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的司法解釋

㈠ 刑法司法解釋的溯及力

刑法的溯及力是指刑法生效以後，怎樣適用發生在刑法生效以前的行為。

1、在刑法學中，刑法的效力范圍被認為是其基礎的問題之一，在具體的司法實踐中，由於法律的變更，在新舊法如何選擇的問題上，造成了一定程度的實踐困難。討論新舊法的適用，無疑是討論我國刑法溯及力的核心和實質。

2、在司法實踐中，新法取代就舊法的現象十分常見，特別是當新法生效後，對於其生效以前未經審判或者判決尚未確定的行為是否適用?這就引出了新法是否具有溯及力的問題，

我國刑法第十二條第一款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本法施行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適用當時的法律;

如果當時的法律認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適用本法。」

由此，我們可以看出我國刑法選取了從舊兼從輕的的原則，此價值取向是有利於行為人的。這體現著我國罪刑法定原則的保障人權之精神。

我國刑法用簡練的語言的對新舊法的適用作了明確的規定，將這里的情況具體分析，大致體現在兩方面，

（1）在行為實施後，法律發生變更，法律評價應採用哪種刑法。

（2）當犯罪行為跨越新舊法時，又應如何進行判斷。這就具體提出了本文開頭所說的司法實踐困難，為解決此諸多問題，我國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出台了系列相關司法解釋，進一步闡述了我國刑法的溯及力問題。

3、犯罪行為跨越新舊刑法規范的情況。即行為在舊法生效期間開始，結束於新法生效之後，根據新舊刑法關於犯罪是否的不同規定可能，可分為三種情況，

第一，對於開始於1997年9月30日以前，繼續或者連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後的行為，以及在1997年10月1日前後分別實施的同種類數罪，如果原刑法和修訂刑法都認為是犯罪並且應當追訴，根據

《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對跨越修訂刑法施行日期的繼續犯罪、連續犯罪以及其他同種數罪應如何具體適用刑法問題的批復》，按照下列原則決定如何適用法律：

（1）對於開始於1997年9月30日以前，繼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後終了的繼續犯罪，應當適用修訂刑法一並進行追訴。

（2）對於開始於1997年9月30日以前，連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後的連續犯罪，或者在1997年10月1日前後分別實施同種類數罪，其中罪名、構成要件、情節以及法定刑均沒有變化的，應當適用修訂刑法，

一並進行追訴;罪名、構成要件、情節以及法定刑已經變化的，也應當適用修訂刑法，一並追訴，但是修訂刑法比原刑法所規定的構成要件和情節較為嚴格，或者法定刑較重，在提起公訴時應當提出酌情從輕處理意見。

第二，如果法律在行為人的行為實施過程中發生變更，變更後的法律認為是犯罪，而變更前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的，根據《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檢查工作中具體適用修訂刑法第十二條若干問題的通知》中的第三條中部分內容規定：

行為連續或者繼續到1997年10月1日以後的，對10月1日以後構成犯罪的行為適用修訂刑法追究刑事責任。

第三，如果法律在行為人的行為實施過程中發生變更，舊法認為是犯罪，依照新法不認為是犯罪的，根據《刑法》第十二條第一款，適用新法。

(1)刑法的司法解釋擴展閱讀：

發生在刑法生效以前的行為，適用刑法應遵循以下規定：

一、發生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以後至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以前的行為，生效的刑法認為是犯罪而生效前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生效的刑法對該行為不具有溯及力，即不能對該行為定罪量刑;

二、發生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以後至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以前的行為，當時的法律認為是犯罪，而生效的刑法也依法認定應當予以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規定定罪量刑，不能按照生效的刑法規定定罪量刑;

三、發生在一九四九年九月三十日以後至一九九七年十月一日以前的行為，當時的法律認為是犯罪，而生效後的刑法認為不是犯罪，或者雖然認為是犯罪，但是處刑較輕，依生效後的刑法定罪量刑，即生效的刑法對該行為具有溯及力;

