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李永軍
㈠ 全國民法學家排名
江平、梁慧星、王利明、楊立新、張新寶、李永軍、龍衛球、魏振瀛
很多，可以去四大法學院的網站看一看
㈡ 中國民法學的泰斗有哪些有哪些經典著作
中國民法學的泰斗有：
1、江平（1930—— ），最負盛名的民商法專家，原中國政法大學校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編纂負責人，被譽為「中國民法三傑」之一。
江平教授1930年12月出生，浙江省寧波市人。1948年至1949年就讀於北京燕京大學新聞系；1951年入莫斯科大學法律系，1956年畢業；現為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民商法博士生導師。
2、梅仲協
梅仲協 （1900-1971） 字祖芳，浙江永嘉人。法國巴黎大學法學碩士，1933年後在國立中央大學（南京大學前身）和中央政治學校擔任民法講席，曾任中央政治學校法律學系主任，抗戰期間重慶東吳大學教授。
3、謝懷栻
謝懷栻，男，漢族。湖北省棗陽縣（現為市）人。1919年8月15日生。1938年在重慶入中央政治學校大學部法律系，1942年畢業。次年參加高等文官考試司法官考試合格。
1944年後歷任重慶、台北、上海各地法院推事。1948年任上海國立同濟大學法律系副教授，兼任上海大夏大學教課，講授民法、民事訴訟法。
1979年到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民法研究室工作，任副研究員、研究員，擔任過碩士生導師，兼任中國社科院研究生院教授，於1988年退休。
4、佟柔
佟柔(1921年6月20日——1990年9月16日)男，滿族，遼寧省北鎮縣人，中共黨員。生前任中國人民大學法學院教授，中國民法專業博士生導師。
國內法學界，尤其民法學界，公認佟柔教授是新中國民法的開創者、民法理論的奠基人，是民法學的帶頭人，稱贊他是中國民法的權威或「泰斗」。
日本有的法學家譽其為「中國民法之父」，美國有的法學家稱他是「中國民法先生」。
5、史尚寬
史尚寬先生（1898—1970），字旦生，安徽桐城人，生於1898年農歷元旦，性厚重而穎悟，十一歲能文章，十五歲留學日本，由京都第三高等學校而東京帝大法律系，獲法學士學位。
史尚寬先生的「民法全書」對民國的立法時間產生了重大深遠的影響，對後世的法學的研究也具有深遠的意義。
中國民法學經典著作：
《民法要義》、《公司法概論》、《公司法教程》、《國際私法新論》、《中國票據法釋義》、《法學緒論》、《中國司法大辭典》等。
㈢ 有沒有關於民法的入門書啊
北大出版社出版的，紅色封皮的，國家十一五指定教材什麼的。很權威，概念闡述的不錯，挺厚的，很多學校拿它做教材的。（我們也是）
裡面概念挺多的，建議你多看幾遍，可以自己做做比較重要的概念的筆記。（建議你有時間的話把那本書看五遍，沒時間看三遍，然後你幾乎就無敵了）
當然，要買本民法通則配套。不管學什麼法律，都要買本發條來看的。最好買帶司法解釋的。現在市面上有三種左右的法條：白皮的，很薄，只是法條而已，不太建議你買；紅皮的，有法條和司法解釋，應該還行；黃皮的，一本挺貴的，民法通則可能要20快左右，但是很全，有法條，司法解釋，一些焦點問題比如重大立功的概念等等，還有配套附錄，包含一些相關法律法規和司法解釋。民法的話建議買黃色皮的，因為後面有附帶最高院的司法解釋，很有用的。我是無論什麼法條都買黃色皮的，雖然很貴點，但是挺值的。
加油吧，北大那本書可能看了有點迷茫，不過我們也是大一就學民法的，一樣過來了，你用那本書啟蒙完全沒有問題。
或者有本張俊浩編的民法書，中國政法大學的，但是比較老了。他給我們上過一段時間的課，我覺得他講課講的太深了，不適合本科生聽。他說他書里寫的理論很多已經被他自己推翻的了，不過他做學問的態度挺端正的，你有興趣可以翻翻，不過個人建議還是別了……被他的課嚇怕了已經。
㈣ 王利明的民法學和馬俊駒的民法原論哪個好
