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顧問業績證明

① 如何對企業法律顧問進行績效考核

法律顧問工作考核辦法
第一條 為充分調動各法律服務機構和法律工作者積極參與法律服務、當好法律顧問的積極性，推動全區法律顧問工作深入開展，根據區政府《關於實施法律顧問制度推進法治東港建設的實施意見》，制定本辦法。
第二條 考核機構。全區法律顧問績效考核工作由區司法局法律顧問工作指導小組（下稱指導小組）負責。指導小組下設辦公室，辦公室設在區司法局律師公證管理科，律師公證管理科科長兼任辦公室主任。
第三條 考核對象。法律顧問及其所屬法律服務機構。 第四條 考核內容。法律顧問工作考核實行百分制考核，內容包括基層評價、信息公開、工作日誌、定期服務、限時服務、工作檔案、加分項及一票否決等內容。法律服務機構考核成績由其所屬法律工作者考核成績的加權平均數確定。
第五條 考核方法。考核工作每半年進行1次，由「聽」、「看」、「查」、「評」四部分構成：
（一）「聽」。聽取法律顧問個人匯報和顧問單位對法律服務的反饋結果
（二）「看」。查看法律顧問工作室及法律顧問姓名、照片、聯系方式、工作職責等信息的公開情況。
（三）「查」。查看法律顧問工作檔案、案卷的製作情況及規范程度，從中查出法律顧問的工作量、工作質量和工作效果。
（四）「評」。召開單位職工（社區群眾）代表會，向顧問單位、職工（群眾）發放《法律顧問工作情況評分表》，以召開職工（居民）評議會的形式由顧問單位和職工（群眾）對法律顧問業務開展情況進行無記名打分。參加評議會的人數達到規定要求（機關單位不少於5人，社區、企業不少於10人）評議有效，達不到規定人數，評議無效。
具體考核評分標准見附表。
第六條 區司法局法律顧問工作指導小組將不定期對法律顧問工作情況進行抽查，對工作不符合標准和規范的，給予紅牌警告，督促其限期整改，再次抽查不合格的，取消其法律顧問資格，由其所在法律服務機構另行指派。考核結果合格的，發放綠牌，給予肯定，作為年度考核的重要依據。
第七條 有以下情況之一的，給予額外加分：
（一）對法律事務把關嚴、參謀效果好，有效地防止、化解法律風險或為顧問單位有效避免經濟損失的；
（二）積極服務顧問單位重大工程項目，幫助顧問單位化解重點、疑難問題或歷史遺留法律難題，取得良好效果的。
第八條 區司法局將不定期對法律顧問工作情況進行抽查，對服務不及時、不到位，檔案材料不完整、不規范的，每發現1次扣5分。
第九條 有以下行為之一的，直接定為不合格：
（一）法律顧問為顧問單位提供的法律服務不及時或未提供法律服務，貽誤工作，造成顧問單位經濟損失的；
（二）向顧問單位吃拿卡要或接受顧問贈送的禮品、土特產、紀念品的；
（三）向顧問單位收取顧問費以外的服務費或向職工（居民）收取法律咨詢費等違反公益性服務規定的行為；
（四）缺乏政治意識和大局觀念，支持、操縱有關人員上訪或者參與集體上訪的；
（五）在協助處理矛盾糾紛和信訪問題上不能正確履職，導致問題進一步復雜和惡化的；
（六）法律顧問在績效考核工作中向區司法局提供虛假材料或有弄虛作假行為的，取消其法律顧問資格，並予以通報批評。
（七）法律顧問被顧問單位投訴兩次以上的。
第十條 考核結果的運用。
（一）考核90分以上為優秀，60—90分為合格，60分以下為不合格。對考核一次不合格的進行通報批評、公開曝光，並限期整改。年度考核不合格的，取消其法律顧問資格，永不錄用，並向全區各部門單位、社區、企業進行通報；
（二）顧問單位根據區司法局的考核結果兌現法律服務費，法律服務費每半年兌現一次。考核結果為優秀的，全額兌現法律服務費；考核合格的，按得分情況按比例兌現；考核不合格的，不予兌現，並調整更換法律顧問；
（三）區局指導小組根據考核成績評選法律顧問工作先進單位和先進個人，予以表彰獎勵；
（四）考核情況及時在東港區司法局網站和東港148法律服務網進行公示。
第十一條 本辦法及其附件《東港區律師顧問工作績效考核量化標准》由區司法局負責解釋。
第十二條 本辦法於發布之日起施行。

