約束司法權

A. 如何將司法權關進制度的籠子

一、關鍵是透明：
陽光是最好的防腐劑。關鍵是通過公開透明，避免權力暗箱操作，促使權力行使者自我約束。盡可能將權力運行的過程置於社會公眾的監督之下，讓公眾看得見、可感知。
規范司法權的行使，要以全過程展示審判流程公開：從案件進入法院立案階段，到各訴訟程序，再到司法裁判生效後依法執行，都要依法公開。要構建以庭審為中心，覆蓋全部審判流程的司法公開體系。要以多維度實現審判流程公開，不斷拓寬人民法院與人大代表、政協委員、特邀監督員、法學專家、律師之間的互動渠道，針對社會關注的熱點案件適時、主動向新聞媒體通報案件辦理情況，及時公布案件審理結果。要以信息化支持審判流程公開，推行庭審網路直播，搭建社會公眾查閱電子訴訟檔案服務平台。
裁判文書公開。裁判文書的核心在於說理，公開旨在將裁判說理過程公之於眾，讓當事人贏得理直氣壯，輸得明明白白。生效裁判文書統一在互聯網公布後，每份判決書都將進入公眾評判的視野，伴隨主審法官終生，法官的責任心必然有所提高，司法擅斷、徇私枉法的可能性也將大大減少。
執行信息公開。要盡快建立統一的執行信息公開平台，通過執行信息公開，避免因暗箱操作造成如拖延執行、索拿卡要，偏袒被執行人，幫助被執行人轉移財產等司法腐敗行為。
二、本質是有邊界：
制度籠子就是要為權力運行設置明確邊界，使權力行使「不自由」。制度籠子的邊界設置要符合司法規律、歷史傳統和現實國情。要通過構建「有權必有責，用權受監督」的權力約束機制，實現主審法官、合議庭辦案責任制，讓審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負責。避免邊界過寬，權力運行難以受到約束；邊界過窄，司法權無法公正高效權威運行的問題。
規范自由裁量權。自由裁量權的行使是必要的，但也是最容易產生權力尋租、司法腐敗的領域。要完善制度框架，確保自由裁量權依法、規范行使。要加大司法解釋工作力度，就抽象、彈性法律條文在司法實踐中具體運用問題作出明確解釋，指導法官適用法律；要及時出台規范自由裁量權的指導意見，如量刑規范化方面，細化不同的量刑幅度，增強量刑的可操作性和可預期性，將自由裁量許可權制在合理必要的范圍內。
完善案例指導制度。案例指導制度在統一法律適用標准，指導下級法院審判工作，豐富和發展法學理論等方面具有重大的現實意義。最高法院依照嚴格程序編選發布的指導性案例所確定的裁判要點，對人民法院審理類似案件、做出裁判具有指導作用，即在根據法律、有關司法解釋做出裁判的同時，各級人民法院在審判類似案件時應當參照，並可以作為裁判文書的說理依據加以引用。案例指導制度的要旨在其示範性、規范性和引導性，是避免司法權濫用，「同案不同判」的有效手段。法院要切實把握好「類似案件」標准，在同一時期、同一類型、同一爭議焦點的案件，原則上要作出類似的判決，否則審判人員必須說明理由。
三、核心是關得進：
制度的籠子公開透明、邊界明確以後，核心還是要解決好權力進籠子的問題。關鍵還在於馴服權力，推進監督制度落實，確保各項監督權落地。
落實人大監督。我國憲法規定，全國人大選舉並有權罷免最高法院院長，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大選舉並有權罷免本級法院院長。各級人大及其常委會應重點針對執法檢查、工作調研中發現的突出問題，人民群眾來信來訪集中反映的問題和社會普遍關注的問題，聽取和審議人民法院的專項工作報告。人大在進行監督時，應重點選擇社會關注度高，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案件，尤其是不應僅為涉及特定當事人、特定單位利益的案件提案質詢。應善於發現個案中暴露出的司法作風、司法能力、司法機制等方面存在的問題，督促人民法院剖析原因，提出措施，完善機制，維護司法權威公信。
完善新聞監督。讓司法審判工作時刻處於「眾目睽睽」之下，甚至每一次庭審、每一份判決、法官的一言一行都受到關注。這一方面讓法官感到「不自由」，但也促使法官體察司法權的神聖性，保持審慎敬畏，謹言慎行，公正司法。當然，在媒體高度發達的時代，法院在重視媒體、善待媒體的同時又要秉持依法獨立行使審判權的基本原則，不能簡單的為新聞輿論所左右。

