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的內涵與外延

㈠ 國際商法的題目~~！！

國際商法概念初探國際商法作為一門大學課程，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已在國外的一些大學中開設多年。[1]在我國，隨著近年來對外工作的不斷擴大，不僅一些大學開設了國際商法課程，而且尤為引人注目的是，國際商法已成為許多行業和部門人士的重要而受到普遍重視。與此同時，「國際商法」一詞在各種場合被頻繁使用，冠以國際商法名稱的書籍也屢見不鮮。[2]於是，不斷有對國際商法感興趣的大學學生、生和各界人士提出如下一些：什麼是國際商法？怎樣理解國際商法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國際商法是否同國際法、國際經濟法或民法、經濟法一樣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筆者認為，這些問題的出現反映了我國對外開放事業的深入，對法學研究不斷提出新的課題和新的要求。而正確地認識和把握這些新課題，推動和繁榮我國的法學研究事業，正是我們法學研究工作者的職責所在。鑒於此，筆者擬對國際商法的概念從理論上進行初步的探討，不妥之處，請讀者批評指正。
關於國際商法概念的研究，綜合考察國內外學者散論於各種著作中對國際商法概念的說明，筆者認為國際商法的概念可有廣義和狹義兩種，下文分別予以闡述。 一、從廣義上看，國際商法是調整國際商事關系的各種法律規范的總和，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第一，按照法學的一般理論，劃分法律部門的主要標準是法律規范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凡調整同一種類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就構成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3]國際商法就是作為調整國際商事關系這一特定的社會關系而獨立存在的法律部門。所謂國際商事關系，是指某種商事關系，其主體不論是個人、法人、國家政府或國際組織，只要這種商事關系的當事人分屬於兩個以上不同的國家或國際組織，或其所涉及的商事問題超越一國國界的范圍，這種關系就可稱之為國際商事關系。用以調整所有這些國際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就屬於國際商法的范疇。具體將，舉凡涉及商事關系的國際公法規范，國際經濟法規范，當事人自願接受的國際商事慣例或沖突法規范，國際商事公約或條約，國內商法中的國際性規范，都應包含在內。 對法律部門的劃分，除以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系作為依據和主要的標准外，由法律規范的性質所決定的法律調整的異同也是一個重要的補充標准。舉一個明顯的例證，刑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這從未引起過爭議，但刑法顯然不是調整同一種類的社會關系的，而是調整由於犯罪所破壞的多種社會關系的，幾乎涉及一切法律部門的調整對象。但其調整方法卻是單一的刑罰手段。這是其它法律部門所不具有的調整方法。同樣，基於國際商事法律規范的性質所決定的國際商法的調整方法是多樣性的，有不同於其它法律部門調整方法的顯著特徵。國際商法的調整方法，既包括協商與調解等調整方法，也包括仲裁與訴訟等調整方法，既包括國內法的調整方法，也包括國際法的調整方法。因此，從法律調整方法的角度考察，也可說明國際商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在討論國際商事法律問題時，有必要對國際商事法律中的「商事」一詞進行說明。「商事」一詞是國際貿易交往中的一個重要的慣常用語。一般來說，國際組織或國家都對「商事」一詞盡可能做廣義的解釋。如根據聯合國國際貿易法委員會在起草《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時，就「商事」一詞所作的注釋[4]，具有商事性質的關系包括但不限於下列交易：任何提供或交換商品或勞務的貿易交易；銷售協議，商事代表或代理；保付代理；租賃；咨詢；設計；許可；投資；融資；銀行業；保險；開采協議或特許權；合營或其它形成的或商業合作；客貨的航空、海洋、鐵路或公路運輸。美國加利福尼亞的《國際商事仲裁和調解法典》則仿照《國際商事仲裁示範法》羅列了18種屬商事關系的事項：（1）提供或交換商品或勞務的交易；（2）銷售協議；（3）商事代表或代理；（4）開采協議或特許權；（5）合資或其他形式的工業或商業合作；（6）客貨的航空、海洋、鐵路或公路運輸；（7）建築；（8）保險；（9）許可；（10）保付代理；（11）租賃；（12）咨詢；（13）工程；（14）；（15）銀行；（16）資料或技術的轉讓；（17）知識或工業產權、包括商標權、專利權、版權和軟體程序權；（18）專業服務。[5]另根據我國加入1958年訂於紐約的《關於承認和執行外國仲裁裁決的公約》時作出的商事保留聲明中提到的「商事」的概念，包括貨物買賣、財產租賃、工程承包、加工承攬、技術轉讓、合資經營、合作經營、勘探開發資源、保險、信貸、勞務、代理、咨詢服務和海上、民用航空、鐵路、公路的客貨運輸以及產品責任、環境污染、海上事故等。[6]因此，我國關於「商事」一詞的解釋也是一種比較廣義的解釋。國際商法就是規范各種商事主體在上述國際「商事」領域活動的法律。 第二，從國際商法的產生看，國際商法從一開始就是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出現的。它最初所調整的商事關系就不是一國國內商人之間的商事關系，而是跨國界的、不同國家商人之間的國際商事關系。 國際商法是隨著商品經濟的產生和發展而產生和發展起來的。國際商法的形成來源於實踐，它的系統化過程不是由於國家的立法或學者的傳播，而是由於其適用者兼推行者的努力。國際商法最初的形式是商人習慣法，它在十一世紀出現於威尼斯，後來隨著航海貿易的發展逐步擴大到西班牙、法國、德國及英國，甚至北歐各國和非洲北部。這種以商人（主要是從事兩國或多國間貿易，並須經船舶運送的商人）間為規范對象的國際商法，屬於商人習慣法，是以當事人自治原則為最高原則，經由交易常例、習尚、習慣而形成的法律規范。其內容主要包括：貨物買賣合同的標准條款、兩合公司、海上運輸與保險、匯票、破產程序等方面的規范。這種商人習慣法是商人在歐洲各地港口或集市用以調整他們之間的商事交易的法律和商業慣例，它與當時封建王朝的地方性法律相比較具有以下幾個特點：（1）它具有國際性，是國際商法，普遍適用於各國從事商品交易的商人；（2）它的解釋和運用不是由一般法院的專職法官來執掌，而是由商人自己組織的法院來執掌，其性質類似於的國際商事仲裁或調解；（3）其程序較簡單迅速，不拘泥於形成；（4）它強調按公平合理的原則來處理案件。[7]

