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現行刑法是

Ⅰ 我國現行刑法是在1997年修訂的正確錯誤

正確。

現行的《刑法》是在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版議通過，1997年3月14日第八屆權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修訂。

自1997年修訂後，《刑法》再無進行過修訂，但至今又進行了十次修正：
1、根據1999年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進行修正；
2、根據2001年8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二）進行修正；
3、根據2001年12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三）進行修正；
4、根據2002年12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四）進行修正；
5、根據2005年2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五）進行修正；
6、根據2006年6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六）進行修正；
7、根據2009年2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進行修正；
8、根據2009年8月27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修改部分法律的決定》修正；
9、根據2011年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修正；
10、根據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的《刑法修正案（九）》修正。

Ⅱ 我國現行刑法是什麼時候的

是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發布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修正案九自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

Ⅲ 我國的現行刑法是哪年的

截止2015年，現行刑法為2006年修改。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六）》（2006年6月29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通過）修正。現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一、將刑法第一百三十四條修改為：「在生產、作業中違反有關安全管理的規定，因而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後果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惡劣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強令他人違章冒險作業，因而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後果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惡劣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二、將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條修改為：「安全生產設施或者安全生產條件不符合國家規定，因而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後果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惡劣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三、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五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一百三十五條之一：「舉辦大型群眾性活動違反安全管理規定，因而發生重大傷亡事故或者造成其他嚴重後果的，對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惡劣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四、在刑法第一百三十九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一百三十九條之一：「在安全事故發生後，負有報告職責的人員不報或者謊報事故情況，貽誤事故搶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五、將刑法第一百六十一條修改為：「依法負有信息披露義務的公司、企業向股東和社會公眾提供虛假的或者隱瞞重要事實的財務會計報告，或者對依法應當披露的其他重要信息不按照規定披露，嚴重損害股東或者其他人利益，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六、在刑法第一百六十二條之一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一百六十二條之二：「公司、企業通過隱匿財產、承擔虛構的債務或者以其他方法轉移、處分財產，實施虛假破產，嚴重損害債權人或者其他人利益的，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七、將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條修改為：「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財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財物，為他人謀取利益，數額較大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數額巨大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可以並處沒收財產。

「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在經濟往來中，利用職務上的便利，違反國家規定，收受各種名義的回扣、手續費，歸個人所有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中從事公務的人員和國有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國有單位委派到非國有公司、企業以及其他單位從事公務的人員有前兩款行為的，依照本法第三百八十五條、第三百八十六條的規定定罪處罰。」

八、將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條第一款修改為：「為謀取不正當利益，給予公司、企業或者其他單位的工作人員以財物，數額較大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數額巨大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九、在刑法第一百六十九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一百六十九條之一：「上市公司的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違背對公司的忠實義務，利用職務便利，操縱上市公司從事下列行為之一，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致使上市公司利益遭受特別重大損失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一）無償向其他單位或者個人提供資金、商品、服務或者其他資產的；

「（二）以明顯不公平的條件，提供或者接受資金、商品、服務或者其他資產的；

「（三）向明顯不具有清償能力的單位或者個人提供資金、商品、服務或者其他資產的；

「（四）為明顯不具有清償能力的單位或者個人提供擔保，或者無正當理由為其他單位或者個人提供擔保的；

「（五）無正當理由放棄債權、承擔債務的；

「（六）採用其他方式損害上市公司利益的。

「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指使上市公司董事、監事、高級管理人員實施前款行為的，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犯前款罪的上市公司的控股股東或者實際控制人是單位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第一款的規定處罰。」

十、在刑法第一百七十五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一百七十五條之一：「以欺騙手段取得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貸款、票據承兌、信用證、保函等，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給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造成特別重大損失或者有其他特別嚴重情節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十一、將刑法第一百八十二條修改為：「有下列情形之一，操縱證券、期貨市場，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一）單獨或者合謀，集中資金優勢、持股或者持倉優勢或者利用信息優勢聯合或者連續買賣，操縱證券、期貨交易價格或者證券、期貨交易量的；

