稅收司法概念的核心

❶ 稅收制度的核心內容是什麼

課稅對象是稅收制度的核心問題

在稅收制度的構成要素中，課稅對象是一個核心問題，其理由是：
1．課稅對象是課征稅款的基本前提，是課稅與不課稅這種行為上的分水嶺；
2．課稅對象是稅收分類的主要依據，是設計合理的稅制結構，制度可行的征管方法的必要條件；
3．課稅對象是稅收杠桿的作用點，課稅對象不同，稅收杠桿所起的調節作用也不同；
4．課稅對象是改革完善稅制的重要議題

❷ 稅收法律體系的核心是（ ）

稅收法律體系的核心是稅收法律關系的內容。

稅法體系指的是全部現行的稅收法律規范分類組合成為稅收法律子系統而形成的一國稅收法律內在和諧統一的有機整體。任何國家的稅收法律規范，都是建立在相應的生產關系基礎之上，都是統治階級意志的體現，因此，它具有內在的統一性，可以構成和諧統一的整體。

不同社會歷史形態的國家有不同的稅法體系; 同一社會歷史形態國家的稅法體系本質相同，但可以有不同的稅法體系形式。

(2)稅收司法概念的核心擴展閱讀：

完備的稅法體系應具備以下要求：

1、稅法的指導思想、原則和基本概念是統一的；

2、不同稅收法律規范之間應存在縱向的效力從屬關系，及層次較低的稅收法律規范應不違背層次較高的法律規范或是層次較高的法律規范的具體化；

3、同一層次的不同稅收法律規范之間應有橫向協作關系，即應相互聯系、相互配合、協調一致。

完備的稅法體系應具備以下特徵：

一是完整性。要求每個稅種都具有相應的稅法規范予以規制；

二是內在的協調一致性。既要求保證稅法的指導思想、原則、概念、術語的統一性，還要求下位階稅法規范符合上位階稅法規范，並且同一層次的稅法規范間也應當保持協調、一致，不能相互矛盾；

三是權威性。要求層次較高的稅法規范在整個稅法體系中佔有較大的比重；

四是科學合理性。要求具有較強的現實操作性，體系內部緊密銜接，具有較強的嚴密性。

❸ 稅收「三性」的核心是什麼

稅收「三性」的核心是無償性。

稅收的「三性」的關系

1、「三性」特徵是稅收本身所固有的特徵，是客觀存在的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

2、無償性是稅收的本質和體現，是「三性」的核心，是由財政支出的無償性決定的。

3、強制性是無償性的必然要求，是實現無償性、固定性的保證。

4、固定性是強制性的必然結果。

5、稅收的「三性」特徵相互依存，缺一不可，是區別於非稅的重要依據。

(3)稅收司法概念的核心擴展閱讀

稅收與其他分配方式相比，具有強制性、無償性和固定性的特徵，習慣上稱為稅收的「三性」。

1、強制性

稅收的強制性是指稅收是國家以社會管理者的身份，憑借政權力量，依據政治權力，通過頒布法律或政令來進行強制徵收。負有納稅義務的社會集團和社會成員，都必須遵守國家強制性的稅收法令，在國家稅法規定的限度內，納稅人必須依法納稅，否則就要受到法律的制裁，這是稅收具有法律地位的體現。

2、無償性

稅收的無償性是指通過征稅，社會集團和社會成員的一部分收入轉歸國家所有，國家不向納稅人支付任何報酬或代價。稅收這種無償性是與國家憑借政治權力進行收入分配的本質相聯系的。

3、固定性

稅收的固定性是指稅收是按照國家法令規定的標准徵收的，即納稅人、課稅對象、稅目、稅率、計價辦法和期限等，都是稅收法令預先規定了的，有一個比較穩定的試用期間，是一種固定的連續收入。

