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王霞
Ⅰ 離婚協議怎麼寫
法律分析：
離婚協議書的標准內容包括：一、雙方當事人的基本信息。二、離婚的原因。三、男女雙方自願離婚的真實意思表示。四、孩子撫養權。五、共同財產的處理。六、夫妻共同債務的處理。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零七十六條
夫妻雙方自願離婚的，應當簽訂書面離婚協議，並親自到婚姻登記機關申請離婚登記。
離婚協議應當載明雙方自願離婚的意思表示和對子女撫養、財產以及債務處理等事項協商一致的意見。
Ⅱ 改變撫養關系糾紛應提供什麼證據
法律分析：除提供一般證明、證據外，還須按照訴訟請求內容提供以下必要證據:(1)離婚判決書、調解書或婚姻登記機關的證明。(2)各自撫育子女有利或不利條件的證明。(3)各自經濟收入情況的證明。(4)10周歲以上未成年子女本人的意見。(5)與訴訟請求相關的其他證據。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一千零八十四條 父母與子女間的關系，不因父母離婚而消除。離婚後，子女無論由父或者母直接撫養，仍是父母雙方的子女。
離婚後，父母對於子女仍有撫養、教育、保護的權利和義務。
離婚後，不滿兩周歲的子女，以由母親直接撫養為原則。已滿兩周歲的子女，父母雙方對撫養問題協議不成的，由人民法院根據雙方的具體情況，按照最有利於未成年子女的原則判決。子女已滿八周歲的，應當尊重其真實意願。
Ⅲ 在民事訴訟中，當事人無需舉證的情況是
這個題目問的很奇怪，，因為民事訴訟中的當事人包括了原告被告還有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究竟是想問是原告需要舉證呢還是被告呢？因為在一個民事訴訟中舉證責任的分配根據案件性質和法律規定的不同是會有所不同的。
而舉證責任的分配會關繫到舉證主體的舉證不能情況下承擔不利後果的訴訟利益分配。。
像A選項，是專利侵權案件，原告要想訴被告，原告就必須承擔一定的舉證責任，，證明原告所主張的請求是有確實的法律原因，和其遭受的損害的具體狀況。所以原告必須舉證---被告生產的產品與與原告的發明重合，且沒有經過原告的授權，還有因為原告的侵權行為被告所遭受的損失情況。這個時候法院才會手裡原告的起訴，而此時根據法律對被告舉證責任的特殊規定，被告負責有對其生產的產品與原告的發明存在的不一致之處存在舉證責任。否則要承擔舉證不能的不利後果。
b選項，是法律規定的特殊侵權里動物致害案件。這個時候，原告起訴時所負有的舉證責任是必須證明損害是由被告的飼養物造成，與被告的行為存在因果關系，還有損害結果的具體情況。被告負擔的舉證責任是證明原告的損傷與原告的過錯行為或者是第三人的過錯行為存在因果關系，才可以免責，否則要承擔舉證不能的後果，原告勝訴。
C選項，是普通的倉儲合同之訴，訴訟中的原告要主張被告違約必須承擔證明被告的行為使合同的目的不能實現，使自己遭受損失。而被告想要免責只有證明此時自己的違約是由於原告的過錯或者是由不可抗力原因造成的。這個時候還是要承擔舉證責任的。
d選項，是特殊侵權里的產品侵權案件，這個時候原告要起訴還是需要承擔證明損害的還有損害和被告的產品缺陷存在著因果關系，而被告承擔的舉證責任是證明損害是由原告的故意和過失造成，可以減輕賠償責任，如果是有法律規定的免責事由，舉證成功可以免責。
所以，，這個題目，這樣問，基本上是沒有正確答案的，因為在訴訟兩造中都必要的被法律分配了一定的舉證責任來支持自己的主張。因為C選項比較特別，，是普通之訴 ，，所以，，，，不知道你怎麼問，如果但是最後答案就只可能是它。
Ⅳ 寫篇民事訴訟起訴狀
內容不詳細，原被告情況，事實與理由等等欠缺
Ⅳ 協議離婚能重新起訴嗎
法律分析：1.協議離婚後不能就夫妻關系的存續與否提起訴訟，但可以就夫妻雙方離婚時的財產分割提起訴訟。男女雙方協議離婚後就財產分割問題反悔，請求變更或者撤銷財產分割協議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夫妻雙方協議離婚後就財產分割問題反悔，請求撤銷財產分割協議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人民法院審理後，未發現訂立財產分割協議時存在欺詐、脅迫等情形的，應當依法駁回當事人的訴訟請求。
法律依據：《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婚姻家庭編的解釋（一）》 第七十條 夫妻雙方協議離婚後就財產分割問題反悔，請求撤銷財產分割協議的，人民法院應當受理。人民法院審理後，未發現訂立財產分割協議時存在欺詐、脅迫等情形的，應當依法駁回當事人的訴訟請求。
Ⅵ 山東即墨靈山民間借貸劉彩虹法院起訴案件
山東省煙台市中級人民法院
民 事 判 決 書
（2014）煙民再終字第55號
再審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上訴人）：王永龍，個體工商戶。
委託代理人：王宇，山東寧海律師事務所律師。
再審申請人（一審被告、二審被上訴人）：劉彩虹。
委託代理人：王霞，山東星河泰律師事務所律師。
被申請人（一審原告、二審被上訴人）：劉建娟，退休工人。
委託代理人：徐壽剛。
再審申請人王永龍、劉彩虹因與被申請人劉建娟民間借貸糾紛一案，不服本院（2013）煙民四終字第180號民事判決，向本院申請再審。本院於2013年12月30日作出（2013）煙民申字第258號民事裁定，對本案提起再審。本院依法另行組成合議庭，對本案進行了審理。再審申請人王永龍之委託代理人王宇、再審申請人劉彩虹及委託代理人王霞、被申請人劉建娟之委託代理人徐壽剛到庭參加訴訟。本案現已審理終結。
2012年5月23日，原告劉建娟起訴至煙台市牟平區人民法院稱，二被告王永龍、劉彩虹系夫妻關系，在其夫妻關系存續期間，因家庭共同生活需要，共向劉建娟借款12萬元。王永龍分別於2011年1月13日向劉建娟出具了借款2萬元的欠條一張，於2011年6月2日向劉建娟出具了借款10萬元的欠條一張。王永龍所欠款項至今未還。現要求二被告王永龍、劉彩虹立即還清借款12萬元，由被告承擔本案的訴訟費用。
被告王永龍未答辯。
被告劉彩虹辯稱：我方不欠劉建娟款項。我的丈夫叫「王永龍」，劉建娟提交的欠條上是「王雲龍」而不是「王永龍」，且王永龍自2010年8月就離家出走，從未回過家，對於王永龍所做的一切我方都一無所知，劉建娟沒有證據證明王永龍欠其款項，請求法院依法駁回劉建娟的訴請。
