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典雜志

① 王麗萍的科研成果

學術論文：
《民法典中監護制度條文建議稿及其理由》，載2005《中國民法年刊》，法律出版社2006年。
《親子關系的推定與否認制度研究》，載《審判研究》2006年第三輯，法律出版社2006年。
《合同自由之限制的法經濟學分析》，載《山東大學學報》2006年第六期。
《從親本位向子本位演變的親子法》，載《金陵法律評論》，2006年春季卷。
《親子法的變遷與展望》，載《民商法論叢》第36卷（2006年）。
《中日親子法的變遷與展望》，載《中日民商法研究》第4卷（2006年）。
《男女平等與婦女人權保障》，載《家事法研究》第一卷（2005年）。
《農村養老保障問題探討》，載《社會保險改革與法制發展》，社會科學文獻出版2005年版。
《論家庭對於未成年人的保護》，載《法商研究》2005年第六期。
《傳染病防治法基本原則的法經濟學分析》，載《山東大學學報》2005年第六期。
《同性婚姻：否定、接受還是對話》，載《文史哲》2004年第四期。
《中日探望權制度研究》，載《山東大學學報》2004年第六期。
《子女在家庭中的權利與父母照顧權》，載《民商法論叢》第31卷。
《在法律與道德之間》，載《山東社會科學》2004年第二期。
《父母照顧權研究》，載《法學雜志》2004年第一期。
《美國女性主義法學及其啟示》，載《法學論壇》2004年第一期。
《解讀女性主義法學》，載《民商法論叢》第29卷（2003年）。
《婚姻無效及婦女財產權的保障研究》，載《女性權利》2002年。
《全國法解釋學研討會紀要》（觀點），載《法學研究》2001年第三期。
《個體利益——中國當代婚姻的基礎》，載《山東大學學報》，2001年第三期。
《格式條款解釋研究》，載《法制與社會發展》2001年第六期。
《美國的律師考試制度及其對我國司法考試的啟示》，載《法律科學》2001年第五期。
《德國成年照管制度及其啟示》，載《法學雜志》2001年第三期。
The Legal Process of Paritary Rights for Men and Women, Ius Gentium Paritary Rights, Vol. 7, Fall 2001.
《國外不可量物侵害制度及對我國物權立法的啟示》，載《法學論壇》2000年第二期。
《論撤銷權》，載《法學雜志》2000年第三期。
《論債權人的代位權》，載《山東大學學報》2000年第二期。
《別居制度比較研究》，載《法學家》1998年第五期。
《貫徹執行婦女法中存在的問題及對策》，載《法學與實踐》1997年第四期。
《非婚生子女認領與准正制度初探》，載《法學家》1997年第三期。
專著：
《親子法研究》，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
《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研究》，山東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債法總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合著：
《家庭成員間的權利義務》，山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一作者）
《成長的權利》，山東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一作者）
《源頭治理腐敗的理論與實踐》，濟南出版社2002年版。
《新婚姻法釋義與典型案例》，山東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一作者）
主編：
《民事訴訟法學》，山東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婚姻家庭繼承法學》，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參編：
《社會弱勢群體的權利保護》，山東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獲得平等權利共享社會資源》，山東大學出版社2004年版。
參加中國民法典立法研究課題組起草民法典草案建議稿，見《中國民法典草案建議稿》，法律出版社2003年版。
《民法總論》，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法律碩士專業學位研究生聯考考試指南》，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
《中國民法原理與實務》（副主編），山東大學出版社1994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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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民法總論

作者：梁慧星

豆瓣評分：9.4

出版社：法律出版社

出版年份：2011-3-31

頁數：293

內容簡介：

民法學大師的代表性作品，其經典與品質無需多言，在法學院師生中極具推薦度。本次修訂因應《侵權責任法》等法律法規的頒布實施，及最高人民法院新發布的相關司法解釋，並參考了各國民法典新近增加和修訂的內容以及歐洲民法典草案。涉及字詞勘誤、體例調整、新內容增添、陳舊文獻刪除、新文獻添加及某些理論觀點的修正和變更，凡二百餘處。

作者簡介：

梁慧星：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研究員。1944年1月出生，四川青神人。1966年畢業於西南政法學院；1981年畢業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獲民法碩士學位。1985年至1988年擔任《法學研究》雜志副主編；1988年晉升研究員，擔任民法室主任；1990年國家人事部授予「有突出貢獻中青年專家」稱號。現任《法學研究》雜志主編、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教授。主要著作包括：獨著《民法》、《中國民法經濟法諸問題研究》、《民法學判例與立法研究》、《民法解釋學》、《民法總論》、《裁判的方法》、《法學學位論文寫作方法》；合著《合同法》、《經濟法的理論問題》、《民法債權》、《物權法》、《中國物權法研究》、《中國民法典草案附理由》；主編《民商法淪叢》、《中國民商法專題研究叢書》。

③ 如果別人侵犯了我的隱私，最大的懲罰是什麼

一、侵犯隱私權責任的構成

歸責原則是確定責任成立和歸屬的核心，其所要解決的，乃是依據何種事實狀態確定責任歸屬問題。[3]過錯責任原則就是以過錯作為歸責的最終構成要件，並且也以過錯作為確定行為人責任范圍的重要依據。自由意志理論的主觀過錯說假定每個理性人都有自由意志，其行為決定於其意志，每個人僅為其意志負責，無意思則無責任。誠如德國法學家耶林：「使人負責任者，非為損害，而系過錯，就如使蠟燭發光者，非為火，而系氧氣一般。」一個人應該對其過錯造成的損害負責，這幾乎是一種自然法則，也是公正的基本要求。因而過錯責任原則的確立，是法律文明進步的標志之一，是「理性的勝利」。[4]雖然有觀點認為，侵犯隱私權應當適用無過錯責任，不以加害人的過錯為要件。[5]但筆者認為，侵犯隱私權的行為應當屬於一般侵權，適用過錯歸責的原則。在該種侵權行為中，僅是侵犯之客體不同，並不存在高度危險行為、轉承責任等情形，其歸責無法適用報償主義、危險主義等無過錯責任理論。

侵犯隱私權的歸責基礎決定了其構成要件。傳統民法認為，侵權行為的要件主要包括：責任能力、主觀過錯、行為之違法性、客體被侵害、因果關系、損害事實。[6]由此簡化而來我國現在侵權法的通說四要件說（主觀過錯、違法行為、因果關系、損害事實）。具體言之，侵犯隱私權行為的構成要件為：

（一）過錯

所謂過錯，是行為人在實施違法行為時所具備一種意志上的缺陷，包括故意和過失兩種類型，表明其違反了倫理義務，因而具有可責難性和不可原宥性。但過錯作為一種純粹的內心狀態，不可能為法官所把握，這無疑增加了受害人的舉證責任，並使加害人易於免責，有失公正。客觀過錯說遂應運而生，主觀過錯被認為是古典意志自由哲學在法律上的不恰當影響。客觀過錯說認為，過錯不是對內心狀態的事實判斷，而是對行為有欠缺的價值判斷。「過錯不是事實問題，而是一種法律問題。法院認定過錯並不是把過錯這種狀態揭示給人看，相反，法院是對已經認定的某些事實做出評價，評價的標准除了法律，還有政治的、倫理的因素，有時僅僅是為了公平的分擔損害結果」。[7]

（二）違法性

關於違法性要件的有無及其與過錯要件的關系，筆者認為，德國侵權法的違法性要件是以主觀過錯說為前提的。在法國法系和英美法系，由於採用客觀過錯說和侵權三要件說，客觀違法性已包含於客觀過錯之中，因此談不上過錯與違法性的關系問題。由於客觀過錯理論的興起，主觀過錯的基礎日漸動搖。而在所謂違法性的判斷上，不僅限於成文法規定的義務，任何違背公序良俗，「社會共同生活准則」，違反誠信原則，濫用權利的行為，都可構成違法。奧地利民法對違法性的解釋是「不法意味著依法不應當如此的任何狀態，故應予禁止。它可能是確定的或有彈性的，這種禁止須是法律上的，即或依法律明文規定；或根據習慣，或根據法理」。[8]違法性的擴大使得它與客觀過錯中一般人的行為標准已經大體重疊。過錯的客觀化以及違法性的擴大化使得兩者已近於融合，可責性要件與違法性要件的統一，其都旨在表明行為人的行為違反了社會「標准人」的注意義務與行為准則，侵害了應受法律保護的利益，因此應當負擔賠償責任。至於具體行為准則與客體范圍的判定，應由法官自由裁量，依據具體情況，按社會常識與學者所謂的「法律感情」確定，從而使抽象的侵權行為一般條款具體化適用。

（三）因果關系

因果關系在損害賠償法上具有重要意義，往往決定賠償責任的成立與否以及賠償范圍。世界是普遍聯系的，所謂因果關系，是指先後相繼出現的客觀現象之間的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先出現的引起某種現象為原因，被某種現象引起的現象為結果。這種引起和被引起的關系才是因果關系的本來意義。[9]法律上的因果關系與哲學上的因果關系在目的、功能、判斷標准上都有所不同，不能混為一談。我國以往的必然因果關系說，源於前蘇聯，將哲學上的因果關系與法學上的因果關系等同，認為因果關系是行為與損害之間必然的，合乎規律的聯系，已為我國學者所摒棄。

英美法傳統學說將因果關系分為「事實上因果關系」和「法律上因果關系」。這是由英美法的陪審團參與的審判模式決定的。事實上因果關系被稱為「actual cause」，是指致害原因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引起關系。事實上因果關系的認定屬於事實問題，由陪審團予以認定。事實上因果關系的意義在於確定加害行為在造成損害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進而確定行為人責任。事實因果關系的判斷采條件說，即適用「若無此行為即無此損害」的「but for」檢驗公式。但並非所有的事實上的原因均能夠在法律上作為損害的原因，因此要進行法律上因果關系的認定。法律上因果關系被稱為「proximate cause」或「legal cause」，是指在法律上有意義、能決定賠償范圍的因果關系。法律上的因果關系由法官認定，不是純粹的事實問題，而屬於法律政策的范疇。其判斷標准學說眾多，有相當說、直接結果說、可預見說、充分原因說、必然因果關系說、危險說、法規目的說等。[10]在英美法中，主流學說是「可預見性」理論，即以行為人能否預見到損害的發生，決定損害賠償的范圍。