對於稅收預先規定的標准，征稅和納稅雙方都必須共同遵守，非經國家法令修訂或調整，征納雙方都不得違背或改變這個固定的比例或數額以及其他制度規定。

稅收的三個基本特徵是統一的整體。其中，強制性是實現稅收無償徵收的強有力保證，無償性是稅收本質的體現，固定性是強制性和無償性的必然要求。

❹ 稅法的核心要素是什麼

稅法即稅收法律制度，是調整稅收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是國家法律的重要組成部分。它是以憲法為依據，調整國家與社會成員在征納稅上的權利與義務關系，維護社會經濟秩序和稅收秩序，保障國家利益和納稅人合法權益的一種法律規范，是國家稅務機關及一切納稅單位和個人依法征稅的行為規則。 廣義的稅法：是指國家制定的用以調節國家與納稅人之間在征納稅方面的權利及義務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 狹義的稅法：特指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及其常務委員會制定和頒布的稅收法律。
稅法構成要素是稅收課征制度構成的基本因素，具體體現在國家制定的各種基本法中。主要包括納稅人、征稅對象、納稅地點、稅率、稅收優惠、納稅環節、納稅期限 、違章處理等。其中納稅人、課稅對象、稅率三項是一種稅收課征制度或一種稅收基本構成的基本因素。總則、納稅義務人、征稅對象、稅目、稅率是稅法中比較核心的要素。
納稅義務人
納稅義務人簡稱納稅人，是指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直接負有納稅義務的單位和個人，包括自然人和法人，是繳納稅款的主體，直接同國家的稅務機關發生納稅關系。
與納稅義務人相聯系的另一個概念是扣繳義務人，是指依照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負有代扣代繳、代收代繳義務的單位和個人。
課稅對象
課稅對象也稱課稅客體，是指針對什麼樣的標的物進行課稅。這是劃分不同稅種、區別一種稅不同於另一種稅的主要標志。
稅率 稅率是稅法規定的每一單位課稅對象與應納稅款之間的比例，是每種稅收基本法構成的最基本要素之一。稅率是國家稅收制度的核心，它反映征稅的深度，體現國家的稅收制度。一般來說，稅率可分為比例稅率、累進稅率、定額稅率三種。

❺ 稅收特徵中其核心是什麼

公共選擇：稅收的核心含義 稅收決策應當通過公共選擇加以進行，這是現代社會的鮮明特徵之一。說白了，即公眾作為納稅人掏了錢，就應當由公眾（通過一定的程序和公共決策機構）說了算——誠如發達社會公共的錢袋子掌握在國會而非政府手中。公眾通過其代議機構，決定究竟花多少錢用來購買多少由政府提供的公共品。由此，決定了私人品與公共品的配置以及相應稅種和稅率。所以，應當是公眾的公共選擇而非政府的決策可以體現稅收合理的配置功能。 只有稅收特定的公共選擇完成後，才談得上政府加以執行的問題。這一程序是不容顛倒過來的。中國正在大步邁向現代化，就更應當努力靠近這種程序，而且憲法不也規定了人民代表大會為最高權力機構了嗎？假如某個政府的領導人面對一個公共決策的最高權力機關說：「我們終於取消了某某稅種」，這種做法正常不正常，對不對？從程序上講肯定是不對的。正當的程序是，首先由最高公共決策機構做出並通過取消什麼稅的決議或議案，然後讓政府去執行。 如果關於稅率和稅收用途的決策沒有體現公共選擇的意願，其結果則是令人難堪和令人沮喪的。記得樊綱在2000年某期《經濟研究》的發文中，針對當時政府以大量財政資金用來剝離四大國有商業銀行的不良資產（透析）和為其提供資本金（輸血），曾感言：總要有人為此「埋單」。當時，他並未指出由誰並以何種方式「埋單」。後來，我漸漸想明白了——當然是由公眾付費的。不過，付費的方式顯得較為奇特。打個比方：公眾作為納稅人，總共依法交納了2萬億的稅，原本可以消費到等額的公共品。