四、刑法生效以前，人民法院按照當時的法律已作出生效判決，不適用生效刑法，即生效刑法對刑法生效以前的判決不具有溯及力。

㈡ 如何理解司法解釋在刑法適用中的效力

根據1981年6月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第二條規定：「凡屬於法院審判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解釋，凡屬於檢察院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法令的問題，由最高人民檢察院進行解釋。」由此可見，我國實行的是「二元一級」的司法解釋體制 。「二元」指的是有權制定刑法司法解釋的機關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以下簡稱「兩高」）；「一級」指的是最高司法機關。故以上「二元一級」的刑法司法解釋具有普遍適用的效力。但我國各地經濟和社會發展不平衡，尤其是東西部差距明顯，「兩高」所作出的刑法司法解釋難以兼顧各地實際情況，有些情況下只能作出具有一定彈性的規定（如數額犯），然後授權各地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根據實際情況制定具體「意見」，這些意見對案件的處理發揮著司法解釋的作用。比如，相同的犯罪數額，在經濟欠發達地區和在經濟發達地區所表現的社會危害程度是不同的，犯罪分子所承擔的刑事責任也應不同，即對犯罪分子的處罰應有所區別，這一區別就反映在各地的「意見」中。而高級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制定的「意見」又分兩種：一是根據「兩高」的明確授權所制定的「實施意見」，因該意見的效力源於「兩高」的刑法司法解釋，故當然具有刑法司法解釋的效力；二是根據刑法和「兩高」刑法司法解釋的精神，結合本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及社會治安狀況制定的「指導性意見」，筆者認為，從罪責刑相適應原則出發，在轄區范圍內具有「准刑法司法解釋」的效力。

㈢ 刑法關於盜竊罪的司法解釋

《刑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盜竊罪】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或者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凶器盜竊、扒竊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第二百六十五條【盜竊罪】以牟利為目的，盜接他人通信線路、復制他人電信碼號或者明知是盜接、復制的電信設備、設施而使用的，依照本法第二百六十四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由上可知，盜竊罪的犯罪事實是：

1、盜竊公私財物，數額較大的；

2、或者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凶器盜竊、扒竊

(3)刑法的司法解釋擴展閱讀：

案例：轉走戀人支付寶錢款男子犯盜竊罪被判刑

聶某與康某本來是男女朋友關系，聶某因為著急用錢，在向康某借錢被拒絕後，竟在康某不知情的情況下，通過偷偷接收驗證簡訊的方式，更改了女友的支付寶密碼，後將其支付寶賬戶中的錢款轉走。近日，延慶法院審理了這樣一起發生在情侶間的特殊盜竊案件。

據公訴機關指控，2017年12月初，被告人聶某與康某結識，後兩人以男女朋友關系交往。同年12月下旬，被告人聶某因著急用錢向康某借錢被拒。幾日後，被告人聶某在康某的住所與康某聊天期間，趁其不備，使用康某手機通過接收簡訊驗證碼的方式修改康某的支付寶賬戶密碼，後使用自己手機登錄康某支付寶賬戶。

次日凌晨，被告人聶某離開康某的住所後，在自己手機上操作康某的支付寶賬戶，分三次將康某支付寶賬戶內人民幣轉賬到自己的支付寶賬戶，共竊得人民幣1.8萬余元。當日康某發現支付寶內錢款被盜，遂向公安機關報案。

被告人聶某接到民警電話後，主動到公安機關接受訊問，並如實供述了上述事實。後被告人聶某家屬積極退贓給被害人，並取得了被害人的諒解。

延慶法院經審理後認為，被告人聶某以非法佔有為目的，秘密竊取他人財物，數額較大，其行為已構成盜竊罪，應予刑罰處罰。公訴機關指控被告人聶某犯盜竊罪的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指控的罪名成立。

鑒於聶某經公安機關電話通知後主動投案，到案後如實供述犯罪事實，系自首，依法從輕處罰；聶某積極退贓並取得被害人諒解，可酌予從輕處罰。最終，延慶法院依法判決聶某犯盜竊罪，判處有期徒刑8個月，緩刑1年，並處罰金人民幣2000元。

㈣ 刑法修正案九司法解釋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
《關於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

（2016年3月2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委員會第1680
次會議、2016年3月25日由最高人民檢察院第十二屆檢察委員會第50次會議通過，自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

為依法懲治貪污賄賂犯罪活動，根據刑法有關規定，現就辦理貪污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的若干問題解釋如下：