㈡ 吧里有學國際金融法專業的學長學姐嗎

國際金融法所調整的國際金融關系是具有金融性的國際關系。在當前金融業多向度、深入發展的情況下，探尋金融的恰當含義尤為重要，這是因為國內外對金融的含義存在的不同認識和理解，直接影響到對國際金融法的概念、調整對象、范圍、淵源、理念及社會功能等問題的科學認識，影響到國際金融法科學體系的建立。因此，探討金融的含義就構成考察和掌握國際金融法基本理論的基點和起點。對於金融可以從內涵和外延兩個方面進行把握。
(一)金融的內涵
金融的內涵，即金融的本質屬性有哪些，這是認識金融和國際金融法所必須回答且難以回答的問題。
對此，我們認為應從以下兩個方面來把握:
1.金融
在訓詁意義上的基本含義「金融」是由中國字組成的詞，據考證，它並非古已有之。古有「金」和「融」，但未見「金融」連在一起的詞。《康熙字典》及其之前的工具書均無「金」與「融」連用的詞，即為佐證。將「金」與「融」連起來始於何時，無確切考證。是否直接譯自Finance亦無任何證明。一個很大的可能是來自明治維新的日本。那一階段，有許多西方經濟學的概念從日本引進——直接把日語翻成漢字搬到中國來。最早列入「金融」條目的工具書是: 1908年開始編纂、1915年出版初版的《辭源》和1905年即已醞釀編纂、1937年開始刊行的《辭海》。
《辭源》(1937年普及本第11版)對金融的釋義是:「今謂金錢之融通狀態曰金融。舊稱銀根。各種銀行、票號、錢庄，曰金融機構。」《辭海》( 1936年版)對金融的釋文是「(monetary circulation)謂資金融通之形態也，舊稱銀根。金融市場利率之升降，與普通市場價之漲落，同一原理，俱視供求之關系而定。即供給少需要多，則利率上騰，此種形態謂之金融緊迫，亦曰銀根短絀；供給多需要少，則利率下降，此種形態謂之金融緩慢，亦曰銀根松動。」
根據以上考證，我們似可以得出以下結論:始於近百年前編纂的《辭源》、《辭海》是最早有據可查的、編入金融條目的辭書，說明這個詞在20世紀初以前已經使用，並已相當定型。《辭海》注以英文，顯示該詞有可能來源於海外。《辭源》、《辭海》就其始刊時對金融的定義來看，簡單地說，金融就是資金融通，即由資金融通的工具、機構、市場和制度等構成要素相互作用而構成的有機系統。這一含義至今仍然能夠體現出金融的初始的和基本的本質特徵。
2.金融是虛擬經濟
虛擬經濟是資本以金融市場為主要依託所進行的有關的經濟活動，簡單明了地說，虛擬經濟就是直接以錢生錢的活動。虛擬經濟是與實體經濟相對應的概念。實體經濟活動就是將貨幣通過交換成勞動力、原料、機器設備、廠房等，然後經過生產產出產品，產品通過流通變成商品，商品再通過交換再變回貨幣。在實體經濟的循環中，資本增值，取得了利潤，這是實體經濟的過程。虛擬經濟的循環是在金融市場上，貨幣先通過交換成為借據、股票、債券、外匯等，然後在適當的時候，再通過交換將這些金融產品變回貨幣，直接以錢生錢。
虛擬經濟經歷了商業信貸、生息資本的社會化、有價證券市場化和金融市場國際化以及國際集成化等階段。金融最初是個人之間的借貸，財富的剩餘者將閑置貨幣借給借款人，這時貨幣變成了生息資本。
由於這樣的借貸風險比較大，而且無法優化投資方向，在這樣的情況下銀行出現。銀行把人們手中的閑置貨幣集中起來，變成生息資本，借給那些需要從事實體經濟活動的人。銀行在存款人和貸款人之間賺取利差。企業向銀行間接融資，因為有利差的存在成本較高，企業如果直接發行債券，不僅融資成本較低，而且投資人也能獲得較高的回報，這樣就產生了債券。同時，為了使投資者能夠共擔風險，股票也出現了。債券和股票面對的是社會公眾，債券和股票出現後投資品種和選擇多樣化，但流通性問題妨礙了社會投資。有價證券市場化以後就解決了這個問題。股票和債券都能在市場上隨時變回現金，這樣解決了流動性問題。最後是金融市場的國際化和國際集成化，各國國內的金融市場與國際金融市場之間的聯系更加緊密，相互間的影響日益增大，虛擬經濟的總規模大大超過了實體經濟。由於電子技術、信息技術的發展，資金可以在很短的時間內進行調動，國際金融市場已到「牽一發而動全身」的程度。
將金融界定為虛擬經濟，接下來的問題是，這種虛擬經濟活動包括哪些內容和形式? 這是認識金融的性質所需要進一步解決的問題。如上所述，金融的初始基本含義是資金融通，但是如果僅限於此，那麼還不足以反映現代金融的全貌，例如，金融衍生工具和有些保險產品等就不具有資金融通的性質。因此，以金融市場為依託所進行的金融活動，除資金融通外，還應包括非資金融通的活動，如規避風險的金融衍生交易，分散風險和彌補損失的保險活動等。只有這樣，金融的概念才能與時俱進，對當今的金融實踐具有周延性。
總之，國際金融法的調整對象具有金融性，而國際經濟法其他分支的調整對象則沒有金融性質，因此，金融性將國際金融法與研究國際關系問題的其它學科或科學區分開來，也將國際金融法與國際經濟法的其他分支，特別是國際投資法區別開來。國際間資金流動的形式，依投資方式，可分為直接投資和間接投資。國際投資法調整直接投資關系，國際金融法則調整間接投資關系。凡是以金融市場為依託進行的虛擬經濟活動都屬於國際金融法調整，而不具有以上特徵的國際間資金流動關系則由國際投資法來調整。
例如，處於國際投資法和國際金融法敏感地帶的股票購入，如果這種購入是通過證券市場進行的，這種行為本身由國際金融法調整。如果買賣的目的是為了持有能提供一定收入的證券以便在證券市場獲利，而不是為了經營管理企業，也不享有控制權，則這類交易始終都應受國際金融法調整。如果購入股票的目的是為了經營管理和控制企業，購入股票後參加了企業的經營管理或控制，那麼，股票購入行為由國際金融法調整，購入後的經營管理或控制行為等由國際投資法來調整。如果對企業的收購不是通過證券市場而是通過產權市場進行的，且收購後對企業行使了經營管理或控制，那麼，整個活動都應受國際投資法的調整。
(二)金融的外延
金融經過多年來的發展，不僅沒有使人們對其范圍形成共識，反而似乎助長了分歧。對於金融及其外延，國內外存在不同的界定，大體上可以姑且稱為一般意義的金融和狹義的金融。以下對金融及其范圍的考察從當今對金融的兩種主要理解入手，在此基礎上找出金融的基本外延。
1.一般意義的金融
一般意義上的金融包括貨幣供給，銀行與非銀行金融機構體系，資金借貸市場，證券市場，保險系統，以及國際金融中所具有的以上內容等。在國內，這種理解多年來存在於黨政部門、實際經濟部門、經濟學界、本土金融學界，它不是始於某種理論界定，而是自然而然形成的。
在國外，對金融也存在類似上述意義上的理解。
韋氏詞典對金融的理解就與我國對金融的上述理解基本相當。根據《韋伯斯特第三版國際新辭典》(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 ，金融包括「貨幣流通(circulation of money) 、信貸發放( granting of credit) 、投資(making ofinvestments)和銀行設施的提供(the provision of bankingfacilities)等。
值得注意的是，西方還有一種對金融的廣義的理解:凡是與錢有關系的事情都可用「金融」(Finance)這個詞。《牛津辭典》(Oxford Dictionary)和一些網路全書對Finance 的解釋是: 貨幣事務(monetaryaffairs) 、貨幣管理(management of money) 、貨幣資源(pecuniary resources) ……。有時， 它指財政， 在與company、corporation、business聯用或與之有關的上下文中，指公司財務等。這種理解顯然比對金融的一般意義理解更廣，不僅包括上述一般意義的金融，並且還包括國家財政、企業財務以及個人貨幣收支等。
2.狹義的金融
狹義的金融是指有價證券及其衍生產品市場，是指資本市場。持這種理解的人士認為，「金融」就是西文的Finance，Finance 即指金融市場(Financial Market) ， 資本市場(Capital Market) 。據黃達先生考察，持有這樣用法者在國內主要是: 80年代開始關注金融、研究金融的一些中老年理工學者；90年代中期起，在國外學成回國的中青年學者。其共同特點是:直接或間接地來源於國外，且只將金融覆蓋面限於資本市場。持狹義理解的一些人士也承認，在自己的「金融」領域之外還存在一個被更多的人視之為「金融」的領域，可稱之為傳統領域，但認為這只不過是過時的用法，不能與國際接軌，將來必被取代。
既然對金融的狹義理解來自於西方，因此，西方也就不乏對金融的這種界定。如比較權威的《新帕爾格雷夫經濟學大辭典》(The New PalGrave Dictionary of Economics)對「Finance」的解釋則是「金融主要關注資本市場的運行， 以及資本資產的供給和定價」。
3.金融的恰當范圍
認為對金融持一般意義的理解比較合理和得當，對此可以從以下兩個向度來考察。
(1)從金融的起源和現實來看，一般意義的理解比較切合實際。
從歷史上看，現代意義上的金融起源於銀行。把金融(Finance)限定用於資本市場，在西方也是近些年在特定圈子裡的事情。從現實和發展前途看，雖然資本市場可能成為將來金融的主體，因而未來的金融可能主要指這一領域，但是商業銀行的作用今天依然極大，今後是否必將削弱尚難定論。如果銀行、貨幣趨於泯滅，金融大概也不能獨自保存下來。
(2)從國際組織和有關國傢具體使用情況來看，一般都趨於採用一般意義的金融。
①聯合國和世界貿易組織對金融的理解和使用
聯合國統計署有對金融及相關服務(Financialand Related Service)的統計，該項目大體上包括:金融中介服務，包括中央銀行的服務、存貸業務和銀行中介業務的服務；投資銀行服務；非強制性的保險和養老基金服務、再保險服務；房地產、租借、租賃等服務；為以上各項服務的各種金融中介的服務。
世界貿易組織(簡稱WTO)出於對WTO成員方影響金融服務的措施進行約束的目的，對金融服務進行了列舉和界定(Definitions) 。《服務貿易總協定》(簡稱GATS) 的金融服務附件(Annex on FinancialServices，簡稱金融附件)規定，金融服務包括所有的保險和與保險有關的服務、所有的銀行和其它金融服務(保險除外) 。其中，保險和與保險有關的服務包括以下活動:直接保險(含壽險和非壽險) 、再保險和分保、保險中介(如經紀和代理) 、保險附屬服務(如咨詢、精算、風險評估和理賠服務等) 。銀行和除保險之外的其它金融服務包括以下活動:接受公眾存款，發放各類貸款，金融租賃，支付和轉移服務，保證和承諾，自營或代理買賣貨幣市場工具、外匯、衍生產品、匯率和利率工具、可轉讓證券、其它流通工具和金融資產包括金條等，參加發行各類證券，貨幣經紀，資產管理，金融資產的清算服務，金融信息的提供轉移和金融數據的加工，為以上活動提供的咨詢、中介和其它附屬金融服務。
