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價值
❶ 如何理解商法中的鼓勵交易與保障交易
一、商法的鼓勵交易原則 (What)
商法上的鼓勵交易原則,顧名思義,即法律對交易中合同的效力最大可能地予以維護,在法律的具體制度設計上,在合理的范圍里,給予交易以最大程度地支持。
眾所周知,商法是商人在海上締造的藍色文明,是商人經驗和智慧的結晶。商人主要通過買賣合同間的差價賺取其利。從而,交易便成為商人的主要經濟活動。鼓勵交易原則便自然成為商法的一種重要原則。
為什麼要鼓勵交易,交易究竟有什麼意義和價值,讓我們看看經濟學家是如何解釋交易能給我們帶來好處的。
二、交易價值的經濟學解釋 (Why)
(一) 古典經濟學家、經濟學鼻祖亞當.斯密認為:理性的經濟人在一種「看不見的手」引導下,在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驅使下,社會總體財富也會相應的增加。並認為:在市場經濟的條件下,通過完全競爭,交易能使資源自動流向最需要它的地方即效用的最大化,實現資源的優化配置。
(二) 交易能使資源財產「動」起來,流動的財產轉化為資本,這樣,便使國民財富增加,GDP增大。
(三) 邊際效用遞減規律也反證了交易能使資源效用變相增加。
(四) 比較優勢原理例析交易的價值
假設甲一天能生產12斤牛肉、一天能生產24斤土豆
乙一天能生產4斤牛肉、一天能生產16斤土豆
則:甲生產1斤牛肉的機會成本是1/12*24斤土豆(1/12天能生產多少斤土豆呢),即2斤土豆
甲生產1斤土豆的機會成本是1/24*12斤牛肉(1/24天能生產多少斤牛肉呢),即1/2斤牛肉
乙生產1斤牛肉的機會成本是1/4*16斤土豆(1/4 天能生產多少斤土豆呢),即4斤土豆
乙生產1斤土豆的機會成本是1/16*4斤土豆(1/16天能生產多少斤牛肉呢),即1/4牛肉
牛肉(用與土豆比表示)
土豆(用與牛肉比表示)
甲
2
1/2
乙
4
1/4
可見:
甲在生產牛肉方面的機會成本較小,故甲在生產牛肉方面有比較優勢。
乙在生產土豆方面的機會成本較小,故乙在生產土豆方面有比較優勢
貿易價格範圍分析:
1、 甲用牛肉換土豆,甲認為其1斤牛肉至少要換乙的2斤土豆(不能再低了)
2、 乙用土豆換牛肉,乙認為其1斤土豆至少要換甲的1/4斤牛肉(不能再低了)。也就是說,甲的1斤牛肉最多能換我的4斤土豆,不能 再高了。
由分析可知,甲乙雙方所認可交易價格的合理范圍 X ∈[2,4] 比如x=3 由此可得下表:
甲
乙
牛肉(斤/天)
土豆(斤/天)
牛肉(斤/天)
土豆(斤/天)
沒有交易時
生產和消費
6
12
2
8
有
交易時
生產
9
6
0
16
交易
-7/3
+7
+7/3
-7
消費
20/3
13
7/3
9
因交易所增加的利益
+2/3
+1
+1/3
+1
通過比較優勢原理,我們能清楚地看到在生產要素與勞動生產率不變的情況下,交易是如何促使社會總體財富增加的。
三、鼓勵交易原則在民商法上的體現 (How)
經濟學家探求經濟規律,我們法學家要保護經濟規律。我們法律制度設計要為交易創造一個平滑的運行環境。下面讓我們來看看我們民商法學家對此究竟做了哪些貢獻。
(一) 民法總則的貢獻
首當其沖的便是作為私法邏輯之魂 [logical sprit of civillaw ]的意思自治原則。民法上的意思自治原則可謂鼓勵交易原則在法律制度設計上的楷模,其具體化體現在法律行為制度上。