「（二）與他人串通，以事先約定的時間、價格和方式相互進行證券、期貨交易，影響證券、期貨交易價格或者證券、期貨交易量的；

「（三）在自己實際控制的帳戶之間進行證券交易，或者以自己為交易對象，自買自賣期貨合約，影響證券、期貨交易價格或者證券、期貨交易量的；

「（四）以其他方法操縱證券、期貨市場的。

「單位犯前款罪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十二、在刑法第一百八十五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一百八十五條之一：「商業銀行、證券交易所、期貨交易所、證券公司、期貨經紀公司、保險公司或者其他金融機構，違背受託義務，擅自運用客戶資金或者其他委託、信託的財產，情節嚴重的，對單位判處罰金，並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三萬元以上三十萬元以下罰金；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社會保障基金管理機構、住房公積金管理機構等公眾資金管理機構，以及保險公司、保險資產管理公司、證券投資基金管理公司，違反國家規定運用資金的，對其直接負責的主管人員和其他直接責任人員，依照前款的規定處罰。」

十三、將刑法第一百八十六條第一款、第二款修改為：「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違反國家規定發放貸款，數額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損失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一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

「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違反國家規定，向關系人發放貸款的，依照前款的規定從重處罰。」

十四、將刑法第一百八十七條第一款修改為：「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吸收客戶資金不入帳，數額巨大或者造成重大損失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二萬元以上二十萬元以下罰金；數額特別巨大或者造成特別重大損失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並處五萬元以上五十萬元以下罰金。」

十五、將刑法第一百八十八條第一款修改為：「銀行或者其他金融機構的工作人員違反規定，為他人出具信用證或者其他保函、票據、存單、資信證明，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五年以上有期徒刑。」

十六、將刑法第一百九十一條第一款修改為：「明知是毒品犯罪、黑社會性質的組織犯罪、恐怖活動犯罪、走私犯罪、貪污賄賂犯罪、破壞金融管理秩序犯罪、金融詐騙犯罪的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為掩飾、隱瞞其來源和性質，有下列行為之一的，沒收實施以上犯罪的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處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或者單處洗錢數額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五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洗錢數額百分之五以上百分之二十以下罰金：

「（一）提供資金帳戶的；

「（二）協助將財產轉換為現金、金融票據、有價證券的；

「（三）通過轉帳或者其他結算方式協助資金轉移的；

「（四）協助將資金匯往境外的；

「（五）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犯罪所得及其收益的來源和性質的。」

十七、在刑法第二百六十二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二百六十二條之一：「以暴力、脅迫手段組織殘疾人或者不滿十四周歲的未成年人乞討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並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十八、將刑法第三百零三條修改為：「以營利為目的，聚眾賭博或者以賭博為業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

「開設賭場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十九、將刑法第三百一十二條修改為：「明知是犯罪所得及其產生的收益而予以窩藏、轉移、收購、代為銷售或者以其他方法掩飾、隱瞞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並處或者單處罰金；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並處罰金。」

二十、在刑法第三百九十九條後增加一條，作為第三百九十九條之一：「依法承擔仲裁職責的人員，在仲裁活動中故意違背事實和法律作枉法裁決，情節嚴重的，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情節特別嚴重的，處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

二十一、本修正案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Ⅳ 我國現行刑法與軍事刑法的關系是什麼

復1、中國只有一部刑法，軍事制犯罪包含在其中。
2、軍事法律是調整特點群體的法律規章，是我國法律的重要淵源。
刑法是調整刑事犯罪的法律。是全國性法律。換言之只要是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內、中國公民只要犯罪都要接受刑法調整的，軍人也不例外。刑法第十章專門列出了《軍人違反職責罪》，只是調整軍人等人員，不能調整普通的公民，但是刑法前九章所有的法律都可以調整軍人犯罪。比如說軍人故意殺人也接受刑法的調整。
不光是《刑法》可以調整軍人，全國的所有法律，只要軍人涉及其調整的范圍都可以調整，《婚姻法》、《民法》都可以調整軍人。 3、據我所知，是沒有軍事刑法這么一個名詞的，但是有軍事法庭。

