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律援助辯護發生在那一階段

⑴ 在律師業務中「刑事法律幫助」與「刑事辯護」的區別是什麼

【概念】

1. 刑事法律幫助，又稱刑事法律援助，是指在遇有法定情形時，法律援助機構指派承擔法律援助義務的律師為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進行辯護。

2. 刑事辯護是指任何人在遭遇司法機關追究刑事責任時，都有權針對或者委託他人針對被指控的罪行進行無罪、罪輕，減輕或者免除處罰進行辯解或辯論。

【特徵】

一、產生時間不同：
刑事法律幫助：犯罪嫌疑人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後，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
刑事辯護：公訴案件的辯護人產生時間是，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自訴案件隨時可以委託刑事辯護人。
二、身份要求不同：
法律援助人---刑事案件中，提供法律幫助的人只能是律師。
辯護人---被告人的辯護人則可以有律師或者親友擔任。

【意義】

1. 刑事法律幫助側重於體現國家對法律賦予公民的基本權利的切實保障，為了消除法定權利的平等與保障權利實現的經濟條件下不平等的矛盾；切實保障當事人依法享有的權利，實現司法公正；完善法制，保障法律規定的社會關系的實現；

2. 刑事辯護側重於通過充分行使辯護權，與追訴機關進行平等對抗，以維護其合法權益。該制度對於完整訴訟結構形態的構成，對於案件事實真相的查明，程序正義的實現，訴訟效率的提高都起到了一定的積極作用。

   
   

⑵ 刑事訴訟的辯護制度

刑事辯護是刑事訴訟中的一項重要制度，關於刑事辯護的修改完善與發展一直備受關注。2012年刑訴修正案不僅提前了辯護權的適用時間，擴大了法律援助的救助群體范圍，還對辯護制度中的會見權、閱卷權等權力性內容、告知義務等義務性內容、申訴控告等救濟性內容進行了修改與完善。這不僅是刑事辯護制度的立法進步，亦是刑事司法制度的一大進步，更是保障人權、彰顯正義、發展民主的題中之意。但是，在進步的同時其局限性也很明顯。無論是從制度設計的完善程度還是從實踐的影響來看，這部新刑訴法框架下的辯護制度仍存在著很大的提升空間。

發源於西方國家的刑事辯護制度，現已盛行於世界各國，其孕育和形成意味著一國對刑事司法的精神和意義的思考有了一個新的高度。刑事辯護制度不僅是保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權利的需要，而且是司法公正及法律專業化的必然要求，其職能實現的程度在一定意義上彰顯了一國刑事法治的發展水平。伴隨著我國法制的不斷進步，刑事辯護早已成為我國刑事司法中一項重要的法律職能。但由於諸多現實和歷史的原因，我國的刑事辯護制度立法和司法實踐一直存在相當突出的問題。其不完善性，導致了律師在辦理刑事案件的過程中難免不遇到新問題、新困難。不過，我國一直走在不斷完善律師辯護制度的道路上，2012年3月14日全國人大通過新《刑事訴訟法》，並已於 2013年1 月1 日正式實施。此次通過的新《刑事訴訟法》對刑事辯護制度的相關規定與新《律師法》進行有效的對接，基本上解決了法律適用沖突的問題。但是，立法的完善能否從根本上解決司法實踐中的問題，也需要在實務層面進行進一步探析。以下，我們主要從新刑訴修改的關於律師辯護制度的內容來研究討論。

一、新刑訴中對律師辯護制度的改革

（一）辯護律師的介入權時間提前

1996 年《刑事訴訟法》第33條規定「：公訴案件自案件移送審查起訴之日起，犯罪嫌疑人有權委託辯護人」，此條規定將辯護制度排除在偵查程序之外。偵查階段中，犯罪嫌疑人既無沉默權，也無律師幫助，在面對偵查機關不斷訊問的極大壓力以及極有可能出現的刑訊逼供的情況下作出對己不利的有罪供述。在最應賦予犯罪嫌疑人辯護權的階段卻剝奪了這一權利，錯失人權保障的最佳時機。而新刑訴中將此條修改為：犯罪嫌疑人在被偵查機關第一次訊問或者採取強制措施之日起，有權委託辯護人。這一修改使得律師在偵查階段以辯護人的身份參與訴訟，能從客觀上對偵查活動形成有效的外部監督和制約，能促使偵查機關全面收集證據，防止主觀片面，同時也能最大限度地減少非法關押、刑訊逼供、指供、誘供等違反法律程序的行為發生，促使案件達到實體公正和程序公正的理想狀態。