1、 法律行為的形式制度
法條體現:《合同法》第36條、第37條
主要內容:其不因欠缺相應的形式而當然無效,法律行為的效力因補正或履行而治療。
2、法律行為的效力待定製度與可變更、可撤銷制度的設計
法條體現:《民法通則》第58條規定為無效→《合同法》第47條到第51條作了修善規定
(1)效力待定的法律行為因權利人的追認而發生效力
(2)值得提出的是,《合同法》第54條第3款的規定:「當事人請求變更的,人民法院或仲裁機構不得撤銷。」這是《合同法》維護
交易中合同的效力、鼓勵交易原則又一例證。
3、法律行為的部分無效,轉換與確認制度
(1) 部分無效
法條體現:《民法通則》第60條,《合同法》第56條後段的規定
主要內容:一部分無效時,若不影響其他部分的效力時,其他部分仍然有效。
(2) 無效法律行為的轉換
主要內容:
一個完全無效的法律行為,如果具備另一法律行為的要件,而且可以認為,當事人知道此行為無效即願意另一行為有效的,可作為另一法律行為而生效。
制度價值:
有助於實現經濟效率目的,省卻法律行為無效後當事人再進行另一有效法律行為的成本,促進交易的形成和進行。
(3) 法律行為的效力確認制度
使別人的法律行為生效的叫事前允許或事後追認,使自己所從事的法律行為產生效力的情況叫確認
確認制度也為交易的順利進行提供法律技術上的支持。
4、 違反法律、行政法規強制性規定的並非當然無效,還要區分效力性規范與取締性規范,只有違反效力性規范的法律行為才無效。
5、 民法上的外觀理論——專為交易安全而設計的。
6、 民法上的代理制度——擴展了當事人的訂約能力
(二) 物權法的貢獻
物權法主要調整物的歸屬和利用的法律
1、 物權法的四大原則
(1) 一物一權原則——為交易創造了可能
(2) 物權法定原則(《物權法》第5條)
(3) 公示公信原則(《物權法》第6條)}實現了契約自由又保護了交易安全、降低了交易成本與促進了交易的便捷。
(4) 效力區分原則(《物權法》第15條)——最大可能地肯定合同的效力,通過違約責任保護了非違約方的利益,一定程度上維護了交易安全。
2、 善意取得制度與佔有的權利正確性推定效力對交易安全的維護更是別具匠心。
3、 現代經濟已是信用經濟,民法已從物權優位轉化為債權優位。台灣地區著名民法學者謝在全先生謂:債權一旦與擔保物權制度結合足能橫掃千軍。
(三) 債法的貢獻
債法制度對鼓勵交易原則的貢獻是法律行為制度的具體化,再此不再贅述
(四) 商法的貢獻
1、 交易簡便、迅捷原則的確立
商事交易之目標在於充分利用現有資源以追求最大的經濟效益,而資金與商品的流轉頻率與其所獲得的效益成正比。
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1) 交易簡便
(2) 短期時效制度(票據法)
(3) 定型化交易規則
2、 交易明確、安全原則
交易明確、安全原則是鼓勵交易原則的前提保障,二者一脈相承的。
3、 公司法
第12條:「公司向其他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投資的,除國務院規定的投資公司和控股公司外,所累計投資額不得超過本公司凈資產的50%
第12條被刪除對維護合同的效力意義重大。
4、 破產重整制度——維護公司的存在也客觀上維護了交易的主體。
總結
由此觀之,商法在保護與鼓勵交易方面,較之民法稍遜一籌。鼓勵交易原則不僅是商法的原則,也是民法所重點保護的對象。這也印證了民法與商法是水乳交融的關系,,民商合一亦為大勢所趨.
