當擴大。一是在刑事法律援助范圍方面,將「申請法律援助的死刑復核案件被告人」納入了應當通知辯護范圍,並新增可以通知辯護的援助類型;二是在民事、行政法律援助范圍方面,法律援助法新增了「確認勞動關系」、「支付勞動報酬」、「生態破壞損害賠償」等事項;三是新增申請法律援助不受經濟困難條件限制的情形,規定英雄烈士近親屬為維護英雄烈士的人格權益、因見義勇為行為主張相關民事權益等情形下,當事人申請法律援助的,不受經濟困難條件限制。
(三)提高法律援助的質量。《法律援助法》第五十七條:「司法行政部門應當加強對法律援助服務的監督,制定法律援助服務質量標准,通過第三方評估等方式定期進行質量考核。」 第五十八條:「司法行政部門、法律援助機構應當建立法律援助信息公開制度,定期向社會公布法律援助資金使用、案件辦理、質量考核結果等情況,接受社會監督。」 第五十九條:「法律援助機構應當綜合運用庭審旁聽、案卷檢查、征詢司法機關意見和回訪受援人等措施,督促法律援助人員提升服務質量。」
上述三條均是提升法律援助服務質量方面的條款,凸顯了國家提升法律援助服務質量的決心。57條規定政府要通過制定法律援助服務質量標准,開展第三方評估等方式定期對法律援助進行質量考核;58條規定了法律援助信息公開制度,通過社會監督方式提升法律援助服務質量;59條規定了法律援助機構提升法律援助服務質量的義務,即通過庭審旁聽、案卷檢查、調查走訪等措施督促法律援助人員提升服務質量。可以說,《法律援助法》是通過打一套「組合拳」的方式來提升法律援助服務質量,未來,法律援助的發展將更加關注服務質量提升,而不僅僅是關注法律援助的案件量。
(四)激發法律援助的積極性。法律援助經費少、補貼標准低、社會支持力度不足等等,都是影響法律援助積極性的痛點、難點問題。對此法律援助法作出三方面規定:一是明確政府財政保障,將法律援助經費列入本級政府預算。二是明確法律援助補貼標准實行動態調整,並免徵增值稅和個人所得稅。三是建立法律服務資源依法跨區域流動機制,鼓勵和支持律師事務所、律師、法律援助志願者等在法律服務資源相對短缺地區提供法律援助。
四、貫徹落實《法律援助法》
(一)加強對《法律援助法》的宣傳推廣,不斷提升《法律援助法》的社會知曉率;
(二)組織法律援助人員學習《法律援助法》,提升法律援助人員的業務能力和服務能力;
(三)加強對法律援助案件的質量管理,著力提升法律援助案件質量,使我縣法律援助工作再上新台階。

㈨ 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圍有哪些

一、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圍有哪些? 1、 依法請求 國家賠償 的; 2、 請求給予 社會保險 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 3、 請求發給 撫恤金 、救濟金的; 4、 請求給付 贍養費 、 撫養費 、 扶養 費的; 5、 請求支付勞動報酬的; 6、 主張因見義勇為行為產生的民事權益的; 7、 請求給予 工傷待遇 的; 8、 請求因 交通事故 引起的 人身損害賠償 的; 9、 主張因 家庭暴力 行為產生的民事權益的。 刑事訴訟 中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公民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 1、 犯罪嫌疑人 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聘請 律師 的; 2、 公訴 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 代理 人或者近親屬,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 3、 自訴案件 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 二、刑事法律援助有什麼法律規定? 《 刑事訴訟法 》第三十無條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或者其他原因沒有委託 辯護人 的，本人及其近親屬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提出申請。對符合法律援助條件的，法律援助機構應當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 死刑 ，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三、關於刑事訴訟法律援助工作的規定 第一條 為加強和規范刑事訴訟法律援助工作，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事訴訟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律師法》、《 法律援助條例 》以及其他相關規定，結合法律援助工作實際，制定本規定。 