（二）刑事法律援助制度得到強化

刑訴援助制度是為了保障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則而設立的，是現代法治國家實現司法公正和保護基本人權不可替代的重要手段。此次刑訴修正案切合這一理念，擴大了刑事法律援助的范圍。其一，法律援助的適用階段由審判提前至偵查、起訴階段，這一修改使得辯護制度的時間整體提前；其二，法律援助適用對象得以擴大。修正案第6條規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是盲、聾、啞人，或者是尚未完全喪失辨認或者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精神病人，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能被判處無期徒刑、死刑，沒有委託辯護人的，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為其提供辯護。以上兩條規定擴充了刑事辯護制度的惠及對象，使得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享受到國家的司法資源，充分體現了保障人權的精神內涵，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推動了我國法治文明的進步。

此外，此次刑訴修正案還明確了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和人民法院一樣，皆有應當通知法律援助機構指派律師提供法律援助的義務和責任。這條明確了公安機關的通知義務，為保障更多人的辯護權提供了法律上的支持。

（三）辯護制度的內容得到完善

1、自主會見權

實務辦案中，律師在偵查階段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受到諸多限制，很多地方的偵查機關要求律師會見須預先提出申請，報偵查機關審批，而偵查機關對於會見則會持消極態度，辦案人員在實踐中將「安排」實際上變為「批准」，律師和犯罪嫌疑人也無法正常的交談。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對會見時間和會見方式提供了保障。在時間上，修正案規定了辯護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看守所應當及時安排會見，至遲不得超過48小時。在方式上，此次刑訴修正案吸收了律師法中關於律師憑借三證即可會見在押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規定以及會見時不被監聽的規定，並且取消了關於「涉及國家秘密」的案件中律師會見需要批準的規定，而是將「涉及國家秘密案件」明確規定了危害國家安全犯罪案件、恐怖活動案件、特別重大賄賂犯罪案件三類，避免了以往由於「涉及國家秘密案件」含義不明而出現的侵犯會見權的情況。

新刑訴中對律師的自主會見權的確定保證了律師以及犯罪嫌疑人雙方會見的及時、暢通，使得犯罪嫌疑人能夠充分、有效地行使辯護權，進而有利於司法公正的實現。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與辯護律師的無障礙會見也是刑事辯護國際標準的要求和各國刑事訴訟制度的普遍做法。

2、閱卷權

閱卷權是辯護律師的一項重要權利，只有辯護律師充分的行使閱卷權，才能對案情進行全面了解，並以此為基礎進行辯護。1996年的刑訴法規定辯護律師自人民檢察院對案件審查起訴之日起，查閱、摘抄、復制的范圍僅限於本案的訴訟文書、技術性鑒定材料，這些都是公訴機關提供的，而不是案件最原始的材料，這從很大程度上限制了辯護人對案件的全面了解和掌握。為了解決這一問題，新刑事訴訟法規定辯護律師能夠查閱、摘抄、復制的范圍增大到本案所有的案卷材料。閱卷范圍的擴大能保障辯護律師更詳細的分析、解讀案情，並能夠更好地行使辯護權，有效維護犯罪嫌疑人、辯護人的訴訟權利。

3、調查取證權

雖然新刑訴法對律師的調查取證權沒有明確變化，但是體系地審視新刑訴法，不難推導出律師的調查取證權亦提前到了偵查階段 。根據修改後第33條的規定，在偵查階段，律師不再只是「提供法律幫助的人」，而是「辯護人」，那麼作為辯護人，當然有權享有調查取證權。此外，修改後的《刑事訴訟法》第 40 條規定：辯護人收集的有關犯罪嫌疑人不在犯罪現場、未達到刑事責任年齡、屬於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證據，應當及時告知公安機關、人民檢察院。這一條進一步說明了辯護人在偵查階段就享有調查取證權。

