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史刑法志

Ⅰ 明史列傳第一百六十九趙豫的翻譯

譯文：

趙豫，字定素，安肅人。燕王朱棣起兵攻下保定後，豫以生員身分而受命催督賦稅，守衛城池。永樂五年，趙豫被授予泌陽縣主簿，未上任又提升為兵部主事，再升為員外郎。母死守喪，期滿復職，洪熙年間晉升為郎中。

宣德五年五月，選拔五個朝中大臣出任知府，趙豫被派往松江府,接受皇帝詔令上任。當時松江衛軍恣意橫行，趙豫逮捕了其中最惡劣的，施以杖刑後流放邊疆，其餘的都服服帖帖。趙豫為政注重安撫，讓百姓休養生息。

挑選謹慎厚道的良家子弟為吏，用禮法教育他們。他還均平徭役，節省費用，裁減吏員十分之五。巡撫周忱有什麼舉措，都一定先跟趙豫商議。清軍御史李立到松江，專門擴充軍隊，甚至牽連被征發者的親戚、同姓，稍有異議，就酷刑拷打，一時人心大亂，申訴冤枉者多達一千一百餘人。

鹽司稽查鹽丁，也連累到其他民戶，成為百姓的大害。趙豫上書極力抨擊這些弊端，百姓都因此獲救。朝廷還下令減輕蘇州、松江兩府官田的繁重的租稅，趙豫所管轄的華亭、上海兩縣減去十分之二、三。

正統年間，趙豫九年任滿，考核政績。松江百姓五千餘人上書請求他留任。巡按御史告朝廷，朝廷給趙豫增加兩級官俸，命令回松江擔任知府。到正統十年春，朝廷考核全國各地官吏，將政績卓著者列為典範，趙豫和寧國知府袁旭都入選。

皇帝設宴款待並賜予他們成套衣服，讓他們回去任職。趙豫在松江任職十五年，松江府始終安定太平。離開松江時，老幼挽住車子，要求留下一隻鞋來記住他留下的恩惠，後來把他的神位供奉於周忱祠內，共享祭祀。

當趙豫告倒松江府的時候，憂慮那裡喜好訴訟的民俗。凡來訴訟者，他總是以好言開導，告訴他「明日來」，眾人對此一笑，於是有「松江太守明日來」的歌謠。過了一夜，起訴者忿怒漸平，或被勸阻，不再來起訴了。趙豫除政績斐然外，還以和樂平易著稱。

這時候，各郡的長官因為仁政著名的：

湖州知府祥符人趙登，任期屆滿應當升遷。百姓到朝廷請求留任，朝廷提升他官級第二次湖州知府，從宣德至正統年間，先後在湖州任職十七年。趙登的同鄉岳璿接替他在湖州任職，也有良好的政績，百姓稱他們為趙、岳。淮安知府南昌人彭遠遭受誣陷應當罷免，民圍住中官的船，請求替他們上奏皇上，宣帝下令又讓他留任。

正統六年被破格提拔為廣東布政司。荊州知府大庾人劉永父親去世，本該去職居喪，軍民一萬八千多人向朝廷請求挽留他，英宗下令他留任。鞏昌知府鄞縣人戴浩擅自發放邊防儲備三百七十石賑濟飢民，遭到彈劾而去請罪，景帝原諒了他。

徽州知府孫遇任期屆滿應當升遷，百姓到朝廷請求挽留他，英宗下令提升他的官級留任原職。他先後在任十八年，提升到南布政使。只有袁旭在寧國被督學御史程富誣陷彈劾，被逮捕死在獄中。但寧國人愛惜他，設立祠廟祭祀他。

原文：

趙豫，字定素，安肅人。燕王起兵下保定，豫以諸生督賦守城。永樂五年授泌陽主簿，未上，擢兵部主事，進員外郎。內艱起復。洪熙時進郎中。

宣德五年五月簡廷臣九人為知府，豫得松江，奉敕往。時衛軍恣橫，豫執其尤者，杖而配之邊，眾遂貼然。一意拊循，與民休息。擇良家子謹厚者為吏，訓以禮法。均徭節費，減吏員十之五。巡撫周忱有所建置，必與豫議。及清軍御史李立至，專務益軍，勾及姻戚同姓。

稍辨，則酷刑榜掠。人情大擾，訴枉者至一千一百餘人。鹽司勾灶丁，亦累及他戶，大為民害。豫皆上章極論之，咸獲蘇息。有詔滅蘇、松官田重租，豫所轄華亭、上海二縣，減去十之二三。

正統中，九載考績。民五千餘人列狀乞留，巡按御史以聞，命增二秩還任。及十年春，大計群吏，始舉卓異之典。豫與寧國知府袁旭皆預焉，賜宴及襲衣遣還。在職十五年，清靜如一日。去郡，老稚攀轅，留一履以識遺愛，後配享周忱祠。

方豫始至，患民俗多訟。訟者至，輒好言諭之曰：「明日來。」眾皆笑之，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謠。及訟者逾宿忿漸平，或被勸阻，多止不訟。豫皦皦著名績，尤以愷悌稱。

是時，列郡長吏以惠政著聞者：

湖州知府祥符趙登，秩滿當遷。民詣闕乞留，增秩再任，自宣德至正統，先後在官十七年。登同里岳璿繼之，亦有善政，民稱為趙、岳。淮安知府南昌彭遠被誣當罷，民擁中官舟，乞為奏請，宣帝命復留之。正統六年超擢廣東布政司。荊州知府大庾劉永遭父喪，軍民萬八千餘人乞留，英宗命奪情視事。

鞏昌知府鄞縣戴浩擅發邊儲三百七十石振飢，被劾請罪，景帝原之。徽州知府孫遇秩滿當遷，民詣闕乞留，英宗令進秩視事。先後在官十八年，遷至河南布政使。惟袁旭在寧國為督學御史程富所誣劾，逮死獄中。而寧國人惜之，立祠祀焉。

