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司法獨立

1. 輿論對司法獨立的影響

如何處理好輿論監督與司法公正的關系，是一個棘手的問題。在西方法律界，不論是海洋法系還是大陸法系的國家都排斥「輿論監督司法」這樣的概念，擔心造成公眾對司法的不信任，從而損失法律的權威性；而在西方新聞界，則習慣於擔當與主流政治制度對抗的角色，司法便是主流政治制度的替身。但是，由於傳媒和司法至少在形式上都宣布其價值追求是「公正」，因而各法治國家均將新聞自由和司法獨立作為基本價值予以肯定。同時我們還應注意，司法追求的是法律公正，而傳媒體現的則是自身或受眾觀念上的、道德意義的公正。這兩者的差異正是本文企圖理清的。 （一） 中國是社會主義國家，媒介與司法都是在黨的領導下，都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不應處於根本對立的態勢。但是在具體的操作中，也確實出現過媒介不大正確的輿論壓力影響司法公正的事件，出現過司法壓制正確輿論監督的事件。矛盾的產生在於二者社會職能和工作性質的差異。這種差異在於： 第一，媒介的職業特徵就是報道動態的東西、超常的事情；而司法對待糾紛的態度則是消極的，它按照法律規定的管轄許可權和程序去消弭糾紛。 第二，媒介要求盡可能在第一時間內以最快的速度完成報道，而司法審判的時效要寬松得多，以經得起時間的考驗。 第三，新聞語言力求標新立異，扣人心弦；而司法語言講求用詞嚴謹，前後一致。 第四，新聞事實是記者的所見所聞或采訪所得，而司法事實則是指有確鑿證據的事實。 第五，輿論監督缺乏明確的法律定位，而司法則代表著國家強制力與終局裁量權。 出現傳媒與司法之間的矛盾是正常的，問題在於如何尋找兩者之間的平衡點。 （二） 目前，我國的輿論監督和司法公正都存在著職業化程度不高的問題。某些司法部門一方面未完全履行職責，另一方面又不斷地越權和擴張權力。有些媒介也在利益驅動下，以輿論監督司法的名義進行炒作，這種非規范行為對司法的損害是很大的。這里特別就傳媒對於司法報道的炒作態勢多講幾句。 我國傳統的犯罪案件報道，本來有「聲討、公審、槍斃」的模式，忽視司法獨立、實行輿論審判的積習較深厚。現在又多了一層對經濟利益的追求，出現了越來越多干擾司法審判的情形。例如在報道蔣艷萍經濟犯罪案件時，各媒體的報道都一邊倒，使人難以看到或聽到不同的、客觀的評說。沒等法庭進行庭審調查，報道中就說起訴書「言之鑿鑿」（那麼何必還要法院審判呢？）；審理過程中，又把律師和蔣的申訴斥責為「強行狡辯」、「百般抵賴」（那麼何必還要設置辯護制度呢？）。再如張君搶劫殺人案審理時，某家全國性報紙發表《重慶滿街聲討「魔頭」》的通訊，搶在法庭判決前，做了大量的渲染，諸如「張君該千刀萬剮」、「殺一儆百」、「用張君人頭祭奠亡靈」等等極端的語句，缺乏基本的文明。這種「文革」式的對案件報道的「熱心」，顯然會妨礙司法的公正審判。 針對這類情況，可以考慮一些解決問題的應景措施（作為道德性質的要求，它們尚是相當軟弱的）。例如，媒介對於司法的監督需要做好以下幾點： 首先，報道中絕不能有意炒作，要表現出尊重事實的嚴肅態度。 第二，遵循新聞職業道德，只宜評論已有的審判結果，而不應在未判決前對審判施加影響。 第三，媒介的評論文章，應限於意見范疇，不應追求聳人聽聞的情節，不應帶有民意審判的意味。 第四，要與上級司法和紀檢部門保持聯系，以得到支持，並以較高的職業化操作面對那些非職業化操作的司法行為，這可以保障監督的分寸適當。 （三） 對司法腐敗問題進行輿論監督是必要的，但還要考慮到，司法是解決社會糾紛基本的、最後的合法手段，所以，在任何情況下，一個國家的司法要給人以希望、安全感和信賴感。如果當事人頻繁地找尋記者解決各種糾紛，這是很不正常的，它只能說明司法和行政功能的某些缺失。因此，應有系統地報道一些司法公正的正面事例，說明什麼是法，司法如何保障社會公正，給媒介受眾指出一條通過司法正確解決糾紛的路子，給他們以信心。 司法方面也要致力於樹立自身的良好形象與權威，加快法制體制的改革，以保障司法公正和司法獨立。同時，必須提高司法人員的素質和專業化水平，現在傳媒介入司法越位越多，除了傳媒自身的原因外，也與司法體制上出現較多紕漏，以及人員素質較差有關。因此，重建司法救濟手段在公眾中的威信，會有助於減少傳媒監督司法中較多的越位現象。 （四）從長遠考慮，僅憑介紹幾個做得較好的輿論監督司法的媒介欄目是不夠的，也不可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這需要在三方面形成媒介與司法關系的法律框架： 一、界定媒介的地位和基本權利與義務。這方面的基本內容應當包括：新聞自由不能侵犯到司法獨立，不能違背「無罪推論」的原則；在此前提下，傳媒有權利報道和評論庭審活動。如果報道失誤，傳媒應承擔責任。 二、明確輿論監督權與公正審判權相互沖突與協調的制度空間。這需要考慮規范傳媒介入司法的程序和范圍、傳媒評論司法的職業道德方面的限定（不能誹謗、侮辱和有失公正與平衡的原則）、健全監督的外部環境等問題。 三、改革司法，減少司法公正對外部因素的依賴。在改革司法方面，同樣有傳媒監督的廣闊天地，可以像監督普通人一樣，監督司法人員的非職務行為和職業行為中的違法行為；同時應監督各種干預司法獨立的司法外部的行為。 在這些法律框架還沒有成形之前，法學界和新聞學界要有經常的學術交流，首先要在職業道德方面達成共識，什麼是可以做的，什麼是不可以做的。然後，爭取形成較明確的法律框架，最後形成法律或法規。 總之，活躍而健康的輿論監督，不是司法獨立的障礙。恰恰相反，它在更大程度上保障了司法公正。司法公正主要由司法獨立來保證，輿論監督則通過客觀地展示和評論司法過程，協助實現這種公

