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法的歷史發展

A. 我國公司經濟法律制度的發展歷程

如何看待我國市場經濟法制建設中對西方法律和法學的學習和借鑒
這也是近年來法學界討論的一個熱點問題。尤其是在我國確立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以來，這一問題就
具有了更加現實的意義。
關於這一問題，在張文中是以對法學界有學者提出的「法的現代化」及「法的國際化」問題的分析而展開
的。張文首先批評了「法學的現代化」和「法學的國際化」這種主張，認為這不是法學走出幼稚的可行之路；
在張文的第三部分，又批評了「法的國際化」的主張，認為「法的國際化」及「法學的國際化」的主張「超出
了它（指國際接軌）應有的界限」。而張文認為與國際接軌是與國際市場「規則接軌」，並將其「界限」界定
為「接軌只存在於市場經濟體制的領域」，「前沿的接觸點只限於市場經濟體制的范圍」，且指出這個界限不
能超越，否則將走向反面，等等。
張文以上所談的問題，概括起來，實際上涉及到的是在市場經濟建設及對外開放中對西方法律和法學的學
習、吸收和借鑒問題。對此，我們有必要看看鄧小平同志對這一問題的看法。鄧小平講道：「社會主義要贏得
與資本主義相比較的優勢，就必須大膽吸收和借鑒人類社會創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鑒當今世界各國包
括資本主義發達國家的一切反映現代社會化生產規律的先進經營方式，管理方法」〔9〕， 「改革是全面的改
革，包括經濟體制改革，政治體制改革和相應的其他各個領域的改革。開放是對世界所有國家開放，對各種類
型的國家開放」。〔10〕這顯示了一個無產階級政治家的寬廣胸襟，其中並沒有如張文所說的「界限」之類的
提法。
將與國際接軌的「界限」限定在市場經濟體制的領域，無疑有著政治上的「保險系數」。但這一主張是否
科學，是否符合鄧小平同志對外開放的思想，尚需研究。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相適應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
法律體系，是一個宏大的法律制度體系結構。在這個制度體系中，民商法、經濟法、國際貿易、國際經濟法等
無疑是其主幹，在這些方面吸收和借鑒西方先進的對我國有益的法律制度，同國際接軌，是毫無疑問的，也是
張文所不反對的。但是，在這個法律體系結構中，還有行政法，可不可以吸收和借鑒？西方近兩個世紀的行政
法制歷史及實踐經驗對我國行政法制建設有無可鑒之處？還有社會法，即有關社會福利、社會保障、社會救濟
等有關社會公益事業的法律，此一法律領域的先進經驗能否借鑒？在刑事法律領域，西方國家有關打擊犯罪和
維護社會治安的一些具體法制經驗能否為我們借鑒？在程序法律領域，西方在立法程序、司法程序、執行程序
、監督程序等程序法律方面的有益經驗能否為我們借鑒？甚而就憲法而言，針對我國實踐中不斷出現的違憲案
件，西方國家在憲法實踐中，對違憲審查及其追究和制裁的有效作法和經驗能否為我們所借鑒？如果按照張文
所說的「界限」，那麼這么多的法制領域都自然被排除在其「界限」之外，這與我國法制建設及法制現代化的
目標實現到底是否有利和有益，答案不言自明。在1995年8月16 日北京召開的亞太法協第14屆大會開幕式上，
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最高人民法院院長任建新在其講話中講道：「對外開放作為一項基本國策，不僅適用於
經濟建設領域，同樣也適用於法制建設領域」。〔11〕而這里的「法制建設」顯然是指的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
設的各個領域和各個方面，絲毫看不出只將它局限於「市場經濟體制領域」。
對西方法律、法學的吸收和借鑒並不意味著照搬，雖然存在著被一些人所擔憂和驚呼的「全盤西化」，但
中國近百年來的歷史和文化發展的實踐史揭示了這樣一個被文化學者論證過的道理：任何一種外來文化傳入本
土後，都要經歷一個本土化（即民族化）的過程，而本土化的過程實際上也是一個對外來文化進行分析、過濾
、鑒別、吸收、選擇的過程。適宜的，則生存下來；不適宜的，則淘汰之。當我們對西方法律文化進行吸收和
借鑒時，其本身就經歷著一個本土化的過程。吸收和借鑒的標准就是看是否適合於我國現實國情和現實需求。
因此，從文化自身的發展規律看，大膽地吸收、利用和借鑒西方法律文化，並不會導致「全面西化」的局面。
之所以得出這一結論，是由於中國文化除了具有的超強的民族同化力、包容力外，還在於中國在現代化進程中
對西方法律文化從來不曾是「全盤」地吸收，被吸收和利用的大多是那些非政治層面的法律文化，並且在經過
本土化過程之後，它將成為中國社會主義法律文化的組成部分。
至於張文所不贊同的「法學現代化」及「法學的國際化」之主張，則更加具有法律文化層面的含義。「法
學現代化」是法學發展的方向，因為實現現代化是我國的既定目標，文化現代化是其組成內容。國家要走向現
代化，一切都要向現代化邁進。法學作為人文社會科學之重要構成，作為文化的組成部分，自然將伴隨國家和
社會的現代化步伐而實現自身的現代化；而「法學的國際化」則表述了中國的法學不是固步自封的，而是開放
的，它並不是拋棄自己的特色和所堅持的馬克思主義真理，而只是要求注意吸收借鑒國外一切對我們有益的人
類文明成果。由於我國的現代法學發展歷史較短，且又經歷了非常曲折的發展歷程，因此，同國際社會法學發
展進程相比，我們還存在很大差距。這些差距既表現在法學視野的廣度、法學范疇的寬度等方面，更表現在對
法律現象的認識力和透視力等深層次的思維層面，這些都導致我們同國際法學界難以進行對話和交流。因此，
在法學方面，我們面臨著吸收和借鑒西方法學中優秀文化成果的艱巨任務。中國法學欲求發展，需要通過多種
方法多種途徑去達目的。向西方法學學習和借鑒是多種方法中之一種，但非唯一的一種，而且從來沒有人認為
這是唯一的方法和途徑，「法學的國際化」的提出，只是針對我們過去排斥西方法學的經驗教訓，強調和重視
這一問題。張文關於為發展法學而提出的「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無疑是正確的，但「法學的現代化」及「
法學的國際化」作為一種法學發展的一個途徑，是否就如同張文所分析的那樣同「解放思想，實事求是」的思
想路線不相吻合甚或相背呢？恰恰相反，這正是法學界在此思想路線指導下所產生的解放思想的結果，是一種
新的探索。這種探索，除了在理論上還需要繼續不斷深化外，我國急速發展著的社會現實、市場經濟體制的發
展趨勢、法律體系的完善，國際接軌以及法學自身的發展等將會為此作出有說服力的、來自社會實踐的驗證。
在這里，讓我們重復一個歷史結論：「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准。」

B. 法拉力公司的發展歷史

1924年，世界第一屆跑車錦標賽舉行，也就是F1大獎賽的前身，Alfa Romeo設計的P2跑車勇奪桂冠，開始了自己的百年傳奇歷程。
1929年，一個叫恩佐.法拉利的年輕人把他的Scuderia Ferrari公司並入了Alfa Romeo公司，開始設計跑車和比賽用車。
恩佐.法拉利提出「創新」和「勇氣」的原則，在汽車業內掀起了一場革命，一場注重時尚而又同時提升性能的革命。
在Alfa Romeo公司賽車部內，恩佐.法拉利由一個充滿熱情的年輕人轉型成為一個具備先進設計理念的天才。1940年，他脫離了Alfa Romeo公司，自己創辦了AutoAvioCostruzioniFerrari公司——這就是法拉利公司的前身。
Alfa Romeo公司為了紀念1925年的偉大的勝利，出的LOGO標志。MILANO意即為義大利語中的米蘭，皇冠一般的金屬象徵著勝利。

C. 中國歷史上第一部公司法

中國公司法的百年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清末(1904-1914年)、中華民國時期(1912-1949年)和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2004年)三個階段。其中，中華民國時期又可分為北京國民政府時期(1912-1927年)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1928-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又可分為前期(1949-1978年)和後期(1979-2004年)。

一、清末(1904-1911年)

（一）《公司律》的出台

清政府於1904年1月21日（光緒二十九年十二月五日）奏准頒行了《欽定大清商律•公司律》。此外，清政府還制訂了《獎勵華商公司章程》、《獎給商勛章程》（商部奏定）《公司注冊試辦章程》等相關法規。
《公司律》共分十一節，共一百三十一條。第一節，公司分類及創辦呈報法；第二節，股份；第三節，股東權利各事宜；第四節，董事；第五節，查帳人；第六節，董事會議；第七節，眾股東會議；第八節，賬目；第九節，更改公司章程；第十節，停閉；第十一節，罰則。
清末《公司律》確立了「股權面前人人平等的基本原則」和「公司法面前所有公司一律平等的原則」。《公司律》的頒行標志著中國開始以公司制企業模式組織、發展中國經濟，中國歷史上第一次出現了包含了平等、自由等經濟民主理念的、專門規范生產經營組織的法律，從而開啟了中國公司立法的先河。