好的教材一來般都是獨著的，比較經源典的要算德國的拉倫次、梅迪庫斯以及台灣的王澤鑒先生等大家的論著和教材。
王利明先生的那本教材是幾個人合著的，其中王軼老師寫的不錯。馬俊駒、余延滿《民法原論》比較中規中舉，內容還是挺詳實。具體要看你自己的選擇。
另外，就大陸學者寫的民法總論部分而言，法大的李永軍老師剛剛出了本民法總論，資料比較新，理論分析也比較深入，梁慧星老師的民法總論教材比較簡明精練，龍衛球老師的民法總論資料比較翔實。孫憲忠老師的民法總論有很多實例，相對生動一些。
而王澤鑒民法系列，雖然理論上沒有創建，但對經典民法理論的體系整理及方法論的架構還是相當不錯的 可以作為民法入門書
㈤ 在北京除了人大北大以外的大學，哪幾所的民商法比較不錯
要說民商法最nb的自然是人大了，北大的民商法並不是很突出。不過既然樓專主排除人大北大，就屬不詳述了。
中國政法大學：老牌法學名校，法學綜合實力強大。民商法是優勢學科之一，名家眾多(江平、趙旭東、李永軍、王衛國...)，而且考研題目與司考相近，招生人數大，難度相對低。但是學校的硬體與行政管理實在不怎麼地。
清華大學：法學院近些年興起，但發展迅速。特點是小而精，民商法尤其強，牛人有王保樹、崔建遠、韓世遠等。清華的硬體就不用說了，法學院的小樓非常典雅。不過清華考研題目偏重法理，很活，不容易把握，而且招生人數很少。
對外經貿大學：國際經濟法是特色，英語要求高。就業前景非常好（有律所單要外經貿的不要政法的）。不過樓主要讀民商法，這倒不是它的強項。
北京航空航天大學：
法學院近些年才發展起來，原政法的龍衛球去當院長。吸納了不少人才，前景似乎不錯。
㈥ 司法考試民法出題人
民法拼題人應該有三位，知識產權法是一位，不清楚是誰，物權法部分應該是錢明星教授，其餘的是溫世揚教授。
㈦ 民法總論哪個版本的比較好
樓主你好
目前市面上比較流行的有以下幾種類型的民法總論
1、寄生型民法總論，即內與磚頭書容放在一起寫的，魏振瀛主編、王利明主編的為代表，這類民法總論沒有可以看的。
2、大同小異型民法總論，這類以劉凱湘、鄭雲瑞等為代表，寫的比磚頭書好一點，但是大同小異，且都比較薄。適合初學者看。
3、全書型民法總論：這類民法總論以李永軍、龍衛球為代表，寫的民法總論很厚，資料豐富，適合作為資料查閱以及深入學習閱讀。
4、耳目一新型民法總論：王澤鑒的、大村敦志的、徐國棟的、彭誠信與李建偉合著的民法總論為代表，裡面很多新觀點新思維。
5、海外型民法總論：一類如《德國民法總論》、《法國民法總論》、等，這類強烈不建議一開始就看。
具體想要怎麼樣的可以追問。
㈧ 學習民法要看那些資料書
對於民法學初學者而言，首先，選一本好的民法教材，重要的吃是透教材的基本知識，然後對民事的案例進行分析學習與適用民法條文結合，努力鍛煉學子理論與實踐相結合處理各類事務的實務能力。
一、必讀教材
王澤鑒著：《民法總則》
鄭玉波著：《民法總則》
王利明著：《民法總論研究》
梁慧星著：《民法總論》
龍衛球著：《民法總論》
郭明瑞等：《民商法原理》（第一卷）
李永軍：《民法總論》
江平主編：《民法學》
余延滿馬俊駒：《民法原論》
魏振瀛主編：《民法學》
彭萬林主編：《民法學》
王利明 主編 ：中國民法案例與學理研究（總則 篇）修訂本
二、擴讀的民事法典及民事立法草案
1、法國民法典
2、德國民法典
3、瑞士民法典
4、日本民法典
㈨ 我想問一下中國大陸，誰寫民法總論最好
梁慧星可是巨擘啊，我們老師還講過許多人，不過都是嘴上說，沒有特地版寫出名字，所以我也寫不出來權...記得梁慧星的老師很厲害，已經過世了，因為曾加入國民黨所以沒在大陸受重用，現今中國都沒人水平超過他。法律界還是有很多人才的，也有很多精於某個方面。至於推薦本書，我們老師說，最基本的讀物就是耶林的《為權利而斗爭》，讀了才有法的精神。
嗯，樓下說的王澤鑒我們老師也說過
㈩ 民法和商法的關系
民法與商法的關系無論在理論上還
是在實踐中都是一個富有爭議的問題,它不但影響到我國民商法學科的發展前景,而且也決定了我國民法典制定的理念和思路。本文試從民商關系的角度對我國民法典的編纂體例提出自己的一些看法,以就教於各位同仁。
一、傳統民商分離的歷史功績及其局限性
(一)民商分離的涵義及其歷史沿革
