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機能

Ⅰ 請教各位大蝦，刑法的三種機能

保障機能、保護機能、規范機能
障機能是指通過限制國家刑罰權的任意行使，來保障國民版的自由的機權能（即「作為犯罪人的大憲章」的刑法的機能）；保護機能，是指保護法益即受法律保護的利益的機能；規范機能是指通過明確規定犯罪和刑罰，給公民以明確的行為准則，控制國民的行為的機能。

Ⅱ 大型拖拉機能否評價為刑法134條的「汽車」風景區的纜車能否評價為刑法第134條的「電車」

汽車是可以擴張解釋到公園內的電瓶車的，但是公園內是否受交通安全法管轄就要看有回關解釋了，我不是實答務部門的暫時答不上來，只記得有過那麼個司法解釋。「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在挪用一類犯罪裡面，一般表現為塗改賬目、開具虛假收據等等掩蓋挪用事實的行為，你可以對比挪用公款罪的相關司法解釋看一下。一般挪用的話，是會出具借條或者賬面上能反映有這個缺口，行為人主觀上有歸還的目的。

Ⅲ 刑法的機能有關知識和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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Ⅳ 刑法的機能是指

在罪刑法定語境中,刑法的機能具有特定的含義,是指以罪刑法定為基本原則,重視保護個人權專利的現代民屬主國家刑法的機能。當代日韓兩國的刑法將刑法的機能分為刑法的本質的機能和刑法的具體機能。後者包括預防機能、保護機能和保障機能。在我國,1979年刑法體現和強化了刑法的保護機能