由於搶救國有銀行這些「危重病人」花費了1萬億元，那麼公眾只能獲得1萬億真正需要的公共品了。原來，公眾是以在公共品的購買過程中花了「冤枉錢」的方式而「埋單」的。那麼，這樁「買賣」公眾到底是否願意呢？ 也許這樣的例子實在太多了，才會出現一方面稅收增加很快而另一方面百姓抱怨用於教育、醫療等公共支出太少的「悖論」。近來，社會大眾對於教育和醫療等領域的詬病，難道不正說明了對於政府強賣公共品（缺斤少量、供非所求）的不滿嗎？！所以，稅收及其用途的決策不是通過良好的民主程序下的公共選擇，吃虧的必然是廣大的人民群眾。從某種意義上說，將稅收用於搶救大型國有銀行，算是萬幸了，因為絕大部分百姓從嘴裡摳出的錢都存在這些銀行里，一旦這些銀行倒閉了，百姓就會血本無歸。如果稅收讓各級政府用來追求GDP政績或搞形象工程，那麼百姓可真成了名副其實的「冤大頭」。GDP這玩意兒太能哄人，說的極端些——純粹挖個坑，如果由政府開支，就會造出GDP，說不定數額比政府開支還要大（由於乘數效應）；再把坑填上，又將增加GDP。一來一回，什麼效用也沒有，GDP卻增長了一大截。這倒解開了存留在我心中許久的一個謎團：為什麼官方公布的經濟增長率這么高，中國還是在國際競爭的長跑中晃晃悠悠，似乎像韓國這樣的「小個兒」也會不經意地流露出某種優越感。若是從前，又不知會道出幾遍「虧對列祖列宗」來！ 看來，稅收及其用途真的需要公共選擇了。那麼，可否請經濟學家替公眾算一算究竟應當上多少稅、讓政府提供多少公共品呢？很無奈，經濟學家充其量知道些諸如最優解的條件等等，盡管有些末流的所謂「大家」總喜歡當眾擺弄手中的算盤。其實，適當的稅率和公共品的品種與數量，不是計算出來的，而是通過良好的公共選擇程序（或民主程序）在不同利益集團之間博弈出來的。所幸的是，在發達社會，公共選擇的結果至少不會長期偏離公眾的意願，因為合法程序下政黨的輪替和政府的更迭將有助於保證這一點。 除配置功能外，稅收還具有國民收入再分配和作為宏觀調控工具的功能。這些功能的發揮，仍應當通過公共選擇。就拿稅收的國民收入再分配功能來說，比如有一排路燈，你我都享受到了，但是我們花的錢是不一樣的，由於我比你富，根據累進的所得稅制，所以我多花了錢，這就是物品配置當中國民收入再分配的效應。而轉移支付更能體現國民收入再分配。那麼什麼程度的國民收入再分配是合適的呢？ 假如在一個靜態的個人偏好無差異的社會，且存在貨幣的邊際效用遞減。在這種情形下，如果我們遵循的不是帕累托標准而是補償原則，達到社會福利最大化的稅收安排則是：通過稅收和轉移支付，將所有國民的可支配收入實現均等化——絕對的均貧富。道理很簡單，富人失去一元所減少的效用要比窮人得到一元錢所增加的效用要低一些。那麼，為什麼人們通常不選擇這樣的一種再分配呢？從動態來看，這一安排是不合理的，因為人們將會失去動力而不會努力去賺錢，社會也就無法進步了。所以，合適的國民收入再分配勢必要在現在與將來的社會福利之間進行權衡，以實現動態的社會福利最大化。 顯然，由政府決策而非公共選擇來追求動態的社會福利最大化，無異於緣木求魚。政府可能會迫於眼前的形勢，放大部分民眾的訴求，施出某種「小仁政」來。由於目前的輿論造出來了一種仇富心理、一種原罪說，就是窮人要求對富人進行無限制的國民收入再分配。對此，尤其一個國家在發展和轉型初期是應該謹慎對待的，如果決策不當，等於是「殺雞取卵」。當然，要求富人承擔相對較多的社會責任，這是無可厚非的，但絕對不能造成一種原罪說，把富人的收入增量全部均分，最後的結果只能是對所有的草根百姓不利。 聯想到近期出台的稅收政策，頗感不安。即使不對稅收政策的程序合法性加以探究，我也很難弄懂——為什麼全國只有年應稅收入超過12萬元的納稅人必須自行申報。如果要進行以個人所得稅自行申報為內容的稅制改革，那麼試點應當選擇某一地區或某一城市；如果想要公民牢固確立依法納稅的觀念，最好先由政府官員做起。看來，從富人那裡進行試驗，總能撈得些油水，試驗所帶來的凈收益將會更大。但願這一舉措不是原罪說和社會仇富心理的一種折射。