（二）《大清商律•公司律》草案與《商法調查案•公司律》

1904年的《欽定商律》頒行之後，《公司律》部分制定、頒行事出倉促，缺陷不少。修訂法律館曾聘請日本法學博士志田鉀太郎於1907年起草編定了了《大清商律》，其中包括「公司律」。但當時各商會以修訂法律館所編《大清商律》系直接采日本商法恐與國情不合，於是在1907年7月由上海立憲公會發起商法起草委員會，決定組織全國范圍內的商情、商事習慣，參照各國最新立法例，自行編纂商法草案。至1909年12月召開第二次大會時已完成《商法總則》與《公司律草案》兩編，經大會討論通過，呈請清政府施行，並附《公司律調查案理由書》與《商法總則調查案理由書》，農工商部再加以修訂，定為《商律草案》(包括商法總則和公司律兩編)，相較而言，清末的《公司律草案》遠比已頒行的《公司律》完善。但是，正當《公司律》修定接近尾聲，並即將付諸資政院通過時，辛亥革命的爆發宣告了清王朝的覆滅，該草案也未得頒行。

二、民國時期(1912-1949年)

（一）北京國民政府(1912-1927年)

1、《公司條例》

1914年1月13日，北京政府農商部頒行了近代中國的第二部公司法——《公司條例》。1914年的《公司條例》分為總綱、無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兩合公司及罰則共有6章、251條，其內容和篇幅較之10年前的《公司律》均有較大的變動和增加，並於同年9月起實施。

《公司條例》(共251條)不僅在內容上比清末《公司律》(共131條)詳盡，而且在法理上也較《公司律》上了一個台階。例如在公司概念方面，《公司律》含糊地規定，「凡湊集資本共營貿易者名為公司。」而《公司條例》則規定，「本條例所稱公司，謂以商行為為業而設立之團體」，「凡公司均認為法人。」第一次對公司概念作出了較為准確的界定，並第一次從法律上確認了公司的「法人」性特徵，體現了現代公司的根本屬性。再如，在公司分類方面，《公司律》將公司分為「合資」、「合資有限」、「股分」、「股分有限」四類，因分類標准含糊，因而各種「公司」概念界定不嚴，相互重疊。《公司條例》則將公司分為「無限」、「兩合」、「股分有限」和「股分兩合」四種，基本上體現了現代公司理論關於公司的分類原則。在其它具體條款方面，《公司條例》的規定相對都比較准確、可行。但該條例中將公司的類型規定為無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和股份兩合公司。1914年的《公司條例》將1904年《公司律》中「合資有限公司」(實為有限責任公司)刪除，這與當時的公司法立法潮流不符。[6]

但總體而言，民初的《公司條例》是中國近代第一部較為成熟的公司法。

此外，北京國民政府又主持修訂了《公司條例施行細則》、《公司注冊規則》、《公司保息條例》、《證券交易所法》和《破產法草案》等公司法配套法規[7]，初步形成了民國初年較為完備的公司法律體系。其中《公司條例施行細則》、《公司保息條例》、《證券交易所法》，在中國公司立法史上都具有首創意義。

這部《公司條例》在頒行時並沒有經過法定的立法程序，只是由農工商部呈請大總統批准頒布。《公司條例》頒布後，經過二次修正，分別是 1914 年 9 月 21 日和 1923 年 5 月 8 日。其間，雖然於民國五年，法律編查會由余棨昌和日本學者岩谷孫藏共同起草完成了《公司法草案》(共6章、259條)，但未經立法機關頒行。所以，《公司條例》是民國北洋時期通行的唯一一部公司法。

（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1928-1949年)

1、1929年《公司法》

南京國民政府頒行的1929年《公司法》是在北洋政府1914年《公司條例》的基礎上，參酌德法等國《公司法》，於1929年11月擬定，12月26日公布，1931年7月1日起施行的。它「是一部比較完整的現代中國公司立法」[8]。

1927年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立法院即擬定了「公司法原則草案」，在原有4種公司類型外增加了「保證有限公司」，以後在修訂過程中又被否決。
1929年(公司法)頒行之後，南京政府又先後頒行了《公司法施行細則》、《公司登記規則》以及《公司法施行法》等。

1931年2月，立法院會議通過並公布了《公司法施行法》33條，主要內容是規定《公司法》施行的具體程序。另外，國民政府實業部在1931年6月公布了《公司登記規則》，分通則、規費、呈請程序、附則4章46條，對公司的主管官署、公司設立登記應繳納的各種費用等加以規定。《公司法施行法》、《公司登記規則》和《公司法》一起，於1931年7月1日同時施行。

抗戰期間，在1940年，國民政府又公布了《特種股份有限公司條例》及其實施細則予以補充。按該條例，特種股份有限公司是指由政府機關組織、准許本國人民或外國人認股的股份有限公司。

2、1946年《公司法》

1945年1月，國民黨立法院商法委員會依據國防最高委員會通過了「第一期經濟建設原則』和「修正公司法原則」，隨後訓令商法委員會修正1929年公司法，經商法經濟兩委員會聯席會議，立法院討論研究，修正後的公司法於1945年9月29日通過，1946年4月12日公布，同日施行。

1946年《公司法》分「定義」、「通則」，「無限公司」、「兩合公司」、「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兩合公司」、「外國公司」、「公司之登記及認許」和「附則」10章、361條，篇幅大為增加，規定更為詳細，內容大為豐富。為近代中國篇幅最大、內容最全，同時也是最後的一部公司法。

修正後的1946年《公司法》，與前幾部公司法規有很大的不同之處。它概括了一切有關公司的法律、條例、規則，形成十章的編制，除第九章純為程序的規定外，前面各章都屬實體上的規定，用整章規定登記手續置於實體規定章節之後，使該法呈現出濃厚的集實體、程序規定於一身的特點。此外，1946年公司法大量借鑒英美公司法的內容，其次，在內容上，]1946年公司法增強了法律彈性，減少了官廳干涉，力圖使立法精神從大陸的干涉主義趨於英美自由主義，該法的許多規定都體現了這一精神。

另外，1946年公司法最為突出的特點之一是引進有限公司制度。為此，1946年公司法規定，有限公司股東人數為2人以上10人以下。股東人數的下限比股份有限公司少，成立容易;上限限於10人，用意「在便利政府或法人或富有資力者組織有限公司，」至於「其他資力較薄須集合多數人方能經營者」，則組織股份有限公司。相對於1929年公司法重視中小股東利益保護的原則，1946年公司法則通過一系列規定維護了大股東利益。

最後，1946年公司法為外國投資者來華經營進一步提供了方便，如規定中外合資公司董事長須有中華民國國籍，不設董事長的，代表公司之董事至少應有一人有中華民國國籍。1946年公司法另特設外國公司一章，規定凡在其本國設立登記的外國公司，可向中國官署申請認許，從而在中國境內營業或設立分公司，外國公司經認許後，其法律上的權利義務與中國公司相同。將外國公司規定於公司法中，在中國公司立法中屬首次。

在相當長一段時間內，台灣當局仍沿用1946年公司法，後由於經濟的發展，經濟政策的變化，台灣當局於1966年對該公司法進行全面的修正。此後，公司法又進行了7次修訂。

三、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1949年-2005年）

（一）社會主義改造時期（1949—1956）

政務院於1950年12月29日頒布了《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凡32條，1951年又公布了《實施辦法》，凡105條。根據上述條例和實施辦法，私營企業有獨資，合夥和公司三種形式，公司仍包括1946年《公司法》規定的五種公司形態。

政務院1954年9月5日公布的《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該條例規范的公私合營企業雖然名稱上不再稱為公司，但其實質內容是有限公司的特徵，因為它確認公私雙方的股份，並確定合營企業股東的有限責任（第5、8條），並規定合營企業的法人機關為董事會和私股股東會會議（第20、21條）以及盈餘分配辦法（第17條）。

1956年第一季末實現全國全行業私合營後，標志著社會主義改造已告完成，從此私營公司不復存在，《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及其實施辦法同時失效，無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有限公司、股份兩合公司隨之消失。根據1956年2月10日國務院的《關於在公私合營業中推行定息辦法的規定》及7月26日《關於對私營工商業、手工業、私營運輸業的社會主義改造中若干問題的指示》，私有股份變為債權，私有股東不復存在。這樣《公私合營工業企業暫行條例》所規范的有限公司也歸於消失，此後23年，中國的企業全部轉為國營、集體企業，公司立法被全民所有制企業立法和集體所有制企業立法所取代。