2. 司法獨立與輿論干預有什麼關系

法官獨立判案,但也不能脫離於整個社會之外不食人間煙火，強大的社會輿論對法官版判案必然有制約作用，權其實不管司法權、立法權、行政權，想完全脫離社會輿論的監督都是不可能的，你不能生活在真空中，輿論的作用不可小視。民意不可欺，民意不可違！！！

3. 法理學論如何處理社會輿論與司法獨立的關系

你提到的問題我沒有看過相關的資料，所以幫不到你了。
不過從生活中來看，輿論會影響到司法程序上的處理。
而司法程序在執行中會兼顧到輿論

這兩者的關系就像李剛他孩子撞了人而遭到處理一樣。

法是維護社會公平和秩序的基本，而理是在處理相關司法程序中用相對客觀的因素去量刑

比如說，如果某人傷害別人是因為自衛造成的，那麼這個時候在處理他的時候，就要考慮他的行為，就不能按照原有的規則去處理了。

換過來說，一個小偷在偷取他人財務的時候被別人發現而受到傷害，那麼在法的角度，被偷的人不應該去傷害他，而是應該交給相關部門。可是誰遇到小偷不揍他呢。揍得不嚴重的情況下，自然是可以理解的，法律也不會過多的追究打小偷的人的責任，可是一旦把小偷打死或者打殘，那麼這個時候又會追究打小偷的人的責任了。因為這個時候小偷被打殘、打死的結果和被偷東西的人的損失比起來，小偷因為違法而受到的損失較大，而法的公平就必須以維護受到侵犯較嚴重的人的利益為前提。小偷偷了東西是錯的，可是把小偷打殘、打死也是不對的。

而像李剛他兒子，還有重慶北碚的書記，就必須考慮到涉及的影響而選擇合適的辦法了。

法的根本是維護社會的秩序和個人的合法利益，而理就在處理的過程中必須考慮對當事人雙方的影響和輿論對次的看法。

英國人被殺讓重慶換了人，也是因此。

純屬個人看法，我對你提到的問題沒有研究過。

4. 為什麼社會輿論會妨礙司法獨立

各國的司法獨立的內容存在很大差異，不過，作為共同的司法原則，它還是存在基本回的要求，否答則就不是司法獨立。司法獨立是衡量社會制度化程度的重要指標。司法不獨立的社會其制度化程度必然低，因為制度得以存在的基礎——程式化的運行容易被任意所打亂。亨廷頓對司法獨立的表述是很有見地的，「司法機關的獨立表現在它只遵守自己特有的司法規則，表現在它的觀念和行為不被其他政治機構和社會團體的觀念和行為所左右。」
司法獨立要求做到：
（1）司法權不受行政機關和立法機關的干預，公民個人或非國家機關的社會團體更不能幹預。
（2）司法系統內部的互相獨立，即一個司法機關的司法活動不受另一個司法機關的干預。
（3）法官獨立審判，只服從法律。
（4）這是從社會地位、經濟收入方面保障法官無所顧及的捍衛法律。

例如：陪審團在行使權力時，被要求隔離，不看電視、報紙，就是為了司法不受社會輿論的干擾，獨立作出判決

但是在我國，社會輿論經常會干擾司法。很多案件就是因為輿論而發生改判，這是違背死法原則的。

5. 輿論對司法獨立有什麼影響

其實輿論不應該影響到司法審判的 但是現今在中國 普遍存在司法信任危機 所以現在輿論的導向會影響到司法的獨立。 只有以後在公檢法三方的工作透明度增強 才會使人們恢復司法信任。