② 如何充分發揮律師在國有企業改制中的作用

國有企業是我國國民經濟的支柱，國有企業改制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的中心環節。黨的第十五屆中央委員會第四次全體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指出：「推進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是一項重要而緊迫的任務」，並提出了國有企業改革和發展的主要目標與指導方針及相關要求。多年來我國一直把國有企業（包括國有獨資企業、控股企業、參股企業）改制放在非常重要的地位，國有企業改制的進程日益加快，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但毋容諱言的是我國國有企業的改制仍然存在一些亟需解決的問題。新《公司法》的頒布，既為國有企業改制提供了新的主要法律依據，同時也吹響了新一輪國有企業改制的號角。
日益壯大的律師隊伍作為一直重要的社會力量和我國社會主義法治建設的生力軍，在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黨和政府也越來越深刻地認識到我國國有企業的改制當然離不開律師的積極參與，實踐證明律師在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發揮著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而律師如何參與國有企業的改制以及如何在國有企業的改制中更好地發揮律師的作用是擺在我們面前亟需思考和研究的問題。筆者力圖從國有企業改制所面臨的問題、律師介入國有企業改制的必要性、律師參與國有企業改制的方式等方面對律師在國有企業改制的作用進行初步的研究。
一、 國有企業改制面臨的問題
（一） 就我國國有企業改制的現狀來看，其所面臨的問題主要體現在改制的內容和方式兩個方面。
1、就改制的內容而言主要存在如下問題：
（1）出資主體、職權的缺位，出資人不能有效地履行出資人的職責。
目前，中央及地方已成立相應的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國資委代表國家行使出資人的權利、履行出資人的義務，但由於種種原因國資委並未隨著新《公司法》等法律、法規的出台而相應地到位。而且即便形式到位，但國資委的職權、行權仍然存在制度上的缺位，仍是國有企業改制中亟需思考和解決的問題。國有企業內部治理結構發揮作用的前提是國資委能夠到位並能行權，而不是流於形式或變相地某個或某些政府官員「獨斷」，容易形成腐敗或使國有資產受損。所以國資委的到位不是一個形式的到位，而是一個系統的問題。一方面是由於國有資產保值增值的重要性。另一方面是由於我國制度的不健全。目前國有資產經全國人大政治委託給國務院國資委，再到省級國資委、市級國資委，再由各級國資委經過國有獨資投資公司授權或委託給直接經營企業。這樣就導致了名義上是國有企業，實際上則是地方企業或企業成員的企業，直接造成了產權的扭曲、效率的低下和國有經濟收益的降低。所以說國資委到位的實質是真正履行法律賦予的職責，不僅僅是權利，更重要的是義務。
（2）國有股一股獨大，其他股和員工股難以起到制衡作用，缺乏相應地民主監督機制，不能有效地發揮「合力」的作用。
在國有企業進行公司化改造過程中, 「一股獨大」和「內部人控制」的現象仍然嚴重。在不少改制後的公司中,國有股「一股獨大」,股權全部由「集團公司」一家來行使,公司運作實質上呈現為內部人控制,名義上有出資人或股東大會、董事會、監事會、經理層構成的形式上的「法人治理結構」。但是,實際上並沒有形成權責明確、相互制衡的公司治理機制。部分國有企業當初在進行公司制改造時為滿足《公司法》「兩個以上股東」的要求,由企業內部員工組成持股會或者找到另一方小股東作為一方股東與國有股一起完成公司的工商注冊。這種做法在當時有其一定的合理性,是特殊時期的特殊做法。但是事實上不管是其他小股東還是持股會相對於國有股委派的公司管理層仍是處於非常弱勢的地位。其他小股東由於所持股份的原因根本沒有決策權；代表員工持股會的公司工會,從幹部任命體制上決定其必然聽命上級(國有股東) ,甚至聽從於行政領導。因此,員工持股會股東或其他小股東角色虛位,起不到制衡作用,二元股東形同虛設,真正有發言權的也就是國有股一家股東。因此長期以來不少國有企業的法人治理結構是政府式的、壟斷式的、家長式的，而不是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企業治理結構。
（3）公司權力機構的設置不合理，不能達到現代企業管理制度的要求。
我國《公司法》規定公司必須設立董事會與監事會或執行董事與監事。但是,由於董事會和監事會都由股東大會選舉產生，相互之間不具備直接任免、控制的權力，尤其是監事會在法律上只是被賦予了有限的監督權力，沒有罷免董事的權力，缺乏足夠的制約董事行為的有效手段，實踐中《公司法》賦予監事會的監督權常常流於形式。缺乏對公司「內部人」的有效制衡和良好的問責機制，出現了比較普遍的內部人控制問題。
第一、關於股東大會的問題
我國國有企業經過公司化改制後，「由於公司產權過分集中，國家股處於絕對控制地位，加之我國證券市場尚不成熟，產權交易市場也未建立，而社會個人股數量和持股比例有限。即使有若干分散的小股東關心公司的長遠發展，一些公司對出席股東大會的股東資格在持股比例和數量上也作了限制」 ，這種限制使分散的小股東「心有餘而力不足」。股東大會實際變成了國家股東會議或董事會擴大會議，難以形成規范、有效的對董事會、經理層、監事會及公司行為的制衡約束機制，沒有體現股東會是公司的最高權力機關的作用。
第二、關於董事會的問題
按照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規定，董事會對股東負責，受全體股東的委託，享有充分的權力，代表股東進行決策，在公司領導中起著核心作用。但在現實中，許多公司的董事會並沒有發揮其核心作用。董事會的產生具有相當大的隨意性，股東大會沒有召開，董事會就已產生。有的企業雖然從組織形式上完成了公司化改制，但原有的領導班子基本不變地進入了董事會。董事會成員與經理層高度重合，使董事會被經理班子控制，董事代表股東利益的作用失效，董事會形同虛設，不能正常運作。
第三、關於經理層的問題
雖然我國《公司法》確認了對公司經理層人員的選拔和聘任機制。然而事實上，許多改制後公司仍然以國有企業領導幹部管理模式來管理現代公司的經理層人員。這種做法與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根本不能相容，它打破了經理層人員與董事會之間的委託代理關系，破壞了公司法人治理結構之間層層產生、層層制衡負責的機制。從本質上講，經理屬於董事會聘用人員，但在由國有企業轉化而來的公司中，經理往往由政府部門委派，他們不僅是「員工」，更是「領導」。對經理層沒有良好的約束機制和激勵機制。
第四、關於監事會的問題
按照《公司法》的規定，由股東大會選舉的監事會的職責主要是對董事會和高級經理層的違法亂紀行為進行監督約束。由於改制後的公司一般是由國家股占絕對優勢，監事會成員實際上就成了國家股東指定的人員，這就造成監事會很難發揮其監督作用。監事會履職時難以到位，其形同虛設導致了經理和董事會權力的膨脹。公司監事會中缺乏真正的資產代表者，很難做到像關心個人資產那樣去關心國有或法人的資產，同時職工代表監事由於與經理處於垂直的領導關系網之中，難以做到監督作用。在這種體制下,監事會的監督制衡作用就必然會流於形式，「一把手說了算」仍是國有公司中的普遍現象。
第五、「新老三會」之間職責不清
國有企業在改制的過程中，「老三會」與「新三會」之間的關系難以理順，公司管理權力和監督權力的分配與制衡不能充分發揮作用。「新三會」有名無實,「老三會」依舊發揮主要作用，或者是「兩塊牌子、一套人馬」。原黨代會、職代會與工會「老三會」與現股東大會、董事會與監事會的「新三會」，它們之間的功能模糊，造成了公司的治理功能紊亂。新老機構之間職責不清，互相權力弱化，甚至出現「管理者缺位」等現象，給國有資產的保值增值帶來了負面影響和不利因素。
（二）國有企業改制方案需要注意的問題。