②有關國家對金融的主要理解和使用
從有關國家對金融的理解來看，美國1999年通過了《金融服務現代化法》( Act) ，其金融服務( financial services)的范圍包括:銀行、證券公司、保險公司、儲蓄協會、住宅貸款協會以及經紀人等中介服務。如果說「金融」一詞來自日本，考察日本對金融的使用情況是有說服力的。日本中央銀行的統計報告， 前些年與「金融(日文的漢字) 」對應的是貨幣和銀行(Moneyand Bank2ing) ，這些年改為貨幣、銀行和證券(Money，Bankingand Securities) 。日本中央銀行的用法在日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權威性。我國從歷史和現實來看，對金融普遍採取的是一般意義的理解。
所以，無論是從歷史與現實的時間向度，還是從國際組織與各國的空間向度來衡量，對金融做一般意義的理解構成對金融的普遍的理解，採用這種理解既符合歷史和現實，也與國際金融實踐相吻合。據此，簡單粗略地說，金融涵蓋貨幣、銀行、證券、保險等。國際金融法應當涵蓋以上領域。 國際金融法調整的國際金融關系除了具有金融性外，還具有國際性。以什麼作為標志和標准來界定「國際」? 理論和實踐都莫衷一是， 為此需要進行探討。
(一)確定「國際」的現有標准
「國際」在許多學科和法律領域中都有使用，但含義有所不同，大體上可以將判斷「國際」的標准歸為三類:國際公法標准、跨境標准和基於民商法視角的涉外標准。
國際公法標准體現在國際公法對「國際」的理解。國際公法將「國際」通常限於國家或國際組織之間，即認為只有國家或國際組織間的關系才構成國際關系，這是從主體的角度作出的認定。
跨境標准體現在國際經濟法學者和部分國際金融法學者對「國際」的理解和解釋。國際經濟法調整國際經濟關系，一般認為，國際經濟關系是指不同國家的個人、法人、國家與國際組織由於從事跨越國境的經濟活動所產生的各種關系。而跨越國境的活動，一般是行為或行為的對象、結果涉及了一個以上的國家。所以，從這一定義看，國際經濟法上的「國際」是從主體、客體或內容方面認定的。研究國際金融法的學者對於「國際」有不同的表述。有學者認為，國際金融關系就是跨越一國領域的金融關系，不僅包括國家和國際組織間發生的金融關系，而且也包括分屬不同國家的自然人、法人之間以及它們與國家和國際組織之間發生的金融關系。這實際上是對國際經濟法上述標準的套用。需要指出的是，跨境標准所講的跨境活動或跨境關系不止是跨境交易這類私法性活動或關系，也包括多邊、雙邊和一國對外的公法活動或關系。
基於民商法視角的涉外標准見諸於國際私法、部分國際金融法學者的表述。國際私法調整涉外或曰國際民商事法律關系，而國際民商事法律關系就是該法律關系的主體、客體或內容這三項要素中至少有一個或一個以上的因素與國外有聯系。有國際金融法學者將國際金融表述為在金融活動的主體、交易標的或交易行為中含有跨國因素的資金融通；有的認為國際金融法上的國際是各種形態的貨幣金融資產跨越國境的流通和交易。國際私法和上述國際金融法學者的共同點在於:把「國際」的內容限於民商事流轉和交易；強調主體、客體或內容三要素有涉外成分。
跨境標准雖然也強調主體、客體或內容的跨境，但它與基於民商法視角的涉外標准不同，前者強調的跨境活動不僅包括跨境交易，而且還包括交易之外的活動，如國際規制與監管等。涉外標准在國際私法中極為正常，因為國際私法調整的就是涉外民商事法律關系，這種關系發生在私法領域，具有私法性質，但是，這一標准以及其它標準是否適用於確定國際金融法中的國際性呢?
(二)國際金融法中「國際」的標准
在以上標准中，國際公法標准，與國際金融交往和活動的現實相悖，因此，是不適用的。眾所周知，國際金融交往和活動並不限於國家和國際組織間，有關的法人和自然人也是這種活動的重要參加者，如一國銀行向外國借款人發放貸款，本國公司在外國金融市場上發行證券等。同時，各國的法人和自然人還同國家和國際組織發生形形色色的金融法律關系，例如，不少國家的政府將本國外匯儲備的一部分以外國商業銀行存款的形式存放和經營，形成這些政府與銀行的借貸關系。又如，世界銀行對發展中國家私人企業的貸款，形成國際組織與一國法人的借貸關系。這些都是現實生活中發生的重要的國際金融活動，不應被排除在外。
基於民商法視角的涉外標准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如前所述，資金融通是金融的初始基本含義。金融發展到今天，既包括資金融通，也包括非資金融通的活動。更為重要的是，金融法在性質上是規制與監管之法。因此，把國際金融關系中的國際性限於跨境民商事流轉和交易，是不妥的。
在國際經濟活動，包括國際金融活動的許多情況下，將國際經濟活動的國際性界定為跨越國境，即採用跨境標準是適當的。但是，如果將國際金融法的國際性完全限定在跨越國境的金融活動之內，認為某一金融關系只要在主體、客體或或法律關系的內容方面具有涉外性，就具有國際金融法上的國際性或跨國性，也存在不周延、不全面的問題。一個重要的依據就是WTO對金融服務的界定。
WTO的金融附件規定，金融服務是由成員方金融服務提供者提供的具有金融性質的任何服務，而金融服務的提供指的是GATS第1條第2款所指跨境提供、境外消費、商業存在和自然人移動4種服務提供方式。在這四種方式中，只有跨境提供與貨物貿易的通常形式相當，即交易客體跨越了國境，而其他三種方式中的兩種方式即境外消費和自然人移動，雖然都是貨物貿易所不具有的，但能夠為跨境標准所覆蓋。在境外消費方式中，從金融服務接受者的母國角度看，金融服務的提供者、服務交易的客體——金融服務以及法律事實都發生或可能發生在國外。從金融服務提供者的母國來看，交易的主體之一——金融服務接受者構成涉外因素。在自然人移動中，金融服務的提供者——自然人，不論其以自己的身份，還是代表其所在的機構，對金融服務接受者的母國而言構成涉外因素，對該自然人的母國而言，服務接受者以及法律事實構成涉外因素。
但是，金融服務的最重要的方式——商業存在就不同。建立商業存在涉及涉外因素，如建立商業存在的投資者和所需要的投資來自於境外，但是，WTO所說的商業存在是以商業存在這種形式而發生的金融服務。以銀行為例，如果在東道國的商業存在採取的是外國銀行的分行形式，提供金融服務的該分行可以看作是涉外主體，因為外國分行是外國銀行在東道國的延伸，不具有東道國的法人資格。但是，如果設在東道國的商業存在採取子銀行的形式提供金融服務，通常就不存在任何的涉外因素，因為子銀行是東道國的法人，交易如存貸款的客體——資金完全可能來自於東道國公眾的存款，法律事實也通常發生在東道國，所以在主體、客體和法律事實等方面都沒有涉外因素，但它確實是WTO項下的金融服務貿易。不止於此，因商業存在而發生的法律關系遠不止金融服務的提供和交易，WTO將商業存在界定為服務提供的一種方式，目的是將成員方影響這種服務提供方式的成員方措施(如法律和政策等)納入其約束和規制的范圍，以建立多邊貿易秩序和推動金融服務的逐步自由化。因此，商業存在必然引起WTO對各成員方的金融規制關系以及各成員方對外國金融服務提供者建立商業存在的管理關系等。調整這些關系的法律規范顯然都屬於國際金融法，但卻並不都為跨境標准所覆蓋。
這里需要解決一個潛在的疑問:在外國金融服務提供者通過在東道國建立商業存在，特別是注冊獨立法人的形式提供金融服務時，這種金融服務是國際金融服務本身的應有之義，還是WTO有關金融服務的法律架構對國內金融服務的延伸適用? 換言之，這種金融服務是國內金融服務，還是國際金融服務?回答這一問題需要從服務和服務貿易的特徵入手。服務具有無形性、生產與消費的同步性等性質和特徵。以生產與消費的同步性為例，生產與消費的同步性決定了服務交易通常需要服務的提供者和服務的接受者彼此接觸，而且外國服務提供者也需要通過商業存在等方式了解當地情況並對情況變化做出反應。從這一意義上講，通過服務提供者和服務接受者接觸而發生的服務貿易都是適應服務的性質和特點而發生的，而不論這種接觸是通過服務提供者的移動(自然人移動)或服務接受者的移動(境外消費)而發生的，還是由生產服務的手段跨境轉移而發生的(商業存在) 。這就導致國際金融服務貿易的發生並不一定總是需要服務本身的跨境轉移(跨境提供) ，通過服務提供者或接受者的移動使二者接觸，或通過生產服務的手段的跨境移動而在當地建立商業存在，同樣可以發生國際金融服務貿易。同時，由於服務具有上述性質和特徵，各國需要藉助國內規制的方法來管理國際服務貿易，WTO為了推行服務貿易的自由化，需要將成員方影響上述所有方式的措施納入到其約束范圍之內。
因此，因生產服務手段的跨境轉移以及由此所導致服務提供者在當地建立商業存在而發生的金融服務貿易，雖然可能沒有任何的涉外因素，但確實是適應服務的性質和特點而發生國際交易。然而，依據跨境標准，因商業存在而發生的有關金融法律關系顯然不具有「國際」性。這就在活生生的國際金融活動面前暴露出了跨境標準的局限性，因此，重新定義國際金融法中的「國際」性就成為現實的需要。
如何重新定義? 跨境標准在多數情況下是適用於對國際金融關系的判別的，只是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在這種情況下，判別金融關系是否具有國際性，只需要在跨境標準的基礎上將外國商業存在這種情形包括進來即可。因此，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國際金融關系不僅包括有關國家的個人、法人、國家與國際組織由於從事跨境的金融活動而產生的各種關系，也包括在外國的商業存在這種形式中沒有發生跨境活動而發生的各種關系。簡言之，國際金融關系是具有涉外因素或通過外國的商業存在而發生的各類金融關系。
國際金融法所調整的金融關系所具有的國際性使國際金融法與國內金融法區別開來。國內金融法所調整的金融關系沒有國際性。具體來說，具有國際性的金融關系由國際金融法來調整，而不具有國際性的金融關系由國內金融法調整。雖然對因商業存在而發生的各類金融關系，從表面上講，很難分清是國內金融關系和國際金融關系，但是，只要生產服務的手段和為此進行的投資發生了跨境轉移就構成國際金融關系，從而應由國際金融法來調整。