❷ 商法對促進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意義和價值
商法產生於市場經濟並且直接服務於市場經濟,商法作為規范市場交易關系的基本法,專無疑在其中扮演著屬十分重要的角色,具有不可替代的獨立地位。
商法的獨立存在價值—直接以市場交易關系作為其調整對象。商法作用的不可替代性—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屬性。
❸ 100分~~~~ 求法經濟學的價值體現在哪些方面請認真回答
基於法經濟學視角的商法價值取向研究
一、關於商法價值取向的分歧
商法價值取向是從法哲學高度對商法宗旨的概括,是商法在調整商事社會關系時欲求的理想目標,因而是商法重要的基本理論問題之一。近年來我國已有不少學者關注商法價值取向問題,相關成果極大地推動了我國商法基本理論的研究。如錢玉林從商法與經濟法相比較的角度,認為兩者有著完全不同的理念和價值取向,現代商事法的價值取向是交易迅捷、靈活和交易安全。交易安全與交易迅捷在功能上相得益彰[1]。而胡鴻高認為商法的價值是指商事法律規范對於社會和個人及其群體的積極意義。它體現商法精神,統領商事立法、執法和司法的全過程。交易效率價值、交易安全價值和交易公平價值構成了當代商法的三大基本價值。商法的三大價值不是孤立的,它們之間既有聯系又有區別。它們在貿易本位的基礎上組成了一個動態的、既互相制約又互相促進的相輔相成的基本價值鏈[2]。在商法的價值取向的認識上,雖然結論不完全一致,有認為是公平,有認為是效率,但相同之處在於多傾向於存在一個終極價值目標可以統領一切商法價值。
但是,在一些重要問題上尚存在深入研究的必要,體現在以下幾方面:第一,已有成果界定商法價值取向的方式是從理論到理論的推導,商法價值取向這一宏觀問題缺少微觀基礎支持。第二,也有學者意識到單一商法價值取向的缺陷,給出的解決方法是羅列多種價值作為替代,分別將其定位為「目標」、「基點」或「條件」,但這並不能說明各價值間的關系。「理想的商法價值取向構成狀況應為交易安全與交易效率的平衡,但二者的衡定卻是相對的、暫時的,而兩者的沖突在現實中難以避免。所以,有必要事先預設其序位,權衡出首要的價值目標,為價值沖突的解決立下規則」[3]。但是,「事先預設序位,權衡出首要的價值目標」,等於先入為主預先確立了商法的終極價值取向,也就不存在價值沖突問題。第三,從部門法比較的角度考察經濟法與民商法,得出商法價值取向與經濟法不同的結論,但該類分析是建立在「民商合一」論之上的,認為公平原則是民商法的一項基本原則,該原則是一個高位原則,對其他民商法的其他原則起指導作用。實際上未注意民法與商法價值取向的不同,籠統地將二者作為一個整體,是在「民商合一」的前提假定之下得出商法的價值取向為公平[4]。第四,有個別文獻認識到商法價值取向的歷史性,但沒有考慮到商法價值取向的現實性和層次性,未能從實然之商法和應然之商法的層面加以詳解。第五,研究方法以法學的規范研究為主,缺少經濟學、社會學等多學科視角的考察和相互佐證。因此,運用法經濟學的研究方法,從商法的微觀層面———商法的要素入手,探尋隱藏在商法規范、原則、概念和技術性規定之中的商法價值取向,並討論商法價值取向的層次性、現實性和歷史性,對完善商法基本理論的研究有重要意義。
二、商法價值取向的建構
(一)法律價值取向的微觀基礎
價值是對人類需要的基本滿足,反映現實的人同滿足其某種需要的客體的屬性之間的關系。法的價值蘊涵在法的要素之中,而在法的要素中,法律規范是具體規定權利、義務及法律後果的行為准則,具有微觀指導性和可操作性;法律概念是對專門法律術語的抽象和概括,包含特定法律意義;法律規范和法律概念構成法的價值的微觀基礎。法律技術性規定是法律文件中的技術性事項,涉及法律的效力和法律解釋權等問題;相比其他法律要素而言,法律原則具有宏觀指導性和本源性。法律原則和法律技術性規定是法的價值的宏觀基礎,法律的基本原則是法的價值的積淀,決定了法律的價值取向。