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代刑法考

1. 古代的砍腳酷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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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古代刑法中有株連九族，九族具體分別指什麼呢

三字經對九族的說法是"高曾祖，父而身。身而子，子而孫。自子孫，至玄曾。乃九族，人之倫。"即"高祖、曾祖、祖父、父親、己身、子、孫、曾孫、玄孫"。從秦代起，"九族"有經學上的今文和古文兩種解說，各有其社會、政治背景，分別從不同方面滿足統治者的需要。

九族"泛指親屬。但"九族"所指，諸說不同。
一說是上自高祖、下至玄孫，即玄孫、曾孫、孫、子、身、父、祖父、曾祖父、高祖父;

一說是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父族四是指姑之子(姑姑的子女)、姊妹之子(外甥)、女兒之子(外孫)、己之同族(父母、兄弟、姐妹、兒女);母族三是指母之父(外祖父)、母之母(外祖母)、從母子(娘舅);妻族二是指岳父、岳母。

九族"一說的出現，與封建社會的刑法制度有很大關系。封建社會實行殘酷的株連法，一人犯法，尤其是犯大法，往往要被滅"九族"，即"株連九族"。隨著時代的變遷，今日"九族"之意有了很大變化，其親屬之意已經淡出，變成了對與之有關的一切人的泛稱。

歷史出處
古文說
代表人物有孔安國、馬融和鄭玄。他們認為九族僅限於父宗，包括上自高祖下至玄孫的九代直系親屬。古文說構成了宗法倫理的基礎。唐、宋以後，九族古文說在國家法律中獲得正式確認，其中明、清兩代的律令規定，九族專指父宗。摩爾根《古代社會》第三編第二章也引述了九族古文說。《書·堯典》：「克明俊德，以親九族。」孔傳：「以睦高祖、玄孫之親。」《幼學瓊林》卷二《祖孫父子》：「何謂九族？高、曾、祖、考、己身、子、孫、曾、玄。」《詩·王風·葛荔序》：「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鄭玄箋：「九族者，氫己上至高祖及玄孫之親。」（參閱《元典章》卷三十《五服圖》、《明會要》卷一〇二《喪服》之《本宗九族五服圖》、《清律例》卷二《喪服圖》之《本宗九族五服正服圖》）
今文說
代表人物是許慎等。他們認為九族包括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今文說滿足了封建統治者利用血緣姻親關系實現對本階級及整個社會最大限度控制的需要。封建統治者在賞賜、懲罰、屠殺時是利用九族的今文說的。《漢書.高帝紀上》：「置宗正官以序九族。」「唐王昌齡《箜篌引》詩：「九族分離作楚囚，深溪寂寞弦苦幽。」元無名氏《賺蒯通》第四折：「律法有雲：『一人造反，九族全誅。』」參閱孫星衍《尚書今古文疏》。

3. 古代刑罰中的重罪要誅九族，九族都是哪些親

族刑的概念在古代有多種解釋，主要是有三族、九族之分。三族者，一說「父母、兄弟、妻子」：一說為「父族、母族、妻族」，到底何者為是，古人對之也有歧見。現在一般認為前者較為准確。其實，在這個問題上，大可不必細究。因為古代的所謂「夷三族」，本身便是一種極具任意性的濫刑。這種任意性一方面表現在對象方面，到底什麼樣的犯罪適用族刑，很難有統一的標准。統治者也不願制訂出統一的適用標准，而是由興所致、心血來潮地臨事議行。只要最高統治者認為罪大惡極，必欲置之極刑、大開殺戒而後快的犯罪，都可能成為族刑的目標。任意性的另一方面，則表現在范圍上。以族刑懲治重罪,意在斬草除根，以儆他人，法律上不預先劃定范圍，可以迎合統治者針對不同案件，因事因人而作出不同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三族既可能是「父母、兄弟、妻子」、也可能是「父族、母族、妻族」。我們也不妨將前者視作嚴格意義上的，將後者視作擴大意義上的。至於「九族」，也有異說,或謂「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或謂「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參見沈家本：《歷代刑法考·刑制考）。其實，九族應為一虛稱。在我們的文化中，「九」是最高之數。故九族之說恐非落實的實指，乃是概括性地包容與之有親緣關系的所有宗支族系。在古代，九族之誅往往施之於重大政治犯罪，一旦大獄煉成，只要是與犯罪人沾親帶故，都將受到無辜株連。