（節選自《明史·列傳第一百六十九》）

(1)明史刑法志擴展閱讀：

《明史》是二十四史中的最後一部，共三百三十二卷，包括本紀二十四卷，志七十五卷，列傳二百二十卷，表十三卷。它是一部紀傳體斷代史，記載了自明太祖朱元璋洪武元年（公元1368年）至明思宗朱由檢崇禎十七年（公元1644年）二百多年的歷史。

《明史》列傳之體例採用類傳形式，除以類分傳外，於諸臣傳中亦因類分卷，而未盡以父子及孫等為傳。其方法即因事而分。如卷一二二有《郭子興傳》、《韓林兒傳》、《劉福通傳》，雖亦為明建國前群雄之列，而與群雄同明太祖朱元璋之關系不同，歸為一卷。

陳友諒、張士誠、方國珍、明玉珍合為一卷，擴廓、陳友定、把匝剌瓦爾密合為一卷。諸臣中，如徐達、常遇春單為一卷，是功臣亦有別而分立。史臣為建文帝遺臣列傳頗詳，甚至有傳聞之人，能列立傳者盡量立傳，也是史臣寄託遺民之情的一種方式。

《明史》諸列傳中，亦多見以事附傳之體例。如卷一八九《夏良勝傳》，附同下詔獄者萬潮、陳九川、張衍瑞、姜龍、徐鏊、姚繼岩傳，均連署進言諫止武宗南巡之人。卷二○六《馬錄傳》附顏頤壽、聶賢、湯沐、劉琦、盧瓊、沈漢、王科，均嘉靖中「李福達之獄」受牽之人。

如隆慶中御史龐尚鵬疏中稱：「據李同之獄，福達罪益彰，而當時流毒縉紳至四十餘人，衣冠之禍，可謂慘烈。」此附傳後史官評論中所引述，以為同事附傳之由也。此類附傳，於《明史》中不勝枚舉。

清修《明史》的另一特色是，隱瞞明朝與清朝在遼東的戰爭史事。對於明朝文武諸臣，曾為督撫鎮巡等官者，清朝修史時皆削其在遼之事跡。如王翱、李秉、趙輔、彭誼、程信等人，《明史》中均各有傳，但其於建州有撫治或征討之績處，《明史》中均略去不述，間有一二語涉及，則不指明為何部落，以何原因啟釁，其史實真相，無從觀看。

對於一些實在避不開的人物，清朝乾脆讓他們從歷史記錄中人間蒸發了。凡是明朝人中所長而必書之事在於建州者，則《明史》中削其人而不為立傳。

如顧養謙、宦官亦失哈等，因生平活動不可離遼東及建州之事，《明史》中遂無傳。又如贊理征東軍務登萊巡撫袁可立、東江總兵毛文龍和後金總兵劉愛塔所關明金遼海戰事尤重，《明史》均不為立傳。

《明史》列傳中，《外國傳》及《西域傳》，反映了當時與境外國家及部落地區等的聯系，保存了大量東南亞及中亞等地歷史資料，是研究這些國家歷史及中外關系史的較好參考資料。

在二十四史中，《明史》以編纂得體、材料翔實、敘事穩妥、行文簡潔為史家所稱道，是一部水平較高的史書。這反映出編者對史料的考訂、史料的運用、對史事的貫通、對語言的駕馭能力都達到較高的水平。雖然它的篇幅在二十四史中僅次於《宋史》，但讀者並不感到冗長而生厭。

列傳 中國紀傳體史書的體裁之一。司馬遷撰《史記》時首創，為以後歷代紀傳體史書所沿用。司馬遷《史記》索隱：「列傳者，謂列敘人臣事跡，令可傳於後世。」張守節《史記》正義：」其人行迎可序列，故雲列傳。」

一般用以記述帝皇以外的人物事跡（凡侯王而能世襲的，《史記》原列入「世家」，後代的紀傳體史書則取消「世家」一類，統稱為「列傳」）。也有記載少數民族和其他國家歷史的，前者如《明史》中的《四川土司列傳》，後者如《明史》的《外國·日本列傳》。

簡而言之，是各方面代表人物的傳記，是記載歷史上重要人物的一種題材。

「列傳」是歷代有影響的人物的傳記，少數列傳則是外國史和少數民族史。

《明史·刑法志》僅三卷。明初太祖極重刑律，後因循日久，雖視為具文，而明代刑律仍有其特點。《刑法志》三卷，每卷無題類之別，但首卷即述有明一代之律文。

第二卷再述法司及刑法執行情況。此卷內容本易與《職官志》諸法司重復，而史官姜宸英撰寫得體。《刑法志》第三卷最有特點，開首便稱：「刑法有創之自明，不衷古制者，廷杖、東西廠、錦衣衛、鎮撫司獄是已。是數者，殺人至慘，而不麗於法。

踵而行之，至末造而極。舉朝野命，一聽之武夫、宦豎之手，良可嘆也。」此卷記廠衛之事較詳，史論甚佳。廠衛為明代刑法中之大事，洪武中行錦衣衛鎮撫司獄，末年廢罷，至永樂中復置，且立東廠。立東廠事實錄中避而不述，是有所隱晦遮掩，《刑法志》頗予詳述，此舉甚當，亦補《職官志》之所難述。

《藝文志》四卷，出目錄學名家黃虞稷之筆。黃虞稷撰有《千頃堂書目》，於目錄之學甚為博知。《藝文志序》另出倪燦之手，文中申明本志體例，僅錄有明一代名家著述，此與前史不同。「前史兼錄古今載籍，以為皆其時柱下之所有也。

明萬曆中，修撰焦竑修國史，輯《經籍志》，號稱詳博。然延閣廣內之藏，竑亦無從遍覽，則前代陳編，何憑記錄，區區掇拾遺聞，冀以上承《隋志》，而贗書錯列，徒滋訛舛。故今第就二百七十年各家著述，稍為厘次，勒成一志。凡卷數莫考、疑信未定者，寧闕而不詳雲。」

自《漢書·藝文志》、《隋書·經籍志》之修，搜羅歷代圖書，考其存亡，為目錄學整理之大功業。《明史·藝文志》不採用此種修纂方法，專取有明一代之書，似簡而實詳，確是頗有用心者。然智者百慮，不免一失，如其著錄鄧名世《古今姓氏書辨證》四十卷，乃宋人之作，以其體例而論，必為誤錄之書。