民商分立又稱民商分離,它有兩層含義:一是就立法體系而言,在民法典之外另定單獨商法典;二是就法律運行機制而言,由民法和商法共同實現對經濟關系的調整,民法和商法各自獨立而又相互依存。從大陸法系主要國家民商法律制度的歷史沿革來看,「民商分立的模式之所以至今仍占支配地位,不僅由於傳統,而且還有某些理論依據」。[1]
如果追溯民商分離的發展歷史可以看出,雖然商事習慣和商事規則很早就已出現,但商法真正作為一個法律部門而獨立存在卻是近代的事情。商事關系的產生是生產力發展和社會分工的結果。羅馬法作為商品生產社會的第一部世界性法律確定了簡單商品所有者的一切本質的法律關系。但隨著商品經濟的發展和市場范圍的擴大,面對紛繁復雜的商品經濟關系,以民法為基本內容的羅馬法開始有捉襟見肘之感。對此,伯爾曼認為:「無論是重新發現的羅馬市民法,還是僅僅殘存的羅馬習慣法,包括萬民法,都不足以應付在11世紀晚期和12世紀出現的各種商業問題。」[2]由此產生了對商法的需求。而在商法制度的構建和商法體系的完成方面,商人無疑發揮了重大作用。商人們在長期的交易中摸索出一套規則,即商業習慣。商業習慣在商人們之間有類似於法律的效力,商人自治團體按照已經發展起來的商業習慣解決商人間的糾紛,並發展起自已的司法系統———參與裁判制的商事法院。因此,在某種意義上說,「作為那個時期的特徵,商法最初的發展在很大程度上———雖不是全部———是由商人自身完成的。」[2]作為最早出現的義大利商人習慣法主要根據的是羅馬法,運用了羅馬法的法律術語和權利義務觀念,並吸收了教會法的善意、公平交易和信守合同的道德觀念,它構成了近代商法的基礎。中世紀末,特別是16世紀以後,隨著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歐洲的一些國家封建勢力逐漸衰落,中世紀占統治地位的寺院法開始被廢棄,統一民族國家逐步形成。隨著國家干預商事事務的強度不斷增大,商事習慣法逐漸被國家的商事法所取代,從而導致在歐洲大陸相繼出現了1807年的《法國商法典》、1817年的《盧森堡商法典》、1829年的《西班牙商法典》、1888年的《葡萄牙商法典》、1838年的《希臘商法典》、1838年的《荷蘭商法典》、1850年的《比利時商法典》、1865年和1883年的《義大利商法典》、1900年的《德國商法典》等,並由此形成了所謂的民商分離立法模式。
(二)民商分離的歷史功績
民商分離既是一種科學的法律體系劃分,帶有較多的主觀色彩;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適應了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從理論上說,將民法典與商法典分立的體例,是一種符合經濟生活對法律調整的不同需求的體例,這不僅使民法與商法各自發揮其應有的效用,而且使商法的調整對象、調整方法、基本原則及其特有的立法技術全方位地為人們所了解、知曉並加以應用,這對樹立重商揚商的法律觀念具有重大意義。[3]具體說來,民商分離的作用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第一,民商分離極大地促進了社會經濟的發展,從法律上對資本主義經濟關系進行了鞏固和加強。商法與市場經濟密切相聯。與民事主體不同,市場經濟主體是以從事營利性活動為其唯一存在目的的經濟人——商人。經濟人必須具有理性,能通過成本—收益或趨利避害原則來對其面臨的一切機會和目標及實現目標的手段進行優化選擇。營利是商人據以從事經營活動的終極目的,是商人的根本價值追求,是商法調整的市場經濟的價值基礎,也是評判市場主體經營活動是否合乎市場經濟本質要求的標准。在這個意義上,一切商法制度的設計都應當而且必須考慮商事行為的營利性這一要求,盡可能減少市場運作過程中的交易成本和制度成本。就立法實踐來說,整個商法制度的設計都是為了滿足商事主體的營利性要求。整個商法的運行過程也表現為對各種利益關系的平衡、選擇和取捨,並通過權利和義務對各種利益進行規范和調整。如果說民法對商品交換的一般性調整為商事關系的調整提供了基礎的話,那麼,商法則對營利性的經營活動形成的經濟關系予以專門性調整,營利調節機制是它特有的方式。商法把營利視為自己的宗旨,創造了自身的價值體系和新的原則。[4]