大陸法傳統學說將因果關系分為責任成立因果關系和責任范圍因果關系。這是與大陸法系的侵權行為構成要件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大陸法區分「權利受侵害」和「損害」，因而將違法行為與「權利受侵害」之間的因果關系界定為責任成立因果關系，而將「損害」與「權利受侵害」之間的因果關系界定為責任范圍的因果關系。[11]前者是一事實問題，屬於責任的構成要件，旨在解決責任的成立的問題，以條件說為通說；後者不僅是一個技術性的因果關系，更是一種法律政策的工具，乃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歸屬之法的價值判斷，[12]其旨在解決責任的范圍問題，以相當說為通說。

可見，無論是大陸法還是英美法，就因果關系而言都採取「兩分法（bifurcated approach）」予以把握。在侵權和違約等民事責任中，實際上往往注重後者，即在法律上決定損害賠償范圍的因果關系。這是由於法律規定的損害概念過於抽象，為了防止因果關系和損害范圍的無限擴大、漫無邊際，損害賠償的具體化的任務只能由法律上的因果關系或責任范圍因果關系來實現。我國屬大陸法系國家，在確定損害賠償范圍上應采相當因果關系說，即「無此行為，必不生此損害；有此行為，通常即足以生此損害者，則有因果關系。無此行為，雖必無此損害；有此行為，通常亦不生此種損害者，即無因果關系」。[13]

（四）損害事實

損害作為一種事實狀態，是指因一定的行為或事件使某人受侵權法保護的權利和利益遭受某種不利益的影響。[14]我國學者普遍認為，損害事實具有確定性，損害是已經發生的事實，損害須現實存在。損害概念在學說上有利益說（差額說）與組織說之爭。利益說較為抽象，以德國學者Mommsen認為損害是被害人因該特定損害事故所損害之利益，該項利益，依其所言，乃被害人之總財產狀況，於有損害事故之發生與無損害事故下所生之差額。組織說由Oertmann所倡，認為損害乃法律主體因其財產之構成成分被剝奪或毀損或其身體受傷害，所受之不利益。[15]兩者個有利弊，然都限於財產損害，在侵犯隱私權行為中，並無實質意義，因為侵害隱私權主要發生羞辱、苦惱、不安等精神痛苦，該損害無法以利益差額或財產毀損、人身傷害的形式表現出來。一般而言，在非法獲取、公開個人隱私的情況下，精神損害往往是該行為的必然結果。因為隱私權人隱匿和隱遁的行為即可推定其非常擔心個人隱私遭受侵犯，而實際的侵權行為使這種擔心轉為現實的痛苦。因此對於侵犯隱私權的行為，實際上僅認定加害行為與侵害隱私權之間的因果關系，即所謂責任成立因果關系即可。例如，根據法國判例，對於侵害私生活，判例似乎在偏離1382條，而是根據民法典第9條，僅僅要求證實對於私生活的侵害行為，而不要求證明實際損害的存在。[16]

二、侵犯隱私權形態的類型

隱私權為各國所普遍承認，但因其內涵極度模糊，故其具體范圍及保護模式並無定製。在首倡隱私權的美國學界，對於隱私權這一新型權利的界定，存在普羅瑟教授的「分散的隱私權」和布羅斯坦教授的「統一的隱私權」兩種理論之爭。[17]在大陸法系的框架下，我們在以侵權行為法一般規則保護隱私權的同時，也需要結合具體判例進行隱私權類型化的整理。所謂類型化，簡而言之，就是分類。人類的思維對現實世界的把握就是從對現實世界的分類開始的，所以，德國法學家考夫曼（Arthur Kaufman）強調「對事物的本質的思考是一種類型學的思考」。格雷說：「分析法學的任務就是分類，包括定義，誰能夠對法律進行完美的分類，誰就能獲得關於法律的完美的知識。」[18]類型化能夠彌補法律概念抽象化的不足。如拉倫茨認為，當抽象的一般概念及其邏輯體系不足以掌握某生活現象或意義脈絡的多樣表現形態時，大家首先會想到的輔助思考形式是「類型」，德國民事法學今日的特徵是一種獨有的抽象概念及類型混合並存的情形。[19]在侵犯隱私權行為的的體系整合過程中，借鑒英美法歸納性思維的經驗積累，適當地融入類型化的方法，能夠有效的克服體系化的剛性和封閉性。

就侵害隱私權行為的類型化而言，其大體可分為不作為與作為兩類，前者是「當為而不為」，後者是「不當為而為之」，具體侵害形態如下：

（一）不作為侵權

對隱私權的侵害一般都是以積極作為的形態存在，但例外的情形下，不作為也會構成侵犯隱私權。不作為侵權須以行為人負有作為義務為前提。所謂法律上有作為之義務，不僅指法律有明文規定者而言，其依公序良俗，由法律全體之目的及精神觀之，有作為義務者，亦屬之。一般而言，其包括：（1）基於法律之規定有作為義務：（2）基於服務關系而有作為義務；（3）基於契約關系而有作為義務；（4）因自己先行行為所生之危險而有防止的義務；（5）有防止危險的機會，依公序良俗之觀念有防止危險的義務。[20]

不作為侵犯隱私權的具體情形主要包括：媒體對涉及隱私的報道應盡到審核義務而未盡到；個人資料收集機構保留錯誤的個人資料，未及時修正；在個人資料收集時未履行告知或通知義務；保管他人資料，未採取必要的安全措施致使信息流失或失竊，如檔案管理部門儲存的電子數據因未採用必要的安全防範措施而被黑客竊取、散布等。

（二）作為侵權

1．侵入

未經允許非法侵入他人私人空間，破壞他人居住安寧。侵入的空間不但包括所有人的不動產，而且佔有人租賃、借用的房屋、旅店，甚至還擴及私人的信箱、電子郵箱、電腦硬碟空間。這種侵入不僅包括物質的接觸和實體的進入，而且無形的目光、信息、電波、噪音的侵入構成廣義的侵入，例如重復性電話接入、手機簡訊發送、垃圾郵件傳輸、藉助望遠鏡遠眺他人住宅等。著名的「延安夫妻觀黃碟案」即屬於典型的侵入侵權。

2．騷擾

騷擾是以侵入之外的方式侵害他人私生活安寧，如跟蹤、尾隨他人，在他人住宅之外盯梢等。再如現代愈來愈嚴重的性騷擾問題，「性騷擾」一詞最早由美國學者凱瑟琳·麥金農在上個世紀70年代首先提出，其指出，性騷擾就是通過濫用權力，在工作場所、學校、醫院或其他公共領域，以欺凌、恐嚇、控制等手段向女方做不受歡迎的與性有關的言語、要求或舉動的行為。[21]其表現為語言調逗、圖文展示、眼神及姿勢等，以及身體接觸、暴露性器官等以言語或動作對婦女進行調戲、侮辱或猥褻的情形。性騷擾在生理、心理和感情上會對受害者的私人安寧等隱私利益造成嚴重傷害。[22]

3．窺視、拍攝

非法偷窺視他人私生活，或者擅自拍攝、錄制他人私生活情景。例如，現實生活中一度沸沸揚揚的「璩美鳳光碟」事件；深圳某企業在廁所內裝攝像頭監視職工；上海某中學安裝攝像頭拍攝了一對早戀的學生在教室里擁抱、親吻的鏡頭，在學校電視台播放。

4．竊聽、截取

這是針對他人的通訊秘密和交流隱私的侵犯。竊聽和錄音是對他人話語交流的侵犯；截取信息是針對電報、傳真、信件、郵包、電子郵件等，在傳送過程中截獲、扣留、拆看。對他人信息通訊過程的竊聽和截取，規制的是該不當取得信息的行為，而非注重知悉該信息的結果，即便沒有實際知曉被竊聽和截取的信息，也構成對隱私權的侵犯。

5．刺探、調查

非法刺探、調查他人私人經歷、行蹤、通信、財產狀況、家庭生活等，例如私自翻閱他人日記、記錄。

6．搜查、檢測

非法搜查他人身體、財物或住所；非法強迫他人按指紋、驗血，進行酒精檢測、基因檢測、健康檢測等。此外，翻檢、分析他人丟棄的垃圾是否構成侵犯隱私權，存在爭議。在美國Colorado v. Hillman案中，法院根據隱私的合理期待理論，認為警方搜查垃圾時不必取得許可，因為垃圾製造者對與其垃圾有關的隱私不再具有合理期待。但大多數國家的隱私法禁止該種行為。筆者認為，雖然該動產因所有人拋棄已為無主物，但其中蘊含著他人的私人信息痕跡，故意以不當方式提取該信息應構成侵權。

7．公開、傳播

未經允許非法向第三人披露他人的婚戀史、疾病史、受害經歷等私人信息，或傳播擴散其知悉群體的范圍，均構成侵犯隱私權，無論是以口頭方式或者書面方式，還是通過手機簡訊、互聯網路等現代通訊技術以及其他足以使第三人知悉的方式均可。

8．不當的個人資料收集

收集、儲存、使用涉及自然人隱私的身份、地址、信用等個人資料，須徵得其本人的同意，若本人死亡或喪失民事行為能力，則必須得到其近親屬同意。這是個人資料為生成主體所有的原則所決定的。收集個人資料必須以合法及公平的方法實施，並保證所收集資料的真實性，在收集時應當採取合理的措施告知當事人：其是否有義務提供資料；收集該資料的目的；該資料可能移轉和披露的范圍；其查閱、修改資料的權利。並且，未經資料主體的同意，資料使用也不得超出當初收集目的所規定的范圍，否則，即為不當的個人資料收集行為，屬於對他人隱私權的侵犯。