Ⅳ 我國現行刑法是哪年頒布的已修正幾次分別哪年

（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1997年3月14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修訂）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修正；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二）》（2001年8月31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修正；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三）》（2001年12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通過）修正；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四）》（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通過）修正；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五）》（2005年2月28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通過）修正；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六）》（2006年6月29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通過）修正；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通過）修正。）（根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修改部分法律的決定》修正）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已由中華人民共和國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於2011年2月25日通過，現予公布，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
共八次。

Ⅵ 我國現行刑法生效時間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由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1979年7月6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長令第五號公布，自1980年1月1日起施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訂）》由1997年3月14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修訂，1997年3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八十三號公布，自1997年10月1日起施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由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 1999年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二十七號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二）》由2001年8月31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2001年8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五十六號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三）》由2001年12月29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五次會議通過，2001年12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六十四號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四）》由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通過，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五）》由2005年2月28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通過，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六）》由2006年6月29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二次會議通過，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由2009年2月28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七次會議通過，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由2011年2月25日第十一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九次會議通過，自2011年5月1日起施行。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九）》由2015年8月29日第十二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六次會議通過，自2015年11月1日起施行。。

Ⅶ 我國現行刑法是什麼時候的

根據1999年1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2001年8月3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二）版，2001年12月權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三），2002年12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四），2005年2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五），2006年6月29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六），2009年2月28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七）修正，根據2009年8月27日《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關於修改部分法律的決定》修正，根據2011年2月25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八）修正。

Ⅷ 我國現行《刑法》是何時頒布的

我國現行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是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專會議通過。

1997年3月14日第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五次會議修訂。

後又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通過）修正；

(8)我國現行刑法是擴展閱讀

刑法的修正時間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二）》（2001年8月31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通過）修正；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四）》（2002年12月28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三十一次會議通過）修正；

根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修正案（五）》（2005年2月28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四次會議通過）修正。

Ⅸ 我國現行刑法是

少殺慎殺仍是我國現階段的基本死刑政策，該政策包括三層含義：1、我國現階段有必要保留死刑；2、我國當前應嚴格限制死刑的適用；3、徹底廢除死刑是我國刑法應當努力的方向。當前應切實貫徹這一死刑政策，從立法和司法兩個方面嚴格控制死刑的適用。

「關鍵詞」死刑，刑事政策，思考

刑事政策與刑事法律是互為表裡的關系，可以說，刑事政策是刑事法律的靈魂和指針，而刑事法律是刑事政策的具體化、法定化。深入並准確把握我國現階段的死刑政策，對於正確適用死刑制度具有重大意義。

一、 少殺慎殺仍是我國現階段的基本死刑政策

早在新中國成立之初，我國執政黨就提出了「保留死刑、少殺慎殺」的思想，並將其作為指導我國死刑適用的基本政策。長期以來的刑事立法和司法實踐表明，這一政策是正確的、科學的，它符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反映了我國執政黨對死刑的性質和作用的理性認識。但是，自20世紀80年代以來，隨著犯罪現象的日趨嚴重和「嚴打」斗爭的進行，有學者對於「少殺慎殺」是否仍是我國當前的死刑政策提出了異議。他們針對1983年「嚴打」開始以來，我國死刑立法不斷擴展，死刑適用人數驟然增多的現狀，指出我國的死刑政策已發生了實質性變化，即由「少殺慎殺、限制死刑」轉向「對嚴重刑事犯罪分子注重適用死刑」，並將現階段的死刑政策概括為「強化死刑」。 [1]

