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審查

A. 為什麼中國沒有司法審查制度

當然是有司抄法審查的啦，不過襲就是形式上的等於沒有而已。
我國的司法審查制度不包括法院對法律行為的違憲審查，法院只能對具體的行政行為進行司法審查，但由於我國體制問題，司法行政不分，甚至司法附屬於行政機關，因此我國的司法審查相當於沒有，只是形式上的存在而已，其實等於沒有嘛

B. 什麼是司法審查

就是一種國家權力對另一種國家權力的監督制約制度，即法院通過訴訟程序專審查並糾正不法行政行屬為，以保護公民和組織的合法權益免受國家行政機關侵害並維護其合法權益的行政行為，支持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在我國，最主要的司法審查制度就是1989年4月4日通過的《行政訴訟法》1。它調處的是兩種基本關系，即司法權與行政權，國家利益與個人利益之間的關系，它的創制過程實際就是正確處理這兩種關系的過程，它的實施和進一步完善也是為了正確處理這兩種關系。它既包括程序規范，也包括實體規范，並且，實體規范占據著核心地位。很多具體規定雖然在程序法中，但就其實質而言並非程序規范，而是特殊的實體規范。同時，該法還含有具有可操作性的行政侵權賠償的原則規定。因此，《行政訴訟法》身兼二職，它既是一個解決行政爭議的專門程序立法，也是關於行政違法及其法律責任的一個專門立法，且後者是居於核心地位。

C. 違憲審查制度和違憲司法審查制度的區別

1、違憲審查制度是特定的國家機關根據特定的程序或者方式，針對違反憲法專的行為或者屬規范性、非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並進行處理的制度。違憲審查包括違憲判定和違憲制裁兩個最基本的環節，它以違憲判定為基本出發點，以違憲裁決為最終歸屬。
2、憲審查不等同於司法審查，司法審查只是違憲審查中的一種具體模式。所謂司法審查，是指由普通法院負責對國會的立法進行違憲審查，這種由司法負責監督憲法實施的制度最早產生於美國。
3、司法審查主要特點是由普通法院在審理案件的過程中，附帶負責對國會的立法進行違憲審查，至於國家機關某些行為是否合乎憲法的爭議，普通法院一般會以屬於國家行為、政治問題或統治行為為由，拒絕加以判斷，但在個別的時候可能也會介入。

D. 違憲審查包括司法審查

違憲審查不包括司法審查。
司法審查亦稱「違憲審查」(Judicial review)，是西方國家通過司法程序來審查、裁決立法和行政機關是否違憲的一種基本制度。司法審查制度的理論依據是：憲法是國家的根本大法，具有最高法律效力，是（議會、政府）立法執法的基礎和根據，憲法至上，法律和法令從形式到內容都不得同憲法條文相抵觸；司法機關（主要是最高法院或憲法院）是保障憲法的機關，對憲法有最後的解釋權，議會、政府的法律、法令如果違反憲法，司法機關可以裁決該項法律、法令違憲而無效。

違憲審查又稱憲法監督，是指特定的機關依據一定的程序和方式，對法律、法規和行政命令等規范性文件和特定主體行為是否符合憲法進行審查並做出處理的制度。其作用在於保障憲法的實施、維護憲法權威、保障公民權利與自由。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先後建立了違憲審查制度。
2014年10月28日，《中共中央關於全面推進依法治國若乾重大問題的決定》發布。決定要求，全國各族人民、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以憲法為根本的活動准則，並且負有維護憲法尊嚴、保證憲法實施的職責。一切違反憲法的行為都必須予以追究和糾正。
2014年11月4日，四中全會《決定》提出，完善以憲法為核心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體系，加強憲法實施。專家提出，法律體系構成部分中有違憲法精神的都應當修改或廢止。同時，要強化違憲糾錯機制，禁止地方制定帶有立法性質的紅頭文件 。
根據中國的政體、國情、體制、觀念、憲法原則等種種情況，中國制定出了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性質的司法審查制度，中國的司法審查制度具有自己鮮明的特色、特點，下面分述如下：
1、在普通法院內設立專門法庭實施司法審查。
世界各國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制度的兩種模式已如前所述。一種是專門的行政法院模式，盛行於大陸法系；一種是普通法院模式，廣見於英美法系。這兩種模式都有其特殊的歷史起源，並各有利弊。但可以說，凡是沒有專門行政法院的國家，都面臨著行政審判組織專門化的問題，而大陸法系的一些沒有專門行政法院的國家如瑞士等，在普通法院內設置了專門行政審判法院。
中國採用的也是普通法院設立行政審查法庭的模式。但是中國採用的這種模式，是根據中國的憲法體制和現實情況所作出的決策，與別國不同。各國採用什麼模式的司法審查制度，都不能不從本國的歷史和現實情況出發，中國亦不例外。
2、在中國的行政訴訟中，既審查法律問題，又審查事實問題。
審查法律問題既是審查行政機關的認定和裁決在法律上是否成立，審查行政機關對法律的執行和適用是否錯誤，而審查事實問題就是審查行政機關對事實的認定是否成立，並可以以法院自己對事實的判斷來取代行政機關的主張。一些英美國家只審查法律問題，不審查事實問題。而我國法院與一些大陸法系國家一樣，既審查法律問題，又審查事實問題，若只審查法律問題，與中國行政訴訟的另一原則——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相抵觸，同時也與我國的實際情況不符。
3、中國司法審查制度的法律淵源以代表機關制定的法律為主。
行政訴訟法規定，規章及其以下的法律規范性文件，人民法院在判案時可以參照，主要以法律和行政法規為審理依據。但十多年來，各種新型案例層出不窮，而法律又要保持其相對穩定性，不能朝令夕改，而最高人民法院根據司法實踐，針對人民法院在適用法律上所不明確的問題，適時作出不抵觸法律的司法解釋，以彌補法律和行政法規不足，並作為人民法院審理案件的依據，也可以認為是我國司法審查制度的法律淵源。