第二,民商分離促進了整個社會立法技術的提高。一般而言,民法規范為商品經濟和市場經濟提供了一般的行為規則,這些一般行為規則是對整個市民社會及其經濟基礎的抽象和概括,是人們理性思維的結果,一般較為合理也較為穩定。正是基於這種調整對象的性質和特徵以及調整手段的特點所決定,因此民法條款絕大多數屬於倫理性條款。不僅如此,自羅馬法特別是德國民法典之後,民法非常注重對概念的使用及對概念的界定。但民法概念卻具有相當的彈性和不確定性,典型的如作為民法基本要求的公平和誠實信用、判斷行為效力的善意和惡意、確定行為人是否承擔責任的過錯等概念,都具有相當的靈活性。而商法則不然,商法規范則要求所使用的概念應具有明確肯定性和不可產生歧義性。商法最早起源於「商人法」,從它產生伊始就具有專門性及職業性,而後雖經多次進化,「商人法」發展成為「商行為法」,但商法的基本特質並沒有變化。商法始終是對市場經濟的直接調整,可以說,市場經濟的基本內容、基本規則及基本運作方式翻譯成法律語言就構成了商法規則。有什麼樣的市場交易方式和市場交易內容,就相應有什麼樣的商法規范進行調整。由此決定了商法規范必然具有很強的操作性、技術性,並且這些技術性規范不能簡單地憑道德倫理意識就能判斷其行為效果。可以說,若沒有大量技術性規范的有效調整,商法的營利性和商法宗旨均難以實現。
第三,民商分離促進了法律規范的國際化運動。從歷史淵源方面來看,早期商法在西歐中世紀商人習慣法時代就具有一定的國際性。商法本屬於國內法,它所調整的對象主要是國內商事法。但是隨著科技的進步,國際交往的加強和國際貿易的發展,許多商事關系中都涉及到國外主體或其它涉外因素。不僅如此,商法所調整的市場經濟本身就具有良好的成長性和顯著的跨地域性,一國市場經濟的發展離不開它國經濟的發展,任何一國要想採取閉關鎖國的政策不依賴其它國家而獨立發展幾乎已不可能。因此,國內商法也就不能再局限於本國的領域內,而要顧及有關的國際公約和國際慣例。另一方面,與其它法律制度相比,商法的國際統一性要求有著較好的客觀基礎。一是商法的大多數規定都是技術規范,既不像刑法那樣具有強烈的政治色彩,也不像民法那樣有著濃厚的民族色彩和倫理色彩,這就為實現商法的國際統一化奠定了良好的法律技術基礎。二是商法的內容大多源於中世紀的商人自治法,這些自治法主要來源於在商事活動中所形成的各種商事慣例,而這些慣例在各國制定成文商事法時都曾廣泛地加以借鑒,即各國商法就其主要內容而言具有同源性。因此,商法的每一個部門法在具體操作上都具有易於統一性。從目前多數國家的法制現狀來看,商法中有關票據、海商、國際貨物買賣和商事仲裁的國際一體化發展實際上已經是無法逆轉的趨勢。
第四,民商分離強化了對交易安全的維護。與民法比較注重當事人意思自治要求不同,商法中對當事人的意思自由作了較多的限制。商法中包含有較多的涉及刑法、社會法等與經濟活動有關的公法規范,這些規范具有明顯的國家強制性。在法律適用上,公法規范具有優先效力,這種優先效力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一是當事人的行為只有在符合法律規定的情況下才被認為是有效的,單純的不違反法律規定並不構成行為合法的當然理由;二是在法律適用上公法規范可以排斥私法規范而單獨發生效力;三是對於帶有公法性的規定,當事人不能通過協議或章程而改變其內容。就商法本身來說,為了突出對交易安全的維護,商法在商行為的法律控制方面實行了強制主義和嚴格主義。通過商業登記、消費者保護、不正當競爭之禁止、商業壟斷之限制等一系列規則調整商主體的行為。不僅如此,商法還比較注重商事行為的獨立性,強調每一行為的有效與否僅僅取決於該行為是否符合法律規定的形式要件和實質要件,而與其它行為的效力無關。與此相關聯,商法非常強調對信賴利益的保護,強調行為的外觀效力,公示於外表的事實縱與真實的情形不符亦確認其行為效力,而不需要探究行為人的內心真實想法。以上這些制度對於維護正常的社會經濟秩序,保障交易安全具有非常顯著的作用。