Ⅳ 刑法的含義

（一）刑法的概念、淵源、分類
1、刑法概念：規定犯罪及刑罰的法
注意：這里的「犯罪」不僅僅是事實描述，而更是一種價值評價
2、刑法淵源：刑法典（修正案是刑法典的組成部分）；
1個單行刑法（創立騙購外匯罪；將逃匯罪的主體由國有單位擴大到所有中國的單位；將非法買賣外匯定為非法經營罪）；
附屬刑法：其他法律中的刑法規定；（中國沒有明確的附屬刑法）
3、刑法分類：狹義刑法與廣義刑法、普通刑法與特殊刑法
（二）刑法之法律特徵
1、調整和保護利益的廣泛性與不完整性
2、最後手段性（其他部門法的補充性）
3、保障性（其他部門法的保障法）
（三）刑法之機能
刑法的機能實際上就是指刑法的作用，具體是指刑法在客觀上可能發揮的作用和主觀上人們希望和追求刑法發揮的作用
1、行為規制機能：指刑法具有使對犯罪行為的規范評價得以明確的機能。
刑法是面向未來的，刑罰的目的是預防犯罪，而不是報復犯罪
指的是禁止自我重復和禁止別人模仿。
例1：如張三偷錢，沒人管，那麼別人也會去模仿，所以要禁止，防止犯罪傳染。
例2：精神病人不承擔刑事責任，因為法律不能禁止精神病人模仿、復制自己以前的行為。（其本身無正常意識）。
用處：根據罪刑法定原則，極為罕見的行為即使是社會危害性極大也是不能當作犯罪來處理，否則就違反了行為規制機能（如刑法第17條規定的未成年人犯罪負刑責的情形）。
國民得以自由活動的前提條件，是確立公正且透明的行為規范，使其成為人們的行為規范。在此規范的范圍內，人們的自由活動將被保障，同時，當違反規范侵害他人利益時，將被追究責任。
2、保護法益機能：刑法能夠保護而且值得保護的利益。
例如：刑法認為男子的性權利不值得保護。
當侵害的法益發生變化時，罪名也隨之發生變化。（轉化犯）
3、自由保障機能：保障公民個人自由不受國家刑罰權不當侵害的機能；
使國民對自己的行為具有預測可能性；
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憲章」，又是「犯罪人的大憲章」。
（四）刑法的目的
1、第一層次：刑法的整體目的：保護法益
2、第二層次：分則各章規定的目的（同類客體）。
3、第三層次：各個條文的目的。對各個條文目的的理解不應超出規定該條文的「章」的目的范圍。例外：刑法分則第四章中的重婚罪
（五）刑法的解釋→任何解釋都必須符合刑法的目的
按解釋的效力分為：有權解釋（立法解釋、司法解釋）、無權解釋（學理解釋）
按解釋的方法分為：文理解釋（平義解釋）、論理解釋
文理解釋指根據刑法用語的文義及其通常使用方式闡釋刑法意義的解釋方法。文理解釋的根據主要是語詞的含義、語法、標點及標題。文理解釋是一種基本的但並非簡單的解釋方法。如果文理解釋的結論合理，則沒有必要採取論理解釋方法；如果文理解釋的結論不合理或產生多種結論，則必須進行論理解釋。
論理解釋是指參酌刑法產生的原由、理由、沿革及其他相關事項，按照立法精神，闡明刑法真實含義的解釋方法。論理解釋主要有以下幾種：
(1)擴大解釋。即刑法條文的字面通常含義比刑法的真實含義窄，於是擴張字面含義，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實含義。如將刑法第341條中「出售」，解釋為「包括出賣和以營利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為」，將刑法第116條中的「汽車」解釋為包括作為交通工具使用的大型拖拉機，則是一種擴大解釋。擴大解釋是對用語通常含義的擴張，不能超出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如果完全超出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則是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類推解釋。應否做出擴大解釋，還必須考慮處罰的必要性；對於一個行為而言，其處罰的必要性越大，將其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行為離刑法用語核心含義的距離越遠，則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越小。換言之，「解釋的實質的容許范圍，與實質的正當性(處罰的必要性)成正比，與法律條文通常語義的距離成反比。」因此，處罰的必要性越大，做出擴大解釋的可能性就越大；處罰的必要性越大，擴大解釋的擴張程度便越寬。
(2)縮小解釋。即刑法條文的字面通常含義比刑法的真實含義廣，於是限制字面含義，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實含義。如將刑法第111條規定的「情報」限定為「關系國家安全和利益、尚未公開或者依照有關規定不應公開的事項」，則是縮小解釋。罪刑法定原則的保障人權的思想，並非意味著在任何場合都盡可能做出縮小解釋；事實上，任意做出縮小解釋反而可能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例如，將刑法第232條中的「故意殺人」的「人」限制解釋為「精神正常的人」或者「年滿1周歲以上的人」，可謂縮小解釋，但嚴重違反罪刑法定主義的精神。不是限制字面含義，而是在刑法規定之外附加條件的，不是縮小解釋，可能是目的性限縮。