E. 司法審查的范圍

所謂司法審查的范圍指的是司法審查的程度或深度。司法審查的范圍與審查標準是相互對應的，審查標准高，則審查程度深，反之則淺。按照美國行政法理論的傳統分類，司法審查所針對的問題被區分為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分別適用不同的審查標准。在事實問題上，行政官員具有技術和專業的優勢，要求法官作出比行政官員更合理的事實裁定，顯然超出了他們的能力范圍，這註定法院在此領域只能進行有限程度的審查；在法律問題上，法官以法律知識見長，他們有能力進行更深程度的審查，甚至可以以自己對法律問題的理解代替行政機關的理解。
（一）事實問題的審查范圍
事實問題的審查包括三個層次的標准：實質性證據標准，濫用自由裁量權標准和重新審查標准。按照美國行政程序法規定，實質性證據標准主要應用於按照正式程序作出的事實裁定。所謂實質性證據又稱為合理證據，指的是法院出於對行政機關專業知識的尊重，只審查行政機關的證據判斷是否合理，如果沒有明顯的不合理，即滿足了實質性證據要求。行政程序法上規定的專橫、任性、濫用自由裁量權都是濫用自由裁量權，專橫、任性是濫用自由裁量權的兩種方式。濫用自由裁量權標准主要適用於依非正式程序作出的事實裁定。一般認為，濫用自由裁量權標准要比實質性證據標准寬松一些，但實際上很難講，因為兩者只有形式上的區別，而無本質差異，兩者都以合理性為基礎，實質性證據要求證據要合理，明顯的不合理的證據不能通過司法審查，而明顯不合理就是濫用自由裁量權。在實踐中，兩種標準的界線越來越模糊，出現了融合趨勢。重新審理標准指的是，法院置行政機關的事實裁定於不顧，獨立地對事實問題作出判斷。此標准審查程度較深，但應用范圍很窄，限於特定的例外情形，如行政機關作出的涉及當事人憲法上權利的事實裁定。
（二）法律問題的審查范圍
法律問題包括法律解釋和法律適用兩個步驟，法律解釋是對法律含義的一般理解；法律適用是將抽象的一般規定應用於具體事件。法律解釋是脫離具體事實的邏輯運算，是單純的法律問題，法院可以充分行使最終的解釋權。法律適用既有法律問題，也有事實問題，二者之中事實認定的分量更重，因此其審查標准側重於事實裁定的審查標准。
（三）司法審查范圍的相互接近
據美方專家介紹，實質性證據標準的適用經歷了由寬松到嚴格的過程，在此過程中，事實問題審查范圍得到加深。在早期，法院只看行政機關認定的證據是否可以定案，而對案卷中存在的其他相反證據視而不見。過於寬松的標准容易放縱行政違法和濫用權力，因此行政程序法專門針對這種情況作出規定，要求法院「應當審查全部記錄，或記錄中為一方當事人所引用的部分」，對所有的證據進行全面審查。目前的實質性證據有兩層含義：一是法院尊重行政機關的判斷，只要行政機關的事實裁定具有足夠合理性，即便法院認為自己還可以作出更好的裁定，也不能以自己的判斷取代行政機關的判斷。二是法院不放棄審查責任，法院必須要分析案卷中的全部證據，特別要「考慮記錄中任何減少它的證明力的因素」，然後，以一個理性人的標准衡量事實裁定是否合理。
法律問題方面的變化則正相反，在法律適用上自不消說，已經採取與事實問題同樣的司法審查標准。在法律解釋上，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司法審查標准也開始放鬆。最高法院在審理著名的Chevron案中提出：「法院不能以自己對法律的解釋代替行政機關的合理解釋」，美方專家認為，Chevron案標志著法律問題的審查范圍與事實問題的審查范圍趨同。
（四）規章的司法審查范圍
中方學者認為，抽象行政行為對人民權利的影響，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遠比具體行政行為來得強烈而巨大，為救濟權利有必要借修改行政訴訟法的機會而納入受案范圍。美國自1946年行政程序法公布以來，行政規章即成為司法審查的訴訟對象，這方面積累了相當豐富的經驗。
據美方專家介紹，規章與裁決在審查范圍上相同，因此在審查標准上也與裁決的審查標准相同，具體說，按正式程序制定的規章適用實質性證據標准，按非正式程序制定的規章適用濫用自由裁量權標准。如果規章影響公民的重大憲法權利，則適用重新審理標准。法院經審查認為規章違法，可以直接判決撤銷。