煙台市牟平區人民法院審理查明，原、被告之間系朋友關系，二被告王永龍、劉彩虹之間系夫妻關系。2011年1月13日，被告王永龍向原告劉建娟借款人民幣2萬元用於做買賣，並出具借條一張，內容為：「今欠劉建娟人民幣2萬元正20000元.貳萬元正王永龍2011.1.13」。之後，王永龍陸續幾次共向劉建娟借款人民幣10萬元，並於2011年6月2日向劉建娟出具借條一張，內容為：「欠條因母親住院共欠劉建娟人民幣l0萬元正拾萬元正王永龍2011.6.2」。劉建娟稱2011年6月2日欠條上「因母親住院」只是王永龍其中一次借款的理由，其他款項也是以做買賣的名義借的錢。劉彩虹對於劉建娟提交的兩張欠條上「王永龍」的簽字不認可，認為是「王雲龍」，但是沒有相反證據予以反駁，也不申請鑒定；並表示王永龍自2010年8月就離家出走，對於王永龍的所作所為一無所知。為此，劉彩虹提交鄰居於瑞波出具的證明一份，證明王永龍自2010年8月就未回過家，劉建娟質證認為該證詞不符合證據規則的有關規定，不能作為王永龍不回家的證據使用。
煙台市牟平區人民法院一審認為，債是按照合同的約定或者依照法律規定，在當事人之間產生的特定的權利和義務關系，債權人有權要求債務人按照合同的約定或者依照法律的規定履行義務。王永龍經法院合法傳喚無正當理由拒不到庭，視為放棄對相關證據質證的權利。劉彩虹認為劉建娟提交的欠條上的署名不是「王永龍」，而是「王雲龍」，但沒有證據予以反駁，且不申請鑒定，因此對於劉彩虹的該抗辯主張，依法不予支持。王永龍出具欠條的時間系王永龍、劉彩虹婚姻關系存續期間，所負債務應按夫妻共同債務處理。劉建娟要求王永龍、劉彩虹償還借款人民幣12萬元，有王永龍出具的欠條為證，理由正當，證據充分，依法予以支持。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第八十四條、《最高人民法院關於適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若干問題的解釋（二）》第二十四條、《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三十條之規定，於2012年7月12日作出（2012）煙牟民一初字第284號民事判決：被告王永龍、劉彩虹於判決生效後十日內付給原告劉建娟借款人民幣12萬元。案件受理費2700元，由被告王永龍、劉彩虹交納；公告費300元，由被告王永龍交納。
宣判後，王永龍不服原審判決，向本院提起上訴稱，一、原審程序違法，剝奪了上訴人王永龍的訴訟權利。1、原審法院立案送達時，被上訴人劉彩虹明確表示已與王永龍分居不能代收法律文書，但原審法院卻欺騙使其代收，導致王永龍不知道被起訴，亦不知道第一次開庭的事實。2、原審第二次開庭時，王永龍已與劉彩虹離婚，但原審法院未通知王永龍，亦未向王永龍送達開庭傳票使其無法參加訴訟。3、被上訴人劉彩虹以離婚為由拒絕為王永龍代收判決書，原審法院卻以公告的形式向王永龍送達判決書違反民訴法的相關規定。二、原審法院認定王永龍向被上訴人劉建娟借款12萬元的事實成立錯誤。王永龍與劉建娟之間不存在借款事實，王永龍出具的借條是在受脅迫的情況下所寫，非本人真實意思表示。王永龍的母親已於2010年去世，且王永龍本人系普通工人，不需要大額現金流動，所謂的借款理由均不成立。三、王永龍與劉彩虹於2009年達成離婚協議，於2010年8月分居，分居後雙方無經濟往來，對於涉案債務劉彩虹並不知情，與夫妻共同生活無關，不屬於夫妻共同債務。請求二審法院查清事實，改判王永龍不承擔付款義務，一、二審訴訟費用由被上訴人劉建娟負擔。
本院二審查明，王永龍主張其與劉彩虹已於2012年6月4日協議離婚，提交離婚協議書復印件一份。劉彩虹向法庭提交離婚證，證實雙方確於2012年6月4日離婚。經質證，劉建娟認可王永龍與劉彩虹離婚的事實，但稱雙方離婚是為了逃避對其的債務。
庭審中，王永龍與劉彩虹稱雙方在離婚之前於2009年12月份開始分居，正式分居時間是2010年8月份，雙方分居之後沒有保留原來的聯系方式，無法聯繫到對方。對此，王永龍提交與劉彩虹於2009年12月12日及2012年6月4日簽訂的兩份離婚協議。經質證，劉建娟不認可。
經查，原審共有兩次庭審。第一次庭審時間為2012年6月21日，王永龍未到庭，開庭傳票送達時間為2012年5月28日，劉彩虹代王永龍簽收，對此劉彩虹辯稱其系受欺騙所簽，且送達人未告知代簽的法律後果。第二次庭審時間為2012年7月4日，王永龍未到庭。受件人為劉建娟的開庭傳票由其委託代理人曲永玖簽收，受件人為劉彩虹、王永龍的開庭傳票送達回證上載明的送達地點為劉彩虹葯店，附記記錄為當事人拒簽。在2012年6月21日第一次庭審時，劉彩虹的委託代理人告知法庭劉彩虹與王永龍系夫妻關系。2012年7月4日第二次庭審時，劉彩虹的委託代理人對於法庭出示的劉彩虹與王永龍的戶籍證明沒有異議，且在此次庭審中其為證實劉彩虹與王永龍已於2010年8月份分居，提交了證人於瑞波書寫的書面證言一份，告知法庭此證據是准備起訴與王永龍離婚作為證據使用。在該兩次庭審中，劉彩虹均未明確告知法庭其已與王永龍離婚。對此，劉彩虹在二審庭審中辯稱其原審委託代理人告知欠條上署名的是「王雲龍」而不是「王永龍」，名字不對，會駁回起訴，其他的不用管。
庭審中，王永龍稱其與劉建娟系婚外情關系，所謂的12萬元借款並不存在，而是分手費，王永龍是在受脅迫的情況下立下的借條，提交加蓋煙台市公安局牟平分局政府大街派出所印章的王永龍詢問筆錄復印件一份，時間為2011年6月14日，在該筆錄中王永龍陳述了其與劉建娟之間的關系，以及受脅迫立下欠條的經過，在被問道：「對於你反映的情況，你有什麼具體要求嗎？」，王永龍稱：「暫時不需要公安機關進行調查，我是因為這十二萬元的欠條，來做一下說明，反映一下情況。」劉建娟承認王永龍出具借條時於濤在場，但否認王永龍受到脅迫，稱其在收到原審判決書後接到派出所電話通知，去派出所作了筆錄，在筆錄中其否認與王永龍之間系婚外情關系，12萬元也不是分手費。王永龍稱公安局對其反映受脅迫立下借條一事沒有處理結果。
本院二審審理查明的其他案件事實同一審。
本院二審認為，關於王永龍是否向劉建娟借款12萬元的問題，本院認為，劉建娟持王永龍出具的借條起訴要求王永龍夫妻二人返還借款，在王永龍認可該欠條系其出具的情況下，劉建娟的訴訟請求合法有據，依法應予支持。王永龍雖稱涉案欠條上的借款並不真實存在，其系在受脅迫情況下出具的，卻未能提供充分有效證據予以證實，對其該事實主張，依法不予採信。