㈢ 我國海商法該從哪些方面修訂

沒有官方結論，都是學者觀點

㈣ 商法中的信義義務

忠實義務，又抄稱信義義務襲，指董事管理經營公司業務時，毫無保留地代表全體股東為公司最大利益努力工作，自導利益與公司整體利益發生沖突時，後者優先。它源於作為受信人的董事與作為受益人的公司之間的信任關系。公司由董事控制，是董事決策公司應採取的行動。就關於公司而作出的任何行為而言，董事處在如同受託人一般的信義地位[1]。依誠實信用原則，公司對董事在法律或事實上產生信任，有所信賴；董事因接受公司信任而負有誠信、忠實、謹慎與勤勉等義務。公司對董事個人素質與品德等充分信任，董事在此關系中具有極強人身性。從權利義務一致看，法律及公司章程授予董事充分權力，董事應基於信任在法律上承擔忠實義務。這主要包括：(1)在法律和社會道德允許范圍內，遵守公司章程，董事為正當目的誠信行使職權，努力實現公司利益最大化；(2)盡力避免董事個人利益（含與其有利害關系的第三人的利益）與公司利益發生沖突，若兩者沖突，後者優先。了解忠實義務，須明確公司與董事的法律關系。

㈤ 試述民法中誠實信用原則的內涵與功能

論誠實信用原則在民法中的地位和作用

[
摘要
]
誠實信用原則是民法領域一個重要的基本原則，
在現代民法中
,
誠實信用原則發揮著
十分重要的作用，
該原則作為市場經濟活動中的一項道德原則
,
被奉為現代民法的最高指導
原則。對於立法者未能預見的案件
,
可用該原則補充法律漏洞
,
使法律和裁判適應社會的發
展變化
,
從而使民法更加完善
,
制度更加健全。

[
關鍵詞
]
誠實信用原則；概念；語源；歷史沿革；地位；作用

一、誠實信用的概念

對誠實信用原則的概念與其內涵與外延的理解，從域內外學者對其確定性與

否的認識
分野而言，有
「
語義說
」
和
「
一般條款說
」
這兩種學說。
「
語義說
」
從誠實信用原則的字面意義出
發，
以該原則的內涵與外延具有相對確定性為認識基點，
該學說主張：
誠實信用原則是對民
事活動的參加者不進行任何欺詐、恪守信用的要求，其內涵為恪守信用、不欺詐；
其外延為
對民事活動參加者的要求。

「
一般條款說
」
則主張，誠實信用原則的內涵與外延均具有不確
定性，
是可彈性適用於民法各領域的有關公平正義的彈性要求。
就內涵而言，
誠實信用原則
是以模糊的公平正義要求為內容的規則；
就外延而言，
誠實信用原則具有不確定性，
可補救
具體規定的不敷使用。①從誠實信用之語源可以看出
「
語義說
」
過分拘泥於字面意義

，未能
揭示出誠實信用原則之概念的本質，
且
「
語義說
」
對誠實信用原則的解釋客觀上起到了對該原
則之適用的限制性效果，
不符合現代各國民法的一大趨勢
——
對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寬泛化、
深入化。因而，域內外學者對誠實信用原則的內涵與外延多持
「
一般條款說
」
，在此基點上，
學者們又見仁見智，從不同的角度得出對誠實信用原則的解釋。

二、誠實信用的語源

誠信一詞的語源出自我國古代典籍。
公元前
15
世紀前後，
商朝的
《商君書
·
靳

令》
將
「
誠
信
」
與
「
禮樂、詩書、修善、孝弟、貞廉、仁義、非兵、羞戰
」
等並列確定為
「
六虱
」
。②另據
《唐書
·
刑法志》
的記載，
唐太宗於貞觀六年，
「
親錄囚徒，
閔死罪者三百九十人，
縱之還家，
期以明年秋即刑。
即期，
囚皆脂朝堂，
無後者。
太宗嘉其誠信，
悉原之。
③這兩處所稱的
「
誠
信
」
，可理解為社會生活中人際交往方面的誠實不欺，尚未成為專門的法律術語。

一般認為，誠信一詞在西方文明中的符號表現源自拉丁文
Bona Fides
，考

察拉丁文

Bona
Fides
一詞，
Fides
來自動詞

fieri
，為
「
已經做成
」
之義，後來轉義為
「
信
」
的意思，對於
「
信
」
一詞，古羅馬法學家西塞羅將之解釋為
「
行其所言謂之信
」
（
Fiat quod dictum est appellatam
fidem
）

④此語相當於中文中的
「
言必信，
行必果
」
；
Bona
一詞，
是
「
好
」
的意思，
起強化
Fides
，
的作用。
Bona Fides
在法文中轉化為

Bonne Foi
，在英文中為

Good Faith
，其中

Bonne
及
Good
與

Bona
同義，
Foi
及

Faith
與

Fides
同義。
因此拉丁文中的

Bona Fides
及作為同義
詞的
Bonne Foi
、
Good Faith
均為
「
好的信用
」
、
「
良信
」
、
「
善意
」
之意，
並在習慣上被翻譯為
「
誠
信
」
。

但是，嚴格地從語義學的角度上說，
Bona Fides
仍然不是作為法律術語的

「
誠信
」
一詞
最完整的符號表現，
因為，
「Bona Fides」
的原始詞義有
「
信
」
而無
「
誠
」
。
「
誠
」
與
「
信
」
的合用即
「
誠
信
」
一詞完整的符號表現為德語詞彙

Treu und Glaube
該詞來源於古代德國的誓約，取忠誠
和相信之意。在古代德國，人們常常以
In Treu
（於誠實）
、
Mit Treu
（於誠實）
、
Bei Treu
（依
誠實）
、

或

Unter Treu
（在誠實名義下）強制對方作誓。後來為了求得更加可靠，在誠實之

外加上

Glaube
（信用）二字，而以
「
於誠實信用
」
為誓辭起確保履行契約義務的作用。⑤可
見

Treu und Glaube
是
「
誠信
」
及
「
誠實信用原則
」
在法律語境下的真正語源。

三、誠實信用的歷史沿革

誠實信用原則，起源於羅馬法，發展至今，已成為君臨整個民法領域的
「
帝

王原則
」
，
但其發展與演進並非是直線形的，
伴隨著客觀環境與人類的主觀認識的變化，
誠實信用原則
經歷了由發端進而衰退再轉入復興的曲折的歷史沿革。

羅馬法階段是誠實信用原則的發端並初步繁榮的時期。
對這一時期的法律原始文獻及相
關歷史文獻的考察可以看出，
誠信契約與誠信訴訟伴隨著羅馬經濟的繁榮而逐步興起。
在經
歷了短暫的輝煌之後，隨著古羅馬文明的衰退

，誠實信用原則也隨之蒙上了歷史的塵埃，
甚至在羅馬法復興時期
——
法國民法典和德國民法典創制時代，
誠實信用原則雖被提出，
但
仍只是作為點綴品而存在，這一階段一直持續到
19
世紀末期。

20
世紀初至今這個階段，
可稱之為誠實信用原則的復興時期。在這一時期，

誠實信用原則不僅被世界各國民法所規
定，而且其地位提升，適用范圍擴大，

在法律實踐領域發揮著日益重要的作用。

四、誠實信用在民法中的地位

誠實信用原則體現了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
在民法基本原則中居於統領地位，
更是現代民法
的基本精神之體現。

第一，

誠實信用原則的經濟基礎。

誠實信用原則是市場經濟的基本要求，筆者同意學者
鄭強的觀點：
「
如果社會的基本經濟關系包括物質資料的生產和分配過程中，人們相互之間
的關系，
那麼在任何社會的最為基本的生產和交換過程中，
便包含了對誠實信用的要求。
這
就是誠實信用的物質經濟基礎
」
⑹。現代經濟充滿復雜性、高度的風險性，要求民事主體以
更為真誠守信的主觀心理和客觀行為參與民事活動。
唯有如此，
才能保護交易安全，
實現當
事人之間的利益平衡和社會的公正。
因此，
誠信原則作為基本原則不是人為操作，
而是現代
經濟發展的必然要求。

第二，作為民法基本原則的誠實信用原則是民法精神和立法者意志的直接反映。

民法基
本原則是指
「
其效力貫穿民法始終的民法根本規則，是對作為民法主要調整對象的社會關
系的本質和規律以及立法者在民事領域所行政策的集中反映，是克服法律局限性的工具
」
⑺，它的根本屬性來源於內容的根本性和效力的貫徹始終性。誠實信用原則不僅是立法者
主觀意志的體現，也是現代民法精神的根本體現。現代社會關系的本質和規律在民事領域
表現為對公平正義的追求，體現了社會本位主義的要求，而作為維持民事主體之間利益平
衡的誠信原則，與公平正義有同等的價值內涵。立法者必然在民法典中確定誠實信用的基
本原則，以保證立法者的主觀意志和民法本質的客觀要求之間的統一，並為法律的適用和
法律漏洞的補充符合立法者意志提供法律的一致性依據。

第三，

誠實信用原則在民法基本原則中的統領作用

現代民法是以誠信原則為核心的法律
體系，盡管誠信原則與其它原則有內涵和側重點的差異，但誠信原則與其他基本原則有著
千絲萬縷的聯系：公平原則與誠信原則具有同等的價值內涵；權利不得濫用原則和情勢變
更原則以及等價有償原則等則是誠信原則的具體化和制度化；遵守法律和政策原則、維護
社會公德、公共利益和國家計劃原則等原則更是誠信原則的應有之意和補充。因此，誠實
信用原則是民法的最高指導原則，是民法原則的
「
原則
」
，它理所當然是民事立法、守法、
司法的
「
帝王條款
」
。