(3)當然解釋。即刑法規定雖未明示某一事項，但依形式邏輯、規范目的及事物屬性的當然道理，將該事項解釋為包括在該規定的適用范圍之內。如刑法第201條規定，「因偷稅被稅務機關給予二次行政處罰又偷稅的」，構成偷稅罪，認為因偷稅被給予三次、四次行政處罰又偷稅的構成偷稅罪，則是當然解釋。（舉重以明輕，舉輕以明重）
(4)反對解釋。即根據刑法條文的正面表述，推導其反面含義的解釋方法。如刑法第50條前段規定，判處死緩在緩期執行期間沒有故意犯罪的，「二年期滿後，減為無期徒刑」。據此，沒有滿2年的不得減為無期徒刑，此即反對解釋。反對解釋只有在以下兩種情況下才能採用：一是法條所確定的條件為法律效果的全部條件；二是法律規定所確定的條件為法律效果的必要條件。
(5)補正解釋。即在刑法文字發生錯誤時，統觀刑法全文加以補正，以闡明刑法真實含義的解釋方法。如認為刑法第63條中的「以下」不包括本數，則是補正解釋。補正解釋必須符合立法目的，符合刑法的整體規定。在刑法解釋中，補正解釋不意味著將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的犯罪解釋為犯罪。這是罪刑法定原則所決定的。
(6)體系解釋。即根據刑法條文在整個刑法中的地位，聯系相關法條的含義，闡明其規范意旨的解釋方法。體系解釋的目的在於避免斷章取義，以便刑法整體協調。刑法是存在於法律體系中的一個整體，它不僅要與憲法協調，而且本身也是協調的。因為刑法體現正義，要對相同的案件作相同的處理，對相似的案件作相似的處理，對不同的案件作不同的處理，絕對不能自相矛盾。如果做出不協調的解釋，必然有損刑法的正義性。所以，使刑法相協調是最好的解釋方法。「對一個本文某一部分的詮釋如果為同一本文的其他部分所證實的話，它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不能。則應舍棄。」遇到不明確的規定時，應當通過明確的規定來闡釋不明確的部分，而不應當以某種規定不明確為由而否定明確的規定。體系解釋並不意味著對刑法中的任何用語都必須做出完全一致的解釋，更不意味著刑法用語必須與其他法律用語的含義相吻合。由於語言的特點等原因，刑法中的許多用語也具有相對性，即同一用語在不同條款甚至在同一條款中可能具有不同含義。同時，肯定刑法用語的相對性是為了實現刑法的協調與正義，所以，對用語作相對解釋，實質上也是體系解釋。
(7)歷史解釋。即根據制定刑法時的歷史背景以及刑法發展的源流，闡明刑法條文真實含義的解釋方法。歷史解釋並不意味著只是探討立法原意，而是要根據歷史參考資料得出符合時代的結論。歷史解釋也不意味著必須永遠按照過去的觀念解釋現行刑法或對舊刑法的解釋必須仍然適用於新刑法，而是應注重刑法變更的歷史原因。例如，私自開拆、隱藏、毀棄郵件、電報罪，已由舊刑法中的瀆職罪調整到新刑法中的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解釋者應當把握這種調整的理由並做出新的解釋，而不能按瀆職罪解釋本罪的構成要件。
(8)比較解釋。即將刑法的相關規定或外國立法與判例作為參考資料，藉以闡明刑法規定真實含義的解釋方法。在進行比較解釋時，不可忽視中外刑法在實質、內容、體例上的差異，不能只看文字上的表述與犯罪的名稱，而應注重規定某種犯罪的條文在刑法體系中的地位，從而了解相同用語在不同國家的刑法中所具有的不同含義。例如，日本刑法第246條規定了詐騙罪，第246條之二規定了使用計算機詐騙罪，第248條規定了准詐騙罪，而我國刑法沒有規定後兩種罪名。不能認為，使用計算機詐騙與准詐騙的行為，沒有被我國刑法規定為犯罪，因而不得定罪處刑；相反只能認為，這些行為包含在我國刑法第264條、第266條規定的盜竊罪、詐騙罪之中。
(9)目的解釋。即根據刑法規范的目的，闡明刑法條文真實含義的解釋方法。任何解釋都或多或少包含了目的解釋；當不同的解釋方法得出多種結論或不能得出妥當結論時，就以目的解釋來最終決定；刑法分則規定具體犯罪與刑罰的條文，都有其特定的法益保護目的；在確定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時，必須以其保護法益為指導。目的解釋的前提是正確確定刑法規范的目的。就刑法而言，難以確定的是分則具體條文的目的。例如，規定盜竊罪的第264條的目的，是保護財產的所有權，還是保護財產的佔有？規定受賄罪的第385條的目的，是保護職務行為的公正性，還是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對此，又需要根據憲法原則和刑法理念與現實，採取多種解釋方法來確定。
在對刑法條文進行解釋時，既可能採取某一種解釋方法，也可能同時採取某幾種解釋方法，對不同條文可能採取不同的解釋方法（如對A條進行擴大解釋，對B條進行縮小解釋），但解釋必須符合刑法目的。
對於一個詞語的解釋是否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它的判斷標準是：對一個概念的解釋是否超出了國民對於這個詞語含義的預測可能性