關於涉案12萬元借款是否屬於王永龍與劉彩虹夫妻共同債務的問題，本院認為，因該借款發生在王永龍與劉彩虹婚姻關系存續期間，王永龍主張該借款不是因夫妻共同生活所發生的債務，依法應承擔相應的舉證責任，在其不能舉證的情況下，一審按照夫妻共同債務處理有事實及法律依據，是正確的。
從一審的送達情況及庭審過程來看，劉彩虹並未明確告知其已與王永龍離婚，亦未提供證據證明其代王永龍簽收第一次開庭傳票系受欺騙所為，且並未影響到本案的實體處理，故王永龍的上訴請求不能成立。
綜上，王永龍上訴主張不成立，本院依法不予支持。原審判決正確，依法應予維持。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一）項及第一百七十五條之規定，於2013年3月2日作出（2013）煙民四終字第180號民事判決：駁回上訴，維持原判。二審案件受理費2700元，由王永龍負擔。
王永龍不服上述判決，向本院申請再審稱，原判決認定的基本事實缺乏證據證明。1、根據2011年《山東省民事審判會議紀要》關於民間借貸部分的規定：出借人應當對是否存在借款關系、借貸內容以及是否已將款項交付借款人等事實承擔舉證責任。對於出借人提供的「借據」應當結合金額多少、支付憑證、支付能力、交易習慣、當事人之間的關系等相關證據認定是否存在民間借貸關系。庭審中，劉建娟不僅不能對借款的來源、出借次數、每次的金額及交付的情況舉證證明，更不能證實自己有能力支付上述款項。2、借款的理由不成立。王永龍母親於2010年6月15日去世，欠條的時間是2011年6月2日，相差一年，借款理由顯然與事實不符。3、前後借款不合邏輯。2011年1月13日劉建娟第一次索款時，劉建娟找人逼迫王永龍寫下2萬元欠條，在事隔5個月之後的2011年6月2日，劉建娟在王永龍未還2萬元的情況下又陸續出借10萬元，明顯不合常理。4、欠條不是王永龍的真實意思表示，其欠款的性質屬於分手費、感情糾紛。通過2011年6月14日王永龍到牟平區政府大街派出所報案，以及派出所對劉建娟和劉建娟的證人於濤所作的詢問筆錄可以看出，王永龍與劉建娟之間是婚外情關系，雙方之間不存在真實的借款關系。綜上，法院僅僅以王永龍出具借條為證，沒有結合其他證據就認定借款成立缺乏證據證明。請求依法撤銷煙台市中級人民法院（2013）煙民四終字第180號民事判決，依法駁回劉建娟的訴訟請求。
劉彩虹答辯稱，同意王永龍的再審請求及理由。另外，即使法院判決王永龍承擔部分給付義務，也與劉彩虹無關。
劉彩虹申請再審稱，（一）原審定性錯誤，案由不應是民間借貸，被告主體錯誤，劉彩虹至少不應當是本案被告。本案的焦點有二：一是劉建娟與王永龍之間是否存在民間借貸，是否借過錢給王永龍。劉建娟持的是兩張欠條，而非借條。欠條與借條有重大區別，借條的案由一定是民間借貸，但欠條的案由可能是損害賠償，可能是合同糾紛，如果認定是欠款，對於欠款的性質、原因及雙方的結算過程等等，法院應查明。對於欠條，因為基於欠條形成的各種原因不同，原告承擔的舉證責任也不同，本案打欠條的人署名是王雲龍，劉彩虹不認可，一審法官把舉證責任強加給劉彩虹，要求劉彩虹要麼提供證據加以證明，要麼申請作筆跡鑒定，否則就認定王雲龍即是王永龍。法官在舉證責任分配上有失公允且違法。欠條是劉建娟在找了三個大男人的陪同下，把王永龍騙出來，脅迫王永龍打的分手費，不是王永龍真實的意思表示，此種欠條也違反社會道德，公序良俗，侵犯了劉彩虹的配偶權，法院只保護合法的債權債務關系，本案的欠款並非真實的合法的，不應保護。二是債務是否屬於夫妻共同債務、需要劉彩虹來償還。此舉證責任應由舉債一方承擔，不應由劉彩虹承擔。本案王永龍、劉彩虹雙方自2000年第一次訴訟離婚，沒離成，法院調解和好，2009年雙方又達成離婚協議，並於2012年6月4日正式離婚，這期間，直至目前，劉彩虹及婚生女的日常生活費用一切均由劉彩虹獨自承擔，王永龍並未盡到應盡的撫養義務，劉彩虹及女兒從未從欠款中獲得利益。王永龍母親是2007年做的手術，其共花費3－4萬元，共有8個子女，每人分不到4000元費用，且王永龍父親是抗戰時期的老革命，政府每年給其母親錢，母親家裡還有果園，根本無須對外借錢，第二張欠條打的因母親住院欠劉建娟10萬元是不可能的。法院不應機械地認為只要是夫妻關系存續期間，一方對外的債務，無論對方是否知曉、認可，一律認定是夫妻共同債務。王永龍、劉彩虹均不承認該債務的真實性。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第四十一條的規定，判斷夫妻共同債務應以是否用於夫妻共同生活為標准。劉建娟無證據證明王永龍所欠款項用於家庭共同生活，其要求劉彩虹承擔還款於法無據，假使認定存在債務，也是王永龍個人債務，與劉彩虹無關，應由王永龍個人承擔。（二）從原審卷宗看，證據明顯不足。一審的證據只有兩張所謂的欠條，劉建娟在一審時未提供充分的證據予以證明欠款事實，劉彩虹不認可也不知情，在王永龍未到庭的情況下，基本事實不清楚，一審不應當缺席判決。二審調取的王永龍、於濤、劉建娟的詢問筆錄與本案有重大關系，能夠證明王永龍是受劉建娟的脅迫打的欠條，法院不再次開庭質證，是枉法裁判。王永龍在二審提交了劉彩虹與王永龍在2009年12月12日達成的離婚協議書，證明夫妻雙方在兩張欠條之前早已分居，而且最後一條明確規定王永龍在外居住的一切事情與劉彩虹無關。二審承辦人不收該證據，不質證。法官可能認為這份證據與本案無關，不能對抗第三人。夫妻生活本具有私密性，只有夫妻雙方最清楚，他人無法知曉，劉彩虹提供的鄰居證明可證實王永龍多長時間未回過家，具有真實性和客觀性。綜上，請求撤銷原審判決，駁回劉建娟的訴訟請求，或至少判令劉彩虹不承擔12萬元的債務；劉建娟承擔全部案件的訴訟費用。
王永龍答辯稱，同意劉彩虹的再審請求及理由。本案涉案款項，根本就不存在、不成立。退一步講，即使法院認定債務關系成立，也是王永龍與劉彩虹分居期間與劉建娟形成的債務關系，不應認定為王永龍與劉彩虹的夫妻共同債務。
劉建娟對王永龍、劉彩虹的再審申請答辯稱，1、借款是王永龍分幾次借的劉建娟的錢，欠條也是王永龍本人書寫，原審已經查明。2、王永龍向公安機關報案的情況，王永龍只是向公安機關作了解釋，是否是感情糾紛也僅僅是王永龍的一面之詞，公安機關對其反映的情況也沒有作出處理結果，不能作為本案定性的依據。3、兩張欠條是王永龍和劉彩虹在夫妻共同生活期間由王永龍本人所寫，該款項是否用於家庭共同生活，應當由王永龍和劉彩虹提供相應證據，如果提不出相應證據，應當認定為夫妻共同債務，而不應當由劉建娟提供證據。綜上，原審判決認定事實清楚，請求維持。