B. 行政干預司法違了什麼法

法學界普遍認為，司法獨立是確保司法公正的前提和基礎。我國司法改革實踐表明，行政對司法的干預是最為廣泛和深刻的，其對司法公正造成的戕害也是最大的。因此，有必要從制度上加強對行政權力監督與制約，斬斷行政干預司法的黑手。
按照現代法治要求，包括立法權、行政權在內的各種國家權力的運作都應當納入司法最終審查的范圍。在法治國家，法院在社會關系調整過程中居於核心地位。《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第126條規定：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與此同時，《民事訴訟法》、《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也對人民法院獨立行使審判權作出了明確規定。但是，由於傳統政治體制的影響，我國法院遠沒有樹立起應有的權威。非但如此，行政機關通過財政、人事、編制等行政管理對法院行使審判權進行干擾與限制，使我國的法院淪為相當邊緣化的境地。
行政干預司法的第一個途徑即財政控制。我國實行「一級政權，一級預算」的財政預算管理體制，人民法院財政預算是同級人民政府財政預算的組成部分，其決定權掌握在同級人民政府手裡。不但法院辦公環境的改善、辦公設備的添置決定於同級政府預算，就連法院人員工資開支、辦公經費支出等也都要受制於同級政府。「吃著人家嘴短，拿著人家手短」，法院也深知其中的道理。因此，法院有時不得不充當地方政府的看家護院。盡管《預演算法》規定政府預算應當依法進行，盡管同級人大及常委會對預算具有審批、監督和撤銷權，但這些都不足以約束政府的預算行為。中國的法院院長們都知道，與政府搞不好關系意味著什麼。因此有人說，在中國當法院院長可以不懂法律，但不能不懂官場邏輯。
編制管理是政府幹預司法的第二個手段。《中華人民共和國法官法》對法官的性質、范圍、職責、及權利義務、任職條件、考核培訓、獎勵懲戒、福利保障等各方面作出了詳細規定。但是，符合這些條件就能夠成為法官嗎？當然不是，這只是成為法官的必要條件或者說是前提條件。按照現行人事管理制度規定，法院法官職位還要受到政府編制的約束。編制管理本來是行政機關設置行政機構的管理活動，但是現在卻同時成為政府控製法官職位設置的制度。另外，許多地方政府還規定，法院招聘法官除了符合《法官法》條件外，還要具有本地方居民戶口、通過人事部門組織的公務員資格考試。這就意味著地方政府突破法律規定，在事實上把法官納入行政人事管理的范疇。這樣，各級政府就通過編制管理、公務員資格管理及戶籍管理等從宏觀上控制了法院人事權。
行政干預司法的第三個途徑是通過政法委。作為黨領導政法工作的專門機構，政法委在組織協調司法機關辦理案件、保障人民權利方面起著重要作用。但是，也不能否認個別黨的政法機關違反憲法和法律，干擾司法機關依法辦案、妨礙法律正確實施的情況存在。按照現行黨政領導體制，政府首長多為地方黨委第一副書記，其黨內排名較政法委書記靠前，而政法委又是司法工作的「領導」機關。為維護政府利益，政府首長常以其在黨委中的身份通過政法委干擾人民法院依法行使職權。與前兩種方式相比，政府通過此種方式干預司法更為隱蔽，造成的危害也更為嚴重。
因此，斬斷行政干預司法的黑手應當從改善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入手。首先，在現行政治體制下，提高人民法院院長在黨內的地位。按照黨的組織原則，將法院院長增選進各級黨委常委會，並不斷提高其在黨內的位置；其次，按照《憲法》規定，建立黨政領導幹部違法干預司法的責任追究制。《憲法》第五條明確規定「一切國家機關和武裝力量、各政黨和各社會團體、各企業事業組織都必須遵守憲法和法律。一切違反憲法和法律的行為，必須予以追究」。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應當在憲法和法律規定的范圍內進行，從本質上講，違法干預司法也即妨礙法律實施，應當承擔法律責任；再者，按照《黨章》規定的組織原則，規范黨對政法工作的領導。通過立法禁止各級黨組織對正在審判過程中的具體案件發表意見、作出指示，要進一步強調民主集中制，防止個別黨員領導幹部假借集體名義干預司法。同時，將各級黨委會對政法工作的決議、決定記錄在案，並要求參與討論的黨委會成員簽字確認，以備將來復查，追究違法干預者的法律責任；最後，在加強和改善黨對政法工作領導的同時，積極推進司法體制改革。需要說明的是，司法改革是一項系統工程，應當與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協調進行。只要這樣，才能使法院從人財物上擺脫對政府的依賴，斬斷政府對司法干預的黑手。
我們有理由相信，在「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學發展觀的指引下，隨著人類法制文明的進步，隨著人權保障水平的提高，行政干預司法必將受到更為強烈的質疑和抵制，依法治國這一基本治國方略也必將得到真正的實現！