第一條貪污或者受賄數額在三萬元以上不滿二十萬元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數額較大」，依法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
貪污數額在一萬元以上不滿三萬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其他較重情節」，依法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一）貪污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防疫、社會捐助等特定款物的；
（二）曾因貪污、受賄、挪用公款受過黨紀、行政處分的；
（三）曾因故意犯罪受過刑事追究的；
（四）贓款贓物用於非法活動的；
（五）拒不交待贓款贓物去向或者拒不配合追繳工作，致使無法追繳的；
（六）造成惡劣影響或者其他嚴重後果的。
受賄數額在一萬元以上不滿三萬元，具有前款第二項至第六項規定的情形之一，或者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其他較重情節」，依法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
（一）多次索賄的；
（二）為他人謀取不正當利益，致使公共財產、國家和人民利益遭受損失的；
（三）為他人謀取職務提拔、調整的。

第二條 貪污或者受賄數額在二十萬元以上不滿三百萬元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 「數額巨大」，依法判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貪污數額在十萬元以上不滿二十萬元，具有本解釋第一條第二款規定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其他嚴重情節」，依法判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受賄數額在十萬元以上不滿二十萬元，具有本解釋第一條第三款規定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其他嚴重情節」，依法判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第三條 貪污或者受賄數額在三百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數額特別巨大」，依法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貪污數額在一百五十萬元以上不滿三百萬元，具有本解釋第一條第二款規定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其他特別嚴重情節」，依法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受賄數額在一百五十萬元以上不滿三百萬元，具有本解釋第一條第三款規定的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八十三條第一款規定的「其他特別嚴重情節」，依法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無期徒刑或者死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第四條貪污、受賄數額特別巨大，犯罪情節特別嚴重、社會影響特別惡劣、給國家和人民利益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可以判處死刑。
符合前款規定的情形，但具有自首，立功，如實供述自己罪行、真誠悔罪、積極退贓，或者避免、減少損害結果的發生等情節，不是必須立即執行的，可以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
符合第一款規定情形的，根據犯罪情節等情況可以判處死刑緩期二年執行，同時裁判決定在其死刑緩期執行二年期滿依法減為無期徒刑後，終身監禁，不得減刑、假釋。

第五條 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進行非法活動，數額在三萬元以上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的規定以挪用公款罪追究刑事責任；數額在三百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的「數額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
（一）挪用公款數額在一百萬元以上的；
（二）挪用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特定款物，數額在五十萬元以上不滿一百萬元的；
（三）挪用公款不退還，數額在五十萬元以上不滿一百萬元的；
（四）其他嚴重的情節。

第六條挪用公款歸個人使用，進行營利活動或者超過三個月未還，數額在五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的「數額較大」；數額在五百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的
「數額巨大」。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八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
（一）挪用公款數額在二百萬元以上的；
（二）挪用救災、搶險、防汛、優撫、扶貧、移民、救濟特定款物，數額在一百萬元以上不滿二百萬元的；
（三）挪用公款不退還，數額在一百萬元以上不滿二百萬元的；
（四）其他嚴重的情節。

第七條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數額在三萬元以上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條的規定以行賄罪追究刑事責任。
行賄數額在一萬元以上不滿三萬元，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條的規定以行賄罪追究刑事責任：
（一）向三人以上行賄的；
（二）將違法所得用於行賄的；
（三）通過行賄謀取職務提拔、調整的；
（四）向負有食品、葯品、安全生產、環境保護等監督管理職責的國家工作人員行賄，實施非法活動的；
（五）向司法工作人員行賄，影響司法公正的；
（六）造成經濟損失數額在五十萬元以上不滿一百萬元的。

第八條 犯行賄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九十條第一款規定的「情節嚴重」：
（一）行賄數額在一百萬元以上不滿五百萬元的；
（二）行賄數額在五十萬元以上不滿一百萬元，並具有本解釋第七條第二款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的情形之一的；
（三）其他嚴重的情節。
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造成經濟損失數額在一百萬元以上不滿五百萬元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九十條第一款規定的「使國家利益遭受重大損失」。

