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論司法

① 關於法律的古人的名言

1、君臣上下貴賤皆從法，此謂為大治.

2、法者，所以興功懼暴也；律者，所以定分止爭也；令者，所以令人知事也——《管子·七臣七主》

3、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導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
4、政者，正也。子帥以正，孰敢不正？
5、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雖令不從。

6、眾惡之，必察焉；眾好之，必察焉。
6、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論語》
7、徒法不足以自行，徒善不足以為政——《孟子》

8、法者，定分止爭也。

9、法者，憲令著於官府，刑罰必於民心，賞存乎慎法，而罰加乎奸令者也。是以賞莫如厚而信，使民利之；罰莫如重而必，使民畏之；法莫如一而固，使民知之。法不阿貴，繩不繞曲，法之所加，智者弗能辭，勇者弗敢爭，刑過不避大夫，賞善不遺匹夫。——《韓非子》

10、禁奸止過，莫如重刑，刑重而必得，則民不敢試，故國無刑民，國無刑民，故曰明刑不戮。行刑重其輕者，輕者不生，則重者無所至矣，此謂治之於其治也；行刑重其重者，輕其輕者，輕者不止，則重者無從止矣，此謂治之其亂也——《商君書·賞刑篇》

11、禮禁未然之前，法施已然之後 ——司馬遷《史記·太史公自序》

12、任能者責成而不勞,任己者事廢而無功
13、法能刑人而不能使人廉,能殺人而不能使人仁……所貴良吏者,貴其絕惡於未萌，使之不為非，非貴其拘之囹圄而刑殺之也——《鹽鐵論》

14、懲其未犯，防其未然——長孫無忌《唐律疏議》
15、銷惡於未萌，彌禍於未形——司馬光

16、大臣為小臣之表率，京官為外吏之觀型。大法則小廉，源清則流潔，此從來不易之理。大臣果能精白乃心，恪遵法紀，勤修職業，公而忘私，小臣自有顧畏,不敢妄行——康熙《清聖祖實錄》

17、刑為盛世所不能廢，而亦盛世所不尚——《四庫全書·政法類·法令之屬按語》
18、國不可無法，有法而不善與無法等——沈家本

19、昔之欲抑民權，必以塞民智為第一義；今日欲伸民權，必以廣民智為第一義——梁啟超
20、立國於大地，不可無法也。立國於20世紀文明競進之秋，尤不可以無法，所以障人權，亦所以過邪僻，法治國之善者，可以絕寇賊、息訟爭——孫中山

21、法是關於人世和神世的學問，關於正義與不正義的科學---《法學階梯》

22、刑為盛世所不能廢，而亦盛世所不尚——【中】《四庫全書·政法類·法令之屬按語》

23、法治概念的最高層次是一種信念，相信一切法律的基礎，應該是對於人的價值的尊重——陳弘毅

法律顯示了國家幾個世紀以來發展的故事，它不能被視為僅僅是數學課本中的定律及推算方式。
——霍姆斯

憲法創制者給我們的是一個羅盤，而不是一張藍圖。
——波斯納

法律提供保護以對抗專斷，它給人們以一種安全感和可靠感，並使人們不致在未來處於不祥的黑暗之中。
——布魯納

民眾對權利和審判的漠不關心的態度對法律來說，是一個壞兆頭。
——龐德

在一個法治的政府之下，善良公民的座右銘是什麼？那就是「嚴格地服從，自由地批判」。
——邊沁

一項法律越是在它的接受者那裡以惡行為前提，那麼它本身就越好。
——拉德布魯赫

無論何人，如為他人制定法律，應將同一法律應用於自己身上。
——阿奎那

真想解除一國的內憂應該依靠良好的立法，不能依靠偶然的機會。
——亞里士多德

憲法是一個無窮盡的、一個國家的世代人都參與對話的流動的話語。
——勞倫·卻伯

法律的基本原則是：為人誠實，不損害他人，給予每個人他應得的部分。
——查士丁尼

法律是一種不斷完善的實踐，雖然可能因其缺陷而失效，甚至根本失效，但它絕不是一種荒唐的玩笑。
——德沃金

法發展的重心不在立法、不在法學，也不在司法判決，而在社會本身。
——埃利希

自由是一種必須有其自己的權威、紀律以及制約性的生活方式。
——李普曼

有理智的人在一般法律體系中生活比在無拘無束的孤獨中更為自由。
——斯賓諾莎

自由就是做法律許可范圍內的事情的權利。
——西塞羅

由於有法律才能保障良好的舉止，所以也要有良好的舉止才能維護法律。
——馬基雅弗利

② 王者已逝來者可追古人的治國理政經驗對當代中國民主政治建設有何重要啟示

民惟邦本」重民方略的實施，首先在於得民心。無數史實證明，「得民（心）者昌，失民（心）者亡」。中國第一個王朝夏建立以後，國王禹製作了五種樂器，民有求見者，可以擊（搖）不同的樂器，禹聽到不同樂器的聲音就知道是何人以何事相告。這就是後世傳頌的「五音聽治」。由於來見者多，以至於吃一頓飯竟然十次接待來訪者；沐浴一次竟然束發三次以應對覲見的百姓，正所謂「一饋而十起，一沐而三捉發，以勞天下之民」。

由於禹如此重視民眾呼聲與要求，因而得到了民眾的擁護，順利傳位於兒子啟。啟即位後在一段時間內也沿用了「五音聽治」的做法，從而鞏固了夏王朝。但自孔甲以後，「桀不務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迫使百姓發出了「時日曷喪，予及汝皆亡」 的憤怒吶喊。夏終為商所滅。這可以說是民心向背決定國家興亡的第一個史證。