（二）全面計劃經濟時期（1956——1978）

全行業公私合營後，國家開始按照行業歸口、產品歸類和方便管理的原則，按行業組建了各種專業性公司。這種公司雖然名為生產性專業公司或銷售公司，實際上其本身並非一種從事經營性的公司，而是國家對同行業的企業進行管理的工具，具有行政性公司的性質，事實上這些專業公司後來又轉變為各種行業主管機關。從所有制角度看，這一時期我國全面實行集中的計劃經濟法制，企業組織形式逐漸演變為國營、集體企業兩種公有形式，而且這兩種組織形式彼此之間也不存在相互交融或聯合投資的情況。由此，這一時期現代意義上的公司形式在我國不復存在，規范意義上的公司立法亦銷聲匿跡。

（三）經濟體制改革時期（1978—1992）

自1978年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國進入經濟體制改革時期，作為經濟體制微觀基礎的企業組織形式一直是改革的一個重點。隨著經濟體制改革的開展，我國的公司制度逐漸開始重新恢復，有關公司立法也逐步推進。這一時期我國的公司立法是以有限公司制度的建立與豐富為中心的，具體從以下四個方面展開。

1、關於三資企業

1979年7月1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制定的《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後於1990、2001年兩次修正）的頒布，標志著大陸公司立法在停頓23年後又恢復了。這部法律是我國對外開放的第一個正式的法律文件，也是我國公司企業制度走上法制化的新起點。這一法律的頒布，開創了新中國法律確認有限責任公司形式的先河。此後，全國人大又分別於1986、1988年過《外資企業法》和《中外合作經營企業法》（均在2000年修訂）。此外，經過20多年的立法努力，有限公司制度已經在三資企業領域建立並逐步完善起來，而且成為我國公司立法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

2、關於經濟聯合

1980年國務院發布《關於推動橫向經濟聯合的暫行規定》明確提出走聯合之路，組織各種形式的經濟聯合體，並不受行業、地區和所有制、隸屬關系的限制，並要求不能用行政命令強行組織，而要堅持自願原則。這一規定可謂是企業聯合經營和資本流動的破冰之旅，使公司的組建成為可能，為後來企業聯營式公司的發展奠定了基礎。
3、關於私營經濟

1988年6月25日國務院頒布了《私營企業暫行條例》，規定私營企業可以採用獨資企業、合作企業和有限公司三種形式。依該條例，私營「有限責任公司是指投資者以其出資額對公司負責，公司以其全部資產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的企業。」這樣，法律就實際上規定了以國內法人、自然人作為股東而設立有限責任公司的合法性。

《私營企業暫行條例》在新中國企業公司立法史上佔有重要地位。這首先因為，雖然這一法規本4、關於公司的清理整頓

自1980年代中期開始興起了一股「公司熱」。公司濫設現象十分普遍，出現了大量「行政性公司」、「皮包公司」和「掛名公司」，嚴重阻礙了公司制度的健康發展。國家隨後開始了「清理整頓公司」工作，為此，國務院陸續發布、批准了一系列清理整頓公司的政策文件，其間也制定了一些行政法規、行政規章[，為確立規范的公司制度發揮了積極作用，其主要規范內容包括：（1）公司不擁有行政管理職能；（2）公司設立采許可主義，須經政府有關部門審批；（3）公司必須辦理注冊登記，注冊資金不得少於法定最低額；（5）董事長或經理是法人代表，等等。

（四）公司立法的規范化

我國規范意義上的公司立法活動始於1980年初期。1983年國家經委和體改委開始著手起草公司法。但當時顯然不具備制定統一公司法的實踐基礎和外部環境，一些重大立法理論問題也未得到解決。1985年8月，由國家經委主持起草工作，並於1986年1月完成了《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條例草案》（徵求意見稿）。根據徵求的意見和建議，起草小組又分別擬定了《有限責任公司條例》（送審稿）和《股份有限公司條例》（送審稿）。1987年，兩個條例的草案上報國務院。國務院在研究這兩個條例時認為股份公司尚屬試點性質，不宜在全國以行政法規形式加以規定，有限公司適應我國經濟發展需要，在實踐中也已積累了較多的經驗，可以先行通過。1991年國務院法制局與國家體改委以送審稿為基礎，會同有關部門反復修改，於1991年8月形成《有限公司法（草案）》，並提交國務院常務會議審議。但由於有限公司法與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的關系，國有獨資公司是否列入等問題未予解決，未獲通過。後有關部、委、辦對草案作了進一步修改。但在1992年春鄧小平南巡講話後，股份制企業發展聲速，為適應規范化的需要，後決定先由國家體改委（1988年國家經委被撤銷，公司法的起草工作轉由國家體改委主持）以這兩個公司的「規范意見」這一行政規章形式代替了原定的國務院行政法規形式而先加以公布。這樣，1992年5月15日，《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與《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一道由國家體改委正式發布。《有限責任公司規范意見》共計11章79條，《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共計12章119條，以大陸法系的公司制度為藍本，在全面總結了自1978年以來我國公司制度實踐經驗的基礎上，系統規定了有限公司和股份公司的基本原則、設立、公司治理、資本（股份）、合並與分立、解散與清算、財務會計、法律責任等基本制度。其後，相關部、委、辦也相繼發布了十餘項配套文件，初步形成了極有特點的中國公司法律制度體系。

同一時期，我國不少經濟發達地區的地方性公司法規也對公司制度予以規范。最早的是廣東省的《廣東省經濟特區涉外公司條例》（1986年9月），1992年3月深圳市又制定了《深圳市有限責任公司暫行規定》。之後，上海市、海南省都相繼頒布了本地的公司法規。這些地方性公司法規、規章的制定，不僅規范了本地公司的行為，也為全國統一的公司立法提供了有益經驗。

這一時期，在以兩個《規范意見》為核心的一系列規范性立法文件基礎上形成的公司制度體系具有以下鮮明特點：首先，它是以行政規章、行政法規為主構成的制度體系；其次，與以往立法文件相比，該制度體系內容更為系統和規范；復次，它既汲取了台灣地區和國際上的通用准則，又特別反映出傳統企業向現代企業制度轉化的實際需求；再次，它總結了我國公司制的經驗教訓，具有鮮明的針對性和現實的可操作性；最後，這一制度體系具有試點和過渡性質。總之，上述規范性文件尤其是兩個《規范意見》的制定與實施，對我國公司法的制定與出台起了巨大推動作用，也標志著我國公司立法逐漸走向規范。

（五）1993年《公司法》

兩個《規范意見》發布後，各界要求盡快制定公司法的呼聲很高。這里有一個要提及的立法背景是，《規范意見》所規定的主要是國有企業進行股份制改造試點方面的問題，加之它們是以部門規章形式制定的，所以其適用效力有局限性。隨著這一時期各項市場化改革的迅猛深入，非國有企業和其他組織、個人也紛紛組建公司，國家迫切需要制定適用范圍更加廣泛效力位階更高的公司法。同年，全國人大常委會將公司法列入1992年的立法計劃，公司立法工作加快了步伐。1992上7月，《有限責任公司法（草案）》再次提交國務院常務會議並獲原則通過。7月28日，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7次會議聽取了國務院法制局局長楊景宇關於該草案的說明。依該說明，有限責任公司法的調整范圍在不打破現行法律、行政法規已經確立的企業立法體制的基礎上，定位於：在中國境內由二個以上公有制（全民或集體）企事業單位作為股東出資舉辦的有限責任公司；私營有限公司仍適用《私營企業暫行條例》並參照本法執行；外商投資企業、私營企業之間相互聯營或同其他企業聯營而舉辦的有限公司，參照本法執行。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審議認為，草案確立的調整范圍太窄，沒有突破按不同所有制進行企業立法的作法，太遷就了立法現實，並提出應制定一部覆蓋面更寬一些、內容較全面的公司法。

1992年9月初，第27次會議閉幕後，委員長會議決定由全國人大法工委起草一部較完整的公司法。此後，法工委在原有《股份有限公司條例（草案）》、《有限公司條例（草案）》、《股份有限公司規范意見》、《有限公司規范意見》和《有限公司法（草案）》等五部立法資料之基礎上，廣泛參考其他國和地區的公司法，起草了公司法（草案）初稿。該草案歷經1993年2月七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30次會議、1993年6月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2次會議、1993年12月八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5次會議三次審議，最終於1993年12月29日全國人大常委會第5次會議全體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並於1994年7月1日起施行。於此，新中國第一部公司法誕生了。

1993年12月29日的《公司法》規定公司為法人，分為兩種形式，即有限責任公司與股份有限公司。兩種公司形式都規定了最低注冊資本限額。根據各國立法例，公司法除上述有限責任公司及股份公司外，大都包括無限公司、兩合公司等。為彌補此項不足，1997年頒布的《合夥企業法》和1999年頒布的《個人獨資企業法》，對於合夥與個人獨資作出了規定。個人獨資企業與合夥企業為非法人商事主體，注冊資本無最低資本額限制，投資人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其設立程序較公司為簡便，條件限制較少，設立較易。