F. 司法審查特有原則

我國現行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標准 （一）我國現行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標准 我國對行政行為進行司法審查的標准，是在總結司法實踐經驗，借鑒國外司法審查標准基礎上形成的，並以成文法的形式規定在《行政訴訟法》中。［15］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第54條的規定，我國現行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標准主要有以下七個：（1）證據是否確鑿；（2）適用法律、法規是否正確；（3）是否符合法定程序；（4）是否超越職權；（5）是否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職責；（6）是否濫用職權；（7）是否顯失公正。 對於上述標准，我國學術界又有不同的歸類。一種觀點認為，上述標准可歸結為合法性標准與合理性標准兩方面，其中合法性標准包括主要證據是否確鑿、充分、適用法律法規是否正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否超越職權、是否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職責；合理性標准包括是否濫用職權、是否顯示公正。［16］另一種觀點認為，我國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標准只有合法性標准，沒有合理性標准，濫用職權與顯示公正都屬於合法性標準的范疇。［17］筆者贊同第一種觀點，並認為第二種觀點既不符合立法原意，也缺乏足夠的說服力，還容易造成《行政訴訟法》與《行政復議法》關於「合法性」理解的嚴重沖突。 （二）我國現行行政行為司法審查標準的缺陷 從形式上看，上述我國司法審查的標准與國外司法審查的標准基本相似，如都審查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都採用程序標准和合理性標准。但仔細分析，我國司法審查的標准與國外相比則存在重大區別，進而表現出我國司法審查標準的缺陷。 1.既重視對行政行為的事實問題審查，也重視對行政行為的法律問題審查，採用了全面、嚴格的審查標准。這一點與大陸法系國家基本相同，但與英美等國家根據司法審查的強度來確定靈活的司法審查標准不同。 我國《行政訴訟法》對事實問題的審查規定了非常全面、寬泛、嚴格的審查標准，即證據是否確鑿。證據確鑿是指實施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確實、充分，它包含著對證據質與量兩個方面的要求。它要求法院不僅要對已有證據進行全面的審查判斷，而且必要時可以主動收集證據或要求當事人補充證據；不僅要審查事實的合理性，而且要審查事實的正確性。這一全面、嚴格的審查標準是我國職權主義訴訟模式、追求客觀真實與實事求是的訴訟理念以及行政程序制度不發達的產物。對於法律問題，我國《行政訴訟法》也規定了嚴格的司法審查標准，如適用法律、法規是否正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等。「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法院對行政行為法律適用的審查標准應歸為嚴格標准，法院往往是用自己對法律規范的理解和選擇來衡量行政機關對法律規范的適用，在此基礎上作出合法與否的判斷。」［18］ 應當說，「由於我國司法審查的歷史不長，政府本位意識強烈而守法意識淡薄，加之缺乏完備的行政程序的約束，面對無孔不入而又常常出軌的行政權，在司法審查中實行嚴格的審查標準是必要的。」［19］但是，對行政行為的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實施嚴格的、同等強度的司法審查，其弊端也是明顯的。一方面混淆了行政權與司法權本質區別，致使法院通常要以自己對事實的判斷來衡量行政機關對事實的判斷，另一方面也不利於發揮行政機關與法院的各自優勢，不利於提高訴訟效率和調動行政機關的積極性。而實際情況是，由於行政事務的專業性、技術性等特點，決定了在很多時候法院對事實和法律的認辨能力可能並不比行政機關高明。因此，對法律問題與事實問題進行適當區分，確立靈活的司法審查標准，便顯得尤為重要。 2.即重視對行政行為的實體性審查，也重視對行政行為的程序性審查。但是，與國外不同，我國行政行為的程序性審查僅僅局限於法定程序的審查。 根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具體行政行為違反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應判決撤銷或部分撤銷，並可判決被告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這樣就把是否法定程序作為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標准。眾所周知，我國具有長期的「重實體、輕程序」的傳統，《行政訴訟法》把是否違反法定程序作為司法審查的重要標准，第一次把程序提高到與實體並重的地位，體現了程序與實體並重的原則，是我國行政法歷史上立法觀念與立法技術的重大突破。［20］但是，我國《行政訴訟法》所規定的「違反法定程序」是指違反法律、法規明文規定的程序。［21］而行政程序除了法定程序外，還包括非法定程序。《行政訴訟法》把違反法定程序作為司法審查的重要標准，表明對於沒有違反法定程序但是違反了非法定程序的行政行為法院不能判決或撤銷。