4. 什麼叫做杖打（古代時候的一種刑法）

是杖刑不是杖打。

杖刑是隋唐以來的五大懲罰之一。杖刑是指用荊棘或大竹板對囚犯施以酷刑的一種懲罰。該桿被用作東漢時期的懲罰。南朝時期，南朝無棣皇帝固定了鞭棍。杖以荊條製成，分大杖﹑法杖﹑小杖三等。棍子一般是「拿衣服拿棍子」，脫掉中間衣服（內衣），直接用竹子和木頭打到臀部。

在北齊北周，將杖刑列為五刑之一。其後相沿直至清末。宋明清三代規定婦人犯了奸罪，必須「去衣受杖」，除造成皮肉之苦外，並達到凌辱之效。

(4)歷代刑法考擴展閱讀：

杖刑技巧：

三百六十行中沒有這一行，但這一行絕對是靠手藝吃飯的。笞杖在手，生殺、輕重僅在一念之間。於是，怎麼打人就成了一門學問。

李伯元《活地獄》第九回提到此事：從來州縣衙門掌刑的皂錄，這小板子打人，都是要預先操練熟的。有的雖然打得皮破血流，而骨肉不傷；亦有些下死的打，但見皮膚紅腫，而內里卻受傷甚重。

有人說，凡為皂錄的，預先操練這打人的法子，是用一塊豆腐，擺在地下，拿小板子打上去，只准有響聲，不準打破；等到打完，里頭的豆腐都爛了，外面依舊是整整方方的一塊，絲毫不動，這方是第一把能手。凡是犯罪的人，曉得自己理屈，今日難免責打，不惜花錢給這掌刑的……

這樣一來，掌握這種高超本領的人，不僅能夠順利完成笞杖任務，而且可以執法違法，從中漁利。

沈家本《歷代刑法考·刑罰分考十四》記載，明代廠衛負責施行廷杖的校卒在訓練時，先用皮革綁紮成兩個人形，一個裡面放上磚頭，一個外麵包上紙，然後再給他們穿上衣服，讓校卒對他們行杖。放磚頭的人形是用來練習「外輕內重」手法的。

要求可以看起來很輕，衣服不應該被損壞，但內部的磚應該被打破。包裝紙的形狀用於練習「光內外重量」方法，這要求它看起來很重，但包裹在裡面的紙不會被損壞。只有工作人員達到這樣的水平才能接受。

在清朝，方彪的「監獄筆記」記載了他在刑事監獄看到的一件事：三名囚犯遭受同樣的懲罰。為了少吃，他們提前賄賂了工作人員

一名囚犯送了三十二銀子，一點點骨頭受輕傷，並持續了一個月的傷;第二個囚犯將錢翻了一倍，只傷了一點肉，不到一個月就沒事了;第三名囚犯送了一百八十二銀子，他在判刑後的那天晚上像往常一樣。