9．違反保密義務

醫生、律師、會計師、評估師等專家向社會公眾提供特定的專業服務應負有勤勉謹慎、克盡職責的高度注意義務和為相對人計算的忠實義務，其基於其職業關系獲悉他人隱私的，負有保密義務，不得非法利用和公開該他人的隱私。例如，《衣索比亞民法典》第24條：「(1)任何人如果揭露因其職業獲知的事實會導致其背叛或有可能有背叛第三人正是因其職業賦予給他的信任時，他不得被強迫揭露有關事實。(2)已吐露或披露此等事實者可以得到它們不會被其賦予信任者泄露的保證。」

10．歪曲報道

權利人可能被指稱某一虛假事實與其本人有關，即是該事實不構成對其名譽和私人秘密等人格利益的侵犯，但這種不真實的關涉可能使他人處於遭受公眾誤解的境地，侵害其私生活的安寧和自由。即1960年普羅瑟教授所歸納並編入美國《侵權行為法重述（第二次）》「歪曲報道（false light）」：公開不正確或不真實的訊息，使當事人遭到他人憐憫、譏笑或鄙視，導致身心受創。如1951年的Leverton v. Curtis Publishing Co.案，某報將一張小孩在大街上被摩托車撞傷倒地的照片用作報紙插圖，但標題為「他們自尋死路」，使小孩被認為不小心的行人。《澳門特別行政區民法典》第81條（個人資料真實權）規定：「任何人均有權受保護，以免被他人指稱某一虛假事實與其本人或其生活有關，即使該事實不侵犯其名譽及別人對其之觀感，又或不涉及其私人生活亦然。」

11．干涉自主決定

以欺詐、強迫等手段，違背權利人的意志，非法干涉他人的避孕、墮胎、分娩、性別改變、性取向等私生活自由，也構成侵犯他人的隱私權。

三、我國隱私權保護的現狀檢討

我國自建國之後，囿於歷史原因，民法典起草屢受挫折，私權利長期蒙受壓制，更遑論隱私權。直至改革開放之後，我國隱私權乃至人格權的研究較之財產法仍偏薄弱，據學者考證：「檢索廣東中山大學法律系編輯《1985——1987年全國法學文章目錄索引》，可以發現，在這兩年裡，中國法學界沒有發表一篇關於誹謗法規、名譽權和與名譽權聯系密切的隱私權的專題文章。」[23]在立法實踐上，我國缺乏統一的隱私權制度，零散見於各單行法規定，如訴訟法明確規定，以司法解釋和其他法規作為補充。

1986年我國《民法通則》僅規定了生命健康權、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等人格權，沒有就隱私權做出規定，無疑是一個立法的疏漏。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中，採取間接保護方法，通過名譽權涵蓋隱私權，規定對侵害他人隱私權，造成名譽權損害的，認定為侵害名譽權，追究民事責任。《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也規定：「對未經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隱私材料或以書面、口頭形式宣揚他人隱私，致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譽權處理。」即將隱私等同於陰私，通過名譽權涵蓋隱私權提供救濟，這種模式有失完善。名譽權乃是特定的人要求他人進行客觀公正地評價並排斥他人貶損自己的名譽的權利。隱私權與名譽權的區別如下：

第一，權利主體不同。隱私權的主體只能為自然人，通說認為，法人不是隱私權的主體；名譽權能夠為法人所享有。

第二，保護客體不同。名譽權保護的是個人的社會評價，名譽依賴於社會公眾的認知與評價，名譽權是個人不受歪曲和貶損的權利；隱私是個人與公共領域無關的私生活領域，隱私權是個人不受干擾和公開的權利。

第二，侵害方式不同。侵犯名譽權行為以散布虛假事實為特徵，其侵害方式主要為誹謗和侮辱行為；而侵犯隱私權所公開的恰恰是真實、客觀的信息，並非捏造虛構而出，其侵害方式主要為未經權利人同意擅自公開權利人隱私，或者騷擾、干涉他人私生活。

第三，責任形式不同。對於侵害名譽權行為一般有五種責任形式：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在大眾傳播活動中，恢復名譽、消除影響主要是採取發布聲明予以更正的形式；而隱私是一旦宣揚公布就無法收回，所以致害人不可能採取恢復名譽、消除影響的方式來承擔責任，主要應該強調停止侵害、賠禮道歉和賠償損失的責任形式。

第四，免責事由不同。除了共同的公共利益、公眾人物之外，侵犯名譽權的主要免責事由是據實報道和公正評論；而侵犯隱私權則據實報道和公正評論都不能免責，因為隱私披露即構成侵權，內容真實與否在所不問，其主要免責事由是知情權、正當的公眾興趣等。

第五，專屬性強弱不同。名譽權不得自由處分或拋棄；隱私權當事人在一定限度內可以處分，自願公開，或允許他人披露。

第六，侵害動機不同。侵害名譽的方式主要為誹謗和侮辱，行為人往往主觀上存在故意，其動機有加害他人的意思；侵害隱私往往可能懷有良好的動機，未必具有惡意。例如，1992年轟動一時的楊沫訴汪兆騫名譽侵權案。糾紛是因汪以「東方笑」為筆名在《知識與生活》雜志上發表的《梅開二度訪楊沫》引起的，作者本人在庭審期間一再強調，「他從小學起就一直對楊沫懷有敬仰之情……他寫這篇文章，目的是歌頌楊沫這位文壇前輩。」[24]

第七，侵害後果不同。侵害名譽將導致客觀上的社會評價降低。侵害隱私造成的後果未必會毀損當事人的名譽，損害的主要是本人的感情和心理。[25]

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拋棄了以名譽保護隱私的傳統模式，對於保護隱私權規定：「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侵害他人隱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權為由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該「解釋」區分了隱私權與名譽權，無疑具有進步意義，但究其實質，仍未承認隱私權為一獨立的私法權利，而是將隱私作為一般法益，在「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而為加害行為時方得予救濟。言外之意，只要不違反公共利益和社會公德，侵害隱私權的行為就可以肆無忌憚。這是以公共利益、社會公德為旗號公然漠視個人隱私權，構成了對隱私權不應有的限制。就其淵源考察，該條款借鑒了德國民法第826條的「背俗加害」侵權，而德國其實已通過一般人格權使隱私權受到第823條第1款一般侵權的保護。因此，隱私權為獨立的權利類型，以過失歸責的一般侵權行為即可構成侵害，在此添加了一頂所謂「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的「帽子」，實屬蛇足。

④ 王洪亮的學術成果

1、《物上請求權的功能與理論基礎》，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年版；
2、Grundpfandrecht in China und Deutschland, Peter Lang, 2004。 1、 《違約金請求權與損害賠償請求權》，載《法學》，2013年第5期
2、 《強制履行請求權的性質及其行使》，載《法學》，2012年第1期
3、 《非給付不當得利的構成與舉證責任》，載《月旦民商法雜志》2012年9月，第37期
4、 《權利推定：實體與程序之間的構造》，載《法學研究》，2011年第1期
5、 《原物返還請求權構成解釋論》，載《華東政法大學學報》，2011年第4期
6、 《論水權許可的私法效力》，載《比較法研究》，2011年第1期
7、Die prozessuale Realisierung von Hypothek nach chinesischem Recht, in Recht und Rechtswirklichung in Deutschland und China, 2011, S. 35-48
8、《消費者撤回權的正當性基礎》，載《法學》，2010年第12期
9、《交往安全義務基礎上的物件致損責任》，載《政治與法律》，2010年第5期
10、《中國動產抵押登記效力規則》，載《名城法學（Meijo Law Review）》，日本，2010年第3、4合並號，第70頁以下。
11、《論水上權力的基本結構》，載《清華法學》，2009年 第4期
12、《小產權房與集體土地利益歸屬論》，載《清華法學》，2009年 第5期
13、《論登記公信力的相對化》，載《比較法研究》，2009年 第5期
14、《動產抵押登記效力規則的獨立性解析》，載《法學》，2009年 第11期
15、《企業自由與社會約束視角下的消費者集團訴訟》，載湯欣主編《公共利益與私人訴訟》，2009年北大出版社
16、《妨害排除與損害賠償》，載《法學研究》，2009年第2期
17、《實體請求權與訴訟請求權之辨——從物權請求權談起》，載《法律科學》，2009年第2期
18、Kreditsicherheiten nach dem neuen chinesischen Sachenrechtsgesetz— Veränderungen und Tendenz Chinesisches Zivil- und Wirtschaftsrecht aus deutscher Sicht, 2008
19、civil pre-trail procere in China, in Cappi/Ramos ed. Oral and written proceedings: efficiency in civil procere, Universitat de Valencia, 2008
20、《試論履行障礙風險分配規則——兼評我國《合同法》上的客觀責任體系》，載《中國法學》2007年第5期
21、《我國給付不能制度體系之考察》，載《法律科學》2007年第5期
22、《論基於佔有的物上請求權——實體與程序上的理論繼受》，載《清華法學》2007年第3期
23、《事業單位在民法典中的定位——以學校為研究範例》，載《法商研究》2007年第4期
24、《物上請求權的訴權與物權基礎》，載於《比較法研究》，2006年第5期
25、《物上請求權制度的理論繼受》，載於《中外法學》，2006年第1期
26、《分割所有權論》，載於《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6年第4期
27、《論所有權人與佔有人關系》，載於《中德私法研究》，2006年第1期
28、《物上瑕疵擔保責任、履行障礙與締約過失責任》，發表於《法律科學》，2005年第4期；人大復印資料民商法全文轉載
29、《土地債務制度上的抽象構造技術》，發表於《比較法研究》，2005年第4期
30、《締約上過失的歷史嬗變》，發表於《當代法學》，2005年第5期
31、《從擔保工具到信貸工具——德國土地債務制度》，發表於《楊振山紀念文集》，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102頁到第112頁
32、《繼受法律的理性化》，載於《比較法研究》2004年第1期，第1頁到第14頁（與楊振山教授合著）
33、《德國債權法的現代化》，載於《比較法研究》，2003年第3期，人大復印資料民商法2003-7全文轉載
34、《不動產物權登記立法研究》，載於《法律科學》，2000年2期；《中國民法學精粹》2001年卷，全文收錄，獨著人大復印資料民商法2000-7全文轉載
35、《精神損害賠償與法官造法》載於《法制與社會發展》，1999年第6期，李靜合著，人大復印資料民商法2000年5月全文轉載 1、《中國物權法原理釋義和立法解讀》，擔保物權部分，孫憲忠主編，經濟管理出版社2008年版
2、《國有股權研究》，合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1、《民法總論》，崔建遠等，清華大學出版社2010年
2、《物權法》，崔建遠等，所有權、用益物權部分，清華大學出版社，2008年
3、《物權法》，馬新彥主編，擔保物權部分，科學出版社，2007年 1、《合同法熱點難點疑點理論研究》，中國公安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2、《中德私法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系列出版物，已經出版8卷 1、《德國物權法（下）》，與申衛星合譯，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2、《歐洲司法與民主》（譯文），載於《中德法學學術論文集》，第二輯，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6年版，第443頁到第456頁
3、《經濟中的基本自由》（譯文），載於《民商法論叢》，第34卷，第486頁到第496頁，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
4、《德國支付不能程序以外的債務人法律行為撤銷法（法律翻譯）》，發表於《合同法評論》，2004年第4輯，第153頁到第157頁
5、《法權感的產生（譯文）》，耶林著，載於《比較法研究》，2002年第3期，第103頁到117頁，人大復印資料法理學法史學2003-2全文轉載
6、《附隨性與抽象性之間的不動產擔保物權及其在歐洲的未來》，《清華法學》，第8輯，第232頁
7、《所有權保留制度在歐洲的未來》，施塔德勒著《中德私法研究》2007年，第3期
8、《德國強制拍賣與強制管理法》，《中德私法研究》2007年，第4期
9、《德國視角下的中國新物權法》，施蒂爾納著，《中德私法研究》2009年，第5期
10、《侵權行為法的變遷（下）》，克雷默爾著，《中德私法研究》2009年，第5期，與李靜合譯
11、《德國公益訴訟》，施塔德勒著，載湯欣主編《公共利益與私人訴訟》，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年
12、《法教義學的實踐功效》，維亞克爾，載《中德私法研究》第6卷，2010年
13、《國家責任法的體系》，海因岑，載《中德私法研究》第7卷，2011年
14、《失去「往日輝煌」的所有物返還請求權》，Fargnoli，載《中德私法研究》第8卷，2012年
15、情誼行為責任（判例）載《中德私法研究》第8卷，2012年
16、梅迪庫斯，《請求權基礎》，法律出版社2012年，合譯