二、新刑訴中關於辯護制度出現的問題

新刑訴法對辯護制度的有關規定作了重大改革，這些改革對於加強我國刑事訴訟的民主性、科學性，提高辯護質量，切實維護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合法權益，無疑將起著積極作用。但是我們也應看到，新刑訴法對辯護權的某些規定還存在一定的缺陷，主要表現在以下幾點：

（一）關於辯護制度的法律用語具體含義不明確

新刑事訴訟法中雖然對某些條款作了修改完善，但是仍然存在含義不明確所導致的實施困難的情況，需要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進一步明確。以下從幾個地方來說明：

第一，閱卷權。新《刑事訴訟法》第38條規定了辯護律師的查閱、摘抄、復制案卷材料的權利，但是沒有細化「案卷材料」的內涵和外延，這里所指的材料是否包括了全部的案卷材料，不僅包括指控犯罪的證據材料，而且包括證明嫌疑人無罪、罪輕的證據材料。在偵查機關偵查措施與手段日益完備的形勢下，幾乎在所有刑事案件中絕大多數證據都被偵查機關搜集並固定起來。即使是那些對犯罪嫌疑人有利的證據也往往被偵查機關搜集和掌握。假如偵查機關將這些能夠證明被告人無罪或者罪輕的證據不編入證據卷宗之中，又假如檢察機關在移送起訴時將這些證據抽出而不移交至法院，那麼辯護律師就根本無法查閱到這些證據，而這將對辯護律師的有效辯護產生很大的影響。因此，明確案卷材料的具體范圍在司法實踐中是很重要的，這極大的關繫到律師辯護權的行使和被告人、犯罪嫌疑人的合法訴訟權利的保障。

第二，會見時不被監聽權。為進一步保障辯護律師會見權，新刑訴法第三十七條第四款規定：「辯護律師會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時不被監聽。」這一規定也是聯合國刑事司法准則的要求。聯合國《關於律師作用的基本原則》第8條規定：「遭逮捕、拘留或監禁的所有的人應有充分機會、時間和便利條件，毫不遲延地、在不被竊聽、不經檢查和完全保密情況下接受律師來訪和與律師聯系協商。這種協商可在執法人員能看得見但聽不見的范圍內進行。」

但是，對於「不被監聽」的解讀，意見不盡一致。有論者認為「不被監聽」僅指不得利用技術手段對辯護律師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談話進行監聽。而有的學者認為「不被監聽」既包括不得利用技術手段進行監聽，也包括偵查人員不得在場 。首先，新刑訴法刪除了原刑訴法第九十六條 「律師會見在押的犯罪嫌疑人，偵查機關根據案件情況和需要可以派員在場」的規定，換言之，取消了偵查機關派員在場的權力。其次，將「不被監聽」僅限於不得通過技術手段監聽談話的解讀不符合這一規定的立法精神。因為規定「不被監聽」是為了保障辯護律師與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會見的單獨性和秘密性，有利於他們建立相互信任的關系，有利於排除外來因素對他們會見的干擾。如果對會見不允許監聽卻可以派員在場，那麼「不被監聽」又有何意義？

為了保證此項規定得到切實執行，相關司法解釋除了要明確「不被監聽」的含義外，還要明確規定違反「不被監聽」規定的消極性後果，即以監聽方式獲得的證據材料應當根據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依法予以排除。

（二）刑事辯護制度實施性、懲罰性、救濟性條款過少

我國很多法律條文都屬於制定出大體方向，卻沒有規定具體實施性內容，這就使得大部分法律很難完全依靠立法機關的力量加以實施，而不得不依賴於大量的立法解釋、司法解釋以及司法機關的內部文件規定進行具體的實施，而在實施過程，有些立法規定甚至出現被修改、被架空的境況 。

這次我國新修改的《刑事訴訟法》也有同樣的問題。在法條中關於辯護制度問題集中在解決刑事法律援助、會見權、閱卷權及申請調查權等關鍵性問題，但是對於辯護律師在刑事訴訟過程中享有的相關權利卻均以「權利宣告」的方式被賦予，而沒有一系列具體的實施性條款加以保障，使得在法條中所宣稱的比較抽象、概括的制度無法通過可操作的規則加以實現。同樣，關於懲罰性條款和救濟性條款，新《刑事訴訟法》中的規定也嚴重缺失。假如不建立任何懲罰性條款，那麼授權性規范就將因為沒有對侵權行為的制裁性後果而變得難以實施，賦予的相關權利也難以實現；如果缺乏對於侵犯辯護律師的辯護權實施救濟的途徑，將會使權利無法得到真正的貫徹與落實。因此，為了新刑訴法能夠得到更好的實施和適用，應注意將法律條文內容具體化，並且注意保障措施的施行。