由於我國公司實踐起步較晚、市場發展迅速等多方面原因，《公司法》雖然有230條之多，但條文存在著原則性強、可操作性差、法律漏洞多等諸多不足，在實際應用中問題頗多，所以1999年12月25日，《公司法》進行了修改，但只是對國有獨資公司監事會的增設和對高新技術的股份有限公司發行新股和申請股票上市的條件進行了規定，對於司法實踐應用的大量問題並沒有做出相應修改。此後的2003年11月最高人民法院出台了《關於審理公司糾紛案件若干問題的規定》(徵求意見稿)，對司法實踐中出現的問題做出了一定的答復，但隨著《公司法》修改登上全國人大常委會的議程，這一意見稿並沒有最後出台。

2004年7月1日實施的《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許可法》正式生效，依據《行政許可法》的規定，2004年8月《公司法》又進行了修改，但僅僅刪除了一款「股票採用溢價發行的，須經國務院證券管理部門批准」的規定，基本上僅僅是涉及到技術層面上的修改。

（六）2005年《公司法》

2003年3月舉行的十屆全國人大一次和次年的二次會議上，數百名人大代表提出多項議案，建議盡快修改公司法。隨後，《公司法》的修訂列入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本屆要審議的立法規劃。2004年7月5日，國務院法制辦完成公司法修改草案的起草工作，並將徵求意見稿下發到有關部門徵求意見。2004年12月15日，國務院常務會議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修訂草案)》，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審議，歷經三次審議之後，於2005年10月27日全國人大十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八次會議通過了修訂後的公司法。國家主席胡錦濤簽署第42號主席令予以公布，修訂後的法律自2006年1月1日起施行。

2005年《公司法》共13章219條，分為總則，有限責任公司的設立和組織機構，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權轉讓，股份有限公司的設立和組織機構，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發行和轉讓，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的資格和義務，公司債券， 公司財務、會計，公司合並、分立、增資、減資，公司解散和清算，外國公司的分支機構，法律責任和附則。

這次公司法對1993年《公司法》做了比較全面的修訂，基本上所有的條文都有修改，當然有些是屬於文字上的修改。這次修訂後的公司法，進一步完善了公司法律制度，順應了深化改革、促進發展的實踐要求，為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了更加有力的制度支持。當然任何修訂都只是階段性的。隨著實踐的發展、改革的深化，公司法還會適時加以修改，以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不斷完善的要求相適應。

D. 我國公司法的沿革歷程

我國《公司法》頒布於1993年12月29日，距今已近10年。由於我國公司實踐起步較晚、市場發展創新迅猛等多方原因，《公司法》雖然有230條之多，但條文存在著原則性強、可操作性差、法律漏洞多等諸多不足，在很大程度上制約了企業和經濟的發展。

3月份召開的十屆全國人大一次會議議案統計顯示：建議修改公司法、證券法的呼聲高漲，約有10件。若按每件議案至少有30位代表聯名的最低要求，提出議案的代表應在400人以上。用友軟體董事長王文京的一份議案就有近百位代表聯名。

今年兩會期間，北京用友集團董事長王文京等三十多名人大代表共同向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提交了一份建議修改公司法的議案，這樣的議案已提了很多次了，因為一些關鍵的問題爭議未果，公司法一直沒有修改。

是什麼促使這些代表，還有一些專家學者們如此強烈地要求修改公司法？

王文京等代表在議案中指出：我國現行《公司法》的頒布及其後的小量修改對完善我國公司制企業的治理，促進市場經濟發展發揮了重要、積極的作用。但隨著我國經濟和企業的發展變化，現行《公司法》中的一些規定已經明顯不能適應公司和經濟發展的需要，甚至制約了發展。如：其中的實收資本金制度制約了公司期權制度的建立；對外累計投資額不得超過本公司凈資產的百分之五十的規定，限制了公司的投資和控股公司的發展；公司股票回購的規定限定的范圍太窄，影響了公司的股權管理等。對此，企業界、法律界和理論界都有較多意見和建議。

據介紹，對公司法的修改已經列入了九屆全國人大的立法調研計劃，但未完成修改。建議在十屆全國人大把對公司法的修改盡早列入立法計劃，盡快完成修改。這份議案提出的立法建議是修改現行的實收資本金制度，促進公司期權等制度的建立；放寬公司對外投資的限制，鼓勵公司投資，並促進控股公司的發展；擴大公司回購股票的范圍，以利企業對股權的戰略性管理。該議案共有30多位代表簽名。主要是企業界、教育界和黨政部門的代表。

北京市中濟律師事務所房德權律師給記者介紹了兩個案例。甲公司與乙公司有貿易往來，甲公司欠乙公司貨款20萬元人民幣，事隔一年之後，甲公司在多次催要未果的情況下向法院提起訴訟，結果乙公司己於半年前被吊銷營業執照，法院不予受理。法院駁回不無道理，但是如果股東利用公司專門從事違法行為，或者設立公司是為了不法目的，於此情形，仍一味維護公司的獨立和股東的有限責任，這與法律創制公司的宗旨背道而馳。債權人的合法權益將得不到保護。

吊銷營業執照已成為公司的股東合法逃避債務的有效方式，由於法律未規定公司被吊銷營業執照後應承擔的民事責任，法律也沒有授予法院對公司吊銷執照的實質審查權，致使實踐中發生的以吊銷之名行逃債之實的糾紛很難處理，也使公司債權人的債權受到了嚴重侵害。特別是由於我國現行法律沒有被吊銷營業執照的公司的股東在一定時期內不得重新設立公司進行經營的規定，致使被吊銷執照的股東異地辦照的情況普遍存在，這種現象的存在，不但使債權人的利益不能得到保護，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損害了社會經濟利益。

另外一個案例也說明按照現行的公司法，引起無法解決的矛盾。李某為一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2001年元月因一起交通事故不治身亡。其與前妻離婚後只有一子李某某在外省讀大學。李某某得知其父死亡的消息後，向人民法院起訴要求繼承其父在有限責任公司中的財產，因李某某在外地求學，不願參與公司經營，遂請求人民法院判令將李某的股份轉讓給其它的股東，轉讓現金歸自己所有。

李某在有限責任公司的股份能否被其子繼承並取得股東身份？關於股份繼承的性質的界定，我國現行《公司法》未做規定。而我國《公司法》規定禁止股東在公司登記後抽回出資，這樣如果其他股東不願意購買死亡股東的股份，繼承人既不能取得股東身份，又不能得到其應繼承的財產，在法律上不能很好的保護繼承人的合法權益。

這兩個案例只是公司法訴訟遇到難題的冰山一角。

上海浩華律師事務所合秋人楊寶春律師接受中國經濟時報記者采訪時說，《公司法》頒布施行已近10年，期間已曾作修訂，但是它畢竟是建立市場經濟初期頒布的，與現實經濟生活已經有很多脫節的地方。最高院對於重要法律都有全面的司法解釋，而對於《公司法》這樣一部重要法律，卻至今沒有全面的司法解釋。

楊寶春向本報記者介紹，我國實行實收資本制，並對出資方式作嚴格的限制，其主要目的之一就是保護債權人的利益。然而，公司法對出資限制太多，特別是對無形資產出資限制較多。而一些公司名為公司，實為合夥，或者公司資產與家庭財產界限不清，如果其出資人也承擔有限責任則損害了債權人的利益。我國只有普通股，沒有優先股，不能適應現實需要，我國對公司回購或持有本公司股票做出了嚴格限制，對企業建立激勵機制以及吸收風險投資不利。而對小股東權益保護不夠和小股東濫用訴權，也成了一對矛盾。