1、要在國有產權持有人主持改制的前提下，本企業負責人或董事會制訂提出改制方案的整體目標和框架。這是因為國有產權持有人是國有產權的代表，代表著國有產權的利益；而本企業的人最了解本企業的情況，方案一定要充分結合本企業的實際。
2、利用「外腦」制訂具體方案。改制方案是一個綜合性、系統性、專業性很強的工作，它不僅設計企業財務分析和市場分析，也涉及資產重組和資本營運，還涉及許多法律問題，光依靠企業自身的人員會有很大的局限性。而且外聘機構是獨立的第三人，沒有利益沖突問題。
3、必須堅持依法改制。改制的各個環節都有許多法律問題，也有許多法律文件，要有專業的法律顧問全程參與並協助改制。
4、改制方案在設計過程中要充分醞釀，廣泛徵求意見，考慮各種不利因素，嚴格依據國家和地方政府制定的各種改制政策和優惠政策，並適當留有餘地。
改制方案一般應該包含多種可選擇的模式或同時設計幾套可供企業選擇的改制方案，要保證每種改制模式或每套改制方案對企業長遠發展有利，符合國家和地方政府制定的改制政策和產業政策，有利於保障企業及其員工的長遠利益。
二、律師介入國企改制的必要性
（一）國有企業改制的目標
十四屆三中全會提出的「產權清晰、權責明確、政企分開、管理科學」的現代企業制度建設是十分重要的國企改制的方針，對指導國企從計劃邁向市場起到了非常積極的作用。黨的十六屆三中全會通過了《中共中央關於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若干問題的決定》，提出了「大力發展國有資本、集體資本和非公有資本等參股的混合所有制經濟，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使股份製成為公有制的主要實現形式」；提出了「建立歸屬清晰、權責明確、保護嚴格、流轉順暢的現代產權制度」。目前國有企業改制應當注意四個轉變——「決策機制的轉變」、「運行規則的轉變」、「企業文化的轉變」和「產權結構的轉變」，而產權結構的轉變又是國有企業改制的中心問題和核心環節。國企改制從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為主導提升到建立現代產權制度為主導，這是本質的飛躍。而上述目標的實現需要解決採取一系列的改制措施：
1、真正落實出資人地位和職權，適當分散股權或者通過其他方式形成科學而民主的決策機制。
對國有獨資企業而言解決好對國資委的職權和行權問題。而對於混合多元的國有企業則應當在確保國資委到位和正常行權外，還應當積極發揮小股東的作用，解決好一股獨大問題。國有企業改制為國有獨資公司或國有股「一股獨大」，不利於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完善公司法人治理結構，必須以投資主體多元化為前提。積極推行公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實現投資主體多元化，確保小股東利益和作用的發揮，這是我國目前情況下解決一股獨大的根本出路。因些在國企改制時，盡量不選擇國有獨資公司的形式。只有國家股比重降低，才能真正確保法人治理結構中的股東會、董事會、經理層和監事會之間相互制衡的決策與管理、約束機制的正常運行，也才能真正落實公司法人的自主經營權。
國資委代表國務院行使國有資產出資人權利。所以,國資委工作的核心應是依法履行出資人的職責,使國有資產的出資人到位。國有資產出資人代表身份較為特殊，既是政府官員，又是企業家。國資委必須保證他們的經營能力到位、考核標准到位、激勵收益到位和約束監管到位。
2、提高國資委的直接參與度，提升國資委的行權能力。
嚴格按《公司法》的規定明確出資人的職權、規范召集股東會的程序、規定投票的操作規程、細化出資人決議制度的實施辦法、規定國資委的授權方式、授權內容、救濟方式，等等，提升出資人的行權能力；為了保護中小股東的利益，應提高中小股東的參與度。在表決程序制度上採取適當保護小股東的利益；出資人還要加大對重大經營活動、內部高層管理者的監督約束力。切實保障出資人的最高決策權、選任董事的權力以及在對外投資、擔保方面的絕對控制權；完善出資人、董事會、經營管理機構的的授權方式和范圍，建立和完善董事的信息披露制度和重大事項報告制度，設立董事向股東大會述職制度和股東大會對董事質詢、調查和罷免制度，強化對董事的業績考核和決策責任追究制度，建立權責相統一的運作機制。
3、規范董事會的治理行為。
優化董事會人員結構，在章程中明確規定董事的選聘程序，逐步引入出資人派出外部董事、獨立董事制度，大力推行職工董事制度。健全董事會制度，這是完善我國公司法人治理結構的核心。
（1）嚴格按照《公司法》規定的程序召開股東大會，選舉董事，組成董事會，徹底消除董事會產生的隨意性，減少董事會與經理層人員的交叉任職，實現決策層與執行層的分離，真正建立和完善董事會和經理層之間的委託代理關系。改善董事會的構成，優化董事會的結構和功能，提高董事的經營管理水平和業務素質；確保董事會集體決策，防止內部合謀行為，保護中小股東的利益。
（2）在規范的董事會到位後，把國資委目前代為行使的董事會職權交還董事會行使，包括對經理人員的聘任、考核和薪酬決定權並授予重大決策權，使董事會真正成為經理人員的管理主體和企業的決策主體。建立和完善董事的信息披露制度，以確保公司法人治理結構更加透明。基於股東會和董事會之間的信託法律關系，公司股東有權利獲悉關於董事活動、薪酬以及商業利益議的相關信息。
（3）完善獨立董事制度,改革董事會成員任命方式。
首先，因為在任董事們傾向於根據自己的意願來提拔和選任新的董事，為避免獨立董事的選舉流於形式，可以考慮這樣幾種方法: ①獨立董事必須由股東大會選舉產生(可以考慮差額選舉)，不得由董事會任命。②由股東大會和董事會指定某一董事為獨立董事，該董事必須符合獨立董事最低限度的條件。③設立一個獨立董事任命和提拔委員會，獨立董事的任命都必須經過正式的程序來產生，應規定退休年限等。
其次，應該賦予獨立董事足以真正起到監督效力的某些職權。如業務監督權、臨時股東大會的召集權、公司代表權和特殊情況下的起訴權等。董事會的組成直接關繫到企業的未來，為了使其最大限度地代表股東利益，應嚴格按《公司法》選擇董事會成員，盡量避免採用政府部門任命的方式，徹底解決政企不分問題，使董事會的權力直接受制於股東大會。同時還要實行嚴格的激勵和約束機制，其中最基本的是對經理人員的市場約束，包括商品(或服務) 市場、資本市場、經理人才市場的三重約束。當前最重要的是建立經理人才市場,對經理人員形成一種壓力,使之產生危機感、樹立強烈的事業心，規范其經營行為，最大限度地使所有者和經營者目標利益趨同。
4、建立對公司經理層有效的激勵機制、約束機制和選拔聘任機制。
必須根據經理層人員的經營管理績效，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激勵機制，包括實行基本工資、年度獎金、長期激勵(如股票期權)相結合的薪金報酬制度。在公司法人治理機構中，基於經理層人員擁有的巨大權力，在現有國有資產管理體制尚不健全的現狀下，必須通過公司法和其他相關法律，將經理層人員行為置於規范的法人治理機構中，通過股東的訴權、董事會的決策權及監事會的監察權，約束經理層人員在執行過程的行為無序狀態。
5、提高監事會監督行為能力。
新《公司法》的修訂，大大強化了監事會的地位和作用，給予法律上的保障。監事要進一步提法律意識與自主意識，進一步完善監事會獨立監督職能，在條件許可下可逐步引入獨立監事制度。嚴格按《公司法》規定的選舉程序選舉監事組成監事會。監事應忠誠公正的履行職責，不但要認真檢查公司財務，保障公司利益和公司業務活動的合法性，還應監督、糾正董事和公司經理層的行為，並將有關情況如實向股東大會報告。繼續發揮外部監事會的作用。改善和強化外部監事會對企業的監督工作，以保證企業依法經營，提高財務數據的准確性和公司運作的透明度。
增強監事會對董事會和經理人員行為合法性的監督。可以規定監事會對董事及經理人員違反法律法規、公司章程、股東大會決議的行為有權提出批評並要求糾正；並提請股東大會予以處罰；建立健全監事會對有關問題的提案權；對不稱職的董事有權向股東大會建議罷免等。
6、妥善安排和處理新老「三會」的關系。