本院審理查明，2012年10月18日煙台市公安局牟平分局政府大街派出所對於濤製作了詢問筆錄，在該筆錄中於濤陳述了陪同劉建娟去找王永龍的經過。經質證，王永龍和劉彩虹對於濤的筆錄沒有異議。劉建娟對於濤的筆錄的真實性沒有異議，但稱於濤筆錄中說「劉建娟說你看咱倆這么長時間感情值多少錢，你看著打吧」這句話的意思並不是王永龍、劉彩虹所主張的劉建娟與王永龍是婚外情關系，而是因為劉建娟與王永龍認識時間比較長，是朋友關系，關系比較好，當時劉建娟想王永龍能給多少錢就給多少錢。
還查明，2012年11月16日煙台市公安局牟平分局政府大街派出所對劉建娟製作了詢問筆錄，在該筆錄中劉建娟陳述了去找王永龍的經過。經質證，王永龍、劉彩虹對劉建娟的筆錄的真實性沒有異議，但稱劉建娟筆錄中說打欠條時都冷靜下來，心平氣和的，是不對的，實際上是採取找人威脅的手段打的欠條。
審理中，王永龍提交以下證據：2012年11月16日乳山市人民醫院出具的醫學診斷證明書、王永龍的母親李培珍住院期間的住院病歷、乳山市崖山鎮大崮村村民委員會於2010年6月15日出具的李培珍的死亡證明各一份。證明李培珍於2007年1月19日至2007年2月16日在乳山市人民醫院因癌症作手術治療，於2010年6月15日病故，借款的內容與事實不符。劉彩虹對上述證據無異議。劉建娟質證稱上述三份證據與其無關。
審理中，劉彩虹提交以下證據：1、（2000）牟寧民字第250號案件立案審批表，證明王永龍和劉彩虹在2000年3月28日在牟平區人民法院起訴離婚，雙方夫妻關系截止到目前已經名存實亡。王永龍對該證據無異議。劉建娟對證據的真實性無異議，但稱在該案中，王永龍和劉彩虹沒有離婚，他們是2012年離的婚，而且該證據與本案無關。2、王永龍簽字的2012.6.4日劉彩虹和王永龍關於雙方之間離婚約定，證明凡沒有劉彩虹簽字的欠條，都是王永龍承擔，不屬於共同債務。王永龍打給劉建娟兩張分別是2011.1.13日2萬、2011.6.2日10萬（已報案）的欠條，與劉彩虹無關。本案訴爭的12萬欠款非真實的債權債務關系，並且非夫妻共同債務，也未用於夫妻共同生活。王永龍對該證據無異議。劉建娟質證稱，該證明是王永龍與劉彩虹離婚時的債務分擔，該約定只是夫妻之間的約定，不能對抗債權人。3、視聽資料一份，於永明能證明王永龍與姜洪英2009年就在一起住，間接證明王永龍與劉彩虹早已分居。王永龍代理人稱，其不認識於永明，也不知道劉彩虹和於永明對話的事，但是王永龍和劉建娟分手後，與姜洪英同居是真實的。劉建娟稱，因為證人於永明沒有到庭，無法核對證據的真實性。
本院審理查明的其他事實與原審一致。
本院認為，本案爭執的焦點問題是劉建娟與王永龍之間的借款合同是否生效。《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第二百一十條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自貸款人提供借款時生效」。民間借貸合同的性質是實踐性合同，即借貸合同的生效應當以出借人給付錢款為條件，出借人應當就履行了「提供借款」義務承擔舉證責任。本案中，劉建娟所持有的欠條雖然是王永龍所出具，但由於王永龍否認借款事實的存在，欠條僅是合同成立的依據，合同生效與否還需劉建娟繼續舉證，即劉建娟應當就其已經向王永龍實際給付了錢款舉證。劉建娟主張借款金額為12萬元，均是現金交付，但在訴訟中劉建娟除提供欠條外，未能提供借款來源依據及給付王永龍12萬元的其他證據，僅憑2張欠條並不能證明劉建娟交付錢款的事實。原審判決僅依據2張欠條判令王永龍、劉彩虹還款，證據不足，本院予以糾正。
綜上，劉建娟要求王永龍、劉彩虹還清借款12萬元，證據不足，本院不予支持。本案經本院審判委員會討論決定，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民事訴訟法》第二百零七條第一款、第一百七十條第一款第（二）項之規定，判決如下：
一、撤銷本院（2013）煙民四終字第180號民事判決和煙台市牟平區人民法院（2012）煙牟民一初字第284號民事判決；
二、駁回劉建娟的訴訟請求。
一審案件受理費2700元，二審案件受理費2700元，共計5400元，由劉建娟負擔。公告費300元，由王永龍負擔。
本判決為終審判決。
審判長郝嚴衛
審判員孫春漢
審判員張婷婷
二〇一四年六月九日
書記員吳靜
Ⅶ 法律專業本科畢業論文寫作
中華法系的終結和中國法制的現代化，尋根溯源，始自清末沈家本主持的法律改革。此次改革是在全面揚棄中國法律傳統，全盤引進西方國家立法的基礎上進行的。如果單從形式上看，毫無疑問，這次中國有史以來開天闢地第一次的大規模法律移植活動是卓有成效的：自成一體、源遠流長的中華法系在國家法的層面上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六法為中心的西方現代意義的法律體系，中國法制乃以此為契機，開始了向現代化的轉型。沈家本也因此而獲得了後世的持久贊譽和推崇，被譽為「中國法律現代化之父」，著名學者楊鴻烈稱其為「有清一代最偉大的法律專家」，「中國法系全在他手裡承前啟後，且又是媒介東西方幾大法系成為眷屬的一個冰人」。
然而，無論從主事者的初衷還是最終的結局看，改革的結果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之外。它不僅未能挽救風雨飄搖的清王朝，相反地加劇了晚清政局的動盪。而如果對這場改革賦予更多現代意義的解讀，把它視為中國百年現代化運動的重要方面和部分，或者視為中國法制現代化開端的話，那麼，其得失的評價將會變得十分的復雜和困難，而現有的流行的結論總給人以失之於簡單和膚淺之感。眾所周知，清末修律是在歐風美雨催化下發生的，原非中國自身社會發展的自然訴求，復被用作擺脫內外困境、實現政治功利目標的工具，宛若揠苗助長的父母蔭庇下的早產兒，難以保證其心智健全、肢體完好。由於它超越了一定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階段，失之空闊而缺乏適用性，從而使法制的現代化建築於流沙之上，不可避免地流於形式而無法得到持久的支撐和生命力。先天的不足，加上後天的乏力，直接導致法制移植和建構過程中非制度層面意識、精神因素的缺失，從而在本土化過程中遭遇困境和悖妄，而這一切都可以從清末改革那裡找到其淵藪：正是由於這一改革與生俱來的缺陷和失誤，註定了由沈氏肇端的中國法制現代化之路的曲折和坎坷。