新公司法從我國實際出發，借鑒國際經驗，使我國公司法的制度得到完善，進一步適應市場經濟體制的要求，將有效提升我國公司的競爭力，促進我國經濟與世界經濟的健康發展。
第一，新公司法進一步增強了公司制度，鼓勵、推動公司設立、公司發展。主要在6個方面進行了完善，降低了公司的注冊數額、擴大了出資財產的范圍、只規定貨幣出資比例最高可為公司注冊資本的70％、放開了公司對外投資的限制、保留了股份有限公司的設定方式、確定了只有一個自然人股東或者法人股東的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
第二，新公司法對貫穿公司理念，改善公司結構，提高公司的運行效率，做了修改完善，並且明確規定公司企業法人有獨立的法人財產，享有法人財產權，公司以其財產對公司債務承擔責任，公司股東在公司運營中扮演重大角色，以及在解散、清算後收回公司財產權。二是由公司章程確定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公司法定代表人依照公司章程的規定可以由董事長或者經理擔任。三是公司章程約定的效率優先，例如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可以約定按照股東分取權利，可以通過公司章程的約定決定合法繼承人是否繼受股東的資格。四是股東大會有表決權的每個股東都可以擁有權利。五是新公司法強化了對董事長權利的制約，細化了股東會的權力。六是規定上市公司設獨立董事，具體辦法由國務院規定。七是強化公司董事、監事、其他高層管理人員對公司的義務。董事、監事、管理人員違反法律，或者行政章程規定的形式應承擔賠償責任。八是，公司董事執行公司決策的行為如果是違反法律或者章程的，股東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有效保護股東利益。
第三，新公司法進一步健全了公司股東和相關當事人合法權益的保護機制，保護投資，維護公平的社會經濟秩序。新公司法借鑒國外的通行法律規定，賦予中小股東查閱公司賬簿的權利。二是公司連續五年盈利而不分配紅利，股東對公司的合並、分立、轉讓主要財產以及不解散公司的決定持反對意見的情況下,股東可以請求公司按照合理的價格收購其股權。三是公司經營管理如果發生困難，股東利益受到重大損失，通過其它途徑不能解決，出現公司僵局難以進行經營的，有10％的股東就可以起訴到人民法院。

E. 法律的歷史和發展

法的歷史發展
一、法的歷史類型
法的歷史類型是向前發展變化的，其原因在於人類社會生活中存在著基本的矛盾：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和上層建築的矛盾。生產力具有活躍性、革命性，當其向前發展變化到一定程度就會引起生產關系發生與之相對應的變化。生產關系的總和就是經濟基礎，生產關系的變化也就是經濟基礎的變化，當生產力變化引起生產關系(經濟基礎)的變化出現了一定量的變化時，那麼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包括法律等等在內的上層建築就會發生局部的變化。當生產力發生根本性質的變化從而引起生產關系、經濟基礎也發生根本性質的變化時，則會導致建立在這種經濟基礎之上的包括法律在內的上層建築發生歷史類型的更替。
1、法的歷史類型的更替即是法的發展的一種特殊形式。
2、(1)法的歷史類型是按照法所據以產生和賴以存在的經濟基礎的性質和體現的階級意志的不同，對人類社會的法所作的分類。
(2)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凡是建立在相同經濟基礎之上、反映相同階級意志的法，就屬於同一歷史類型。
(3)劃分法的歷史類型，有助於認識和揭示法的階級本質及其發展變化的歷史規律。
3、(1)馬克思主義法學認為，與人類進入階級社會後的社會形態的劃分相一致，人類社會存在四種歷史類型的法，即奴隸製法、封建製法、資本主義法、社會主義法。
(2)前三種法是以私有制為基礎的剝削階級社會的法，體現少數剝削者的利益和意志，通稱為剝削階級類型法。社會主義法體現工人階級領導的廣大人民群眾的意志，是新的、最高歷史類型的法。
4、(1)在人類社會發展過程中，並不是每一個國家、民族的法都一定經過法的這四種歷史類型。
(2)但法的歷史發展的總體過程表明，從奴隸製法到封建製法，繼而發展為資本主義法和社會主義法，是法的歷史發展的一般規律。隨著人類社會的發展，法的歷史類型也由低級類型的法向高級類型的法依次更替。
5、(1)法的歷史類型的更替，是不依人的意志為轉移的歷史的必然，社會基本矛盾(生產力同生產關系、經濟基礎同上層建築的矛盾)的運動是法的歷史類型更替的根本原因。
(2)但是，這種更替不是自發進行的，而是必須通過階級斗爭和社會革命來實現的。代表新的生產方式的先進階級只有通過社會革命才能推翻腐朽的統治階級，奪取政權並實現法的歷史類型的更替。
二、關於法的歷史階段的其他劃分方式
英國的梅因 「身份」的法和「契約」的法 2
美國的龐德 原始的法，嚴格的法，17、18世紀的衡平法和自然法，成熟的法，社會化的法，以及下一階段的世界法 5+1
德國的馬克斯•韋伯 形式不合理的法、實質不合理的法、實質合理的法、形式合理的法 4
美國的昂格爾 習慣法、官僚法、法秩序(法治) 3
日本的田中成明 自治型法、普遍主義型法、管理型法 3
我國的不少學者 自然經濟類型的法與商品經濟類型的法 2
義務本位的法與權利本位的法 2
人治的法和法治的法 2
專制的法與民主的法 2
三、資本主義法
(一)資本主義法的產生
資本主義法的產生有幾種典型的模式：英國式模式、法國式模式;
1、在封建社會中後期，逐步出現了帶有資本主義因素的法：
(1)商法的興起：這些商法淵源於習慣法，最為典型的是海商法，以後又有一些票據、保險、公司、破產等方面的法規。
(2)羅馬法復興：羅馬法原先是統一的、擁有世界霸權的帝國的法律;羅馬法是建立在私有制和簡單商品生產關系極為發達基礎上的，對這方面的法律關系作了詳盡規定;羅馬法代表了相當高的法律文化水平。
(3)資本原始積累的法律的出現：
(4)憲法性法律的開始制定：限制王權，試圖以政治契約形式確立國王與臣民的權利義務關系。如英國1215年的《大憲章》、1628年的《權利請願書》。
2、總的來看，資本主義法主要有這樣一些基本特點：
(1)維護以剝削僱傭勞動為基礎的資本主義私有制，確立了「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契約自由」、「過錯責任」等原則。
(2)維護資產階級專政和代議制政府，規定資產階級民主制、政黨制、代議制等法律制度。
(3)維護資產階級自由、平等和人權，確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保障資產階級法治。
(二)資本主義法的發展
1、除法西斯時期這樣的特殊發展外，資本主義法的發展主要表現為從自由競爭時期到壟斷時期的變化。
2、從自由競爭時期發展到壟斷時期，特別是進入20世紀後，資本主義法從「個人權利本位」變化為「社會本位」
(1)法律原則有了許多變化，如「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加入了「所有權的限制」的內容，並制定了不少調整經濟、文化關系和社會公共事務的法律，出現了「法的社會化」的趨勢。
(2)但資產階級法的本質並沒有根本改變。
3、壟斷資本主義時期法的發展表現為：
(1)法律基本原則的變化，私有制財產神聖不可侵犯原則、契約自由原則等有不少限制的內容。
(2)法與政府、社會的關繫上，政府不僅僅只是「看守人」、「守夜人」，國家、政府通過法律來干預經濟。同時，出現了法的社會化趨向。
(3)法的運行方面的變化，如委託立法、授權立法的出現，行政機關權力日益擴大;准法院組織的出現。
(4)兩大法系逐步靠攏，國際立法增多，出現了像歐盟法律那樣的超國家組織的法律。

四、社會主義法

1、(1)社會主義法是在推翻舊政權、摧毀舊法體系基礎上創建起來的，是建立在社會主義經濟基礎之上的上層建築。

(2)社會主義法是以工人階級為領導的廣大人民共同意志和根本利益的體現，是維護社會秩序、推動社會進步的工具。

2、(1)新中國的法是在摧毀國民黨法律的基礎上創立的，是革命根據地法的繼承和發展。

(2)中國社會主義法的建立還經過了由新民主主義向社會主義的轉變過程。

五、法的繼承與法的移植

法的繼承是指不同時間條件下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的融合和撞擊。

法的移植指不同空間條件下的法律文化、法律制度的融合和撞擊。

(一)法的繼承的含義與根據

1、法的繼承是不同歷史類型的法律制度之間的延續和繼受，一般表現為舊法對新法的影響和新法對舊法的承接和繼受。

(1)法的繼承是客觀存在的，法就是在繼承中發展的。

(2)法作為文化現象，其發展表現為文化積累過程，其繼承是不可避免的。

(3)法的階級性並不排斥法的繼承性，社會主義法可以而且必然要借鑒資本主義法和其他類型的法。

2、法的繼承的根據和理由主要表現為以下幾方面：

(1)社會生活條件的歷史延續性決定了法的繼承性。

(2)法的相對獨立性決定了法的發展過程的延續性和繼承性。

(3)法作為人類文明成果決定了法的繼承的必要性。

(4)法的發展的歷史事實驗證了法的繼承性，如資產階級的《法國民法典》即是以奴隸制的羅馬法為基礎制定的。

3、法的繼承的內容：

(1)法律術語、技術、形式。基本的法律概念、術語;立法、執法和司法程序;法律解釋方法;法律體系的結構、形式，法律機構的設置等都是可以繼承的。

(2)有關社會公共事務的法律規定。其中有許多屬於技術性規范或者是反映社會整體利益的規范是可以繼承的。

(3)反映市場經濟規律的法律原則和規范。

(4)反映法的一般價值的原則，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罪刑法定原則等，都是可以繼承的。