❻ 稅收的核心

稅收是以實現國家公共財政職能為目的，基於政治權力和法律規定，由政府專門機構向居民和非居民就其財產或特定行為實施強制、非罰與不直接償還的金錢或實物課征，是國家最主要的一種財政收入形式。國家取得財政收入的方法有很多種，如稅收、發行貨幣、發行國債、收費、罰沒等等，而稅收則由政府徵收，取自於民、用之於民。稅收具有無償性、強制性和固定性的形式特徵。稅收三性是一個完整的體系，它們相輔相成、缺一不可。

❼ 稅收法律制度中的核心要素是

【答案】C
【答案解析】
本題考核稅收法律制度的核心要素。稅率是稅法的核心要素。稅率的高低直接關繫到國家收入的多少和納稅人負擔輕重。

❽ 稅收三性的核心是

稅收的「三性」指的是稅收具有強制性、無償性和固定性。
稅收的無償性，使得國家可以把分散的資金集中起來統一安排使用。這種無償的分配，可以貫徹國家的政策，改變國民收入使用額的構成和比例，正確處理積累和消費的比例關系。可見，稅收的無償性是至關重要的，體現了財政分配的本質，它是稅收三個基本特徵的核心。

❾ 什麼是稅法的核心部分

稅率是稅法的核心

❿ 稅收法律的稅收法律的原則

1．稅收法定原則
稅收法定原則是稅法最基本的原則，它是稅法三大基本原則中最基本的原則。
稅收法定原則的基本含義可概括為：稅法的各類構成要素都必須由法律予以明確規定；稅法主體及其權利和義務都必須由法律予以確認；沒有法律依據，國家就不能課賦和徵收稅收，國民也不得被要求繳納稅款。這是世界各國稅法普遍遵從的一條最基本的原則。
稅收法定原則包括兩個基本要素：
第一是征稅必須立法；
第二是納稅也必須立法。
所謂征稅必須立法是指國家征稅機關，即稅法中的征稅主體必須依法征稅，如稅法沒有規定的，國家不能隨意進行課稅、征稅。《稅收征管法》第3條規定：「稅收的開征、停徵以及減稅、免稅、退稅、補稅，依照法律的規定執行；法律授權國務院規定的，依照國務院制定的行政法規的規定執行。任何機關、單位和個人不得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規定，擅自作出稅收開征、停徵以及減稅、免稅、補稅和其他同稅收法律、行政法規相抵觸的決定。」
所謂納稅也必須立法是指納稅人，即稅法中的納稅主體在法律規定的范圍負有納稅義務，法律沒有規定的，納稅人不負擔納稅義務。依法征稅和依法納稅是稅收法定原則的核心，其實質是所有稅收法律行為，不論征稅主體還是納稅主體的行為都必須依據法律規定。強調稅收法定原則是最基本的稅法原則的意義就在於告誡任何稅收法律關系的主體，都必須依法作為和不作為，而其他任何行政規定都不得與此相抵觸。
稅收法定原則是規范和調整稅收法律行為和稅收法律關系的最高准則，它不僅約束稅收立法、稅收執法，同時對所有稅收法律行為及其過程中的各個環節均起到規范和約束的作用，這種作用主要表現在對稅法的解釋、漏洞補充、溯及既往等方面。首先，對稅法解釋的約束作用。約束稅法解釋是指對稅法規范的內容、含義、術語、立法意圖及稅法解釋除要遵守解釋的一般規則外，還要受稅收法定原則的制約。目前大多稅法解釋的主體，是稅務部門等行政機關，行政機關是執法機關，由執法機關作法律解釋是要受到嚴格法定原則約束的，如果允許執法機關對稅法解釋超越法律文本，就會與稅收法定原則相違背。從解釋的法律效力看，不同主體解釋的效力是不同的，行政機關的解釋屬於行政解釋，而行政解釋不能代表立法機關的解釋，只是行政機關對稅法的理解，這種解釋只對行政機關內部發揮效力，不能直接約束納稅人，否則違背了法定原則。只有當行政機關被授權，並且解釋准確無誤的條件下，行政機關的稅法解釋才能代表立法機關，才有對外的法律效力。其次，對稅法漏洞補充的監督作用。稅法漏洞是指稅法無法承載立法意圖，導致某種行為應該規定而沒有規定的情況。一般情況下，納稅人的行為都受法律主義的指導，為保證法律的權威性和可預測性，稅收法定原則要求禁止稅法漏洞補充行為。因為如果允許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隨意進行稅法漏洞補充則無疑等於變相地授予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創製法律的權力，這是稅收法定原則決不允許的。因此，除了制定行政法規的國務院以外，財政部、國家稅務總局充其量只能擁有授權條件下的稅法解釋權，而不能擁有稅法漏洞補充權。最後，對稅法溯及既往的限定作用。溯及既往是法律上有關法律時效與適用的概念，屬於程序(技術)法范疇。