五、誠實信用在民法中的作用

一、誠實信用原則適用的本質誠實信用原則適用的本質是，法官通過對誠實信用原則進行

擴張性解釋，並依其處理一些特殊的案件，以實現個案處理結果公平、
正義之目標，從而對
法律進行實質性發展的能動性司法活動。
本文之所以將其本質作以上定性，
主要是由於以下
幾個方面的原因：

第一，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是現代民法價值理念的體現。現代民法的理念價值
——
實質正義
是歷史的產物。進入
20
世紀以來，隨著科學技術的飛速發展，作為
19
世紀的近代民法基
礎的兩個基本判斷，
即所謂的平等性和互換性已經喪失，
出現了嚴重的兩極分化和對立，
造
成當事人之間經濟地位事實上的不平等，
迫使法立法者、
司法者和學者必須面對現實，
拋棄
近代民法的形式主義。如何實現這一目標，是
20
世紀之初立法者、司法者和學者所共同面
對的難題，
誠實信用原則就是在此社會經濟背景下應孕而生的。
其經過立法者、
司法者和學
者的不斷挖掘，
被予以重新解釋並賦予其新的內涵，
最終從近代民法中的契約原則和上升為
民法的基本原則，
適應了歷史的需要。
可以說，
誠實信用原則是現代民法理念
——
實質正義，
逐漸取代近代民法理念
——
形式主義過程中，
在民法立法模式上的重要體現之一。
現代民法
實質正義的理念的形成，
促進了誠實信用原則的確立，
而誠實信用原則則全面貫穿了實質正
義的精神。
現代民法理念的形成與相應的立法的出現是相輔相成的，
二者之間是一種互動關
系，互相促進，
互為條件。
貫徹實質正義精神的誠實信用原則，
在客觀上體現為兩種利益關
系的平衡，
包括當事人之間的利益平衡，
以及當事人與社會利益之間的平衡，
即社會妥當性。
法官適用誠實信用原則必須以這兩點為價值目標，其本質體現為公平、正義。

第四，

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首先是法官對法律進行解釋的過程。
社會生活條件在空間上涵
蓋范圍的無限性以及其時間范圍內的千變萬化性，
與體現了認識水平與認識能力的成文法存
在著不可調和的矛盾。法律既不可能對存在於社會生活中的一切社會關系都予以明確規定，
也不可能在時間上隨時根據社會生活條件的變化而變化，致使成文法存在
「
不合目的性、不
周延性、模糊性、滯後性
」
等局限性。為彌補成文法的不足，大多數成文法國家除採取及時
修改有關法律條文這一措施外，
大都通過以下兩種方式：
一是明確授予法官自由裁量權，
承
認法官有造法之功能；二是立法者在法典中建立一些
「
框架
」
概念，通過法官對這些
「
框架
」
概
念的解釋和適用，
以處理應對各種難以預料的社會現象。
就目前我國的司法制度來看，
我國
法律並沒有明確賦予法官享有自由裁量權，
即法官通過司法活動直接造法的行為沒有得到法
律的明確授權。
我國彌補成文法的不足的方式，
主要是通過法官對法律作出相應的解釋，
並
以之來調整相關的社會關系來實現的。
因此，
對作為
「
框架概念
」
的典型代表之一的誠實信用
原則的適用，首先是法官對誠實信用原則的解釋過程。

第五，

法官對誠實信用原則的適用具有能動性。
這是由於誠實信用原則作為彈性規則和強
制性、補充性規則的特點所決定的。立法者為彌補成文法的不足而建立起來的
「
框架
」
概念，
其內涵和外延十分不明確，有學者認為誠實信用原則
「
乃屬白紙規定
」
，
「
無色透明的
」
。也就
是說，
誠實信用原則的補充作用無所不在。
只要在適用成文法的過程中出現漏洞與不足，
誠
實信用原則的補充作用就會被運用和體現。這也決定了誠實信用原則具有適用上的強制性。
在民事活動中，
其具體體現為：
無論當事人是否約定，
誠實信用原則都是約束雙方當事權利
義務的當然條款，使當事人不僅要承擔約定的義務，而且必須承擔這種強制的補充性義務。
並且當事人也不得約定排除其適用，即使約定排除，其效力也歸於無效。從這個意義上講，
誠實信用原則是當事人進行任何民事活動時，
所享有的民事權利的當然組成部分。
法官在審
理民事案件中，首先應尊重這種體現為民事權利的私權，

並當然地適用作為私權表現形式
的誠實信用原則，
不須以當事人是否明確作出意思表示為標准。
因此，
法官對誠實信用原則
的適用具有能動性。

第四，
法官適用誠實任用原則在實質是發展了現行法。
成文法的局限性決定了補充性規則的
存在，
具有其合理性的同時，
也決定了這些規則只能處於補充性地位，
這種補充地位是相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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㈥ 從現代商法的內涵論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

關於商法的地位與商事立法問題，學界歷來存在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兩種主張。然一種奇怪的現象是，國內的商法學者多主張民商分立而民法學者多主張民商合一，這其中或許多少帶有一些感情因素。在筆者看來，商法是否獨立，商事通則制定是否可行，是一個邏輯性、體系性、科學性的論證過程，也是一個立法技術的問題；即使在民商合一的立法框架下，沒有單獨的商法典或是商法通則，也絕不意味著商法地位的沉落，其重要性與獨立性沒有必然的聯系。基於這樣的考慮，本文試圖撇開感情因素，對這個問題做客觀全面的分析與考察。

商事規范與「商事通則」

（一）關於商事規范內容的通說和立法例

商法就其一般意義而言，是指調整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因為對商或商事關系的界定是構建商法的概念、規則、體系的基礎，所以研究商事規范需從對商的認識出發。根據《布萊克法律辭典》的界定，「商是指貨物、生產品或任何種類的貨物之交換。」《韋氏新國際辭典》稱「商是指商品交換或買賣行為」。筆者認為這些界定主要是針對古典商業時代而言的，隨著現代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商事的范圍和種類已越來越廣，越來越多，形成 「無業不商」的局面，商的內涵和外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凡屬以營利為目的從事交易的行為，在法律上皆可謂之「商」。按學界通說，現代「商」的具體種類包括：其一，買賣商，也即「固有商」，是指以營利為目的直接進行財貨交易的行為；其二，「輔助商」，指以間接媒介財貨交易為目的的營業活動，實際上是輔助固有商營業得以實現的商事行為，如貨物運輸、倉儲、代理、居間、行紀等；其三，雖不具有直接或間接媒介貨物交易的目的，但其行為性質與固有商和輔助商有密切聯系，為其提供商業條件的營業活動，如融資、信託、加工、承攬、出版等，學者稱之為「第三種商」。其四，僅與第三種商有牽連關系的營業活動，如廣告宣傳、人身與財產保險、餐飲娛樂、旅遊服務、信息咨詢等，即「第四種商」。現代意義上的商事是指一切營利性主體所從事的一切營利性活動或事業的總稱。

在世界各國商事立法中，主要存在著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兩種立法模式。民商分立就是在民法典之外單獨制定商法典，並以此為基礎形成相對獨立的法律體系，法國、德國、日本、比利時、韓國等40多個國家都制定了商法典。在民商合一的立法體制下，商法僅是民法的特別法，沒有形式意義的商法典，僅以商事單行法和散見於民法及其他部門法、判例中的商法規則為表現形式。考察世界各國的立法例，在采民商分立的國家中，《德國商法典》分為五編：第一編為商人的身份，下設商人、商業登記簿、商號、經理權和代辦權，商業輔助人和商業學徒、代理商、商事居間人七章；第二編為公司和隱名合夥，下設無限公司、兩合公司和隱名合夥三章；第三編為商業賬簿，下設對所有商人的規定，對資合公司的補充規定、對登記合作社的補充規定、對保險企業的補充規定、私人提出賬目委員會及提出賬目咨詢委員會五章；第四編為商行為，下設一般規定、商業買賣、行紀營業、貨運營業、運輸代理營業、倉庫營業六章；第五編為海商，內容另行刊載。它未涉及任何票據法、破產法、保險法的內容，對有限公司、合作社、證券等相關內容也未作規定。《法國商法典》的內容涉及商人、商人會計、商品交易所、居間商、質押和行紀商、商行為的證據、匯票和本票、商業時效以及商事法庭。《日本商法典》採用了總則、公司、商行為及海商四編的體系結構，規定了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的內容，又規定了買賣、交互計算、隱名合夥、居間營業、行紀營業、承攬運送、寄託保險等商行為，但未涉及破產法。《澳門商法典》分為四卷，即經營商業企業之一般規則、合營企業之經營及企業經營之合作、企業外部活動及債權證券。從上述各國（地區）的立法中可以看出，商法的內容極為龐雜，各國法上規定的內容相差較大，商法並沒有具體明確的法律界線，在尚無成熟的立法經驗可資借鑒的情況下，談我國商事通則乃至商法典的制訂，似乎為時尚早。