實行公司制改造的目的是打破傳統的企業制度模式,建立起符合市場經濟發展要求和國際規范的現代企業制度。必須堅持「三權分立」的原則，建立規范有效、良性運轉的現代公司治理結構，確立「新三會」的公司治理主體地位。「老三會」應逐漸淡出公司治理，使其向「業余性質」方向發展。老三會與新三會的相近職能應逐步向新三會轉移、並軌，著力發揮「新三會」的作用。可考慮實行一套人員、多塊牌子的辦法，但應避免「既是裁判員，又是運動員」的兼職。當前,特別要充分發揮董事會對公司重要問題的統一決策作用，即在一個企業只能有一個決策中心。廢除黨政聯席會或者是有經理層全體參加的「董事會擴大會議」來決策公司重大事項的做法。要建立規范的可以追究董事責任的董事會議事規則, 實行集體決策、個人負責。
（二）律師參與國有企業改制的必要性
而上述目標的實現和問題的解決不是行政機構通過行政手段就能夠解決的，因為涉及到許許多多的法律問題，需要有法律專業人士參與。對此黨和政府也注意到了律師參與國有企業改制的重要性。
1992年7月23日，國務院《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轉換經營機制條例》第四十六條就規定政府應當採取建立和發展會計師事務所、律師事務所、資產評估機構等措施，為國有企業提供社會服務。
1998年2月6日印發的[1998]外經貿計財發第84號文第一次明確了在國企改制（該文中特指內部職工持股試點）中律師「起主協調作用」，把律師推向了改制的最前沿。
1999年8月23日，財政部、司法部財管字[1999]264號《關於律師事務所介入國有資產產權法律事務試點工作的通知》，就律師事務所介入國有資產產權法律事務的意義、原則、要求等，作出了規定，明確了律師事務所介入國有資產產權法律事務。
2003年7月13日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國有企業資產損失認定工作規則》第六條規定：「在清產核資工作中，企業需要申報認定的各項資產損失，均應提供合法證據，包括：具有法律效力的外部證據、社會中介機構的經濟鑒證證明和特定事項的企業內部證據」。第八條規定：「社會中介機構的經濟鑒證證明，是指……律師事務所、專業鑒定機構等出具的經濟鑒證證明或鑒證意見書」。
2003年12月31日國務院國有資產監督管理委員會及財政部《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暫行辦法》第二十八條規定，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決定或者批准企業國有產權轉讓行為，應當審查……律師事務所出具的法律意見書」。
國務院國資委2005年末出台的《關於進一步規范國有企業改制工作的實施意見》中提出：「企業改制必須對改制方案出具法律意見書。法律意見書由審批改制方案的單位的法律顧問或該單位決定聘請的律師事務所出具。」
因此，律師事務所出具的法律意見書成為國企改革的必備文件。律師的參與也相應成為國企改革的一個法定環節。這是由於律師的職業特點和作用決定的。律師的本質屬性是為了維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和為了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最終是為了維護司法公正和社會正義。其功能是：（1）維護法律權威，促進司法公正。律師「頭戴荊棘的王冠，手持正義的利劍」，超脫而自律，律師依靠法律權威而又只服從法律，並始終如一的為確立法律權威而努力，這既是法治國家的要求，又是實現司法公正的基礎。（2）平衡公平效益，促進社會穩定。律師深諳法律和法治精神，並能對社會行為作正確的法律評價，律師的努力改變了市場主體對最大利益的片面追求而使之成為公平合法的利益，降低經營者因法律風險和責任而引起的消耗，和因不適當市場行為損害而及時獲取救濟，從而促進社會的穩定發展。（3）抑制權力（權利）濫用，保障公民權利。權利和權力都是有界限的。律師手中所掌握的不是公權力，也不是私權利，而是一種社會權力。其職業性質決定了這種權力橫亘於公權力與私權利之間，可以平衡社會利益，調解權力或權利沖突，穩定社會危險系數，起到社會「安全閥」的作用。律師因有自己的文化追求和人類關懷而獨立存在，律師最知悉人的權利的重要性，律師本身就是人權的衛士，尤其是社會弱勢群體保護者。（4）參與政治生活，實現社會正義。這是政治價值的主要體現。律師是實行法治的一支重要力量，是國家民主政治制度的組成部分。社會正義要求實現效益最大化必須以公正和不侵害公益為條件，追求個體自由應當以群體安全和公正秩序為限度。正是從這一層次，律師的意義不僅僅在於其執著的職業信仰和非凡的執業價值，而更在於其通過參與政治生活而被賦予了倡導理性行為、呼喚社會正義的歷史使命。因此：
1、 律師參與國企改制能有效的防範法律風險。
國企改制要求改制應符合公司法、會計准則和其它法律法規的要求，國企改制的政策性和法律性特徵決定了其必然存在著一系列法律風險和政策風險。這些法律風險和政策風險主要集中在國有資產評估、國有資產轉讓、報表的調整與納稅影響等幾個方面。律師參與國企改革，可以為改革提供准確的法律、法規及政策依據，有效地規避法律風險和政策風險，保證國企改制的規范化運行。只有規范化運行，才能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2、律師參與國企改制，能有效防止國有資產流失，現實國有資產的增值保值。
在清產核資、財務審計、資產評估、產權界定、交易定價、產權糾紛調處、成本核算與管理、計提固定資產折舊、預提和攤銷費用、計提和處理資產損失等各項工作中，律師可以協調企業如實提供真實情況，協助國有資產監督管理機構正確履行出資人的職責，依法維護出資人的合法權益，及時處理國有資產處置中的各類法律關系，審查投資人資格、資信狀況、受讓國有資產或國有股權的能力，以及提供擔保的真實性、合法性；參與國有資產（股權）拍賣、招標或協議出售工作，從法律、政策上嚴格把關，規范操作、堵塞黑洞、防止國有資產流失，有效避免低價處置和低估賤賣國有資產等現象，確保國有資產的正確流轉和良性重組。
3、律師參與國企改制，能有效節約改製成本。
律師可以幫助企業根據法律政策的規定和企業自身情況選擇改制模式，處理好資產重組及人員調整中的各項法律問題，審查、制定改制方案及其他法律文件，保障法律文件的合法、有效，律師出具的法律意見書對於主管部門審核、審批改制方案，設立有限責任公司或股份有限公司更是起著不可替代的作用。
律師不僅僅是打官司。發生訴訟之後再去解決問題，必定會有損失。在比較先進的國家，律師的服務功能80%是在非訴訟領域。律師對非訴訟法律事務參與度的高低，是城市法制化進程的一個衡量標志。律師參與國有企業改制，就是進行非訴訟服務——防範風險、減少訴訟、保證交易的安全，因而被稱為「法院前面的人」。
4、律師參與國企改制，能有效保護員工利益和維護社會穩定，有利於和諧社會的構建。
改制方案必須提交企業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大會）審議，聽取職工意見；職工安置方案更是必需經職工代表大會（或職工大會）審議通過方可實施。律師的參與有利於這些方案的審議和通過。
中央政府文件要求改制中一次性用國有資產解決國企員工身份置換（經濟補償金的支付）及其歷史遺留問題（內退職工、下崗待崗職工、離退休人員工資福利補差、離退休人員醫葯費暖氣費補貼、員工集資、企業欠繳的社會保險費等）。改制後的企業也要按規定按時足額交納社會保險費，及時為職工接續養老、失業、醫療、工傷、生育等各項社會保險關系。這些問題不僅極易引發糾紛，而且有可能形成群體事件，造成社會安全隱患，成為改制中一道繞不過去的難關。在國有凈資產數額不足的條件下，支付經濟補償金與改製成本更是難中之難。保護員工的利益，維護社會穩定，協調國家、經營者和員工的關系，保障改制的順利進行便成為律師義不容辭的責任。不能以犧牲職工利益為代價換取企業改制一時的成功。損害職工的利益，造成職工無法再就業，無法得到最低的生活保障，將不利於社會穩定，也不利於構築和諧社會。
三、律師參與國企改制的方式
當前相當多企業在企業改制中，只是基於相關政策的規定，在中間某個環節或最後階段才不得不引入律師服務。企業應當更重視律師事務所等中介機構的全過程服務，特別是擬改制初期就應當引入律師服務。改制中律師不應該只是「消防員」，更應該是一位「設計師」。律師事務所根據客戶的實際需要和雙方的約定，可以以不同的方式為客戶提供國有企業改制方面的法律服務。不同的服務方式，律師投入的精力和介入的程度不同，服務的內容和承擔的責任有別，相應地，收取的服務費用也不同。