商是一個邦畿千里的大國，卻為「小邦」周所滅，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商末代國王紂「重刑辟」，實行法外極刑等暴政，以致民怨沸騰。關鍵性的牧野之戰，「前途倒戈者億兆夷人」，赫赫不可一世的商朝瞬間覆亡。勝利者在驚喜之餘，深深感到民心向背決定國家興亡。

繼起的周朝執政者周公，一再告誡其兄弟子侄民心的重要，並把民心與天命聯系起來，藉助天命渲染民心的重要性，「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天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周公重民思想的核心在於重視民心，他的一切施政都可歸結為得民心。因此，他實行禮樂刑政綜合治國方略，創立以德主宰刑罰的法律制度，譜寫了中國古代法文化史絢麗的一章。後世以德輔刑導源於此。

周公提出「明德慎罰」，「慎罰」即旨在保民，由此形成了一系列刑法原則和司法原則，比如區別用刑、罰當其罪等。由於周初立法體現了重民、保民的精神，因此法制興帶來了國家興。周初的法制彰顯了中華民族所創造的法制文明。以德主宰法制建設，可以說是各文明古國中僅有的，其影響至為深遠。春秋時，孔子贊頌以禮樂（德的具體內容）指導司法的重要性，「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

可見，周初統治者的一系列主張，把「敬天」落實到「保民」上，凸顯了民的價值，其所推行的一系列國家治理措施都可歸結到重民、保民和如何得民心上。在這里，第一次宣示了立法與司法的目的不在於刑人，而在於定是非、明曲直，有效地懲治犯罪，保民不受損害。這種刑罰目的論對後世影響深遠。

戰國時期，諸侯爭雄，兼並戰爭連年不絕。為了取得戰爭的勝利，民的價值進一步受到重視。得民者興、失民者亡的政治現實豐富了「民惟邦本」的思想內涵，如孟子所說，「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他還提出了一個千古不朽的命題：「民為貴，社稷次之，君為輕。」荀子進一步總結道：「用國者，得百姓之力者富，得百姓之死者強，得百姓之譽者榮。三得者具而天下歸之，三得者亡而天下去之。」他還將民與君比喻成水與舟的關系，「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故「愛民者強，不愛民者弱」。

孟荀此論，既是夏商周興衰之由的歷史性總結，也是對古代治國理政要旨——「民惟邦本，本固邦寧」的精彩闡發。後世論者，大都仿此，只是帶有時代烙印而已。例如，唐太宗李世民鑒於隋亡的歷史教訓，認為「為君之道，必須先存百姓」，並說「朕每日坐朝，欲出一言，即思此一言於百姓有利益否」。

③ 與法治有關的名言警句

1、憲法復，就是一張寫著人民權利的紙。制——列寧

2、法律有權打破平靜。——馬·格林

3、法寬則刑者少，刑者少則民為恥矣。――崔敦禮

4、法是一套權威性的審判指南或者基礎。――龐德

5、聖人能生法，不能廢法而治國。――管子

6、立善防惡謂之禮，禁非立是謂之法。――傅玄

7、人民的幸福是至高無個的法。——西塞羅
8、法律面前是人人有發言權。——西塞羅
9、法大行，則是為公是，非為公非。――劉禹錫
10、法律是一種強制性秩序。――凱爾森
11、法律只不過是我們意志的記錄。――盧梭

④ 古人對貪腐的態度

第一類，諸葛亮型，身正不怕影子斜。腐敗歸根到底是法律問題，律法是否嚴明，關乎到國家的腐敗程度，在這方面，最典型的列子就是三國時期的蜀漢，蜀漢丞相諸葛亮如今已成為智慧與忠誠的化身，千百年來備受推崇，不僅如此，諸葛亮在清廉方面也是楷模，針對腐敗的問題做到了八個字"公正律法，以身作則"，鑒於亂世用重典的原則，蜀漢的法律是相當的嚴格，由於諸葛亮的公正無私，蜀漢行政雖峻，而無怨者，嚴格的法律是反腐反貪的前提，諸葛亮本身就以身作則，身前曾說過："臣家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弟衣食，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別無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也。" 《三國志》中留下這樣一句話："及卒，如其所言"，就是其所說俱是屬實，這可以看作是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官員公開財產記錄。現今雖然說也有官員公布財產的情況，但是每次只有要貪官被抓，公布出來的都是巨額資金，1900多年的諸葛亮都能做到，後世的貪官不覺得羞愧嗎？由於諸葛亮的表率，蜀漢官員都很清廉，費禕家不積財，董允兩袖清風，姜維宅舍壁薄，資財無余，這種狀況在歷朝歷代都是罕見的，說蜀漢政府是中國最清廉的政府也不為過，由此可見律法的嚴格和道德的表率是反貪的關鍵手段。