(二)法的移植

1、法的移植是指在鑒別、認同、調適、整合的基礎上，引進、吸收、採納、攝取、同化外國法，使之成為本國法律體系的有機組成部分，為本國所用。

(1)法的繼承體現時間上的先後關系，法的移植則反映一個國家對同時代其他國家法律制度的吸收和借鑒，

(2)法的移植的范圍除了外國的法律外，還包括國際法律和慣例。

(3)法的移植以供體(被移植的法)和受體(接受移植的法)之間存在著共同性，即受同一規律的支配，互不排斥，可互相吸納為前提。

2、法的移植有其必然性和必要性：

(1)社會發展和法的發展的不平衡性決定了法的移植的必然性，比較落後的國家為促進社會的發展，有必要移植先進國家的某些法律。

(2)市場經濟的客觀規律和根本特徵決定了法的移植的必要性，市場經濟要求沖破一切地域限制，一個國家借鑒和引進別國的法律，特別是世界各國通行的法律原則和規范是非常必要的。

(3)法制現代化既是社會現代化的基本內容，也是社會現代化的動力，而法的移植是法制現代化的一個過程和途徑，是法制現代化和社會現代化的必然需要。

(4)法的移植是對外開放的應有內容。

3、法的移植有以下幾種類型：

(1)經濟、文化和政治處於相同或基本相同發展階段和發展水平的國家相互吸收對方的法律，以至融合和趨同;

(2)落後國家或發展中國家直接採納先進國家或發達國家的法律;

(3)區域性法律統一運動和世界性法律統一運動或法律全球化。

4、法的移植是一項十分復雜的工作

(1)要注意國外法與本國法之間的同構性和兼容性，

(2)注意法律體系的系統性，

(3)同時法的移植要有適當的超前性。

F. 公司法的社會現實意義

我國市場經濟和市民社會得以初步建立的主要標志，與其說是契約關系和契約制度的建立，毋寧說是公司和公司制度的萌芽和發展。
我國《公司法》計有230條之多，頒布於1993年12月29日，距今已近9年。由於我國公司實踐起步較晚、公司法理論研究薄弱、起草時間倉促等原因，致使《公司法》條文存在著原則性較強、可操作性較差、法律漏洞較多的不足。全國人大常委會於1999年12月25日作出的《關於修改公司法的決定》，增設了國有獨資公司監事會，放鬆了高新技術股份有限公司發行新股和申請股票上市的條件，允許在證券交易所內部為高新技術股份有限公司股票開辟第二板塊市場。這些修改有著重要的現實意義，但畢竟不是對《公司法》的全面修正。《公司法》的修改既要立足於我國的公司實踐，還要大膽借鑒發達國家的先進立法例、判例與學說，考慮到全球化時代和網際網路時代的新情況，突出新公司法的前瞻性、可預期性、嚴謹性、開放性、實用性和可操作性。

修改公司法是我國抓住「入世」機遇，保護國內外投資者投資熱情的需要。在資本市場國際化、全球化的今天，資本已經變成沒有國界和「國籍」的高度流通資源。川流不息的國際資本，總是傾向於流向那些法律環境比較好、投資預期比較穩定以及投資者的權利較有保障的國家和地區。如果我國《公司法》不作出相應調整，不但有可能導致國際資本流向其它國家（包括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從而使我國錯過難得的商業機會；而且有可能導致國內民間資本的外流。雖然尚無確切的內資外流統計數字，但內資外流的現象已經存在，這與《公司法》的不完善不能說沒有一點因果關系。在現實生活中，不僅上市公司的中小股東利益屢屢受到損害，就是非上市公司的股東也存在合法權益受到侵害的現象。

修改公司法是我國資本市場走向法治的需要。現代公司是現代社會和現代國家的縮影。市場經濟是法治經濟。衡量資本市場法治化程度的重要標志是看，公司法治的完善程度如何。為了更加公平、高效地協調好公司、股東、董事、監事、經理、雇員、供應商、債權人、競爭者、政府、社會中介機構等諸多當事人之間的利益關系，必須通過建立健全主體制度、行為制度、權利制度和責任制度落實各方當事人之間的權利義務關系，使其各行其道，各得其所。公司的設立、投融資和治理結構等諸多領域能否擺脫人治的烙印，步入法治軌道，關鍵在於是否有一部現代化的公司法。

修改公司法是我國提高公司競爭力，乃至民族經濟競爭力的需要。公司是民族經濟的細胞。公司是否具有競爭力，取決於公司對資本、勞動力和管理等生產資源的整合和開發能力。公司制度的設計初衷就是降低交易成本和代理成本，最大限度地利用法人制度和股東有限責任制度提高公司和投資者的商事活動效率。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無不是公司法健全的國家。

修改《公司法》應遵循的原則

（一）既強調公司與股東自治，也要維護交易安全。

新《公司法》與現有《公司法》相比，應當進一步突出公司自治與股東自治，加大民事法律規范、任意性法律規范和保護性規范的比重，並慎重擬訂禁止性規范。為擴張公司的意思自治空間，新《公司法》應當允許公司章程和股東協議在不違反強行性法律規定、誠實信用原則和公序良俗原則，就公司內部的治理關系作出安排。新《公司法》還應廢除或者限制傳統的經營范圍制度對公司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的不合理限制。為保護投資者的投資自由，有必要簡化公司設立、重組程序，對各類公司（包括有限責任公司、股份有限公司乃至上市公司）的設立採取以登記制為原則，以審批制為例外的立法態度，限制審批制范圍，取消不合理的登記前置程序，進一步擴大公司登記制的適用范圍。根據國民待遇原則，對於外商投資企業的設立也應採取這一立場。原則上，對於包括外國投資者在內的股權轉讓行為，都不應當再以政府主管部門的審批為生效條件。為確保投資者選擇企業組織形式的自由，有必要承認一人公司等多種公司組織形式。又如，股東協議可以規定股東不按照出資比例享有分取股利。例如，甲乙兩股東可以約定，出資比例為90％的股東可以享有60％的股利，出資比例為10％的股東可以享有40％的股利。

當然，為維護公司對外關系中的交易安全，《公司法》需要納入一些必要的行政法律規范、強制性法律規范和管理性規范。例如，新《公司法》應當進一步健全公司資本制度，規范股東出資形式，強化資本減少限制原則和資本維持原則。新《公司法》還應進一步改進公司公示制度，確保公司債權人和投資者的知情權。在擴張公司自治和股東民主范圍的同時，更要注重強化登記機關和登記行為的公信力。公司財務會計制度也應進一步與國際會計標准接軌。

（二）既要大膽移植國際立法經驗，又要著力解決國際立法經驗的本土化。

公司和公司制度是舶來品。為了最大限度地吸引外資、留住內資，我國《公司法》修改應當盡可能多地參照國際慣例（並不一定寫入WTO規則），與世界發達國家的公司法接軌。例如，WTO《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TRIMS）的協議》的內容只涉及與貨物有關的投資措施的效力問題，而未對成員國的一般投資政策作出系統規定。但為了強化國內外投資者對我國企業法律制度的信心，我國《公司法》修改就不能僅僅滿足於《與貿易有關的投資措施（TRIMS）的協議》的要求。而是要主動借鑒WTO主要成員國（包括英美法系與大陸法系）的先進立法經驗，構築良好的投資法律環境。當然，對發達國家公司法經驗的吸收借鑒應當從中國國情出發，實現國際經驗的本土化。在對兩種截然不同的國外立法例（如英美法系的單層制與大陸法系中的雙層制）進行借鑒時，應當本著洋為中用、擇善而從、實用優先的原則，決定取捨。

（三）新《公司法》應當涵蓋公司設立與運營中發生的主要法律關系。

新《公司法》既要解決好企業進入市場的問題，簡化公司設立程序；也要解決好企業退出市場的問題，填補公司解散程序中的立法空缺，如清算人缺位的問題；更要解決好公司治理和投融資中的難點問題。例如，我國現行《公司法》以若乾股東設立獨家公司的「核心公司家庭」為假定調整對象。當時，立法者尚未預料到公司作為股東設立子公司、子公司復出資設立孫公司、孫公司又出資設立曾孫公司的「四世同堂乃至五世同堂公司家庭」在現實經濟生活中的重要性。有必要借鑒發達國家的立法例，從規范母公司與子公司之間的關聯交易、建立公司集團的合並財務會計報表制度、保護子公司債權人與小股東的合法權益方面，實現對母公司利益、子公司債權人利益及小股東利益的均衡保護。從單純規范單一公司，到同時規范單一公司與公司集團，反映了立法者對公司法律現象的認識規律，體現了現實經濟生活對立法的迫切需要。對於現行《公司法》的漏洞均應予以彌補。