顯然，富人犯錯誤，只要他們有效，他們通常可以避免肉體的苦澀。最苦的是，老百姓，老錢看不到幾個，到底犯了一些錯誤，讓他們賺不到錢，一個人就可以被砸壞了。

5. 關於古代刑罰制度族誅和連坐的資料

族刑的概念在古代有多種解釋,主要是有三族、九族之分。三族者,一說"父母、兄弟、妻子"：一說為"父族、母族、妻族",到底何者為是,古人對之也有歧見。現在一般認為前者較為准確。其實,在這個問題上,大可不必細究。因為古代的所謂"夷三族",本身便是一種極具任意性的濫刑。這種任意性一方面表現在對象方面,到底什麼樣的犯罪適用族刑,很難有統一的標准。統治者也不願制訂出統一的適用標准,而是由興所致、心血來潮地臨事議行。只要最高統治者認為罪大惡極,必欲置之極刑、大開殺戒而後快的犯罪,都可能成為族刑的目標。任意性的另一方面,則表現在范圍上。以族刑懲治重罪,意在斬草除根,以儆它人,法律上不預先劃定范圍,可以迎合統治者針對不同案件,因事因人而作出不同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三族既可能是"父母、兄弟、妻子"、也可能是"父族、母族、妻族 "。我們也不妨將前者視作嚴格意義上的,將後者視作擴大意義上的。至於"九族",也有異說,或謂"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或謂"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參見沈家本:《歷代刑法考·刑制考》)。其實,九族應為一虛稱。在我們的文化中,"九"是最高之數。故九族之說恐非一一落實的實指,乃是概括性地包容與之有親緣關系的所有宗支族系。在古代,九族之誅往往施之於重大政治犯罪,一旦大獄煉成,只要是與犯罪人沾親帶故,都將受到無辜株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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株連九族是哪九族? zt