第二條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辯護人的，本人及其近親屬可以向辦理案件的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級司法行政機關所屬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可以依照前款規定申請法律援助： (一)有 證據 證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屬於一級或者二級智力殘疾的; (二) 共同犯罪 案件中，其他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已委託辯護人的; (三)人民 檢察院抗訴 的; (四)案件具有重大社會影響的。 第三條 公訴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自訴案件中的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因經濟困難沒有委託訴訟代理人的，可以向辦理案件的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所在地同級司法行政機關所屬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 第四條 公民經濟困難的標准，按案件受理地所在的省、自治區、直轄市人民政府的規定執行。 第五條 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在第一次訊問犯罪嫌疑人或者採取強制措施的時候，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並告知其如果符合本規定第二條規定，本人及其近親屬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 人民檢察院自收到移送審查起訴的案件材料之日起3日內，應當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並告知其如果符合本規定第二條規定，本人及其近親屬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應當告知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親屬有權委託訴訟代理人，並告知其如果經濟困難，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 人民法院自受理案件之日起3日內，應當告知被告人有權委託辯護人，並告知其如果符合本規定第二條規定，本人及其近親屬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應當告知自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有權委託訴訟代理人，並告知其如果經濟困難，可以向法律援助機構申請法律援助。人民法院決定再審的案件，應當自決定再審之日起3日內履行相關告知職責。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本規定第九條規定情形的，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人民法院應當告知其如果不委託辯護人，將依法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 第六條 告知可以採取口頭或者書面方式，告知的內容應當易於被告知人理解。口頭告知的，應當製作筆錄，由被告知人簽名;書面告知的，應當將送達回執入卷。對於被告知人當場表達申請法律援助意願的，應當記錄在案。 刑事法律援助具有一定的范圍，只有滿足相應的范圍才可以享受相應的法律援助，如果犯罪嫌疑人或者被告人家庭經濟條件困難，那麼就可以自己或者委託親屬申請法律援助，但是申請法律援助的過程並不簡單，需要申請人提交各種的證明材料。

㈩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有哪些內容

2015年2月4日最高人民法院發布了《關於全面深化人民法院改革的意見——人民法院第四個五年改革綱要（2014—2018）》，明確提出要推動建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促使偵查、審查起訴活動始終圍繞審判程序進行，確保庭審在保護訴權、認定證據、查明事實、公正裁判中發揮決定性作用。隨後各地法院陸續展開了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但從目前各地改革試點的情況來看，在取得明顯成績的同時也暴露出背景沖突、制度沖突以及技術沖突等深層次問題，亟待解決。
一、背景沖突