目前，我國法定程序不違法而非法定程序違法的現象還是比較普遍的，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現行行政程序立法極不完善，除了《行政處罰法》規定了行政處罰行為應遵循的程序，其他大多數行政行為尚缺乏嚴格的程序性規定。實際上，即使將來我國制定了統一的行政程序法，由於現實情況的復雜多樣以及立法技術、立法者認知能力的局限等因素，行政程序立法也不可能十全十美，必然會有程序方面的漏洞。因此，如果僅以法定程序作為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程序性標准，那麼我國司法審查的程序標准將過於狹窄，不能給予相對人應有的司法救濟。 3.重視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審查標准，淡化或忽視合理性審查標准，這一點也與國外不同。 從《行政訴訟法》第54條的規定來看，我國司法審查的標准既包括合法性標准，也包括合理性標准，適應了世界各國行政法發展的潮流。但是，我國《行政訴訟法》關於合理性標準的規定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也沒有像其他國家一樣發展自己的一套理論。這既有《行政訴訟法》立法缺陷方面的原因，也有司法機關過於自抑的原因。（1）以合法性標准排斥合理性標准。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的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對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這就確立了我國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合法性標准。《行政訴訟法》的這種規定容易造成一種根深蒂固的誤解，認為法院對具體行政行為只能進行合法性審查，不能進行合理性審查，這就造成《行政訴訟法》第54條規定了合理性標准經常處於虛置狀態。（2）缺乏合理性審查的明確標准。雖然《行政訴訟法》規定了「濫用職權」與「顯示公正」這兩大標准，但尚無缺乏明確的立法解釋或司法解釋，對於什麼是「濫用職權」，什麼是「顯失公正」還缺乏明確的界定，這對於過於自抑或過分依賴規則的法院來講，這兩大標准就過於抽象與籠統，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經常處於被束之高閣的境地。譬如，從近年來法院審理行政案件的情況看，尚未有依據「濫用職權」作出判決的案例，依據「顯失公正」作出的判決也很少見。（3）合理性標准適用范圍狹窄， 並造成《行政復議法》與《行政訴訟法》的脫節。《行政訴訟法》規定，顯失公正標准只能適用於行政處罰領域。但是，在行政執法領域，並不僅僅在行政處罰領域才存在合理性與否的問題。《行政復議法》和《行政訴訟法》都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行政復議決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而行政復議決定既包括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判斷後的結論，又包括對不當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審查後而得出的結論。在這里就存在一個問題，即對於行政處罰顯失公正以外的不當行政復議決定，是否也可以起訴呢？根據《行政訴訟法》第54條規定，答案應當是否定的。很顯然，在這一點上，《行政復議法》與《行政訴訟法》之間，甚至《行政訴訟法》內部條文之間是脫節的。因此，在行政自由裁量權不斷膨脹的情況下，我國現行司法審查的合理性標准不利於其應有作用的發揮，也不利於相對人合法權益的維護。 三、我國行政行為司法審查標準的完善 針對我國行政行為司法審查標准存在的上述問題，我國應在借鑒國外司法審查標准有益經驗的基礎上，適應WTO規則的基本要求，對我國現行的行政行為司法審查標准予以完善。 1.確立靈活的司法審查標准。 我國的法律傳統與訴訟理念基本上屬於大陸法系，因此，司法審查的標准與大陸法系相近。但是，近年來，隨著我國審判方式的改革，傳統的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已逐步消解，當事人主義的訴訟理念已初步確立，這要求我國的司法審查標准作出積極的回應，確立靈活的司法審查標准。 司法審查標准作為行政權與司法權之間關系的「調節閥」，既不能過於寬松，也不能過於嚴格，必須結合行政案件涉及問題的性質，確立靈活的司法審查標准。一般說來，對於一個問題，它既可能是事實問題，也可能是法律問題，還有可能既涉及法律問題，也涉及事實問題。因此，（1）對於事實問題，進行有限審查，採用合理性審查標准。「法院不能用自己的判斷代替行政機關的判斷，法院只審查行政機關的判斷是否合理和公平。即使對於同一證據事實，法院自己作出判斷時得出的結論和行政機關不同，只要行政機關的判斷合理，法院仍然應當尊重行政機關的判斷。」［22］但是，法院也不能完全放棄對事實問題的審查。（2）對於法律問題，除涉及公共政策的選擇、技術性法規的解釋外，法院應進行完全審查，審查行政機關是否越權、是否違反程序、適用法律法規是否正確等問題。對於涉及公共政策的選擇、技術性法規的解釋等問題，法院只進行合理性審查，只要行政機關的判斷在法律規定的范圍之內，法院應給予相應的尊重，不得以司法權代替行政權隨意否定行政機關享有的自由裁量權。但是，法院在許多情況下，尊重行政機關對法律問題的判斷，並不表明法院放棄了對法律問題的最終決定權，它只意味著法院可以認可行政機關對法律問題的判斷，最終決定權仍由法院掌握。［23］（3）對於既涉及法律、又涉及事實的問題，法院應當發揮其司法能動性：對於重要的社會公益性、專業性、技術性強的問題可以主要作為事實問題，進行有限審查；對於其他問題，可以主要作為法律問題進行審查。