立法價值取向是指法律向著某種目的或達到某種社會效果的方向運作和發展,價值取向集中體現在部門法的法律原則上[4]。立法價值取向主要有兩層含義:其一是指各國在制定法律時希望通過立法所欲達到的目的或追求的社會效果,其二是指法律所追求的多個目標出現矛盾時的最終價值目標的選擇[5]。價值取向與法律原則的關系是:價值取向可以轉化為或直接體現為法律原則,而法律原則所體現的精神又會具體體現為各項明確、肯定的法律規范和法律制度。在效力層次上,價值取向是法律原則的上位概念。而在法律原則與具體法律規范的關繫上,法律原則又是制定具體法律規范的依據,它要求具體法律部門的所有法律規范之間應當具有統一的價值取向,從而可以避免具體法律規范之間的矛盾,實現法律體系內部的和諧[6]。
(二)商法價值取向的內涵
商法的價值取向也可稱為商法的精神。商法的價值取向是抽象的,它存在於商法規范、商法概念、商法技術性規定和商法原則中。商法的價值取向必須藉助商事規范、概念、技術性規定和原則來體現。商法的原則較多地反映了商法的精神,它是調整商事關系必須遵循的普遍行為准則,是編撰商事法規和制定商法典的根本出發點和理論依據[7]。因此,討論商法的價值取向離不開對商法要素的考察,尤其是對商法基本原則的分析。所謂商法基本原則是指集中體現商法的性質和特點、概括商法的基本制度並反映商法基本精神的根本規則[8]。在我國商事法學研究中,商法基本原則是一個必然論及的問題。在數量有限的商法基本理論研究的學術論文中,關於商法基本原則的專題論文佔了較大的比重。事實上,極少有國家像我國這樣重視法律基本原則[9]。關於商法的基本原則,國內學者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有:
(1)三原則說。有認為應包括保障營利原則、維護交易效率原則和維護交易安全原則。也有認為應表述為交易自由原則、交易誠信原則、交易公平原則。還有學者主張維護市場正常運行原則、提高商事交易效率原則和保障商事交易安全原則[10]。(2)四原則說。持四原則說的學者最多,但分歧也較大,如有學者認為從商自由原則、企業維持原則、商事交易便捷性原則和商事交易安全性原則是商法的基本原則。也有認為應是是強化商事組織原則、維護交易公平原則、促進交易迅捷原則和維護交易安全原則。還有認為是促進交易自由原則、維護交易公平原則、提高交易效率原則和確保交易安全原則[11]。(3)五原則說。主要是商主體法定原則、公平交易原則、交易簡便和迅捷原則、鼓勵交易原則、交易明確和安全原則。還有認為是商事主體法定原則、確認和保護營利原則、促進交易簡便快捷原則、維護交易公平原則和保護交易安全原則[12]。(4)七原則說。認為包括依法自由行使權利原則、商事主體意思自治原則、誠實信用原則、合法原則、尊重公共利益公序良俗原則、鼓勵交易保障交易便捷原則和維護交易安全原則[13]。(5)八原則說。即利潤最大化原則、誠實信用原則、磋商調節原則、互惠原則、簡便敏捷原則、安全原則、經營自主原則、強化商事組織和社會責任原則[14]。
從以上觀點可以看出,雖然在商法基本原則問題上存在較大分歧,但維護交易公平原則、提高交易效率原則和確保交易安全原則是為主流觀點所認可的。筆者認為,公平、效率和安全原則正是商法價值取向的直接體現,公平價值體現在許多商事規范中,如「公司法人人格否認」制度、公司收購制度、公司破產制度等。公平價值在法律上表現為商事主體資格、權利、義務的平等性,在經濟上應該是表現為分配正義,強調初次分配和再次分配的公正性。商法效率價值體現在交易自由、交易規則及行為方式定型化、格式合同、短期時效、權利證券化、電子簽名、股東藉助證券交易系統投票等具體商事法律規范中。如學者所言:「商業是以營利為目的,為達到此種目的,必須力求交易敏捷。因交易敏捷,從事於商業之人,才能多次反復地交易,得以經濟其時間之利用,而達到其營利之目的。」[15]而信息披露制度、要式性、權利外觀主義、公示主義、票據無因性和嚴格責任等制度則是商法安全價值的體現。
