律師凌斌

㈠ 人民陪審員 該怎麼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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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閱讀
作為法院與社會之間的橋梁和紐帶，人民陪審員除了有助於推進司法民主，還有利於加深社會對司法公正的理解和信賴。目前我國人民陪審員制度落實情況如何？面臨哪些問題？記者分赴山東、山西和雲南三地基層法院，對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實踐情況進行了調查。
濟南章丘市法院人民陪審員王鳳霞
「我們在，監督就在」
身著黑色制服、胸前佩戴標牌，乍看起來，57歲的王鳳霞與法院工作人員沒什麼兩樣。
「這衣服和胸牌都是法院統一定製的，不過法官的胸牌是圓形，我們的是長方形。」王鳳霞一邊笑著解釋，一邊伸出指頭數了數，已經做了整整9個年頭的人民陪審員。2005年5月，經過單位推薦，法院、人大、司法局共同考察，市人大任命並向社會公示等一系列程序，王鳳霞和另外54位來自各行業的市民一起，成為章丘市人民法院首批人民陪審員。
王鳳霞以前任職於章丘市婦聯，工作內容主要是維護婦女、兒童的合法權益。這些年，她曾多次進出法庭，也參與過不少案件的合議。參與哪個案子，一般採取隨機抽取的辦法。法院會提前一個月左右告知王鳳霞，並請她前來查閱案卷。庭審時，王鳳霞要全程參與，和法官一起合議，有異議時便提出自己的意見。
一開始，王鳳霞心裡就沒底，不知道這人民陪審員該咋當。回想起來，她還有些不好意思，因為自己基本上是「陪而不審」。評議案件時，她常常只是附和法官的意見。
今非昔比，經過多年歷練，王鳳霞已是「經驗老到」，先後參加過600多個案件的陪審工作。而讓她最有成就感的，就是自己的意見被合議庭採納。
在章丘市人民法院，人民陪審員有可以用來辦公、交流的「人民陪審員之家」。法院每年會開展一兩次大規模的集中培訓，平時也有一些單項培訓。
前些年，受交通不便、運行機制不完善等因素影響，人民陪審員的參審率一度較低。但近兩年，情況大為轉變。2013年，章丘市人民法院辦理的2500件普通程序案件，參與陪審的人民陪審員有近5000人次。
章丘市人民法院院長劉玉慶說，按照山東省高級人民法院的要求，今年年底，全省法院要實現中級法院人民陪審員參審率達到30%、基層法院達到80%的目標。「在章丘市人民法院，普通程序案件人民陪審員參審率已經達到100%。我們將人民陪審員定位在審判監督上，充分發揮他們的作用，應該說實現了制度設計的初衷。」
隨著法院人民陪審員數量的增加，王鳳霞被抽取的幾率不會再像過去那麼高，但她的工作並沒有減少多少。退休多年之後，她又成了「上班族」，分擔起人民陪審員的日常管理。「我們並不是由法院來管理，而是相對自治，這樣才能保持人民陪審員的獨立性和監督作用。」
為確保人民陪審員盡職盡責，章丘市人民法院專門邀請人大代表旁聽人民陪審員庭審，對其作用發揮情況進行考評。參審率不高或有違法違紀問題的人民陪審員，將由人大按相關程序清退。
「人民陪審員是法院與社會之間的橋梁和紐帶，雖不著法袍，代表的卻是千千萬萬的民眾，可以讓人們感受到法律的公平與公正。」王鳳霞認為，人民陪審員雖然不是法律專業出身，但最大的優勢在於熟悉社會，容易聯系群眾。「我們在，監督就在。有這個身份，就要對得起良心！」（記者 卞民德）
昆明五華區法院人民陪審員陳建雲
「調解陪審合議，什麼都干」
「第一次陪審時，審理的是搶劫案件。我坐在審判席，都不敢正面看被告，整個庭審幾乎沒說話。」說起自己的第一次陪審，雲南昆明五華區人民法院的人民陪審員陳建雲記憶猶新。
從2005年5月被任命為人民陪審員至今，陳建雲即將干滿兩個任期。「犯罪主觀方面」「連帶責任」「法定從輕」等法學專業術語，陳建雲信手拈來。
「工作和書記員差不多，送達、調解、陪審、合議，什麼都干。」陳建雲介紹，「我已經參與了2300多件案件的辦理，平均每天不止一件。」
陳建雲是五華區人民法院的22名「坐班」人民陪審員之一。除了「坐班」的人民陪審員，五華區人民法院目前還有25名不用「坐班」的人民陪審員。「由於他們都有自己的工作，協調時間來參與案件審理比較麻煩，現在往往要提前兩三個月和非坐班的人民陪審員約好庭審時間。」 五華區人民法院人民陪審員辦公室主任葉瑋告訴記者。
