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霸位置

⑴ 民法典空調位置

空調外機的安裝需要符合國家的相關規定，業主權利的行使不得違反法律法規和國家規定，不得侵害他人的合法權益。空調安裝標准：1、安裝空調的工作人員一定是要經過培訓，且有相關上崗證件才行。2、外機的架子承重力不能低於空調機本身重量的4倍。3、外機安裝位置和地面的高度不能少於2.5米，而且不能佔用公共區域。4、空調的出水管排放的水不能影響比別人的正常生活。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二百七十二條業主對專有部分的權利和義務，業主對其建築物專有部分享有佔有、使用、收益和處分的權利。業主行使權利不得危及建築物的安全，不得損害其他業主的合法權益。
第二百八十五條業主和物業服務企業或其他管理人的關系，物業服務企業或者其他管理人根據業主的委託，依照本法第三編有關物業服務合同的規定管理建築區劃內的建築物及其附屬設施，接受業主的監督，並及時答復業主對物業服務情況提出的詢問。
物業服務企業或者其他管理人應當執行政府依法實施的應急處置措施和其他管理措施，積極配合開展相關工作。
第二百八十七條業主合法權益的保護，業主對建設單位、物業服務企業或者其他管理人以及其他業主侵害自己合法權益的行為，有權請求其承擔民事責任。