C. 司法權的程序性

司法權的程序性是指司法權的運作是依據程序法律所規定的順序、步驟、程式所開展的表現形態。司法權的程序性是非常明顯的，三大訴訟法即刑事訴訟法、民事訴訟法、行政訴訟法均是程序性法律，其所系統地規定的各種訴訟程序，如一審程序、二審程序、執行程序、特別程序、審判監督程序等等，無不體現出司法權行使的程序性及規范性的特點。為何司法權的行使必須要依程序規則來進行呢？這是由法律的規范性所決定的，既然司法機關及法官所司的對象是法律，那麼，對規范性的法律之適用自然也應依規范性的程序來進行的。程序性也是司法權區別是於行政權、立法權的一大特徵。雖然，立法權在行使過程也有一套步驟、方式，但其程序的嚴格性及系統性程度遠比不上司法權的嚴格性和系統性程度高，況且，立法權也沒有一套程序性法律來確定其運作規則。行政權的程序性程度相對於立法權、司法權的程序性程度來講更低，且更不規范，因為，行政權很多時候是依政策、命令、決策來運作的，機動和靈活性是其突出的特點，因此，其程序性程度遠不及司法權的程序性是顯而易見的。
司法權的程序具有權威性，是指司法權的行使在完成一個或幾個法定程序之後，就對程序參與者各方產生一種法定約束力，非經法定程序的變更或解除，不得改變其效力。司法權程序的權威性是由程序本身所決定的，因為，程序既然是由法律規定的，那麼，依法定程序行使的權力自然就會產生法定的權威性。
程序決定司法權權威性的表現為：
（一）程序的正當性。即程序必須依法律規定的順序、期限、主體、條件等來展開，如果違反這些要素則構成程序違法，程序違法則不能產生法定的效果及權威。
（二）程序的獨立性。是指程序的依法運作不應受到非程序性因素的干擾，非因法定原因不得造成程序被任意的拖延、終止、終結或遭人為因素的破壞。程序的獨立性與司法權的獨立性是一致的，司法權的獨立性包含著實體獨立和程序獨立，依法或依獨立程序審理案件所產生的結果不僅符合法律的規定，而且符合司法權運作的特點與規律。
（三）程序的保障性。「自由的歷史基本上是奉行程序保障的歷史」此話道出程序的權威與價值。程序的保障性是指程序對參與各方的權利的保護都是平等的，約束各方的義務也是對等的，各方都享有程序給予的權利來表達自己的意見，提供相關證據，反駁對方的觀點，處分自己的權利；各方都平等地接受義務的約束並及時履行義務，尊重對方的權利，等等。只有程序參與人平等地參與程序，平等地受到程序的保障，則他就能夠尊重並接受程序所產生的結果，因為，「權威來源於確信和承認」，所以，程序的保障性自然也就產生權威性。
（四）程序的終局性。由於程序決定著結果，因此，一旦完成了一個或幾個程序之後，結果就業已確定，不得改變。例如三大訴訟法均規定，案件經一、二審程序所做出的判決，具有終局性。故，不論是一個程序或是幾個程序，都應當完整開展，如果未完成法定的程序，自然也就不能產生法定的結果與效力；同時，完成了所有的程序之後，程序就具有終局性，這種終局性是不可改變的。這樣，其權威性就由終局性所決定。

D. 關於中國古代的司法權問題

"法自君出"
法律以君主意志為轉移中國古代"法自君出"，君主始終掌握國家最高立法權。一切法典、法規皆以君主名義頒行。皇帝的詔敕往往直接成為法律，皇帝可修改、廢止任何法律。
皇帝又擁有最高司法權，一切重案、要案、疑案，以及一切死刑案件(隋唐以後)皆須皇帝裁決、批准。皇帝可以法外用刑，也可法外施恩，赦免任何罪犯。