Ⅵ 簡述刑法的機能

刑法是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是掌握政權的統治階極為了維護本階內級政治上的統治和經濟上的利益，根容據其階級意志，規定哪些行為是犯罪並應當負刑事責任，給予犯罪人何種刑事處罰的法律。刑法有廣義刑法與狹義刑法之分廣義刑法是指一切規定犯罪、刑事責任和刑罰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包括刑法典、單行刑法以及非刑事法律中的刑事責任條款。狹義刑法是指刑法典。即《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Ⅶ 刑法的機能指什麼

你提問的意思也就是用來干什麼的。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
第二條中專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任務屬，是用刑罰同一切犯罪行為作斗爭，以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
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Ⅷ 刑法概念有哪些

（一）刑法的概念、淵源、分類
1、刑法概念：規定犯罪及刑罰的法
注意：這里的「犯罪」不僅僅是事實描述，而更是一種價值評價
2、刑法淵源：刑法典（修正案是刑法典的組成部分）；
1個單行刑法（創立騙購外匯罪；將逃匯罪的主體由國有單位擴大到所有中國的單位；將非法買賣外匯定為非法經營罪）；
附屬刑法：其他法律中的刑法規定；（中國沒有明確的附屬刑法）
3、刑法分類：狹義刑法與廣義刑法、普通刑法與特殊刑法
（二）刑法之法律特徵
1、調整和保護利益的廣泛性與不完整性
2、最後手段性（其他部門法的補充性）
3、保障性（其他部門法的保障法）
（三）刑法之機能
刑法的機能實際上就是指刑法的作用，具體是指刑法在客觀上可能發揮的作用和主觀上人們希望和追求刑法發揮的作用
1、行為規制機能：指刑法具有使對犯罪行為的規范評價得以明確的機能。
刑法是面向未來的，刑罰的目的是預防犯罪，而不是報復犯罪
指的是禁止自我重復和禁止別人模仿。
例1：如張三偷錢，沒人管，那麼別人也會去模仿，所以要禁止，防止犯罪傳染。
例2：精神病人不承擔刑事責任，因為法律不能禁止精神病人模仿、復制自己以前的行為。（其本身無正常意識）。
用處：根據罪刑法定原則，極為罕見的行為即使是社會危害性極大也是不能當作犯罪來處理，否則就違反了行為規制機能（如刑法第17條規定的未成年人犯罪負刑責的情形）。
國民得以自由活動的前提條件，是確立公正且透明的行為規范，使其成為人們的行為規范。在此規范的范圍內，人們的自由活動將被保障，同時，當違反規范侵害他人利益時，將被追究責任。
2、保護法益機能：刑法能夠保護而且值得保護的利益。
例如：刑法認為男子的性權利不值得保護。
當侵害的法益發生變化時，罪名也隨之發生變化。（轉化犯）
3、自由保障機能：保障公民個人自由不受國家刑罰權不當侵害的機能；
使國民對自己的行為具有預測可能性；
刑法既是「善良人的大憲章」，又是「犯罪人的大憲章」。
（四）刑法的目的
1、第一層次：刑法的整體目的：保護法益
2、第二層次：分則各章規定的目的（同類客體）。
3、第三層次：各個條文的目的。對各個條文目的的理解不應超出規定該條文的「章」的目的范圍。例外：刑法分則第四章中的重婚罪
（五）刑法的解釋→任何解釋都必須符合刑法的目的
按解釋的效力分為：有權解釋（立法解釋、司法解釋）、無權解釋（學理解釋）
按解釋的方法分為：文理解釋（平義解釋）、論理解釋
文理解釋指根據刑法用語的文義及其通常使用方式闡釋刑法意義的解釋方法。文理解釋的根據主要是語詞的含義、語法、標點及標題。文理解釋是一種基本的但並非簡單的解釋方法。如果文理解釋的結論合理，則沒有必要採取論理解釋方法；如果文理解釋的結論不合理或產生多種結論，則必須進行論理解釋。
論理解釋是指參酌刑法產生的原由、理由、沿革及其他相關事項，按照立法精神，闡明刑法真實含義的解釋方法。論理解釋主要有以下幾種：
(1)擴大解釋。即刑法條文的字面通常含義比刑法的真實含義窄，於是擴張字面含義，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實含義。如將刑法第341條中「出售」，解釋為「包括出賣和以營利為目的的加工利用行為」，將刑法第116條中的「汽車」解釋為包括作為交通工具使用的大型拖拉機，則是一種擴大解釋。擴大解釋是對用語通常含義的擴張，不能超出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如果完全超出用語可能具有的含義，則是違反罪刑法定原則的類推解釋。應否做出擴大解釋，還必須考慮處罰的必要性；對於一個行為而言，其處罰的必要性越大，將其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越大，但如果行為離刑法用語核心含義的距離越遠，則解釋為犯罪的可能性越小。換言之，「解釋的實質的容許范圍，與實質的正當性(處罰的必要性)成正比，與法律條文通常語義的距離成反比。」因此，處罰的必要性越大，做出擴大解釋的可能性就越大；處罰的必要性越大，擴大解釋的擴張程度便越寬。