清末修律的成果並不曾因清室覆滅而化為烏有，從形式到內容，它對後世有著深遠的影響。民國初造，其立法建制即以修律的成果為基礎，其後，中國法制建設在多次狂風暴雨的社會變革間歇艱難前行，經歷了取法日德，到以俄為師，而後兼采英美的近百年發展道路，這一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乃是清末法律移植運動的延續。因而，它的成與敗、得與失無不濫觴於清末修律。從更廣闊的范圍看，沈家本主持的法制現代化運動是整個民族國家現代化的縮影和重要方面，它與政治、經濟的現代化息息相關、不可分離。重新審視近一百年前發生的這場改革，以明其得失利鈍和發展流變，無疑是法律史上一項饒有趣味的課題，且對未來的法治現代化具有深刻的借鑒意義。
一
與中國歷史上的變法運動不同的是，清末律改革運動根源於西方先進文明的沖擊。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面臨著日益嚴峻的經濟、政治、文化解體和制度性危機，救亡圖存是當時朝野上下一致的呼聲，而變法修律則是清廷再三權衡猶豫之後作出回應的重大舉措。盡管如此，如果簡單以沖擊———回應模式描述清末修律與外來因素的互動關系，仍不足以揭示其內在的必然性，也無法解釋在其整個過程中出現的諸多現象。歸根結底，改革還是中國社會自身內部矛盾發展的結果，仍然不能擺脫傳統思維模式的制約，因為我們從修律的指導思想以及具體方案的選擇這兩個具有根本意義的問題上，發現的是「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傳統模式的明晰可辨的印跡。
早在1865年11月6日，英人赫德(Robert•Hart)即撰《局外旁觀論》，向清政府提出學西人器物長技、整頓財政、加強外交三項建議。總理衙門認為「中外情形尚能留心體察，然究系局外議論，且亦非急切能辦之事」而予擱置。後英駐華公使參贊威妥瑪(Thomas•F•Wade)著《新認略論》並照會清總理衙門，其中言及「借法興利除弊」等事，希望清政府改弦更張，有所作為。總署認為其意似在借故尋釁，欲有事於中國，遂將該文並赫德氏前文發交各省督撫，「勿論成見」，詳慎籌劃。各省督撫反應不一，如左宗棠即認為此不過是英人慾借變法控制中國內政外交以取得在華優勢地位，雖出於惟利是圖之心，但於我有利無害，不妨採行之。江西巡撫劉坤一更借題發揮，主張改革科舉。他們代表了一部分掌握地方實權的洋務大員的觀點。事實上，英人的目的無非是希望清廷順應世界大勢，修法制律以促進和保護其在華商業利益，但由於英人建議未涉及具體措施，流於空泛，故而在清廷內部未引起足夠的重視，也可見中國此時尚抱著天朝上國的虛驕之心，對西政認識尚停留在表面和皮毛，雖然有地方實力派推動的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自強運動，但多限於制船造炮，未遑顧及和留意政治法律層面。同治六年十二月(1867)，英公使致函清廷，建議設立新法，整頓舊基。總署回復「依照西洋制度，自致強盛，如時事大局情形無礙……亦甚願意」。可見，清廷在制度變革上態度曖昧，一方面對傳統盲目自信，對改革心存疑懼；同時又迫於世界時勢，懾於列強淫威，不得不虛與委蛇、敷衍搪塞，若非「時事大局」所迫，萬難有所變易。[2](P4)
自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國際局勢趨於平靜，出現了較長時間的中外相安的局面，洋務派主持的自強運動亦成績斐然，中國甚至擁有了近代化的海陸軍。正當清廷陶醉在「同光中興」的幻夢中時，日本已經率先邁入了現代化的門檻。日本於19世紀50年代由美國人柏利率先叩開國門，此後列強紛紛跟進，訂立商約，通商貿易，了無滯礙。日本也自覺自願，以全盤西化為救亡自強之方，不料倏忽數十年間，卓然崛起於東方，竟與列強分庭抗禮。中日甲午一戰，清廷強大的北洋水師竟傾覆於一旦，於是朝野震動，而停留於器物層面的洋務運動也因之而宣告失敗。敗於日本的奇恥大辱讓有識之士警醒，於是乎輿論也為之一變，皆言變法方可強國，守制足以喪邦。中國之積貧積弱非但是器物不如人，如在民法典制定以前，大清民律草案一直是各級審判廳審理民事案件的法律淵源，其後民法典的制定亦以之為藍本，學者多將其作為解釋和適用民法典的立法史資料而予以引用。更是制度不如人，這個結論漸成輿論界的共識。日本成功的經驗成為了維新人士吁請變法的借口，這對清廷後來決意改弦更張、變法改制不乏推動作用。
治外法權的喪失，乃是修律最直接的導因。1842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最先認可了領事裁判權，爾後列強紛紛援例並不斷擴大其范圍。就清廷而言，司法主權的喪失，無論如何也是一件顏面失盡的事情，故其設法收回權利之心尚存。當時輿論大凡涉及修律之事，無不以之為托詞。而日本在大改法律之後成功收回治外法權的先例，無疑給清廷以巨大的觸動。1902年中英條約就這樣寫道：「中國深欲整頓中國律例，以期與西國律例改同一律，英國允願盡力協助以成此舉。一俟查明中國律例情形及其審斷辦法及一切相關事宜皆臻妥善，英國即允棄其治外法權。」[3]列強的承諾是個誘餌，對當時倍感屈辱的朝野上下而言，很難不為之動心。
毫無疑問，上述兩大因素對促成修律意義不菲。但對清廷而言，任何的恥辱都無法抵銷對政權安危的憂慮，如何維持統治乃是他們的頭等大事，一切變革如果危及政權本身，都將不可能得到認可。從這個意義上說，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說的提出，乃是最終決定修律的根本原因。作為洋務派後期的首領和重要的封疆大吏，張之洞在晚清政壇上的影響舉足輕重，其「中體西用」的思想充分體現在他撰寫的《勸學篇》中。在這篇以「會通中西，權衡新舊」為宗旨的文章里，張之洞將法制劃歸為「用」的范疇。「夫不可變者，倫紀也，非法制也；聖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4]法制與器械、工藝等量齊觀，這與中國傳統社會根深蒂固的法律工具論不謀而合。於是，在「中體西用」的大旗下，法制的變革漸被視為一件無關宏旨的事情，一種與歷朝歷代的變法相類似的措施而已。《勸學篇》在當時曾名噪一時，影響極大。清光緒皇帝覽後，認為「持論平正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且命各省「廣為刊布，實力勸導，以重名教，而杜卮言」。[5](P6)晚清變法改制，無不畏手畏腳，虛應輿論，惟修律一事放開了手腳，動了真章，這與張之洞的上述言論大有干係。
二