③ 在國內頂尖律所工作是種什麼體驗

變化一：財務數據日趨透明

盡管早些年《The Lawyer》雜志就致力於為《亞太地區150強（the Asia Pacific 150）》及《中國頂級律所報告（China Elite reports）》收集律所收入及盈利的數據，但一些律所拒絕公開他們的財務數據。

雖然各律所的盈利數據仍然被嚴格保密，但就今年的調查而言，我們仍能觀察到一定的透明化趨勢。在被調研的50所律所中，僅有10%的律所沒有提供收入數據。但在這5家律所大多數律師的協助下，《中國頂級律所報告》已能夠粗略地估計並篩選出中國收入最多的30強律所，並通過兩項重要的指標（「律所年收入」及「律師人均年收入」）對它們的實力、市場表現及市場地位進行評估。

律所財務數據的進一步透明是中國法律行業不斷成熟的反映。律所不僅更樂意公開它們的收入數據，而且還對其法律執業的效益以及如何精化管理等方面投以更多的關注。而更為精通商務的客戶則是使律所思維模式發生變化的另一關鍵動因。據一位30強律所的管理合夥人所言：「在競爭業務時，律所越來越頻繁地被客戶問及有關收入及其他財務數據方面的問題。」

截至2014年底，本年度30強律所共擁有律師18,938名，而它們的年收入總和達到了158億人民幣（16億英鎊）。相比較而言，根據北京律師協會的數據，截至2013年，北京共有1,800家律師事務所及23,776名律師，而北京地區2013年的律所年收入總和為98億人民幣，較2014年度的30強律所的年收入總和要少38%。

雖然如此，158億人民幣的收入仍然低於英國的四所「魔圈律所（magic circle firms，指英國的頂級律所）」在2013/14財政年度的19億英鎊的收入。

2014年度中國30強律所的律師人均年收入為833,000元人民幣，是2013年度北京地區律師人均年收入410,000元人民幣的兩倍，以及該年全國律師人均年收入200,000元人民幣的四倍。

擁有3,113名律師以及45所辦公室的中國大成律師事務所，以總計22.5億人民幣的營業額斬獲年度最高營業額內所。但這所不久就與Dentons合並的律所，律師人均年收入僅排第28位。

而擁有國內最多律師人數的盈科律師事務所，去年以9億人民幣的年收入位居去年年收入最高律所排行榜第六。但就律師人均年收入而言，盈科的排名則降到了排行榜的最底部。

據悉，幾乎所有30強律所的2014年年度營業額都得到了增長，而只有一個例外。總部位於北京的國楓律師事務所的年收入急劇下降了28%，這主要歸因於它的一個上百人的團隊在去年跳槽到了中倫律師事務所。盡管年收入有所下降，國楓律師事務所的管理合夥人張利國律師仍十分看好律所的發展，他稱將帶領瘦身後的律所在同質競爭中迎頭而上，未來增長勢頭不可小覷。

在所有被調查的律所中，位於北京的漢坤律師事務所的年收入獲得了最大幅度的增長，其2014年的收入躍升了78%，達到了2億人民幣。位於成都的泰和泰律師事務所年收入增幅位居第二，與上年同期相比增長了50%。而在「紅圈」（red circle，中國頂級律所）律所之中，中倫以43%的年收入增幅位居第一，從2013年的10.3億人民幣漲至2014年的14.7億人民幣。而10所增幅最大的中國律所的平均年收入漲幅為25%，這樣的增速在全球法律市場都是極為稀少的。

然而，在所有提供了年度營業額數據的律所中，約有1/3都表示要想收集能真實反映律所運營情況的數據是很困難的。原因有二，其一是稅收規則的變化，其二是鬆散的分支機構管理模式。