《藝文志》四卷，依經、史、子、集排述。一曰經，共十類：《易》、《書》、《詩》、《禮》、《樂》、《春秋》、《孝經》、《諸經》、《四書》、《小學》。二曰史，共十類：正史、雜史、史鈔、故事、職官、儀注、刑法、傳記、地理、譜牒。三曰子，共十二類：儒家、雜家、農家、小說家、兵書、天文、歷數、五行、藝術、類書、道家、釋家。

四曰集，共三類：別集、總集、文史。其經部收書目九百零五部，史部一千三百十六部，子部九百七十部，集部一千三百九十八部，共計收書四千五百八十九部。雖然並未能將有明一代圖書盡收其中，仍不失為一大功績，而為了解明代目錄書籍之不可少者。

Ⅱ 明太祖的法律思想

明太祖朱元璋，漢族，明王朝的開國皇帝。原名重八，後取名興宗。濠州（今安徽鳳陽縣東）鍾離太平鄉人，少時窮苦，一度入皇覺寺當和尚。25歲時參加郭子興領導的紅巾軍反抗蒙元暴政，郭死後統率郭部，任小明王韓林兒的左副元帥。接著以戰功連續升遷，龍鳳七年(1361)受封吳國公，十年自稱吳王。元至正二十八年(1368)，在基本擊破各路農民起義軍和掃平元的殘余勢力後，於南京稱帝，國號大明，年號洪武，建立了全國統一的封建政權。在位期間，為了緩和尖銳、復雜的階級矛盾、民族矛盾和統治階級內部各集團之間的矛盾，實行了抗擊外侵、革新政治、發展生產、安定民生等一系列有利於社會前進的政策，在政治、經濟、軍事、思想等方面大力加強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統治。與此相適應，在法律思想上鑒於元末法紀縱弛導致的各種弊端，認為「朕收平中國，非猛不可」。
治國理想---1、發展生產，阜民之財
2、節約開支，省民財力
3、節省工役，減輕負擔
4、宣傳教化，加強法治
5、打擊貪官，澄清吏治
除了兩漢、南宋三朝皇帝較為重視法制外，其餘的皇帝，無一有如朱元璋那樣重視法律，其對法律的思考和見解，可以說是獨步古今。
一、重視法律，以法治國。

明太祖雖然布衣出身，起於微末，但是在參加和組織領導農民起義軍的反元斗爭以及在和其農民起義軍的殺伐中，他看到元末法制敗壞，官吏貪蠹，民不聊生，深刻認識到了法律的治國作用。太祖曾告誡群臣說：「從前朕在民間時，見州縣官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要嚴立法禁，但遇官吏貪污蠹害吾民者，罪之不恕」。正是在總結經驗教訓的基礎上，朱元璋高度肯定了法律的治國作用。他說：「夫法度者，朝庭所以治天下也」。於是在朱元璋即吳王位時（公元1364年）就提出「建國之初，先正綱紀」，命左相國李善長等草創律令，編律285條，令145條，到吳元年十二月「甲寅，律令成，命頒行之。」這便是最早擬定頒行的《大明律》。為了更准確地把握律法的精髓要義，文化程度不高的朱元璋曾令「儒臣四人，同刑官講唐律，日進二十條」。作為制定大明律的依據。事實上，早在吳元年的《大明律》制定時，朱元璋就專門發布了上諭，要求議律官「日具刑名條目以上，吾親酌議焉，每御西樓，詔諸臣賜坐，講論律義」。洪武六年冬重修《大明律》時，朱元璋詔賜刑部尚書，「每奏一篇，命揭兩廡，親加裁酌」，即對律條親自審定。明朝最高統治者的這種崇法精神和有關作法在中國封建立法史上，是絕無僅有的。正是由於朱元璋的高度重視，經過吳元年（公元1364元）、洪武六年（公元1373元）、洪武二十二年、洪武三十年四次修訂，最終完成了《大明律誥》「刊布中外，令天下知所遵守。」正如《明史·刑法志》所概括的：「蓋太祖之於律令也，草創於吳元年，更定於洪武六年，整齊於二十二年，至三十三年始頒始天下，日久而慮精，一代法始定，中外決獄，一準三十年所頒。」

二、注重法律的繼承性

明初，丞相李善長等言：「歷代之律，皆以漢《九章》為宗，至唐始集其成，今制宜遵唐制」。太祖從其言。事實上，由於《唐律疏義》所表現出的盛唐文明對中華文化的浸淫，太祖皇帝對唐朝的政治制度、法律思想和文化甚至到了崇拜的地步。如即位初，使「詔衣冠如唐制」。在大明律的制定上，朱元璋曾命「儒臣四人，同刑官講唐律，日進二十條」。在《御制大明律序》中，朱元璋特別強調了「朕仿古為治」的立法繼承性思想。洪武七年刑部尚書劉惟謙、翰林學士宋濂在《進明律表》中宣稱大明律「篇目一準之於唐…合六百有六條，分為三十卷，或損或益，或仍其舊，務合輕重之宜」。（弘治十五年的《御制明會典》中專門申述說：「我太祖高皇帝以 至聖之德驅胡元而有天下，凡一政之舉，一令之行，必集群儒而議之，遵古法，酌時宜…」。正德四年的《御制明會典序》中也說：「我太祖皇帝稽古創制…」。除了立法，明太祖創制的司法制度基本也是沿襲唐宋舊制的。正是由於對前代法律思想和法律制度的繼承和借鑒吸收，才使得《大明律》「上稽天理，下揆人情」。條例簡於唐律，精神 嚴於宋律，成為終明之世的「百代之准繩」。