（四）既強調公司的營利性和股東利益最大化，也強調公司的社會責任。

公司是以營利為目的的社團法人。公司法歷來把最大限度地營利，實現股東利益的最大化視為公司的最高價值取向。近現代公司法的歷史就是一部為股東權保護而奮斗和努力的歷史，公司法實際上就是股東權保護法。股東權的保護程度如何，不僅直接關繫到股東個人的切身利益，而且關繫到公司制度本身的存廢，並進一步波及於公司的勞動者、經營者、消費者、債權人、交易客戶、公司所在地居民、公司所在地政府乃至全社會的利益，可謂牽一發而動全身。股東權保護所具有的經濟意義與政治意義不言自明。

國際公司法學界對公司社會責任的討論日趨熱烈，越來越多的人們呼籲公司不能僅僅以最大限度地為股東們賺錢作為自己的唯一存在目的，而應當最大限度地考慮股東利益之外的其他所有社會利益，包括職工利益、消費者利益、債權人利益、中小競爭者利益、當地社區利益、環境利益、社會弱者利益及整個社會公共利益。正確處理好強調公司社會責任與強調股東權保護之間的辯證統一關系將是修改《公司法》不斷變革和前進的動力。強調公司社會責任與強調股東權保護在新《公司法》中具有同等重要的意義。例如，既要保護股東的權利（含自益權與共益權），也要強化股東的足額出資義務。又如，為制裁投資者在投資及經營中的欺詐行為和違反誠實信用原則的行為，應當導入公司法人資格否認理論或者掀去法人面紗理論，明確規定濫用法人資格的股東對公司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

（五）《公司法》的穩定性與開放性兼顧的原則。

為保護中外投資者的合理法律預期，《公司法》理應具有相當的穩定性，避免朝令夕改。因此，凡是看準的《公司法》制度改革，應當盡可能一步到位，避免由於逐步推出改革而干擾投資者對法律環境的長遠預測。當然，實在不具備一步到位條件的立法改革，也應逐步推進，避免立法偏激冒進，缺乏可操作性。但立法者並非聖賢，無法對未來的公司法律現象先知先覺。因此，只能隨著對公司法律現象的不斷認識，而不斷修改立法。例如，馬車時代的公司法與互聯網時代的公司法應當有所不同。新《公司法》理應對股東大會的電子化等問題作出回應。難怪，近年來西方國家的公司立法變化頻仍。就《日本商法典》而言，近年來每隔一兩年就修改一次，在1997年時竟然先後於5月、6月和12月修改了三次。

此外，《公司法》修改還應堅持保護股東權利與預防股東權利濫用相兼顧、立法目標理想化與公司現實多元化相統一、壓縮行政權作用空間與鼓勵司法權適當介入相兼顧的原則。

G. 一人公司法人制度的發展歷史

一人公司的由來

一人公司（one-man company or one-member company），顧名思義，是指股東（自然人或法人）僅為一人，並由該股東持有公司的全部出資或所有股份的有限公司（包括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1].從學理上劃分，一人公司可劃分為形式意義上的一人公司和實質意義上的一人公司。形式意義上的一人公司，指的是設立時股東即為一人，或者設立時股東為二人以上但在存續過程中由於出資和股份的轉讓、繼承、贈予等原因而至股東僅剩一人的公司，前者稱為設立時的一人公司，後者稱為存續中的一人公司；實質意義上的一人公司，則是指公司股東在人數上為復數，但實質上只有一人為「真正的股東」，其餘股東僅是為了滿足法律上對公司最低人數的要求，或是為了「真正股東」的利益而在名義上持有一定股份的掛名股東而已[2] .此種意義上的一人公司本質上是「真正的股東」為自己謀取利益而規避法律。

一人公司獲得承認肇始於英國1897年薩洛蒙有限公司案（Solomon v. Solomon &Co. Ltd）。薩洛蒙是一個多年從事皮靴業務的商人，1892年他決定將他擁有的靴店賣給由他本人組建的公司，以享受有限責任的優惠。靴店轉讓價格為39000英鎊。作為對價，公司發行了每股1英鎊的股份20007股，除他的妻子和他的五個孩子各擁有1股外，薩洛蒙本人擁有20001股（目的是達到當時法律規定的最低股東人數）。此外，公司還以其所有資產為擔保向薩洛蒙發行了10000英鎊的債券，其餘差額用現金支付。一年後公司因虧損而進行清算，薩洛蒙提出了優先於其他公司債權人獲得清償的要求。法庭終審判決：公司是一個獨立於其成員的法人，因此薩洛蒙持有的10000英鎊擔保公司債應予以優先受清償[3].

這一判決為公司法學及商業界打開了新的視野，它不僅承認了一人公司的合法性，顯示了個體經營者組建公司與大公司一樣有實際價值，而且還揭示出個體經營者既可以出資額為限承擔有限責任，也可以認購公司債券從而比股份更能避免經營風險。而從薩洛蒙案所確立的規則來看，公司與其成員在人格上完全分離是不容置疑的。盡管在以後的一些實踐中，立法者或法院偶爾也允許揭開公司的面紗（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但為了維護公司人格的獨立性，通常是不會採用這種做法的。公司法人格與其成員或者說股東的人格相區別，充分體現了法技術的絕妙之處，即「法人格本身乃是為了使法律關系單純化而由法律所認許的一項法技術」[4]，由此帶來了無法估量的社會進步意義。

自此以後，一人公司迅速發展，各國也開始以成文法或判例的形式承認了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

從各國的公司立法史來考察，傳統的公司立法並不承認一人公司（包括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和一人有限責任公司），這種態度僅是就形式意義的一人公司而言的。不僅公司設立必須具有法定的股東人數，而且公司設立後也不得低於法定最低股東人數。如果公司股東低於法定最低股東人數，將導致公司解散。自列支敦斯登於1925年以立法形式承認一人公司開始，許多國家立法對一人公司的態度有了變化。這種變化首先開始於承認設立後的一人公司，繼而允許設立一人公司。以下是對各國和地區一人公司立法的考察：

1.列支敦斯登 列支敦斯登於1925年11月5日制定並於1926年1月20日實施的《自然人和公司法》首開一人公司立法的先河。依該法規定，股份有限公司、發起人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都可由一人設立，並可以一個股東維持公司的存續。如果公司中有若干名董事，並且這些董事都必須由公司的股東擔任，即使在這種情況下，股東的人數降至一人，亦不會導致公司的自動解散。並且，公司的單一股東對公司的債務不承擔個人責任。[5]就此而言，一人公司是完全有效的。

2.德國 德國因1892年首立《有限責任公司法》而著稱，但當時也要求至少應有兩個出資人。至於有限責任公司設立後，出資在轉讓或贈予、繼承中集中於一人，仍承認存續的合法，而不導致解散，1980年7月4日修改後的《有限責任公司法》第一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可按本法規定，為任何目的，由一人或數人設立。」從而使一人組建有限責任公司成為可能。而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也經歷了類似過程。德國1884年頒布的《股份法》規定，設立股份有限公司，股東至少須要5人，禁止設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直至1988年才開始承認設立後的一人股份有限公司，此後的1994年，認可了由唯一股東設立的股份公司。
一人公司的由來

一人公司（one-man company or one-member company），顧名思義，是指股東（自然人或法人）僅為一人，並由該股東持有公司的全部出資或所有股份的有限公司（包括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1].從學理上劃分，一人公司可劃分為形式意義上的一人公司和實質意義上的一人公司。形式意義上的一人公司，指的是設立時股東即為一人，或者設立時股東為二人以上但在存續過程中由於出資和股份的轉讓、繼承、贈予等原因而至股東僅剩一人的公司，前者稱為設立時的一人公司，後者稱為存續中的一人公司；實質意義上的一人公司，則是指公司股東在人數上為復數，但實質上只有一人為「真正的股東」，其餘股東僅是為了滿足法律上對公司最低人數的要求，或是為了「真正股東」的利益而在名義上持有一定股份的掛名股東而已[2] .此種意義上的一人公司本質上是「真正的股東」為自己謀取利益而規避法律。

一人公司獲得承認肇始於英國1897年薩洛蒙有限公司案（Solomon v. Solomon &Co. Ltd）。薩洛蒙是一個多年從事皮靴業務的商人，1892年他決定將他擁有的靴店賣給由他本人組建的公司，以享受有限責任的優惠。靴店轉讓價格為39000英鎊。作為對價，公司發行了每股1英鎊的股份20007股，除他的妻子和他的五個孩子各擁有1股外，薩洛蒙本人擁有20001股（目的是達到當時法律規定的最低股東人數）。此外，公司還以其所有資產為擔保向薩洛蒙發行了10000英鎊的債券，其餘差額用現金支付。一年後公司因虧損而進行清算，薩洛蒙提出了優先於其他公司債權人獲得清償的要求。法庭終審判決：公司是一個獨立於其成員的法人，因此薩洛蒙持有的10000英鎊擔保公司債應予以優先受清償[3].