⑤ 《民法》復習

「民法」一詞源於羅馬法的市民法（Jus civile）。1868年，日本學者津田真道將荷蘭語「Burgerlykregt」譯為「民法」。 在明治之初，學者箕田麟祥翻譯法國民法典（Code civil）時採用「民法」一詞。德國民法典叫「Bürgerliches Gesetzbuch」，羅馬法「Juscivile」 、法國「code civil」直譯都是「市民法」，荷蘭語「burgerlyk 」與德語bürgerlich」都是「市民的」的意思，相關法律都可譯為 「市民法」（註：參見〔日〕星野英一《民法的勸解》，第70—71頁。岩波書店，1998年。）。日本雖譯為「民法」，但民法理論均承認民法是市民社會的法，即市民法。「民法」一詞清末傳入我國。新中國民法理論因不承認社會主義存在商品經濟，更不承認市場經濟，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民法公法化，因此不講民法是「市民法」，也不使用「市民」一詞。從語源分析，我國民法也是市民法。

市民社會，在古代西方是指市民的共同體——國家，是指政治社會。中國古代和歐洲中世紀，不存在建立在商品經濟基礎上的市民社會。中世紀末期，出現了從事商品經濟的市民階層，即第三等級。從19世紀開始，「市民社會」被用來專指從中世紀封建社會的種種政治性支配下獲得解放的近代市民階層之間的關系，被認為是一個「脫國家脫政治的領域」。市民是平等自由的、具有獨立人格的財產所有者。調整市民間關系的法被稱作市民法，是由私的所有、合同、法的主體性三個基本要素構成的（註：參見〔日〕吉田克己《現代市民社會的構造與民法學的課題》，《法律時報》69卷6號。）。

資本主義是以市民社會為基礎的社會，被稱為是「天賦人權、人賦國權」的社會，其理論是盧梭的「社會契約論」。資本主義市民社會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為「近代的市民社會」，始自1790年的產業革命，到19世紀末進入壟斷資本主義。這一時期，資本主義民法在立法上雖然規定人人平等，但具體規定並不平等，家長制被保留下來，妻、未成年人的權利能力、行為能力均受封建的家長制的限制，經濟上也不享有獨立的平等的所有權，不能獨立訂合同，但較古代市民社會和中世紀專制等級社會進步。近代市民社會的基礎是家庭資本主義經濟，必然保留家長制。隨著家庭經營向現代化大生產的過渡，家長制逐漸削弱並最終崩潰。20世紀初，資本主義發展的「現代的市民社會」，現代化大生產的組織形式——公司制使家長制喪失了存在的經濟基礎，民法逐步得以修改，逐漸實現了法律上的平等。特別是二戰之後，美、英、法、德等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的民法，基本消除了性別、種族歧視，市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基本實現。日本是封建傳統比較頑固的國家，在民法實行100 年之際（1898年7月16日施行）， 社會各界關於修改民法及其他法律中對婦女的歧視條文的呼聲很高。學者認為日本雖進入現代市民社會，但尚未真正建立起現代的市民社會（註：參見〔日〕吉田克己《現代市民社會的構造與民法學的課題》，《法律時報》69卷6號。）。

社會主義是否是市民社會？社會主義民法是否是市民法？這些有待取得共識。一些人持懷疑態度，說到底是懷疑發展市民社會是發展資本主義，將市民社會與資本主義等同起來。市民社會，是商品經濟、特別是市場經濟的產物。既然市場經濟不存在姓「資」姓「社」的問題，市民社會也不存在姓「資」姓「社」的問題，疑慮是沒有必要的。不僅如此，社會主義要發展民主、依法治國，均應以成熟的市民社會為基礎。就此而言，社會主義更應發展市民社會。社會主義要發展市民社會，也符合馬克思主義的基本原理。馬克思在《黑格爾法哲學批判》一文中，繼承了黑格爾市民社會概念中的合理因素，批判了其錯誤方面。繼承黑格爾的合理因素，主要是馬克思與黑格爾一樣，均將市民社會看作是私人利益的體系，認為個人是市民活動的基礎，也重視在生產和交往中發展起來的社會組織的作用。但對國家與市民社會的關系，馬克思作出了與黑格爾截然不同的結論，黑格爾認為市民社會依附於國家，而馬克思認為國家以市民社會為基礎。馬克思指出：「政治國家沒有家庭的天然基礎和市民社會的人為基礎就不可能存在。 它們是國家的 condito sinequa non（必要條件）。但是在黑格爾那裡條件變成了被制約的東西，規定其他東西的東西變成了被規定的東西，產生其他東西的東西變成了它的產品的產品。」（註：馬克思《黑格爾法哲學批判》，《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52頁。人民出版社，1956年。）馬克思又認為市民社會與政治國家是相對分離的，法國革命已將市民社會從政治國家中解放出來，但他又認為僅有政治解放還不夠，還必須廢除私有制，實現社會解放才能達到人類的真正解放。市民社會是國家的基礎，當然也是社會主義國家的基礎；馬克思認為只有政治解放，即市民社會從封建的政治國家中解放出來還不夠，還必須廢除私有制，實現社會解放，而社會主義恰恰是廢除了私有，實現了市民的社會解放。因此，社會主義國家更是以市民社會為基礎的國家。

社會主義市民社會，是以公有制為基礎的，因此，財產權不完全是私的財產權，就是在資本主義社會，也有國有企業，社會主義主要是國有企業加農村的土地集體所有，但這不妨礙社會主義的個人與法人成為市民，因為他們都可以享有獨立的財產權。從私的所有發展到獨立的財產權，是資本主義市民社會與社會主義市民社會的一個區別，也是資本主義民法與社會主義民法的一個區別。就市民的平等地位而言，社會主義從一開始就根除了家長制，男女平等，這是社會主義的優越性，是社會主義市民社會與資本主義市民社會的另一個不同，也是社會主義民法的特點。但無論社會主義還是資本主義，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即國家均有矛盾。資本主義市民社會，存在廣大市民與壟斷財團的矛盾，實質是工人階級與壟斷資產階級的矛盾，這個矛盾是對立的，難以從根本上解決，另一矛盾是由前一矛盾決定的，即受壟斷財團控制的國家官僚機構與市民社會的矛盾，現代資本主義的發展方向就是廣大市民與壟斷財團、與國家及其官僚機構進行斗爭，使國家經濟、政治活動的中心由壟斷財團控制、國家中心主義和官僚中心主義發展為以市民活動為中心，這一發展趨勢具有積極意義，甚至可以說有走向社會主義的意義。社會主義市民社會與政治社會即國家的矛盾，是實行嚴格的計劃經濟體制所致，是該體制的遺留問題。計劃經濟否定市民社會，企業受制於國家計劃，依附於政府，沒有獨立的法人格。改革開放之後，實行法人制度、實行公司制，但計劃經濟體制不可能即刻根除，只能逐步加以消解，現在，行政部門對企業財產的控制、對企業幹部的控制，尚未使企業真正獨立，這就決定我國民法的任務及其他相關法律的任務，就是要進一步確立企業享有獨立的財產權，就是要建立有效的現代企業法律制度，保證按民主的程序選任企業幹部。盡管矛盾不同，但資本主義和社會主義市民社會的發展，共同趨勢都是從國家中心或官僚中心發展到以市民活動為中心。民法是市民社會的法，不同市民社會的矛盾決定著民法的任務。

民法是市民社會的法，就必然是調整私人間關系的法，即私法。私法除民法外，還有商法。民法為一般私法，商法為特別私法。我國以往的民法理論，由於不承認市民社會，因此，不承認民法是私法，關於民法的定義，被說成是調整平等社會關系法律規范的總稱。這樣的定義無非是指出了調整對象和一堆法律規范，與調整對象同語反復，沒有太大區別，學理上也未與商法相對區別，是從法規范的外觀解釋法，沒有揭示出民法的社會基礎，沒有揭示出民法的本質。從本質上給民法下定義，應解釋為「民法是市民社會的一般私法」。
參考資料：原載於《法學雜志》1999年第6期