「全區人民陪審員專項經費為19萬，加上部分中央財政轉移經費，基本上剛剛滿足人頭費的需要。」葉瑋說。
低廉的補助導致的結果便是人民陪審員年齡結構老化。「沒有30歲以下的，平均年齡近50歲，退休後再來擔任專職陪審員的有十幾個。」葉瑋說。
「最大的問題還是認識問題。」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人民陪審員辦公室主任喬楊說，「以經費保障為例，個別縣區每年才1萬元左右。」雖然財政部曾經出台規定，要求人民陪審員專項經費要在財政預算中明確列支，但現實中往往與其他法院經費打包。
「人民陪審員在實踐中『選而不用』『陪而不審』『合而不議』的情況不同程度地存在。」喬楊告訴記者，由於不少兼職陪審員時間難以協調，部分法院存在不願使用的情況；而部分兼職陪審員連續多次拒絕陪審工作，也讓法院不願再使用。
據喬楊介紹，昆明目前正在進行人民陪審員倍增工作，但部分區縣法院很難找到合適的人選。「有能力、有熱心、也想做的人沒有時間，有時間的退休人員的身體狀況又未必能夠勝任。」喬楊指出，部分非坐班陪審員也存在將人民陪審員只當做榮譽而不認真履職的情況，為此，昆明市專門出台規定，要求人民陪審員每年至少參與5件案件的審理。
「從設立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初衷看，並不過分強調陪審員的法學專業素養，更重要的是從普通群眾的視角對案件審理提出意見。」喬楊說，每個人民陪審員都經過嚴格程序考察，上崗前都進行了脫產培訓，「在培訓時，我們就強調人民陪審員多從『情』和『理』角度發表意見，不必過多顧慮法律專業知識的不足。」
「部分人民陪審員因為對自己法律知識不自信，怕發言外行被笑話，甚至影響案件審理，常常選擇隨大流。」喬楊說，為了讓人民陪審員充分發揮作用，昆明市中院甚至規定人民陪審員要先發表意見，「但落實情況並不理想。」（記者 楊文明）
太原杏花嶺區法院人民陪審員李麗萍
「要對得起判決書上的簽名」
「陪審陪審，光陪不審怎麼能叫陪審員？」山西太原市杏花嶺區法院人民陪審員李麗萍認為，「陪審，顧名思義就是陪同法官審理，重點還得在『審』上。」
性格潑辣、快人快語的李麗萍是杏花嶺區大東關街道的婦聯主席。她介紹，2013年全年陪審了20多個案子，每起案件與她「搭檔」的法官都很重視陪審員的意見，庭審時一般都會主動徵求她的意見，或者讓她發問，庭審後、宣判前都會積極和陪審員討論案情。
「去年年底陪審員培訓時，有人反映法官不重視陪審員，不給發言機會。」李麗萍毫不諱言，「我當時就反駁，不能怨法官不給機會，法律賦予你的權利你就得主動行使，要對得起判決書上的簽名。」
李麗萍所言的陪審員權利，在2005年5月起施行的《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完善人民陪審員制度的決定》中有明確規定：人民陪審員依法參加人民法院的審判活動，除不得擔任審判長外，同法官有同等權利。
如何實現同等權利？金誠同達律師事務所林蔚律師解釋，「人民陪審員參加合議庭審判案件，對事實認定、法律適用獨立行使表決權。特別是當人民陪審員和法官意見不統一時，應當將其意見寫入筆錄，必要時，人民陪審員可以要求合議庭將案件提請院長決定提交審判委員會討論。」
但制度規定和具體執行難免存在脫節。「坐坐場、露露相，不說話、光簽字。」有過訴訟經歷的群眾曾這樣調侃一些人民陪審員的工作現狀。對此，曾掛職基層法院副院長的北京大學法學院凌斌副教授坦言，「人民陪審員如果只是陪坐和簽字，『審』的功能無法很好發揮，就難以發揮人民陪審員制度的司法民主作用。」
「制度設計的初衷和實踐存在差距，人民陪審員最直接作用變成了緩解法院案多人少的矛盾，保證合議庭人員『夠數』。」林蔚分析。
據介紹，為充分發揮群眾參與司法、監督司法的重要作用，李麗萍所在的太原市作為「倍增計劃」試點，今年全市人民陪審員將由現在的222名增加到448名。通過擴大人民陪審員隊伍這一途徑，來促進司法民主，已成共識。
數量上去了，「審」的功效如何更好保障？「一是要主動，二是要學習。」 李麗萍認為，陪審員參與案件要說到點子上，這樣法官和當事人才能更多採納你的意見，因此日常法律素質的培訓學習不可或缺。