6. 在分權理論的發展中，強調司法獨立的政治思想家是誰

在分權抄理論的發展中，強調司法獨立的政治思想家亞歷山大·漢密爾頓。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1757年1月11日 - 1804年7月12日）是美國的開國元勛之一，憲法的起草人之一，財經專家，是美國的第一任財政部長。漢密爾頓是美國政黨制度的創建者，在美國金融、財政和工業發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

亞歷山大·漢密爾頓也是美國建國初期一位傑出的政治家,其司法獨立思想不僅在美國聯邦憲法中得到明確體現,而且也為美國司法實踐採納，其對法官獨立地位的保障機制的闡述,對司法權高於立法權的批駁,對社會輿論的警惕,對分權制衡原則的完善,都具有創造性。漢密爾頓在充分汲取亞里士多德、洛克等人，尤其是孟德斯鳩的分權和制衡理論的基礎上，結合美國社會的政治實踐，為了限制處於優越地位的立法權，第一次全面地論述了司法獨立的理論， 使司法獨立逐漸成為西方社會的一條重要法治原則。

7. 論司法獨立

論司法獨立

內容提要：司法獨立是法治社會的內在要求，對保證司法裁判的公
平、正義，維護社會秩序，滿足社會成員對效益的需求具有重要的意
義。司法獨立是司法改革的中心環節，要求圍繞這一中心進行必要的
制度重構。司法獨立和對司法的監督不存在根本性的對立，兩者的出
發點都是要實現司法程序和實體的公正，在堅持司法獨立的前提下完
善對司法的監督是處理好兩者關系必須遵循的原則。
關鍵詞：司法獨立制度構建司法監督