以禮教為指導原則
法律以禮教為指導原則和理論基礎
在這種原則下，禮的許多內容被直接定為法律，"七棄三不去"、"八議"以及喪服制度等相繼入律，並為後世法典所沿用。禮教力倡"無訟"、"息訟"，也導致人們的權利意識非常淡漠。

以刑法為主刑
法律以刑法為主刑始終是中國古代法律的主題。古代沒有部門法的劃分，歷代法典--律遂通稱刑律，社會生活各個領域各類違法犯罪行為，統統規定於此，統稱犯罪，處以刑罰。一部律中，實體法與程序法也不區分，民事訴訟程序與刑事訴訟程序混一，作證與招供同等看待。另一方面，專制君主無視下民的主體權利，平民百姓也不具有這種意識，並以"對簿公堂"為恥、為累，一般民事糾紛也無關政權安危大局，商品經濟又長期不發達，如是等等，致使中國古代民事立法偏枯，與刑法畸重形成強烈反差。

"口含天憲"
司法從屬於行政皇帝"口含天憲"，握有國家最高司法權。歷代中央雖設司法機構，但輔佐皇帝的重臣，如冢宰、丞相、宰相、內閣大臣等，完全可以過問司法。中央某些行政機構長官也可干預或參與司法，而司法長官一般無權過問行政。在地方，一地行政長官即兼理同級司法審判。
獄訟是否得平，自漢以來便是考核地方官政績的主要項目之一。

E. 最高人民檢察權的的司法解釋，對法院是否有約束力請說明理由！

沒有，司法解釋是法律解釋的一種。屬正式解釋。司法機關對法律、法規的具體應用問題所做的說明。對某一案件在適用法律上所作的解釋，只對該案件有效，沒有普遍約束力。最高法院所作的解釋，對下級法院通常具有約束力。違背憲法與法律的司法解釋無效。
司法解釋不是法律，法官根據案情可以參照司法解釋，也可以不參照，因為司法解釋沒有法律的效力大，法官有自由裁量權的

F. 請從中國法律（最好是憲法）中找到對司法權可以約束行政權的條文

第一百二十六條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第一百三十一條人民檢察院依照法律規定獨立行使檢察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第一百三十五條人民法院、人民檢察院和公安機關辦理刑事案件，應當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以保證准確有效地執行法律。

G. 偵查權屬於行政權還是司法權

現代一般認為，從偵查權的主動行使特徵來看，它理論根據在於行政權；而從其刑事訴訟特徵來看，偵查權的理論根據又在於司法權。"*#因此，偵查權兼有行政權與司法權二者的部分特徵。在西方大陸法系理論上，「行政程序說」認為，偵查程序是作為行政官署的偵查機關主宰的、以發現犯罪嫌疑人和犯罪事實為中心任務的程序，作為偵查對象的「事實」不像作為審判對象的「公訴事實」那樣確定，而具有相當的易變性，偵查措施也不可能完全按照事先規定的那樣進行，常常會因具體情況的變化而變化，因此，偵查程序在相當大的程度上具有不同於司法程序的特點，它不容易受到法律的約束，在偵查行為的效果上，首先注重的是合目的性，而不是合法性，所以偵查程序在本質上是行政程序。而「司法程序說」則認為，偵查程序固然必須強調國家機關的權力，並且具有相當的隱蔽性，但它仍然必須遵守法定的程序，即使從查明事實真相的角度出發，也有必要對偵查程序進行法律約束，而不能任憑偵查機關「自由裁量」，特別是考慮到偵查過程中必然需要採取一定的強制措施，對市民社會的基本人權構成重大威脅，必須要求偵查權的行使針對特定的案件進行，每一項強制措施的採用必須以存在合理的根據為前提，偵查程序雖然不能與審判程序同等看待，但可以視為一種類似的司法過程，即它是受「偵查法」調整的、對於偵查相對人的權利給予保障和救濟的司法程序。可見，對偵查程序性質的不同理解必然導致對於偵查目的、偵查機關與相對人的關系、偵查權的約束與法官的參與等問題的不同認識。