第二類，朱元璋型，吃了我的給我吐出來。道德教育雖然是反腐的關鍵，但是對於那些不見棺材不落淚的官員還是要拿出點硬手段，才能震住宵小。這裡面最具代表性的就是明朝朱元璋，朱元璋之所以這么暴力的反腐跟他童年的經歷有關，他出生在一個貧苦大眾的家庭，可謂是又紅又專，從小便受到各種貪官地主們的欺壓，使他幼小的心靈受到了強烈的陰影，朱元璋當了皇帝後由於體驗過腐敗對政治的危害，於是拿貪官開刀，拿了我的給我還回來，吃了我的給我吐出來，就是這么個道理。朱元璋的反腐辦法堪稱前無古人，創下了很多反腐記錄：1.標准嚴格。他規定貪污60兩就夠判死刑。2.持續時間長。這個整頓吏治的事件持續了30年，直到朱元璋死亡。3.涉及人數多。反腐前後共殺了15萬的貪官。4.反腐手段創新。比如他經常把貪官屍剝皮塞草，做成稻草人示眾，起到警示的作用，這可能就是最早的暴力美學吧。他還規定百姓們只要頭頂一本國家法典《大誥》就能把貪官從辦公室里拉出來，押送京城，這是一場全面參與的反腐風暴。朱元璋反腐拿掉了很多重量級的貪官，比如：開通將領朱祖亮，駙馬歐陽倫，宰相胡惟庸等，但這種暴力反腐起到作用並不理想，等朱元璋死後貪官猶如雨後春筍般的冒了出來，暴力反腐終究是治標不治本。

第三類，雍正型，左手棒槌，右手麵包。中國古代最成功的反腐案例當屬雍正反腐了。康熙皇帝憑借他的雄才大略開創盛世，但到了晚年由於吏治鬆弛，政務慵懶，造成了嚴重的腐敗情況，所以雍正接手的清朝看似強大，實則問題重重，因官員腐敗稅收短缺，國庫空虛，面對這些問題，雍正決定蒼蠅老虎一起打，殺手鐧就是抄家，發現一人腐敗立馬全家抄光，連親戚都一網打盡，雍正不但抄抄活人的家，死人的家也不放過，有些貪官惡行暴露後，畏罪自殺，雍正下旨讓其家人承擔賠償，全家都要為腐敗分子買單，被拿下的貪官如山西巡撫諾敏，恩科主考官張廷璐等等。可別小看這一招，幾年下來，大清的國庫儲銀達到了5000萬兩，這都靠貪官們的功勞，雍正反腐不像朱元璋一樣，既讓馬兒跑又讓馬兒不吃草，他是想馬兒跑必須給馬喂草，於是他又施行了養廉銀的政策，也就是我們現在的高薪養廉，雍正年間，總督的每年俸祿只有155兩白銀，但養廉銀竟然高達2萬兩，依次逐減，布政使的養廉銀為1萬兩左右，按察使為8千兩左右，雍正反腐一手棒槌一手麵包，貪污就一棒子打死，聽話就給你唯點麵包，因此有雍正一朝無官不清的說法，這個說法雖然有一點點誇張，但是也能看出來當時反腐的成效。

反腐是一個經久不衰的話題，從古代的「一身正氣，兩袖清風」到如今的「誠信立身 廉潔自律」，黨和政府與人民群眾一直對貪官污吏深惡痛絕，也一直在堅持不懈的同貪污腐化勢力做斗爭。各級官員更是要時刻警醒，遠離貪污，要銘記黨和人民交與的歷史使命，更好的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願我們敬愛的祖國能夠繁榮昌盛。

⑤ 在中國古代最早的司法叫什麼

古代法院沿革

中國古代類似今天法院的機構最早叫什麼稱謂，史無可考。據後人的研究，一般認為夏、商、周三代稱「司寇」，這與古人所說的「刑起於兵」關系密切。「司寇」兩字的本意是「負責抵禦外來侵略」，管理曰「司」，外敵曰「寇」（例如日本入侵中國者稱之為日寇）。三代的司法官稱皆與軍旅有關，也印證了「兵刑同源」這一古人的判斷。
西周時期，從機構上講，其時官署與官員是同一物，同一稱謂。周天子作為國王，按今天的權力概念，他不僅是最高行政權，也是最高立法權和審判權的享有者。他下面的貴族官員既是行政的，也是司法的。確切地說，在周人的觀念中，無法理解我們今天常言的行政與司法之別。但他們自有一套設官分職的理論和方法。在王朝中央天子之下負責審理案件的機關就是「司寇」，這一機關的長官也叫「司寇」，成為天子之下的最高一級審判機關。史書《周禮·秋官》上說「司寇」又叫「大司寇」，他的輔佐官稱「小司寇」，前者助天子掌全國司法，後者助前者「以五刑聽萬民之獄訟附於刑用情訊之」。其下屬有「士師」、「士」等十幾種官員。地方上設「士」為司法官，也是初審機關，掌其轄區內獄訟。據史書所載，一般審級分為地方和中央兩級，重大案件及諸侯間訴訟由周天子或「司寇」裁決。

春秋戰國時期，各諸侯國不遵舊制。《史記·李斯列傳》講，到戰國時，齊國稱「大理」，楚國稱「廷理」秦國稱「廷尉」，等等。

秦代一統天下，皇帝擁有最高司法權，《史記·秦始皇本紀》所謂「天下之事無小大，皆決於上」。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兩方面：一是建立了一整套皇帝控制下的司法機關體系，對一切重大案件，皇帝有最後決定權，並可派丞相、御史受命問案；二是皇帝直接審案。史書中載始皇「躬操文墨，晝斷獄，夜理書，自呈決事」。《史記·秦始皇本紀》載：始皇每天閱讀的文件很多，以石來計算。按當時的重量，史書講：「石，百二十斤」，約合現在六十斤。秦簡一般長約尺二，合現在23至28厘米，每簡30至40字，可見始皇對政務的勤勉。