第五,民商分離擴大了交易習慣和交易規則的適用范圍。在商法制度創立的初期,為了有效調整商人之間的商事關系,特別是跨地區、跨國境的商事關系,以保護自身的合法權益,促進商事貿易關系的正常發展,商人們根據商事交易的實際需要,創造出一些習慣做法和慣例。即使在現代社會,習慣仍然是各國商法的重要淵源之一。交易習慣由於反映當事人的意思自治,因此為交易主體所主動遵守,並對交易主體的行為形成必要的約束,具有較強的確定性和確信性。交易習慣在市場經濟關系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它可以提高市場的自律水平,降低法律的運行成本;可以填補法律的空白,解釋法律的含義,使法律得以更加合理的施行。
(三)民商分離的歷史局限性
民商分離雖然適應了現代社會經濟發展的需要,也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現代經濟關系和經濟秩序的形成。但由於商法從一開始便帶有商人習慣法的局限性,是實用主義和折衷主義的產物,其立法過程缺乏類似於民事立法那樣的理論准備,因此在缺乏理論准備下建立起來的歐洲各國商法體系,隨著經濟生活的發展,其內容被不斷修改和補充,從而成為發展最快、變化最為迅速,但同時又缺乏必要理論指導的法律部門。[5]隨著現代生活的發展,民商分立的一些先天不足也逐步暴露出來。
首先,我們無法從理論上對民法和商法作出明確界定,其原因在於:(1)民商法有相同的價值取向,包括公平價值、效益價值、平等價值、誠實信用價值等;(2)都是以社會經濟關系作為其調整對象;(3)都有賴於現存的相同經濟基礎和經濟實現方式;(4)在法律屬性上同屬於私法范疇等。
其次,商法的內容和原則要受民法基本原則的指導和制約。由於民法和商法在本質上是一致的,都是市民社會的法律表現,都屬於私法范疇,因此,民法和商法在基本原則上具有相通性。不僅如此,相對於商法的基本原則,民法原則更具有基礎性,在性質上屬於根本性規則。民法基本原則的根本規則屬性有兩層來源,一是其內容的根本性,二是其效力范圍的廣闊性。由於「民法准則只是以法律形式表現了社會的經濟生活條件」,[6]因此,民法的基本原則主要表現為從事商品生產和商品流轉所必須遵循的一些基本准則,是對整個市民社會基於主體平等和意思自治而建立的各種社會關系的法律調整,具有抽象性和系統性。就對市場經濟的法律調整而言,民法提供的是一般規則,商法提供的是具體規則,所以民法是一般私法,而商法則是特別私法。民法是純粹私法,有著完備的自治體系;商法為混合私法。因此,民法的基本原則通常可以適用於商法規定。
最後,商法的產生存在先天不足。這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就商法的體系來說,商法本身的體系紛紜蕪雜,難以形成共同的法律原則,各組成部分之間沒有充分的內在聯系。從德、法等國商法典形成的歷史因素來看,商事規則本來就是民法的「棄兒」,商法典是對游離於民法之外的「散兵游勇」的收容,故其內在聯系性遠遠不如民法。不僅如此,商事法律規範本身還缺乏必要的共同性,「民法和商法的分立並不是出於科學的構造,而只是歷史的產物」。[7]商法規范沒有形成完全獨立的調整方法,它的方法仍然是建立以權利為內容的法律關系;沒有獨立的調整對象,它的對象仍然是平等主體之間的關系。商法內容主要是對民法規范的變更、補充或排除。[8]從歷史發展來看,法、德、日等國的商法典不但制定較早,而且在形式理性上也遠不如民法典完美,無論是商法典的結構與內容,還是商法典在法律體系中的地位,都不能與民法典同日而語。由於商法沒有民法那樣堅固的基石和傳統,沒有一套嚴密精深的商法理論和商法學說來影響歐洲各國的法律制度和立法活動,因此註定了它的出現不但不能動搖民法的傳統地位,而且面對民法強大的擴張性和包容性,還有逐步喪失自己獨立的危險。[9]
二、民商合一與商法的民法化