(2)縮小解釋。即刑法條文的字面通常含義比刑法的真實含義廣，於是限制字面含義，使其符合刑法的真實含義。如將刑法第111條規定的「情報」限定為「關系國家安全和利益、尚未公開或者依照有關規定不應公開的事項」，則是縮小解釋。罪刑法定原則的保障人權的思想，並非意味著在任何場合都盡可能做出縮小解釋；事實上，任意做出縮小解釋反而可能違反罪刑法定原則。例如，將刑法第232條中的「故意殺人」的「人」限制解釋為「精神正常的人」或者「年滿1周歲以上的人」，可謂縮小解釋，但嚴重違反罪刑法定主義的精神。不是限制字面含義，而是在刑法規定之外附加條件的，不是縮小解釋，可能是目的性限縮。
(3)當然解釋。即刑法規定雖未明示某一事項，但依形式邏輯、規范目的及事物屬性的當然道理，將該事項解釋為包括在該規定的適用范圍之內。如刑法第201條規定，「因偷稅被稅務機關給予二次行政處罰又偷稅的」，構成偷稅罪，認為因偷稅被給予三次、四次行政處罰又偷稅的構成偷稅罪，則是當然解釋。（舉重以明輕，舉輕以明重）
(4)反對解釋。即根據刑法條文的正面表述，推導其反面含義的解釋方法。如刑法第50條前段規定，判處死緩在緩期執行期間沒有故意犯罪的，「二年期滿後，減為無期徒刑」。據此，沒有滿2年的不得減為無期徒刑，此即反對解釋。反對解釋只有在以下兩種情況下才能採用：一是法條所確定的條件為法律效果的全部條件；二是法律規定所確定的條件為法律效果的必要條件。
(5)補正解釋。即在刑法文字發生錯誤時，統觀刑法全文加以補正，以闡明刑法真實含義的解釋方法。如認為刑法第63條中的「以下」不包括本數，則是補正解釋。補正解釋必須符合立法目的，符合刑法的整體規定。在刑法解釋中，補正解釋不意味著將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的犯罪解釋為犯罪。這是罪刑法定原則所決定的。
(6)體系解釋。即根據刑法條文在整個刑法中的地位，聯系相關法條的含義，闡明其規范意旨的解釋方法。體系解釋的目的在於避免斷章取義，以便刑法整體協調。刑法是存在於法律體系中的一個整體，它不僅要與憲法協調，而且本身也是協調的。因為刑法體現正義，要對相同的案件作相同的處理，對相似的案件作相似的處理，對不同的案件作不同的處理，絕對不能自相矛盾。如果做出不協調的解釋，必然有損刑法的正義性。所以，使刑法相協調是最好的解釋方法。「對一個本文某一部分的詮釋如果為同一本文的其他部分所證實的話，它就是可以接受的；如果不能。則應舍棄。」遇到不明確的規定時，應當通過明確的規定來闡釋不明確的部分，而不應當以某種規定不明確為由而否定明確的規定。體系解釋並不意味著對刑法中的任何用語都必須做出完全一致的解釋，更不意味著刑法用語必須與其他法律用語的含義相吻合。由於語言的特點等原因，刑法中的許多用語也具有相對性，即同一用語在不同條款甚至在同一條款中可能具有不同含義。同時，肯定刑法用語的相對性是為了實現刑法的協調與正義，所以，對用語作相對解釋，實質上也是體系解釋。
(7)歷史解釋。即根據制定刑法時的歷史背景以及刑法發展的源流，闡明刑法條文真實含義的解釋方法。歷史解釋並不意味著只是探討立法原意，而是要根據歷史參考資料得出符合時代的結論。歷史解釋也不意味著必須永遠按照過去的觀念解釋現行刑法或對舊刑法的解釋必須仍然適用於新刑法，而是應注重刑法變更的歷史原因。例如，私自開拆、隱藏、毀棄郵件、電報罪，已由舊刑法中的瀆職罪調整到新刑法中的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解釋者應當把握這種調整的理由並做出新的解釋，而不能按瀆職罪解釋本罪的構成要件。
(8)比較解釋。即將刑法的相關規定或外國立法與判例作為參考資料，藉以闡明刑法規定真實含義的解釋方法。在進行比較解釋時，不可忽視中外刑法在實質、內容、體例上的差異，不能只看文字上的表述與犯罪的名稱，而應注重規定某種犯罪的條文在刑法體系中的地位，從而了解相同用語在不同國家的刑法中所具有的不同含義。例如，日本刑法第246條規定了詐騙罪，第246條之二規定了使用計算機詐騙罪，第248條規定了准詐騙罪，而我國刑法沒有規定後兩種罪名。不能認為，使用計算機詐騙與准詐騙的行為，沒有被我國刑法規定為犯罪，因而不得定罪處刑；相反只能認為，這些行為包含在我國刑法第264條、第266條規定的盜竊罪、詐騙罪之中。
(9)目的解釋。即根據刑法規范的目的，闡明刑法條文真實含義的解釋方法。任何解釋都或多或少包含了目的解釋；當不同的解釋方法得出多種結論或不能得出妥當結論時，就以目的解釋來最終決定；刑法分則規定具體犯罪與刑罰的條文，都有其特定的法益保護目的；在確定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時，必須以其保護法益為指導。目的解釋的前提是正確確定刑法規范的目的。就刑法而言，難以確定的是分則具體條文的目的。例如，規定盜竊罪的第264條的目的，是保護財產的所有權，還是保護財產的佔有？規定受賄罪的第385條的目的，是保護職務行為的公正性，還是職務行為的不可收買性？對此，又需要根據憲法原則和刑法理念與現實，採取多種解釋方法來確定。
在對刑法條文進行解釋時，既可能採取某一種解釋方法，也可能同時採取某幾種解釋方法，對不同條文可能採取不同的解釋方法（如對A條進行擴大解釋，對B條進行縮小解釋），但解釋必須符合刑法目的。
對於一個詞語的解釋是否違反罪刑法定原則，它的判斷標準是：對一個概念的解釋是否超出了國民對於這個詞語含義的預測可能性

