實質刑法

① 劉艷紅的學歷和工作經歷

1992年、1997年先後畢業於中南政法學院，分獲法學學士和碩士學位；2001年畢業於北京大學法學院，獲法學博士學位。2002—2004年，於武漢大學法學院從事博士後研究工作；2002年德國薩爾大學（UdS）法學院做訪問學者。自1992年7月，先後任教於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法學院、武漢大學法學院和東南大學法學院，其間於2003年破格晉升為教授，並遴選為博士生導師。
主持承擔國家社科基金項目、教育部霍英東教育基金項目、司法部度國家法治與法學理論研究項目、中國博士後科學基金項目、中國法學會部級科研項目、最高人民檢察院課題等各類科研項目、江蘇省人民政府「六大人才高峰」資助項目、江蘇省第四期「333工程」培養資金資助項目、江蘇省法學會研究課題、江蘇省教育廳「十二五」高等學校重點教材立項建設項目等各類項目10餘項；專著《實質刑法觀》獲得2013年教育部第六屆高等學校科學研究優秀成果獎（人文社會科學）一等獎，獲第十二屆「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江蘇省第二屆「法學優秀成果獎」一等獎、第十三屆「江蘇省哲學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二等獎、首屆「錢端升法學優秀成果獎」、國家司法部法學教材與科研成果獎、省社會科學優秀成果獎等各類獎勵10餘項；在國內外法學期刊發表論文100餘篇，其中CSSCI來源文獻70餘篇，被《新華文摘》、《中國社會科學文摘》、《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人大報刊復印資料等轉載轉載50餘篇次；出版專著《實質刑法觀》、《走向實質的刑法解釋》、《開放的犯罪構成要件理論研究》、《罪名研究》、《行政刑法的一般理論》、《人格刑法導論》等，主編《刑法學總論》和《刑法學各論》（獲「2007年江蘇省高等學校評優精品教材」），主編《刑法學》（上）、《刑法學》（下）及參編著作10餘部。
研究領域與特長為犯罪成立理論以及刑法解釋論。長期以來，一直潛心致力於實質刑法學派確立與展開的體系化研究，從微觀的個罪解釋到中觀的犯罪構成理論，及至宏觀的實質刑法觀，產生了一系列以實質刑法為個人學術特色與學術標簽的理論成果，取得了良好的學術聲譽與社會效果。圍繞實質刑法的核心命題，相繼展開了「開放的犯罪構成要件」、「實質刑法觀」、「實質的刑法解釋」、「實質的犯罪論」等實質刑法立場相關問題的研究，在同領域中居於領先地位。通過致力於對刑法中開放的犯罪構成要件理論研究，認為刑法中存在大量的開放的犯罪構成要件，為此應允許裁判者對之進行實質的解釋，因而提倡實質的犯罪論與實質的刑法解釋論；此外，在行政刑法、刑法方法論、刑事立法、交通犯罪等領域，也取得了一些令人矚目的研究成果。
經2014年1月27日第七屆「全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評選委員會評選，2014年2月21日中國法學會會長會議審議、決定產生第七屆「全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稱號獲得者，劉艷紅教授赫然在列。2010年，劉艷紅教授的先生、東南大學法學院前任院長周佑勇教授（現東南大學社科處處長）曾獲得第六屆「全國十大傑出青年法學家」稱號。夫妻雙獲此獎，堪稱法學界的一段佳話。

② 如何評述我國刑法中的形式解釋和實質解釋

在三階層犯罪構成體系下，論理上存在形式犯罪論與實質犯罪論。「承認構成要件的獨立機能，以社會的一般觀念為基礎，將構成要件進行類型性的把握的犯罪論，通常被稱為形式的犯罪論。實質的犯罪論對形式的犯罪論進行批判，認為作為形式犯罪論的中心的犯罪的定型或類型的內容不明，因此，在形式的犯罪論中，追求保障人權保護國民利益的處罰范圍難以適當劃定，主張在刑罰法規的解釋特別是構成要件的解釋上，應當從處罰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的觀點，換句話說，應當從當罰性這一實質的點出發來進行。按照這種觀點，刑法是行為規范，但更應當是以法官為對象的裁判規范，即不外乎是為了導入實質的當罰性判斷的規范。因此，罪刑法定原則中的明確性原則或刑法的嚴格解釋原則並不重要，應當從處罰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的立場出發，對刑罰法規或構成要件進行實質的解釋。」形式犯罪論者對構成要件進行形式解釋，實質犯罪論者對構成要件進行實質解釋，也即形式解釋是將構成要件獨立於違法性判斷，主張構成要件的行為類型說，實質解釋是將構成要件融入違法性判斷之中，主張構成要件的違法行為類型說。既然存在形式犯罪論與實質犯罪論的爭論，那麼形式解釋與實質解釋之間的爭論，也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前田雅英是實質犯罪論者，也是實質解釋的積極倡導者。「前田堅持罪刑法定主義原則，但他反對形式的罪刑法定主義，主張從實質的觀點修正罪刑法定主義。罪刑法定主義的民主主義與自由主義的思想基礎，使得刑法在規制行為時，必須考慮憲法上的必要性，即罪刑法定主義與實體的正當程序具有密切關系，故必須從實質上理解罪刑法定主義。前田認為，對刑法的解釋必須符合憲法。解釋刑法時，先是確定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然後確定該法規的保護法益，考慮刑法保護的必要性，再後，當符合構成要件的行為具有一定價值時，要對該價值與被害法益的價值進行衡量；此後，計算處罰該行為對其他案件的影響效果：最後，考慮解釋結論與其他法律規范的協調統一性。關於解釋允許的范圍，前田教授提出了一個著名的公式：『解釋的實質的允許范圍，與實質的正當性（處罰的必要性）成正比，與法文通常的語義成反比。』即處罰的必要性越高，允許解釋的范圍就越大，距離法文的通常語度越遠，允許解釋的范圍就越小。」 {48}與此相對應，有學者批評了從罪刑法定原則的實質側面引申出來的實質解釋論的觀點，指出：「從刑法實質解釋的角度出發，有見解認為，在解釋的時候，必須在語言可能具有的意義的范圍、國民的預測可能性的范圍和保護法益、處罰的必要性之間進行比較衡量。按照這種見解，『解釋的實質處罰范圍和實質的正當性（處罰的必要性）成正比，和條文通常意義之間的距離成反比』。但是，罪刑法定原則是即便具有處罰的必要性，也不得予以處罰的原則，因此，在確定處罰范圍的時候，不應當加人處罰的必要性考慮。罪刑法定原則是即使犧牲處罰的必要性，也要保障國民基於預測可能性進行行動的自由的原則。