（二）關於商事立法的各種主張以及目前的立法實踐

國內學界對於商事立法的形式，大致存在以下幾種主張：

1.主張制定商法典，比如徐學鹿教授。該種主張主要是基於完善商法體系，保障商法統一以及體現商法獨立價值等方面的考慮。此系典型的民商分立主張，而這與我國民商合一的立法傳統相悖，欠缺對中國現實的回應，已經為大部分學者所不採。

2.主張制定商事通則，江平、王保樹等諸多學者持此主張。其理由主要包括：其一，發揮其統率作用，以收綱舉目張之效；其二，民法典自身性質的局限，其內容不可能無限膨脹，更不可能取代商法而形成「私法的一元化」局面；其三，實現商法體系完善的需要；其四，統一市場、統一法制的要求。[1]江平先生也贊成制定商事通則，認為這樣簡便可行並可以充分體現商法的特徵。[2]但對於商事通則的內容，學者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比如江平先生主張商事通則應包括商事活動原則、商事權利（包括商業名稱、商業信用、商業秘密等）、商事主體以及商事企業的基本形式、關連企業、連鎖企業、商業帳薄、商事行為、商業代理（包括內部經理人代理以及外部各種銷售代理，如獨家代理等）等內容；[3]也有學者提出商事通則應包括基本原則、商事主體、商事行為與代理、商號、商業登記、商事責任的一般規定、附則等七章，[4]此較前說范圍縮小；王保樹教授認為，商事通則僅僅是一部關於商事主體一般規則的法律。[5]

3.主張商法仍然以商事特別法的形式存在，此多為民法學者所倡，如梁慧星先生、王利明教授等，但也有少數商法學者持此主張，比如趙萬一教授認為「以民法典為基本法，以一系列單行法為特別法，是我國商事立法形式的理性選擇。」[6]筆者贊同此種觀點，基於我國的立法傳統、民法與商法的關系以及立法技術等幾個方面的理由，而且現行的體制運行良好，沒有必要做大的改動。

商法的內容，通說認為包括組織法和行為法兩部分，前者主要涉及商事主體、商業登記、商業賬簿、商事代理等內容；後者主要包括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證券法等等。在筆者看來，無論商法的具體范圍如何界定，就其一般意義上的內容，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證券法、破產法等很難找到共同涉及的內容准則，從而抽象出普遍適用的本質特徵及共同規則，因此，制定出一部不受非議的商法典，將會是一件極為費時費力的事。但在現實中卻出現了令人驚奇的事情，那就是深圳市在1999年6月30日出台並於2004年4月16日修改的《深圳經濟特區商事條例》（以下簡稱《深圳商事條例》）。該條例分為8章共65條，第一章總則，第二章商人，第三章商事登記，第四章商人的名稱與營業轉讓，第五章商業賬簿，第六章商業雇員，第七章代理商，第八章附則。這實際上就是一部不大不小的商事通則。自其頒布以來，學界雖有一定的爭論，但褒獎者甚眾，比如有的學者就認為這是對我國商事立法的有益探索。[7]在最近商務部召開的現代市場流通體製法律框架研討會上又傳出了要抓緊制定商事通則的消息。的確，基於深圳特區在我國的突出地位，其第一個制訂商事條例不可能沒有轟動效應，但若主張以此為契機，制訂全國適用的商事通則，則有諸多需商榷之處。而且從其體系和內容上看，它是將商行為法剝離，而僅以商組織法為基礎做出的原則性規定，全文僅有65 條，立法的過於粗線條，其可操作性可想而知。筆者認為是否制定商事通則是一個關乎法律體系和立法技術的問題，需要大量的分析論證，以我國目前的立法傳統和理論基礎，應以舍棄制定商事通則為宜。

㈦ 國際商法的構成及其意義

國際商法作為一門大學課程，自20世紀60年代以來已在國外的一些大學中開設多年。[1]在我國，隨著近年來對外經濟工作的不斷擴大，不僅一些大學開設了國際商法課程，而且尤為引人注目的是，國際商法已成為許多行業和部門人士學習法律的重要內容而受到普遍重視。與此同時，「國際商法」一詞在各種場合被頻繁使用，冠以國際商法名稱的書籍也屢見不鮮。[2]於是，不斷有對國際商法感興趣的大學學生、研究生和社會各界人士提出如下一些問題：什麼是國際商法？怎樣理解國際商法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國際商法是否同國際法、國際經濟法或民法、經濟法一樣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筆者認為，這些問題的出現反映了我國對外開放事業的深入發展，對法學研究不斷提出新的課題和新的要求。而正確地認識和把握這些新課題，推動和繁榮我國的法學研究事業，正是我們法學理論研究工作者的職責所在。鑒於此，筆者擬對國際商法的概念從理論上進行初步的探討，不妥之處，請讀者批評指正。
關於國際商法概念的研究，綜合考察國內外學者散論於各種著作中對國際商法概念的說明，筆者認為國際商法的概念可有廣義和狹義兩種，下文分別予以闡述。

一、從廣義上看，國際商法是調整國際商事關系的各種法律規范的總和，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第一，按照法學的一般理論，劃分法律部門的主要標準是法律規范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凡調整同一種類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就構成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3]國際商法就是作為調整國際商事關系這一特定的社會關系而獨立存在的法律部門。所謂國際商事關系，是指某種商事關系，其主體不論是個人、法人、國家政府或國際組織，只要這種商事關系的當事人分屬於兩個以上不同的國家或國際組織，或其所涉及的商事問題超越一國國界的范圍，這種關系就可稱之為國際商事關系。用以調整所有這些國際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就屬於國際商法的范疇。具體將，舉凡涉及商事關系的國際公法規范，國際經濟法規范，當事人自願接受的國際商事慣例或沖突法規范，國際商事公約或條約，國內商法中的國際性規范，都應包含在內。

對法律部門的劃分，除以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系作為依據和主要的標准外，由法律規范的性質所決定的法律調整方法的異同也是一個重要的補充標准。舉一個明顯的例證，刑法作為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這從未引起過爭議，但刑法顯然不是調整同一種類的社會關系的，而是調整由於犯罪所破壞的多種社會關系的，幾乎涉及一切法律部門的調整對象。但其調整方法卻是單一的刑罰手段。這是其它法律部門所不具有的調整方法。同樣，基於國際商事法律規范的性質所決定的國際商法的調整方法是多樣性的，有不同於其它法律部門調整方法的顯著特徵。國際商法的調整方法，既包括協商與調解等調整方法，也包括仲裁與訴訟等調整方法，既包括國內法的調整方法，也包括國際法的調整方法。因此，從法律調整方法的角度考察，也可說明國際商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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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商法地位及體系的演變

摘要：國際商法是隨著國際商事關系的出現而產生並發展的。從產生之日起，它就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近代以來，國際商事法律規范的表現形式出現了多樣化、復雜化的發展趨勢。當前，應突破傳統法律部門劃分方法的局限，確立國際商法獨立法律部門地位，明確其體系結構，將多種多樣的法律淵源作為一個整體加以綜合分析，以推動國際商事法律規范的統一，更好地適應國際商事交往發展的需要。
關鍵詞：國際商事關系；法律部門；法律淵源；法律體系

隨著國際經濟一體化趨勢的發展，作為調整國家間經濟交往的國際商法日益受到人們的重視。但是，隨著我國對外開放事業的發展和法學研究的深入，國內學術界對國際商法是否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對國際商法的概念和體系存在著爭議，這不僅阻礙了國際商法學研究的深入展開，而且不利於系統普及國際商法知識，不能滿足我國對外經濟交往的迫切需要。在我國加入WTO以後的今天，明確國際商法概念的內涵和外延及地位、體系結構，對於推動我國法學事業的發展與繁榮，進一步適應經濟發展的需要，無疑具有重要的理論和現實意義。

關於國際商法的地位問題，實質上就是國際商法與相關法律部門之間的關系問題，即調整國際經濟關系的法律規范的部門分類問題。依法學的一般理論，劃分法律部門的主要標准為法律規范的調整對象，其次為法律的調整方法[1]（P291），後者主要是刑法與其他法律部門間的區分標准。其實持這種雙重劃分標準的觀點是值得商榷的。因為法律的調整方法歸根到底是由法律的調整對象派生出來的，法律調整對象的性質和特點決定著法律調整方法及法律規范的性質和特點。刑法的任務是調整由於犯罪所引起和發生的社會關系，刑法的調整方法（刑罰）是由這種需要調整的社會關系的特殊性質決定的。因此劃分法律部門時必須堅持統一的標准，否則就會造成邏輯上的混亂，而根本標准只有一個，就是法律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凡調整同一種類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就構成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

國際商法作為調整國際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是有自己特有的調整對象的，即國際商事關系。所謂國際商事關系，是以營利為目的的國際商事主體參與的商品流轉關系，其主體不論是個人、法人、國家政府或國際組織，只要這種商事關系的當事人分屬於兩個以上不同的國家或國際組織，或其所涉及的商事問題超越一國國界的范圍，這種關系就可稱之為國際商事關系。國際商法的調整對象不僅在空間上超越了一個國家的國界，而且在內容上也以「商事」①為質的規定性，從而決定了國際商法既不同於以主權國家地域內的社會關系為調整對象的國內法體系，也與以國家之間非商事關系為調整對象的國際法不同。