一司法獨立的含義概述
對司法獨立含義的理解，關系著司法獨立原則的貫徹，而要全面正
確地理解司法獨立，必須知道什麼是司法。在其他國家，普遍的觀點
認為，司法、司法權和司法機關既不同於立法、立法權和立法機關，
也有別於行政、行政權和行政機關，司法機關即審判機關或法院，司
法權即審判權或法院的職權，司法即審判。例如，美國《聯邦憲法》
第3條第1款規定：「合眾國的司法權屬於最高法院及國會隨時制定與
設立的下級法院。」日本《憲法》第76條第1款規定：「一切司法權
屬於最高法院及由法律設置的下級法院。」[1]正因為如此，司法
獨立也稱為審判獨立。我國學術界一般認為，司法機關有狹義和廣義
之分，狹義的司法機關指法院或國家審判機關，但對廣義的司法機關
的范圍認識卻不統一，主要有三種不同的理解：第一種認為除法院
外，還包括檢察機關；第二種認為行使國家審判權、檢察權和管理司
法行政工作的機關都是司法機關；第三種認為除了第二種觀點以外，
還包括公安機關。綜觀我國高等院校中的所有法學教材，一致認為中
國法中的司法權既包括審判權，也包括檢察權，我國的司法體制也體
現了這一點，稱法院、檢察院為司法機關，這在中國是約定俗成的。
狹義的司法含義沒有爭議，也體現了司法改革的方向和意義，故本文
所稱司法採用狹義，界定為：國家確權的中立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按照
法律規定的程序和方法對沖突事實適用法律的活動。
要給司法獨立下一個定義，其實並非易事。德國學者將獨立而不受
干涉具體界定為八個方面：1.獨立於國家和社會間的各種勢力；2.獨
立於上級官署；3.獨立於政府；4.獨立於議會；5.獨立於政黨；6.獨
立於新聞輿論；7.獨立於國民時尚與時好；8.獨立於自我偏好，偏見
與激情。[2]從中不難看出，司法獨立意味著一個社會中特定司法實
體的法律自主性，而這種自主性以排除非理性干預為內容、為標志。
所以，筆者這樣表述司法獨立的含義：經國家確權的中立機關及其工
作人員在按照法定程序和方法對沖突事實適用法律的過程中排除任何
非理性干預的法律自主性。
我國憲法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
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美國法學家亨利?米斯也認為：
「在法官作出判決的瞬間，被別的觀點，或被任何形式的外部權勢或
壓力所控制或影響，法官就不復存在了┅┅法院必須擺脫脅迫，不
受任何控制和影響，否則他們便不再是法院了。」[3]憲法從審判權
（狹義的司法權）運行的角度確定司法獨立原則，而亨利?米斯則精
闢地表述了法官獨立、法院獨立的重要性。從中外學者的基本觀點來
看，司法獨立可以分為三個層次，第一層含義就政治層面而言，司法
獨立指司法權獨立，源於孟德斯鳩的三權分立原則；第二層含義是法
院獨立，法院獨立是司法權獨立的制度表現，包括法院獨立於非法院
機構和法院之間相互獨立；第三層含義是法官獨立，既獨立於其他職
業的公民，又須特別強調法官與法官之間的自主性，法官獨立是司法
獨立的最高形態。法官個人獨立與法院獨立是司法獨立不可分割的兩
個方面，沒有法院獨立，單個法官無法履行其職責；同樣，如果法官
不能免於其獨立審判可能會帶來的種種擔心，就不可能有獨立的審理
與判決，也就不可能有司法獨立。法院獨立審判與法官個人獨立之間
的關系就如同結構與其組成部分之間的關系，沒有一個好的結構，組
成部分豪無根據，沒有組成部分，結構毫無意義。[4]正因為如此，
絕大部分國家的司法獨立都十分強調這兩個方面，據對世界142部成
文憲法的統計，有105部憲法規定了司法獨立和法官獨立。[5]如德
國基本法第97條規定：「法官具有獨立性，只服從憲法和法律」；日
本憲法第76條規定：「所有法官依良心獨立行使職權，只受本憲法和
法律的拘束」。保障法官獨立也是現代西方國家司法制度尤其是法官
制度的核心，對於法官的資格、任命、任期、薪俸、懲戒、免職、退
休等各個方面都作了詳細規定，主要的制度和措施有：一由法律家充
任法官；二高度集中的任命體制；三法官的身份得到法官不可更換
制、高薪制、專職制和退休制等制度的切實保障；四嚴格的彈劾懲戒
程序。[6]而我國，雖然法官法第八條與其他有關法律法規為法官獨
立行使職責提供了保障，並也已正式簽署聯合國《公民權利和政治權
利國際公約》，承認法院內部實行法官獨立審判，以順應世界潮流。
[7]但實際上法官並未能夠獨立。不論是從法院的內部結構還是從審
判方式來看，包括上下級法院的關系及法官個人和法院的關系，中國
的司法制度基本上建立在機構獨立與統一的觀念之上，法官個人獨立
在整個制度中並沒有得到承認。
二司法獨立的意義分析
（一）司法獨立是司法公正的必要條件。司法獨立作為司法活動的
一項原則，其本身又是由司法活動的本質所決定和要求的。所謂本
質，指一事物區別於其他事物的內在規律。而事物總是在一定范疇之
內才能進行區別。按照現代政治學的劃分，國家的職能大致分為立