⑵ 簡述民法的法律地位

中國民法的現代化作為一系列復雜社會因素促成的產物，具有其深刻依據，且不可逆轉。實現法律的現代化，以現代化的法律促成並維護社會的現代轉型，已成為中國法治建設的不歸選擇。「在全球現代化甚囂塵上的今天，無論我們給出什麼樣的理由來解釋中國人對民法典的想像和渴望，其本質仍然沒有逃離現代化編織的普遍主義的功利羅網。」①囿於大陸法系的法治傳統，中國民法的現代化必然要以現代化、體系化的成文民法典為載體。但「自從世界進入工業化時代以來，各個國家都毫無例外地面臨現代性的挑戰，尤其是那些傳統深厚的文明古國」。②中國正是如此。中國民法學者在向著既定目標奮勇前行的步伐中，卻時時刻刻都能感受到特殊的來自民法現代性問題的羈絆，斬不斷、理還亂，使他們經常產生壯志難酬的感慨。本文擬從分析中國民法現代化的背景出發，反思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提出緩和中國民法面臨的悖論和加快中國民法現代化進程的策略性建議。
一、民法現代性問題及其具體表現
現代化表徵一個社會急劇變動的過程，現代性則表徵現代社會的屬性。因此，法的現代化就是使社會生活中的法具有更多的現代性，更多地體現現代社會法的特徵。對於法的現代性因素，較為全面的概括是：1.公開性。法律的內容、法律制定與實施的過程應該向社會公開。未經公開的法律，不具有法律效力；2.自治性。法律是一套獨立的並由專門的機構運用專業知識加以適用的規則體系，法律活動成為一個獨立的專業領域；3.普遍性。法律調整的是一般人的行為，其價值內涵是法律面前必須人人平等，反對並消除特權現象；4.層次性或稱道德性。法律必須具有一定的內在的道德性，即法律必須符合一定社會特定歷史時期普遍的價值准則，並與人類社會最低限度的價值觀念保持一致；5.確定性。法律的內容、至少它的中心含義應該盡可能明確、無歧義，能夠給社會帶來更多的穩定和安全，而不應模糊不定、自相矛盾、過於原則，不確定的法律只能給社會帶來不確定；6.可訴性。法律具有被任何人在法律規定的機構中通過爭議解決程序加以運用以維護自身權利的可能性；7.合理性。現代社會的法律機制必須成為由法律職業者操作的、符合一定理性原則的秩序機制，具有高度的專業性和技術性，從而能夠增加個人行動的可計算性；8.權威性。現代社會的法律就外在強制的效力而言，在社會生活規范體系中應該具有最高和核心的地位，具有不可忽視、不可冒犯的最高權威。③
法律的現代性品格表明，法治現代化的核心是對形式合理性的追求和張揚。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現代化結出的碩果。法治現代化的過程就是形式合理性變成自在自為的主體的過程。因此，「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法治現代化的一個基本的起碼要求，是否以形式合理性或程序化的制度安排作為法律運作的原則，這確乎構成了法制與恣意的人治之間的基本區別。」④值得注意的是，法治現代化的歷史實踐證明，法律建構於非人格的關系之上，法律是無感情的，是以形式上正確合理的程序制定出來的，因而成為每個人行為的一般模式，從而使人的行為及其後果具有可預測性。但是法律從來沒有放棄對諸如正義、平等、自由、安全、利益等價值的忠誠，從來都把對價值基本原則的闡釋、維護和實現作為自己的宗旨。沒有價值底蘊的法律，其自身合法性必然遭到質疑，無法贏得人們的信仰，也就無法發揮應有的調整作用。現代法律張揚形式合理性，僅僅是轉換了人類追求美好價值的方式，試圖通過凝固的智慧、而不再依賴不可靠的人，使這些價值得到普遍的實現。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是我們破解現代法治及立基於其上的資本主義經濟取得巨大成功的法門。
「法治理想得以鞏固的主要時期，乃是18世紀上半葉。當時法治的理想正逐漸地滲透進人們的日常生活實踐之中。」⑤可見，現代法治的物質基礎是19世紀以前的社會經濟生活，總的看來，當時是資本主義市場經濟平穩發展的黃金時代。政治上的相對穩定和經濟的平穩發展，要求法律秩序的穩定，要求確保法的安定性，使市場參加者可以進行計劃、預見自己行為的法律上的後果。這成為現代法治憑籍形式合理性取得巨大成功的約束性條件。這種生活條件下，法律通過對形式合理性的張揚，就可以自然而然地實現它所追求的價值。而20世紀以後的世界則演變為一個極度動盪的、高度分化的、急劇變化的、各種矛盾沖突空前激化和各種嚴重社會問題層出不窮的極不穩定的世界。轉換了社會基礎使得現代法治對形式合理性的張揚與其追求的價值出現了斷裂，形式和價值的割裂必然要導致致命的問題，絕對地追求形式合理性，不正義的內容也能合理。這就是法的現代性問題。集中體現為由於缺乏對地域性知識、特殊性問題以及非正式規范的關注，現代法治一味追求形式合理性，使得其自身的合法性受到廣泛的質疑，如優勢群體在法治的旗號下對邊緣群體的「合法」壓制。
作為原型意義上的現代民法是西方文明的產物，具有鮮明的現代性品格：
首先，現代民法以抽象的人格為邏輯前提。民事主體制度無視主體的豐富個性，確立了民事主體普遍的權利能力。這種普遍抽象的權利能力滌除了人身上的一切經驗因素，主體的個性被削平，感性的光輝被褪去，所有的人均被簡化為「人」這一高度劃一的類的存在。「他不知道農場主、手工業者和工場主、企業主，而只知道完完全全的法律主體，只是人，而且它視這種認為絕對自由的人。」⑥生活世界中人的千差萬別，完全被抽象掉。唯如此，主體自我才能成為衡量一切事物的標准，而且對其自身的行為和社會地位負責。人類歷史才能實現從身份到契約、從歸功上帝到追求自我成就的發展。
其次，現代民法以民法典為基本載體。完備的民法典是大陸法系的一個基本特徵。在大陸法系只有通過制定民法典才能實現法治現代化。民法典以形式合理性作為貫穿民法制度設計始終的基本宗旨。民事主體被假定為理性人，民事行為被假定為理性行為，行為標准被假定為理性人標准……。關於「理性標准」的假設是民法體系的基石，正是基於這些假設和抽象，民法完成了對生活世界的簡化，建構了民法的大廈——民法典。民法典按照形式合理性的要求，全面規范了私人生活，將公權力阻隔於私人生活之外，製造了一個完全屬於市民的法律空間，為個體追求自由、知識、財富、幸福創造了適宜的環境。