筆者對上述觀點不敢苟同。盡管自1983年「嚴打」開始以來，我國刑事立法及司法中確有擴大死刑適用的傾向，但據此反推我國的死刑政策有了根本變化並無充足理由。應當說，實踐中一度出現的死刑過度擴張的傾向是不正常的，它是「少殺慎殺」的死刑政策沒有得到很好的貫徹的結果，而並不意味著這一政策本身有了根本變化。「保留死刑、少殺慎殺」這一基本死刑政策不僅符合我國國情，而且同刑罰發展的國際趨向也是基本吻合的。1998年10月5日，我國政府簽署了《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該公約特別強調對公民生命權利的保護，倡導各國應將廢除死刑作為最終目標，在一時不能廢除死刑的國家，應將判處死刑作為對最嚴重的罪行的懲罰。可以說，「少殺慎殺」的死刑政策同上述《公約》的精神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在今後相當長的時期內，我們仍應當堅持這一政策，使之真正成為死刑立法和死刑司法的基本理念和指導原則。

二、 我國現階段死刑政策的內涵解讀

我國現階段的死刑政策，具有豐富而深刻的內涵，應當全面、系統地加以理解和把握。

（一）我國現階段有必要保留死刑

從宏觀的歷史大視野看，死刑的廢除無疑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是刑罰現象演進的必然結果。但死刑的廢除並非一蹴而就之事。各國國情的不同決定了死刑的廢除不可能有一個統一的時間表。就我國現狀而言，廢除死刑的諸多條件尚不成熟，在目前乃至今後相當長的時間內，死刑的存在仍有一定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其原因和理由集中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廢除死刑的物質條件尚不具備。死刑作為一種刑罰制度，屬於上層建築的范疇，而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改革開放以來，雖然我國經濟迅猛發展，綜合國力不斷提高，但總體而言，當前我國仍屬於發展中國家，正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我國的生產力發展水平仍比較落後，社會物質文明程度也比較低，而「在一個物質生活水平較低的社會，犯罪對社會造成的危害大，人的生命價值相對低，因而缺乏死刑廢除的必要物質條件。」 [2]反觀國外廢除死刑的國家，大多屬於經濟發達國家，由此可見社會物質生活條件對於死刑存廢的決定作用。

2、嚴峻的治安形勢不允許。在我國經濟轉軌、社會轉型的過程中，犯罪量呈現出不斷上升的趨勢，尤其是近年來，兇殺、傷害、搶劫、強奸、爆炸等惡性案件的發案率居高不下，嚴重影響著廣大人民群眾的心理安全感，在如此嚴峻的社會治安形勢下，徹底廢除死刑是不現實的。

3、缺乏社會心理基礎。我國歷經兩千餘年的封建社會，未曾接受過近代西方那樣聲勢浩大的啟蒙運動的洗禮，因而權利意識的發育先天不足，加之人口眾多、經濟相對落後，人的生命價值尚未被提升到應有的高度。另一方面，中華傳統文化中的報應觀念極為濃厚，殺人償命幾千年來被視為天經地義之事，這一思想至今在廣大民眾的頭腦中根深蒂固，因而死刑的存在目前仍有深厚的社會心理基礎。全然不顧這一現實而強行廢除死刑，不會得到廣大國民的認同，也難以取得良好的社會效果。

（二）我國當前應嚴格限制死刑的適用

在我國現階段有必要保留死刑這一問題上，人們基本上達成了共識，類似西方那樣的死刑存廢之爭在我國並未出現。但在我國存在另外一場關於死刑問題的論爭，即所謂的死刑限制與擴張之爭。1979年刑法典頒行不久，我國即進入一個改革開放的大變革時代，伴隨著經濟的不斷發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各種嚴重危害社會治安和經濟秩序的犯罪日益嚴重，社會治安狀況趨於惡化。在此背景之下，社會上出現了一股主張擴大死刑適用的思潮，認為擴大死刑是同犯罪作斗爭的形勢需要，是廣大人民群眾的呼聲和意願，只有通過嚴厲打擊，才能遏制犯罪日益猖獗的勢頭，爭取社會治安形勢的根本好轉。持死刑擴張論的學者盡管在刑法學界不佔多數，但這種觀點得到司法實務界及大多數民眾的贊同和支持，因而對我國的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一度產生重大影響。在立法上最突出的表現就是死刑罪名激增，從1981年到1995年的14年間，我國的死刑罪名增加了40餘個，平均每年增加3個多，這樣的增長速度在各國刑法史上是罕見的。另外，立法者還通過修改有關法律使死刑核准權大范圍下放，從而為擴展死刑的適用提供了程序上的便利。在司法方面，死刑的擴張主要體現在死刑適用標準的降低，甚至有個別司法機關提出「可殺可不殺的殺掉」；同時，死刑案件中不注重程序的問題也比較嚴重，有的司法人員把「依法從重從快」的「嚴打」方針簡單理解為「速判快殺」，死刑復核往往流於形式。