⑥ 民法典可以作為參考文獻嗎

可以作為參考文獻

參考文獻的編寫順序是按照論文中引用文獻的順序進行編排，採用中括弧的數字連續編號，依次書寫作者、文獻名、雜志或書名、卷號或期刊號、出版時間。

國家標准GB 7713-87中有關論文格式、參考文獻格式：

M——專著，C——論文集，N——報紙文章，J——期刊文章，D——學位論文，R——報告，S——標准，P——專利；對於不屬於上述的文獻類型，採用字母「Z」標識。

民法典的基本原則

1、平等原則：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

2、自願原則：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原則，按照自己的意思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法律關系。

3、公平原則：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遵循公平原則，合理確定各方的權利和義務。

4、誠信原則：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誠信原則，秉持誠實，恪守承諾。

5、守法與公序良俗原則：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不得違反法律，不得違背公序良俗。

6、綠色原則：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有利於節約資源、保護生態環境。

以上內容參考網路-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⑦ 侵犯姓名權民事救濟的方式

法律分析：姓名權屬於人格權，侵犯姓名權，當事人有權要求停止侵害，恢復名譽，賠禮道歉，消除影響。當侵害姓名的行為正在發生或者繼續時，受害人有權要求侵害人立即停止侵害，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由人民法院責令侵害人停止侵害。在行為人由於干涉、盜用或假冒他人姓名，給受害人造成了一定損害，但後果不是很嚴重，受害人可以諒解的情況下，侵害人可以選擇向受害人表示歉意，承認自己的過錯，求得受害人諒解。在被侵害人名譽遭到貶損的情況下，受害人有權要求侵害人為其恢復名譽、消除影響。可以選擇在報刊、雜志上刊載消除影響、恢復名譽的材料。行為人佔有了受害人的財產，受害人有權要求返還，侵害人應無條件返還財產。對於物質損失，由侵害人進行賠償。被侵權人有精神損害的，可以要求精神賠償。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九百九十五條 人格權受到侵害的，受害人有權依照本法和其他法律的規定請求行為人承擔民事責任。受害人的停止侵害、排除妨礙、消除危險、消除影響、恢復名譽、賠禮道歉請求權，不適用訴訟時效的規定。

⑧ 朱岩的代表性成果

一、論文類
The Legislative Background of Chinese Tort Law and Its Key Issues, in: Tort Law in Third Millennium, FS für Gert Brüggemeier, Baden-Baden Germany, 2009
「風險社會下的危險責任地位及其立法模式」，載《法學雜志》2009年第3期。
「從大規模侵權看侵權責任法的體系變遷」，載《中國人民大學學報》2009年第3期。
「危險責任的一般條款立法模式研究」，載《中國法學》2009年第3期
「風險社會與現代侵權責任法體系的基本結構」，載《法學研究》2009年第5期。
The Background, Principles and Core Contents of The Real Right Law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in: Maryland Series in Contemporary Asian Studies (USA), Number 2-2009 (197), ISBN 1-932330-27-5, 39 pp.
The Chinese Tort Law Draft (Second Edition) (co-author with Helmut Koziol), in: Jounral of European Tort Law, Vol. I, 2010.
「《物權法》中『交付』的體系解釋及其相關疑難問題」，載《社會科學研究》2008年第 3期。
「論企業組織責任——企業責任的一個核心類型」，載《法學家》2008年第3期。
「面向新千年的民法典體系——二零零八年民法典體系與侵權法專題國際研討會綜述」，載《月旦民商法》2008年12月，總第22期。
「繁榮發展中的中國民法學」（與王利明教授合著），載《中國法學》2007年第1期。
「比較法視野下的中德侵權法——第二屆中德侵權法研討會綜述」（與王竹博士合著），載《判解研究》2007年第3期。
「物權法草案宅基地使用權評分析」，載《中外法學》2006年第1期。
「物權法草案權利質權評析」，載《中外法學》2006年第2期。
「形式審查抑或實質審查」，載《法學雜志》2006年第3期。
「大規模侵權的實體法問題初探」，載《法律適用》2006年第10期。
「消滅時效基本問題比較法上的分析」，載《中外法學》2005年第2期。
「論利於第三人合同」，載《法律科學》2005年第5期。
「論格式條款的特徵」，載《法學雜志》2005年第6期。
「簡評物權法草案中宅基地使用權和權利質權規定」，載《中外法學》2005年第6期。
「民法典一般條款研究」，載《月旦民商法》2005年第7期。
「添附問題討論」，載《判解研究》2005年第1期。
「中美侵權法和人格權法綜述」，載《判解研究》2005年第1期。
「當前物權立法和侵權立法中的疑難問題」，載《人民法院報》理論與實踐周刊，2005年8月3日。
「歐洲合同法原則（第三部分）」，載《民商法論叢》2004年第30卷。
「德國侵權法中理論和實務中因果關系主要問題」，載《法學家》2004年第6期。
「歐洲合同法原則第三部分」，載《華東政法學院學報》2004年第6期。
「處在歷史和現實之間 – 歐洲合同法原則簡介」，載《民商法論叢》2004年第30卷。
「論請求權」，載《判解研究》2003年第6期。
「德國侵權法修訂一覽」，載《南京大學中德經濟法年鑒》2003年。
「德國新債法概述」，載《比較法研究》2002年第2期。
二、譯文
海爾姆特?庫奇奧（Helmut Koziol），歐盟純粹經濟損失賠償研究（朱岩、張玉東譯），載《北京大學法律評論》，2009年第10卷第1輯。
海爾姆特?庫奇奧（Helmut Koziol），損害賠償法的重新構建：歐洲經驗與歐洲趨勢，載《法學家》2009年第3期。
克里斯蒂安?馮?巴爾（Christian von Bar），歐洲《共同參考框架》及其第六編「合同外責任」——作為歐洲私法的「工具箱」，載《法學家》2009年第4期。
海爾姆特?庫奇奧（Helmut Koziol），替代因果關系問題的解決路徑（朱岩、張玉東譯），載《中外法學》2009年第5期。
三、專著
「Rechtsvergleich der Inhaltskontrolle」, Peter Lang, 2004 Germany.
《德國新債法（Das Neue Deutsche ）》，法律出版社，2003。
《中國物權法評注》（合著、第一作者，承擔50萬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
《中國侵權法模範法典-條文與立法理由》（與Prof. Brüggemeier合著），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
「Entwurf für ein chineisches Haftungsgesetz」, Gert Brüggemeier/Zhu Yan, Mohr Siebeck, 2009 Germany
四、譯著
《法律與歷史》，法律出版社，2003年。