再次，現代民法以普適主義的普遍性知識消釋地方性知識。現代民法是由理性人、法律行為、法律關系等概念、原則、制度在抽象的人性、普適的自然法精神的基礎上建構的，它是啟蒙思想的「自由、平等、博愛」觀念的具體化，它可以游離於形形色色、多樣化的社會生活。民法制度被視為是一種普遍性的知識，「放之四海而皆準，行諸萬世而不惑」。相應地，在普適主義的籠罩下，地方性知識往往被視為進步的障礙。日本學者穗積陳重在研究羅馬法對德國民法的影響時，就指出「羅馬法系經學理的研究之世界帝國法，而德國法則系成於種族習慣的自然狀態之限人、限地法。羅馬法之世界統一性，其發達之基礎，在於希臘斯多噶哲學之自然法說，無民族或地域之特殊性，……。故此文、野二法互相接觸，恰如冷熱二物相觸，冷體必吸收熱度，劣等文化國之必繼承優等文化之法制，乃自然之勢也」。⑦
現代民法具有明顯的現代性品格，它以法典化的制度形式展示自我，外在性、直觀性追求形式合理性。當民法作為一種世界性知識向外界擴張時，它往往以與文化背景無關的純粹的、普遍性知識體系的姿態出現。民法所追求的價值則只能處於潛在性、隱蔽性的狀態。隨著社會情勢的變遷，即使在現代民法的原創地——西歐大陸，其民族精神與羅馬法精神、自然法思想、啟蒙思想等較相契合，民法的現代性問題也開始凸現。在與西方有著不同法律文化傳統的東方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將更為復雜。
中國民法獨特的現代性問題突出地表現為以下兩方面：
(一)現代化的民法制度與人民生活的隔膜
「語言也是思想和文化傳統，是文化的組成部分、標志和象徵。只有把語言放在特定的思想文化傳統之中，與構成文化總體的認知系統、評價系統、心態系統、行為模式系結起來，對之進行多維、系統的分析，才能真正解決語言的內涵和意義，澄清語言混亂所引起的思想混亂」。⑧因此，法律語言、法律制度必須置於特定的語境下才可能真正理解。
近年來，我國大量移植了大陸法系、英美法系的民事法律制度，初步建立了民法的體系和框架。但由於對法律語言的語境、法律制度的文化背景、價值理念的忽視，引入的制度與中國百姓的生活有相當的隔閡，制度設計的初衷與實際運作的結果相悖離，以支離破碎的概念、規則、制度建構的民事法律體系無力承載公平、正義、秩序、自由等價值理念，無法成為調整社會生活的「活法」。龐大的民事制度體系並沒有導致市民社會生活的秩序化，也沒有給中國百姓的現實生活帶來確定的利益，民事制度的實際運作結果往往與其設計初衷相背離。一個明證就是在中國正式制度建設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仍然大量存在著以游離於正式制度之外、甚至有悖於正式制度的「私了」方式解決糾紛的現象。「所謂私了並不是不知法，而正是在知法後對國家正式法的規避；規避至少對於多數人是一個合理的選擇；在規避中，國家正式法並不是不起作用，但其作用的結果卻可能和其規范取向不同甚至相反。」⑨
(二)現代化的民法話語與人民生活的乖張
隨著民法的現代化，民法學界對學術共同體、精英話語的追求越來越高。這種精英式話語霸權在民法制度和市民社會間設置了一條不可逾越的鴻溝。「一個概念的技術含量越高，它就越遠離日常生活而成為高度專門化的法律概念」。⑩法律語言的精確性、技術性、專業性要求自身與市民社會保持距離。但是，過度的精英化必然異變為神秘化，把法律弄成玄而又玄、捉摸不定的虛幻之物。制度引入過程中不顧本土資源，搞精英話語霸權，生吞活剝異質文化的法律制度以表明與傳統法律文化的徹底決裂的貌似激進做法，使「中國許多民眾目前對待建的法治大廈或冷漠、或懷疑、或反對」。(11)如此，民法則只能停留在文字層面，單純作為自我欣賞的理論模型。很難想像人們願意接受一種聞所未聞或根本無法理解的制度設計作為行為預期，「私的自治的社會理想」勢必成為空中樓閣。
游離於市民社會之外的民法制度還會極大地挫傷民眾的法律情感。法律情感體現了社會主體對法律的心態和情感體驗。「在對外保有威信，對內堅如磐石的國家，再也沒有比國民法感情更寶貴、更需要培育、獎勵的財產了。……法感情是整個大樹的根，當這根不發揮任何作用時，它將在岩土和不毛的沙地上枯死，其它一切都將歸於泡影」。(12)法感情的培養有賴於法律自身的親合力。民法倘若奉行學術神秘主義，那麼就會使人們感到民法不是「人民自由的聖經」，而是權力者手中的魔杖；人們不再「為權利而斗爭」，而是盡力規避法律，尋求法外空間的世外桃源。
二、中國民法現代性問題的獨特背景
中國民法的現代化是在中國社會的現代化的總背景下展開的。中國社會現代化過程的特殊性，使得中國民法現代化的努力遭遇了種種挑戰，具有了西方國家民法現代化過程中未曾遇到的困難。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也由此變得十分復雜，其解決更成為一項極具挑戰性的任務。
背景之一：中國民法的現代化是我們既定的選擇
近代以降，中國放棄了自己獨特的古老的規范體系而被迫移植西法，在毫無准備的情況下，極不情願地被納入世界歷史的軌道。這一移植過程雖然充滿了沉重與無奈，但是自清末沈家本修律以來，中國民法的現代化形式上取得了不小的成就。自1986年中國民法發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義的《民法通則》頒布以來，成果更是有目共睹。介紹西方法律制度的著作、學說如雨後春筍般出現，學術上「百花齊放，百家爭鳴」，盛況空前；新合同法頒布實行、物權法草案成形、婚姻家庭法艷改、民法典列入立法日程，一片鶯歌燕舞。但是我們慣常使用的分析方法卻是脫離語境的分析實證主義研究方法，也就是，解構法典，從法典中找出抽象概念，以法律學說將其類型化，並通過形式邏輯的方法構築概念體系，進而形成規則、制度。繼而進行制度對比，純粹的制度對比研究往往流於形式，偏好形而上的思辨，陷於概念、規則、制度內部循環論證。具體制度的優越性、正當性、合理性多源於強式話語的支持，因而只能停留在建議和呼籲的層面，無法上升為界限分明的形式即認知理論的形態。這種純粹形式的分析技術表面上博採眾家之長，對各國法律制度信手拈來，隨心所欲，為我所用，實質上忽視了概念、制度在特殊語境下的功能，忽視了其在整個民法框架下的特殊意義，其結果必然是所建構的民法體系成為四不象的大雜燴。「我們不僅沒有領悟概念法學的體系性以及概念法學的語言的真正力量，即便是它的最基本的概念、制度和范疇也未被我們充分理解，我們所做的一切不過是在概念法學的框架下蹣跚學步而已，還無力貢獻出一套為『法律工作者』共同接受的有效的知識體系來」。(13)可見中國民法的現代化還是一個遠未實現的目標，因而又是我們無法選擇的目標。