三、注重和強調法律的穩定性

法律作為調節社會政治、經濟、文化和生活的基本行為規范，其不斷更改和變動自然而然地會對社會統治穩定產生重大影響甚至會導致統治者的更替。明太祖鑒於以往法律制度朝令夕改，民不知所遵，百姓往往無所適從的弊端，從維護明王朝的長治久安出發，對法律的穩定性尤加重視。洪武三十年《大明律》修訂以後，朱元璋即「令子孫守之，群臣有稍議變更，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正是在此嚴旨之下，《大明律》成為「萬世之常法」，在有明一代，「歷代相承，無敢輕改」。此外，在洪武十八年頒行《大誥》初編時，朱元璋便在《御制大誥序》中，特別申明「斯令一出，世世守行之」。因而太祖以後的明朝諸帝，總是堅持維護法律的穩定性。如嘉靖八年《皇帝敕諭內閣》：「近守祖宗成法，夙夜柢慎，罔敢違越」。萬曆四年《皇帝敕諭內閣》強調「唯我祖宗之舊章成憲，是守是遵」。正是由於後世堅持了太祖遺訓，從而保障了明律對社會關系調整結果的相似性或一致性，最大程度維護了明朝的政治、經濟和社會的穩定，尤其從明憲宗到熹宗前後長達160餘年裡，在皇帝避居深宮而不願臨朝聽政期間，明王朝統治卻相對穩定性，這可以說無不得益於《大明律》的穩定性。

作者： 奎峰 2006-6-6 16:48 回復此發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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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明太祖法律思想初探（轉）

四、力求法律的簡明科學

鑒於元末法制「條格繁冗」，「其害不勝」的教訓，朱元璋在吳元年便對議律官發布上諭：「法貴簡當，使人為曉，若條緒繁多，或一事兩端，可輕可重，更得因緣為奸，非法意也。夫網密則水無大魚，法密則國無全民，卿等悉心參究，日具刑名條目以上，吾親酌議焉」。洪武元年，朱元璋在《頒行大明令敕》中再次申述了立法簡明的思想，敕文中說：「古者律、令至簡，後世漸以繁多，甚至有不能通其義者，何以使人知法意而不犯哉？人既難知，是啟吏之奸而陷民之法。朕甚憫之，今所定律、令，芟繁就簡，使之歸一，直言其事，庶幾人人易知而難犯」。正是在此立法思想的指導下，《大明律》的制定從吳元年 的律285條、令145條到洪武六年的三十卷、六百有六條，再到最終的三十卷、460條，相比《唐律疏議》的12篇、500條，《宋刑統》的三十卷、十二篇、502條、213門來看，確實簡明多了。另從體例發展變化上講，《大明律》源於唐律但細於唐律，新創了《公式》、《課程》、《人命》等十篇。採取律、誥、令、條例並行的法典式立法與編纂式立法相配合、制定法與案例法相配合、原則性與解釋性相配合、懲治性立法與訓誡性立法相配合等方式，使體例編排呈現極為科學。法律史學家楊鴻烈曾說：「洪武三十年制定的《大明律》，比較唐代的《永徽律》更為復雜，又新設許多篇目，雖說條數減少，而內容體裁懼極精密，很有科學的律學楷模…可見得，這書實在算得中國法系最成熟時期的難得產物」。

五、立法因時制宜和重典治國

明太祖的立法簡明雖然有利於民眾知法懂法，但由於法律的過於簡單，在很大程度上卻和社會的發展變化狀況難以適應。太過於簡明的法律針對錯綜復雜、日益尖銳的社會統治矛盾常常顯得蒼白無力。對此，明太祖於初便對皇太孫說「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在具體的治國方面，朱元璋以元末「朝延暗弱，威福下移」，綱紀敗壞，官吏驕恣，從而致使元朝傾覆，順帝北遷作為教訓，立國後採取了「治亂世用重典」的原則。朱元璋始終認為「胡元以寬而失，朕收中國，非猛不可」。與此同時，朱元璋為了解除自身周圍一批農民出身的武將同一批地主出身的文臣之間互相爭斗而對皇權產生的威脅和實現其急於求治的目的，表示「民經亂世，欲度兵荒，務習奸滑致難齊也」。又說：「今之臣民，凡所作為，盡皆殺身之計，趨火赴源之籌」， 「若不律以條章，將必仿效者多，則世將何治」。在朱元璋看來，「歷代多因姑息，以致奸人惑侮」。元朝傾崩正是由於「元政馳極，豪傑峰起，皆不修法度以明軍政」。因而太祖主張「反元攻，尚嚴厲」。以此思想作為指導，如在刑名制定方面，明朝對「事關典禮及風俗教化」一類非直接侵犯君主政權的犯罪量刑輕於唐律，但對「盜賊」及「帑項錢糧」之類直接危及專制統治的重大犯罪量刑則重罪加重，法外用刑，狂誅濫罰，制定了族誅、斷手、刖足、閹割為奴、挑筋去膝蓋等一系列法外刑。據《明太祖實錄》載，洪武七年儋州陳逢愆起義，陳被斬，部屬1400多人被鼻刑。

六、重禮明理，以禮導法

自西周的「以德配天」「明德慎罰」到後來的「禮法結合」「德主刑輔」及「出禮入刑」以來，「禮」在封建統治中所佔的地位絕不亞於「刑」的作用。對此，朱元璋亦不例外。他在《御制大明律序》中就倡導「明禮以致民，定律以繩頑」作為立法的指導思想。在他看來「禮法，國之綱紀。禮法定，則人志定，上下安。建國之初，此為先務」。並指出「禮樂者治平之膏粱，刑政者救弊之葯石」。朱元璋在給皇太孫的上諭中又說《大明律》「首列二圖，次列八禮圖者，重禮也，顧愚民無知，若於本條下即注寬恤之令必易而犯法，故以廣大好生之意，總列《名例律》中」。由此可見，朱元璋在實行嚴刑峻法同時，又注重倡禮明理，禮刑並重。