這一判決為公司法學及商業界打開了新的視野，它不僅承認了一人公司的合法性，顯示了個體經營者組建公司與大公司一樣有實際價值，而且還揭示出個體經營者既可以出資額為限承擔有限責任，也可以認購公司債券從而比股份更能避免經營風險。而從薩洛蒙案所確立的規則來看，公司與其成員在人格上完全分離是不容置疑的。盡管在以後的一些實踐中，立法者或法院偶爾也允許揭開公司的面紗（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但為了維護公司人格的獨立性，通常是不會採用這種做法的。公司法人格與其成員或者說股東的人格相區別，充分體現了法技術的絕妙之處，即「法人格本身乃是為了使法律關系單純化而由法律所認許的一項法技術」[4]，由此帶來了無法估量的社會進步意義。

自此以後，一人公司迅速發展，各國也開始以成文法或判例的形式承認了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

從各國的公司立法史來考察，傳統的公司立法並不承認一人公司（包括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和一人有限責任公司），這種態度僅是就形式意義的一人公司而言的。不僅公司設立必須具有法定的股東人數，而且公司設立後也不得低於法定最低股東人數。如果公司股東低於法定最低股東人數，將導致公司解散。自列支敦斯登於1925年以立法形式承認一人公司開始，許多國家立法對一人公司的態度有了變化。這種變化首先開始於承認設立後的一人公司，繼而允許設立一人公司。以下是對各國和地區一人公司立法的考察：

1.列支敦斯登 列支敦斯登於1925年11月5日制定並於1926年1月20日實施的《自然人和公司法》首開一人公司立法的先河。依該法規定，股份有限公司、發起人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都可由一人設立，並可以一個股東維持公司的存續。如果公司中有若干名董事，並且這些董事都必須由公司的股東擔任，即使在這種情況下，股東的人數降至一人，亦不會導致公司的自動解散。並且，公司的單一股東對公司的債務不承擔個人責任。[5]就此而言，一人公司是完全有效的。

2.德國 德國因1892年首立《有限責任公司法》而著稱，但當時也要求至少應有兩個出資人。至於有限責任公司設立後，出資在轉讓或贈予、繼承中集中於一人，仍承認存續的合法，而不導致解散，1980年7月4日修改後的《有限責任公司法》第一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可按本法規定，為任何目的，由一人或數人設立。」從而使一人組建有限責任公司成為可能。而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也經歷了類似過程。德國1884年頒布的《股份法》規定，設立股份有限公司，股東至少須要5人，禁止設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直至1988年才開始承認設立後的一人股份有限公司，此後的1994年，認可了由唯一股東設立的股份公司。
一人公司的由來

一人公司（one-man company or one-member company），顧名思義，是指股東（自然人或法人）僅為一人，並由該股東持有公司的全部出資或所有股份的有限公司（包括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1].從學理上劃分，一人公司可劃分為形式意義上的一人公司和實質意義上的一人公司。形式意義上的一人公司，指的是設立時股東即為一人，或者設立時股東為二人以上但在存續過程中由於出資和股份的轉讓、繼承、贈予等原因而至股東僅剩一人的公司，前者稱為設立時的一人公司，後者稱為存續中的一人公司；實質意義上的一人公司，則是指公司股東在人數上為復數，但實質上只有一人為「真正的股東」，其餘股東僅是為了滿足法律上對公司最低人數的要求，或是為了「真正股東」的利益而在名義上持有一定股份的掛名股東而已[2] .此種意義上的一人公司本質上是「真正的股東」為自己謀取利益而規避法律。

一人公司獲得承認肇始於英國1897年薩洛蒙有限公司案（Solomon v. Solomon &Co. Ltd）。薩洛蒙是一個多年從事皮靴業務的商人，1892年他決定將他擁有的靴店賣給由他本人組建的公司，以享受有限責任的優惠。靴店轉讓價格為39000英鎊。作為對價，公司發行了每股1英鎊的股份20007股，除他的妻子和他的五個孩子各擁有1股外，薩洛蒙本人擁有20001股（目的是達到當時法律規定的最低股東人數）。此外，公司還以其所有資產為擔保向薩洛蒙發行了10000英鎊的債券，其餘差額用現金支付。一年後公司因虧損而進行清算，薩洛蒙提出了優先於其他公司債權人獲得清償的要求。法庭終審判決：公司是一個獨立於其成員的法人，因此薩洛蒙持有的10000英鎊擔保公司債應予以優先受清償[3].

這一判決為公司法學及商業界打開了新的視野，它不僅承認了一人公司的合法性，顯示了個體經營者組建公司與大公司一樣有實際價值，而且還揭示出個體經營者既可以出資額為限承擔有限責任，也可以認購公司債券從而比股份更能避免經營風險。而從薩洛蒙案所確立的規則來看，公司與其成員在人格上完全分離是不容置疑的。盡管在以後的一些實踐中，立法者或法院偶爾也允許揭開公司的面紗（Piercing the Corporate Veil），但為了維護公司人格的獨立性，通常是不會採用這種做法的。公司法人格與其成員或者說股東的人格相區別，充分體現了法技術的絕妙之處，即「法人格本身乃是為了使法律關系單純化而由法律所認許的一項法技術」[4]，由此帶來了無法估量的社會進步意義。

自此以後，一人公司迅速發展，各國也開始以成文法或判例的形式承認了一人公司的合法地位。

從各國的公司立法史來考察，傳統的公司立法並不承認一人公司（包括一人股份有限公司和一人有限責任公司），這種態度僅是就形式意義的一人公司而言的。不僅公司設立必須具有法定的股東人數，而且公司設立後也不得低於法定最低股東人數。如果公司股東低於法定最低股東人數，將導致公司解散。自列支敦斯登於1925年以立法形式承認一人公司開始，許多國家立法對一人公司的態度有了變化。這種變化首先開始於承認設立後的一人公司，繼而允許設立一人公司。以下是對各國和地區一人公司立法的考察：

1.列支敦斯登 列支敦斯登於1925年11月5日制定並於1926年1月20日實施的《自然人和公司法》首開一人公司立法的先河。依該法規定，股份有限公司、發起人公司和有限責任公司都可由一人設立，並可以一個股東維持公司的存續。如果公司中有若干名董事，並且這些董事都必須由公司的股東擔任，即使在這種情況下，股東的人數降至一人，亦不會導致公司的自動解散。並且，公司的單一股東對公司的債務不承擔個人責任。[5]就此而言，一人公司是完全有效的。

2.德國 德國因1892年首立《有限責任公司法》而著稱，但當時也要求至少應有兩個出資人。至於有限責任公司設立後，出資在轉讓或贈予、繼承中集中於一人，仍承認存續的合法，而不導致解散，1980年7月4日修改後的《有限責任公司法》第一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可按本法規定，為任何目的，由一人或數人設立。」從而使一人組建有限責任公司成為可能。而一人股份有限公司也經歷了類似過程。德國1884年頒布的《股份法》規定，設立股份有限公司，股東至少須要5人，禁止設立一人股份有限公司，直至1988年才開始承認設立後的一人股份有限公司，此後的1994年，認可了由唯一股東設立的股份公司。

H. 公司法全文內容

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
根據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的決定》第一次修正
根據2004年8月28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的決定》第二次修正
2005年10月27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八次會議修訂
根據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海洋環境保護法〉等七部法律的決定》第三次修正
根據2018年10月26日第十三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六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的決定》第四次修正
《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第一條為了規范公司的組織和行為，保護公司、股東和債權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制定本法。
第二條本法所稱公司是指依照本法在中國境內設立的有限責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
第三條公司是企業法人，有獨立的法人財產，享有法人財產權。公司以其全部財產對公司的債務承擔責任。
有限責任公司的股東以其認繳的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股份有限公司的股東以其認購的股份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
第四條公司股東依法享有資產收益、參與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權利。
第五條公司從事經營活動，必須遵守法律、行政法規，遵守社會公德、商業道德，誠實守信，接受政府和社會公眾的監督，承擔社會責任。
公司的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不受侵犯。
第六條設立公司，應當依法向公司登記機關申請設立登記。符合本法規定的設立條件的，由公司登記機關分別登記為有限責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不符合本法規定的設立條件的，不得登記為有限責任公司或者股份有限公司。
法律、行政法規規定設立公司必須報經批準的，應當在公司登記前依法辦理批准手續。
公眾可以向公司登記機關申請查詢公司登記事項，公司登記機關應當提供查詢服務。

I. 中國公司法的發展歷程。

中國公司法的百年發展歷程大致可分為清末(1904-1914年)、中華民國時期回(1912-1949年)和中華人民共和答國時期(1949-2004年)三個階段。

其中，中華民國時期又可分為北京國民政府時期(1912-1927年)和南京國民政府時期(1928-1949年)。

中華人民共和國時期又可分為前期(1949-1978年)和後期(1979-2004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