法律上的不溯及既往原則的內涵是，一項新頒布的稅法在時間上的效力，原則上僅能支配其施行後所發生的稅收法律事實和行為，而不得追及以往的事實與行為。而溯及既往原則與之正好相反。稅法能否溯及既往對納稅人利益影響巨大，一般情況，人們希望不利於納稅人的稅法不能溯及既往，而有利於納稅人的稅法則可以溯及既往。由於稅收法律規范的性質比較復雜，在確認稅法是否溯及既往時應針對不同的法律規范分別對待，不能一概而論。在法律實踐中「實體從舊、程序從新」是確認溯及性的一個原則，但是，我國稅收實體法與程序法的界線不清且相互包涵，比如，《稅收征管法》中的法律責任屬實體法內容，而實體法中的納稅期限、納稅地點又屬程序法的內容。如果程序法中的屬於實體法內容也「從新」處理，則屬於典型的溯及既往，這對納稅人是十分不利的。
稅收法定原則在稅法中適用范圍最廣、影響最大，許多其他具體原則都與其存在一定的淵源關系。因此，稅收法定原則是稅法原則體系中最重要的原則。但是，稅法與其他法律部門單純一體的法律性質有很大的區別，稅法是一個比較龐大的綜合體系，既包括實體法、程序法還包括救濟法；既包括稅收立法，還包括稅收執法和稅收司法等等。因此，稅收法定原則在不同的稅法領域其作用與影響力是不同的，也存在適用范圍的某種限制。
首先，從宏觀角度看，稅收法定主義對稅收立法、稅收執法和稅收司法都有明確的約束力。比如，稅收法定原則要求立法機關對稅法要素(要件)通過立法予以明確規定，授權的立法范圍應有嚴格規定；要求執法機關嚴格遵從稅法規定不能擅自越權和超越程序要求納稅人；要求司法機關依法和事實進行判斷，沒有自由裁量許可權等等。但從更深層次分析，還有稅收法定原則不能適用的范圍。比如，在英美法系國家，法官在司法過程中，除依據制定法外還有判例法。並且根據不斷變化出現的新的案件會有新判例不斷產生。
其次，從稅收法定原則的內容看，更適合我國稅法實踐的是稅收實體法和稅收程序法。稅收實體法和稅收程序法是我國稅法的基礎和主體，在這個領域稅收法定原則被最大范圍、最大限度地運用。而在救濟法，特別是稅收行政復議和稅收行政訴訟等領域，稅收法定原則適用的空間則受到一定的限制，其主要原因在於我國稅法體系的不完善，還沒有制定出台稅收復議與訴訟的獨立法律，在司法實踐中還要大量依據其他部門法律，如刑法、刑事訴訟法等等。
(1)稅收法定原則的內容
稅收法定原則主要包括課稅要素法定原則、課稅要素明確原則和合法性原則。課稅要素法定原則是模擬刑法中的罪刑法定原則而形成的。它的主要內容是任何稅收的課征均由法律加以確定，無法律規定政府無權向法人和自然人征稅。按照通常的理解，這個原則的實質內容是法律與行政立法的關系問題。
它規定了兩個方面的內容：
第一，法律保留原則，即有關稅收實體方面的一切一般的和基本的事實和要素，均必須由法律規定，而不得授權行政機關加以決定或由行政機關自行決定。授權行政機關和由其自行決定的事項，僅為具體的和個別的事項。
第二，法律優先原則，即法律的效力高於行政立法的效力，稅務行政機關違反法律、超越許可權所做的決定一律歸於無效；同時執法機關對於違反該原則的稅收法規、規章等應拒絕予以適用。
課稅要素明確原則是指凡構成課稅要素的稅收的課賦和徵收程序規定的內容，都必須盡量明確，而不能出現歧義，以保證執法機關能夠准確地執行稅法，納稅人可以預測其稅收負擔的原則。
確立課稅要素明確原則的理論意義在於：
第一，防止稅收法律中出現過於一般或意義不明確的條款或概念。如果在稅收法律中出現了上述這樣的條款或概念，對其法律解釋會被濫用，從而導致稅收執法中的權力濫用，進而損害納稅人的利益或損害國家的利益。
第二，為防止稅收執法中的行政自由裁量權。按課稅要素法定原則，稅收立法權和執法權都是一種法定權力，而行政自由裁量權則是一種「自由」權力，稍有不慎則會滋生濫用行政自由裁量權，而濫用行政自由裁量權所造成的危害，絕不亞於行政違法導致的嚴重後果。因此，在稅收立法中應盡可能地使所有概念和條款意義明確，表達清楚，不設置允許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條款。
但是，在稅法實踐中，上述兩種情況又有其存在的客觀性。這是因為：
一是，由於漢語文字的豐富多義性、稅收立法的現狀以及執法者個人素質等因素的影響，在稅收立法中雖可以盡量做到不制定太過一般的條款，但使用一些意義含混不明的概念則成為不可避免的事實，如「偶然所得」、「有正當的理由」等等。因此，在立法實踐中，一方面，要盡量地少使用類似概念；另一方面，在對此類概念進行法律解釋時，要嚴格按字面解釋方法，不得隨意進行擴大解釋，更不得隨意進行類推。