這樣，根據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的適當區分，來確定不同的司法審查強度與標准，既有利於法院與行政機關發揮各自的優勢，調動行政機關的積極性，也有利於訴訟效益的提高。當然，法院對法律問題與事實問題的審查強度並不是機械的，而是要根據行政案件的具體情況，靈活地加以運用。 2.確立正當法律程序的司法審查標准。 如前所述，我國現行以法定程序作為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程序性標准，致使司法審查的程序標准將過於狹窄，不能給予相對人應有的司法救濟。為此，我們可以借鑒國外司法審查程序性標準的經驗，引入正當程序標准。一方面，我們應加快行政程序立法的步伐，融正當程序原則於行政程序立法之中；另一方面，修改現行《行政訴訟法》，確立正當程序標准在我國司法審查中的應有地位。這樣，就可以發揮正當程序標准在彌補法定程序不足時出現漏洞的作用。 在我國，確立正當程序的審查標准，不僅是彌補行政程序漏洞的需要，也是我國政府履行WTO承諾的基本要求。WTO規則主要是在以美國為代表的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主導下制定的，它必然受這些國家法律制度的影響，並反映這些國家的利益，表現在正當程序原則方面亦是如此。WTO在協定文本雖然並未直接使用正當程序這一概念，但在很多地方對行政行為程序的正當性有著原則性的規定。如GATT第10條第3款、TRIPS第41條第2款關於公平、公正、合理的總體要求；GATT第10、13、16、19條、GATS第3條關於透明度的要求；TRIPS第41條第2款、GATS第6條第3款關於程序經濟、及時的要求；等等，都體現著正當程序原則的基本要求。WTO是以帶有強制性規則為基礎的政府間國際組織，我國已經加入WTO，這就意味著我國政府應當履行WTO的基本規則。因此，確立正當程序的司法審查標准，應成為我國司法審查制度完善的一個重要方向。 3.確立司法審查的合理性審查標准。 實際上，合法性審查與合理性審查體現了對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程度。從法的正義、理性的價值出發，我國應當擴大合理性審查標準的適用范圍，加深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程度，使合理性也成為與合法性標准相並列的行政行為審查的基本標准，這既體現了世界各國行政行為審查標准發展的共同趨勢，適應了現代行政法治已從傳統的形式主義法治發展為實質主義法治的潮流，也是我國行政法治的發展的根本要求。 首先，這是現代行政法治發展的根本要求。現代行政法治已從傳統的形式主義法治發展為實質主義法治。這種轉變要求行政權力的運作不僅在形式上要符合實在法的要求，即行政之合法性，而且要符合理性、公平、正義的要求，即行政合理性。其次，這是保障公民合法權益的要求。合理性審查標準是因應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擴張而出現的。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擴張，容易造成濫用，並給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帶來侵害。而合理性標準的確立，為司法機關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提供了基本的依據，從而也為保障公民合法權益免受自由裁量權的侵害提供了依據。第三，這是保證《行政復議法》與《行政訴訟法》相銜接的需要。如前所述，我國《行政復議法》與《行政訴訟法》之間、《行政訴訟法》內部條文之間存在不協調之處，解決問題的出路就在於《行政訴訟法》中確立司法審查的合理性標准，使合理性成為與合法性並列的標准，從而有利於維護法律的統一性與權威性。最後，這也是應對WTO的必然要求。WTO協定中的許多規定對我國司法審查的現有標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GATS規定，各成員方應確保對行政決定的審查程序在事實上會作出客觀和公正的審議。GATT也規定了對各成員國的行政救濟體制進行國際審查，如果受到要求，實施這種程序的締約國應當向締約國全體提供有關這種程序的詳盡資料，以便締約國全體對這種程序是否符合GATT的規定要求作出判斷和決定。符合要求的重要標準是這些業已存在的機制和程序是否能夠做到事實上的客觀和公正。這就說明，司法審查不僅要符合合法性標准，還要符合客觀和公正的實質性標准，即合理性標准。 當然，必須指出的是，合理性標準的確立並不意味著司法機關可以對自由裁量行為進行任意的、無限度的司法審查，而是存在程度的問題。一方面，對自由裁量行為合理性審查的目的不是以司法權替代行政權，而是制約行政權。合理性審查之所以必要，不只是由於保障個人權益的需要，而且是「由於司法審查的存在對行政人員產生一種心理壓力，可以促使他們謹慎行使權力」，［24］盡可能不做不理想的事情。那種認為合理性審查就是要由司法機關尋求最合理、最完美行政決定的思想是不正確的。另一方面，對自由裁量行為合理性審查的程度問題應當通過合理性標準的具體化來體現。也就是說，對自由裁量行為能夠審查到什麼程度，取決於合理性審查的具體標準的確立。因此，確立合理性審查的具體標准就顯得尤為重要。為此，我國可以借鑒國外的經驗，如德國的比例原則、英國的越權無效原則，在立法中明確規定「不合理」的表現，如目的不當、專斷與反復無常、考慮了不相關的因素和未考慮相關的因素、不作為和遲延等，從而使合理性審查具有可操作性。同時，為了避免合理性審查標準的漏洞，增強合理性審查的靈活性，我國也應盡快建立司法審查判例法制度，以適應行政案件多樣化、復雜化的要求。