國際商事關系是一個發展的、歷史的范疇。相應地，作為調整這種社會關系的法律規范也是一個不斷發展的范疇。只有用歷史的、辯證的觀點分析國際商法的演變，才能正確認識國際商法在現代社會中的地位。國際商法是國家間商事交往發展到一定規模後產生的。11世紀起，隨著歐洲商業的復興和發展，在地中海沿岸出現了一些國際性的商業中心城市，這些城市中的商人從封建領主那裡買得了自治權，組建商人法庭，適用他們在商事交往中形成的習慣規則調整商事交易關系，由此而形成的法律被稱為「商人法」，以區別於當時佔主導地位的封建法、教會法等法律體系。後來，隨著歐洲航海貿易的發展，商人法逐步擴及到西班牙、法國、德國、英國等國家，實際上成了商人在歐洲各地港口或城市用以調整他們之間經濟貿易活動的法律和國際慣例。商人法從產生之時起就與當時佔主導地位的封建法、教會法截然不同，以自己特有的調整對象和調整手段成為一個特殊的、獨立的法律部門。這種打破地域限制的跨國界商事交易法的形成和發展，極大地促進了歐洲各國間的經濟貿易往來，為各國商業的發展創造了良好的法律環境，而國際商事交易的發展反過來又為國際商法的進一步完善提供了物質基礎。

討論國際商法的地位和體系，必須把國際商事法律規范與國際商法的淵源區分開。國際商法的淵源，指國際商事法律規范的表現形式，其與國際商事法律規范之間是形式和內容的關系。我們說國際商法是一個獨立的法律部門，是基於國際商事法律規范的內容、性質進行的分類，而非就其表現形式進行的分類。近代以來國際商法的淵源出現了新的變化，但並不影響國際商法的獨立性。相反，法律淵源的豐富反映了國際商法體系在隨著國際商事關系的發展而不斷完善，在不同的法律淵源間的相互作用下，國際商法成為一個有機的整體。

由於中世紀有限的國內立法基本不涉及國際商事關系，因此商人法在法律淵源上以不成文的商事慣例為主。16世紀起，隨著歐洲民族國家的產生，重商主義理論逐漸開始在歐洲盛行。在重商主義者看來，貨幣是一個國家財富的唯一表現形態，對外貿易是獲得財富的真正來源，只要在對外貿易中多賣少買就可以給國家帶來財富。各新興主權國家開始干預本國涉外商事交往，採取不同的方式將商人法納入本國的國內法體系[2]（P210）。一些大陸法系國家則採取民商合一的立法形式，把商法包含在民法典內，作為民法的一部分制定下來。新生的民族主權國家通過把系統、靈活、強調公平合理的商人習慣法納入國內法體系，促進了各國國內傳統法律的現代化改造，有利於統一和維護國內商業秩序，促進了各國國內商業的發展。這一國內化進程對國際商法自身也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使國際商法的淵源和結構發生了巨大變化。

具有國際性的商人法被納入主權國家國內法體系後，使得各國國內商法成為調整本國對外商事關系的重要規則。從資產階級奪取國家政權直到19世紀末以前，在國際商事交易中，國內商事立法一直是國際商法主要的法律淵源。國內法本質上屬於主權法的范疇，為法學理論中的「強制性規范」，即以國家強制力保障實施的規范。從這一角度說，商人法的國內化實質上是從主權原則和民族主義出發的商人法的民族化。從歷史的觀點看，這對促進本國商品交易和商品流通秩序的正常化起了積極作用，但以發展和未來的觀點來看，卻是與商事活動的國際性、跨國性相違背的。由於各國內商法主要是根據本國經濟發展的要求制定的，而不是從國際商事活動的需要出發。因此，各國的商法不但很難充分涉及國際商事方面的問題，而且其中某些法律規定甚至與傳統的國際商事慣例背道而馳。國家法越多，各國交往中的法律沖突也越多，在發展國際貿易方面的法律障礙也越多。盡管這些法律沖突可以按照國際私法規則予以解決，但畢竟給順利進行國際商事交往增添了麻煩和障礙。因此，從19世紀末起，隨著歐洲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從自由資本主義向壟斷資本主義過渡，在國際商事交易活動日益發展的形勢下，各國政府都積極介入了統一國際商事交易規則的工作，以雙邊條約或多邊公約的方式推動著國際商事交易規則的國際統一化進程，使國家成為推動傳統國際商法變革的最重要力量。