七、注重發揮和強化法律整肅吏治的功能 先王立法，自古以來都是重在治民而不治吏，但是明太祖則不然，可能由於其出身寒微，早年生活在社會最底層，深知「吏治之弊，莫過於貪墨」，「不禁貪墨，則民無以遂其生」的緣故。因而對於官吏貪污，他有著一種近似乎變態的痛恨和徹底懲治的執著。洪武二年曾告誡群臣：「昔在民間時，見州縣長吏多不恤民，往往貪財好色，飲酒廢事，凡民疾苦，視之漠然，心實怒之。故今嚴法禁，但遇官吏貪污蠹害民者，罪之不恕」。《明史·刑法志》說：「太祖開國之初，懲元季貪冒，重繩臟吏」。由於明初特定的政治條件和朱元璋本人的特殊生活經歷，使其比中國歷史上任何一位皇帝更堅決、更嚴厲地整肅吏治。如對官吏的職務犯罪規定，《唐律》把官吏犯臟罪的處理列在《職制》篇中，未設專篇，《明律》專設《受臟》一篇計十一條，同時，還專設《課程》篇十九條，從重論處官吏犯罪。如規定監守盜倉庫錢糧四十兩即判斬刑。難怪清代刑部尚書薛允升對比《唐律》條文後直呼《大明律》「太嚴」。如果說朱元璋的《大明律》懲處臟吏十分嚴厲的話，那麼他親手制訂的《大誥》則應屬於懲治官吏貪墨的特別刑事法規。《大誥》共二百三十六條，其中懲治官吏貪污、盜竊、受賄等臟罪的共有一百五十條。在懲治官吏方面，朱元璋認為「中外貪墨所起，以六曹為罪魁」。因而「諸司敢不急公而務私者，必窮搜其原因而罪之」。如洪武十八年戶部侍郎郭桓等人的貪污巨額糧食案，所牽連的六部左右侍郎以下都處死，波及各省的官吏達數萬人。在對臟墨官吏的刑罰適用方面，明《大誥》列舉了閹割、斷手、剁指、挑筋去膝等肉刑，其中最為殘酷的是「剝皮實草」之刑，即對貪污六十兩銀子以上的官吏（價值約摺合明正七品官年俸）都捉到所在府、州、縣、衛衙門左邊的「皮場廟」剝皮，皮剝下後填上稻草，然後擺在官府公座旁邊，警示後繼者。值得一提的是，朱元璋注重利於民眾力量來懲治貪官污吏，他詔告天下：「有等貪婪之徒，往往不畏死罪，違旨下鄉，動擾於民，今後敢有如此，許民間高年有德耆民率精壯拿赴京來」。即允許百姓對那些違旨擾民的官吏進行抓捕，然後送往京師問罪。為了反貪，明朝初期犧牲的御史達以數百。可以說，經過朱元璋一系列的整頓，雖然明朝官吏的俸銀是歷史上最低的，但是明初的吏治卻比歷史上以往任何時候都好。

八、注重普法和法律宣傳

如果說宋太祖刊印《宋刑統》頒行天下達到了普法宣傳的效果的話，那麼明太祖比歷史上任何一位皇帝都強調法律的講讀和宣傳。早在吳元年，便命大理卿周楨將剛剛制定好的《大明律令》中涉及民眾生活的部分用口語寫成《律令直解》發布郡縣。尤其是明《大誥》頒布以後，他要求「一切官民、諸色人等，戶戶有此一本」，並規定有《大誥》者「若犯笞、杖、徒、流罪名每減一等，無者每加一等」。即規定有《大誥》者可以以該書折抵刑罰。洪武三十年五月，朱元璋又下詔命各級學校講授大誥，科舉考大誥，鄉民集會宣講大誥。明劉三吾曾在《御制大誥後序》中說：「載勞聖慮，條畫成書，頒示中外臣民，家傳入誦，否者罪之」，從而使「天下有講大誥師生來朝者十九萬餘人，並賜鈔遺還」。此外，為了加強法律宣傳，朱元璋下令每歲正月、十月或逢節日時，讓專人講讀律令。可以肯定，正是於他對法律宣傳的高度重視，才使得明律法精義深入人心，為民所知而遵之。
參考書目：

《明太祖實錄》實錄卷。

《明 紀事本末·開國規模》。

《明史·刑法志一》。

《明史·刑法志》

《明太祖實錄》

《進明律表》。

張晉藩主編：《中國刑法史稿》，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334頁。

楊鴻烈：《中國法律發達史》下，上海書店1990年版，第746頁。

轉引自曾憲義主編《中國法制史》，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0年10月第1版，第175頁。

《皇明祖訓序》。

《大誥·君臣同游第一》。

《高皇帝御制文集·赦工役囚》卷 三。

《皇明祖訓·祖訓首章》。谷應泰：

《明史紀事本末》卷 14。

《明通鑒》卷1。

《明太祖實錄》。

《大誥續編·民拿下鄉官吏第十八》。

《大誥·頒行大誥第七十四》。

Ⅲ 空印案的處罰

《明史·刑法志》記載是「每歲布政司、府州縣吏詣戶部核錢糧、軍需諸事」，後來的處罰是:主印官員（即掌握印把子的人）處死，副手以下杖一百充軍遠方。明代的省級地方機構有三個，即布政司（掌民政與財政）、按察司（掌司法與監察）和都司（掌軍政），三司分權，互不統屬。
往下的地方機構府州縣，都是由布政司這個系統下來的，跟其他二司沒有關系。按《明史.刑法志》的記載，空印案中被處罰的官員都是布政司而下的官吏。其實不然，還有一種，即地方上的監察官（言臣），也就是各省按察使司的官吏。
方孝孺《葉鄭傳》說「行省言臣二十餘輩、守令署印者皆欲置之死」，後來朱元璋「竟殺空印者」。看來，言臣中也有主印者，自在被殺之列。洪武九年六月，朱元璋已經改行中書省為承宣布政使司，文中的「行省」是方孝孺沿襲舊稱。
吳晗《朱元璋傳》說空印案與郭桓案一共殺了七、八萬人，《國史概要》也說空印案與郭桓案連坐被殺的人數以萬計。《刑法志》說郭桓案「系死者數萬人」，又說 「二獄（空印案與郭桓案）所誅殺已過當。而胡惟庸、藍玉兩獄，株連死者且四萬」。

Ⅳ 明朝洪武四大案共牽涉了多少人

七至八萬人，胡惟庸案（3萬餘人）、空印案（數百人）、郭桓案（數萬人）、藍玉案（超過1.5萬人）。

1、胡惟庸案

洪武十三年（1380年），明太祖以「謀不軌」罪誅宰相胡惟庸九族，同時殺御史大夫陳寧、中丞塗節等數人。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頒布《昭示奸黨錄》，以夥同胡惟庸謀不軌罪，處死韓國公李善長、列侯陸仲亨、已故的滕國公顧時的子孫等開國功臣。