二是，我國稅收立法嚴重滯後造成稅收執法根據不足而影響效率，這使稅務機關執法中享有一定的行政自由裁量成為必然的事實。但是，對這種行政自由裁量權必須在法律上規定一定的授權范圍、嚴格的條件和具體事項等等。比如《稅收征管法》第27條就稅務機關採取強制執行措施作了明確授權。授權的稅務機關在行使稅收自由裁量權時，就外部而言，應受合法性的限制，即行政自由裁量權必須在法律規定的范圍內，而不是沒有范圍、沒有邊際的裁量；就內部而言，應受到合理的限制，即行政自由裁量權是法律規定授予稅務行政機關為實現稅收目的而進行的合理判斷、選擇行為方向的自由，而不是根據利益選擇行為方式的自由，更不是任意所為。
合法性原則是指稅務機關作為稅收債權人及國家的代表，在課稅要素充分滿足的條件下，以法律所賦予的一切必要手段，必須依法確實有效地履行其職責，使稅收債務按照單行稅法的稅收債務內容，全面、及時、足額地履行其義務的原則。根據這一原則要求，沒有法律依據，稅務機關不僅沒有自行決定減免稅的自由，也沒有不收稅的自由。稅務機關的執法行為完全受制於法律規定，擅自開征或停徵、減免或退補都是違法行為。
依法征稅是權力，也是義務。稅務機關無權選擇納稅人、更不能與納稅人達成任何變更課稅要素或征稅程序的協定；任何規避或違反稅法的行為都是非法的和無效的；稅務機關在行使稅收行政執法權的過程中，在程序上也必須遵從法律規定，不得隨意增加或減少執法環節或程序。
在稅收法律關系中征納主體雙方的這種形式上的不平等關系，不是稅務機關設定的，而是國家以法律形式設定的。同時，國家還會設定一系列特定的法律制度和程序來保障和維護雙方、特別是納稅人的權利與義務。所以，一旦雙方就納稅義務的成立與否、履行方式等發生爭議，最後的裁判權應由法院來行使，而不是稅務機關，更不是其他機關。
綜上所述，稅收法定原則包括課稅要素、課稅要素明確以及合法性3個方面的內容。日本金子宏認為「程序上的保障原則」也是法定原則的主要內容，另外還派生出「禁止溯及立法」和「保護納稅者權利」等內容。
(2)稅收法定原則與中國稅法實踐
我國稅收法制建設起步較晚，正處在亟待完善的創制階段。稅收法定原則引起理論與實務界的重視還不到10年歷史。因此，稅收法定原則給中國的稅法實踐留下了太多的缺憾。
第一，稅收立法與稅收法定原則。
目前，我們已初步建立了一套較為完善的實體稅法體系，但從立法角度看尚存在立法級次低、立法體制混亂、立法許可權界定不清、缺乏規范、隨意性較大，從而影響了稅收法定原則的貫徹與實施。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憲法中未明確反映與規定稅收法定原則。西方國家憲法對稅收法定原則幾乎都有明確的規定，而我國憲法至今仍未明確規定，除了「公民有依照法律納稅的義務」一句有關稅法的含義以外，對政府機關的權力、義務、納稅人的權利等等重大的需要在憲法中確認的基本原則問題均未作規定(特別是涉及征稅主體依法征稅的原則性問題也是法定原則的核心問題均未涉及)。
二是稅收立法以行政立法為主，立法結構不合理，許可權不規范。如前所述，科學的立法體系應以立法機關制定的稅收法律為主，稅收行政立法只有在授權的范疇內、指定的項目上制定相應的實施細則，處於次要地位。然而「就現行16個稅種的22項立法等次而言，屬於全國人大及其常委會頒布的法律有2項，佔9.1%；屬於國務院頒布的行政法規有16項，佔72.7%；屬財政部頒布的行政規章有4項，佔18.2%」這種稅收立法結構與課稅要素法定原則是相悖的。
三是稅收立法許可權缺乏嚴格界限，致使行政權力過於膨脹。我國行政機關實際立法權極為廣泛且缺乏嚴格的界限規定，如稅收實體法除涉外稅法外，各稅種立法全由國務院完成，而且其中暫行條例中的課稅要素又由國務院再授權下放財政部和國家稅務總局完成。這種情況，一方面導致低級次的具體規定突破較高級次的法律原則，違反授權主體初衷，也為行政機關恣意行使權力提供了合法的空問與便利；另一方面，授權立法不能保證公民平等地參加稅收決策的制定和執行過程，擴大了執法難度和成本，加大了法律社會化的難度。
第二，稅收執法與稅收法定原則。
稅收實踐中，有法不依、執法不嚴、違法不究的現象仍然存在，嚴重地侵害了納稅人的合法權益，嚴重地違背了稅收法定原則。主要表現如下：
一是執法的隨意性。由於現行稅法中對課稅要素規定不明確，內容簡單，可操作性差，實施細則及相應規章，特別是解釋性的行政命令龐雜，這勢必擴大稅務機關的自由裁量權，為其隨意解釋、隨意減免提供了便利。比如，自立章法，隨意變更稅收政策，採取有悖稅法的措施與辦法等等。