除張之洞外，一些封疆大吏以及其他洋務派首領對推動修律也不乏積極的貢獻。在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的過程中，一批漢族地方官僚得以進入統治集團上層，並形成地方的實權勢力。典型者如曾國藩，清廷曾授權其直接統轄江、浙、皖、贛四省軍務，中央「不加遙制」。他們編練團練(如曾氏兄弟左宗棠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掌握了私人武裝，並由於他們在鎮壓農民革命、籌辦洋務和對外交涉中的出色表現，他們在清統治集團中的地位也隨之提升，影響力不斷擴張。在人事方面上，中央有李鴻章為督辦政務大臣，地方的張之洞、劉坤一等人「亦著遙為參預」。這批封疆大吏大多是既接受傳統儒家教育又不乏精明干練的實際經驗、注重實效、力主變法的實權人物。他們對現實體制存有憂慮、對清朝宗室貴族獨攬中央大權不滿，因此積極主張變法自強，謀求國家富強以挽救危局，鞏固和擴張自身勢力。同時，在洋務運動發展過程中，他們直接或間接參與了現代意義上的工業企業的創辦(如江南造船廠、漢陽鐵廠等近代著名企業)，與新興民族資產階級、官僚買辦階級接近，實際充當了他們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因此，他們的變法呼聲也反映了扶持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要求。他們的開明態度使他們區別於盲目排外、故步自封的保守派。同時，在與清廷的密切關系和堅持中體西用的溫和路線上，他們又有別於主張激進改革的維新派。庚子事變後，頑固派被清算，地方實力派成為清廷的依靠，得以對中央人事任免和內外決策施加影響。這正是變法改制的最佳時機1901年，張之洞、劉坤一在上清廷的三道籌辦新政折中，詳細闡述了在行政、軍事、法律、教育諸方面進行改革的構想，而清廷也試圖通過改弦更張，推行改革，樹立求新求變的形象，內安輿情，外示好於列強，同時以改革為借口，重新進行權力配置，加強中央集權，實現軍令、政令的統一。
誠如前文所述，在鎮壓農民運動過程中，地方督撫乘機坐大，獨攬地方大權，對中央決策施加影響，以至中央對地方控制削弱，尾大不掉之勢已顯。八國聯軍侵華期間，東南諸省督撫對清廷的宣戰上諭陽奉陰違，置身戰事之外，乃有東南互保之議，雖然此為西太後議和留下餘地，但也增長了清廷對地方勢力的疑慮，只是迫於內外形勢，未敢有所舉動。所以，作為清廷而言，試圖通過此次新政，不著痕跡地重樹權威，乃其秘而不宣之隱衷。清廷1910年2月7日頒布《法院編製法》的上諭中雲：「……以前部院許可權不清之處，即著遵照此次奏定名節切實劃分……嗣後各審判衙門朝廷既予以獨立執法之權，行政各官即不準違法干涉。」[6]於此已見端倪。職是之故，實力派的變法主張得到了在內外交迫下急於尋找出路的清廷的首肯和支持，認為「事多可行，即當遵照所陳，隨時設法，擇要舉行」，[7]並責成二人「慎選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數員到京，聽候簡派，開館纂修」。[7]沈家本遂由袁世凱、張之洞、劉坤一聯名保奏，揭開了清末修律的序幕。
沈家本一經奉旨修律，便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這一前無古人的事業中去，幾年之內，進展神速，不僅率先廢除了舊律中不合於現代潮流的酷刑和肉刑，而且在短時間內頒布或編訂了大量新式法律，主要計有：1906年奏進《刑事民事訴訟法》(未通過)，1907年奏呈《大清新刑律草案》(1910年頒行)、《法院編製法》(1909年頒布)和《違警律》(1908年頒行)，1908年編訂《大清現行刑律》(修改後於1910年頒行)和《商律》(次年奏進)，1909年頒布《國籍條例》和《禁煙條例》，1910年奏進《刑事訴訟律草案》和《民事訴訟律草案》，商部編訂了《大清商律草案》，1911年奏進《大清民律草案》。自新律編訂之日起，新舊兩派之間的斗爭就一直不曾停歇。如在制訂訴訟法過程中，即發生了法理派和禮教派的激烈論爭。地方督撫反對訴訟法頒布的重要原因是訴訟法一旦頒布，則必然帶來司法機構的相應改革和調整，有可能觸及實權人物的既得利益，從而削弱他們手中的權力。沈家本首先選擇制訂訴訟法作為「改變舊律、修訂新法的第一著」，這首先是出於訴訟法本為中國傳統舊律所無，且不涉及實體利益，阻力較少的考慮。同時也與沈家本認為中國刑獄冤濫，皆因缺乏程序性保障和制約，遂使貪官胥吏得以上下其手，出入人罪之故有關。他認為欲變舊律，「尤以刑法為切要」，而欲變刑法，須先從程序入手，「查諸律中，以刑事訴訟律尤為切要，西人有言曰：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訴訟律不備，即良民亦罹其害」。但是，新訴訟法激起了地方督撫的強烈反對，其中以張之洞最具有代表性。張於草案奏進的次年即上《復議新編刑事民事訴訟法折》，認為：該草案「襲西俗財產之制，壞中國名教之防，啟男女平等之風，悖聖賢修齊之教」。他認為新法應當與中國國情民俗相適應，量為變通。而且以中國目前情勢，自司法官以至律師、陪審員、證人等，皆缺乏專門道德，只會使「訟師奸謀得其嘗試」，「到堂陪審者，非干預訴訟之劣紳，即橫行鄉曲之訟棍」，如不顧中國實際，則新法只能變為具文，無補於事。[8]應當承認，盡管帶有保守的偏見和利益的爭奪，但張氏言論也確實擊中了修律的要害，即過分注重引進外國典章制度而忽略了國情，在當時的中國，這樣一部「時髦」的法律與依然故我的社會現實之間缺乏相融和契合的基礎，這也決定了此次修律的最終結局。近人楊元濟氏反思此次修律得失時，即認為「溯自前清變法之初，醉心歐化，步武東瀛，所纂民律草案大半因襲德日，於我國固有之民事習慣考證不詳，十餘年來不能施行適用。」這種說法在奏進《破產法》時達到了印證，當時戶部與代表民間新興經濟勢力的滬京錢商即在破產財產的分配次序上發生爭議，致使新法廢止。再如1908年志田鉀太郎擬定的大清商律草案也由於農工商部以其直接抄襲日德商法，不合國情為由而未能通過。從某種意義上說，反對派的意見是對的，因為「中國名教」與西方法律的精神冰炭不能同器，「徒襲皮毛」的抄襲條文，其後果不幸被反對派所言中。這也是中國法律現代化的悲劇之源。三
1902-1911整整十年間，沈家本在修律大臣任上直接主持和具體參與了修律的全過程，並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精深造詣、對中國政治現狀的深刻體察和兼收並蓄、變法救國的胸懷使他得以擔負這一歷史賦予的重任，並取得了巨大成就———盡管是短暫的和有局限性的。同時，沈家本個人的知識背景和素養不足以使他成為一位真正的法律變革運動的領袖他對西方法律的誤讀和認識的局限也直接影響了這場法律變革的氣質和命運。