H. 法律程序對司法權的約束主要作用表現在哪些方面

審查。我認為程序對於司法權的約束最主要的表現在審查上。

I. 准司法權是什麼意思麻煩解釋詳細點

2006年1月1日起正式實施的新證券法賦予了中國證監會以准司法權，而證監會出台的《中國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凍結、查封實施辦法》(以下簡稱《實施辦法》)更是對准司法權的行使作出了明確的規定，這讓廣大股民感覺到准司法權正切切實實地向我們走來。毫無疑問，證監會擁有準司法權對於證券市場的健康發展是一個不小的利好，我國證券市場違法犯罪案件屢發不止的現狀可望得到改善。

准司法權：國際通行我國首次

賦予證券監管機構一些准司法權，是這次證券法修改的重要內容之一，盡管這在我國行政執法部門中還比較少見，但卻是國際通行的做法。這主要是因為，證券違法犯罪往往表現為危害易於擴大、蔓延，證據容易毀損、滅失，資金容易隱匿、轉移，如不及時制止和控制，不僅案件本身難以查證，難以處罰，還可能引發系統性風險，危及市場的安全運行。基於這些考慮，絕大多數國家或地區都賦予證券監管部門必要的行政執法權，使其在監管中可以採取必要的強制措施。

《實施辦法》頒布之前，我國證監會只有行政處罰權，沒有行政執法權，即所謂的准司法權，因此只能通過司法機關申請凍結。實踐中，往往因為跨部門申請手續及審批過程較長，貽誤時機、損失擴大。

准司法權的具體內容

這次新證券法修改新增的執法權，最重要的執法手段之一就是凍結、查封權。作為執法程序的規定，《實施辦法》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一是解決誰申請、誰審查、誰決定、誰執行、誰監督的問題，嚴格規定證券監管機關凍結、查封和限制證券買賣的實施步驟，各環節相對獨立，各負其責，分工合作，保障執法過程的規范化。二是統一申請書、決定書、通知書等執法文書的內容、格式，告知當事人及協助執行單位的權利、義務及配合責任，提高相關措施的實施效率。

依照法律規定，證監會在對證券違法案件進行調查、審理或者執行時，發現涉案當事人存在下列情形之一的，可以實施凍結、查封措施：一是已經轉移、隱匿違法資金、證券等涉案財產的；二是可能轉移、隱匿違法資金、證券等涉案財產的；三是已經隱匿、偽造、毀損重要證據的；四是可能隱匿、偽造、毀損重要證據的；五是其他需要及時凍結、查封的情形。對於什麼是重要證據，哪些情形屬於可能轉移、隱匿、偽造、毀損，在辦法中都有詳細規定。

那麼，凍結、查封的對象主要有哪些？根據新證券法第一百八十條第六項的規定，證券監管機構有權凍結、查封涉案當事人的違法資金、證券等涉案財產及重要證據。主要包括：涉案當事人資金賬戶和銀行賬戶的資金和存款；證券賬戶中的有價證券；動產(如辦公設備)、不動產(如房屋)、特定動產(如汽車)及其他財產權(如股權)；對案件調查有重大影響、對案件定性有關鍵作用、不可替代或者具有惟一性的重要證據。

為了保護當事人的合法權益，被凍結、查封的當事人也並不是完全無可作為。《實施辦法》設置了多渠道的救濟措施，比如實施時當事人有權陳述和申辯，執行人員應該聽取並記錄；賬戶被凍結後，證券持有人提出出售部分或者全部被凍結證券的請求，經審查認為確有必要的，可以將該部分或者全部被凍結證券解凍；當事人提供相應擔保的，經中國證監會主要負責人批准，可以解除凍結、查封措施；涉案當事人對凍結、查封決定不服的，可依法向中國證監會申請行政復議等。

准司法權：制衡下的權力

有權力，就有責任和對權力的制衡。《實施辦法》規定，如果中國證監會案件調查部門、審查部門及派出機構未按規定程序實施凍結、查封等措施，致使當事人的合法權益遭受重大損害的，依法給予賠償；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直接責任人員，應依法給予行政處分；構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責任。

業界認為，「凍結、查封」權力使得證監會的調查監管力度得到了本質上的加強，而不再只是敲山震虎式的行政約束。但准司法權的落實，最終還需要司法權作支撐，需要其他配套的法規。如果法院仍然拒絕受理有關上市公司虛假陳述的民事賠償案，仍然拒絕小股東的集體訴訟，那麼證監會的准司法權也就會流於形式。同時，這一權力的行使應該是慎重的，用嚴格的機制和程序做保障，將權力的行使過程公之於眾，主動接受市場和全社會的監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