普遍的做法是，律所會製作兩份數據，一份是真實的收入狀況統計，另一份則是出於納稅的需要。在一些極端的案例中，兩份數據的差額達到40%之多。

一位北京律所的負責人表示：「中國的稅收制度改革對律所的利潤率有很大影響，比如增值稅取代了營業稅，不再採用定額稅率，而是基於自審計的財務報表進行浮動征稅。」

「律所通常會採取手段進行合理避稅，這樣就會導致公布的財務報表中營業額數據往往低於實際所得」，他補充道，「大型的全國性律所因為各地辦公室基於稅收政策採取的統計措施不同，在這方面往往會更加復雜和混亂。」

從國家的財政稅收管理的角度，統一的全國會計准則、稅收規則和行為准則的缺位是導致律所營業額數據不真實的原因之一。但中倫律師事務所的高級管理合夥人喬文駿指出了另一個更為根本的原因。

「中國的法律服務行業已經有了深刻的變化，但律師事務所的地位仍然非常尷尬」，喬律師解釋說，「律師事務所至今仍然無法向國家工商總局注冊成為企業，因此也不能獲得企業法人的法律資格。一直以來，律師事務所在征稅時都被歸為個人獨資企業或者個體工商戶，現在中國律所的主要監管機構仍然是司法部。」

「相比會計師事務所等其他專業服務公司，企業地位的缺乏給律所的發展帶來更多不便，哪怕只是從事最基礎的商業活動，比如開立銀行帳戶，申請貸款，開設海外分支機構或建立其他咨詢子公司。」

「就像有出生證明卻沒有辦法注冊身份證的人，很尷尬。」

最後他總結道：「只有當這個這個最根本的地位問題解決了，中國的律師事務所才有可能與國際律所趨同發展，否則中國律所在採取一種真正意義上的公司治理結構，進行公司化改革的道路上將始終缺乏動力。」

變化二：法律服務需求空前增長

盡管中國的經濟發展在逐漸放緩，中國市場對法律服務的需求卻在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增長。

發展法律市場的推動力量有二：一是國家法律監管的日益完善，二是政府依靠國內消費和私企發展來平衡經濟的決心。

今年的報告證實了這一點，中國的頂級律所都受益於這種持續增長的法律服務需求。排名前30的律所中有29所都達到了收入增長率的最高點，其中增長率最高最快的前10所平均增長率實現了25%。中倫以收入增長率43%成為領頭羊，從2013年的10.3億元到如今14.7億元人民幣。中倫從國楓收購的大型團隊以及去年在重慶和青島設立的新辦公室都對大幅飆升的營業額有極大貢獻。管理合夥人吳鵬也承認2014年是中倫在若干領域實現破紀錄發展的一年。

這是中倫近十年來發展最快的一年，吳鵬的團隊今年貢獻了兩千多萬人民幣，並列成為歷史之最。平均每位股東合夥人的收入也首次突破了七百萬人民幣。方達、天元、立方三家律所也在2014年有顯著的員工和收入增長。在橫向招聘方面，方達最引人注目的舉動是為它的北京辦公室招募了Freshfields Bruckhaus Deringer的中國反壟斷主管Michael Han。

除了從新興領域探索新的業務，如反壟斷、知識產權、證券和稅，許多公司的增長是抓住了中國資本市場發展的機遇，比如目前新三板市場就是非常關鍵的機遇。

2014年，中國有1,232家中小企業在新三板上市，這片市場被279家律所分享。國浩律師事務所，在中小企業融資的法律服務中一直表現出色，它在2014年幫助77家企業在新三板上市，這一業務量在國內無可匹敵。但僅僅在2015年上半年，大成就以81家企業成功上市的業務量實現了新的突破，也使大成成為新三板市場上最活躍的律所。

雖然新三板業務的利潤率較低，但這是收入和客戶增長的新途徑，尤其是對於北京和上海的律所而言。

資本市場和並購交易一直是頂級律所的主要業務。中國激增的企業並購活動是積極的指向標，企業交易的發展和復雜使國內律所大大受益。

與資本市場情況類似，企業並購交易仍是30家頂級律所的最主要的一塊業務收入。日益增多的並購活動使得這些律所在該領域的業務日臻成熟，中國公司間日益復雜的交易極大地裨益了已經建立起來的國內法律顧問市場。

根據路透社2014年的數據報道，RPL評級靠前的中國律所在資本和並購市場非常活躍。業務量上，方達以72排名第一，中倫56排名第二，國浩以52排名第三。業務標的總額方面，北京嘉源以28個業務共668億美元的標的額雄踞榜首，其次是海問和方達。

國內律所在資本和並購市場超越了外所，比如Freshfields，它在中國市場只有14個並購業務，總計500億美元。

2014年中國市場上最大的並購交易是中石化出售價值175億美元的國內零售業務給由25個中外企業組成的大型投資集團。這些零售業務包括一個批發鏈，超過30000個加油站和便利店，以及成品油管道和存儲設施。

這種規模的交易只是來自國家推動的國企私有化，被稱為「混合所有制改革」的項目。

總部位於北京的海問在中石化交易中提供了最重要的法律服務，覆蓋交易的整個過程：包括對投資者投標、談判和與潛在投資者相關所有文件的起草和執行。投資者團隊的法律服務由錦天城，方達和天元負責。

30家頂級律所整體情況

變化三：更為合理的合夥制度

頂尖的中國律所專注於建立自己的業務領域並擴大在全國范圍的業務覆蓋，一些律所通過合並與補強收購迅速實現了目標。

在這些頂級律所中，一個顯而易見的趨勢是對合夥人盈利能力和更合理的合夥制度的強調。其中比如君合和海問，已經著手改革合夥薪酬制度。另外如中倫和全球，為律所管理層合夥人提供更高的優待。

君合在今年年初啟動了為期三年的修整計劃，這是自1989年成立以來最大的內部調整。在此之前，它的薪酬體系幾乎完全以業績為基礎。

君合的管理合夥人之一華曉軍表示，為了新制度的改革君合已經進行了長時間的准備，包括向諸如Slaughters and May和Mayer Brown等國際律所取經。

全球律師事務所一直以業績為基礎的薪酬結構，現在也感受到了壓力，正在嘗試改革更高效優質的財務管理結構。

相比之下，在2009年海問已經建立了一個西方式的薪酬分配結構，它最近的改革則是要加入業績評估元素，合夥人將根據業務表現而級別變動，同時資歷也是重要的評估因素。

今年年初，海問就調整措施來鼓勵和穩定傑出的年輕合夥人並且積極地橫向招攬。過去的結構在保持合夥人之間的協同一致以及管理質量上有一定優勢，但海問需要不斷調整來適應市場的快速變化並保持它的領先地位。