有些原則不能作為商法的基本原則,僅僅適用於商法的某一制度或領域,是商法基本原則在具體商事制度或領域的表現,比如誠實信用原則是民法的基本原則,雖然在民法中被譽為「帝王條款」,但在商法中,誠實信用只是公平原則的體現。至於有學者主張「保障營利原則是商法保障營利基本價值理念在商法基本原則上的直接反映,它能適應商事交易發展的需要而進一步細化出商法的其他基本原則,是商法基本原則中的基本原則」[16],筆者認為,這種看法混淆了商行為與商法的關系,值得商榷。因「營利已不再是商法所保護的商事經營活動的最高目標,法律必須盡最大可能去阻止那些不公正或對他人及社會產生消極影響的營利行為」[7]。
三、商法價值取向的法經濟學解析
(一)商法價值取向的均衡性:利益集團博弈的結果
商法的價值是一組價值集合,經過博弈達成一種均衡狀態,商法的價值取向是效率、安全和公平價值的均衡結果,而不是以某種優位價值統率其他價值。商法各價值經過博弈達成價值均衡狀態,從而顯示商法的價值取向,商法各價值間的博弈過程實際上是社會各利益集團博弈的過程,制定法的出台就是利益集團力量博弈的結果。具體歷史時期的商法是該時期社會各利益集團的博弈均衡,該均衡表現商法的價值取向。無論是我國的商法還是國外的商事法律,其產生、發展及演變過程都清楚地顯示了這一博弈過程及其均衡結果。另外,商法價值取向的均衡性還要求效率、安全和公平價值在同一商事法律中的不同規范間實現均衡,只有這樣,該法律才能適應經濟活動的需求。比如舊《公司法》是為適應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需要,新《公司法》強調規范公司的組織和行為,很明顯兩者體現的是效率、安全和公平價值之間不同的均衡狀態,同時也說明商法價值取向從均衡到不均衡再到均衡的變化。
(二)商法價值取向的具體性:商事部門法的價值取向
就商法在一國法律體系中的地位而言,在世界范圍內,有所謂「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之爭,我國商法學研究者曾對此問題投入大量研究力量。超越「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制定《商事通則》是現階段商法學研究界佔主流地位的學說[17]。我國不存在形式意義上的商法,只有公司、證券、票據、保險、破產、合夥企業、信託法和海商法等一系列單行商事立法,我國近年來出版的商法學著作也主要以上述商事部門法為研究內容。從各個商事部門法的立法宗旨可以看出,各商事部門法的價值取向並非整齊劃一,各商事部門法對效率、安全和公平價值側重不同。《公司法》側重效率,《證券法》和《保險法》強調安全,《破產法》更關注公平。所以,效率、公平和安全等價值在不同的商事部門法中體現出的不同均衡狀態,或者說效率、公平和安全等價值在不同均衡狀態中的地位,因不同的商事部門法而異。
(三)商法價值取向的歷史性:商事制度變遷與商法價值取向
正如前文所言,商法的價值取向是一個宏觀問題,能夠通過其微觀基礎,即商法的規范、原則、概念和技術性等要素得以體現。而商法相對其他部門法而言,具有易變性,商事立法隨經濟發展的變化而變化,不同時期的商法必然與當時的經濟、政治、文化和社會等背景相適應,不同的微觀基礎也就必然體現差異性的商法價值取向。以我國的《公司法》為例,該法自出台以後歷經三次修改,其中第三次是修改幅度最大、最全面的的一次,基本上所有的條文都有修改,修改後的公司法降低了公司設立的門檻,明晰了法人治理結構,更大程度體現了公司的意思自治,突出了中小股東股東的權益保護。公司立法理念的變化可以從新舊法律條文的對比中清晰地得到答案,同樣的結論可以在證券、保險等商事部門法的修改中得出。而對法律價值取向的歷史性最有說服力的論據莫過於我國的《憲法》,從1954年、1975年、1978年和1982年《憲法》的變化,尤其是1982年憲法所經歷的4次修改,都充分說明了法律價值取向的歷史性。此時如果仍然堅持認為新《公司法》與舊《公司法》在價值取向上的同一性,恐怕難以服人。有學者與筆者持類似觀點,認為法律諸價值的階位僅在特定時期、特定社會的具體制度中探討才有意義,純理論上的研究僅具有假設意義[18]。理想的商法價值構成狀況應為交易安全與交易效率的平衡,但二者的衡定卻是相對的、暫時的,而其沖突在現實上難以避免[3]。