後又以胡惟庸通倭、通元（北元），究其黨羽，前後共誅殺3萬餘人，時稱「胡獄」。

2、空印案

空印案是發生在明代洪武年間，因空白蓋印公務文書而引發的案件。此案在當時受到明太祖朱元璋相當程度的重視，並因此誅殺數百名相關官員。

3、郭桓案

郭桓案，是明初四大案之一，發生在明朝洪武十八年（1385年），屬於官吏貪污案件。戶部侍郎郭桓等人，通同各直省的官吏作弊，盜賣官糧。

後被揭發，以其涉案金額巨大，對經濟領域影響深遠而為世人矚目。對此，明太祖將六部左右侍郎以下皆處死。

為了追贓又牽連到全國各地的地主，遭到抄家破產的不計其數，地主對此怨恨極深，朱元璋為了平息怨氣又將審刑官吳庸等人處死。

《明史·刑法二》記載郭桓案「自六部左右侍郎下皆死，贓七百萬，詞連直省諸官吏，系死者數萬人」。

4、藍玉案

洪武二十六年(1393)， 朱元璋為加強集權借口涼國公藍玉欲圖謀反，大肆株連殺戮功臣名將的重大政治案件。因藍玉案被株連殺戮者逾1.5萬。

(4)明史刑法志擴展閱讀：

空印案與郭桓案中遭牽連誅殺數字可能是根據《明史·刑法志》而來。《刑法志》中提到郭桓案「系死者數萬人」，又提到「二獄（空印案與郭桓案）所誅殺已過當。

而胡惟庸、藍玉兩獄，株連死者且四萬」。空印案跟郭桓案等三案所誅殺也在四萬，所以一般皆認為應有七至八萬人被殺。

然而方孝孺在《葉鄭傳》提到，空印案發生時，「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系獄中」。

士利兄即為鄭士原，曾任河南懷慶府同知，此時任湖廣按察司僉事。鄭士原可能就是「行省言臣二十餘輩」的其中一個。

鄭士利在案發之初就想上疏，但為了避免受人懷疑是為救其兄，所以一直等到鄭士原出獄之後才敢上疏，就是為了替留在獄中的死囚申辯。在《葉鄭傳》文末提到鄭士利失敗，朱元璋還是「竟殺空印者」。

鄭士原任官湖廣，卻因從前任河南任內之事入獄，說明朱元璋是按照空印文書上的署名逮捕官員。所以被逮捕的人數其實也不過數百人之譜。

全文末也未提到在這數百人之後又進行了逮捕行動。且在這數百人中還有部分是被充軍而非處死。所以被殺的人也就不會超過數百人。而一般所稱的數萬人很可能是依照其他幾個大案推測而來的。

明朝之初整個官員階層的人數並不多，而經手空白蓋印文書也只有其中一小部分，如果按照數萬人來推算，官員人數應該會嚴重不足，造成政務運轉以及地方管理上的困難，這也不可能會是朱元璋所樂見的。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洪武四大案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郭桓案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藍玉案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空印案

參考資料來源：網路——胡惟庸案

Ⅳ 關於明朝時的錦衣衛和東西二廠。

東廠，官署名。即東緝事廠，中國明代的特權監察機構、特務機關和秘密警察機關。明成祖於永樂十八年(1420年)設立東緝事廠(簡稱東廠)，由親信宦官擔任首領。東廠是世界歷史上最早設立的國家特務情報機關，其分支機構遠達朝鮮半島。 地點位於京師（今北京）東安門之北（一說東華門旁）。 明中葉後期錦衣衛與東西廠並列，活動加強，常合稱為「廠衛」。 東廠權力在錦衣衛之上，只對皇帝負責，不經司法機關批准，可隨意監督緝拿臣民，從而開明朝宦官干政之端。 東廠的建立者是明成祖朱棣。「靖難之役」後，朱棣即位。一方面，建文帝未死的流言不時出現，另一方面，朝廷中的很多大臣對新政權並不十分支持。而朱棣亦對朝廷大臣多不信任。 組織機構 東廠的首領稱為東廠掌印太監也稱廠公或督主，是宦官中僅次於司禮監掌印太監的第二號人物。通常以司禮監秉筆太監中位居第二、第三者擔任，其官銜全稱為「欽差總督東廠官校辦事太監」，簡稱「提督東廠」。 東廠的屬官有掌刑千戶、理刑百戶各一員，由錦衣衛千戶、百戶來擔任，稱貼刑官。 除此以外，設掌班、領班、司房四十多人，由錦衣衛撥給，分為子丑寅卯十二顆，顆管事戴圓帽，著皂靴，穿褐衫。其餘的人靴帽相同，但穿直身。 具體負責偵緝工作的是役長和番役，役長相當於小隊長，又叫「檔頭」，共有一百多人，也分子丑寅卯十二顆，一律戴尖帽，著白皮靴，穿褐色衣服，系小絛。役長各統帥番役數名，番役又叫「番子」，又叫「幹事」，這些人也是由錦衣衛中挑選的精幹分子組成。 東廠不僅在機構及人員配置上更加精幹合理，而且在偵緝行動上制訂了相當嚴密的制度。如每月初一東廠都要集中布置當月的偵緝工作，廠役在東廠內抽簽決定所負責的地盤。在文獻記載中可以發現，東廠廠役的工作種類都有特殊的名稱。例如監視朝中各部官員會審大獄及錦衣衛拷訊罪犯者名為「聽記」，在各處地方官府訪緝者名為「坐記」，還有某位官員有何舉措，或某城門捕得要犯，胥吏記錄上報東廠者名為「打事件」。 東廠第一任廠主已不可考， 《明史·成祖三》記載 「是年，始設東廠，命中官剌事。」 明代大太監 王振 劉瑾 馮保 魏忠賢 都曾統領東廠。 到了明末，東廠也有了自己的監獄。 東廠的職能 東廠的職能是「訪謀逆妖言大奸惡等，與錦衣衛均權勢」。一人掌理，委以緝訪刺探的大權。 東廠、西廠與錦衣衛的異同 東廠、西廠和錦衣衛是明代在刑部、都察院、大理寺這三個司法機關以外設置的直接聽命於皇帝，執掌「詔獄」的特務機構。 錦衣衛，皇帝的侍衛機構。前身為太祖朱元璋時所設御用拱衛司。明洪武二年(1369年)改設大內親軍都督府，十五年設錦衣衛，作為皇帝侍衛的軍事機構。 西廠在明朝歷史上只短期存在過，明憲宗成化年間成立了一個新的內廷機構——西廠。其勢力甚至超過了老前輩東廠 西廠僅僅成立5個月就被撤銷，只相隔一個月憲宗又恢復西廠。明武宗繼位後，大太監劉瑾掌權，宦官勢力再度興起，西廠復開，劉瑾倒台，武宗才下令撤銷西廠。西廠作為一個臨時產品，就這樣在歷史上永遠地消失了。 錦衣衛的首領稱為指揮使（或指揮同知、指揮僉事），一般由皇帝的親信武將擔任，很少由太監擔任。屬於外臣。而東廠、西廠的首領是宦官，即內臣。 在與錦衣衛的關繫上，東廠後來居上。由於東廠廠主與皇帝的關系密切，又身處皇宮大內，更容易得到皇帝的信任。錦衣衛向皇帝報告要具疏上奏，東廠可口頭直達；皇帝還賦予東廠督主以監督錦衣衛人員的權力。東廠和錦衣衛的關系，逐漸由平級變成了上下級關系 。在宦官權傾朝野的年代，錦衣衛指揮使見了東廠廠主甚至要下跪叩頭。 東廠、西廠與錦衣衛共同點是 監視、偵查、鎮壓官吏的不法行為。即「巡查緝捕」 總之，出於專制政權的內部需要，皇帝需要一個獨立於官僚機構之外的勢力供自己使用，東廠、西廠與錦衣衛都是這樣的機構。