G. 什麼是司法審查權有限原則

有限司法審查權是指我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度下人民法院應當享有的對行政法內規和地方法規的容合法性進行審查的權力。由於合憲性審查權在我國法律中明確賦予給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因而，各級人民法院沒有合憲性審查權，只有合法性審查權，即對行政法規和地方法規是否符合法律的審查權力。這種只有法規合法性審查權的司法審查權就是有限司法審查權。

H. 我國人民法院有法律法規的司法審查權嗎

暫無司法審查抄權！
司法審查權指司法裁判機關對行政執法活動的合法性進行的審查，具體說來就是在行政訴訟中對行政處罰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
在我國，由於司法機關從屬於權力機關，因此，其所謂的審查只能限於個案審查，且其形式只能採取司法建議的方式。
行政領域內的司法審查也限於個案審查，法院不享有直接改變行政機關行為和代為作出某項決定的權力，因此，只能表明在個案中不適用某項規章或者認定某項行政行為違法，案後以司法建議的形式向行政機關提出建議。
可繼續提問！採納吧！謝謝！

I. 司法審查范圍

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制度是現代民主國家普遍設立的一項重要法律制度，是司法機關應受到行政行為不法侵害或不利影響的行政管理相對人的請求，審查相應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適當性，撤銷違法不當的行政行為，並對相對人因不法行政行為所造成的損害進行補救的法律制度。以英國和美國為代表的司法審查制度與起源於法國的行政訴訟制度有許多共同特點，兩者的實質和核心都是通過審判式程序來確定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適當，並作出相應的裁決，以解決行政爭議，監督行政行為。在我國，司法審查與行階訴訟通常被視為同一制度，司法審查范圍，是指哪些行政行為應當接受司法機關的審查和監督，司法審查機關對哪些行政行為擁有作出司法裁決的權力。司法審查范圍是任何一個國家在建立司法審查制度時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

影響司法審查范圍界定的相關因素

司法審查制度是與一國的民主政治和憲政體制關系極為密切的法律制度;作為司法審查制度重要方面的司法審查范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行政權與司法權的關系以及政府與公民、法人的關系。因此，司法審查范圍絕對不是法學家或者立法者憑空想像的結果，司法審查范圍的界定必然受到多種復雜因素的制約和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民主政治狀況和憲政體制。民主政治是司法審查制度產生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司法審查制度首先在實行民主政治制度最早的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產生，足以證明這一事實。雖然在古羅馬、古希臘已經出現近、現代行政訴訟或司法審查的歷史胚胎，但是在奴隸制、封建制國家中，君主獨攬國家大權，他既是立法者、執法者，又是法律監督者，君主之下的官吏只需對君主負責，而無須向「子民」有所交待。在這種政體下，不可能產生分權觀念，更不可能建立權力制?約制度，當然也不可能建立作為權力?制約監督機制的重要法律制度-司法審查制度，司法審查范圍也就根本不存在。在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司法審查制度初期，司法審查的范圍相當有限，隨著『民主政治的進一步發展而逐漸擴大。在實行民主政治制度的國家當中，由於各國的憲政體制不同，對待行政權與司法權關系的態度不-樣，界定司法審查的范圍也有較大的差異。美國是實行「三權分立」的典型國家，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三權分立，互相平衡、互相制約其司法審查的范圍相對於世界其他國家而言是比較寬的。我國實行「議行合一」的憲政體制，根據憲法規定，對抽象行政行為的審查不屬於司法審查范圍。