⑨ 李建華的發表論文

1.《論經濟法責任的特徵》，《當代法學》1993年04期。2.《試論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的矛盾及對策》，《當代法學》1994年03期。3.《論經濟法責任的構成要件及承擔方式》，《法制與社會發展》1995年06期。《高等學校文科學報文摘》於1996-05-01轉載。4.《對我國民法調整對象的再認識》，《法制與社會發展》1996年06期。《高等學校文科學報文摘》於1997-02-01全文轉載。5.《經濟法學體系的開拓與創新》，《法制與社會發展》1997年01期。6.《我國經濟法立法的分析》，《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7年02期。7.《我國與韓國經濟法立法技術的比較與借鑒》，《東北亞論壇》1997年02期。8.《略論經濟法立法的模式和體例結構》，《中央檢察官學院學報》1997年02期。9.《人權的民法保護機制》，《社會科學探索》1997年03期。10.《經濟立法概念的重新界定》，《當代法學》1997年04期。《高等學校文科學報文摘》於1999-07-01轉載。11.《建立社會保障法律制度的思考》，《人口學刊》1997年04期。中國人大復印資料《社會保障》於1997-12-01全文轉載。12.《我國經濟法學體系的反思與重構》，《社會科學戰線》1997年05期。13.《我國經濟法學研究的反思與深化》，《法制與社會發展》1997年05期。《高等學校文科學報文摘》於1998-01-01轉載。14.《我國經濟立法中法律責任制度的完善》，《行政與法》1998年01期。15.《論佔有與善意取得》，《法制與社會發展》1998年03期。16.《略論經濟法立法權》，《法制與社會發展》1999年02期。中國人大復印資料《經濟法學、勞動法學》於1999-07-01全文轉載。17.《經濟法立法的協調性原則簡析》，《法制與社會發展》1999年04期。18.《我國民法應建立禁治產人制度》，《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1999年06期。中國人大復印資料《民商法學》於2000-02-01全文轉載。《高等學校文科學報文摘》於2000-02-01全文轉載。中國人民大學復印資料《刑事法學》2000年第3期全文轉載。19.《論民事活動—兼論我國未來民法典總則結構的設計》，《法制與社會發展》2000年02期。中國人大復印資料《民商法學》於2000-07-01全文轉載。20.《論妨礙型侵犯著作權行為形態》，《社會科學戰線》2000年04期。中國人大復印資料《民商法學》於2001-01-01全文轉載。21.《先佔制度簡析》，《上海市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0年05期。22.《論表見代表及其運用》，《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學院學報》2000年06期。23.《論俄羅斯民法典總則的特點與我國未來民法典的借鑒》，《法學評論》2000年06期。中國人大復印資料《民商法學》於2001-02-01全文轉載。24.《法人越權行為原則的再認識》，《法制與社會發展》2001年02期。中國人大復印資料《民商法學》於2001-08-01全文轉載。25.《法人表見代表制度三題》，《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1年02期。26.《論中國民法的現代性問題》，《法制與社會發展》2002年01期。中國人大復印資料《民商法學》於2002-05-01全文轉載。《高等學校文科學報文摘》於2002-04-01全文轉載。27.《論私法自治與我國民法典》，《法制與社會發展》2003年03期。《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於2003-07-01全文轉載。中國人大復印資料《民商法學》於2003-08-01全文轉載。28.《論我國物權請求權訴訟時效的立法選擇》，《法學評論》2003年05期。29.《我國土地用益物權體系的立法構造》，《當代法學》2004年01期。中國人大復印資料《民商法學》於2004-08-01全文轉載。30.《論民事習慣與我國民法典》，《中國民法典基本理論問題研究（文集）》2004-01-01。31.《論我國用益物權體系的立法構造》，《當代法學》2004年1期。中國人大復印資料《民商法學》於2004-08-09全文轉載。32.《論民事習慣與我國民法典》，《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4年02期。中國人大復印資料《民商法學》於2004-06-09全文轉載。33.《論我國法定抵押權制度的立法模式》，《社會科學戰線》2004年04期。34.《我國土地用益物權體系重構的邏輯思路》，《中國物權法的理論探索（文集）》2004-09-01。35.《論物權變動的便捷與安全原則》，《吉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05年01期。中國人大復印資料《民商法學》於2005-06-01全文轉載。36.《地役權制度的價值分析及框架設計》，《河南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學報》2005年01期。37.《羅馬法教學改革與民法課程建設》，《高等研究與實踐》2005年01期。38. 《專家對第三人承擔民事責任的理論基礎——兼論德國新債法對我國民事立法的啟示》，《社會科學戰線》2005年05期。39.《論我國國家機關職務侵權責任的立法模式》，《當代法學》2005年06期。中國人大復印資料《民商法學》於2006-02-01全文轉載。40.《我國法定抵押權制度的若干立法構想》，《當代法學》2006年02期。41.《論知識產權法定原則——兼論我國知識產權制度的創新》，《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6年04期。42.《以人為本與中國民法典的價值取向》，《社會科學戰線》2006年05期。43.《我國農村集體所有權的立法思考——兼評《物權法（草案）》（四審稿）的相關規定》，《中國不動產法研究》2006-12-01。44.《我國〔物權法〕立法技術若幹缺陷的分析與完善》，《當代法學》2007年04期。45.《我國民法典總則編中私權的立法設計》，《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8年第3期。中國人大復印資料《民商法學》2008年第9期全文復印。46.《經濟犯罪民事責任的歸責原則與構成要件》，《當代法學》2008年第6期。47.《侵權責任法立法研討會綜述》，《當代法學》2009年第3期。48.《我國民法典基本原則表述的立法技術》，《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09年03期。49.《論侵權責任法（草案）結構體例設計之不足》，《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9年第2期。50.《中國民法典應貫徹以人為本的價值取向》，載於吉林省法學會編《科學發展 改善民生》，吉林人民出版社2009年6月版。51.《中國未來民法典總則編私法責任一般條款的立法設計》，《社會科學戰線》2009年第11期。52.《論商鋪業主經營權與建築物區分所有權沖突的司法處理》，《法學論壇》2009年第6期。53.《經濟犯罪民事責任的界定及其強化》，《法學雜志》2009年第12期。54.《善意轉讓合同的立法解析與邏輯證成》，《中國法學》2009年第4期。55.《論民事權益——民法保護對象的立法和司法雙重確認》，《法學雜志》2011年第1期。56.《論財產性民事責任優先承擔規則》，《社會科學戰線》2011年第8期。57.《論合同相對性原則在處理商品房買賣合同糾紛中的司法適用——基於最高人民法院相關司法解釋及其判決的評判和反思》，《法律科學（西北政法大學學報）》2012年第5期。58.《構築私權的類型體系》，《當代法學》2012年第2期。59.《我國民法典總則編私權客體制度的立法設計》，《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2年第3期；《中國社會科學文摘》2012年第10期轉載；《高等學校文科學術文摘》2012年第4期轉載。60. 中國民法典應構建老年監護制度——兼論中國自然人民事行為能力制度的完善》，《社會科學戰線》2012年第11期。61.《大規模侵權懲罰性賠償制度的適用》，《法學雜志》2013年第3期。62.《我國食品侵權潛在損害醫療檢查費制度的構建》，《經濟縱橫》2013年第5期。

⑩ 法律專業本科畢業論文寫作

中華法系的終結和中國法制的現代化，尋根溯源，始自清末沈家本主持的法律改革。此次改革是在全面揚棄中國法律傳統，全盤引進西方國家立法的基礎上進行的。如果單從形式上看，毫無疑問，這次中國有史以來開天闢地第一次的大規模法律移植活動是卓有成效的：自成一體、源遠流長的中華法系在國家法的層面上消亡了，取而代之的是以六法為中心的西方現代意義的法律體系，中國法制乃以此為契機，開始了向現代化的轉型。沈家本也因此而獲得了後世的持久贊譽和推崇，被譽為「中國法律現代化之父」，著名學者楊鴻烈稱其為「有清一代最偉大的法律專家」，「中國法系全在他手裡承前啟後，且又是媒介東西方幾大法系成為眷屬的一個冰人」。

然而，無論從主事者的初衷還是最終的結局看，改革的結果多少有些出人意料之外。它不僅未能挽救風雨飄搖的清王朝，相反地加劇了晚清政局的動盪。而如果對這場改革賦予更多現代意義的解讀，把它視為中國百年現代化運動的重要方面和部分，或者視為中國法制現代化開端的話，那麼，其得失的評價將會變得十分的復雜和困難，而現有的流行的結論總給人以失之於簡單和膚淺之感。眾所周知，清末修律是在歐風美雨催化下發生的，原非中國自身社會發展的自然訴求，復被用作擺脫內外困境、實現政治功利目標的工具，宛若揠苗助長的父母蔭庇下的早產兒，難以保證其心智健全、肢體完好。由於它超越了一定社會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階段，失之空闊而缺乏適用性，從而使法制的現代化建築於流沙之上，不可避免地流於形式而無法得到持久的支撐和生命力。先天的不足，加上後天的乏力，直接導致法制移植和建構過程中非制度層面意識、精神因素的缺失，從而在本土化過程中遭遇困境和悖妄，而這一切都可以從清末改革那裡找到其淵藪：正是由於這一改革與生俱來的缺陷和失誤，註定了由沈氏肇端的中國法制現代化之路的曲折和坎坷。

清末修律的成果並不曾因清室覆滅而化為烏有，從形式到內容，它對後世有著深遠的影響。民國初造，其立法建制即以修律的成果為基礎，其後，中國法制建設在多次狂風暴雨的社會變革間歇艱難前行，經歷了取法日德，到以俄為師，而後兼采英美的近百年發展道路，這一過程從某種意義上說，乃是清末法律移植運動的延續。因而，它的成與敗、得與失無不濫觴於清末修律。從更廣闊的范圍看，沈家本主持的法制現代化運動是整個民族國家現代化的縮影和重要方面，它與政治、經濟的現代化息息相關、不可分離。重新審視近一百年前發生的這場改革，以明其得失利鈍和發展流變，無疑是法律史上一項饒有趣味的課題，且對未來的法治現代化具有深刻的借鑒意義。

一

與中國歷史上的變法運動不同的是，清末律改革運動根源於西方先進文明的沖擊。鴉片戰爭以後，清政府面臨著日益嚴峻的經濟、政治、文化解體和制度性危機，救亡圖存是當時朝野上下一致的呼聲，而變法修律則是清廷再三權衡猶豫之後作出回應的重大舉措。盡管如此，如果簡單以沖擊———回應模式描述清末修律與外來因素的互動關系，仍不足以揭示其內在的必然性，也無法解釋在其整個過程中出現的諸多現象。歸根結底，改革還是中國社會自身內部矛盾發展的結果，仍然不能擺脫傳統思維模式的制約，因為我們從修律的指導思想以及具體方案的選擇這兩個具有根本意義的問題上，發現的是「窮則變，變則通，通則久」的傳統模式的明晰可辨的印跡。

早在1865年11月6日，英人赫德(Robert•Hart)即撰《局外旁觀論》，向清政府提出學西人器物長技、整頓財政、加強外交三項建議。總理衙門認為「中外情形尚能留心體察，然究系局外議論，且亦非急切能辦之事」而予擱置。後英駐華公使參贊威妥瑪(Thomas•F•Wade)著《新認略論》並照會清總理衙門，其中言及「借法興利除弊」等事，希望清政府改弦更張，有所作為。總署認為其意似在借故尋釁，欲有事於中國，遂將該文並赫德氏前文發交各省督撫，「勿論成見」，詳慎籌劃。各省督撫反應不一，如左宗棠即認為此不過是英人慾借變法控制中國內政外交以取得在華優勢地位，雖出於惟利是圖之心，但於我有利無害，不妨採行之。江西巡撫劉坤一更借題發揮，主張改革科舉。他們代表了一部分掌握地方實權的洋務大員的觀點。事實上，英人的目的無非是希望清廷順應世界大勢，修法制律以促進和保護其在華商業利益，但由於英人建議未涉及具體措施，流於空泛，故而在清廷內部未引起足夠的重視，也可見中國此時尚抱著天朝上國的虛驕之心，對西政認識尚停留在表面和皮毛，雖然有地方實力派推動的以「師夷長技以制夷」的自強運動，但多限於制船造炮，未遑顧及和留意政治法律層面。同治六年十二月(1867)，英公使致函清廷，建議設立新法，整頓舊基。總署回復「依照西洋制度，自致強盛，如時事大局情形無礙……亦甚願意」。可見，清廷在制度變革上態度曖昧，一方面對傳統盲目自信，對改革心存疑懼；同時又迫於世界時勢，懾於列強淫威，不得不虛與委蛇、敷衍搪塞，若非「時事大局」所迫，萬難有所變易。[2](P4)