管理合夥人劉蘇表示，「我們去年利潤增長的一個因素是強調合夥人與團隊在優勢領域的專注和專業，以此提高收費標准與競爭能力。雖然律所經營的成本因為租金和工資上漲等原因不斷飆升，我們通過提高每項業務的效率和收費，仍然能實現高利潤率。」

「上一年度我們的利潤有增長。這主要是我們要求所有合夥人和律師在他們所擅長的領域將能力發揮到極致，如此即使在激烈的競爭中他們也能提高代理費用，」 劉蘇說到。

「因為租金和工資持續見長，在中國經營一家大所的開銷越來越大了，但我們可以通過提高執業能力來收取更高的代理費，同時高效地完成每樁交易和項目，這樣一來我們仍然可以有很好的盈利，」他說。

變化四：在合並中迅速擴張

對於大型全國性律所和勵志躋身前三十強的律所來說，如果他們已經意識到律所合並是國內法律市場的重頭戲，那麼應當看到2014年仍然是各家律所進行擴張的一年。

在北京，天達律師事務所和共和律師事務所的合並是眾多值得關注的合並案中的一樁，它們的合並鑄成了天達共和律師事務所。該所在本調查進行時有1.4億的資本，擁有220名律師和63名合夥人，在中國四地設有辦公室。天達共和的管理合夥人李大進將最近這場合並稱作是「兩個具有遠見且優勢互補的律所的結合」。

「這家合並後的律所可以圍繞客戶的需要提供全方位的法律服務，它通過這次關鍵性的變革彌補了原來兩家律所在執業團隊業務領域廣度和深度上的不足，」李大進說。

「由於壯大後的合夥人團隊提升了我們在市場中抵禦風險的能力，也更經受得住日益激烈的行業競爭的考驗，原來兩家所的客戶都會從這次合並中受益，」他說，希望此次合並能夠引領這家新生律所躋身頂級大所的行列。

最近的一場合並案例是北京君泰律師事務所和天馳洪範律師事務所的合並，在這次7月間完成的合並中誕生的天馳君泰律師事務所擁有400名員工和9處辦公室。

在上海，本土的邦信陽律師事務所和中建中匯律師事務所在2014年初的合並是法律市場中又一個值得注意的案例。

除了同城之間的律所合並，也有地區性的律所加入全國性律所業務鏈的案例。

國浩律師事務所在2013年擁有超過100名律師和15處辦公室，去年在國內又增開了兩處辦公室，這兩處辦公室都是在與當地律所合並的助力下增設的。國浩在重慶新設的辦公室是在並購天之合律師事務所及和華利勝律師事務所駐重慶分辦公室的基礎上進行的。德義君達律師事務所加入了國浩律師事務並作為其在濟南新設的辦公室。在南京，國浩在吸納擁有40位律師的江蘇金鼎英傑律師事務所後增設了一倍數量的辦公室。

國浩律師事務所上海辦事處的管理合夥人管建軍說：「我們的策略就是在中國的每一個重要的城市以及國外核心地點建立起一個廣泛而有力的業務網」。

管建軍說，拿重慶的辦公室的增設為例，在中國西南地區建立一個除成都外的辦事處是十分有必要的，由於地理位置及市場需求差異的限制，僅依靠成都一處是不能完全開展律所業務的，而重慶作為一個類省級的法律服務市場在這方面具有優勢。

「全國性律所為地處北京及上海外的區域性律所提供了一個極具吸引力的平台。通過加入其業務鏈，地區性律所就能為其客戶提供更全面的法律服務，也可以接觸到由其他合夥人分享的眾多資源和知識經驗，」管建軍補充道。

變化五：海外市場的驕人業績

如今越來越多的客戶具備全球視野，而國內貿易沾帶涉外因素也逐漸成為常態。再這樣的形勢下，律所必須通過提出全球化的發展戰略來滿足客戶國際化的需求。

中國從資本輸入國到資本輸出國的角色轉換是中國經濟發展過程中的一個標志。根據中國商務部的數據顯示，中國對外直接投資的規模較過去十年有了充分的增長。2014年，中國的海外投資量達到了1,029億美元的超高記錄。中國海外投資的進程還將在人民幣貶值及政府諸多干預政策的影響下進一步加快。據預測，海外投資量終將超過境內投資量，中國將逐漸變為一個純資本輸出國。

歐洲成為一個接受中國資本流向的至關重要的地區。據榮鼎咨詢公司的調查數據顯示，2014年，中國有價值180億美元的總共153項投資流向歐洲，這比去年的數量翻了一番。

涉足海外業務的律所已經獲得了回報。2013年金杜律師事務所與英國律所SJ Berwin合並，坐穩了海外企業並購領域法律服務提供商的交椅。據湯森路透2014的交易數據顯示，金杜所累計為18樁海外企業並購案中的中方企業們提供了法律服務，其交易額使得金杜成為該領域最活躍的法律服務提供商。這也使得它在這場競爭中擊敗了對手英國歐華律師事務所（DLA Piper），該所完成了17樁案子的法律服務。

金杜律師事務所海外法律服務交易的戰績包括它在國有企業廣東省廣晟投資集團有限公司欲以報價11億澳元（5億英鎊）收購澳洲上市銅金礦開采商PanAust案件中的代理，濰柴動力以1.87億歐元（1.36億英鎊）取得德國上市公司凱傲集團一部分股權的法律咨詢以及為中國的私募股權公司厚朴基金（HOPU）對帕拉丁能源（Paladin Energy）投資中的代理。
然而，將金杜所的收入累加後情形就不容樂觀了。它所完成的這18個交易共計42億美元，每樁交易取得的代理費為2.33億美元。相比而言， Freshfields完成了價值202億美元的13樁交易--每樁交易額在15億美元。

「中資所的國際化拓展計劃是在客戶的現實需求下展開的，」金杜律師事務所的張律師說道。他說金杜所處理的案子中越來越多地牽扯到涉外因素，由此便需要其提供涉及多元管轄權的法律意見。「一家中國公司的海外並購案件很容易就牽涉到三四個管轄權問題。如今一家中國公司要通過其在香港的分公司取得一家英國上市公司在非洲的資產作為其涵蓋英國資本成分的資本構成是很常見的。

「對我們來說，在歐洲擁有一家成員所是很重要的，在這張全球法律服務網路的剩餘市場中，中歐雙向投資的機遇給了我們很強的指示性信息。」張律師說。上海辦事處的合夥人王良華最近已經去往倫敦協助處理中國客戶在英國和歐洲的諸多事項。

大成律師事務所與Dentons的合並以及Baker & McKenzie與小型律師事務所奮迅於上海自由貿易區（SFTZ）設立聯營辦公室是去年廣泛報道的兩宗頭條事件。雖然這兩宗合並案例在組合結構和規模類型上有很大的不同，但無一不顯示了中資律所擴展海外市場的決心和外所對進一步發掘中國市場的濃厚興趣。