背景之二：歷時性問題共時性解決的窘迫
法治雖然登陸中國的歷史已有百年，而且在當代中國獲得了無上光榮，成為治國方略，法治話語更是取得了前無古人的風行。但是中國由於先天的局限，不可能自發產生現代意義的法治。中國建設法治國家的實踐更多的是出於無奈，依憑的則是對法治的神秘忠誠與先期熱情，缺乏理性的代表時代精神的理論作指導。由於缺乏對法治和中國傳統文化的理性的、系統的反思與批判，真正的法治精神難以培育和建立。法治建設的種種努力必然要經受傳統的前現代的精神因素的沖擊。
中國長期處於以自然經濟為基礎的農業社會，農業是社會的主導產業，農民是社會的主體，與農業社會相適應的思維方式到今天還主導著中國人的生活態度。務農的人通常有一個確定的活動范圍和明確的界限意識，有強烈的歸宿感。由此形成了根深蒂固的內外有別的界限意識。內與外的分類是中國人思維的一個首要前提，根據內外之別，又形成優劣、先後、尊卑之差，構成了完整的差等格局。凡是在涉及到與外國或外國人的關系時，內與外之分是我們一切判斷的不言而喻的前提。而且在中國人內部仍然存在各種「內外」關系，也很難實現平等對待。(14)「十分重要的是立法的內在性質：以倫理為取向的家產制，無論是在中國還是在其他各地，所尋求的總是實際的公道，而不是形式法律。」(15)「在傳統的中國社會，法的正統性不依賴於一個終極根據的設定，秩序的基礎是人與人之間關系中的內在的『情境倫理』和『社會交換』」。(16)中國的民法中體現這種界限意識的規范比比皆是，如對國有企業的特別保護、對外商投資企業的特別優惠。
事實上，清末中國的現代化是一種防禦型現代化，中心思想是一個「保」字——保種、保教、保國、保民。強烈的危機意識和憂患意識主導著中國現代化過程的現代化意識形式，民族矛盾和民族自尊心是推動中國現代化的主要動力。對法治的選擇來源於其在西方社會的巨大成功，在先期熱情和神秘忠誠之中多少夾雜著不情願，至少可以說，最初的現代化在民眾的潛意識里是從對現代化的敵視開始的。這種夾雜著渴求、無奈和敵視的強烈的、復雜的現代化願望和情緒表現在法律思想領域中就體現為，既期待外國法律經驗能夠幫助我們擺脫各種困難，重建社會秩序，又在內心裡對其持懷疑的、不信任的、不情願的、排斥的，甚至抵制的態度。葛洪義先生把這種現象叫中國法的「現代情結」。這個現代情結，可以提供持續的來自前現代的反現代思想資源。(17)因此，現實法治陡現其真貌，尤其是法治的局限性隨著時間的展開而逐漸暴露之時，就是前現代因素大舉反撲之日，法治建設就要面臨反復和回潮的危險，人們就可能棄法治如蔽履。
中國民法現代化的進程中不僅存在前現代因素的摯肘，而且同時遇到了後現代思想的侵襲。西方的後現代法學發端於20世紀下半葉，它是從後現代主義的哲學理念和方法進入法學和法理學開始的。這種與中國的法治建設共時性的思潮，在國門大開的今天，必然要對中國的法治建設產生影響。
針對西方社會法治的全面實踐，後現代法學全面挑戰和解構法治所安身立命的基礎和原則，不僅一針見血地揭露了現代法治由於追求形式合理性所導致的負效應，而且無情地貶低現代法治的巨大成就，其後果是可能使現代法治陷入危機之中，導致人們喪失建構現代法治這一法律帝國的信心和熱情，甚至產生拒斥現代法治的情緒。後現代法學對現代法治的挑戰擇其要者主要有三：其一，挑戰法律的至上性。這方面集中地表現為新的法律工具主義的興起。後現代法學認為，法律並非中立和客觀，任何制定的規則都是以法律名義所掩蓋的政治。法律成為推行某種政策的工具，政府藉助法律公開介入現代法學認為政府不應該介入的領域，政府使用的很多資源和權力都是由一系列新的法律所創造和支持的。而且法律是通過法官的解釋來適用的，解釋者不是人民，而是法官，隨著司法能動主義的興起，法院越來越成為公共政策的執行機構或者公共政策的制定機構；其二，挑戰法律的自治性。如今，「對法律自主性確信的支持力量被踢開了。首先，與『意識形態之終結』相聯系的政治上的共識破碎了。……自從1960年代以來，伴隨政治上共識的衰落，使諸如經濟和哲學(以及游戲理論、統計學、公共選擇理論和文學理論)這樣一些學科的興盛，這些學科可以與法律問題相聯系——並且看起來有日益增加的力量。似乎所有這些變化都還不充分，對律師根據他們自己的力量來解決法律制度的問題的確信也已被削弱。」(18)法律解釋的規則隨著公共政策的要求搖擺，判決所需要考慮的政治因素過多而且處在變化之中，使統一的標准幾乎成為不可能。為解決社會問題，法學家和法官不得不在法律和其他社會領域之間尋求平衡；其三，挑戰法律的普遍性。後現代社會是告別整體性和統一性的社會，類似於法律普遍性這樣的宏觀歷史敘事已經完成了使命。每一個社會群體都有自己的主張，都有自己的關於什麼是公平、正義和美好社會的觀念。所以單一的正義、公平觀念不復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多元的、局部的、以多種方式存在的正義。法律的普遍性在後現代社會的多元化面前顯得空泛和遠離實際，掩蓋了法律代表權利的本質，甚至可能導致對社會邊緣群體的壓制。(19)後現代法學的認識可能是偏激的，但其對西方法治的批評卻不乏啟示作用，更是西方社會改進法治的寶貴精神財富。
但後現代法學之於中國的意義卻遠較其對西方社會的作用耐人尋味。後現代法學的許多主張與中國的傳統法文化現象具有形式上的類似性，也可以說中國傳統的法文化表現出某種早熟的「後現代性」，可能成為衍生後現代的反現代精神土壤。