第九條犯行賄罪，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九十條第一款規定的「情節特別嚴重」：
（一）行賄數額在五百萬元以上的；
（二）行賄數額在二百五十萬元以上不滿五百萬元，並具有本解釋第七條第二款第一項至第五項規定的情形之一的；
（三）其他特別嚴重的情節。
為謀取不正當利益，向國家工作人員行賄，造成經濟損失數額在五百萬元以上的，應當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九十條第一款規定的「使國家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

第十條刑法第三百八十八條之一規定的利用影響力受賄罪的定罪量刑適用標准，參照本解釋關於受賄罪的規定執行。
刑法第三百九十條之一規定的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的定罪量刑適用標准，參照本解釋關於行賄罪的規定執行。
單位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數額在二十萬元以上的，應當依照刑法第三百九十條之一的規定以對有影響力的人行賄罪追究刑事責任。

第十一條 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規定的非國家工作人員受賄罪、第二百七十一條規定的職務侵佔罪中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的數額起點，按照本解釋關於受賄罪、貪污罪相對應的數額標准規定的二倍、五倍執行。
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條規定的挪用資金罪中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以及「進行非法活動」情形的數額起點，按照本解釋關於挪用公款罪「數額較大」「情節嚴重」以及「進行非法活動」的數額標准規定的二倍執行。
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一款規定的對非國家工作人員行賄罪中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的數額起點，按照本解釋第七條、第八條第一款關於行賄罪的數額標准規定的二倍執行。

第十二條賄賂犯罪中的「財物」，包括貨幣、物品和財產性利益。財產性利益包括可以折算為貨幣的物質利益如房屋裝修、債務免除等，以及需要支付貨幣的其他利益如會員服務、旅遊等。後者的犯罪數額，以實際支付或者應當支付的數額計算。

第十三條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應當認定為「為他人謀取利益」，構成犯罪的，應當依照刑法關於受賄犯罪的規定定罪處罰：
（一）實際或者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的；
（二）明知他人有具體請託事項的；
（三）履職時未被請托，但事後基於該履職事由收受他人財物的。
國家工作人員索取、收受具有上下級關系的下屬或者具有行政管理關系的被管理人員的財物價值三萬元以上，可能影響職權行使的，視為承諾為他人謀取利益。

第十四條根據行賄犯罪的事實、情節，可能被判處三年有期徒刑以下刑罰的，可以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九十條第二款規定的「犯罪較輕」。
根據犯罪的事實、情節，已經或者可能被判處十年有期徒刑以上刑罰的，或者案件在本省、自治區、直轄市或者全國范圍內有較大影響的，可以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九十條第二款規定的「重大案件」。
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認定為刑法第三百九十條第二款規定的「對偵破重大案件起關鍵作用」：
（一）主動交待辦案機關未掌握的重大案件線索的；
（二）主動交待的犯罪線索不屬於重大案件的線索，但該線索對於重大案件偵破有重要作用的；
（三）主動交待行賄事實，對於重大案件的證據收集有重要作用的；
（四）主動交待行賄事實，對於重大案件的追逃、追贓有重要作用的。

第十五條對多次受賄未經處理的，累計計算受賄數額。
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為請託人謀取利益前後多次收受請託人財物，受請托之前收受的財物數額在一萬元以上的，應當一並計入受賄數額。

第十六條國家工作人員出於貪污、受賄的故意，非法佔有公共財物、收受他人財物之後，將贓款贓物用於單位公務支出或者社會捐贈的，不影響貪污罪、受賄罪的認定，但量刑時可以酌情考慮。
特定關系人索取、收受他人財物，國家工作人員知道後未退還或者上交的，應當認定國家工作人員具有受賄故意。

第十七條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同時構成受賄罪和刑法分則第三章第三節、第九章規定的瀆職犯罪的，除刑法另有規定外，以受賄罪和瀆職犯罪數罪並罰。

第十八條貪污賄賂犯罪分子違法所得的一切財物，應當依照刑法第六十四條的規定予以追繳或者責令退賠，對被害人的合法財產應當及時返還。對尚未追繳到案或者尚未足額退賠的違法所得，應當繼續追繳或者責令退賠。

第十九條對貪污罪、受賄罪判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應當並處十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的罰金；判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應當並處二十萬元以上犯罪數額二倍以下的罰金或者沒收財產；判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的，應當並處五十萬元以上犯罪數額二倍以下的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對刑法規定並處罰金的其他貪污賄賂犯罪，應當在十萬元以上犯罪數額二倍以下判處罰金。