Ⅸ 罪刑法定原則的機能

保障機能自從和罪刑法定原則共生以來，畢竟只有不足二百年的生命歷程，與具有長達數千年歷史的保護機能不可同日而語，仍需要精心呵護和照料。由於 「刑罰實際上是雙刃器。它通過損害法益來保護法益」 ，公民個人自由權利與國家刑罰權相比，明顯處於劣勢：國家刑罰權所保護的社會秩序既然往往被視為大多數社會成員自由權利的象徵，那麼，國家在保護大多數社會成員自由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的名義下，將刑罰的利刃很容易地指向公民個人自由權利。因此，罪刑法定原則所倡導的保障機能，在現代社會里不僅有繼續存在的必要，而且理應受到更多的關注和強調，而這恰恰是罪刑法定原則歷史價值之所在。罪刑法定原則的價值不容否定，在我們今天中國強調依法治國、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的時代背景下，尤為顯得緊迫和必要。

我國第一部刑法典（即1979年刑法）沒有明確規定罪刑法定原則，盡管其立法精神是傾向於罪刑法定原則的，但在第79條明確規定了類推制度。 1997年修訂後的現行刑法，從完善我國刑事法治和保障人權的需要出發，明文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同時廢止了類推制度，成為我國刑法修訂和刑法發展的一個重要標志。刑法第3條明確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量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在法律上確認了罪刑法定原則作為刑法基本原則的地位。為建設社會主義法治國家和刑法近代化作出了再次努力，其意義非常重大和深遠。馬克思曾經指出：「法律是肯定的、明確的、普遍的規范，在這些規范中自由的存在具有普遍的、 理論的、不取決於個別人的任性的性質。法典是人民自由的聖經」 .因此，刑法在通過懲罰違犯社會生存條件的行為來保護其賴以存在的社會基礎的時候，它是以肯定的、明確的、普遍的規范將一定的行為規定為犯罪，而不取決於個別人的任性，法典（尤其是刑法典）應該是人民自由的聖經。

貫穿1997年刑法修改始終的一條主線，就是確立罪刑法定原則並且全面貫徹落實其各項具體要求，表現在：

1、廢除了原刑法第79條規定的類推制度。罪刑法定原則要求刑法只能用刑罰懲罰明文規定為犯罪的行為，對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的行為不得處罰。而類推制度恰恰是懲罰刑法沒有明文規定的行為的，盡管我國曾經對類推制度的適用作了嚴格的控制，但從其本質上講，是與罪刑法定原則完全對立的。要實行罪刑法定原則，第一件工作必然是廢除類推制度。1997年刑法修改引起世界矚目，不僅是因為確立罪刑法定原則，更是因為再次廢除類推制度。