先「培訓」再「陪審」， 這是當地「倍增計劃」提升人民陪審員履職水平的辦法。今年暑期，山西大學迎來了一批來自各行各業、年齡參差不齊的「學生」，他們就是新當選的縣級法院人民陪審員。「人民陪審員來自人民群眾，多從社會道德標准等方面對案件進行分析、判斷，與法官形成思維互補，有利於查清案件事實，消除當事人對法院審判的猜疑和誤解。」方山縣一位人民陪審員在結業考試中這樣闡述自身定位。
多年的陪審員經歷讓李麗萍也深有同感，「人民陪審員的『審』確實要和法官的『審』有區別，除了合法，陪審員更關注合情、合理的應用，這樣能起到更好的司法效果。」
對此，林蔚表示認可，「人民陪審員雖不具備完備的法官專業思維，但對案件審理作出的是一種自然理性行為，代表更廣泛的民意和良知，可以增強公眾對裁判結論的認同感。並且人民陪審員天然聯系著各方面社會公眾，作為法院與群眾溝通交流的一座重要橋梁，更容易加深社會對司法公正的理解和信賴。」（記者 冀 業）

㈡ 《謊言真探》是一部怎樣的劇

你好，《謊言真探》是一部刑偵短劇，該劇講述了濱城市刑偵支隊刑警恪盡職守，各施所長，利用刑偵測謊技術在短時間內調查破獲一系列刑事案件，並由此牽引出十二年前一樁未結懸案，進而開始全面偵破的精彩故事。謝謝。

㈢ 因為郎永淳出事，所以代駕很黑

前央視名嘴郎永淳，2017年10月5日晚23時左右，在北京朝陽區大望路與其他車輛發生剮蹭事故，交警到場後呼吸檢測其血液酒精含量為247mg/100ml,後經進一步血液檢測為207mg/100ml，因涉嫌危險駕駛罪被抓，目前該案已進入移送起訴階段。