(四)商法價值取向的層次性:實質意義與形式意義上商法的價值取向
商法的價值取向可分為三個層次來表達:第一,商法作為私法的價值取向,即商法和同為私法的民法以及其他部門法一樣,其終極價值目標都是社會的公平、正義。第二,實質意義上商法的價值取向,是實質意義上商法的具體價值追求,包括公平、效率和安全等價值觀。實質意義上商法的價值取向是公平、效率和安全等價值觀的集合。第三,形式意義上商法的價值取向是指在商事部門法內部,當不同的價值發生沖突時,何者更為優先。形式意義上的商法的價值取向是公平、效率和安全等價值觀的均衡。以上三個層次構成完整意義上的商法價值取向。在我國商法理論研究中,對於民商法追求社會公平正義的終極價值目標這一點已形成共識[19],但根據筆者掌握的資料,已有的研究尚未注意到實質意義上的商法和形式意義上的商法在價值取向上的差異。
(五)商法價值取向的現實性:實然之商法和應然之商法的價值取向
「應然之法」與「實然之法」是法哲學的基本范疇。「實然之法」是現實存在之法,是「實際上是怎樣的法」,即在現實中實際存在、對人的行為實際發生效力的制定法,「實然之法」是各種利益相互妥協的產物。實然層面的商法的價值取向為公平、效率和安全三種價值的均衡。「應然之法」是理想之法,是「應該是怎樣的法」,即根據法的特性而應達到某種理想狀態的法。商法價值取向與商法基本原則的關系是商法價值取向決定商法基本原則,因此,可以通過對商事成文法基本原則的分析來追尋其背後的價值取向。但由此得到的只是實然層面的商法的價值取向,而不是應然層面的商法的價值取向。顯然,從商事部門法的要素中無法探知應然層面的商法的價值取向。
在法哲學領域尋求「應然之法」價值取向的研究產生了「自然法」的思想,法經濟學的研究視角給我們提供了探尋應然層面商法價值取向的又一路徑。法經濟學主要運用微觀經濟學的有關理論和方法,分析法學理論和法律現象。其理論的核心是:一切立法、司法、執法以及整個法律制度都起著分配稀缺資源的作用,故所有法律活動都要以資源的有效配置和合理利用,即效益最大化為目的。法律作為經濟的「內生變數」,如同資金、勞動力、技術等生產要素一樣,對經濟發展具有決定作用。法律的經濟功能包括降低交易費用、提高經濟效益、促成合作、提供激勵機制、外部性的內部化和減少不確定性[20]。新制度經濟學的研究表明:經濟制度可以降低交易成本、為經濟提供服務、為實現合作創造條件、提供激勵機制並抑制人的機會主義行為,制度創新有利於外部利潤內部化[21]。也就是說,當每個人自以為是奔向個人利益的時候,就是走向了公共的利益[22]。正如亞當•斯密在《國富論》中所言:個人追求利潤的活動在滿足交易雙方的同時,間接地促進了社會的繁榮。應然層面的商法作為正式制度,顯然也具有以上經濟功能,效益最大化也就成為「應然之商法」價值取向的不二選擇。
參考文獻:
[1]錢玉林.商法的價值、功能及其定位──兼與史際春、陳岳琴商榷[J].中國法學,2001(5).
[2]胡鴻高.商法價值論[J].復旦學報:社會科學版,2002(5).
[3]張楚.論我國商法規范的二元結構及其價值缺陷[J].中國法學,1999(2).
[4]戴霞.論民商法與經濟法的價值取向———從公平與效率之視角[J].暨南學報:人文社科版,2004(3).
[5]趙萬一.商法基本問題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2:84.
[6]趙萬一.論民商法價值取向的異同及其對我國民商立法的影響[J].法學論壇,2003(6).
[7]范健,王建文.商法的價值、源流及本體[M].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4:11.