當前，案多人少已經成為我國法院審判工作中的主要矛盾。根據最高人民法院發布的數據顯示，2014年，全國法院刑事一審收案104萬件，比上年上升7.09%，占刑事一審、二審、再審案件總數的89.32%；審結102.3萬件，上升7.24%；判決生效被告人118.5萬人，上升2.24%。法院系統的這種案多人少的矛盾，越到基層表現越突出。以筆者調研的C市中級人民法院刑二庭為例，該庭主要承辦職務犯罪、經濟犯罪、毒品犯罪的一審案件以及二審案件，2014年該庭共有承辦法官15人，收案491件，平均每人32.7件，其中一審案件177件，平均每人11.8件，二審案件277件，平均每人18.5件；其他37件，平均每人2.5件。以一年240天的有效工作日計算，7天左右就要辦結一起案件，而這中間還要包括開庭時間、案管系統錄入辦案信息的時間以及撰寫法律文書的時間等等，工作強度和壓力相當大。該市部分城區基層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更為突出。
這就帶來一個現實的悖論：隨著社會轉型的加劇，人民法院受理的案件數多年以來逐年遞增、高位運行，已經成為新常態，這一因素是客觀存在且不受法院主觀因素影響的；而另一方面，法官的員額數又受到嚴格控制，至少在一個較長時期內法院都不大可能大規模擴編。在這樣的背景下，法院和法官為解決案多人少的矛盾，不能不採取簡化辦案流程的方式來「擠」時間、「壓」工作量。但是，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必然要求庭審實質化，而庭審實質化無疑將變相加大法官的工作量。各地法院的改革試點表明，實行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後，庭審持續的時間明顯拉長，原本1個小時可以審結的案件，現在可能需要4個小時甚至更長；同時，因為要當庭宣判，法官開庭審理時的心理壓力比以前更大，庭審的工作強度亦明顯加大，法律文書質量的要求也更高。這些新要求、新常態都與法院案多人少的現實之間形成了一個不可調和的矛盾。
在這一現實矛盾下，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要取得成功，就必須首先解決審判程序的「入口」問題，即必須對案件實行繁簡分流，將庭審實質化改革適用的對象限制在那些案情相對復雜、疑難、重大的案件，而對於案情簡單、雙方爭議不大的案件則應當通過簡易化的程序流程予以解決。當前可以考慮的選擇性方案包括：一是加大簡易程序的適用比例，增強其分流案件的能力；二是強化「輕刑快處」程序的適用，簡化辦案方式、縮短辦案周期、加快程序流轉。
二、制度沖突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是一個系統工程，牽一發而動全身，改革的成功依賴於相關制度資源的協助、支撐與配套。否則，單純的庭審制度改革將如同「孤軍深入」，戰略上被動而戰術上亦難以為繼。從各地法院改革試點的情況來看，一些相關制度的配套缺位已經嚴重影響到改革的成效，問題主要集中在三個方面：
一是庭前會議制度的功能和效力不明確。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核心是庭審實質化，但在當前案多人少已經成為法院審判工作主要矛盾的背景下，庭審實質化改革必須以庭審高效化為前提，實質化的庭審只能針對案件雙方爭議的焦點進行集中審理，而不能事無巨細、「眉毛鬍子一把抓」。為此，各地法院在推行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時，不約而同都提出必須充分發揮並突出庭前會議解決程序性事項、展示證據並整理爭點的功能。但問題在於，我國刑事訴訟法雖然規定了庭前會議制度，但卻並未明確其功能及效力，諸如庭前會議中被告人是否到場、庭前會議中控辯雙方就證據和事實達成的共識究竟有無拘束力、是否允許反悔等問題規定不明。實踐中，因為被告人方反悔而導致庭審「炒冷飯」或程序倒流的現象一再出現，不僅打亂了庭審節奏，更降低了庭審效率。實踐中的另一大難點還在於在庭前會議中究竟能否處理非法證據排除的問題。各地法院的試點情況表明，在庭審程序中處理非法證據排除問題，庭審效果似乎並不好，因而有觀點主張在庭前會議中處理非法證據排除的問題。但在庭前會議中處理非法證據排除的問題，又缺乏明確的法律依據。因而，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迫切需要通過立法解釋或司法解釋的形式對庭前會議的功能和效力予以明確。
二是證人出庭保障制度缺位。人證出庭作證是審判中心主義的核心要義，也是庭審實質化改革的重點和難點所在。在我國司法實務中，依法應當出庭作證的證人、鑒定人、偵查人員等人證出庭率低，已經是長期以來的一項痼疾，違背了刑事訴訟法上的直接言詞原則，廣為人所詬病。證人等不出庭、大量使用案卷中的證據替代品（如證人詢問筆錄），是造成書面審判盛行的重要原因。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必然要求證人等出庭作證，但證人出庭作證又需要建立相關保障制度。對此，刑事訴訟法第六十一條專門規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保障證人及其近親屬的安全。」第六十三條又規定：「證人因履行作證義務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費用，應當給予補助。證人作證的補助列入司法機關業務經費，由同級政府財政予以保障。」但問題在於，新刑事訴訟法實施以來，上述立法似乎從未真正落到實處。改革試點中證人出庭費用補助的標准和經費承擔主體無法明確、統一，只能各行其是，而保障證人人身安全的主體和具體措施也無法到位。下一步改革能否順利推進，相當程度上依賴於立法上的證人出庭保障制度能否真正「落地」。