秦代統一了戰國時各諸侯國中央最高司法官（即最高司法機構）的名稱，沿用秦國舊稱「廷尉」，屬中央官員九卿之一。「廷尉」負責全國法律、法令及司法事務，直接向皇帝負責。「廷尉」的主要職責有二：一是負責「詔獄」，即皇帝親自交辦的案件；二是審理地方上報的疑難案件和對重大案件的復審。「廷尉」是皇帝之下的最高司法機構和司法長官，作為最高法律官員，「廷尉」在秦代法律工作中起著相當重要的作用。所以叫「廷尉」，歷來有兩種解釋：一種說法是：「聽獄必質諸朝廷，與眾共之，……故稱廷尉」；另一種說法是：「廷，平也，治獄貴平，故以為號。」「廷尉」下設「正」和「左右監」等屬官。但對重大案件的審判，均須皇帝最後裁決方可定案。

秦代地方司法機關也進一步完善，地方司法由屬於行政性的郡守、縣令（長）兼理。地方的郡、縣、鄉、亭各級政權機關都設有相應的專職或兼職司法官員，處理本地區范圍內的司法事務。郡有專任司法官員「決曹掾」，但案件的裁決由郡守決定；縣以下設丞，主管文書、倉儲、司法事務；鄉設有「秩」或「嗇夫」，掌訴訟和賦稅。《史記·張耳陳余列傳》載：秦范陽縣令在任十年中，審判案件，「殺人之父，孤人之子，斷人之足，黥人之首，不可勝數」。證明郡、縣長官對自行管轄的一般案件，皆可作最終裁決，有司法審判刑殺之權，只是在案件有疑難時才上報中央「廷尉」。

由於秦代要求各級官吏都要知法、學法、宣傳法律，因此凡官吏都有宣傳、執行法律、法令的職責，即使是最基層的「里正」、「求盜」等小吏，也可以處理輕微的民事、刑事案件。

到了漢代，司法制度以秦代司法體制為基礎，在中央，除皇帝總攬最高司法權以外，其中「廷尉」又稱「大理」（漢景帝、哀帝時曾一度稱「大理」。宣帝時增設 「廷尉平」）是中央最高專職司法機關，同時也是中央最高司法長官，仍作為中央九卿之一，全面負責全國法律、司法事務。丞相作為行政長官，御史大夫作為監察長官，與中央其他高級官吏也經常參與司法審判，名曰「雜治」，即非專任之義。

漢代地方司法機關除東漢後期一段，在地方主要為郡、縣兩級司法機關。漢末州由監察區一變而成郡之上的一級行政單位，遂形成州、郡、縣三級。此後，州、郡、縣三級行政長官兼理司法審判，各自配有專職的司法屬吏。如郡設「決曹掾」為專職司法官等。兩漢郡縣司法權承秦之舊，仍有很大的終審裁決權。《陔余叢考》一書講：「漢郡縣守令皆有專殺權」，「刺史、縣令殺人不待秦」。只是疑重案才呈「廷尉」，或交由丞相等大臣共議後由皇帝裁決。

⑥ 古代人是如何論述志向的

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
人生在世不稱意，明朝散發弄扁舟。
寧為百夫長，不做一書生。
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

「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命，為往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
北宋哲學家張載這四句話被當代哲學家馮友蘭概括為「橫渠四句」

張載（1020－1077），北宋哲學家，理學創始人之一，理學支脈「關學」創始人。字子厚，大梁（今河南開封）人，徙家鳳翔郿縣（今陝西眉縣）橫渠鎮，學者稱橫渠先生。宋仁宗嘉佑二年（1057）進士，授祁州司法參軍，調丹州雲岩令。遷著作佐郎，簽書渭州軍事判官。神宗熙寧二年（1069），除崇文院校書。次年移疾。十年春，復召還館，同知太常禮院。同年冬告歸，十二月乙亥卒於道，年五十八。寧宗嘉定十三年（1220），賜謚明公。
事見《張子全書》卷一五附宋呂大臨《橫渠先生行狀》，《宋史》卷四二七有傳。

⑦ 論中國古代法律儒家化的歷程

中國法律的儒家化運動由董仲舒等人發起，大體可分為三個階段：

一是兩漢時期，這是儒家思想法律化的開始階段。春秋時期的判決是中國法律儒學的開端。

二是魏晉南北朝時期，這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深入階段。在這一時期，儒家思想開始滲透到立法領域，掀起了古典注釋的高潮。這樣的法律與原法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中國法律的儒家化也邁出了實質性的一步。

三是隋唐時期，這是中國法律儒家化的最後完成階段。中國法律的儒家化進程在隋唐時期基本完成。儒家思想對中國法律的影響，被全面地反映在一部作為中國古代法典的代表作——《唐律疏議》中，《唐律》使儒家思想和封建法律融為一體，形成了儒法合一的法律體系。

(7)古人論司法擴展閱讀：

中國古代法律儒家化的影響：

1、儒家法律指導思想的確立，強調德治。

2、一些基本的法律原則已經確立。在中國法的儒家化過程中，儒家思想的精髓被注入法律，升華為封建法律的基本原則，主要有「八議」制度、「官當」制度，准五服以制罪以及「重罪十條」等。