前現代思想與後現代思想本來屬於法治的不同發展階段需要應對的問題，即歷時性問題。前現代思想並不反對把法律作為一種工具，反對的是法的現代性，或者是現代性中的工具理性特徵及其基本精神；後現代思想則不僅反對、批判法的現代性，而且由其批判其中的工具理性，更不贊成把法律作為一種統治的工具，他們反抗的是所有統治形式，包括法律和理性的統治。但由於中國社會現代化的特殊性，它們同時出現在中國民法現代化的進程中，而且由於具有了共同的對立面，很容易結成聯盟，交相輝映，為本已非常難纏的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更加撲朔迷離，平添了許多西方國家無法體驗的復雜性。
中國民法的現代化需要對現代法治的深層次的理性認識，不僅要為現代法治的功績喝彩，而且要對現代法治的局限有充分的估計，必須同時認真對待前現代因素和後現代思想，同時應對來自兩方面的挑戰。中國民法的現代化是「壓縮」的現代化，其間充滿了太多的窘迫，我們經常需要採取一些相互矛盾的主張。
三、中國民法現代性問題的緩解
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發生在獨特的環境之中，留給我們的迴旋餘地極其有限，我們只能在有限的空間內理性地面對中國、理性地面對民法。我們必須承認現代性問題的根源在於現代化的法律本身攜帶的自反因子，我們需要在選擇接受、認可法治現代化優點的同時，寬容、認可、默許它的問題，不能指望只享受它的福祉，而不承擔任何代價。於是我們認為，如果法治現代化仍然是我們的無悔選擇，那麼法的現代性問題是一個只能盡量緩解、而不可能得到徹底解決的問題。本文的著眼點是在民法典層面緩解民法的現代性問題。
(一)調整價值取向，為法律追求的形式合理性確立合法性
法律不是純粹的自然科學，單純的形式邏輯證明不足以確立法律制度的合法性，融入了人的主觀價值判斷的制度體系背後必須有龐大的價值理念體系對其進行支撐、整合。只有實現了背後的價值理念體系，法律的形式合理性才能獲得自在自為的合法性。「如果從嚴密的邏輯學角度講，既然法律應該規范社會生活，那麼就必須要預先確定通過這種規范所要實現的理想。而法律所要實現的理想，如果沒有一個預先確定的人類生活的最高理念，又是不可想像的」。(20)因此，價值是形式合理性的先導，對其具有統率、整合的作用。離開價值，形式合理性只是空洞的軀殼，甚至連形式合理性自身也難於保證。現代中國的民事立法雖由被動轉為主動自覺，但由於長期漠視法律價值，又沒有足夠的法律思想啟蒙，加之對新時期本土文化缺乏深入了解，因而對作為民法靈魂的基本理念多停留在字面理解，缺乏深層感悟。鄭戈曾尖銳地指出中國法學「總是停留於介紹西方法律理論和注釋舶來的中國法律的水平，極少以中國社會為立足點來思考中國人的社會生活是否需要法律以及需要什麼樣的法律。由於對這種基礎性問題缺乏理論上的探究，中國法學實際上處於一種沒有根基的狀態」。(21)中國民法又何嘗不是如此?
意思自治是民法的核心理念，民法的基本任務在於維護私法主體的意思自由。但是共同性或中立性的游戲規則只存在於力量的均勢之中，在絕對的強勢者和絕對的弱勢者之間，所謂的規則都難免帶有私人規則的性質，成為支配者單方面意志的表達。意思自治能夠自然而然地保證民事主體所為給付的合理與平衡的前提是：主體相互之間存在事實上的平等性與互換性。基於此當事人之間存在著一種相互讓步的規則，各方之間的關系是一種平等協商關系，當事人如果在協商中不能獲得自己所認為的「平衡」的條件，即可停止協商，另尋相對人。
當社會中的主體之間事實上存在嚴重不平等，這種不平等就排除了協商與讓步，導致主體之間的利益在法律上失去平衡。至20世紀，不平等問題日益深刻：不平等不僅存在於個人之間，而且存在於經濟實力相差懸殊的社會組織及各種類型的當事人之間。意思自治往往異化為一方當事人強迫另一方接受苛刻條件的權力。西方思想家曾尖銳地指出：在這種社會條件下，過分強調個人的要求，犧牲了他的那些有組織的同伴們的要求，天賦人權曾變得神授君權一樣殘暴。實現一種冠冕堂皇的壓制。
意思自治對於民法不可或缺，但它已無法單獨實現個人與個人之間利益的協調，也無法完全使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協調一致，中國民法必須吸收其他價值對其社會效果加以補正，以保護處於弱者地位的一方當事人，更為合理地組織社會經濟。解決問題的出路是張揚實質正義的價值，在某些場合以客觀公正取代私人意志選擇的主觀公正，限制形式上的意思自治，以實現主體之間的實質平等，平衡主體之間的利益以及主體利益與社會利益。法律不再對當事人的自治行為採取放任態度，或僅進行形式上的審查，而是要對是否締約、合同的內容、形式進行必要的實質性干預。最終由實質正義與意思自治形成制度妥協和反思性平衡。
(二)取向生活，從生活實踐中發掘形式合理的規則
價值是預設的人類生活的最高理念，是人對於「類」存在的超驗感受。作為主體的人要求民法體現對人——這種「類」存在的終極關懷。價值構造了理念世界人類生活的理想原型，它是一切制度設計正當性、合理性的源泉。
民法典提供的是理論框架、制度模型，屬於符號世界的范疇，強調形式邏輯的自足性，價值屬於意義世界的范疇，它賦予人類生活以意義；價值肯定人作為「類」存在的需要，民法典提供了滿足需要的工具，兩者統一於市民社會的生活，共同勾勒市民社會生活的圖景，提供一種生活模式。
「立法可以發現並記載這一切，但決然不可能憑空製造出這一切。那種希望籍由一個詳盡無遺的立法制度，即刻創制出一個嶄新秩序的企圖，只會摧殘現實，增加現實的不確定性，強化規則與事實之間的乖張，最終使得法律失卻規范人事而服務人世的功用與價值。職是之故，為了確保法律之為民族信念與民族意識的真實映象，成為適合民族生活狀況，造福人世生活的人間規則，必須首先考察民族的現實生活，並在對於往日民族生活的歷史考察中，今古觀照，釐清一切立法之得立基的生命源泉所在。」(22)因此，法典必須是人類經驗的總結，只能是對現實世界形象經驗的概念化、體系化，必須委諸日常生活經驗的考察以確立其深層次的社會基礎。民法中的概念應該是對市民社會現實和抽象存在的一種單一化、抽象化的描述；法典的內在邏輯應該是日常生活邏輯的反映；邏輯體系的內在一致性對應該於市民社會生活的有序性。在這一意義上，民法典完全應該被理解對市民社會有序的生活圖