㈨ 論我國商法體系構建的科學化

商法是民事法律或私法中的重要板塊，它調整的是在國民經濟運行中極為重要的商事貿易關系。我國自建立社會主義制度以來，歷經了計劃經濟、商品經濟直至建立初步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這三大基本經濟制度。高度的計劃經濟時期，真正的商事貿易極度匱乏，因此，我國商法中的單行法大多數是在改革開放以後逐步頒布實施或完善的。在現階段，我國商法的發展現狀存在關於民商合一的爭議、商法「泛公法」化以及「商法典」的頒布爭議。民法與商法在我國現階段基本上屬於調整民事關系的「基本法」與「重要補充」的關系；而商法在有宏觀調控的市場經濟中的重要作用又使得其呈現出「泛公法」化的重要特徵；商法典是否頒布也在我國目前模糊的商法界限中爭議頗多。
由於商法在國民經濟中的作用，商法典的頒布在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中就顯得異常重要，我國商法正在向著法典化、獨立化的方向發展。我國商法的未來發展，並不取決於民法和商法的關系問題。我國商法現存的法典化形式足以確保我國商法的獨立發展。我國商法的未來發展應當關注以下兩個問題的解決：即商法觀念的獨立化問題和商法制度的整合問題。毋庸置疑，商法在未來我國的社會主義建設中將發揮愈來愈重要的作用，可以預見的是，我國商法將伴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而逐步完善、成熟。
商法在世界法制史上發展成為一種全新的法律體系，出現在中世紀的歐洲。中世紀末期，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在封建社會內部日益壯大。16、17世紀，隨著歐洲中央集權國家的強大，歐洲諸國將在各國商人之間普遍適用的、具有國際性的各種商事習慣、商事規范納入本國的國內法，從而開始了近代商事立法。法國路易十四時期頒布的《商事條例》（1673）和《海事條例》（1681）就是世界上近代最早的兩部商事法令。
在我國，至今沒有頒布民法典，因此也就更談不上商法典。1949年新中國成立以後，我國逐步實行了私有財產的社會主義改造，建立了國家所有和集體所有的社會主義公有制，並以此為基礎，實行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在我國長達近半個世紀的社會主義建設期間，不僅沒有適用商法的需要，而且連商法的觀念都被社會遺忘了。
如今我們所能夠感覺到和談論的「商法」，則是隨著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建設過程逐步發展起來的一種法律現象，它只是涉及規范商事活動的諸多商業活動法的綜合體，而我國實際上並不存在名為「商法」的法律。在現階段，我國商法中呈現「民商合一」、商法的「泛公法」化、商法各單行法的「法典化」、「修正式進步」等發展現狀，隨著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逐步發展完善的需要，中國商法體系的發展呈現獨立化、內部整合的趨勢，相信商法典的頒布也將變為現實。
一、 我國商法發展現狀
（一）我國法律制度中的民商合一 自上個世紀70年代末改革開放以後，經濟活動中商業行為的急劇增多、個人合法權益得到保護，促使我國的「商法」步入快速發展進程。由於涉及「商法」的法制建設處於長期的停滯狀態，從理論和實務上講，在我國，法學界常說的「商法」只能在「民商合一」的體制范圍內進行思考。但也有學者持不同觀點，認為我國民商法制度採取的是民商分立的模式，無論是立法形式上還是運行機制上，均采民商分立。實際上，筆者認為，民商分立還是民商合一，是關於民法典與商法典的關系問題的論點；民商分立是指在民法典之外另行制定商法典的模式，民商合一是指就民商事關系僅制定一部統一的法典，對於不能合並到民法典中的有關商事的規定，另行制定單行法規。
大部分法律界人士認為，我國實行民商合一的制度。因為在我國的立法史上，立法者一般不分商事和民事，通過頒布法律建立保護民事權利和維護私權利秩序的統一的私法制度，民商法構成我國統一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律制度的組成部分；而在我國的司法實務上，民法是規范社會生活、經濟秩序的基本法，而商法則是對民法的有效補充。
在逐步完善民法體系、促進社會主義法制建設的過程中，我國不僅頒布有民法通則、繼承法和合同法，而且先後頒布了海商法、公司法、票據法、保險法、證券法等具有提高效率和維護交易安全特點的單行法，這是我國民商法獲得發展的重要事實，它們在我國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建設中也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由於沒有民法典，我國的民法和商法均是以單行法的形式出現的，但民法的理念、原則和基本制度則已經滲透到我國的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而我國所謂的「商法」除了單行法的表現形式外，由於基礎薄弱，其理念、原則和基本制度並沒有被社會普遍接受，尤其是商法理論的研究則更是捉襟見肘。
在20世紀80年代推行改革開放後十餘年，即開始建立私法制度之時，我國法學界法律體系中民法和商法的界限就不是清楚的，而這個時期又有長期存在的民法和經濟法之爭，商法似乎已經被人們所忽視。其實，我國自20世紀80年代初就開始了所謂的商事交易規則的創制，只不過這個法制進程並沒有讓人們真正認識到商法在我國的存在。我國在改革開放初期頒布的《經濟合同法》規定有買賣、倉儲、保險等多種交易制度，若視其為商事交易的法律，一點也不過分；特別是該法所規定的「買賣」、「保險」，更屬傳統意義上的「商行為」。為了滿足國際經濟交往的商業需求，在1985年，我國頒布了《涉外經濟合同法》，其所包含的法律內容也應當是名副其實的「商行為法」。然而，在長期的法學研究中，我們卻很少稱那個時期所頒布的《經濟合同法》和《涉外經濟合同法》（甚至後來頒布的《合同法》）為「商法」，因為從當時的法學理論上來講，它們太不像「商法」而更像「民法」。實際上，我國在改革開放後的相當長的時期內，立法者將許多原本應當屬於商法規范的交易制度，諸如貨物買賣、保險等，通過以民法通則為核心的民事立法來調整，民法的影響力頗為巨大；只是在後來，我國頒布的有關商事活動的法律多了，人們才習慣性地將海商法、公司法、票據法、保險法、證券法、信託法等稱為「商法」。
由此可見，在新中國數十年的法制建設過程中，民法固有的理念、精神、原則和制度幾乎影響甚至包容了我國民商事立法的所有內容。現階段，我國社會經濟活動方面基本上是在實行民商合一的法律體制，可以預見，獨立的商法制度在短期內較難形成。
（二）我國法制進程中商法的「法典化」
盡管存在「民商合一」的現狀，但不可否認的是，在中國的法制化的進程中，「商法」也以國家立法部門所頒布的有關商事活動的單行法「法典化」的獨特形式展現在人們面前。筆者認為，雖然現階段中國社會經濟活動中施行「民商合一」的法制體制，但相對獨立的商法還是在逐漸脫離民法領地的過程中獲得了相對自由的發展。自「商法」在我國的法律體系中形態逐漸清晰以來，買賣、票據、行紀、承攬、運送、保險、海商等即被作為主要的商行為規定在商法之中，由此構成了我國商法初級形態中的商業活動法。
在改革開放以後，由於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需要，我國加快了商事領域的立法步伐，立法機構先後頒布了海商法（1992年）、公司法（1993年） 、票據法（1995年）、保險法（1995年）、證券法（1998年）、合同法（1999年）、信託法（2001年）和投資基金法（2003年）等。另外，在逐步完善社會主義法制進程中，我國在1986年還頒布了體現法治下的市場經濟的 「企業破產法」，該法適用於國有企業（從事商事交易的國有企業）法人的條款規定被稱作具有里程碑意義。
事實表明，在改革開放後的數十年經濟建設中，我國頒布的有關海商、公司、票據、保險、證券、信託和投資基金等內容的法律，為我國建立起商事主體、交易和秩序的法律制度，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這些法律所包含的原則、已經建立或者試圖建立的制度，具有明顯不同於民法的原則和制度的特點，甚至有些制度的差異導致民法原則和制度在商事活動領域的「不適用」。例如，保險法所稱「保險合同」已經完全實現了格式化，附加合同成為保險法上的合同制度的普遍現象，民法上的合同自由原則幾乎被拋棄。甚至，保險法上的誠實信用原則，有其自身的特有內涵，利用「民法」上的原則和制度是難以解釋的。事實上，這些被稱之為「商法」的法律和民法之間存在著很大的差異，而這些法律似乎等同於大陸法系國家所稱的「商法」，它們的客觀存在基本上能夠成為我國存在「商法」的理論上的事實依據。
但由於大陸法系的商法是因為歷史的原因而形成的，而在我國法學界，因為欠缺商法傳統以及商法歷史，更因為學術上無相應理論基礎甚至仍然爭論商法和民法的關系，致使人們無法真正看清楚我國「商法」的邊界。我國商法的范圍或者外延到底在哪裡，仍然是存在疑問的。盡管如此，不可否認的是，我國商法正處在一個快速的發展階段，不斷涌現的商法「法典化」的單行法即是例證。 （三）我國商法的「泛公法」化
關於公法的概念，目前在法學界還沒有統一的解釋。有學者認為凡是規定私人之間事情的就是私法，反之則為公法。商法從根本上來講，應該是屬於私法的范疇，然而，隨著市場經濟活動的深入發展，商法也逐漸呈現「泛公法」化的發展現象。相對於「私法味」較濃的民法來講，商主體承擔較民事主體更高的注意義務，商事行為的外部約束對於交易的安全更有意義，而這些都需要藉助國家公權力來得到更好地落實和貫徹。 在我國，為了保證經濟健康發展、社會穩定，商事立法中越來越多地體現政府經濟職權色彩和干預意志、調節個人與政府和社會間經濟關系、維護社會公共利益的內容，這些內容在一定程度上體現了公法的明顯屬性。例如商業登記制度、商業帳簿制度，公司法中的公司組織形態、公司章程的法定記載事項、公司股份轉讓與公司合並的條件與程序等規定；海商法中的船舶登記、運輸單證、海事賠償責任限制、船舶抵押權等規定；保險法中的責任准備金、再保險、保險代理人與保險經紀人、保險業的監督管理等規定；破產法中的和解整頓、債權人會議、破產財產范圍、債務清償順序等規定，均屬公法性質的規定。筆者認為，商法的公法化，在性質上主要還是限於國家公權力對商事活動的消極干預，即設定商主體必須遵循的強行法制度，以限制商主體的意思組織和加重商主體的法律責任。從建立公平有序的市場經濟環境的角度來講，商法的公法化不應當倡導國家公權力對商事活動的積極干預。 由於我國商法在建構其制度的過程中吸收了更多的、不規則的國家公權力積極干預商事活動的公法內容，所以從我國商法的單行法內容可以看到，國家公權力介入商事活動更加積極和主動，呈現出泛公法化的特點。例如，我國保險法規定有保險業的監管機構——保監會及其監管許可權，並詳細規定有保險業監管機構的監管內容和方式，以法律的形式授權保險監督管理委員會對保險業進行全面的監管；證券法規定有證券交易的監管，以法律的形式授權證券監督管理委員會對證券交易進行全面的監管。這些都是我國「商法」單行法中所體現的「泛公法」化。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我國的經濟制度所建立的是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在這種經濟制度中，存在「宏觀調控、經濟調整」等許多特有的經濟現象，這就是支持我國商法呈現「泛公法」的經濟基礎。這種商法的「泛公法」化也必將在今後的法制進程中進一步得到體現。
（四）我國商法的「修正」式發展
由於我國的商法（或者說是商法單行法）脫胎於我國的市場經濟體制最初的構建過程中，因此我國已經頒布的「商法」存在或者遺留著諸多計劃經濟的痕跡或者不盡合理。而經濟的發展、社會的進步使得其中的很多條款急需整改甚至廢除。例如，我國1995年頒布的保險法規定，商業保險的主要險種的基本保險條款和保險費率，由金融監督管理部門制定。這是國家公權力積極干預企業自主經營的典型事例。而且，我國建設市場經濟法制的經驗不足，更加缺乏「商法」的原則和制度設計的經驗。除個別的「商法」如海商法，因為吸收國際經驗的緣故，其不足相對較少外，涉及公司、證券、票據、保險、信託等法律都存在這樣那樣的問題。對這些法律、法規進行深刻的修正，然後進行「具有中國特色」的創新，將成為我國的商法發展的特有現象。 我國商法的「修正」式發展，本身意味著我國商法的發展過程存在曲折，修正商法的目的顯然是要完善欠缺妥當性的法律規范。修改法律，無非是法律規范的價值再發現的結果，是立法者對法律規范的價值判斷的優化選擇。我國已經修正過的「商法」，有公司法和保險法等。通過修正，公司法和保險法都體現了市場經濟不斷發展、社會觀念變遷的需要，同時也在很大程度上使得其更加成熟。

㈩ 簡述國際經濟法的基本原則有哪些

基本原則如下：

（一）各國對境內一切自然資源享有永久主權 《永久主權宣言》把尊重東道國對本國自然資源的主權作為南北之間一切國際經濟交往和經貿活動的前提。

（二）各國對境內的外國投資以及跨國公司的活動享有管理監督權

《宣言》和《憲章》一再強調：東道國對於本國境內的一切經濟活動享有完整的、永久的主權，並且突出地強調對境內外國資本和跨國公司的管理監督權。

（三）各國對境內的外國資產有權收歸國有或徵用

按照西方殖民強國的傳統觀點，落後地區的東道國政府對於境內外國投資家的財產，只有保護的義務，沒有「侵害」的權利。一旦予以「侵害」（包括徵用或國有化），就構成所謂「國際不法行為」，本國政府就「有權」追究東道國的「國家責任」，甚至可以以「護僑」為名，大動干戈，興兵索債。

(10)商法的內涵與外延擴展閱讀

1986年3月通過的《關於國家和國際組織間或國際組織相互間條約法的維也納公約》也作了類似的規定：

1.發生情勢變遷的時間必須是在締約之後；

2.情勢變遷的程度必須是根本性的；

3.情況必須是當事國所未預見的；

4.結果必須是喪失了當事國當初同意接受該條約拘束的必要基礎或基本前提；

5.影響必須是勢將根本改變依據該條約尚待履行的義務的范圍或程度；

6.原因必須不是出於該當事國本身的違約行為；

7.適用的對象必須不是邊界條約或邊界條款。

但是，在國際實踐中，也必須注意防止殖民主義、帝國主義和霸權主義勢力歪曲和濫用《公約》對「情勢變遷」原則的限制性規定，以繼續維持弱肉強食的國際經濟舊秩序。

可見，在國際經濟法中作為「有約必守」原則之例外的「情勢變遷」原則，也不是孤立自在的。只有緊密地結合前述經濟主權原則和公平互利原則，才能對「情勢變遷」原則及其限製作出全面的理解和正確的運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