然而，死刑的急劇擴張並沒有取得預期的效果。10多年來的司法實踐證明，在我國實際上形成了一種刑罰量與犯罪量同步增長的「兩高」局面，嚴重刑事犯罪依然居高不下，社會治安形勢依然令人擔憂。針對這種局面，我國刑法學界的一些有識之士開始對急劇膨脹的死刑立法進行理性的反思，並指出這是一種「危險的傾向」。[3]正如死刑限制論者所指出的，死刑的威懾力是有限的，死刑的作用一旦被誇大、神話，死刑的威懾力度就必然會減弱，刑罰的公正性也會受到損害乃至喪失殆盡。作為立法者，對死刑的作用應有冷靜、客觀的認識，立法不應一味去迎合、滿足普通民眾出自本能、情緒性的報應要求，而應當站在理性的高度去正確引導人民群眾。 [4]

近年來，限制死刑、減少死刑的呼聲越來越高，已成為刑法理論界大多數人的共識，並且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了立法者的重視。在1997年修訂後的刑法典中，盡管並沒有大幅度地削減死刑，但在死刑的限制方面還是有所動作，如取消對未成年人可以判處死緩的規定，嚴格盜竊罪、故意傷害罪等的死刑適用條件，等等。可以預見，盡管死刑擴張論在一定時期內仍會有相當市場，但嚴格限制死刑必將成為我國刑事立法和刑事司法的主流趨向。

（三）徹底廢除死刑是我國刑法應當努力的方向

雖然在我國當前及今後相當長一段時期內，廢除死刑的條件尚不具備，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只能消極等待，而不能有任何作為。在當前刑法理論界，一些學者似乎非常忌諱談死刑廢除問題，這種態度應當改變。死刑的廢除註定是一個長期、艱巨的過程，需要從現在就開始努力，做一些實實在在的事情，從而朝著這一目標邁進。除了社會物質條件的制約外，觀念因素是中國廢除死刑進程的最大障礙，而學者們正可以在啟迪民智、引導輿論方面有所作為，這也是其義不容辭的社會責任。應當在積極倡導人權、法治觀念的基礎上，逐步淡化廣大民眾的報應思想，促成刑事立法及司法者樹立理性的死刑觀，破除對於死刑功能的盲目崇拜，以嚴加控制死刑的適用。在促使全社會死刑觀念更新的前提下，應抓住時機，積極推動刑事立法的改革，有計劃、有步驟地逐步削減刑法中的死刑罪名，最終達到完全廢除死刑這一宏偉目標。只要全社會為之作艱苦不懈的努力，相信這一目標盡管是長遠的，但並非遙遙無期的。

三、貫徹「少殺慎殺」方針，嚴格限制死刑適用

在我國現行死刑政策的貫徹上，最為關鍵的是合理限制死刑的適用。在一定時期內保留死刑雖然是必要的，但如果不加嚴格限制而放任死刑的擴張，必然同世界刑罰文明的演進趨勢相背離；同時，限制死刑也是朝著廢除死刑的目標邁進的具體舉措，正是在不斷對死刑適用加以限制的基礎上，死刑才有可能最終走向消亡。
對死刑適用的限制可分為兩大方面，即立法限制和司法限制。

（一）立法限制

應當說，1997年頒布的新刑法典對死刑立法做了一定程度的控制，同時新刑法典頒布以來，在一系列的單行刑法和刑法修正案中，至今沒有再增加死刑條款，體現了立法者對死刑問題保持著較為審慎的態度。但是，我國現行刑法中死刑條款過多的問題仍未得到根本性解決，進一步裁減死刑罪名應是我國刑事立法中亟待解決的問題。我國現行刑法中共有近70種死刑罪名，其數量之多，在世界上名列前茅，即使像印度、蒙古這樣社會經濟狀況與中國相當甚至不如中國的國家，其刑法中的死刑罪名也不超過10個，因此，以經濟發展水平低為我國如此龐大的死刑立法辯解，顯然缺乏足夠的說服力。