為了彌補民商分離的理論缺失,在理論上主張民商合一的呼聲漸趨高漲。民商合一論者的主張按其含義不同又可以分為兩派:一派主張「商法民法化」,另一派主張「民法商法化」。前者以商法較之於民法是個性小於共性,民法原理足以解決所有商事問題為由,主張將商事規范納入民法中而不必另定商法典,用民法取代商法。後者以現代社會更加強調商事活動對社會經濟的促進作用,商事交易及商法上形成的制度與思想已逐漸成為整個民商事法律的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則為由,主張構建以商法為主要內容的民商事法律制度,用商法原理統帥民法,將民法制度融於商法之中。[10]在這兩種觀點中,主流是商法的民法化。從實行民商合一立法體例國家的實際情況看,也都是以商法民法化作為其立法模式的。因此,通常意義上的「民商合一」指的就是商法民法化。隨著近幾年來我國民法典制定研討的深入,民法學界有人明確提出制定民商合一的民法典的主張。認為民商合一的實質是將民事生活和整個市場所使用的共同規則集中制定於民法典,而將適用於局部市場或個別市場的規則,規定於各個民事特別法和商事特別法。就立法實踐來看,瑞士是首先採用民商合一立法體例的現代國家,1911年3月30日,瑞士通過了統一的債務法典。原先採用民商分立制的義大利在1942年制定了一部包括民商法在內的綜合性的新民法典。土耳其1926年新的民法典也接受了瑞士民法典的合一體例。泰國、匈牙利、南斯拉夫、俄羅斯等國也相繼採取民商合一制。因此有學者斷言:「民法法系的現代趨勢是朝著法典統一,包括商法典和民法典統一方向發展。」[11]
民商合一論的主要理論是建立在對作為傳統商法立法基礎的商人和商行為的否定基礎上的。即認為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人的普遍商化,人的普遍商化導致人人都是商人,人人都是商人導致商主體與民事主體的融合,因此商法應融入民法;另一方面,商品經濟的發展導致商業職能與生產職能的融合,商業職能與生產職能的融合導致民事行為和商事行為的融合,因此商法應融入民法。以上推理頗有牽強附會之感。所謂商品經濟發展導致人的普遍商化,只不過是指商品經濟高度發達後,絕大多數人都被捲入了市場和參與市場交換,但這並不意味著所有從事商品交換活動的人都是商人,商事行為的本質在於資本的營利活動,因此,商人僅僅應當界定為資本的人格化身。因此,不能認為現代商品經濟條件下,諸多的民事主體都捲入了市場、參與了商品交換,就認為民事主體已經與商事主體相融合。商人仍是獨立存在的與一般民事主體不同的主體,商法仍然表現為現代商人的身份法。只不過傳統商法的商人身份特性是建立在商人特權基礎之上的,而現代商法的商人身份法的特性是建立在現代民法的具體人格基礎上的。商事主體區別於民事主體的顯著表現是商事主體將其范圍延伸到了公司。公司制度的出現不但使主體范圍由單純的自然人擴及到了不具有自然思維能力的社團組織,使主體資本的籌集超出了單個自然人的能力和財力的限制,使主體人格不再依附於自然人的壽命而可以具有永久存續性,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公司是完全以營利為目的的經濟組織。而「有效率的經濟組織是增長的關鍵要素;西方世界興起的原因就在於發展了一種有效率的經濟組織」。[12]不僅如此,商業職能與生產職能的融合只表明作為商的資本活動的范圍的擴大,但並不表明商事行為與民事行為的融合。現代意義的商法已不再是單純的屬人法,而是以一切商事活動和商事關系為調整范圍的法律部門,商事行為並非只有職業商人才能為之,相反,任何實施了商事行為的人,都會受到商法的管轄,如公司行為、票據行為、證券行為、破產行為、商買賣行為等。商法盡管脫胎於民法,卻有了完全不同於民法的法律原則、制度,有了完全不同於民法的理論依據,有了完全不同於民法的調整方式,而決不是民法基本原則、制度在商事領域的具體化和特殊化。[13]商事活動的營利特殊性使得民法中平等自由等原則經過商法的改造,變成為具有新的內涵的商法原則。
三、民法商法化與我國民法典的制定
(一)民法商法化及其立法實踐