3、在「引經決獄」、「引禮入律」的過程中，儒家基本政治法律思想融入法律之中，逐漸形成一系列符合儒家思想的具體法律觀點。

4、中國法律的儒家思想促進了司法的儒家思想。春秋戰國判決書的廣泛運用，使一大批具有儒家經典素養的官員變得越來越重要。

⑧ 中國古代官方的息訟之術在立法和司法上的具體體現。

立法體現
第一，限制訴訟主體。首先，禁止以卑告尊、以奴告主、以賤告貴、以下告上，維護封建等級秩序。如《唐律疏議》將狀告祖父母、父母列為「十惡」之「不孝」，並規定了嚴厲的刑罰。另外，限制婦女作為原告。「婦人必真正孀婦無嗣，及子幼而事不容緩待者，方許出名告狀，⋯⋯如有夫男之婦，擅自出頭者，定拿夫男重責。」第二，限制起訴時間。例如宋代制定「務限法」，規定一年中只有農歷十月初一至次年正月三十之間可以進行民事訴訟。第三，嚴格規定訴訟程序。一般情況下當事人須經書鋪或代書書寫狀辭，且言詞不得超過二百字；須交納足夠的訴訟費用；須雙方到庭，甚至用刑逼取口供；一般不得越訴。這些無疑加大了訴訟成本，增加了平民進入司法程序的困難。第四，打擊教唆訴訟的行為。古代法律設專條打擊慫恿他人興訟的行為。如《唐律·斗訟》規定：「諸為人作辭牒，加增其狀，不如所告者，笞五十。若加增罪重，得罪重於笞五十者，減誣告罪一等。⋯⋯即受雇誣告人罪者，與自誣告同，贓重者坐贓論加二等，雇者從教令法。若告得實，坐贓論，雇者不坐。」這導致古人不敢輕易助人訴訟，而對於目不識丁的百姓而言，得不到必要的訴訟幫助，便加深了其對訴訟的畏懼和疑慮
司法實踐
(一)消極應訴 1．拒絕古代官方拒絕受理案件的理由不僅是因為事實不清、證據不足、法無明文，當事人行為如被視為敗壞倫理、睚眥必報，都足以讓官員將呈訴興訟者逐出公堂。例如清朝《樊山政書》記載了一段批詞：⋯⋯為買賣田地之故，與族眾結訟不休，輒欲本司提人於千里之外，居心陰毒已極，不準！爾以紫陽縣民，不遠千里來省上控，而所控者無非買賣田地錢財膠葛之事，輒敢指控被證九人之多，其健訟拖累已可概見。本應懲責押遞，姑寬申飭。本案中當事人「為買賣田地之故」，「指控被證九人之多」，且
「提人於千里之外」，都成了官員「不予受理」，乃至「懲責押遞」的理由。 2．拖延通過長期不辦案的方法來促使當事人主動放棄和撤銷訴訟請求，是古代官員慣常採用的息訟之術。據《明史》記載：「趙豫為松江太守，始至，患民俗多訟。訟者至，輒好言諭之曰：『明日來。』眾皆笑之，有『松江太守明日來』之謠。及訟者逾宿忿漸平，或被勸阻，多止不訟」。這位太守深知百姓好爭一時之氣，於是採用拖延的辦法，百姓氣平了便撤訴了。
（二）積極調解 1．調解形式 (1) 官府調解。它是指民事和輕微刑事案件，審理時常常先在州縣官的主持下對爭訟雙方進行調解，調解不成才予以判決，是典型的訴訟內調解。但官府調處帶有一定強制性。如當堂調解不成，則令親族鄉鄰堂下調解，而後再到堂上具結定案，調動國法族規，法理人情綜合處理案件。 (2) 官批民調。它是一種半官方性質的調解，指官府接到訴狀後，認為情節輕微或事關親族倫理關系及當地風俗習慣，不便公開傳訊，便將訴狀交與族長、鄉保進行解決的調解制度。族長、鄉保接到訴狀後，應立即召集雙方進行調解。如果調解成功，則須上呈說明案件事實及處理意見，請求官府銷案；調解不成，則需說明理由，然後交與官府處理。 2．調解方法首先是一般性的勸告。官員要麼向當事人剖明利害關系，要麼說明事實真相，消除誤解，但都以使百姓撤訴為目的。其次就是感化。在古人看來，訴訟源於道德的墮落，所以一旦遇到詞訟，官吏往往拋開實體問題，以儒家倫理道德、民間習俗來教育感化當事人，使其為自己因一己私利而爭訟的行為感到羞愧、自責，進而做出讓步或乾脆放棄爭執，恢復原有的「和諧」。還有的官員在接到訴訟後痛加自責。如東漢時許荊任桂陽太守，有兄弟二人為財爭訟。許荊認為兄弟爭財是因為太守推行教化不稱職所致，於是提出辭職，使當事人悔悟撤訴。
馬作武. 古代息訟之術探討[J]. 武漢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 1998, (2):47-51.
華工傳統法律。。。。