自第二次鴉片戰爭後，國際局勢趨於平靜，出現了較長時間的中外相安的局面，洋務派主持的自強運動亦成績斐然，中國甚至擁有了近代化的海陸軍。正當清廷陶醉在「同光中興」的幻夢中時，日本已經率先邁入了現代化的門檻。日本於19世紀50年代由美國人柏利率先叩開國門，此後列強紛紛跟進，訂立商約，通商貿易，了無滯礙。日本也自覺自願，以全盤西化為救亡自強之方，不料倏忽數十年間，卓然崛起於東方，竟與列強分庭抗禮。中日甲午一戰，清廷強大的北洋水師竟傾覆於一旦，於是朝野震動，而停留於器物層面的洋務運動也因之而宣告失敗。敗於日本的奇恥大辱讓有識之士警醒，於是乎輿論也為之一變，皆言變法方可強國，守制足以喪邦。中國之積貧積弱非但是器物不如人，如在民法典制定以前，大清民律草案一直是各級審判廳審理民事案件的法律淵源，其後民法典的制定亦以之為藍本，學者多將其作為解釋和適用民法典的立法史資料而予以引用。更是制度不如人，這個結論漸成輿論界的共識。日本成功的經驗成為了維新人士吁請變法的借口，這對清廷後來決意改弦更張、變法改制不乏推動作用。

治外法權的喪失，乃是修律最直接的導因。1842年中英《五口通商章程》最先認可了領事裁判權，爾後列強紛紛援例並不斷擴大其范圍。就清廷而言，司法主權的喪失，無論如何也是一件顏面失盡的事情，故其設法收回權利之心尚存。當時輿論大凡涉及修律之事，無不以之為托詞。而日本在大改法律之後成功收回治外法權的先例，無疑給清廷以巨大的觸動。1902年中英條約就這樣寫道：「中國深欲整頓中國律例，以期與西國律例改同一律，英國允願盡力協助以成此舉。一俟查明中國律例情形及其審斷辦法及一切相關事宜皆臻妥善，英國即允棄其治外法權。」[3]列強的承諾是個誘餌，對當時倍感屈辱的朝野上下而言，很難不為之動心。

毫無疑問，上述兩大因素對促成修律意義不菲。但對清廷而言，任何的恥辱都無法抵銷對政權安危的憂慮，如何維持統治乃是他們的頭等大事，一切變革如果危及政權本身，都將不可能得到認可。從這個意義上說，張之洞的「中體西用」說的提出，乃是最終決定修律的根本原因。作為洋務派後期的首領和重要的封疆大吏，張之洞在晚清政壇上的影響舉足輕重，其「中體西用」的思想充分體現在他撰寫的《勸學篇》中。在這篇以「會通中西，權衡新舊」為宗旨的文章里，張之洞將法制劃歸為「用」的范疇。「夫不可變者，倫紀也，非法制也；聖道也，非器械也，心術也，非工藝也。」[4]法制與器械、工藝等量齊觀，這與中國傳統社會根深蒂固的法律工具論不謀而合。於是，在「中體西用」的大旗下，法制的變革漸被視為一件無關宏旨的事情，一種與歷朝歷代的變法相類似的措施而已。《勸學篇》在當時曾名噪一時，影響極大。清光緒皇帝覽後，認為「持論平正通達，於學術人心，大有裨益」，且命各省「廣為刊布，實力勸導，以重名教，而杜卮言」。[5](P6)晚清變法改制，無不畏手畏腳，虛應輿論，惟修律一事放開了手腳，動了真章，這與張之洞的上述言論大有干係。

二

除張之洞外，一些封疆大吏以及其他洋務派首領對推動修律也不乏積極的貢獻。在平定太平天國之亂的過程中，一批漢族地方官僚得以進入統治集團上層，並形成地方的實權勢力。典型者如曾國藩，清廷曾授權其直接統轄江、浙、皖、贛四省軍務，中央「不加遙制」。他們編練團練(如曾氏兄弟左宗棠的湘軍，李鴻章的淮軍)掌握了私人武裝，並由於他們在鎮壓農民革命、籌辦洋務和對外交涉中的出色表現，他們在清統治集團中的地位也隨之提升，影響力不斷擴張。在人事方面上，中央有李鴻章為督辦政務大臣，地方的張之洞、劉坤一等人「亦著遙為參預」。這批封疆大吏大多是既接受傳統儒家教育又不乏精明干練的實際經驗、注重實效、力主變法的實權人物。他們對現實體制存有憂慮、對清朝宗室貴族獨攬中央大權不滿，因此積極主張變法自強，謀求國家富強以挽救危局，鞏固和擴張自身勢力。同時，在洋務運動發展過程中，他們直接或間接參與了現代意義上的工業企業的創辦(如江南造船廠、漢陽鐵廠等近代著名企業)，與新興民族資產階級、官僚買辦階級接近，實際充當了他們在政治上的代言人，因此，他們的變法呼聲也反映了扶持民族資本主義工商業的要求。他們的開明態度使他們區別於盲目排外、故步自封的保守派。同時，在與清廷的密切關系和堅持中體西用的溫和路線上，他們又有別於主張激進改革的維新派。庚子事變後，頑固派被清算，地方實力派成為清廷的依靠，得以對中央人事任免和內外決策施加影響。這正是變法改制的最佳時機1901年，張之洞、劉坤一在上清廷的三道籌辦新政折中，詳細闡述了在行政、軍事、法律、教育諸方面進行改革的構想，而清廷也試圖通過改弦更張，推行改革，樹立求新求變的形象，內安輿情，外示好於列強，同時以改革為借口，重新進行權力配置，加強中央集權，實現軍令、政令的統一。

誠如前文所述，在鎮壓農民運動過程中，地方督撫乘機坐大，獨攬地方大權，對中央決策施加影響，以至中央對地方控制削弱，尾大不掉之勢已顯。八國聯軍侵華期間，東南諸省督撫對清廷的宣戰上諭陽奉陰違，置身戰事之外，乃有東南互保之議，雖然此為西太後議和留下餘地，但也增長了清廷對地方勢力的疑慮，只是迫於內外形勢，未敢有所舉動。所以，作為清廷而言，試圖通過此次新政，不著痕跡地重樹權威，乃其秘而不宣之隱衷。清廷1910年2月7日頒布《法院編製法》的上諭中雲：「……以前部院許可權不清之處，即著遵照此次奏定名節切實劃分……嗣後各審判衙門朝廷既予以獨立執法之權，行政各官即不準違法干涉。」[6]於此已見端倪。職是之故，實力派的變法主張得到了在內外交迫下急於尋找出路的清廷的首肯和支持，認為「事多可行，即當遵照所陳，隨時設法，擇要舉行」，[7]並責成二人「慎選熟悉中西律例者，保送數員到京，聽候簡派，開館纂修」。[7]沈家本遂由袁世凱、張之洞、劉坤一聯名保奏，揭開了清末修律的序幕。

沈家本一經奉旨修律，便以極大的熱情投入到這一前無古人的事業中去，幾年之內，進展神速，不僅率先廢除了舊律中不合於現代潮流的酷刑和肉刑，而且在短時間內頒布或編訂了大量新式法律，主要計有：1906年奏進《刑事民事訴訟法》(未通過)，1907年奏呈《大清新刑律草案》(1910年頒行)、《法院編製法》(1909年頒布)和《違警律》(1908年頒行)，1908年編訂《大清現行刑律》(修改後於1910年頒行)和《商律》(次年奏進)，1909年頒布《國籍條例》和《禁煙條例》，1910年奏進《刑事訴訟律草案》和《民事訴訟律草案》，商部編訂了《大清商律草案》，1911年奏進《大清民律草案》。自新律編訂之日起，新舊兩派之間的斗爭就一直不曾停歇。如在制訂訴訟法過程中，即發生了法理派和禮教派的激烈論爭。地方督撫反對訴訟法頒布的重要原因是訴訟法一旦頒布，則必然帶來司法機構的相應改革和調整，有可能觸及實權人物的既得利益，從而削弱他們手中的權力。沈家本首先選擇制訂訴訟法作為「改變舊律、修訂新法的第一著」，這首先是出於訴訟法本為中國傳統舊律所無，且不涉及實體利益，阻力較少的考慮。同時也與沈家本認為中國刑獄冤濫，皆因缺乏程序性保障和制約，遂使貪官胥吏得以上下其手，出入人罪之故有關。他認為欲變舊律，「尤以刑法為切要」，而欲變刑法，須先從程序入手，「查諸律中，以刑事訴訟律尤為切要，西人有言曰：刑律不善，不足以害良民，刑事訴訟律不備，即良民亦罹其害」。但是，新訴訟法激起了地方督撫的強烈反對，其中以張之洞最具有代表性。張於草案奏進的次年即上《復議新編刑事民事訴訟法折》，認為：該草案「襲西俗財產之制，壞中國名教之防，啟男女平等之風，悖聖賢修齊之教」。他認為新法應當與中國國情民俗相適應，量為變通。而且以中國目前情勢，自司法官以至律師、陪審員、證人等，皆缺乏專門道德，只會使「訟師奸謀得其嘗試」，「到堂陪審者，非干預訴訟之劣紳，即橫行鄉曲之訟棍」，如不顧中國實際，則新法只能變為具文，無補於事。[8]應當承認，盡管帶有保守的偏見和利益的爭奪，但張氏言論也確實擊中了修律的要害，即過分注重引進外國典章制度而忽略了國情，在當時的中國，這樣一部「時髦」的法律與依然故我的社會現實之間缺乏相融和契合的基礎，這也決定了此次修律的最終結局。近人楊元濟氏反思此次修律得失時，即認為「溯自前清變法之初，醉心歐化，步武東瀛，所纂民律草案大半因襲德日，於我國固有之民事習慣考證不詳，十餘年來不能施行適用。」這種說法在奏進《破產法》時達到了印證，當時戶部與代表民間新興經濟勢力的滬京錢商即在破產財產的分配次序上發生爭議，致使新法廢止。再如1908年志田鉀太郎擬定的大清商律草案也由於農工商部以其直接抄襲日德商法，不合國情為由而未能通過。從某種意義上說，反對派的意見是對的，因為「中國名教」與西方法律的精神冰炭不能同器，「徒襲皮毛」的抄襲條文，其後果不幸被反對派所言中。這也是中國法律現代化的悲劇之源。三