另一方面，實踐中法官們比較關心的問題是，證人出庭作證後，是不是就不允許法官查閱、使用案卷中的書面證詞（證人詢問筆錄）了呢？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固然反對「偵查中心主義」即法官完全以偵查階段所形成的各種書面筆錄作為裁判基礎，提倡「四個在庭」：訴訟證據質證在法庭、案件事實查明在法庭、訴辯意見發表在法庭、裁判理由形成在法庭。但並不能就此理解為完全排斥法官查閱和使用案卷中的證據材料包括書面證詞。實踐中，證人盡管已經出庭作證並接受了控辯雙方的交叉詢問，但有的情況下，尤其是在證人翻證的情況下，法官基於查明事實真相的考慮，仍須查閱證人在審前程序中所作陳述，以便對證人證言的連續性和穩定性進行審查，進而對翻證的合理性作出判斷，在這種情況下，查閱、使用案卷中的書面證言，實際上是輔助法官進行證據審查、判斷的一種必要手段，若一味禁止法官查閱、使用案卷中的書面證言，可能並不合乎實際。因此，實務中迫切需要的是通過司法解釋的方式明確規定書面證言等使用的條件和方式，並建立相應的證據規則。
三是法律援助制度缺位。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並不是法官的「獨角戲」，而是建立在控、辯、審三方良性互動基礎上的制度設計，只有控辯雙方尤其是辯護律師提出有質量的質證意見和法律適用意見，才有利於法官全面查清案情、正確適用法律。因而，辯護制度是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不可或缺的一個面相。然而，我國當前的刑事辯護實踐情況卻並不能令人滿意。雖然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時，將指定辯護適用的案件范圍擴展到可能判處無期徒刑以上的案件，但與實踐中的刑事案件量相比而言實屬杯水車薪。根據C市法院的初步統計，其市、區（縣）兩級法院刑事案件辯護律師的參與率只有1/3左右。換言之，有2/3的刑事案件是沒有辯護律師參與的。這說明我們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還遠遠不能適應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的需要，下一步改革如何擴大法律援助的適用范圍，是一個症結點。
四是法院現行分案制度與改革有抵觸。「審判中心主義」一詞實際上舶來自日本。日本學界曾反思其司法實務中之所以形成書面審判、依賴書證的「偵查中心主義」傾向，實際上與法院通常對多數案件並行審理的方式密切相關，在需要開庭兩次以上的案件中，開庭間隔時間很長，通常是以周為單位，有時甚至以月為單位。由於法官同時承辦多起案件，只能對案件實行交叉開庭，而無法做到連續、集中審理，導致對同一案件前後兩次開庭間隔時間較長。因而，法官對前一次庭審中當事人和證人的陳述內容可能會有所遺忘或產生混淆，為防止事實認定錯誤，法官只能反復核閱當事人和證人在偵查階段所作陳述，由此導致書面審判即偵查中心主義。其實，對多數案件並行審理的方式在我國同樣存在，由於大多數法院對案件實行輪分制，每一位承辦法官可能需要同時承辦多起案件，而每一起案件都有審限限制，為防止案件審理超審限，法官只能採取交叉開庭、輪流開庭的方式，即就甲案開完一次庭後，又就乙案開庭審理，而無法做到對同一起案件連續、集中審理，為防止案件事實的遺忘或混淆，法官只能在庭後反復核閱卷宗，從而造成偵查中心主義。基於此，推行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還需要法院在分案制度上進行配套改革，即在對案件繁簡分流的基礎上，合理控制每位承辦法官同一時期承辦案件的數量。
三、技術沖突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實際上是一種倡導技術理性的制度，它強調的是密集開庭、集中審理、當庭認證、當庭宣判，這是一種高度重視和強調司法技術的庭審制度設計，它要求控、辯、審三方都要具備高超的訴訟技藝：對於法官而言，控庭能力要強，要能恰當地引導雙方圍繞爭點展開攻防，要熟悉證據規則，具備當庭認證的能力；對於控辯雙方來說，要具備突出的舉證、示證和質證能力，要能熟練地運用交叉詢問規則展開對人證的盤詰和調查。
但從筆者了解到的一些法院改革試點的情況來看，控、辯、審三方的司法技術和訴訟技藝，距離上述要求還有較大的差距，這突出表現在對人證的交叉詢問上，控、辯雙方明顯缺乏對人證如何有效展開交叉詢問的經驗和技巧，不知該如何正確運用反對權，法庭上經常是反對聲此起彼伏，卻不著要領；而作為審判者的法官對於交叉詢問制度中的禁止誘導性詢問等規則也是一知半解，當控辯雙方行使反對權時，不知是該裁決反對有效還是反對無效，從而使得整個庭審在人證調查環節顯得有些忙亂無序；而部分法官在法庭上對人證頻繁發問，又使得庭審更像是大陸法系的輪替詢問而非交叉詢問。這些情況表明，控、辯、審三方在交叉詢問上的技巧和能力都有待提高，下一步改革進程中，實有必要組織控、辯、審三方人員進行相關司法技術和訴訟技藝方面的專門培訓和實戰訓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