第二十條本解釋自2016年4月18日起施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此前發布的司法解釋與本解釋不一致的，以本解釋為准。

㈤ 刑法司法解釋的溯及力

（1）從舊原則，即刑法對其生效前的行為一律沒有溯及力。

（2）從新原則，即刑法專對於其生效前未經屬審判或判決尚未確定的行為一律適用，具有溯及力。

（3）從新兼從輕原則，即新法原則上具有溯及力，但舊法（行為時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時，依照舊法處理。

（4）從舊兼從輕原則，即新法原則上不具有溯及力，但新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則依新法處理。

上述諸種原則，從舊兼從輕原則既符合罪刑法定的要求，又適應實際的需要，為絕大多數國家刑法所采，我國刑法亦采此原則。

我國修訂後的刑法典第12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本法施行以前的行為，如果當時的法律不認為是犯罪的，適用當時的法律；如果當時的法律認為是犯罪的，依照本法總則第四章第八節的規定應當追訴的，按照當時的法律追究刑事責任，但是如果本法不認為是犯罪或者處刑較輕的，適用本法。

(5)刑法的司法解釋擴展閱讀

法律的溯及力，也稱法律溯及既往的效力，是指法律對其生效以前的事件和行為是否適用。就現代法而言，法律一般只能適用於生效後發生的事件和行為，不適用於生效前的事件和行為，即採取法律不溯及既往的原則。

㈥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224條司法解釋

第二百二十四條 【合同詐騙罪】有下列情形之一，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過程中，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

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一)以虛構的單位或者冒用他人名義簽訂合同的；

(二)以偽造、變造、作廢的票據或者其他虛假的產權證明作擔保的；

(三)沒有實際履行能力，以先履行小額合同或者部分履行合同的方法，誘騙對方當事人繼續簽訂和履行合同的；

(四)收受對方當事人給付的貨物、貨款、預付款或者擔保財產後逃匿的；

(五)以其他方法騙取對方當事人財物的。

(6)刑法的司法解釋擴展閱讀

1999年1月15日，河南省獲嘉縣公安局民警在永昌縣將趙守帥抓獲，將其帶往河南羈押，涉嫌的罪名為合同詐騙罪。同年2月14日，趙守帥被逮捕。在羈押期間,因犯故意傷害罪，2001年4月13日，趙守帥被新鄉市中院判處有期徒刑3年。

2002年8月18日,新鄉市檢察院以趙守帥犯合同詐騙罪向新鄉市中院提起公訴。當年11月30日,新鄉市中院以合同詐騙罪判處趙守帥有期徒刑13年並處罰金3萬元，與另案故意傷害罪判處有期徒刑3年，合並執行有期徒刑16年罰金3萬元，犯罪所得的財物予以追繳。

新鄉市中院在判決中稱，農牧公司於1997年先後向新鄉市第一拖拉機廠(簡稱「新鄉一拖」)訂購各種型號拖拉機142台，但收到貨後，仍有76萬余元貨款未向拖拉機廠付款。農牧公司與新鄉一拖訂立合同時沒有履行合同的能力，其固定資產被抵押，同時還欠有銀行貸款。