⑶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2021年1月1日起施行有沒有明文規定商鋪門前幾米可以合法利用

《民法典》中沒有這樣的規定。

⑷ 民法典到底一共有多少冊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被稱為「社會生活的網路全書」，是新中國第一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在法律體系中居於基礎性地位，也是市場經濟的基本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共7編、1260條，各編依次為總則、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家庭、繼承、侵權責任，以及附則。[1][2][3]
2020年5月2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婚姻法、繼承法、民法通則、收養法、擔保法、合同法、物權法、侵權責任法、民法總則同時廢止。
立法經過
1954年，全國人大常委會組織力量起草民法典。此後，由於反右斗爭擴大化，立法活動被終止。
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1962年，民法典起草工作再次被提上議程，並於1964年完成了草案（試擬稿）。後因「文化大革命」而停止。
1979年11月，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次組織民法典起草工作，至1982年形成民法草案第四稿。雖然草案並未正式通過成為法律，但現行的民法通則都是以該草案為基礎。
2002年12月，第九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三十一次會議審議民法草案。之後，由於物權法尚未制定，加之對民法草案認識分歧較大等原因，民法草案最終被擱置下來。
2014年11月，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明確提出編纂民法典。
2015年3月，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啟動民法典編纂工作，著手第一步的民法總則制定工作，以1986年制定的民法通則為基礎，系統梳理總結有關民事法律的實踐經驗，提煉民事法律制度中具有普遍適用性和引領性的規則，形成民法總則草案。[6]
2016年3月4日，十二屆全國人大四次會議副秘書長、發言人傅瑩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民法典編纂工作已經啟動，從做法上分兩步走，第一步是制定民法總則，第二步是全面整合民事法律。民法總則的徵求意見稿已經出來，預期6月份能夠提請人大常委會進行審議[8]。6月，十二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二十一次會議初次審議了民法總則草案，標志著民法典編纂工作進入立法程序[9]。
2017年3月1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通過，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10]
2018年8月27日，民法典各分編草案提請第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五次會議審議，不再保留計劃生育的有關內容，新增離婚冷靜期[11]。12月23日，民法典侵權責任編草案提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七次會議審議[12]。12月23日，民法典合同編草案二審稿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為體現對合同的保護，二審稿規定，依法成立的合同，受法律保護。[13]
2019年6月25日，栗戰書委員長主持召開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一次會議，會議審議了民法典婚姻家庭編草案和民法典繼承編草案[14]。12月20日，法工委對民法典各分編草案進行了修改完善，並將2017年已經出台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編入草案，重新編排條文序號，形成《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提請12月常委會會議審議[15]。12月23日上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聽取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副主任委員沈春耀作關於《民法典各分編（草案）》修改情況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編纂情況的匯報。據沈春耀介紹，民法典（草案）共7編，依次為總則編、物權編、合同編、人格權編、婚姻家庭編、繼承編、侵權責任編，以及附則，共1260條[16]。12月24日上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舉行分組會議，審議民法典草案[17]。12月28日上午，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表決通過了全國人大常委會關於提請審議民法典草案的議案，決定將民法典草案提請2020年召開的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審議[18]。
2020年5月22日，在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副委員長王晨作關於《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的說明[19]。5月28日，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了《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自2021年1月1日起施行。
目錄
第一編 總則
第一章 基本規定
第二章 自然人
第一節 民事權利能力和民事行為能力
第二節 監護
第三節 宣告失蹤和宣告死亡
第四節 個體工商戶和農村承包經營戶
第三章 法人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二節 營利法人
第三節 非營利法人
第四節 特別法人
第四章 非法人組織
第五章 民事權利
第六章 民事法律行為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二節 意思表示
第三節 民事法律行為的效力
第四節 民事法律行為的附條件和附期限
第七章 代理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二節 委託代理
第三節 代理終止
第八章 民事責任
第九章 訴訟時效
第十章 期間計算
第二編 物權
第一分編 通則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二章 物權的設立、變更、轉讓和消滅
第一節 不動產登記
第二節 動產交付
第三節 其他規定
第三章 物權的保護
第二分編 所有權
第四章 一般規定
第五章 國家所有權和集體所有權、私人所有權
第六章 業主的建築物區分所有權
第七章 相鄰關系
第八章 共有
第九章 所有權取得的特別規定
第三分編 用益物權
第十章 一般規定
第十一章 土地承包經營權
第十二章 建設用地使用權
第十三章 宅基地使用權
第十四章 居住權
第十五章 地役權
第四分編 擔保物權
第十六章 一般規定
第十七章 抵押權
第一節 一般抵押權
第二節 最高額抵押權
第十八章 質權
第一節 動產質權
第二節 權利質權
第十九章 留置權
第五分編 佔有
第二十章 佔有
第三編 合同
第一分編 通則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二章 合同的訂立
第三章 合同的效力
第四章 合同的履行
第五章 合同的保全
第六章 合同的變更和轉讓
第七章 合同的權利義務終止
第八章 違約責任
第二分編 典型合同
第九章 買賣合同
第十章 供用電、水、氣、熱力合同
第十一章 贈與合同
第十二章 借款合同
第十三章 保證合同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二節 保證責任
第十四章 租賃合同
第十五章 融資租賃合同
第十六章 保理合同
第十七章 承攬合同
第十八章 建設工程合同
第十九章 運輸合同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二節 客運合同
第三節 貨運合同
第四節 多式聯運合同
第二十章 技術合同
第一節 一般規定
第二節 技術開發合同
第三節 技術轉讓合同和技術許可合同
第四節 技術咨詢合同和技術服務合同
第二十一章 保管合同
第二十二章 倉儲合同
第二十三章 委託合同
第二十四章 物業服務合同
第二十五章 行紀合同
第二十六章 中介合同
第二十七章 合夥合同
第三分編 准合同
第二十八章 無因管理
第二十九章 不當得利
第四編 人格權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二章 生命權、身體權和健康權
第三章 姓名權和名稱權
第四章 肖像權
第五章 名譽權和榮譽權
第六章 隱私權和個人信息保護
第五編 婚姻家庭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二章 結婚
第三章 家庭關系
第一節 夫妻關系
第二節 父母子女關系和其他近親屬關系
第四章 離婚
第五章 收養
第一節 收養關系的成立
第二節 收養的效力
第三節 收養關系的解除
第六編 繼承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二章 法定繼承
第三章 遺囑繼承和遺贈
第四章 遺產的處理
第七編 侵權責任
第一章 一般規定
第二章 損害賠償
第三章 責任主體的特殊規定
第四章 產品責任
第五章 機動車交通事故責任
第六章 醫療損害責任
第七章 環境污染和生態破壞責任
第八章 高度危險責任
第九章 飼養動物損害責任
第十章 建築物和物件損害責任

⑸ 物權法當中的第37條在民法典中哪個位置

溫泉法當中的第三次去掉排名法。店中。哪個位置應該是屬於中間的位置。

⑹ 霸坐是一種什麼性質的行為這種行為有何危害給我們哪些啟示

霸座，漢語詞彙，拼音 bà zuò，意思是肢體健全者霸佔別人座位的意思。
2018年9月30日，《廣東省鐵路安全管理條例》通過，自2018年12月1日起施行。其中明確，旅客應當按照車票載明的座位乘車，不得強占他人座位[1]。10月29日上午，廣州市法制辦發布《廣州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規定（草案徵求意見稿）》，高鐵霸座等信用信息將可查詢[2]。12月20日，霸座當選為2018年度社會生活類十大流行語
2019年1月7日，鐵路總公司公布了8批共1793名被限制乘坐火車的嚴重失信人名單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八百一十五條明確規定：旅客應當按照有效客票記載的時間、班次和座位號乘坐。旅客無票乘坐、超程乘坐、越級乘坐或者持不符合減價條件的優惠客票乘坐的，應當補交票款，承運人可以按照規定加收票款；旅客不支付票款的，承運人可以拒絕運輸。
中文名
霸座
案例
高鐵三霸
拼音
bà zuò
性質
漢語詞彙

「霸座」上天了！
11月13日晚上9時40分，一架由上海飛往北京的航班剛剛起飛，機上的一名男子突然起身換座，坐到了一處無人的座位上，機組人員上前勸解後，男子才不情願地回到了自己的座位。可沒過多久，男子又開始換座了。最終，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治安管理處罰法》，張某因擾亂交通工具上的秩序被機場警方處以行政罰款的處罰。