民法的商法化主要表現為民法對商法內容、商法原則和商法規則的吸收和借鑒。所謂「民法商法化」,其意義有二:一是由商事交易及商法上所形成之思想或制度,為民法逐漸採用;二是原屬民法上的制度或法律關系,後漸歸商法所支配。這一理論並不主張商法復歸傳統民法規則,而主張相互吸收。我國在制定合同法時就採取了民法商法化的立法模式,確立了以商事合同為常態、以民事合同為例外的立法格局。從而實現了民法和商法的有機結合,並為我們提供了一個民商合一的典範。當然,我們強調民法與商法的相互滲透與同化,主要是表明兩者的內容相互交叉和接近,兩者調整社會經濟關系的差別日益縮小,兩者的功能日益趨同。但是,這並不是說民法與商法已融為一體,彼此不再獨立存在。雖然民法已經日益商事化,但商事化後的民法將具有更強的生命力和適應性,而不可能變成商法。
(二)我國民法典編纂的基本理念和思路
筆者認為,我國民法典編纂的基本理念和思路應當是:在正確界定和承認民法和商法差別的基礎上以商法編的方式對民商法進行統一立法。在現代社會,尤其是在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民法是調整商品經濟的基本法,是商品社會的「憲法」。民法的產生與發展是社會生活諸條件互動作用的結果,創造法律同創造歷史一樣,「並不是隨心所欲的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14]21世紀民法將在20世紀民法的基礎上繼續向前發展,它將面臨一些有待解決的、更具挑戰性的難題。世紀之交的民法無疑正處於一種統一化與多元化、自由主義與社群主義對立發展的態勢中。[15]我們應對傳統民法做成功的現代轉化:適應整個現代社會,制定一部民商混合的法典,即在正確界定和承認民法和商法差別的基礎上,以商法編的方式對民商法進行統一立法。當然,採取民商統一立法,有兩點是不能忽視的。一是商事活動的某些特殊要求,必須在未來的民法制定中加以滿足,統一不能漠視不同的主體和不同的活動的差異性;二是要追蹤新時期商事活動的變化,使我們的法律不至於與現行的商業條件不相關聯,成為一種不合時宜的法律。[16]
我國現階段之所以要採取民商統一立法體例,主要是基於以下幾方面的原因:首先,民法和商法在調整對象上具有不可區分性。民法和商法都調整市場主體及其活動。市場經濟必須有賴於商品經濟而存在,以承認和實施商品經濟的基本要求為條件。商業行為與一般的民事行為在司法實踐中沒有明確的界限,都會產生一定的權利義務關系,民商分別立法可能引起適用法律上的困難。其次,法律性質和屬性上具有相同性。民法和商法在性質上都屬於私法范疇,在規范內容上都屬於權利法。完全實行民商分立有人為割裂同一法律關系之嫌,既有害於私法體系的統一性,也不利於私法理論的深人發展。最後,民商分離的立法條件在我國並不具備。在我國發展的所有歷史階段,商人都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階層,而是依附於其他主體而存在,現在的商人仍沒有形成一個獨立的階層,因此中國缺乏民商分離的主體基礎。不僅如此,一般言之,民商分立必須以民法的高度民主發達為條件,是在民法發展到一定階段後現有的民法規范無力調整紛繁復雜的社會經濟關系時才產生對商法的渴求。目前我國的實際情況是,民法本身尚有待完善和弘揚,民法觀念也有待於進一步深化。在民事立法尚待進一步發展特別是民法典尚付闕如的情況下實行民商分離,無異於在沙灘上修建摩天大廈。
筆者始終認為,民法雖然是主要調整財產(經濟)關系,但民法就其產生和演變來說,對人(其中特別是公民)自身的價值、人的法律地位、人的權利的關注遠勝於對財產的關注。這也是民法區別於商法的表現之一。因此,對民法來說,只有人本身才是目的,而財產僅僅是實現人的目的的手段。如果本末倒置,把規范財產關系作為民法的主要著眼點和核心內容,而不注重對人類理性的提升和確認,那麼因此而制定出的民法典只能是對民法本質的歪曲和異化。[17]因此,對市場經濟的法律調整主要應當是由商事法律規范來實現的。我國目前所採用的單行商事立法的模式,雖然具有靈活、簡便等優點,但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單行商事立法的模式,由於缺乏一部總綱性的法律協調,使各個單行法律變成了孤立、單一的法律,不能形成商法體系內在應有的聯系,致使商事法律雜亂無章,缺乏統帥,不成體系。