判決認為，農牧公司及其法定代表人趙守帥,以非法佔有為目的，在簽訂、履行合同中，騙取貨物,數額特別巨大，其行為已構成合同詐騙罪。

㈦ 刑法司法解釋全文

刑法解釋全文太長，無法全部復制到本標題下。僅舉例第二條，其它內容可以從網路文庫閱讀、下載。
刑法：第二條【刑法任務】 第二條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的任務，是用刑罰同一切犯罪行為作斗爭，以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建設事業的順利進行。
【解釋】本條是關於刑法任務的規定。 我國刑法的任務是用刑罰同一切犯罪行為作斗爭，以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保障社會主義事業的順利進行。其具體任務有以下幾個方面：
1．保衛國家安全、保衛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是刑法的首要任務。我國的國家安全、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社會主義制度，是我國人民經過長期革命斗爭取得的，是我國憲法確立的國家政治、經濟制度，是我國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的根本保證。因此，用刑罰方法同一切組織、策劃、實施武裝叛亂、武裝暴亂、顛覆國家政權、推翻社會主義制度以及勾結外國危害我國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組織、策劃、實施分裂國家、破壞國家統一等犯罪作斗爭，是刑法一項很重要的任務。刑法的打擊鋒芒，就是指向這類危害最嚴重的犯罪，這是符合國家和人民最根本利益的。
2．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保護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國家所有的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是社會主義的公共財產，是社會主義的物質基礎，是進行現代化建設的物質保證。根據憲法關於公共財產神聖不可侵犯的規定，刑法保護國有財產和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是公民生產、工作、生活所必需的物質條件，同樣受國家法律保護。因此，刑法對於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的行為規定為犯罪，並規定了相應的處罰。
3．保護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他權利。在我國，人民是國家的主人，我國憲法規定了公民的各項基本權利。其人身權利是指公民的生命、健康、人身自由等方面的權利；民主權利是指公民依照法律參加國家管理和政治生活的各項權利；其他權利是指勞動、婚姻自由、老人、兒童不受虐待、遺棄等權利。刑法同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作斗爭，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是刑法的重要任務。 4．維護社會秩序、經濟秩序。我國進行改革開放和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需要穩定的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尤其是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更需要一個良好的經濟秩序，否則，什麼事情也辦不成。因此，維護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成為刑法的一項重要任務，對於擾亂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的犯罪，依照刑法予以打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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㈧ 刑法205條司法解釋量刑標准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二百零五條 規定的是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用於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發票罪。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虛開用於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虛開的稅款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虛開的稅款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並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或者沒收財產。 單位犯本條規定之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虛開的稅款數額較大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虛開的稅款數額巨大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無期徒刑。 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或者虛開用於騙取出口退稅、抵扣稅款的其他發票，是指有為他人虛開、為自己虛開、讓他人為自己虛開、介紹他人虛開行為之一的。
根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定罪量刑標准有關問題的通知法[2018]226號，即虛開的稅款數額在五萬元以上的，以虛開增值稅專用發票罪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虛開的稅款數額在五十萬元以上的，認定為刑法第二百零五條規定的「數額較大」；虛開的稅款數額在二百五十萬元以上的，認定為刑法第二百零五條規定的「數額巨大」。

㈨ 刑法的司法解釋是否有溯及力

刑法的司法解釋有溯及力，具體如下：

一、司法解釋溯及力應採取從舊兼從輕原則

我國刑法明確規定了「從舊兼從輕」的溯及力原則。盡管這一原則不能直接適用於刑事司法解釋（以下簡稱司法解釋）。

但鑒於司法解釋在我國司法實踐中大量的發揮著闡釋甚至補充刑法立法的功能，其不是刑法甚是刑法，因此，刑法理論和司法實踐一致贊同司法解釋在溯及力問題上與刑法一樣，基本採取從舊兼從輕的原則。

這在2001年12月7日「兩高」《關於適用刑事司法解釋時間效力問題的規定》（以下簡稱《規定》）中也得到了肯定。

該《規定》第二條規定，對於行為時沒有司法解釋，司法解釋施行後尚未處理或者正在處理的案件，依照司法解釋的規定辦理。

此規定可以簡單總結為「從新」原則；第三條規定，對於具有新舊司法解釋交替的情形，對於發生在新司法解釋施行前的行為，在新司法解釋施行後處理的，採取從舊兼從輕原則；

第四條對於舊司法解釋之前發生的行為，已經辦結的，不再變動，也即「從舊」原則。可以總結：對於新司法解釋施行之前的行為，在新司法解釋之後處理，分為兩種情形：如果無舊司法解釋的，採取「從新」原則；如果存在新舊司法解釋的，採取從舊兼從輕原則。

二、司法解釋溯及力存在的問題

有關司法解釋溯及力的規定似乎並無不妥，但在實務中會出現以下兩種尷尬情形：

第一，適用舊刑法（將修改之前的刑法條文簡稱為「舊刑法」，相應的將修改後的刑法條文簡稱「新刑法」）而同時適用新司法解釋。

此種情況出現在以下情形：發生在刑法修改之前的行為，如果無舊司法解釋可以適用，在新司法解釋施行之後處理的，根據該「規定」第二條的規定，應當適用新司法解釋。但如果新刑法處罰較重，在刑法條文的選擇上根據從舊兼從輕原則應當適用舊法。