一人犯死罪,家族成員與其共同承擔刑事責任的刑罰制度,在古代稱為"族",故"族"者,即意味著由一個人的死罪擴展為家族成員的共同死罪。這一違背人性、情理以及古代統治者自己津津樂道的恤刑原則的暴虐刑制在中國古代長盛不衰的根源,實在是中國傳統法律中一個令人深思的問題。
我們知道,中國傳統法律中那些獨具特色的制度或現象,無不具有經典意義上的理論依據,這種依據也是傳統精神的共同准則,由此而獲得權威性,並以文化的作用方式影響和規束法律。
然而,就族刑而論,卻是一個罕見的例外。在族刑問題上,經典之中有明顯對立的觀點。椐《尚書》記載，夏啟和商湯在出征之前的訓詞中威脅部下,警告他們如果在戰爭中不聽從命令,就會將犯者連同其子一起處死,這被稱作是族刑在立法上的最早記載。值得注意的是,明令宣布這一野蠻刑罰的,既非夏桀,也非商紂,竟赫然為兩位後世所追仰效法的"聖王"--夏啟和商湯。這實在是一個令後世儒子們感到尷尬的事情,並由此導致他們在註疏中或乾脆否認,或妄斷"聖王" 之語不過是"迫脅"而已,並非會付諸實施(參見)《十三經註疏·尚書正義〉孔穎達疏》)。作為經典,《尚書》的這些簡短記述給後世的統治者肆無忘憚地濫施族刑提供了理論上的口實。但同是儒家經典,《孟子·梁惠王下》卻提出了"罪人不孥"的原則,這一原則也是符合儒家的基本精神的。而"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這句有名的口號更表現了古代哲王的思想立場。作為儒學大師的荀況曾對族刑進行過聲討。荀子視"以族論罪"為"亂世"之舉,可謂大膽尖銳之論。且荀子的看法並非曲高和寡,在西漢時著名的鹽鐵會議上,代表學術正統的"賢良文學"曾以經典為依據,對族刑提出了大膽的異議。
這些議論代表著一種極其普遍的思想傾向,且持之有據,言之成理。但令人大惑不解的是,既然儒家聖賢以及經義精神對族刑有如此明白而又強烈的反對意見,那末,以儒家的德治和禮義相標榜的古代法律為什麼毫不掩飾地保留了這一極端的刑罰呢?其原因恐怕要從兩方面去尋找。首先,是古代政權的性質及其貫常的鎮壓手段決定的。中國傳統的集權專制政治在本質上是反人民的,為維護和鞏固暴政,無所不用其極,視人命如草芥,任何慘無人道的殺戮,既便是屍橫遍野、血流成河,也不會使任何一位暴君虐臣產生什麼負罪感。他們甚至還可以為其刑罰的酷濫尋找到堂皇的借口,即所謂的"以刑去刑"理論。族刑連坐法最著名的實踐家商鞅曾說:"重刑連其罪,則民不敢試。民不敢試,故無刑也。"(《商君書·賞刑》)商鞅本人雖以其法家的名聲而難為後世正統所垂青,但他的這一理論卻完整地為後來者心照不宣
地接受,並貫徹於刑事鎮壓之中。族刑在古代的經久不衰,正是中國重刑主義傳統的重要表現。其次,則又要從文化的角度去尋找。簡言之,即古代家族主義的文化傳統和家族本位的社會形態營造了族刑的生存空間。中國古代家族本位的社會基本結構決定了任何個人的存在都是以一定家族的存在為前提的,即離開了家族背景,個人的生命意義及生存價值便被抹煞於無形之中。個人的權利與義務只不過是家族最高利益下的附屬物,權利的享有與義務的承擔,全以家族利益為轉移。因此,個人的行為被賦予了家族的含義,成功或發達,首先是家族的榮耀,所謂"光宗耀祖"是也；淪喪或犯罪,則意味著家族的恥辱,所謂"家門不幸"是也。在這些觀念的影響支配下,族刑也就具備了其存在的立足點,即就某些重大犯罪而言,整個家族有義務與犯罪者共同承擔罪責。另一方面,在統治者看來,對一些重大犯罪行為,單純懲治個人尚不足以達到威懾與防範的目的,於是,家族作為個人的母體也就相應地成為了殺戮的目標。
族刑的概念在古代有多種解釋,主要是有三族、九族之分。三族者,一說"父母、兄弟、妻子"：一說為"父族、母族、妻族",到底何者為是,古人對之也有歧見。現在一般認為前者較為准確。其實,在這個問題上,大可不必細究。因為古代的所謂"夷三族",本身便是一種極具任意性的濫刑。這種任意性一方面表現在對象方面,到底什麼樣的犯罪適用族刑,很難有統一的標准。統治者也不願制訂出統一的適用標准,而是由興所致、心血來潮地臨事議行。只要最高統治者認為罪大惡極,必欲置之極刑、大開殺戒而後快的犯罪,都可能成為族刑的目標。任意性的另一方面,則表現在范圍上。以族刑懲治重罪,意在斬草除根,以儆它人,法律上不預先劃定范圍,可以迎合統治者針對不同案件,因事因人而作出不同選擇。從這個意義上說,三族既可能是"父母、兄弟、妻子"、也可能是"父族、母族、妻族"。我們也不妨將前者視作嚴格意義上的,將後者視作擴大意義上的。至於"九族",也有異說,或謂"上自高祖,下至元孫,凡九族"：或謂"九族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二"(參見沈家本:《歷代刑法考·刑制考》)。其實,九族應為一虛稱。在我們的文化中,"九"是最高之數。故九族之說恐非一一落實的實指,乃是概括性地包容與之有親緣關系的所有宗支族系。在古代,九族之誅往往施之於重大政治犯罪,一旦大獄煉成,只要是與犯罪人沾親帶故,都將受到無辜株連。