⑨ 古代司法文書的特點是什麼

有以下幾個特點：
（1）具有統一、固定的行文格式，以保證其合法性、完整性、准確性和有回效性。

（2）具有實答事求是、嚴肅莊重、准確精練、邏輯嚴密的語體風格。

（3）內容主要包括敘事、舉證、說理和結論等，必須符合哲理、事理、法理、文理四者統一的原則。

（4）結構相對固定，字跡端正。除標題、首部、尾部外，正文多數按照事實、理由、結論的順序排列。

⑩ 論漢朝的治獄思想

一、引言
「春秋決獄」是中國古代司法官根據儒家經典特別是孔子編撰的編年體史書《春秋》之義理作為決斷復雜、疑難案件依據的一種特殊審判方式，其應起源於漢以前，並盛行於漢代，魏晉南北朝時期形成明確的法律制度，法律規定遇疑難案件應以儒家經義來決斷，實際是儒家思想的法律化，「春秋決獄」的明顯案例到唐代基本結束。中國法律人對「春秋決獄」多有詬病，但筆者認為其作為一種比較特殊的斷案方式，在中國法制史上至少存在900多年，佔中華文明史的近五分之一時間，「春秋決獄」的精神要義植根於中國法律的深層土壤，對整個中國法制的進程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研究「春秋決獄」，對現代司法無疑有較大的借鑒價值。本文簡要闡述「春秋決獄」的基本理論，評價其積極作用，結合現代司法及社會主義法治理念進行分析，尋求漢代春秋決獄與現代法制的淵源聯系，進而試圖思考中國現行法制中的某些法律、司法政策的利弊。

二、「春秋決獄」的基本理論

（一）在孔孟時代，儒家思想尚不具備法律化的條件

儒家學說在春秋戰國時期不能成為統治思想，可能和儒家代表人物很少身居要職、沒有實踐儒家政治抱負的條件有關系。孔子本人長期在多個國家間巡遊講學，同時也尋求做官機會，雖然孔子在魯國做過短期的中都宰、司空、大司寇三個官職，但終不被重用，鬱郁不得志，游學生涯直到68歲，5年後去世。孔孟生活的年代，儒家思想僅存在於民間，原因還可能是當時那麼一個戰亂紛爭的時代，儒家「仁、禮」等思想實際上不利於中國的大一統。確實，秦王贏政以韓非的「法、術、勢」法家思想縱橫天下，特別強調法律的作用，主張「以法治國」，為後來封建的中央集權的秦王朝之大一統奠定了理論依據。法家治國，誇大了法律的作用，主張用重典、輕罪重罰，這又為中國歷史上第一個封建王朝秦王朝的及早覆滅埋下了伏筆。秦王朝以苛刻的《秦律》橫征暴斂，終至百姓揭杠而起。

（二）漢武帝獨尊儒術及「春秋決獄」的提出

秦滅後，由於法律的延續性及統治者認識上的局限性，漢代法律多抄襲秦律，隨著生產力的發展和百姓生活質量的提高，社會逐步趨於穩定，這樣的酷刑就不能再適應當時社會，百姓多有反感，酷刑反而不利於社會和諧。隨著時間的推移，儒家思想逐漸深入人心，在民間的影響力得到空前擴張，更多的接受儒家思想洗禮的人逐漸進入到封建官僚隊伍中。漢朝初期的統治者吸取秦朝滅亡的教訓，曾宣布廢除秦朝嚴酷的法律，並採取「與民休息」、「寬省刑法」等積極措施。漢武帝劉徹即位後，志在探索新的治國之策，在全國范圍內大量選拔人才，使越來越多的儒家思想人物被選拔到高層。董仲舒在參加人才選拔的「求賢良策問」中，以「《春秋》之義大一統」為題參加策問，取得漢武帝的贊賞後被提拔重用，後漢武帝採納董仲舒意見，「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使儒家思想成為正統思想。董仲舒過大中大夫、江都相、膠西相等職，就連辭官回鄉之後，朝廷每有重大案件，都會去請教，使其有機會、有條件更多地參與到司法中去。在司法審判的實務中，董仲舒等人提倡以《春秋》等儒家經典為指導，還組織編輯《春秋決事比》（又稱《春秋決獄》），收錄232個以《春秋》決案的典型案例，在整個漢朝的司法審判中，《春秋決事比》實際上成為當時的判例法。任何思想，一旦成為統治思想，必將以極快的速度全面地反映到政治、經濟、文化、法律等任何領域。既然漢武帝時期儒家思想成為統治思想，那它就必將成為司法等一切工作的指導思想，進而實現統治思想法律化，使統治思想以法律的形式長期固定下來。好比現在我們的指導思想是馬克思主義，那麼我們的政治就是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就是馬克思主義經濟，法律也是馬克思主義化的。因此，「春秋決獄」雖為董仲舒提出，可他無非就是順應了當時政治社會的發展，推動了儒家思想法律化進程，符合了封建王朝的統治需要。

（三）漢朝司法官對「春秋決獄」的運用

董仲舒倡導的「春秋決獄」，一般用在復雜、疑難案件的審理中，或者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案件適用儒家經典義理決斷，但即使法律有明文規定時，如果某個案件的審判如果適用法律時與儒家經典義理相違背，那麼，儒家經典義理就有高於法律的權威。這些儒家經典著作主要有《易經》、《詩經》、《書經》、《儀禮》、《春秋經》等，其中放在特別重要位置的是《春秋經》。為了後人決斷案件的方便，董仲舒精選232個典型案例編輯《春秋決事比》，司法官以《春秋決事比》作為審判案件的標准，在《春秋決事比》中沒有類似案件時，再以儒家經典義理判決。