另一方面，我國對一些非暴力的經濟犯罪、妨害風尚犯罪等也規定了死刑，僅刑法分則第三章所規定的可以適用死刑的經濟犯罪達16個之多。這在當今各國刑事立法中是極為罕見的。根據《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二條的規定，判處死刑只能是作為對最嚴重的罪行的懲罰，而聯合國經社理事會在有關文件中，將這里的「最嚴重的罪行」解釋為類似於謀殺這樣的嚴重危及人身的犯罪。從各國立法看，對非暴力的經濟犯罪、妨害風尚犯罪不設死刑幾乎成為通例。因此，我國立法上的死刑適用范圍仍有相當大的縮減空間。筆者認為，刑法分則第三章中的死刑罪名，除了生產、銷售假葯罪、生產、銷售有毒有害食品罪等幾個直接危害公眾生命健康的犯罪之外，其餘均不必保留死刑。此外，刑法分則第六章中的傳授犯罪方法罪、組織賣淫罪等死刑條款，也有裁減的必要。尤其是組織賣淫罪，屬於無直接受害人的「風化犯罪」，其性質有別於逼良為娼的強迫賣淫罪，最高刑為無期徒刑完全符合罪刑均衡原則，實無規定死刑之必要，而且從實踐看，公眾普遍對這種犯罪的死刑判決缺乏認同感。例如，1998年北京馬玉蘭因組織賣淫罪被判處死刑後，據媒體的調查，人們普遍認為量刑過重，許多人對刑法規定對該罪可判死刑表示不可理解。因此，應盡快啟動立法程序，刪減這些不是很有立法必要同時缺乏群眾心理基礎的死刑條款。

對於那些目前仍有必要保留的死刑罪名，應嚴格限定死刑裁量的具體標准，盡力杜絕在死刑條文中出現用語模糊籠統、可操作性差的局面。例如，刑法第125條規定的非法製造、買賣、運輸、郵寄、儲存槍支、彈葯、爆炸物罪，以「情節嚴重」作為適用死刑的法定情節，但何謂「情節嚴重」，立法上並沒有明確具體的規定，這就潛藏著因執法的隨意性而導致死刑濫用的危險。今後在修訂立法過程中，應對這些概括性過強的死刑條款予以明晰化和具體化，將某些影響死刑適用的酌定情節予以法定化，以嚴格統一死刑的適用標准。

（二）司法限制

死刑案件的處理關系人的生死存亡，而人死不可復生，因此必須慎之又慎，否則便會鑄成永遠無法彌補的大錯。一次錯誤的死刑裁判不僅會錯殺一個或幾個人，而且會動搖人們對於法律的信仰和對司法機關的信賴，其危害較之一起嚴重的刑事犯罪，有過之而無不及。對死刑適用的司法限制主要體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必須嚴格依法裁量死刑，嚴禁法外用刑。這是罪刑法定原則在死刑裁量中的要求和體現。死刑的裁量必須嚴格遵循刑法所設立的規格和標准，包括刑法總則規定的適用死刑的一般條件和刑法分則規定的適用死刑的具體情節，絕對不能逾越法定的界限濫施死刑。例如，刑法總則規定對犯罪時不滿18歲的人不能適用死刑，對此決不能隨意突破，哪怕犯罪時差一天就滿18歲的人，也不能判死刑。

2、必須從嚴解釋和把握死刑立法。由於現行死刑立法的一些條款具有較高的抽象性和概括性，在實踐中需要司法人員根據死刑政策和立法精神，結合具體案情予以把握。對於某些帶有一定普遍性的疑難問題，最好由最高司法機關作出統一而明確的解釋，而對於涉及死刑適用的司法解釋，一定要符合立法本意和刑事政策精神，貫徹從嚴解釋的原則，不能藉助於司法解釋來擴張死刑的適用。正如有學者所指出的，凡關繫到死刑適用的，只能限制解釋，不可隨意地擴大解釋。[5]