就在最近，競天公誠律師事務所以一種與眾不同的模式進行了新的探索。在八月份，它於香港開設了一處辦公室，並與美亞博國際律師事務所進行了合並。

「合並後我們最想從我們的國際合作夥伴那裡學到的就是在管理方面的先進經驗以及通過他們先進的科技知識使我們的業務范圍擴展至新的領域，」競天公誠的管理合夥人高翔說道，他也認識到了利用美亞博的國際優勢為有涉外因素的中國客戶服務的重要性。

四個具有示範作用的國際律所合並為中資律所如何進行國際性拓展打開了新的路徑。多家頂級律所的管理合夥人表示他們對於國際間的律所合並持開明態度，但是他們並沒有遇到合適的合作對象，也沒有參加過任何具有啟發性的會談。

盡管有眾多理由誘使中資所與國際律所進行合並，還是有一些律所堅定地捍衛其獨立性。打比方說，在國有控股企業和能源公司海外項目尤其是其在新興市場的法律服務有著極為豐富的經驗的德恆律師事務所。

目前，它正在為中國三峽南亞投資計劃對巴基斯坦境內卡洛特水電站的合作開發提供法律服務，這是在中國「一帶一路」政策指引下首先推行的項目之一。與此同時，它處理著幾個中國水電在東南亞的並購項目。在這些案子里，德恆在眾多法律服務提供商中無疑扮演著領導者的角色，它會根據客戶利益指導那些地區性律所如何執業。

「和國際律所合並不是中資律所拓展國際業務的唯一出路。保持獨立性的中資所在未來走向方面有著更高的靈活性，同時也能鑄造自己的品牌。與那些同國際律所合並的同行相比，保持獨立性的中資所顯得與眾不同，」德恆律所的管理合夥人孫鋼宏說。

中國的律所面臨著一個變革的時代，律所的透明度，組織上的管領力，良好的盈利性和穩健的外貿增長值成為一家律所在競爭中保持優勢地位的主要因素。

變化六：國際律所在中國：勢力縮減、挑戰加劇

就如世界基金組織（IMF）在2014年將中國列為世界排名第一的經濟大國所顯示出的信號一樣，中國對世界經濟的增長有深遠而持久的影響。毫無疑問，成為國際律所進軍的核心市場是非常重要的。在過去的18個月中，陸續有新的律所進入中國市場--美國的Alston & Bird，Curtis Mallet-Prevost Colt & Mosle, Duane Morris Selvam 和 Fenwick & West只是其中幾例。同時，Quinn Emanuel Urquhart & Sullivan為入駐上海市場展開了合並行動。

根據中國司法部最近發布的數據顯示，在2014年中國有170家外所共計225處辦公室（參見下面的圖表）。上海仍然是外資所最集中的流入地，這一點從它擁有124處辦公室就可以看出，而北京只有87處。這170家外所里有54家在北京和上海兩地擁有2處辦公室，115家在中國有1處辦公室。只有總部在巴黎的德尚律師事務所(DS Avocats)在北京、上海和廣州擁有三處辦事處。

美資律所是中國外資所中最大的構成部分，這87家美資所佔170家外所的51%。歐洲大陸律所有31家進駐中國，排名第二。英資律所有19家排名第三。

然而，自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中國對外資所打開國門以後，外資所辦公室的數量第一次縮減了。相比2013年有記錄的232家辦公室，到2014年已經減少到了178家。

這些數字中略有下降的部分是由於近年來全球兼並和某些跨國所的倒閉。例如，澳大利亞的Allens 與 legacy Mallesons Stephen Jaqueso兩家所都關閉了在中國的辦公室，就是因為這兩家所分別同Linklaters 和金杜達成聯盟進行合並。現在，defunctBingham McCutchen 的北京辦公室也在去年關閉。

然而，其他的一些外所決定退出中國，比如美國的Fried Frank Harris Shriver & Jacobson 和Chadbourne Parke， 巴西的Duarte Garcia Caselli Guimar?es e Terra Advogados 以及瑞典的 Advokatfirman Vinge。

也有一些律所決定減少其在中國的「存在感」，英國的Stephenson Harwood 近期關閉了它在廣州的辦公室，轉而同廣州的偉途律師事務所聯盟，以便繼續在那兒服務他們的客戶。在關閉之前，該所是極少數在中國大陸設有三個辦公室的外所之一。

盡管中國市場越來越重要，但外國律師事務所在中國掙錢卻是公認的艱難。其中一個關鍵的原因是對其執業范圍的諸多限制。此外，外所往往沒有認識到他們可能面臨的文化上的水土不服，以及他們在英國或美國的大企業客戶可能不會自動追隨成為其在華客戶的現實。

所有的這些挑戰，再加上來自那些快速成長的頂級內所的激烈競爭，意味著跨國所不得不重新考慮他們在中國的策略，在一些地區裁員，在其他一些地區擴張，以及進行一般的調整，都是為了在這樣一個高度競爭的市場中更加精簡和更有利可圖。

盡管因為本國市場的利潤更高，一些跨國所已經完全撤出了中國市場，但越來越多的外所決定通過與國內所進行合作來解決這個問題。

英國一家從事保險業務的律師事務所 Kennedys就是一個很好的例子，在2015年1月，該所同一家主要從事保險業務的中國所安傑達成了合作協議，而沒有在大陸開設自己的辦公室。

今年四月份，義大利的一家律所 Gianni Origoni Grippo Cappelli & Partners 採取了相類似的方式，同中國的漢坤所組成正式的聯盟，而漢坤憑借其高營收已成為中國成長最快的內所。

一些進入中國市場已久的跨國所也都決定去聯系一個國內盟友，以便增強他們在中國市場的影響力。 Baker & McKenzie與上海自由貿易區的本地所奮迅組成的合資所就是很好的例證。

在更大規模上，Dentons與大成運用「瑞士法律下社團組織結構（a Swiss Verein model）」模式進行聯盟反映了類似的動機。Joe Andrew主席解釋說，相較於找一個「紅圈」合作夥伴，Dentons更想找個把國內的重點放在二線城市的大所。道理在於，這些所雖然沒有做到專注於國際業務，卻與國內的客戶保持著良好的關系，而這些客戶大部分立足於北京、上海之外，盡管迄今為止北京與上海是聚集著眾多跨國所的地方。

除了能在北京、上海給律所更多資源外，Dentons考慮的是合並能讓它佔領目前這些在很大程度上還不被跨國所知悉的城市的市場份額，而這些城市預計在2025年前將成為全球超級城市中的一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