《春秋決事比》中的案例，現多以遺矢，但仍能從尚有記載的幾個案例中管窺漢朝司法官對「春秋決獄」的運用原則。一是「原心定罪」。在犯罪事實清楚的前提下，主要考察犯罪者的動機，如果一個人的行為符合仁、忠、孝等儒家精神，那麼即使他的行為產生了社會危害，也可以減輕處罰；如果一個人的行為違背了儒家的仁義精神，即使造成的社會危害不大，仍然可以處以重刑。例如，某人的父親和別人發生口角而斗毆，對方用刀刺殺父親，這時，兒子用棍子相救，本來要打對方，卻誤傷了自己的父親。在這件案件的審判中，司法官間產生了意見分歧，有司法官認為兒子犯了毆打父親的重罪，當時的法律規定毆打父親必須處死，因此這件案件中的兒子應判處死刑，而有的司法官認為兒子的本意並不是要故意毆打父親，兒子不應該被判處死刑。這樣的案件放在今天是很好判的，但古人不會有「正當防衛」、「過失傷害」等思維，司法官們覺得很為難，因此把這個案件作為一個疑難案件報給董仲舒來處理。董仲舒以「原心定罪」為原則，認為兒子的動機不是打父親，相反是為了救父親，還很符合儒家的孝道精神，所以免其罪。即使同樣的案件發生在今天，當今的各國法官們的判決結果應該和董仲舒所處理的差別不大。二是「親親相首匿」，即近親屬之間可以相互隱匿其犯罪行為，除非是嚴重破壞了當時的封建統治秩序或者侵犯了皇權。《春秋決事比》中的案例是：甲沒有兒子，從路上揀了個嬰兒乙並把他養大，乙長大後殺了人，甲把乙藏匿起來。按照當時法律，藏匿殺人犯要受到重罰。可董仲舒按照《春秋》中提倡父子一方犯罪可互相藏匿，董仲舒認為他們是父子關系，所以不判甲的罪。到了唐代，法律明確規定父子互相藏匿罪行的行為不屬於犯罪。

三、「春秋決獄」的影響與價值

董仲舒首先倡導的「春秋決獄」無疑是具有較大負面作用的，主要體現在：第一，導致了封建司法腐敗。由於當時法律十分的不完善，許多案件沒有明確的法律規定，而《春秋》等儒家經典又有較大的解釋空間，還有許多前後矛盾的地方，且《春秋決事比》作為當時的判例法，僅200多個案例，更是不可能窮盡社會生活的全部，這就為封建司法官根據自己的好惡解釋儒家經典提供了方便。第二，不利於封建法制的完善。筆者認為，漢朝成文法和判例法混合使用，這本身並無壞處，可無論成文法還是判例法，均沒有以應該有的速度繼續完善、充實，如果說沒有「春秋決獄」的審判方法，那麼司法官在遇到疑難案件後，不按照儒家經典來決斷的話，雖然會暫時增加審判難度，可也會逼著司法官們去思考如何完善現有法律的問題，從而促進法律的修改、充實、完善。在遇到疑難案件時，司法官們可依據儒家經典決斷，這就給司法官們帶來了思想和實踐上的極大惰性。

任何事物均有兩面性，對「春秋決獄」同樣應以一分為二的觀點進行評價。實際上，「春秋決獄」的貢獻和價值遠遠超過其缺陷，它對中國社會的發展起到了重大的推進作用，同時，亦可為現代司法提供重要的參考和借鑒價值。一般認為，「春秋決獄」對古代司法的貢獻和價值主要體現在有利於維護國家統一、推動法律儒家化、糾正法律人性化不足、緩和社會矛盾、推動了古代犯罪構成理論的完善等方面，筆者則從促進了社會和諧、體現了樸素的人本思想、對現代司法的一些啟示三個方面進行論述。

（一）促進了社會和諧

從法律制度上來分析，漢朝初期法律由於在很大一部分范圍內抄襲秦朝的法律，即「漢承秦制」，致使當時的法律過於嚴酷，繼續使用黥、劓、宮、斬左右趾等肉刑，對勞役刑亦無明確固定的刑期規定。嚴刑酷法在戰亂紛爭的年代或許有其積極意義（當然，也肯定有其明顯弊端），有利於促進社會政治的穩定安寧。可隨著漢朝的大一統，社會生產力迅速發展，酷法就再也不能適應社會的發展，人們必然對其十分仇視，從而引發社會動亂。經過漢初二三十年的休養生息，社會經濟迅速恢復，政治形勢趨於穩定，犯罪現象大為減少。殘酷野蠻的刑罰制度，愈來愈不適應社會發展的客觀要求。為此，廢除酷刑，改革刑制，已成為大勢所趨。在許多繁酷的法律應該廢除而沒有廢除之前，董仲舒適時提出「春秋決獄」的法律主張，適應了社會的發展，促進了儒家思想的法律化，有利於維護政治的穩定。儒家倡導的「仁、愛、孝」等思想，具有相當的人性化，在一定程度上淡化了嚴酷的法律所帶來的社會矛盾糾紛。從「春秋決獄」的審判實踐上來看，以儒家經典義理審判的案件多以「從寬」為主，這也有利於社會的和諧，避免產生更大的矛盾。比如，《春秋決事比》中記載的一個案例：甲把自己的親生兒子乙送給了別人，乙長大後，甲對乙說「你是我兒子」，乙一氣之下打了甲。按照當時的法律，乙打了自己的親生父親，應判決死刑。如果真的判乙死刑，那麼，矛盾糾紛就「升級」了，乙的養父、妻兒等與甲就產生了較大的矛盾，同時也導致他們仇視法律。董仲舒不按照死板的法律條文來決斷此案，董認為甲生了兒子不撫養，其父子關系已名存實亡，所以乙不應處以死刑。實際上，甲作為乙的生父，也不可能希望乙被判處死刑，因此，筆者認為該案是一個取得良好社會效果的典型案件。