1902年，沈家本與曾留學英倫的伍廷芳一起被任命為修律大臣，這種傳統加西學的組合本身就具有象徵性。沈氏出任修律大臣固是張之洞等人鼎力保舉的結果，但也確實是眾望所歸的不二人選，在眾多或激進或保守而不切實際的人中，他溫和而不偏激，務實而不虛誇。更重要的是，他是這一領域無可爭辯的專家，他對中國刑律造詣精深，在清統治集團中聲譽早著。他一方面具備了中國傳統律學的深厚功底，一方面又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難能可貴的是，他在痛感國家貧弱、民族衰微之餘，能清醒認識到西方富強之源，主張「有志之士當討究治道之原，旁考各國制度，觀其會通，庶幾采擷精華，稍有補於當世。」[9]他以日本為例，闡述變法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光明前途：「日本舊時制度，唐法為多，明治以後，採用歐法，不數十年遂為強國」。[10]他的學習西方是立於富國強兵的愛國主義願望之上的。在政治立場上，他主張變革，同情維新派，對維新失敗感到「慘矣哉，痛哉」，並總結經驗教訓在欲速則不達，中國數千年之積弊，非一朝一夕所能根除。因此，他傾向於漸進、溫和的改革。他還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與新的異質文明的對接點，甚至認為中西法律之間形異而實同，即都貫穿著「仁」。他從仁這個溝通中西法律的精神支點入手，辯白變法並非以新法亂政，西法的要旨皆可為中國舊學所涵攝，「各國法律之精義，固不能出中律之范圍。」[11]他鼓吹在中國實行法治，認為當今之世，「法治之說洋溢乎四表，方興未艾」，[12]實行法治實是中國富強之根本。遺憾的是，盡管他認識到西方的法治原與中國法家不同，「申韓之學，以刻核為宗旨，恃威相劫，實專制之尤。」而「泰西之學，以保護治安為宗旨，人人有自由之便利」，[13]已經初步接觸到了問題的實質，但他與當時許多主張變法維新的知識分子一樣，對法治的認識還停留在表面和靜態觀察的層面，不能從精神本源的高度去認識和理解法治，從而就不能意識到法治與中國名教的沖突和對抗，進而也無法看清他領導的修律運動的死穴之所在。
作為身處新舊交替時代的歷史人物，舊的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在他身上打下烙印，在主張兼收並蓄各國良法的同時，他又強調「舊不俱廢，新亦當參，當能使新律融會貫通，一無扦格」，「當此法治時代，若但征之今而不考之古，但推崇西法而不探討中法，則法學不全又安能全面通之，以推行於世？」[14]這里沈家本強調變法應適於中國國情，避免生搬硬套「以推行於世」固然值得贊同，但是何者當廢，何者當參，沈氏既沒有給出一個標准，也沒有作出成功的實踐。深厚的儒學修養和常年治獄的經歷，使他保有對中國舊的法律傳統的偏好和留戀，從而未能徹底擺脫傳統思想的桎梏。這種進步性與局限性的並存，使其所主持的變法既超出了清廷的預期，在許多方面帶有時代的先進性，同時又帶有重大的缺陷和失誤，在與傳統分裂的道路上不可能走得太遠。同時，作為一個務實的和懷有忠君觀念的舊官僚，他深知能否獲得清廷的支持是變法成敗的關鍵，因此在立法意旨上也亦步亦趨，與之保持一致，而在實際修律過程中，往往屈從於守舊勢力，不得不違心地做出這樣那樣的讓步，變法得其人而不得其時，這是他的局限也是他的悲劇。盡管這可歸咎於其個人認識的局限，但究其根本，則總歸是由其所處的客觀現實環境所決定的。
四
反思清末修律之得失，一個很方便的參照系是日本。鑒於日本近代法制變革的相對成功，我們不能不正視並回答這樣一個問題：近代以來，日本與中國面臨的挑戰一樣，變法圖強的起點也相似，何以日本能藉明治維新一蹴而就，法律現代化之路看起來較中國平坦得多？問題的答案見仁見智，其中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是：日本之所以能在短短數十年間跨入現代化國家行列，當得益於日本民族傳統價值觀念的優勢，進而歸結為海洋性國家與大陸性國家氣質和經驗迥異使然。這種說法固有所據，但似乎忽略了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這一決定性因素。其實，日本法律移植之所以順利，首先得益於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諸條件的相對成熟，也得益於日本在移植外來文明的時候成功地對自身土壤進行了改造。傳統日本雖與中國同屬儒家文化圈，但其具體社會結構和發展道路卻又具有自身的特點而區別於中國的具有高度同一性的禮俗社會。早在明治維新前夕，日本的社會結構發生一系列巨大變化：國內組織已高度商業化，各大名為保證物質供應而實行的「樂市」和「樂座」政策基本奠定了全國性的商品流通和供應格局並造成了體系間的緊張關系。商業城市大量涌現，出現了強大的商人和商業組織，如販賣農作物的「藏元」、「諸仲間」(商會)、「問屋」(批發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得到了巨大發展並日益滲入農村，加速了小農經濟的破產和解體。作為舊經濟體制支柱的武士階層也發生質變。在政治方面，日本長期存在的二元政治威權(天皇名義下的幕藩體制)，導致天皇威福下移，地方分權得以發展，從而維新只需對既成事實給予承認即可，表面上看似勇猛激進、雷厲風行，實則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是新制度之組織加諸新經濟結構長期的演化，而並不僅僅是少數人的卓越才幹或是獻身精神所能造成的奇跡。相較而言，傳統中國雖經受西方文明浸潤，但其為時既短，廣度和深度亦自有限。一方面是少數大城市(如上海、廣州等)的高度繁榮，另一方面，城市之外的廣大農村卻仍維持著千百年來的舊習。整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觀念等各個領域，均不曾發生深刻的變化，以支撐起脫胎換骨的法律移植。尤其是，中國欠缺的是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啟蒙運動，不曾經歷類似於日本19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波及全國的「自由民權運動」。也許，全民性的啟蒙對一個國家政治法律的真正變革具有決定性意義。