法、行政、司法三大塊。立法以議事、決策和立制為特徵；行政以命
令、統籌和執行為特徵；司法以中立裁判為特徵。這些不同的特點既
是不同事物的本質特點，又使這一事物不同於其他事物而成為這一事
物，而司法活動不同於立法、行政活動的本質就在於裁判。耶林說：
「法律的立場，就如一位公正的調解人，是要評判所有互相競爭的需
要及主張。」[8]公正對於司法裁判具有極其重要的價值，「法哲學
家們通常認為公正在解決沖突這一特殊過程中具有更高的價值」，
[9]而不公正的司法對一個法治社會的損害無比嚴重，「一次不公正
的（司法）判決比多次不平的舉動為禍尤烈。因為這些不平的舉動不
過弄臟了水流，而不公的判斷則把水源弄壞了。」[10]為保證具有
如此重要價值的司法裁判的公正性，要求行使該權力的機關和個人必
須中立於爭執雙方，與爭執雙方及所爭執的問題沒有感情和利益的糾
葛，更不能從屬於或受制於其中的任何一方。美國學者福布森指出：
「不論成敗，也不論好壞，裁判總是法官的使命。不過裁判的正義總
是與中立者聯系在一起。」[11]確實,中立並不必然通向裁判正義,
但裁判正義必然要求中立,中立是實現裁判正義的必要條件,沒有裁判
的中立性,就不存在公正的判決。雖然中立與獨立不是同一含義,但實
現中立要求司法獨立。司法不獨立，卻從屬於或受制於他人,法官不
得不服從權勢者施加的種種壓力,司法豈能保持中立?裁判者的居中立
場一旦被動搖,公正的判決從何而來?我們知道,公正的裁判以裁判者
中立為必要條件,裁判者中立又以裁判者獨立為必要條件，換言之,公
正的裁判以裁判者獨立為必要條件,無法保障裁判者的獨立地位就不
能保證裁判的公正。
（二）司法獨立有利於定分止爭,化解矛盾，維護社會秩序和穩定。
法院和法官不僅是私人之間所生爭執的公斷人,而且還是行政權力乃
至立法權力的「憲法裁決人」。[12]司法真正獨立能夠緩解諸多矛
盾，維持社會穩定；司法不獨立，導致的結果必然與我們希望和追求
的效果背道而馳,南轅北轍。在司法不獨立的情況下,當事人只要不服
法院的裁判,就可以不斷地通過上訪改變對其不利的裁判;允許當事人
向司法機關以外的機關和部門申訴,其結果可能是使一方當事人暫時
獲得他原來的期望的滿足,但是另外一方當事人也可以通過同樣的手
段獲得自己願望的滿足,於是糾紛就這樣永無止境地進行下去,最後獲
勝的絕不是掌握真理或代表正義的一方,而是在訴訟方面更有耐心和
更有毅力的一方。[13]這樣不僅無法解決矛盾，反而促使矛盾的激
化,長期惡化下去，法律在廣大群眾的心中,只會一紙空文,「三級法
院四個判決八年官司一張白紙」[14]的事例也將比比皆是,
法律的終極權威性將不復存在,法律不再是社會控制的有效手段，人
們將寄希望於非法律途徑解決本應按法律程序解決的問題，社會的動
盪不安可想而知。只有司法能夠獨立，才能在公民心目中形成權威，
法院才能成為任何團體和個人在受到他人或政府的不公正待遇時的最
後選擇，獨立公正的審判，使敗訴方承認失敗並接受最後的結果，這
就緩和社會的矛盾和沖突，維護社會的穩定。
（三）司法獨立能夠使社會或人們以較少的投入獲得較大的產出，
以滿足人們對效益的需要。「在資源有限的世界中，效益是一個公認
的價值。表明一種行為比另一種行為更有效當然是制定公共政策的一
個重要因素。」[15]在司法過程中，法院、當事人都要投入一定的
人力、財力、物力和時間，它們構成了審判成本，而通過獨立公正的
審判，迅速有效地解決社會糾紛的數量和質量就是審判效果，以盡量
少的時間消耗和物質的投入，實現更大意義上的公正已成為現代司法
一個綜合的理想要求。司法獨立，避免了不必要的人力投入，消除了
許多不合法的影響裁判的因素，節約了自然資源和社會資源，降低了
訴訟成本，並能夠在更大程度上保證裁判的公正和高效。顯然，愈接
近於獨立的司法愈有利於公平、效率的優化配置；反之，如果司法獨
立還只是一個遙遠的理想，司法效益的實現必將受到很大影響。
在司法改革的各個環節當中,司法獨立處於核心地位,猶如文章的中心
思想,文章的各個部分不能偏離中心思想,同樣，司法改革的各項措
施都與司法獨立存在著千絲萬縷的內在聯系,都圍繞並體現著司法獨
立的精神。可以說，司法獨立是真正實現依法治國的前提和基礎。在
中國這樣一個缺乏司法獨立的歷史傳統並十分看重「關系」的國度,
司法獨立顯得尤為重要。當打官司被戲稱為「打關系」，我們在付之
一笑的同時，更應該挖掘這種不合理、不合法現象的制度根源。權大
於法，以權壓法的事例也並不鮮見，這些絕不是文明的法治社會所可
以容忍的。
黨和國家早已敏銳地認識到司法獨立的重要價值和深遠意義,鑒於我
國保障司法獨立的制度尚不健全,黨的十五大報告確立了依法治國,推
進司法改革,建立健全司法獨立制度的宏偉目標。實現依法治國方略,
司法改革是重點環節,不僅要改造和建立健全相關制度,而且要引導包
括司法人員在內的廣大公民樹立正確的法律理念。雖然制度的改良不
能一蹴而就,但相對於意識形態的變遷而言,畢竟容易得多,況且制度
的建立必然有利於與之相適應的思想的推廣和普及。