最極端的,當屬"十族"的特例。說在特殊,是因為這一駭人聽聞的暴行在一部漫長的古代史中僅有一例,是特殊時期,由於特殊的原因,發生在特殊人物身上的特殊案件。這一慘劇的主角是明初學界巨擎方孝儒。明惠帝時,方孝儒因主修〈太祖實錄》、《類要》等重要典籍而名高一時。不料禍起蕭牆,燕王以" 清君側"這一古老的借口起兵南下,並最終推翻惠帝,自立為帝,是為明成祖。篡位者為了向天下正名,欲借方孝儒之名草擬登極之詔。不料方孝儒一派愚忠,本著不事二主之心,拒不合作,且"大書數字,投筆於地,曰:』死既死,詔不可草!』\"成祖威脅道:"汝獨不顧九族乎?"方孝儒毅然說道:"便十族,奈我何? "成祖盛怒之下,竟不顧"殺孝儒,天下讀書種子絕矣"的勸告,將其門生數人連同其九族並而誅之,是有"十族"之說,罹難者竟達八百餘人之多,可謂族刑的登峰造極之作,充分暴露了古代統治者的兇殘本性(參見〈明史紀事本末〉卷十八)。
族刑的歷史發展線索並不難尋覓。春秋時期,始有"三族"的記載。除秦國外,其它諸侯國也不乏族刑之例。當然,秦國在當時,在許多方面總是要先行一步。尤其是商鞅當政後,過於看重刑罰的威懾功能,廣泛制定了一系列的刑事連帶責任制度,即連坐制度,這就為族刑的實施和范疇的擴大提供了前提。不過. 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商鞅自己最終也難逃"滅家"之災,正所謂作法自斃也。
至秦始皇時,情況變得更加嚴峻和糟糕。作為"千古一帝"的秦始皇,崇尚重刑思想,並毫不手軟地貫徹於實踐之中,為鞏固中央集權,大凡"以古非今"、"挾書"、"妄言"、"誹謗"皆施以族刑,這是與秦之暴政相適應的法律措施,既造成天怒人怨,加速了王朝傾覆的進程,也為後世所廣泛抨擊和撻伐。此後,漢朝雖也曾偶見廢族刑之舉,但終未能持之以恆,君王們往往自食其言。漢以後至唐以前,族刑不廢,其株連范圍開始走向規范化,形成了某些慣例,如族刑對象限制在謀反、大逆等重大犯罪的范圍,出嫁之女只隨夫家連坐,並出現了不殺祖父母、孫及女性親屬的傾向。這就為《唐律》對族刑的限制性規定的形成奠定了基礎。在《唐律》中,規定"謀反"、"大逆"兩罪,父、子年十六以上一同處死,其它親屬均免去死刑,只是按其親疏關系,或收、或流。而一般死罪,只殺本人, 親屬受免死之刑。這種不入於死刑的緣坐,已非嚴格意義上的族刑了。所以,相比而言,《唐律》對族刑的范圍控製得較為狹窄。
然而到明、清時,族刑株連的范圍又得以擴大。明太祖朱元璋是"以刑去刑"思想的信仰者,他所授意制定的《大明律》,貫徹了"重其所重、輕其所輕"的指導思想，即對屬於"典禮及風俗教化"性質的一般犯罪減輕處罰的同時,加重了諸如"謀反"、"大逆"這類重罪的懲罰,有犯不僅本人凌遲處死,其祖父、子、孫、兄弟及同居之人,不分異姓,及伯叔父、兄弟之子,凡年十六以上,不限籍之異同,不論篤疾廢疾,一律處斬。顯然,與唐朝相比,這將使被殺的人數成倍增加。所幸"刀下留情",尚未波及女性親屬,但她們仍難逃"給付功臣之家為奴"的厄運。清律在族刑上完全照搬明律,且在具體執行上更呈寬濫的趨勢。清朝臭名昭著的文字獄,在處罰上多施用族刑,極盡慘無人道之致。
族刑連坐制的廢除,是清末法律變革運動的成果之一,這與當時修律大臣沈家本、任廷芳的努力是分不開的。在他們的大力倡導下,清庭終於在 1905年正式宣布廢除連作。至此,族刑連坐制度正式在法律上被廢止了。不過,這種廢止是有極大保留的。這種保留,深刻反映了統治者對這一古老制度的戀戀不舍之心,而一旦有必要、有可能,統治者也會毫不猶豫地重新拾起這柄銹蝕的屠刀殺向人民。對我們這個素以保持對傳統的自信與自詡為滿足的國度而言,要真正徹底革除陳規陋習並非一紙明文所能完成,尤其是對那些可以為暴君和暴政服務的陳規陋習而言,更是如此。所以,像族刑連坐這類極富濃厚傳統文化色彩的懲罰手段,很自然地為某些暴政的製造者所緬懷是不足為奇的。這也使我們對族刑連坐在現代社會的沉渣泛起現象有了一種歷史文化意義上的認識。