1902-1911整整十年間，沈家本在修律大臣任上直接主持和具體參與了修律的全過程，並起了決定性的作用。他對中國傳統法律文化的精深造詣、對中國政治現狀的深刻體察和兼收並蓄、變法救國的胸懷使他得以擔負這一歷史賦予的重任，並取得了巨大成就———盡管是短暫的和有局限性的。同時，沈家本個人的知識背景和素養不足以使他成為一位真正的法律變革運動的領袖他對西方法律的誤讀和認識的局限也直接影響了這場法律變革的氣質和命運。

1902年，沈家本與曾留學英倫的伍廷芳一起被任命為修律大臣，這種傳統加西學的組合本身就具有象徵性。沈氏出任修律大臣固是張之洞等人鼎力保舉的結果，但也確實是眾望所歸的不二人選，在眾多或激進或保守而不切實際的人中，他溫和而不偏激，務實而不虛誇。更重要的是，他是這一領域無可爭辯的專家，他對中國刑律造詣精深，在清統治集團中聲譽早著。他一方面具備了中國傳統律學的深厚功底，一方面又具有豐富的實踐經驗。難能可貴的是，他在痛感國家貧弱、民族衰微之餘，能清醒認識到西方富強之源，主張「有志之士當討究治道之原，旁考各國制度，觀其會通，庶幾采擷精華，稍有補於當世。」[9]他以日本為例，闡述變法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光明前途：「日本舊時制度，唐法為多，明治以後，採用歐法，不數十年遂為強國」。[10]他的學習西方是立於富國強兵的愛國主義願望之上的。在政治立場上，他主張變革，同情維新派，對維新失敗感到「慘矣哉，痛哉」，並總結經驗教訓在欲速則不達，中國數千年之積弊，非一朝一夕所能根除。因此，他傾向於漸進、溫和的改革。他還從中國傳統文化中尋找與新的異質文明的對接點，甚至認為中西法律之間形異而實同，即都貫穿著「仁」。他從仁這個溝通中西法律的精神支點入手，辯白變法並非以新法亂政，西法的要旨皆可為中國舊學所涵攝，「各國法律之精義，固不能出中律之范圍。」[11]他鼓吹在中國實行法治，認為當今之世，「法治之說洋溢乎四表，方興未艾」，[12]實行法治實是中國富強之根本。遺憾的是，盡管他認識到西方的法治原與中國法家不同，「申韓之學，以刻核為宗旨，恃威相劫，實專制之尤。」而「泰西之學，以保護治安為宗旨，人人有自由之便利」，[13]已經初步接觸到了問題的實質，但他與當時許多主張變法維新的知識分子一樣，對法治的認識還停留在表面和靜態觀察的層面，不能從精神本源的高度去認識和理解法治，從而就不能意識到法治與中國名教的沖突和對抗，進而也無法看清他領導的修律運動的死穴之所在。

作為身處新舊交替時代的歷史人物，舊的思想不可避免地要在他身上打下烙印，在主張兼收並蓄各國良法的同時，他又強調「舊不俱廢，新亦當參，當能使新律融會貫通，一無扦格」，「當此法治時代，若但征之今而不考之古，但推崇西法而不探討中法，則法學不全又安能全面通之，以推行於世？」[14]這里沈家本強調變法應適於中國國情，避免生搬硬套「以推行於世」固然值得贊同，但是何者當廢，何者當參，沈氏既沒有給出一個標准，也沒有作出成功的實踐。深厚的儒學修養和常年治獄的經歷，使他保有對中國舊的法律傳統的偏好和留戀，從而未能徹底擺脫傳統思想的桎梏。這種進步性與局限性的並存，使其所主持的變法既超出了清廷的預期，在許多方面帶有時代的先進性，同時又帶有重大的缺陷和失誤，在與傳統分裂的道路上不可能走得太遠。同時，作為一個務實的和懷有忠君觀念的舊官僚，他深知能否獲得清廷的支持是變法成敗的關鍵，因此在立法意旨上也亦步亦趨，與之保持一致，而在實際修律過程中，往往屈從於守舊勢力，不得不違心地做出這樣那樣的讓步，變法得其人而不得其時，這是他的局限也是他的悲劇。盡管這可歸咎於其個人認識的局限，但究其根本，則總歸是由其所處的客觀現實環境所決定的。

四

反思清末修律之得失，一個很方便的參照系是日本。鑒於日本近代法制變革的相對成功，我們不能不正視並回答這樣一個問題：近代以來，日本與中國面臨的挑戰一樣，變法圖強的起點也相似，何以日本能藉明治維新一蹴而就，法律現代化之路看起來較中國平坦得多？問題的答案見仁見智，其中一個具有代表性的觀點是：日本之所以能在短短數十年間跨入現代化國家行列，當得益於日本民族傳統價值觀念的優勢，進而歸結為海洋性國家與大陸性國家氣質和經驗迥異使然。這種說法固有所據，但似乎忽略了社會經濟基礎的變化這一決定性因素。其實，日本法律移植之所以順利，首先得益於整個社會政治、經濟、文化諸條件的相對成熟，也得益於日本在移植外來文明的時候成功地對自身土壤進行了改造。傳統日本雖與中國同屬儒家文化圈，但其具體社會結構和發展道路卻又具有自身的特點而區別於中國的具有高度同一性的禮俗社會。早在明治維新前夕，日本的社會結構發生一系列巨大變化：國內組織已高度商業化，各大名為保證物質供應而實行的「樂市」和「樂座」政策基本奠定了全國性的商品流通和供應格局並造成了體系間的緊張關系。商業城市大量涌現，出現了強大的商人和商業組織，如販賣農作物的「藏元」、「諸仲間」(商會)、「問屋」(批發商)，資本主義生產關系得到了巨大發展並日益滲入農村，加速了小農經濟的破產和解體。作為舊經濟體制支柱的武士階層也發生質變。在政治方面，日本長期存在的二元政治威權(天皇名義下的幕藩體制)，導致天皇威福下移，地方分權得以發展，從而維新只需對既成事實給予承認即可，表面上看似勇猛激進、雷厲風行，實則是瓜熟蒂落、水到渠成，是新制度之組織加諸新經濟結構長期的演化，而並不僅僅是少數人的卓越才幹或是獻身精神所能造成的奇跡。相較而言，傳統中國雖經受西方文明浸潤，但其為時既短，廣度和深度亦自有限。一方面是少數大城市(如上海、廣州等)的高度繁榮，另一方面，城市之外的廣大農村卻仍維持著千百年來的舊習。整個國家在政治、經濟、文化、思想觀念等各個領域，均不曾發生深刻的變化，以支撐起脫胎換骨的法律移植。尤其是，中國欠缺的是思想意識形態領域的啟蒙運動，不曾經歷類似於日本19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波及全國的「自由民權運動」。也許，全民性的啟蒙對一個國家政治法律的真正變革具有決定性意義。

我們今天回顧歷史，將清末修律納入整個國家現代化的視野之中來考察，應該能夠總結出一些經驗教訓：其一，統治者的動機與目的，是制約任何政治法律改革成敗的關鍵因素。清末修律是內外交迫之下統治者所做出的一種姿態，以作為挽回人心或是實踐私利的應急性策略措施，並無真心貫徹的誠意。民族主義激情、個人野心和偏見摻雜其中，使得這場改革泥沙俱下、魚龍混雜。顯而易見，在這場由上層和少數知識精英一手包辦的自上而下的政府推進型改革中，法律僅被視為一種器物，一種治理工具，這樣建立起來的新法制自然缺乏基礎和生命力，也難以獲得普遍的接受和認同。同時，對變法動機的懷疑和法律工具主義的傳統也導致民眾對法律本身的正當性的質疑。其二，變法超越了時代的進程。法律作為一定歷史時期社會結構和現實生活的確認和宣示，它是向後看的，具有滯後性。而變法修律機械照搬西方制度，試圖模仿西方數百年來動態演化的靜態結果，以泰西資本主義之良法，移用於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國社會，實寓有以法制推進經濟、政治改革，塑造現代化社會的深意，殊不知往往有本末倒置之害。在社會急劇變化的轉型期，大規模立法建制，不但束縛了手腳，也損害了法律的權威和穩定性，進而危及對法制信仰的培育和養成。其三，變法失之倉促，在變法時機的選擇和具體操作上操之過急，「數百年之舊說，千萬人之陋習，雖極愚謬，積久成是」(楊深秀語)，決非一朝一夕所能輕易改變。以中國地域之廣、人口之眾，建法立制，更需深思熟慮、通盤籌劃以求周全。而此次改革專注於典章制度而忽略人心風習，急功近利，好大喜功，忽視系統和配套改革，僅僅滿足於表面上的冠冕堂皇，未能在基層結構中創造一種「各因素能相互交換的局面」(黃仁宇語)，在銳意革新的同時不可避免對於傳統社會價值體系的留戀和回歸。改革作為新政的重要組成部分，雖有仿行立憲、官制改革相輔，但缺乏內在聯系和呼應，雖各有成績但無法在整體上溝通，中間頗多窒礙難行之處，或不合於國情，或拘泥於舊法，難收實效。以上三端，決定了變法乃至中國法制現代化的命運從一開始就已註定，非人力所能挽回。

在現代化仍然是中國發展的主要任務和現實需求的情況下，(依照我國現代化建設三步走的戰略部署，中國現代化的實現，當是本世紀中葉以後的事。)從某種意義上來說，一百年前沈家本所面的使命及其困擾，在今天依然擺在國人面前。今之學者，對百年前的這場改革雖評價不一，但對主持這一千年變局的沈家本及其同事們卻不能不抱有某種超越時空的同情和敬意，分享著共同的焦灼、困惑和痛楚。西哲有雲：「在一般法律方面，欲平衡一大國或社會，……乃極為艱巨的工作。任何人間才子，盡管博學多能，亦不能僅靠理性與沉思可以期冀完成。在此項工作中，必須集中眾人的判斷，以經驗為先導，靠時間以完善之。在其初次實驗中，不能超越發生的錯誤，須由實踐中感到不便時加以改正。」如果缺乏一種廣闊的歷史眼界和對吾國吾人的真切關懷，那麼對於吾輩學人而言，欲「踵武前賢，繼續沈氏事業，實現法治於中國」[15]，恐怕也將是一種生命中無法承受之重吧？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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