喻海松刑法

Ⅰ 手機做兼職幫別人轉賬,工資130.不知道對方是詐騙團伙

Ⅱ 關於解釋的問題

其實男女之間在一起有時候有一些矛盾，一定要及時的解釋清楚。說明這個人有點喜歡你，有點不允許你忽視它的存在。面對愛情，理智一些，利己一點，女人反而更容易找到對的人。
女人，不要用美貌去獲取男人的心，而是要自己有能力愛自己，才能更好地去愛別人。學會「利己」，愛自己，才會被男人更好的珍惜。男人是怎樣的生物，是薄情的？還是專情的？
為什麼會有人遇到所謂的渣男，為什麼有人卻遇到了值得託付終身的人。
很多女生對自己所處的這段感情也會有迷茫，到底對方是不是愛自己的，這樣下去是不是能有美滿的結局。畢竟女人的青春是短暫的，誰都希望能在自己最美好的年齡遇到一輩子的託付。長耳鼠作為一個妥妥的漢子今天就來帶大家了解下男人這種生物內心最真實的想法。
第一表現：男人是理性的生物，但是再理性也會有感性的瞬間。和女人不同的是，女人會因為長期的相處而對另一個人產生依賴。男人是視覺動物，愛上一個人一個眼神足矣，這就是（看了她一眼，我連孩子在哪兒上幼兒園都想好了）這個梗能引起大家共鳴的道理，男人也是會幻想的生物。

第二表現：會真的心疼女人，很多女人常說直男直男。這里我想說的是這世上沒有那麼多直男，有的只是不愛你的男人而已。男人會裝傻，對於他不在乎的事情或者不重要的事情大多都會裝傻糊弄過去。真的愛一個女人，男人對她的疼愛永遠不會停留在口頭上，這就是讓你多喝熱水和在你身邊幫你倒水的區別。

第三表現：永遠牽著你的手，有人會說牽手這種事情沒有必要定義為男人遇到真愛的表現吧。那這就大錯特錯了，牽手這個小小的動作卻能表現出你是不是他心裡珍視的人。不管到哪裡他都會牽著你因為他時時刻刻都想讓你在他的身邊，想時時刻刻的保護你。

第四表現：大方的給你介紹自己的家人朋友。一段感情走到了一定的程度肯定是繞不開對方的生活，男人是不是願意帶你進入自己生活圈這也是鑒定真愛很好的方法。一個男人如果能夠帶著你和兄弟吹牛喝酒，說明50%他是愛你的，他和你戀愛是認真的。為什麼不是100%呢？因為還有家人的50%，如果他大大方方的把你帶回家，那麼他想和你結婚也是認真的。

第五表現：手機的隱私權。這一條不僅是針對男人對於女人也同樣適用。現代人的手機里隱藏了太多的秘密，如果一個男人真的愛你，那麼他是不會有秘密的，不讓你翻手機那肯定是存在著備胎和曖昧不清的關系。所以，真的愛你的男人手機里肯定是非常干凈的，隨時隨地都能夠接受福爾摩斯的偵查。

Ⅲ 未經什麼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個人信息

民法典人格權編草案明確保護公民的個人信息，其中規定個人信息是以電子或者其他方式記錄的、能夠單獨或者與其他信息結合識別特定自然人的各種信息，包括自然人的姓名、出生日期、身份證件號碼、個人生物識別信息、住址、電話號碼、電子郵箱地址、行蹤信息等。草案還規定信息收集人、持有人不得泄露、篡改、毀損其收集、存儲的個人信息；未經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個人信息。此外，草案進一步要求信息收集人、持有人應當採取技術措施和其他必要措施，確保其收集、存儲的個人信息安全，防止信息泄露、毀損、丟失。在發生或者可能發生個人信息泄露、毀損、丟失的情況時，應當及時採取補救措施並告知被收集者。由此可見，民法典人格權編對個人信息權的保護是非常周延的。

刑法作為「最後手段」和「二次性法」，必須為民事權利的實現提供最為有力的保障。我國刑法第253條之一第1款規定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凡違反國家有關規定，向他人出售或者提供公民個人信息，情節嚴重的行為即構成本罪。在實務中，對於大量非法出售、非法提供公民個人手機號、身份證號、居住地址，以及通過GPS定位非法獲取並提供公民行蹤信息的行為予以定罪處罰。在這些案件中，大多屬於情節惡劣的情形，確實需要予以嚴厲打擊，司法機關的裁判有效地震懾了犯罪。不過，和公民的「體感治安」相比較，目前對侵犯個人信息犯罪的打擊力度還遠遠不夠，刑法對公民個人信息權所提供的僅僅是「低水平」的保障，目前還有大量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的犯罪活動由於單個被害人舉報的積極性不高、證明被告人情節嚴重的證據難以收集和固定、犯罪集團化增加了偵破難度等原因沒有得到應有刑罰處罰。

不過，另一側面的問題也值得關註：在具體司法活動中，如何把案件辦成「鐵案」——准確理解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保護法益，不搞打擊擴大化，實現刑法謙抑性也是當下司法活動中需要關注的。這是刑法謙抑性的題中之義，即刑罰作為最嚴厲的處罰手段，必須在其他制裁手段的處罰力度明顯不充分時，才能加以使用。

目前具有「類案」性質的情形是：處於下游的乙公司涉嫌在無授權的情況下，利用數據介面產品與終端不法互聯網公司丙簽訂銷售合同，從中賺取差價，以及非法緩存海量公民個人信息（包括公民姓名、身份證號、地址、電話以及信用積分等），然後予以出售或非法提供，或為他人非法提供身份證返照查詢業務數千萬次，導致公民個人信息大多流向網路小貸公司，為其拉客戶，或者幫助其進行小額貸款並實施「軟暴力」催收。對於這些非法緩存然後提供、出售公民個人信息的下游公司以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定罪量刑，我認為基本不存在疑問。