因而出現適用舊刑法而適用新司法解釋的可能。

第二，在存在新舊司法解釋的情形，可能出現適用新刑法而同時適用舊司法解釋的情形：

其一，在刑法已經作出修改，但新的司法解釋尚未作出之前，如果新刑法輕於舊刑法，這導致在刑法修改之前發生的危害行為在新刑法生效之後處理的，根據刑法的從舊兼從輕原則，應當適用新刑法，但是在新司法解釋未作出之前，可能適用舊司法解釋；

其二，無論新舊刑法在處罰上的輕重，對於刑法修改後發生的行為，在新司法解釋做出之前進行司法處理的，都有可能面臨著適用新刑法而適用舊司法解釋的可能。

這一沖突並非僅是理論推理，司法實踐大量存在。舉例而言，2011年5月1日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八）將1997年刑法第三百三十八條規定的「重大環境污染事故罪」修改為「污染環境罪」，在犯罪對象和結果等方面降低了定罪條件，處罰更加嚴厲。

但是最高法院2006年7月28日起施行的有關環境污染刑事案件的司法解釋直至2013年6月19日被「兩高」有關環境污染刑事案件的新司法解釋所替代。

這導致2011年5月1日到2013年6月19日期間發生的行為，司法機關在2013年6月19日之前進行司法處理的，就同時適用有關「污染環境罪」的規定和2006年的司法解釋。

司法解釋是根據其作出時生效的刑法制定的。無論是舊刑法與新司法解釋的交叉，還是新刑法與舊司法解釋的交叉，如果對定罪量刑的規定不存在沖突尚可，在存在沖突的情況下，則會導致部分不符合立法初衷的司法適用爭議。對於這一問題，司法解釋並未作出適用說明。

(9)刑法的司法解釋擴展閱讀：

刑法的效力高於司法解釋

新舊刑法和新舊司法解釋的交叉的原因在於：司法解釋和刑法修改不能同步，司法解釋從舊兼從輕原則的對象是新舊司法解釋，而非針對刑法修改問題。

但由於司法解釋是對審判工作和檢察工作中具體應用法律問題做出的解釋，因此，不能苛求司法解釋與刑法修改保持同步，其必然應當在刑法適用一段時間後，在發現司法適用問題和總結司法經驗的基礎上作出。

盡管導致這一現象的原因情有可原，但是並不意味著可以忽視刑事司法適用過程中的這一沖突。刑法還將不斷修改完善，刑事司法對此應當作出合理解決。

對於由於司法解釋的溯及力問題所導致的新舊刑法與新舊司法解釋交叉適用的解決，必須堅持一個原則：刑法的效力高於司法解釋。

也即，司法解釋應當完全遵循或者讓步於刑法規定。在司法解釋與刑法規定不沖突的情況下，當然可以同時作為司法處理的依據；但當司法解釋與刑法發生沖突，則優先遵守刑法規定，不能根據司法解釋的規定而對所應遵守的立法規定進行調整甚至改變。

具體而言，對於前述可能出現的適用新（舊）刑法而適用舊（新）司法解釋的情形，應當以新（舊）刑法規定為標准。

如果舊（新）司法解釋與新（舊）刑法規定相一致，也即定罪量刑的規定未修改的，可以援引舊（新）司法解釋的規定；但是當無舊司法解釋可以援引或者舊司法解釋的規定已經被新刑法所修改，則應當分別對待：

其一，在因為無舊司法解釋而可能同時適用舊刑法和新司法解釋的情形，新司法解釋與舊刑法相沖突的，新司法解釋不能作為適用依據，對案件的處理應當根據舊刑法及其生效期間的判例和審判經驗作出。

其二，在同時適用新刑法和舊司法解釋的情形，舊司法解釋中的規定已經被新刑法更改的，應當以新刑法的規定為准，舊司法解釋則不能再作為適用依據，在尚無新司法解釋可以作為適用根據的情況下，對於刑法條文的解釋則交由法院根據條文修改的立法原意和立法初衷作出判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