Ⅵ 准五服以治罪的五服指什麼

准五服以治罪的五服指什麼

1、自董仲舒根據大一統時代的需要改造儒學之後，「忠」與「孝」相互聯系，宗法社會中的「親親」原則和「尊尊」原則在君主專制時代被賦予了新的意義。

2、由此開始，「親親」原則與「尊尊」原則中蘊含的人倫精神在幾千年的大一統時代深深地影響了中國法律傳統，決定了中國法律傳統的性格與特徵。其中，充分體現傳統法保護人倫秩序的制度就是自晉律至清律一直貫徹其中的「准五服以制罪」。

「准五服以制罪」的制度體現

1、所謂服制，是中國古代通過喪服等級表明親屬范圍和親屬關系親疏遠近的禮儀制度。服制始見於禮，後入於律，成為中國傳統法律中的重要內容，賦予服制以法律效力，是維護人倫秩序的中國傳統法的一大特點。

2、服制有五等，根據服制之輕重依次為：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緦麻，親者，近者，其服重；疏者，遠者，其服輕。在中國的傳統法律中，以當事人之間服制關系的親疏遠近來決定案件的性質乃至於罪行的輕重，這就是「准五服以制罪」。

3、「准五服以制罪」的原則正式進入律文，始於《晉律》，《晉書刑法志》認為，《晉律》之一大立法特色就是「峻禮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唐律》中對親屬相犯的處罰規定雖然極為繁瑣，但卻充分體現了古代「服制定罪」的特點。

4、如卑幼毆擊尊親屬而未折傷時，毆緦麻尊親屬徒一年，毆小功及大功尊親屬各再加半年，毆齊衰尊親屬徒三年，毆斬衰尊親屬則斬，反過來，若是尊長毆擊卑幼而未折傷，則均為無罪；折傷時，毆傷緦麻卑幼減常人罪一等，毆傷小功卑幼減常人二等，毆傷大功卑幼減三等，如果是毆傷了齊衰及斬衰卑幼則不論罪。

5、於此，人倫關系之親疏遠近，人們在人倫關系中所佔據的位置，就成了定罪量刑的基本原則和理據。此後，中國歷代刑律和司法都貫徹了這一原則，只要訴訟案件事關倫常，「明服制」便成為司法審判的第一道程序。

6、在實際的訴訟過程中，官府審案必須首先問明雙方當事人相互之間如何稱呼，以確定雙方是否存在親屬關系，然後必須查明屬何服制，查實親屬關系後方能進行裁判，清人徐棟說，審理訴訟案件時，「凡事關宗族親誼，必須先問明是何稱呼，系何服制」。

7、如果當事人雙方的服制關系搞不清楚，案件就往往難以裁判，清乾隆年間，王重義無嗣，妾王趙氏只生有一女，遂以胞侄王必儉兼祧。王必儉摔傷王趙氏身死，案件發生後，關於王必儉與其胞叔之妾究竟屬何服制關系成為確定案件性質的關鍵問題。

8、然而，清律所附的服制圖中並未規定兼祧子與兼祧父妾之間的服制關系，刑律內亦無兼祧子毆殺父妾作何治罪明文，刑部官員在審理案件時頗費躊躇：如果以子毆殺生有子女之庶母的法律規定，便當擬斬；而按毆殺期親尊長之妾的法律規定擬斷，則以凡論擬絞。

9、相同的行為因為服制的不同而導致定罪或量刑上均相去甚遠，刑部無法決定，於是就將案件移交禮部，禮部官員斟酌再三，才確定其服制為小功，並報請皇帝批准，在服制確定後，案件進入實體性的審判階段。

10、刑部以服制既與庶祖母相等，所犯罪名自應比照毆死庶祖母例科斷，王必儉被擬處絞監候，秋後處決，此案充分體現了服制在案件定性上的重要性——如果搞不清楚服制關系，涉倫常的案件就難以定性。

11、司法官員之所以如此慎重對待此案當事人的服制關系，就是因為服制事關倫理綱常，更尤關訴訟宗旨，並影響案件性質的確定和量刑，因此不能不先釐清當事人之間的親屬關系，再進入審理程序。