三司法獨立的制度構建與設想
司法活動對於立法、行政而言，具有明顯的軟弱性和被動性。法院
實行不告不理的原則,法官是在被動地適用法律。「行政部門不僅具
有榮譽,地位的支配權,而且執掌社會的武力.立法機關不僅掌握財
政，而且制定公民權利義務的准則。與此相反，司法部門既無軍權，
有無財權,不能支配社會的力量和財富,不能採取任何主動的行為。故
可正確斷言:司法部門既無強制,又無意志,而只有判斷,而且為實施其
判斷亦需要藉助於行政部門的力量。」[16]司法部門的弱小必然招
致其他部門的侵犯,威脅和影響,卻無從成功地反對其他兩個部門。正
如德國法學家沃爾夫甘?許茨所說,「行政侵犯司法,特別是侵犯法官
的獨立,在任何時代都是一個問題。」[17]如果不具備切實可行、
堅強有力的制度保證司法部門不受非法干擾,司法活動處於無法「自
保」的尷尬境地,主持社會正義的最後一道防線土崩瓦解,社會將一片
混亂,就無法克服朱總理曾痛心疾首地指出的「司法不公,而國危矣」
的危險局面。因此建立完備的制度來保障司法獨立的實現就顯得尤為
重要。
（一）改革法院設立體制，確保司法權完整運行，擺脫司法權的地
方化，克服地方保護主義。眾所皆知，由於司法機關的組織體系、人
事制度以及財政制度等都受地方政府的管轄和控制，國家在各地設立
的法院已逐漸演變為地方法院，由此而產生的地方保護主義以及相應
的徇私枉法、任意曲解法律、彎曲或掩蓋事實真相的現象不斷蔓延升
級，使司法的統一性遭到嚴重破壞。在地方各級黨委或組織部門的領
導掌握司法人員升降去留大權的情況下，同級司法機關要依法行使職
權而不受黨委或組織部門領導的某些干涉，顯然是不可能的。司法人
員有時難免處於要麼堅持原則，秉公辦案而被撤職、免職或調離；要
么聽之任之，違心辦案而保住「烏紗帽」的兩難境地！要消除這些弊
病，根本的辦法是改變法院的整體構成和運作機制。章武生，吳澤勇
兩學者從整體性的角度提出了法院體制改革的具體方案，認為全國各
級法院可以這樣設置：
1.最高法院的改革著重於以下三點：第一，借鑒外國經驗，對向最
高法院上訴的案件進行限制；第二，最高法院審理上訴案件不作事實
審只作法律審；第三，取消最高法院對具體案件的批復。2.高級法院
的改革，一是嚴格控制受理一審案件的數量，使其主要精力放在上訴
案件的審理上；二是完全打亂現行的司法區與行政區重合的法院設置
模式，按照經濟、地理、人文等客觀因素，從方便公民訴訟的角度出
發，重新劃分，全國可以設10個左右的高級法院為普通案件的上訴法
院。高級法院之下可設兩個左右分院，這樣現有的高級法院機構實際
上可以得到保留，又可以排除地方保護主義的影響。3.中級法院的改
革，應當作為普通案件的初審法院來設置，並應當精簡數量，但可設
派出機構。4.對於基層法院應當設簡易庭和普通庭兩種審判機構，但
以簡易庭和簡易程序為主；法律規定范圍的簡易小額案件由簡易庭適
用簡易程序審理，超出該范圍的案件，當事人可選擇向基層法院的普
通庭起訴，也可以選擇向中級法院起訴。5，對於人民法庭，應當是
基層法院的派出機構，其職權是審理一般民事案件和輕微刑事案件,
指導人民調解委員會的工作,進行法治宣傳。[18]這種構想能在很大
程度上克服司法權的地方化影響，具有極大的參考作用，在改革法院
體制時可以在此基礎上進行完善。
（二）建立法官任期終身制度和司法經費的全國統籌制度。前述方案
雖然能夠較大程度的解決司法權地方化的不良影響，但由於要大面積
地重構法院體制，工程巨大，在短期內難以實現。[19]在今後一段
時間內，我國的審判機關按行政區劃設置的格局以及在人財物方面受
制於地方的體制不會發生大的變動。因此，建立法官任期終身制是較
為可行的方案。在實行司法獨立的大多數西方國家，其法官都是由總
統或內閣任命，一旦被任用，只要沒有法定的失職和違法犯罪行為就
一直任職到退休，任何機關和個人非依法定條件和非經法定程序不得
降低、撤換其職務或者對其職務作出不利於他的變動，我國也可以借
鑒這樣的制度。對法官的彈劾應有其所在法院提出，對法院院長的彈
劾由同級人大常委會提出，這樣法官可以依法獨立行使職權而無後顧
之憂。這種制度一方面解決了地方黨政隨意更換「不聽話」的院長、
法官的老大難問題，使司法獨立在人事上有了切實的制度保證，另一
方面也無需增加新的的審判機關，無需新增大量司法人員。二是建立
司法經費的全國統籌制度，具體方案是每年初由地方各級政府按照上
年度國民生產總值或財政收入總數的一定比例逐級上繳中央財政，然
後由中央財政部門全額劃撥最高人民法院，再由最高人民法院按人數
和地區情況逐級下撥地方各級人民法院。這樣做雖然給財政部門和中
央司法機關增加了一些工作量，但切斷了地方政府部門藉此干涉和影
響司法工作的渠道，為地方各級司法機關保持獨立地位提供了可靠保