郎永淳留給觀眾的印象，一向是很穩重的，不像是那種張揚跋扈的人，尤其是他與患病妻子的故事，讓很多人感動。所以，聽說他酒駕被抓，很多人的第一感覺是，這事兒有蹊蹺。於是紛紛懷疑，郎永淳是不是中了黑代駕的圈套？因為據說有那種代駕團伙，在距離車主家很近時，找借口離開，然後同夥製造剮蹭，以對方酒駕索要高額賠償，否則報警。

這事兒純屬外界猜測，至少警方並未證實郎永淳是因為中了黑代駕圈套而酒駕。警方並不傻，這么多天過去了，倘若事實如此，應該是很好調查的，早就會有個說法。之所以遲遲沒有，很大的可能是，這只是媒體和輿論一廂情願的猜測。

人有很多面，坐在主播台上是一面，生活中是另一面，生意場上更不可能和做主播時一樣，看看同為央視的老畢就知道了。可能我們還是中了「高大全」的毒太深，喜歡臉譜化地去看待一個人。大意了也好，僥幸心理作怪也罷，甭管情況再特殊再無奈，既然酒駕了，那麼無論是誰，只能是該怎麼處理怎麼處理。

但是，媒體似乎認定了都是黑代駕作怪，所以，掀起了一股黑代駕（此處的「黑」是個動詞）的風潮。《拍裸照敲詐、製造事故碰瓷，黑代駕竟有這些「地下生意」》，諸如此類的文章，讓人感覺代駕行業簡直混亂得不行。可惜，文中所舉的個案，不僅只是很極端的，而且還是多年前的。

先將代駕行業描述的混亂得不行，然後呼籲加強管理，盛情邀請「看得見的手」介入。還是一樣的「管理萬能」套路，好像只要某個部門的某幾個人，給出個文件，就能把市場給弄好了，市場本身的力量反而是靠不住的。殊不知，這只是我們迷信權力、崇拜權力的錯覺而已。

代駕是市場中發育出來的服務行業的一種，不排除一開始可能會給壞人可乘之機，但只要市場機制有效，只要有人砸了真金白銀進入這個行業，競爭的壓力下，行業就會逐漸規范。而且，越是大城市，越是人口聚集代駕需求大的地方，市場必然越是正規。不光代駕行業如此，任何服務行業皆如此，這是大城市的隱性福利。

對於新興行業，在確保看懂弄明白之前，管理之手慢一點介入是好事兒。就像網約車剛出來，很多媒體也是圍著極端個案一通報道，好像坐網約車是個非常凶險的事兒。其實真實的市場，根本不是那麼回事兒，如果相關部門看了媒體報道，急吼吼以安全為由，以黑車名義一通封殺，那也就不會有今天的滴滴打車了。

代駕行業是不是真有那麼黑？還是被記者給黑了，不顧整體現狀，只拿極端個案說事兒？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這個得拿數據說話。相比媒體記者的感性，我更願意相信商人的理性。如果這個行業真有這么亂，那應該是正規企業介入的好機會。因為郎永淳出事了，所以代駕行業很黑——先有論點，再找論據，這個邏輯太詭異。

㈣ 人民陪審員 該怎麼當

在法律層面，陪審員和法官享有「同等權利」，既可以就案件事實發表意見，也可以就法律認定表達觀點。對於判決結果，合議庭的規則也是少數服從多數。這是否意味著，如果某個案件是一名法官和兩名陪審員一起審的，如果雙方意見出現了分歧，法官必須服從？事實並非如此，探索人民陪審員只參與審理事實認定問題，不再對法律適用問題進行表決。

對此，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施鵬鵬指出，確立職權配置主要基於兩方面考慮：一方面，人民陪審員並非法律專業人士，很難對法律適用問題作出評價，故僅由職業法官負責法律適用更為妥當；另一方面，人民陪審員與職業法官共同參與對案件事實的認定，並保持對職業法官的人數優勢，這可以矯正職業法官因長期執業慣性所形成的偏頗和執拗。「區分事實認定和法律適用問題，讓陪審員的作用集中於前者，有助於陪審制充分發揮其長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