鐵路部門與執票乘客之間系運輸服務關系，執票人在上車後到達終點前對票上座位享有使用權、佔有權，鐵路部門有義務保證乘客得到自己所選擇的座位。他人無理佔座致使執票人正當合法使用權被侵害，這時乘警及乘務人員應當出面維護執票人的合法權益。
發生案例
高鐵霸座男
高鐵「霸座」事件：2018年8月21日上午，在山東開往北京的G334高鐵上，一名中年男子（後查實名叫孫赫）霸佔了一個女學生的位置不願起身，而且還態度傲慢聲稱：「誰規定一定要按號入座？要麼你自己站著，要麼去坐我那個座位，要麼自己去餐車坐」。無奈之下，女學生就找乘務員反映，但後來的結果是列車長和乘警過去勸都無動於衷，直到列車到達終點站都沒有起身，一幅流氓耍賴的本性暴露無遺。
處理結果：罰款200元，被列入鐵路黑名單180天內不能買票。
高鐵霸座女
高鐵霸座女：2018年9月19日，永州到深圳北G6078列車上，一位周姓女乘客上車後未按照車票上的座位落座，執意坐在靠窗的鄰座位置。車票座位靠窗的乘客向乘警投訴後，乘警與霸座女乘客反復溝通，但是這名女乘客就是不肯讓座。女乘客嘴裡不停反復說著：「這是10D啊，我坐這里沒錯啊，我是有票的」。還稱「誰規定10D是坐過道座位的啊，椅子上又沒寫」。女子提出，要在座位上寫有10D才承認。
處理結果：罰款200元，被列入鐵路黑名單180天內不能買票。
外籍霸座女
外籍霸座女：2018年9月23日晚，一名黑人女子在列車上強占他人座位並向人群潑水的視頻引發關注。2018年9月24日21時許，上海鐵路局合肥客運段發布通告稱，事發上海至阜陽k8482次列車，涉事外籍旅客已道歉。
霸座大爺
2018年9月20日晚，K158次列車上，在鄭州讀大三的喬同學乘車去鶴壁。火車上一位大爺買的是無座票，卻佔了她的座：「拍吧拍吧。」兩個小時的車程，列車長勸了他一小時仍無效。最終，同車廂的一名男乘客看不下去把大爺拽起。
夫妻霸座
2018年10月，網上出現一段名為《夫妻公交霸座 骨折女孩提醒慘遭毆打》的視頻，引起社會廣泛關注。經工作查明：10月2日，棗庄八中一女學生乘坐薛城至市中B1線路BRT公交車，因佔座問題同胡某某（女，48歲）發生糾紛，後胡某某的男友徐某某（66歲）對女學生進行謾罵，女學生拿出手機拍攝時，胡某某對女學生實施了毆打。 目 前，違法行為人胡某某、徐某某分別被行政拘留15天、10天。
硬座當卧鋪
2018年12月，吉林至沈陽的火車上，劉某一人佔三座躺著睡覺，面對乘警，稱「別跟我整這些沒用的」。多次警告無效，民警強制傳喚劉某。最終劉某被行拘5日。
領導霸座
2019年1月，網曝」中鐵成都局領導私自帶無票旅客乘車，強占工作人員座位，並當眾辱罵和威脅司機」。視頻顯示，一棕衣男子要求坐到座位上休息，一位自稱「成都機務段動車司機劉暢」的男子說：「這兩個位置是我們工作人員坐席，就是局長來了也沒有資格坐這個位置。」黑衣男子反問：「你要坐兩個位置嗎？」劉暢說：「這是列車提供給工作人員的，既然你們是領導，就應該遵守規章制度。」對此，黑衣男子稱「檢查工作的方式不一樣」，疑似稱自己是在檢查。隨後，該黑衣男子離開座位，並對劉暢說：「記住了，你個寶器（四川方言，意為傻子）。」12306官網顯示，C6607次列車為成都開往雅安的動車。
2019年1月16日，中國鐵路成都局集團有限公司發布消息稱，對網上傳播的1月16日C6607次鐵路「領導霸座」視頻，該公司已經密切關注並啟動調查。
2019年1月17日，中國鐵路成都局集團有限公司通過官方微博回應稱，其中三名為負責鐵路收入檢查的工作人員，因溝通不到位發生爭吵，未私帶無票旅客。已對涉事工作人員進行嚴肅批評教育。
奇葩「霸座男」
2019年6月，貴州：高鐵又現「霸座男」霸座理由很奇葩
女子列車霸座
2019年12月1日，北京開往鄭州的1303次列車上，王女士和老公帶娃從開封返回鄭州，夫妻倆其中一座位被一年輕女乘客霸佔，為方便照顧孩子，王女士丈夫請女乘客讓座。但女子拒不讓座，最終，一靠窗乘客將座位讓出，霸座女才離開。
懲治結果
2018年8月21日在G334次列車霸座的男乘客和9月19日在G6078次列車霸座的女乘客均被處200元治安處罰，並被鐵路部門納入鐵路「黑名單」，180天內無法購買火車票乘車。但有部分網友認為，霸座行為屢禁不止，主要因為懲罰力度不夠，達不到懲戒、警示的效果。
2018年12月6日，大連公安發布消息稱，12月3日14時09分，包頭至大連的K56次列車蘇家屯站開車後，乘警接到列車長報告，1號車廂有旅客「霸座」。
經了解，女旅客劉某，22歲，黑龍江省甘南縣人。從沈陽站上車准備到熊岳城，上車後沒有按座位就坐，而是坐在64號其他旅客座位上。蘇家屯站開車後，該座旅客祝某持1車64號車票要求劉某讓出座位，劉某拒不配合，聲稱「誰先坐就是誰的」。列車員過來勸說無效後，報告了乘警。
面對劉某的無理行為，乘警多次告知其行為已擾亂了列車秩序，涉嫌違反《治安管理處罰法》，並對其多次提出警告，要求劉某將座位讓出來，均遭到劉某拒絕且態度惡劣，辱罵乘警和周圍旅客。為了維持列車正常秩序，乘警在對其多次警告無果後，將其強制帶離現場，製作相關法律文書交大石橋站派出所處理。
劉某到派出所後，對「霸座」行為供認不諱。大連鐵路警方依據《治安管理處罰法》相關規定依法給予其行政拘留處罰。
該消息發出後，多位網友點贊並轉發。有網友對乘警的處理表示支持，「幹得漂亮，就應該這樣，不服管就強制帶走，否則太囂張」 。有網友評論，「給這樣的執法力度點個贊！」還有網友認為，「破壞規則的人，該自行承受破壞規則的後果。」
2019年1月，全國鐵路公安機關集中整治「霸座」「阻擋車門」「強行進站」等擾亂站車秩序問題，共查處各類違法擾序行為2856起，452人因「霸座」等行為被行政拘留。[18]
2019年1月7日，國家發改委副主任連維良在2019年全國春運電視電話會議上說，鐵路總公司公布了8批共1793名被限制乘坐火車的嚴重失信人名單，起到了很強的震懾作用，在春運中要進一步擴大影響，擴大應用
政策出台
2018年10月9日，廣東省人大常委會發布公告稱，《廣東省鐵路安全管理條例》已由廣東省第十三屆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於2018年9月30日通過，自2018年12月1日起施行。[1]
2018年10月29日上午，廣州市法制辦發布《廣州市公共信用信息管理規定（草案徵求意見稿）》。該徵求意見稿對自然人、企業的公共信用信息如何收集、使用、公開等問題作出一系列規定。[2]
2018年12月23日，針對社會關注的霸座、強搶方向盤等問題，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的民法典合同編草案二審稿規定，旅客應當按照有效客票記載的時間、班次和座位號乘運。 草案還規定，實名制客運合同的旅客丟失客票的，可以要求承運人掛失補辦，承運人不得再次收取票款和其他不合理費用。承運人應當嚴格履行安全運輸義務，及時告知旅客安全運輸應當注意的事項。旅客對承運人為安全運輸所作的合理安排應當積極協助和配合。遇有不能正常運輸的特殊情形和重要事由，承運人應當及時告知旅客並採取必要的安置措施
2019年1月，國家發改委等9部門發布《關於全力做好2019年春運工作的意見》，明確將依法嚴懲「車鬧」「機鬧」「高鐵霸座」等旅客嚴重不文明行為，維護良好出行秩序。
2021年1月1日起施行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第八百一十五條明確規定：旅客應當按照有效客票記載的時間、班次和座位號乘坐。旅客無票乘坐、超程乘坐、越級乘坐或者持不符合減價條件的優惠客票乘坐的，應當補交票款，承運人可以按照規定加收票款；旅客不支付票款的，承運人可以拒絕運輸