在三階層遞進式的犯罪論體系下，也許這種解釋方式的爭論有存在的必然性，也有進一步討論的必要，回觀我國學者就形式解釋與實質解釋的爭論，仍然是在大陸法系犯罪構成理論之下展開的[6]，存在這種爭論也就不足為奇了。盡管如此，兩種解釋方法還是可以統一的。首先，從上面二者的爭論以及對爭論的評價中可以看出，有些爭論是無關緊要的，駁斥對方的有些論據顯得疲乏無力，既難以駁倒對方，也很難支持自己的主張。其次，對於有些問題，嚴格按照形式解釋的結論，不符合法律的規定，也難以為國民接受，此時，需要實質解釋為先，而對於另外一些問題，徹底遵循實質解釋立場，會出現擴大處罰范圍的處理結果，這時，有必要以形式解釋為首。再次，形式解釋論者在形式解釋之後，還要作實質解釋，並不是實質解釋論者批評的那樣，形式解釋論者僅作形式解釋而不作實質解釋，實質解釋論者在實質解釋之後，也要作形式解釋，並不像形式解釋論者批評的那樣，實質解釋論者在實質解釋之後，無法再作形式解釋[7]。本文認為，對於有些問題的解釋，需要形式解釋優先，有些問題則需要實質解釋優先，其餘的問題採取何者為先均可。盡管形式解釋論與實質解釋論都強調自己既進行形式解釋也進行實質解釋，但解釋的先後順序卻完全相反，根據本文的結論，嚴格的形式解釋論和徹底的實質解釋論都不能合理解決所有問題，有必要取消形式解釋論和實質解釋論的提法，代之為形式實質統一論或者並合論。

立足於當前我國仍以四要件平面式（或耦合式）為主的犯罪構成體系之下，似乎不應存在這種爭論，因為，犯罪構成要件是犯罪成立的全部要件，脫離違法性的構成要件沒有存在的餘地，這就意味著犯罪構成要件既要實質解釋—具有嚴重的社會危害性，又要形式解釋—符合刑法的明文規定，實質解釋和形式解釋在平面式的犯罪構成要件下，很難截然分開，也很難說先形式解釋合理還是先實質解釋合理，在實際判斷中，往往同時進行，形式解釋的同時也在實質解釋，反之亦然。

③ ...這里的形式刑法和實質刑法是什麼意思

形式刑法就是刑法典，實質刑法就是所有含有刑法規范的條文，因為其它法律中也會含有刑法規范的條文，所以實質刑法的范圍要廣一些

④ 特別刑法是實質意義上的刑法嗎

特別刑法是區別於普通刑法即刑法典的刑法，是指僅適用於特定的人，時，地，事的刑法。專在我國，屬也就是指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單行刑法自97刑法出台後就只剩下《關於懲治騙購外匯、逃匯和非法買賣外匯犯罪的決定》這一部單行刑法了，而附屬刑法指規定在民法、經濟法、行政法等非刑事法律中的有關犯罪的刑罰的附屬刑法規范的總稱。
你所問是否是實質意義上的刑法，個人看來是肯定的，區分刑法與其它部門法的關鍵很特別，其不在於主體，也不在於領域，而在於主體觸犯法律後是否承擔刑事責任，是否受到刑事處罰，就這個意義上看，無論是單行刑法，還是附屬刑法，只要符合相關法條的犯罪構成，就需要承擔刑事責任，承受刑事處罰，所以，特別刑法不僅在名義上屬於刑法，也是實質意義上的刑法。

⑤ 刑法學自考教材00245張明楷2014年版正版的刑法的分類有寫形式刑法和實質刑法嗎

《刑法學》自考教材00245，張明楷著，2014年版正版，在刑法的分類中有形式刑法和實質刑法的表述回。答
張明楷編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14年12月1日出版的《刑法學》第四版第22頁有這樣的表述：形式刑法，即從外形和名稱上便可得知其為刑法的法律。實質刑法，是指在外形上看不出來，但從內容上體現著刑法的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