但目前在實務中值得討論的問題是：甲公司作為乙公司的上游公司，如果其所掌握的所有個人信息來源合法，且在與乙公司簽訂《公民身份信息識別認證服務協議》時對乙的義務有所約束，其是否也構成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這就涉及到對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保護法益的判斷，以及對行為性質、犯罪故意的准確認定等問題。而在當前的辦案實踐中，對於處於甲公司地位的法人，也有被以本罪追究刑事責任的情形，這說明類似問題很有討論價值。

首先，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保護法益是公民的個人信息權。雖然本罪規定了「違反國家有關規定」，但是，從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條文設置以及相關司法解釋、行政法規的規定來看，本罪的主要保護法益仍然是公民的個人法益。因為其被設置於刑法分則第四章的「侵犯公民人身權利、民主權利罪」一章中，從體系解釋的角度來看，本罪作為刑法第253條之一，其保護法益應與「私自開拆、隱匿、毀棄郵件、電報罪」相協調，將公民的個人法益作為本罪的主要保護法益。

如果將本罪的法益解釋為公民的個人信息權，再結合人格權法草案關於徵得自然人或者其監護人同意可以收集、使用自然人個人信息的規定，就可以認為在被害人承諾的情形下，法益的「要保護性」不存在。與這一理解相同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侵犯公民個人信息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下稱《解釋》）第3條第2款的規定，即「未經被收集者同意，將合法收集的公民個人信息向他人提供的，屬於刑法第二百五十三條之一規定的『提供公民個人信息』」。另外，網路安全法第42條第1款也規定：「網路運營者不得泄露、篡改、毀損其收集的個人信息；未經被收集者同意，不得向他人提供個人信息。但是，經過處理無法識別特定個人且不能復原的除外。」上述規定都充分說明，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成立關鍵在於「是否未經或者違背了被收集者的同意」，如果是經過被收集者同意的信息獲取行為，就可以認為至少存在被害人同意（承諾），自然也就不是該罪所規制的行為類型。因此，侵犯公民個人信息罪的主要保護法益是公民對其信息的個人法益，雖然也會涉及國家對個人信息的管理秩序，但其只是本罪的次要保護法益。在公民的個人法益沒有被侵犯的情況下，即便違法了相關規定，也不能構成本罪。

其次，上游公司甲公司的行為沒有違反被收集者的同意，也盡到了其應盡的審查義務，不存在客觀上的侵權行為。在前面提到的實際案件中，作為上游的甲公司的行為沒有違反被收集者的個人同意，同時盡到了其必要的審查義務，不應當成立本罪。根據甲公司與官方授權的公民身份證號碼查詢服務中心簽訂的《公民身份認證服務合同》與《公民身份信息認證服務補充合同》，甲公司可在互聯網App發布行業、網路直播行業、互聯網短租房行業、網路眾包寄遞行業、手機游戲玩家認證和管制刀具銷售登記范圍內提供公民個人信息服務；而甲公司與某行政機關（有權依法獲得公民個人信息）簽訂的《公民身份信息認證服務合作合同》《居民身份證網上應用項目認證應用和認證服務合作協議》等協議也證明，甲公司的服務范圍涵蓋了互聯網金融和電信運營商等行業。因此，甲公司獲取、提供公民個人信息的行為均為與前述（合法取得公民信息的）行政機關訂立合同的合法行為。

最後，公司連監督過失都不存在，更不要說存在本罪故意。甲公司確已盡到了對下游公司的形式審查義務，其不應對下游公司可能涉嫌的侵犯公民個人信息行為負責。甲公司與下游公司簽訂的《公民身份信息識別認證服務協議》中均約定對方「不得將認證結果下載、保存、列印」，並設置了下游公司繳納保證金的制度予以約束。

Ⅳ 盜竊欠條構成盜竊罪嗎

根據不同時期不同地區的經濟發展狀況和治安形勢的不同，構成盜竊罪立內案起點也存在差異，不容完全相同。依據法律法規，盜竊公私財物，犯罪數額達到「數額較大」起點為1000元至3000。構成盜竊罪不止和盜竊數額有關，多次盜竊、入戶盜竊、攜帶凶器盜竊、扒竊的，數額未達到規定數額，也可能涉嫌盜竊罪。

Ⅳ 最高法院劉樹德簡介

劉樹來德（筆名邵新源、善若水），最高人民法院審判員（法官），湖南省新邵縣大新鄉劉家排村人。1990年—2000年就讀於中國人民大學國際政治系、法學院，先後獲得法學學士、碩士、博士學位，師從高銘暄教授、陳興良教授；2001年—2003年於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博士後流動站從事研究工作。2000年至今，先後在最高人民法院刑一庭、刑二庭、研究室、司改辦從事刑事審判、司法解釋起草、調查研究和司法改革工作；2004年—2005年、2012年先後被借調中央司法體制改革領導小組辦公室工作。1994年、1996年和2003年先後通過律師資格考試、注冊會計師資格考試和法律職業資格考試。出版專著《實踐刑法學》、《政治刑法學》、《司法改革：熱問題•冷思考》等20餘部（兩部獲部級獎），合著《刑法分則專題研究》（王作富）、《規則如何提煉》（喻海松）等7部，發表論文《罪刑法定原則中空白罪狀的追問》（載《法學研究》2001年第2期）、《刑事司法語境的「同案同判」》（載《中國法學》2011年第1期）等40餘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