2、歷史文化背景和法律傳統。任何一種法律制度的形成和發展都離不開一定的的思想條件，而思想條件是在一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任何一種法律制度的建立也必然借鑒以往的法律傳統，或者受以往法律傳統的限制和影響。綜觀世界各國司法審查制度的產：生、發展以及司法審查范圍的界定都不同程度受歷史文化和法律傳統的影響。英國和美國早期的司法審查范圍均受「國王不能為非」的法律傳統限制，隨後由於「越權無效」原則和「行政行為接受司法復審」原則的確立，而進一步擴大了司法審查的范圍。「越權無效」原則則以盂德斯鳩的權力濫用和控制學說為理論基礎。我國1949年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1954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均已規定了建立司法審查制度的憲法依據，但由於長期深受封建的歷史文化和法律傳統影響，司法審查制度卻遲遲未能建立，司法審查范圍自然也就無從談起。直到1990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施行，我國的司：法審查制度才正式確立。我國：行政訴訟法在界定司法審查范圍肘，由於受歷史文化和法律傳統影響，採取較為謹慎的做法，審查范圍規定得比較窄，而且對侵害公民政治權利的司法審查范匿未作具體明『確的規定。

3，訴訟價值觀念和現實條件。影響司法審查的價值觀念是指在一個國家的行政法學界中起主導地位的行政訴訟或司法審查價值觀念。由於各國的國情不同，政治經濟制度不同，形成各種各樣的行政訴訟價值觀念。例如，英國和美國。主流的價值觀念是「控權」和「制衡」，法國的價值觀念主要是保障行政權免受普通法院干擾;我國因受域外多種價值觀念的直接影響，價值觀念是多重的，反映在行政訴訟法第一條的規定中有效率、人權保障、保權、控權四個方面。任何國家在界定其本國的司法審查范圍時都會自覺不自覺地受諄國的主流價值觀念影響，此外，一個國家的現實條件即基本國情也是決定其司法審查范圍的重要因素。我國行政訴訟法在界定司法審查范圍時很大程度上考慮了我國行政訴訟制度尚處於初建階段、行政審判庭人員素質不高、我國是一個深受封建主義影響的大國等基本國情。

對我國司法審查范圍界定的評價

前面已經提到，司法審查與行政訴訟在我國通常被視為同一制度。同樣地，司法審查范圍一般也被等同於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從嚴格意義上講，司法審查與行政訴訟在具體使用上應當是有所區別的：司法審查的主體是法院，司法審查主要是作為司法機關監督行政權運行的一項法律制度;而行政訴訟的當事人是行政主體與相對人雙打，行政訴訟多數情況下是作為項重要的行政救濟制度。司法審查范圍，嚴格地說也不完全等同於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廣義上的司法審查包括直接審查與間接審查兩方面。直接審查的對象是具體行政行為：間接審查的對象是較低層次的抽象行政行為，或稱微觀抽象行政行為。在我國，有相當一部分行政案件，雙方當事人爭議的關鍵和實質在於較低層次的抽象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司法機關在確定具體行政行為是否違法之前首先要判斷據以作出該行為的相關規范性文件是否符合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這實質上是對抽象行政行為的間接審查，但司法機關對間接審查對象投有直接作出司法的判決的權力。

所以間接審查對象不屬於我國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就司法審查范圍的廣度與深度而言，司法審查范圍應當包括審查的對象范圍(廣度)即通常所說的受案范圍和審查的程度、強度(深度)即通常所說的審查標准兩方面，但在一般情況下我國：學者所定義的審查范圍僅指審查的對象范圍，而且是直接審查的對象范圍。在對有關概念作必要說明之後，筆者現就我國法律(包括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所界定的司法審查范匱作粗淺評價，《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第五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對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上述兩條規定一般被認為是我國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或司法審查范圍的「概括式」規定。這種認識也許符合立法的本意，但筆者認為從法律條文的字面意思看，第二條規定，理解為對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概括式」規定是正確(因為起訴范圍應當與受案范圍一致)，而第五條規定，實際上應當是關於司法審查范圍(准確地說是直接審查范圍)的「概括式」規定，包括審查的對象范圍和審查的程度。

雖然直接審查與間接審查的劃分，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劃分，法律對此並無規定，但是我國現行法律實際上賦予司法機關對規章以及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並作出否定性評價的權力，所以應當說間接審查是有法律依據的。而且在審判實踐中，對規章以及規章以下的抽象行政行為(即間接審查的對象)進行審查並作出司法評價，是解決相當一部分行政爭議的關鍵。承認司法機關對這部分抽象行政行為具有審查權，而否認司法機關具有直接作出判決的權力，實際上是將審判權的兩項密切關聯的權能「審」與「判，」截然分開，這顯然是一種拘泥於形式而不顧實質效果的做法。筆者認為，合理的行政訴訟制度所界定的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圍應當與司法審查(包括直接審查和間接審查)的范圍一致，而且賦於法院對間接審查的。抽象行政行為作為判決的權力。有的學者認為，成熟的行政訴訟，不應該有受案范圍的規定，什麼行政行為都可以起訴，法院管不了的不審查就行了。這種觀點對於最大限度地保護公民、法人的，起訴權，避免在審查起訴階段對行政行為作實質性審查，有其合理性，但可能導致相對人濫用訴權，或者造成相對人不必要的訴訟費廚負擔，以及司法資源的巨大浪費，因此並不可取。