從社會制度上來分析，漢初吸取秦朝苛捐雜稅繁多而逼民起義的深刻教訓，以老子無為思想為指導，採取了休養生息的政策。經過長期的休養政策，百姓生活迅速得到改善，同時，也培養了大批非常富裕的商賈和地主，富裕商賈和地主的子弟多無法無天、橫行鄉里、欺壓百姓、為非作歹、目無尊長，導致綱常敗壞，社會矛盾越發突出。漢王朝比較清醒地看到了這點，順勢「獨尊儒術」，把儒家思想作為正統思想，比如君為臣綱、父為子綱等綱常理論在當時確實能維護封建統治秩序。「春秋決獄」以極快的速度推進了儒家思想的法律化，使儒家的統治思想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來，發揮了司法對政治、社會應有的作用。因此，「春秋決獄」對社會穩定和政治的穩定均有十分重大的貢獻。

（二）體現了樸素的人本思想

「春秋決獄」的審判方法，從多個方面均體現了「以人為本」的思想。一是尊重人的基本心理需求。儒家特別強調親人之間的關系，認為為了親人而做的某些雖然不合法的事情也應該體諒，即「親親相隱」等。在前面提到的養子殺了人，養父把養子藏匿了起來，按照當時法律，藏匿殺人犯應處以重刑，但董仲舒考慮到父子之間的親情，在任何遇到這樣的事情，也是非常難以選擇的，因此他認為養父藏子是人之常情，不應判罪。二是尊重人的基本生理需求。《詩經》中說：「食色，性也」，也就是把食、色作為最自然不過的事情，是人的最基本的生理需求。《春秋決事比》中的一個經典案例就是不依據法律規定，而可能是根據這句話來決斷的。有個年輕女子的丈夫在坐船時掉到大海里，找不到屍體安葬。四個月後，這個女子的父母做主將女子改嫁。按照當時法律，在丈夫的屍體未安葬前改嫁應判處死刑，當時就有司法官這樣認為。法律的原意是懲罰女子的淫盪和為了財富等私利而改嫁的行為，但董仲舒認為女子改嫁不屬於淫盪，也不是為了私利，所以無罪。董仲舒判女子無罪，可能是從如下三個方面考慮：1、該女子的丈夫屍體掉到大海里，根本找不到，這是客觀存在的事實。屍體很顯然是永遠找不到了，那麼，該女子就得永遠守寡，不得再改嫁嗎？很顯然，這樣的結論是荒唐的，所以該女子無罪。2、該女子改嫁是遵從父母之命，儒家強調「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這反而說明該女子遵從孝道，顯然不是為了私利。3、「食色，性也」，這也應該是人家的基本生理需求吧。這個案例顯著的反映了「春秋決獄」的尊重客觀實際和樸素的「以人為本」的理念。

（三）結合現代司法的一些思考

從2006年起，中央政法委決定在全國政法系統廣泛深入開展「社會主義法治理念教育」活動，其中最重要的一條就是「黨的領導」，就是說全國政法工作必須服從服務於黨的領導，而不是削弱黨的領導。我們的提法是「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法官之上，只有法律」等，這話本來是不錯的，但中國現階段正處於社會的轉型時期，社會矛盾層出不窮、新情況新問題迅息變化，法官在審判中往往遇到根據法律難以解決的問題，這就需要加強黨的領導、依靠黨的領導來處理改革中遇到的困難和問題，依靠黨來處理社會矛盾糾紛，而不僅僅依靠法律。當前，通過全國政法系統正在開展的解放思想「大討論、大學習」活動，各級政法部門特別是司法機關深刻認識到：不能僅僅追求案件的法律效果，而要尋求法律效果、社會效果、政治效果的統一。例如在許霆惡意取款案中，許霆在自動取款機程序出錯的情況下，惡意取款17.5萬元，廣州中院依照《刑法》以盜竊金融機構罪判處其無期徒刑，剝奪政治權利終身。這個案件在全國影響了許多思考、轟動，在媒體及廣大法律人和群眾的關注下，此案二審廣東省高院判處許霆有期徒刑5年。2008年8月20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了廣東省高院的判決，許霆被判五年有期徒刑正式生效。此案在一審中不得不機械適用法律，但廣東省高院順應民意，判處許霆法定刑以下刑罰，最終取得了良好的社會效果。

結合「春秋決獄」來思考現代的一些司法制度也就不難理解。建國初期，我們強調的是「嚴打」，改革開放以來，隨著社會生產力的發展和人民生活質量的提高，「嚴打」制度不再適應社會的發展。因此，中央適時倡導「寬嚴相濟」的刑事司法政策，「寬嚴相濟」意思是「當寬則寬，當嚴則嚴」，但在實際操作中注重「寬」的一面，有利於緩和社會矛盾。最高人民法院收回死刑復核權、死刑執行方式由槍決改為注射及緩減免訴訟費用、實行新的《訴訟費用交納辦法》等制度，則表明法治的人性化方面。在新一輪的解放思想大討論活動中，全國各級政法官員和司法機關負責人反復強調不要死搬法律條文，要注重案件的社會效果和政治效果，這總體是好的，有利於彌補法律規定的不足，同時，我們也要借鑒因「春秋決獄」而導致司法腐敗的教訓，盡量避免主觀辦案現象的發生。

【參考文獻】

1、班固，《漢書·董仲舒傳》

2、張晉藩主編，中國法制史， 2003年2月第一版，高等教育出版社

3、《太平御覽》卷六百四十[Z]。

4、趙曉耕，《春秋》與「春秋決獄」，2003年1月13日《人民法院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