3、必須嚴格遵守法定程序，特別注重程序公正問題。我國刑事立法對死刑案件的辦理規定了比普通案件更為嚴格的程序，從而為防止錯殺、濫殺提供了程序法上的保障。在辦理死刑案件過程中，從偵查、批捕、一審、二審、死刑復核直到臨刑監督各個環節，都要嚴格把關，必須解決糾正「重實體、輕程序」的錯誤傾向，消除刑訊逼供、非法取證、超期羈押等違法行為，確保案件的公正審理。

4、死刑案件的證明標准應當從嚴把握，罪行極其嚴重的事實必須清楚，證據必須確鑿。對於基本犯罪事實雖然清楚，但某些影響到罪行輕重的事實情節仍存在疑點，不能有力佐證的，即使能定罪，也不能適用死刑。在司法實踐中，當辦案人員內部對於犯罪是否屬於罪行極其嚴重，是否屬於可殺可不殺等重大問題存有疑問時，原則上不應判處死刑。

5、要理性對待民憤。死刑的公正性在一定程度上體現在人民群眾的社會正義感中，因為在一般情況下，集中體現著人民意志的死刑立法同人民群眾樸素的正義感是基本一致的。應當承認，平息民憤是死刑適用時應當酌情考量的一個因素，但任何時候都不能將民憤對於死刑適用的影響力誇大到不應有的程度，因為民憤畢竟帶有一定的非理性成分，而感情不能代替證據，義憤不能代替理智。民憤這一情節只有在經過法官獨立判斷之後，才能對死刑的裁量發生適度影響。在實踐中，由於社會公眾很難全面細致地了解全部案情，加之某些傳媒為追求轟動效應而不顧事實進行炒作，有意渲染案情或認為地取捨案情，從而會形成錯誤的輿論和民憤。在此情況下，法官一定要保持清醒和冷靜的頭腦，要敢於頂住來自社會各界的壓力，依法秉公而斷，決不能盲從或屈服於不正確的民憤，從而犧牲法律的公正性和司法的獨立性。只有這樣，才能使所辦的死刑案件成為經得起歷史考驗的鐵案，才能杜絕冤殺無辜的悲劇發生，也才能真正體現人民法官對生命負責、對人民負責的精神。

6、要注意把握死刑裁量中的平衡原則。死刑裁量的平衡原則包括兩個方面的含義：一是縱向穩定，即從時間因素看，如果未發生戰爭、大規模動亂等突發性事件，社會政治、經濟形勢沒有劇烈的變化，則死刑適用的標准和總量應大體保持穩定，不能忽高忽低，忽寬忽嚴。二是死刑裁量的橫向協調。即從空間因素看，在同一時期內，死刑的裁量在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法院之間，應大體上保持一致，不應出現死刑適用的標准相互間差異過大，對近似案件所判結果過於懸殊的情況。在死刑裁量的縱向穩定方面，實踐中存在的問題主要是一些司法機關過分強調緊跟形勢，導致對死刑適用標準的把握時緊時松，甚至將形勢需要凌架於犯罪事實本身和預防犯罪的目標。例如，有些法院在「嚴打」期間，把一些論罪不該處死的犯罪人也判了死刑，這種片面強調形勢而置法定標准和死刑政策於不顧的做法是極其有害的。在死刑裁量的橫向協調方面，主要問題是不同法官、不同法院之間在死刑案件中量刑失衡的現象仍比較嚴重。法官的個人素質，在很大程度上影響著判決的公正性。為此，應當選拔最優秀的法官來從事死刑案件的審判，確保這一人命關天的大事不出差錯。為了減少死刑案件中的量刑偏差的問題，應當按照刑事訴訟法等法律的精神，將1983年以來下放的部分死刑案件的核准權盡快收回，由最高人民法院統一行使，以促進死刑判決的准確性和公正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