[8]張民安.商法總論制度研究[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7:40.
[9]范健,王建文.商法基礎理論專題研究[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67.
❹ 商法的價值、功能和地位
在封建自然經濟解體之前,商法只能以習慣法、商人自治法的形式存在。商人習慣法上升回為國家制定法的內答在因素,在於商品經濟社會的建立和發展。商法是適應調整商事關系的需要而存在的,也是適應調整商事關系的發展而不斷更新和完善的。商法的功能在於,對民法個別規定的補充、變更以及創設商法理念的新制度,並以獨特的營利調節機制保護商事主體的合法權益。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商法與經濟法有著完全不同的理念和價值取向。商事主體和商行為是商法的基本范疇和商事法律體系的核心內容。 商法在當今社會的發達,從根本上說,是因為在市場經濟發展中有商事關系的存在。在經歷了僅一個世紀各國學者對商法的整理、歸納、解釋之後,商法初步形成了自己獨特的概念、規則和原理。這期間,人們逐步擺脫了概念化的爭論,以及拘泥於立法形式的認識局限,開始探討現代商法的本質和系統化、科學化的理論體系。然而,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商法能否如其他實行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一樣,紮根並發展起來,這是不能不認真對待的問題。本文僅就商法的價值、功能以及商法的獨立地位和基本范疇等問題作一探討。
❺ 民法與商法有什麼區別
您好,一、民法和商法的理念不同
民法理念主要有平等、公平、私法自治、過錯責任。商法理念主要有強化的私法自治、營業自由與投資自由、保護營利、嚴格責任。從原則上講,民法作為商法的一般法,民法的理念都適應於商法,而商法作為特別法,不僅具有自己特殊的理念,且在適用民法理念時,也因商法的特殊性而有所修正。
二、民法和商法產生的經濟基礎不同
民法產生的經濟基礎是商品經濟,民法是和商品經濟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有商品經濟就應當有法律,就應當有調整商品經濟的基本法律——民法。商法產生的經濟基礎是市場經濟,商法是調整市場經濟的最基本的法律形式之一。民法強調平等自主、等價有償以及誠實信用三項基本原則。商法強調效率至上、兼顧公平以及國家干預,這三項原則體現的顯然是市場經濟的普遍要求與一般規律。
三、民法和商法的立法價值取向不同
立法價值取向,主要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指各國在制定法律時,希望通過立法所欲達到的目的或追求的社會效果;二是指當法律追求的多個價值目標出現矛盾時的最終價值目標選擇。價值取向主要涉及到價值界定、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價值取向和法律原則的關系是價值取向可轉化為各項明確肯定的法律規范和法律制度。價值取向和具體法律規范之間是通過法律原則來連接的,在效力上,價值取向是法律原則的上位概念。
民法和商法都是私法,具有誠實信用、公平、效益、平等等相同的基本價值取向,但基於調整對象的不同,兩者的立法價值取向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在民法的各項價值目標中,最基本的價值取向是公平,當公平與其他民法原則發生沖突或矛盾時,公平是首選,即公平至上兼顧效益與其他;在商法中最高的價值取向是效益,其基本立法要求是效益至上兼顧公平與其他。民法和商法不同的價值取向既反映了兩者具有不同的目的追求,也反映了兩者具有不同的作用和獨特的存在價值。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❻ 商法的價值取向是什麼,及與民法的價值取向的區別
商法主要是保護貿易的公平,民法主要是保護公民的人身權,物權等基本權力不受侵害。
❼ 一下哪一項是商法的基本價值取向
法學界關於商法的原則,觀點不一,本人贊成四原則的分法,即現代商法分為強化組織、講究經濟效益、維護買賣公平和保障交易安全四大原則。
❽ 1. 試分析民法與商法追求的價值區別在哪裡 並舉例說明
民法追求的是每個公民的切身權利義務關系 從出生到死亡 不可分割 比如婚姻繼承等
商法追求的是那些經濟領域的可以理解為個別權利義務關系
❾ 民法和商法的立法價值取向有何不同
民法主要是保護公民的人生權物權等基本權利不受侵害,商法主要是保護貿易的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