這不利於對我國市場經濟關系的統一規制,亦無助於對單行商事法律原則、制度和規則的全面理解,更不利於對單行商事法律的貫徹實施。[18～19]由於沒有一部總綱性的商事立法,我國到目前為止還沒有形成完整的商事法律基本理論,沒有形成系統的商事法律理論,沒有實現商法學體系和內容的科學化。通過商法編的方式對商法內容進行疏理和整合,明確規定我國商法的基本原則,並把單行商事法規中帶共同性的東西以商法原則和商法規范的形式固定下來,不但有利於我國獨立商法體系的形成,也有助於對單行商事法規的統一理解,更有助於其有效實施。
由此可見,民商統一立法並不是簡單地將商法並入民法,或是將商法完全融入民法,或是完全由民法取代商法,而是以承認民法和商法各有其獨立的調整內容為條件,在充分承認民法和商法各有其特殊性的基礎上,將民法內容和商法內容進行充分整合,以民法典(或稱民商法典)為載體,分別以民法編、商法編、知識產權法編和家庭法編為各自所屬法律類別的統率,以一系列單行法為特別法的一個系統完整的民商法規群,從而最大限度地實現民法和商法對經濟的共同調整。
[參考文獻]
[1]沈宗靈.比較法總論[M].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87.123.
[2][美]伯爾曼.法律與革命——西方法律傳統的形成[M].北京:中國大網路全書出版社,1993.414.
[3]王景.中國商法的立法模式再研究[J].法律適用,2003,(1-2).
[4]殷志剛.商的本質論[J].法律科學,2001,(6).
[5]董安生.中國商法總論[M].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4.14.
[6]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248-249.
[7]梁慧星,王利明.經濟法的理論問題[M].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86.124.
[8]史際春.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與我國的經濟法[J].中國法學,1995,(3).
[9]李永軍.論商法的傳統與理性基礎——歷史傳統與形式理性對民商分立的影響[J].法制與社會發展,2002,(6).
[10]趙萬一.商法基本問題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108.
[11][美]艾倫·沃森.民法法系的演變及形成[M].李靜冰,等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2.206.
[12][美]C·諾斯,羅伯特·托馬斯.西方世界的興起[M].北京:華夏出版社,1989.1.
[13]劉凱湘.論商法的性質、依據與特徵[J].現代法學.1997,(5).
[14]馬克思,恩格斯.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603.
[15]齊樹潔,王建源.論20世紀民法的發展趨勢[J].廈門大學學報:哲社版.1999,(1).
[16]劉筱彤.淺析我國商事立法模式的選擇[OL].中國私法網.2004-06-05.
[17]趙萬一.論民法的倫理性價值[J].法商研究.2003,(5).
[18]石少俠.我國應實行實質商法主義的民商分立——兼論我國的商事立法模式[J].法制與社會發展,2003,(5).
[19]任爾昕.我國商事立法模式之選擇及《商事通則》的制定[A].中國商法年刊(2004年第4卷)[Z].哈爾濱: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171-18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