12、「准五服以制罪」雖是定罪量刑中的刑法原則，但其中所體現的卻是傳統法中保護人倫親情秩序的核心精神，此種維系人倫秩序的法律精神貫徹了中國法律傳統的始終，滲透到立法，司法甚至古代政治法律的方方面面，是傳統法中的核心精神與基本原則。

13、誠然，維系人倫秩序的法律也有以綱常倫理扭曲人性的時候，也會成為壓抑人性，固化尊卑秩序的桎梏。但不可不知的是，傳統法律所維系的人倫秩序是以人倫親緣之間的自然情感為基礎的。

14、《論語》中曾記載一段孔子與其弟子關於「三年之喪」的對話，孔子說：「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

15、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從孔子的回答中可以發現，孔子將「三年之喪」的周禮，直接歸結為親子之愛的生活情理，正是由於孔子將社會規范的正當基礎直接訴諸於生活情理而非神意，使中國傳統法律的合理性直接建立在這種心理情感基礎之上。

16、因而國法與天理、人情才有了溝通的基礎。清代名吏汪輝祖對中國古代的法律運作有一段十分精妙的結論：「讀律尚己，其運用之妙，尤在善體人情」。

17、這其中的人情，就是儒家所倡導的「父慈子孝」「夫義妻順」「兄友弟恭」的人倫情感，由此，可以發現中國傳統法中關於人倫秩序的保護，實質在於發揚其中基於人倫綱常的自然情感。

18、《大學》有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儒家認為，任何良好政治的出發點都是一個個家族的親情與和諧，社會秩序的穩定很大程度上依賴於家庭秩序的穩定，因此，王者之政首先就是保證家族倫理秩序不受侵犯。

19、法家對人倫關系的主張是三綱：「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順則天下治，三者逆則天下亂。此天下之常道也，」在法家的人倫秩序中，最為優先的價值是君臣之間的忠而非父子之間的孝，就親情與秩序相比，法家更重國家的公法秩序而非血緣親情之私。

20、故此，漢代董仲舒以後以人倫秩序重塑國家制度的實質是以儒家式人倫間的親情秩序逐漸取代法家式的公法秩序。中國傳統法的實踐中不乏以「情」屈「法」來維護人倫秩序和人倫親情的例子。

21、《明史刑法志》說：「明刑所以弼教，凡與五倫相涉者宜屈法以伸情。」明太祖朱元璋在親理案件時遇到一個父親為犯了死罪的兒子能夠減刑而行賄的案件，御史的意見是按照法律將父子二人一並處理並各論其罪。

22、而太祖卻說：「子論死，父救之，情也。但論子，赦其父，」《明史》將此短短的案例記載於其中，無非就是為了彰顯「明刑弼教，屈國法以伸人情」的正當性。

23、自漢以後中國歷代法典都有「親親相隱」的法律制度，傳統法之所以將孔子「子為父隱，父為子隱」的主張制度化，其意義就是在於保障家族作為共同體的自治權，說明法律保護家族秩序中的人倫關系。

Ⅶ 明初的空印案，為什麼朱元璋明知道有人冤枉也要處罰上千人

空印案與郭桓案中遭牽連誅殺數字可能是根據《明史·刑法志》而來。《刑法志》中提到郭桓案"系死者數萬人"，又提到"二獄(空印案與郭桓案)所誅殺已過當。而胡惟庸、藍玉兩獄，株連死者且四萬"。空印案跟郭桓案等三案所誅殺也在四萬，所以一般皆認為應有七至八萬人被殺。然而方孝孺在《葉鄭傳》提到，空印案發生時，"凡主印吏及署字有名者皆逮系御史獄。獄凡數百人。士利兄亦以河南時空印系獄中"。士利兄即為鄭士原，曾任河南懷慶府同知，此時任湖廣按察司僉事。

Ⅷ 姜宸英的個人成就

姜宸英擅書法，與笪重光、汪士鑒、何焯並稱為「康熙四家」，為清代帖學的代表人物。宗米芾、董其昌，書法以摹古為本，融合各家之長，七十歲後作小楷頗精。山水筆墨遒勁，氣味幽雅。楷法虞、褚、歐陽，以小楷為第一。惟其書拘謹少變化。包世臣稱其行書能品上。楊賓 《大瓢偶筆》 評曰：「西溟少時學米（芾）、董（其昌）書有名，至戊辰後，方用第四指學晉人書，丁丑後方用大指，專工小楷，是時年已七十矣。使其少時即知筆法，力學至老，豈非豐勞功後一人哉？」。《頻羅庵論書》言：韋間先生每臨帖多佳，能以自家性情，合古人神理，不似而似，所以妙也 。亦兼精鑒，名重一時。家藏籣亭石刻，至今揚本稱姜氏蘭亭。「
「韋間先生每臨帖多佳，能以自家性情，合古人神理，不似而似，所以妙也。」——《頻羅庵論書》 姜宸英曾參與修纂《明史》，史稱為文「宏博雅健，但敘事稍差」。姜宸英深諳經史之學，為文有根柢，善於通過史論闡發一些頗有意義的見解。如《楚子文論》中「自古人才難得也；用一人百人得而撓之，則功不可以成。」《二氏論》評述佛道二教源流，結尾抨擊當世一些儒者，如同「舍其家千金之璧而羨人之瓦缶釜瓮以為美，然且不惜穿穴而求得之」。此外，如《張使君提調陝西鄉試闈政記》，揭發科舉考試的弊病；《明史刑法志總論擬稿》，歷數明代刑法種種弊端；《江防總論擬稿》、《海防總論擬稿》概論水域邊防利害，顯出作者博學多識；《五七言詩選序》論述詩體通變，明白貫通，成一家之言。
他也能詩詞，如《贈陸翼王征君》、《偶題有諷》、《雜詠》等詩，〔臨江仙〕《秋柳》、〔蝶戀花〕等詞，或抒愁懷，或感身世，頗有寄託。
姜宸英著有《湛園未定稿》、《湛園題跋》、 《葦間詩集》、《西溟文鈔》 等。另有《姜先生全集》33卷由後人編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