證。
（三）理順上下級法院之間的關系，切實貫徹審級制度。我國憲法
規定的上下級法院之間監督與被監督的關系不僅在實質上是自己監督
自己，在具有一定利益關系的情況下根本發揮不了任何積極作用的內
部監督，而且也是被打上了行政化的烙印，實際上架空了審級制度，
取消了二審程序，使越來越多的人認為上訴沒有意義的症結所在。現
實中，下級法院向上級法院請示匯報的現象比較常見，最高人民法院
也常以「批復」、「復函」、「解答」等方式「指導」下級法院處理
具體案件，其實質仍然是上級法院對下級法院審理案件的具體審判行
為的直接指導，[20]有違法院之間相互獨立的司法獨立要求。其
實，法院等級的不同只是審級的不同，受理許可權的不同，裁決終極效
力的不同，而不是上級法院應對下級法院審理案件的活動進行指導、
約束。上級法院可以改變下級法院的判決，是為了糾正下級法院已經
出現的錯誤，並不意味著後者成為前者的下屬。尤為重要的是，上級
法院對下級法院的糾錯程序是以上級法院不幹預下級法院的審判為前
提的，如果上級法院經常提前介入下級法院的審判，則下級法院的判
決體現的就是上級法院法官的意志，在這種情況下，二審程序不可能
實現糾錯的功能。也難怪越來越多的人對上訴失去了信任和興趣。因
此，必須從制度上消除下級法院向上級法院請示匯報的可能性，實現
各級法院之間的真正獨立，讓審級制度發揮應有的功能和作用。
（四）改造審判委員會的運作機制，保證法官獨立和司法公正。審
委會制度在歷史上對保證黨和國家的方針、政策的貫徹執行以及保證
案件的審判質量發揮過重要作用。鑒於目前審判人員的業務素質總體
上仍不高，在遇到重大疑難案件時確實難以作出決斷，在杜絕向上級
法院請示匯報時，難免會在如何裁判上猶豫不決，特別是新形勢下，
各種社會關系日益復雜，法院又必須作出處理，調解也常達不成一致
意見，在這樣的情況下，讓一個由工作經驗比較豐富，學識相對較高
的法官們組成的審委會來作為人數眾多的合議庭對案件進行審理，確
實能起到集思廣益，兼聽則明的作用。但審委會的組成大部分為外
行，了解案情的內行――該案的承辦人卻沒有表決權；其討論決定案
件的程序和過程不具有最低限度的公正性，換言之，其是通過剝奪原
告、被告與其他當事者的基本權利――獲得公正審判的權利來運行
的；由於審委會會議由院長或副院長啟動和討論，討論案件的范圍存
在任意擴張的可能性，討論的案件越多，對單個案件討論所花費的時
間和精力就越少，出現錯誤的可能性就越大，其實施結果無法使人滿
意。[21]成員們不參加庭審，只依賴承審法官的匯報就對重大復雜的
疑難案件作出決斷，確有武斷之嫌，如果承審法官在匯報時由於主官
或客觀的因素而對案件的把握有所偏誤，無疑會造成錯判，浪費了訴
訟資源，降低了工作效率，既非公正，又不高效。更嚴重的是，由於
審委會成員都是院長、庭長，常過問法官對案件的審理，以其高人一
等的身份干涉法官獨立辦案。所以必須重新制定審委會規程，確定其
合理許可權，嚴格限定其討論決定案件的范圍；規范其工作程序，使審
委會審理案件不能游離於審判規則之外，也必須按照法律規定的審判
程序進行，在親自體驗和個別感悟之上建立內心確信，而不是聽聽匯
報就隨意作出判決。同時要提高審委會成員的業務素質要求，避免誰
行政職別高誰就是其成員的弊端，應以法律意識、專業知識、辦案能
力，工作經驗的綜合水平為選拔標准。這樣才能避免其短，發揚其
長，維護司法獨立，提高審判質量。
（五）建立法官平等化、專家化制度，確保法官之間互相獨立。我
國法官隊伍雖然龐大，但素質確實不高，而且個體之間也參差不齊，
這是不爭事實。第一，但一型的人多，復合型的人少；第二，經驗
型的人多，知識型的人少；第三，成人教育培養的人多，正規院校培
養的人少。[22]這樣的整體構成使眾多的法官缺少深厚的人文素
養，缺乏扎實系統的理論功底，難以養成以法律的概念去思考問題的
習慣，更不能形成良好的繼續學習的氛圍，缺乏敬業精神。也許正是
為了適合素質不高的狀況，法官之間人為地出現了不同的等級，使法
官之間無法平等。在同一審判中，由於等級不同，對案件的意見得不
到同等的對待等奇怪現象，也就有制度根源可尋了。出現這些情況確
實不足為怪，卻使合議庭在較大程度上變相成為獨任審判。等級有別
是行政權的特徵表現，目的在於使下級服從上級，保證行政命令的傳
達與執行，與法院的運作要求完全背離，法官被劃分為三六九等，無
疑是司法獨立、法官獨立所不容的。正如賀衛方所言，等級的劃分過
於細致和繁瑣，可能造成法官對級別問題過於敏感，產生嚴重的級別
意識，法官是一種反等級的職業，法官最重要的品格是獨立，如果在
相關的制度安排方面過分強化人們的級別意識，導致法官過於關註上
級法院或本院「領導」的好惡，就很可能破壞司法獨立。[23]
法官獨立是司法獨立的要求，而法官獨立也需要法官具有獨立判斷