二是征稅程序的隨意性。受民法法系的影響，我國稅法實踐中重實體法、輕程序法的現象較為普遍。比如，強調完成稅收任務，忽視程序規范，實際上許多涉稅糾紛是由於違反程序法而導致的。
第三，稅收司法與稅收法定原則。
如前所述，稅收法定原則的適用范圍因稅收司法自身的諸多原因而在該領域的作用大打折扣，加之具體稅收司法人員專業素質的差距，使稅收法定原則的實施更受到制約。
綜上所述，我國稅法實踐中普遍忽視稅收法定原則的現象已相當嚴峻。因此，建立合理的稅收立法結構、規范立法許可權；建立執法約束機制、規范執法行為；完善稅務救濟法律建設、建立獨立的稅務司法體系不僅僅是稅收法定原則的要求，也是提高依法治國、依法治稅從而提高依法執政能力水平的需要，更是建立現代化法制社會與國家的必然趨勢。
2．稅法公平原則
公平原則是現代文明社會的普遍原則，它涵蓋了政治、經濟、外交、法律等幾乎所有的社會層面，而不同的層面有其具體的不同內容。比如公平原則在稅收經濟層面的具體內容主要是稅收負擔在納稅人之間的合理、平等的分配問題；在稅收法律層面的具體內容主要是稅收權利、義務在征納雙方合理、平等的分配問題。由於稅收經濟和稅收法律密不可分的同一關系，使得公平原則在二者之間很難准確地截然分開。
日本學者金子宏認為，稅法公平原則就是「稅負必須依照國民間的承擔稅的能力來進行公平的分配，在各種稅收法律關系中，必須公平對待每一個國民」。顯然，金子宏只注意了公平原則的稅收經濟層面，即稅收負擔，而忽視了公平原則的稅收法律層面，即稅收權利義務的公平分配。
稅法上的公平原則主要包括兩個方面的內容：
一是稅收權利、義務的公平；
二是稅收負擔的公平。
稅收負擔公平是內容，稅收權利義務公平是手段，換言之，只有稅收權利義務的公平，才有稅收負擔的公平。因此，法律層面的公平原則應從稅收權利義務、普遍納稅和量能納稅三個方面來理解。
(1)稅收權利(力)義務對等原則。
稅收法律關系是一種征稅主體與納稅主體間的權利義務關系。通常情況下人們關注和強調的是征稅主體的權力和納稅主體的義務，其實這是對稅收法律關系，特別是對征納雙方權利(力)義務關系的一種誤解。只有科學、完整的理解稅收法律關系中的權利(力)義務關系，才能理解稅收權利(力)義務的對等原則。應該從權利與義務、權利與權力、權力與責任三個方面來理解這一對等原則。
權利與義務的對等是指納稅主體的權利與義務的對等性。它可以從質和量兩個方面來考察：權利義務對等性的質的內涵是指納稅主體承擔的義務是以其享有的權利為前提的，即沒有權利則沒有義務；權利義務對等性的量的內涵是指納稅主體承擔義務的數量應與其享受的權利多少相一致，即享有多少權利則承擔多少義務。當然這種量的對等性是相對的，不可能也沒有必要是絕對的。
權力與責任的對等是指征稅主體的權力與責任的對等性。這種對等性表現為征稅主體擁有權力的法定性和對具體執法行為應承擔的相應責任，即一方面征稅主體受法律約束，不能超越和濫用征稅權力；另一方面征稅主體要對自己的具體執法行為負責，包括行政責任和刑事責任。
權力與權利的對等是指征稅主體與納稅主體法律上的對等性，即征稅主體與納稅主體雙方地位上的對等。具體表現為執法過程和司法過程中雙方權力與權利運用的充分對等，征稅主體不得歧視、欺壓納稅主體。
(2)普遍納稅原則。
普遍納稅原則是稅法公平基本原則的具體原則，普遍是公平的前提，只有普遍才能平等，才能公平。因此，普遍納稅原則又包括普遍原則和平等原則兩個方面，前者是質的概念，後者是量的概念。
普遍原則是指稅法在對其構成要素及稅收管理管轄權進行設定時，應盡量地使社會大多數成員都成為納稅主體。除因國際慣例以及一定的政策目的而有特殊規定之外(例如對使領館及外交人員、公共及公益性團體事業等的稅收豁免)，任何人均須根據稅法的規定承擔納稅義務並實際履行，不允許有不承擔納稅義務的人。
平等原則是指所有納稅人在稅法面前都應受到相同的待遇。它包括兩個方面：一是納稅人不應因其身份地位等原因而享有某種(或不享有某種)特別優惠的稅收(關於超越法律之外的特權則更不允許)。二是不得實行稅收歧視，納稅人不得因其民族、宗教、膚色、出身、語言等而受到特別不利的稅收待遇甚至稅收歧視待遇。
(3)量能納稅原則。
又稱負擔能力原則，是指在稅收負擔上，按納稅人的實際負擔能力的大小來分擔，條件相同的納稅人負擔同量的稅收；條件不相同的納稅人負擔不同量的稅收。以實際納稅人負擔能力為依據，稅法在設定具體的稅收標准時，為貫徹公平原則，還必須注意兩個重要因素，即稅基和稅率問題。
稅基和稅率是稅收實體法中兩個特定的課稅要素，稅基的寬窄和稅率的高低，對征納主體雙方分配所佔份額影響極大。在設置稅基和稅率時考慮納稅人的稅收負擔能力問題是各國稅法普遍重視的問題，這兩個要素的設計除了考慮納稅人的負擔能力以外還要考慮一定時期國家經濟運行的狀況和宏觀經濟的運行目標與政策。因此，在設計稅基與稅率時，納稅人負擔能力不是唯一的因素。