我們今天回顧歷史，將清末修律納入整個國家現代化的視野之中來考察，應該能夠總結出一些經驗教訓：其一，統治者的動機與目的，是制約任何政治法律改革成敗的關鍵因素。清末修律是內外交迫之下統治者所做出的一種姿態，以作為挽回人心或是實踐私利的應急性策略措施，並無真心貫徹的誠意。民族主義激情、個人野心和偏見摻雜其中，使得這場改革泥沙俱下、魚龍混雜。顯而易見，在這場由上層和少數知識精英一手包辦的自上而下的政府推進型改革中，法律僅被視為一種器物，一種治理工具，這樣建立起來的新法制自然缺乏基礎和生命力，也難以獲得普遍的接受和認同。同時，對變法動機的懷疑和法律工具主義的傳統也導致民眾對法律本身的正當性的質疑。其二，變法超越了時代的進程。法律作為一定歷史時期社會結構和現實生活的確認和宣示，它是向後看的，具有滯後性。而變法修律機械照搬西方制度，試圖模仿西方數百年來動態演化的靜態結果，以泰西資本主義之良法，移用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實寓有以法制推進經濟、政治改革，塑造現代化社會的深意，殊不知往往有本末倒置之害。在社會急劇變化的轉型期，大規模立法建制，不但束縛了手腳，也損害了法律的權威和穩定性，進而危及對法制信仰的培育和養成。其三，變法失之倉促，在變法時機的選擇和具體操作上操之過急，「數百年之舊說，千萬人之陋習，雖極愚謬，積久成是」(楊深秀語)，決非一朝一夕所能輕易改變。以中國地域之廣、人口之眾，建法立制，更需深思熟慮、通盤籌劃以求周全。而此次改革專注於典章制度而忽略人心風習，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忽視系統和配套改革，僅僅滿足於表面上的冠冕堂皇，未能在基層結構中創造一種「各因素能相互交換的局面」(黃仁宇語)，在銳意革新的同時不可避免對於傳統社會價值體系的留戀和回歸。改革作為新政的重要組成部分，雖有仿行立憲、官制改革相輔，但缺乏內在聯系和呼應，雖各有成績但無法在整體上溝通，中間頗多窒礙難行之處，或不合於國情，或拘泥於舊法，難收實效。以上三端，決定了變法乃至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命運從一開始就已註定，非人力所能挽回。
在現代化仍然是中國發展的主要任務和現實需求的情況下，(依照我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戰略部署，中國現代化的實現，當是本世紀中葉以後的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一百年前沈家本所面的使命及其困擾，在今天依然擺在國人面前。今之學者，對百年前的這場改革雖評價不一，但對主持這一千年變局的沈家本及其同事們卻不能不抱有某種超越時空的同情和敬意，分享著共同的焦灼、困惑和痛楚。西哲有雲：「在一般法律方面，欲平衡一大國或社會，……乃極為艱巨的工作。任何人間才子，盡管博學多能，亦不能僅靠理性與沉思可以期冀完成。在此項工作中，必須集中眾人的判斷，以經驗為先導，靠時間以完善之。在其初次實驗中，不能超越發生的錯誤，須由實踐中感到不便時加以改正。」如果缺乏一種廣闊的歷史眼界和對吾國吾人的真切關懷，那麼對於吾輩學人而言，欲「踵武前賢，繼續沈氏事業，實現法治於中國」[15]，恐怕也將是一種生命中無法承受之重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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Ⅷ 關於民事訴訟的案例分析，急求答案
西城區人民法院或者海淀區人民法院，因繼承遺產糾紛提起的訴訟，由被繼承人死亡時住所地或者主要遺產所在地人民法院管轄。
無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雖不是繼承糾紛的直接當事人，但案件的審理結果對他有直接的利害關系。
有獨立請求權的第三人，因為房子有三間是他的，有獨立請求權。
中止訴訟，一方當事人死亡，需要等待繼承人表明是否參加訴訟的。
Ⅸ 北京郵電大學有沒有法律碩士
沒有。
法律碩士 這幾年分數不斷地漲，而且其實法律的就業形勢也並不樂觀版。提供一些情況供大家參考吧權。
政法 分數最高，幾乎同北大看齊~~法學基礎沒的說~有諸多優秀的學者。研究教學實力很優秀。就業方面也比較被行業認可。只要有實力，政法應該是不錯的選擇。但那裡更偏重於理論型學習，而且校區設在昌平。實用性一般。
北師大 的性價比最高，學校的牌子很老而且法律碩士屬於難得的分數不高，一般都是國家線，生員畢業去向絲毫不比北大、人大等遜色。個人覺得北師大使所有北京學校這個分數檔里的最佳選擇。
對外經貿 對英語的要求相對較高，注重國際經濟法和國內經濟類法律，實用性很強，去向進外企的多，進司法系統的少罷了。總的來說對外經貿的經濟類的法律碩士是比較吃得開的，工作也容易找。
公安大學也不錯，相對容易考，而且就業會有很多優勢，因為就業渠道與任脈以及社會認可度擺在那裡。以司法機關為主要去向
民族大學的法律碩士只要有經濟法學、民商法學、法律史學、行政法學與憲法學、民族法學這幾個方向，國家線~
北方工業大學的法律碩士個人不太了解，不過從分數看也是不錯的選擇。在北京屬於不是很熱門的學校~不是很難考。可以考慮~~
Ⅹ 夫妻雙方貸款需要擔保人嗎
法律分析：因為擔保可能形成債務，因此對外擔保也可視為對共同財產的處置，按規定對共有財產處置是需要徵得共有人同意的。因此一些銀行會規定貸款人的擔保人需要是夫妻雙方，當然不是全部的銀行都有這樣的規定，就是實行這項規定的銀行也會有額度上的規定，一般是額度超過多少才要夫妻雙方簽字，多少以下可以一個人簽字就行。弊端是會使整個貸款程度更加復雜，不利簡化程度。貸款申請中，夫妻是不可以互相擔保的。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一千零六十二條 夫妻雙方均有共享和支配家庭財產的權力。如夫妻互相擔保就等於申領人為自己擔保，形成假保，屬於無效擔保。夫妻可以做共同還款人，擔保可以找父母、兄弟姐妹及朋友等人。貸款擔保人需滿足的條件包括：
1、與本案資金牽連，僅存在擔保關系；
2、有合法穩定的收入來源，有人生自由權；
3、具有代償清貸款的能力；
4、以公益為目的的事業單位、社會團體不得充當保證人。
5、離退休人員不能進行擔保，貸款地以外的外籍人士不能擔保。
6、國家機關在未經允許的情況不能為它人擔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