我國現行司法審查的對象是具體行政行為。行政訴訟法對具體行政行為未作明確規定。最高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條規定，「具體行政行為」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行政機關委託的組織或，者個人在行政管理活動中行使行政職權，針對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就特定的具體事項，作出的有關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的單方行為。最高法院的上述定義，似乎僅指作為的行政行為，末將不作為的行政行為納入其中。該定義將不屬於行政主體「單方行為」的行政合同排除在司法審查的范圍之外，雖然與我國行政法學界的主流觀點並不一致，但本人對此持肯定態度。

因為行政合同是建立在雙方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礎上，具有民事合同最本質的特徵;雖然行政合同的訂立是行政機關出於執行公務的需要，但是既然行政機關選擇了合同的方式，就應當接受民法的調整，我國是長期深受封建制度影響的大國，行政權空前強大，在公民、法人與行政機關的關系中，公民、法人處於絕對的劣勢，在處理行政主體與相對人的爭議中，面對「控權」、「保權」、「效率」和「人權保障」多種目的性價值，我們無法做到面面俱到，只能在權衡、比較的基礎上，採取「人權保障」的價值取向，不應當強調行政機關的單方面特權，而損害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我國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採取的是「合法性」審查標准，而現行法律對行政合同沒有具體規定，或者將行政合同作為一般民事合同予以規定，如果以行政救濟途徑解決行政合同糾紛，必然造成審判缺乏依據，不利於保護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通常被認為是關於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或者司法審查范圍)的「列舉式」規定，而該條文的本身實際上又包括兩個「概括式」規定，即第一款的第8項和第二款。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是有關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或司法審查范圍排除事項的規定。多數學者認為，行政訴訟法採取「概括式」和「列舉式」規定相結合並加上排除事項規定的界定方式，已將我國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或司法審查范圍界定清楚，並且為以後進一步擴大審查范圍留有餘地，同時為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權將一些法律未作明確規定的行政爭議列入法院受案范圍留有餘地。但通過認真分析行政訴訟法第二、第五、第十一和第十二這四個條文之間的。

邏輯關系，我們會發現這種界定方式有欠陷。首先，正如前面提到的，作為「列舉式」規定的第十一條本身又包括「概括式」規定，給人一種界定混亂的感覺。其次，如果第二條規定中的『「依照本法」包括本法的第十一條的話，第二條規定顯然毫無意義;如果第二條規定中的「依照本法」不受本法第十一條的限制，則第十一條規定就是多餘的。在審判實踐中，多數情況下是按第一種情形理解第二條與第十一條的關系，即實際上執行第十一條的規定而不考慮第二條的規定對審查范圍一般都作限制性解釋，以致一些明顯屬於司法審查范圍的行政爭議(如對勞動教養、收容審查不服引起的爭議)，也必須由最高法院再以司法解釋作出規定，才敢受理。此外，第十二條關於司法審查排除事項的規定，實際上並不是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全部事項，很容易造成理解錯誤。筆者認為，只要將排除事項規定完整，再加上「概括式」的規定，即可將司法審查的范圍界定清楚，再以「列舉式」的規定加以界定，顯然是畫蛇添足。

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五條規定，我國司法審查的程度(深度)原則上只限於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對具體行政行為的適當性、合理性不作審查，但行政處罰顯失公平的除外。我國行政訴訟法所規定的合法性標准，不限於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程序合法、不超越職權，還包括主要證據確鑿、不濫用權力。後面兩個標准，作為合理性標准似乎更為恰當。行政處罰顯失公平，屬於行政機關濫用自由裁量權的情形，這種情形可以進行合理性審查，為何其他明顯屬於行政機關濫用自由裁量權的情況，不能進行合理性審查?恐怕沒有什麼合理的解釋。明顯不合理本身就是違背法律的公正、公平精神。在我國行政機關濫用職權非常普遍的情況下，允許司法機關對行政行為進行合理性審查，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但必須將合理性審查限定在一定范圍和幅度內。

J. 違憲審查與司法審查的區別

違憲審復查制度是特定的國家制機關根據特定的程序或者方式，針對違反憲法的行為或者規范性、非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並進行處理的制度。違憲審查包括違憲判定和違憲制裁兩個最基本的環節，它以違憲判定為基本出發點，以違憲裁決為最終歸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