3．稅法效率原則
效率原則是現代市場經濟國家普遍遵循的原則。不同層面效率的內容不盡相同。比如，在稅收經濟層面，效率原則對征納雙方來說，其主要內容是通過合法途徑在降低征稅成本和納稅成本的同時獲得最大的稅收利益(征納雙方對稅收收益有不同的價值取向)；在稅收法律層面，效率原則對征納雙方來說，其主要內容是通過提高稅收立法、稅收執法和稅收司法的運行效率，在降低征稅成本和納稅成本的同時獲得最大的稅收經濟效益。
經濟層面的效率和法律層面的效率既有聯系又有區別：二者聯系表現在目的上，都是為降低成本(廣義的成本)獲得最大的稅收效益即最大限度地減輕稅收對經濟發展的妨礙；二者的區別表現在手段上，經濟層面的手段主要是運用合法的經濟手段，如合理的稅務籌劃等等。法律層面的手段主要是提高稅收立法、稅收執法和稅收司法的運行時間、運行質量和運行模式等方面。
從稅收與稅法的實踐看，效率原則與公平原則是一對密不可分的矛盾體。研究二者關系及其政策取向的意義遠高於對二者本身的探討。
(1)公平與效率是一對矛盾體
公平原則強調量能負擔，其結果窮人相對少納稅，富人相對多納稅，從而會影響富人的積極性，最終會影響經濟和破壞效率原則；效率原則強調減少干擾，實現經濟的高速增長，最終可能拉大貧富差距和破壞公平原則。這是一對不可逆轉的矛盾體，處理好這一矛盾對一國經濟的發展、社會的安定具有重要意義。
(2)處理公平原則與效率原則矛盾的三種選擇
從理論上分析，處理公平與效率矛盾有三種選擇：
一是效率優先、兼顧公平；
二是公平優先、兼顧效率；
三是兼顧公平與效率。
第三種選擇魚與熊掌兼得，當然是上上策。但當生產力水平相對較低，法制建設環境相對不完善的條件下，這個選擇無疑是「空想社會主義」，無論從哪個角度分析，我國現階段均不具備兩者兼得的環境與條件。選擇效率優先還是選擇公平優先?這是必須做出的選擇。
縱觀世界經濟發展的歷史規律，通常情況下，當生產力水平處於相對較低階段時，為了增加社會財富的絕對總量，需要首先增加國家的綜合國力，提高生產力水平，這時一般的選擇是「效率優先」；當生產力處於發達階段，社會財富相對豐富貧富差距突出，為解決這一矛盾，需要首先調整社會產品在各階層的分配，這時一般的選擇是「公平優先」。
我國現階段遇到了兩難選擇：一方面從總體經濟實力看，我國尚處於發展階段；另一方面目前貧富差距又十分突出(基尼系數已突破0.45)。如果從「以人為本」、建立「和諧社會」的政治背景出發，今後一段時期內，應當選擇公平優先，以緩解社會矛盾。 稅收法律具體原則又稱稅法適用原則，是稅法解釋和稅收征繳等具體稅收部門法律適用過程中應遵從的原則，主要包括以下具體原則。
1．實質課稅原則
實質課稅原則是指對於一項稅法規范是否適用於某一特定情況，除考慮是否符合稅法規定的稅收要素外，還應根據實際情況，尤其要根據是否有利經濟發展來判斷決定是否征稅的原則。實質課稅原則主張從實質上考察納稅人的負擔能力，在此基礎上確認納稅人的稅負。實質課稅原則在很多國家稅法中均有規定，如德國、日本、韓國等等。實質課稅原則是適用於稅收實體法的具體原則。
2．誠信原則
誠信原則要求征納主體雙方在履行各自義務時，要講求誠實、信用，不得違背對方的合理期待和信任，也不得以許諾錯誤為由而反悔，故在英美法系中又稱為「禁止反言原則」和「禁止反悔原則」。該原則包括道德心理、法律規范和客觀事實三個要素。
誠信原則的運用有利保護當事人的信用價值，但該原則的運用應滿足以下條件：
一是稅收行政機關對納稅人提出了構成信賴對象的正式主張；
二是納稅人的信賴值得保護；
三是納稅人已經信賴稅務機關的表示並據此已為某種行為。
誠信原則是適用於稅收程序法的具體原則。
3．禁止類推適用原則
禁止類推適用原則是指當稅法有漏洞時，依據稅收法定原則，不允許以類推適用方法來彌補稅法漏洞的原則。稅法必須保持相對穩定性，不得隨意解釋和任意擴張或類推，立法的漏洞應由立法機關解決，執法機關不得由類推來解決，否則違背了法定主義基本原則。因此，禁止類推適用原則是適用於稅收實體法的具體原則。
4．禁止溯及課稅原則
禁止溯及課稅原則要求新頒布實施的稅收實體法僅對其生效後發生的應稅事實或稅收法律行為產生效力，而不對其生效之前發生的應稅事實或稅收法律行為溯及課稅。這一原則具有保障納稅主體權益的作用。禁止溯及課稅原則是適用於稅收程序法的具體原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