三、完善辯護制度的建議

首先，將部分法律條文用語的含義明確化。

新《刑事訴訟法》中規定了許多關於被告人和犯罪嫌疑人以及辯護律師的訴訟權利，但是，因為某些法律用語的含義有混淆性，界限不明確，導致實務上對法律條文得不到良好的實施，權力得不到良好的保障。因此，在以後的立法修改或者法律解釋中，應將法律條文的含義具體化，明確化，以期達到刑事訴訟相關法律在實踐中發揮更好的實施效果。

其次，制定和完善刑事辯護律師權利的實施性、懲罰性和救濟性條款。

「任何帶有一定超前性的制度安排都不可能自動地得到實現，而必須有一系列具體的實施條款加以保障，使得這些抽象、概括的制度能通過可操作性的規則加以實現。 」以閱卷權為例，新《刑事訴訟法》可以制定明確的實施性條款，如律師查閱、摘抄、復制的案卷材料的范圍和具體方式；又如明確規定檢察機關批准律師閱卷申請的時間； 檢察機關如果不批准律師閱卷，律師向法院申請閱卷的時間等。相對於實施性條款而言，在新《刑事訴訟法》中規定懲罰、救濟性條款是為了更好地保障立法賦予辯護律師的相關權利，並使之在實務中得以貫徹與落實。如對看守所、偵查機關無正當理由拒絕批准律師會見的行為，對於檢察機關拒絕律師閱卷的行為等，在新《刑事訴訟法》應確立某種形式的追究責任的條款。而對於上述偵查機關、檢察機關、審判機關違反法定程序，侵犯辯護律師的程序辯護權利時，可以通過建立程序性制裁製度使得受到程序性違法之直接影響的證據、公訴、裁判以及其他的訴訟行為失去法律效果，以此使辯護權利受到侵犯的律師獲得權利救濟的有效途徑 。

總之，刑事辯護制度是刑事訴訟的基本制度，刑事訴訟的進化歷史也可以說是刑事辯護制度不斷加強與完善的歷史。從歷史上看，從奴隸社會的彈劾式訴訟模式到封建制社會的糾問式訴訟模式，再到近現代社會的控辯式訴訟模式，刑事辯護制度的發展經歷了曲折歷程 。發展至今，新《刑事訴訟法》在立法上充分彰顯了人權保障、程序正義以及控辯平衡等現代司法理念，與新《律師法》有效地銜接，使得辯護律師在閱卷、會見等方面的訴訟權利實現了對接，同時擴大刑事法律援助的受益對象和范圍，使得更多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有機會獲得法律援助，這些規定無疑富有影響深遠並具有積極意義。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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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 法律援助未成年人從什麼時間介入

您好，未成年人犯罪的法律援助，應當從審判階段開始介入。

法律回援助答是指由政府設立的法律援助機構組織法律援助的律師，為經濟困難或特殊案件的人給予無償提供法律服務的一項法律保障制度。

未成年人法律援助由其法定代理人代為提出申請，如侵權人是法定代理人的，由與該爭議事項無利害關系的其他法定代理人代為提出申請。根據《民法通則》的規定，未成年人的父母是未成年人的法定代理人。

《刑事訴訟法》雖然明確了律師辦理刑事辯護案件的提前介入問題，但對於未成年人刑事援助案件的提前介入並未予以規定，這就導致了在司法實踐中，由於工作協調等各方面因素，未成年人的指定辯護權僅僅局限在了審判階段，使得許多指定辯護留於形式。有些時候為了在表面上迎合法律的規定，法院往往匆忙的在開庭前一兩天給未成年被告人指定辯護律師，不少指定辯護律師基於時間原因，沒有做到委託辯護中閱卷、會見被告人，僅憑起訴書和平常的辦案經驗出庭辯護，應付指定辯護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