的經驗和智慧。「法官的責任是當法律適用到個別場合時，根據他對
法律的誠摯的理解來解釋法律。」[24]法官要勝任這樣的工作，非得
有大智慧高素質不可。而我國對法官的任職條件要求太低，加上一些
政策性的任命，法官距離專家化的差別很大。由不合格的人充當專業
性、實踐性要求很高的法官，司法裁決的低劣質量以及司法的不公和
腐敗可想而知。我們的一些法官逐漸失去民眾的信任，其素質低下是
一大原因，也正是法官群體這種自身難以克服的缺點使他們自己無法
意識到獨立的價值，根本不能、不願去追求自己的獨立意志，成為制
約法官獨立的存在於法官群體當中的一個很重要的原因。
（六）制定傳媒活動的規則，科學處理新聞自由與司法獨立的關
系，建立新聞審查和司法記者資格考試制度。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
各類新聞媒體迅速發展，在現代化建設中發揮了極其重要的宣傳、引
導、監督作用；同時，我們也經常看到某些報道干擾了司法獨立，制
定科學的規則對司法獨立和新聞輿論對司法的監督都有積極意義。
在傳媒與司法的關系問題上，新聞自由與公平審判是一對矛盾，矛
盾並不只意味著此消彼長的簡單對立，而是對立與統一的有機結合。
確實，新聞自由與審判公平既具有正相關關系，又具有負相關關系；
其正相關關系，是指負責任的報刊媒體應當是公正有效的司法運轉所
必不可少的輔助機構；其負相關關系，是指新聞自由在追求自由報道
的過程中有可能對公平審判構成的侵害，以及司法機構為避免因相關
報道使自身的運作陷於癱瘓而設計並採取的限制媒體采訪和傳播功能
的措施，以及由此引發的與新聞自由的沖突。[25]新聞自由發揮推
進公平審判的作用，還是造成妨礙司法獨立的影響，其實不在於新聞
自由本身，對新聞報道司法的活動勒令禁止未必是科學的舉措。提高
新聞工作者的素質，制定可行的規范，使新聞自由按章運行，完全可
以發揚新聞對司法的促進功能，避免其與司法的負相關關系。只要使
這樣的負面作用失去了興風作浪的條件和基礎，新聞自由能夠達到對
司法有利而無害的境地。
新聞講究真實、及時,真實需要一定的時間去調查事實真相,而及時
性的特點對調查的時間作了較大限制,兩者可謂此消彼長，不可兼
得。優秀的新聞記者應採取科學的態度，根據不同的情況和要求對兩
者的關系作不同的處理和協調。某些情況下，新聞報道的輕微失實無
法避免，這也可以諒解，但如果是關於庄嚴的法律方面的報道就不能
不採取慎重的態度，應該更多地關懷真實。在當代信息社會，報紙的
法律專欄、電視的庭審直播受到越來越多的關注，法律意識也相應提
高，是件大好事。也正是如此，如果法律報道不真實，將對當事人和
法院乃至法律的權威造成極大損害，甚而影響社會穩定。而在法律報
道過程中，有些記者在案件尚未審結時就采訪專家、發表評論，甚至
根據自己的意願修改專家的專業化表述，由於新聞的影響范圍廣、程
度深，已給司法的正常運行造成不少障礙。因此，非常有必要制定相
應的規范使新聞和司法兩全其美，對涉及法律問題的報道各新聞單位
應該嚴格把關，設立合法性審查制度，以確保其真實有據、合理合
法。
鑒於我國部分記者的法律素養對於司法報道的要求仍有需提高之
處，可以嘗試建立司法記者資格考試制度，讓一些素質高的記者專門
或主要負責法律方面的報道，沒有取得資格證書的記者不得進行這方
面的報道，這既有利於對司法進行有效的監督，又可以盡可能的不影
響司法獨立。從長遠來看，有必要培養專業的司法記者隊伍，應開設
司法記者專業的大學課程，使這些學生既懂法律，又掌握新聞知識，
由這些經過專業訓練的人才擔任司法記者，將在保證司法獨立的情況
下發揮巨大的監督作用。

8. 我想問下論司法獨立的論文怎麼寫

論文自己寫，難不成找人代筆！

9. 大眾輿論關注司法審判為何與司法獨立無關

反過來想
大眾關注，司法就不獨立了嗎？司法就要受大眾左右了嗎？
司法不獨立，大眾關注就有用嗎？

10. 如何解決社會輿論對司法獨立的影響

媒介對於司法有著監督作用。不過要起到良好的監督作用，需要做好以版下幾點：
首先，報道權中絕不能有意炒作，要尊重事實。
二，要遵循新聞職業道德，不應該在未判決前對審判施加影響。
三，媒介的評論文章，要限於意見范疇，不追求誇張的情節，不帶有審判的味道。
四，要得到司法和紀檢部門的支持，以較高的職業化操作面對那些非職業化操作的司法行為，這可保障監督的分寸適當。
另外，輿論有輿論的力量，它可以改善或影響司法，這不僅僅是監督來得那麼簡單，就中國的現狀來說，社會輿論對司法的影響還是屬於利大於弊，現在影響司法獨立的，主要還是黨政機關領導的干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