值得注意的是,明令宣布這一野蠻刑罰的,既非夏桀,也非商紂,竟赫然為兩位後世所追仰效法的「聖王」——夏啟和商湯。

6. 刑法學界輩分最高的人是哪位

高銘暄、馬克昌。
兩人是一個級別的，都是老一輩的刑法學家。
個人覺得，他們自己本事專沒什麼，只屬是當時中國搞刑法的只活下了那麼些個人，而且他們培養的一些年輕人很有學問很有本事，比如趙秉志、邱興隆等等，都成了現在很有名的法學家。他們是沾了他們弟子的光輝，才有現在這么光彩奪目的。

7. 求一些講述中國古代刑法的書籍

《中國刑法史》
作者：蔡樞衡 中國法制出版社
http://books.google.com/books?id=5k3v-gyL_t4C&dq=%E5%88%91%E6%B3%95&hl=zh-CN
《歷代刑法考》
作者：專沈家本 出版社：屬中國檢察出版社
http://www.wl.cn/79768

8. 漢朝的刑法是怎樣規定墨刑刑罰的

漢初刑法沿襲秦制，仍使用墨刑。《漢書·刑法志》規定「墨罪五百」，條款數目同周初一內樣。公元前167年，漢容文帝劉恆下詔廢除肉刑，規定將應受墨刑者「髡鉗為城旦舂」。意思是，男子應當黥面者，改為剃去頭發、頸上戴上鐵制的刑具，去做為期四年的「城旦」苦役；女子應當黥面者，改為去做為期四年的舂米苦役。以後直至漢末，黥面未再實行。但在漢代，匈奴曾規定，漢朝的使節如果不以墨黥面，不得進入單於所居住的穹廬。有一次，王烏充任漢朝使節，出使匈奴時順從了他們的規矩，單於大喜，同意讓匈奴的太子到漢朝做人質，請求與漢和親。沈家本在《歷代刑法考·刑法分考·墨》中說，匈奴的這種規定是他們的一種習俗，只是用墨畫在臉上，象徵性地表示黥面，並非真的用刀刻割皮肉。這和作為刑罰的黥面當有所區別。

9. 歷代刑法考的內容簡介

《歷代刑法考》是中國近代法史學的奠基著作。自20世紀問世一百內年來，被公認為了解中華法系容的必讀書。該書在編目上充分考慮法律內容上的歸整，避免有關刑事法律的內容與律令篇章混雜排列。全書分為上下兩卷：上卷輯入與刑事法律有關聯的篇章，下卷輯入傳統律令。經過重新編排的上下兩卷，內容各有倚重，分類明了。如果從法學意義上講，歷代刑法考的內容集中於上卷；其他，律令通考、典型朝代的律令，漢、唐、明律令制度均編入下卷。編目的重新歸整，還考慮到法律不同專業讀者的閱覽偏好。學習研究刑法者，建議精讀上卷，研習中國法律史者，可讀下卷。方便各類法科讀者查閱，是該次出版的簡化字橫排本的重要特色。

10. 《歷代刑法考》翻譯問題

我自己解釋一下

不能保證絕對正確

先王執政的時期，以教導（人內民）為先

刑法只是（教導不容足）時才使用的

沒有教導人民而使人民犯罪被殺

是先王不忍心看到的

國家設立官員 原本是教育引導這些百姓的

所以刑法不是威嚇震懾人民的工具

而是在教育不足時的輔助手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