⑺ 民法領域關於霸王條款的解釋與規定

霸王條款，主要是指一些經營者單方面制定的逃避法定義務，減免自身責任的不平等的格式合同。既然霸王條款是生產者或是經營者以自己的獨立意志在格式合同中規定的，所以減少或是避免霸王條款的出現就轉為對格式合同制定者或提供者行為的規范和制約。故本文將旨在減少或是避免霸王條款的出現而對格式合同制定者或提供者行為的規范和制約界定為霸王條款的規制。至於規制方式，通常認為主要有：消費者自己的「反霸」能力、企業的行業自律、相關組織的監督以及法律規制，但效果各異。下面分述之： 一、 消費者自己的「反霸」能力 與商家直接聯系的是消費者自己。 如果消費者自己具有很強的免「霸」能力，就沒有霸王條款的存在了，也就沒有這么多人深受其害了。可惜的是，絕大多數的消費者在「反霸」方面的能力都比較弱，甚至是相當得弱。究其原因，是消費者法律知識與維權意識不夠；這一點，在廣大農村更是十分地普遍。所以，為了切實地維護自己的權益，我們在接受格式合同之前，一定要咨詢專業法律人士，或是直接請個法律顧問。如果都沒條件的話，至少要自己去找些法律資料來翻翻吧，比如法制日報。這樣，多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提高格式合同提供著的機會成本。但在中國，只有極小一部分人具有這種能力。因此，單靠消費者自己「反霸」是根本解決不了問題的。 二、 企業的行業自律 行業自律是指合同制訂方或同業工會對其使用的格式合同的自行檢查，以防止不當條款的使用。 目前，甚至有人提出通過建立誠信體系，培養經營者的誠信意識來防止「霸王條款」的出現。這種想法是令人嚮往的，但現實嗎？我們要知道，人的本性是恆定的。不是有俗語說，「江山易改，本性難移」嗎？尤其是在經濟行為中，人的這種「趨利弊害」的本能，更是「難移」的，因為他總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所以有人說「教育不是最好的辦法」。 三、 相關組織的監督 主要是中國消費者協會。 它是維護消費者權益的組織，以為消費者服務為宗旨。它為消費者做了很多實在而具體的工作。它不時地披露生產者和經營者損害消費者權益的信息；也不時地披露壟斷企業格式合同中的霸王條款。這對於提高消費者維權能力，尤其是幫助他們認清霸王條款的不合法本質，提高他們的「反霸」能力，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也在一定程度上警示了違規商家。新華社杭州12月4日電，中消協4日聯合浙江省消費者協會，公開披露了人壽險格式合同中的四大「霸王條款」及其典型表述，並加以點評。 但消協的這種披露只是一般監督，它沒有權力制止企業的這種行為，也不能以強制力對它進行處罰。 四、 法律規制 所謂法律規制，簡言之，即通過法律手段對格式合同制定者和提供者的行為進行規范和制約，以避免霸王條款的涉入。 相對前面幾種方式而言，通過法律對霸王條款進行規制是可能的，也是最為有效的，原因有三：其一，法律的利導性。我們都知道，法律具有利導性，它通過規定人們的權利和義務來分配利益，影響人們的動機和行為。法律規定的權利以其特有的利益導向和激勵機製作用於人的行為，並且誘使利己動機轉化為合法行為並產生有利於社會的效果；而義務則以其特有的約束機制和強制機製作用於人的行為，使人們從有利於自身利益出發來選擇行為。由此，經營者可以知道哪些是可以做的；哪些是不能做的，否則它就得承擔由此引起的不利後果。其二，法律的國家強制性。法律不同於其他社會規范，它具有特殊的強制性，它是以國家強制力為後盾的，由國家強制力保證實施。也就是說，不管人們的主觀願望如何，人們都必須遵守法律，否則就會招致國家強制力的干涉，受到相應的法律制裁。其三，人的行為的理性性。人是理性的，他在採取某一行為之前總會考慮到自己行為的成本與收益。違反法律而遭制裁是其行為成本的重要組成部分。當這一成本足夠大時，他就會考慮不實施此行為，因為人具有「趨利弊害」的本能，他總會以法律為自己最低限度的行為准則。但是，如果作為其行為成本的法律制裁明顯小於其違法行為所可能獲取的利益，這時的法律就不會是他的最低限度的行為准則了——基於人所特有的「趨利弊害」的本能，他難免不「紅杏出牆」。所以，在法律足以抑制格式合同制定者或是提供者不誠信行為的時候，「霸王條款」就會悄然遠離我們消費者，契約正義與交易安全自然也會回歸我們的經濟生活。滿意請採納，謝謝

⑻ 無端生事、蠻橫霸道、敲詐勒索違反民法哪條民法

敲詐勒索已經不屬於民法了。屬於刑法敲詐勒索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