2、再次明確刑法在溯及力問題上採取從舊兼從輕的原則。從舊兼從輕的原則，也就是確認刑法原則上不具有溯及既往的效力，但在有利於被告人的情況下，才允許刑法有溯及力。原刑法也曾經明文確認這一原則，但在隨後頒行的一系列單行刑事法律中，卻出現了容許刑法具有溯及既往效力的「有條件從新原則」、甚至「從新原則」。我國現行刑法再次明確從舊兼從輕的原則，依照罪刑法定原則所體現的法治精神要求，也就意味著今後頒行的單行刑事法律在溯及力問題上不能再採取允許刑法溯及既往的從新原則。

3、在犯罪的法定化和刑罰的確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進展：與1979年刑法相比，現行刑法條文由原來的192條增加為452條，凈增加260條，其中分則部分的條文增加了247條。分則條文增加主要是對各種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進行了詳細規定，分解了投機倒把罪、流氓罪和玩忽職守罪三個「口袋罪」，具體罪名從一百多個增加到四百多個，體現了罪刑法定原則對犯罪構成要件明確化的具體要求。另外，所規定的每個具體罪名之後都有明確的法定刑，至少有一個包含多個刑種或刑期的量刑幅度等等。

但是，如果考慮到1997年刑法修改工作理論准備嚴重不足的情況，刑法理論界在有關類推制度保留或者廢除爭論的深度和廣度，竟然都遠不及上個世紀初沈家本與張之洞論戰水平，考慮到在上個世紀初在沈家本主持下我國曾經謀求過刑法近代化的歷史事實，對照現行刑法，不難看出：中國刑法近代化的再次努力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對中國刑法來說，近代化仍然任重道遠。集中體現在，作為近代刑法實質性標志的罪刑法定原則，是中國刑法近代化的起點，其法律地位的確立仍然存在著種種不足和遺憾。

首先，現行刑法第三條開宗明義地從正反兩方面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這種貌似全面和辯證的表述方式，與費爾巴哈的否定句表述方式相比，恰恰失卻了罪刑法定主義所一再強調的限制、規范和控制國家刑罰權、保障公民自由權利的法治精神和價值底蘊，沒有賦予現行刑法以近代刑法必然蘊含的保障機能，使刑法成為全體公民的自由大憲章。認識水平仍然與刑法學界普遍存在的通行觀點相一致，僅僅停留在將罪刑法定原則理解為犯罪與刑法由國家法律明確規定的近乎望文生義式的表層，沒有全面正確地理解和把握罪刑法定原則的含義。

第二，現行刑法第二條仍然沿用原刑法條文表述刑法的任務：「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任務，是用刑罰同一切犯罪行為作斗爭……」，一切就是所有，就是一個不落，這就更加明確地表明現行刑法全然沒有貫徹近代刑法理念-刑法調整范圍有限性，不僅無法看到近代刑法所要求的保障機能的身影，恰恰相反，能夠讀出的卻是讓類推制度萬壽無疆的唯恐一個犯罪分子漏網的政治心態。

第三，現行刑法第十三條沒有按照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對犯罪只作形式上的定義，仍然基本沿用原刑法第十條規定關於犯罪的實質性定義，即「一切……危害社會的行為，……都是犯罪」，以致不得不繼續保留任意性極大的「但書」，即「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罪刑法定原則在犯罪的概念上就已然被大大打了折扣。這一做法也使得刑法學界對犯罪基本特徵的概括描述仍然陷於邏輯矛盾境地不可自拔，依然把處於不同層次的特徵並列起來，依然將社會危害性視為犯罪的「本質特徵」，將刑事違法性與應受刑罰懲罰性當作法律表現和法律後果方面特徵。罪刑法定原則的必然要求是，犯罪取決於刑法的規定性，犯罪特徵只在於其刑法性質的特殊性，凡是被刑法分則明文宣布為犯罪的違法行為就已經不再是一般的違法行為，而獲得犯罪的性質，這就使得犯罪行為與一般民事或者行政違法行為劃清了界限。這個界限完全取決於不同性質法律的明確規定，而不是由法官對行為的危害程度大小加以認定，從而排除定罪上的任意性

Ⅹ 刑法與生活,多選,下列選項中,哪些是刑法的機能

非常多，稍不留神就可能涉嫌犯罪。

例如：

1. 故意傷害罪：生活中與人發生爭執，內情緒激動打了對方容，一旦造成輕傷以上程度，即構成該罪。

2. 強制猥褻罪：看到美女，心情一激動沒忍住，沖上前去親吻撫摸，很可能會構成該罪名。

3. 貸款詐騙罪：急需用錢，可無處拆借，情急之下，偽造材料進行貸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