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門商法典王保樹
① 想請問幾個辨析題 請知道的朋友說一下1、商自然人與自然人；2、民商分立與民商合一
第2個：
關於商法的地位與商事立法問題，學界歷來存在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兩種主張。然一種奇怪的現象是，國內的商法學者多主張民商分立而民法學者多主張民商合一，這其中或許多少帶有一些感情因素。在我看來，商法是否獨立，商事通則制定是否可行，是一個邏輯性、體系性、科學性的論證過程，也是一個立法技術的問題；即使在民商合一的立法框架下，沒有單獨的商法典或是商法通則，也絕不意味著商法地位的沉落，其重要性與獨立性沒有必然的聯系。基於這樣的考慮，我試圖撇開感情因素，談談對這個問題,並做個客觀全面的分析與考察。
商事規范與「商事通則」
（一）關於商事規范內容的通說和立法例
商法就其一般意義而言，是指調整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因為對商或商事關系的界定是構建商法的概念、規則、體系的基礎，所以研究商事規范需從對商的認識出發。根據《布萊克法律辭典》的界定，「商是指貨物、生產品或任何種類的貨物之交換。」《韋氏新國際辭典》稱「商是指商品交換或買賣行為」。筆者認為這些界定主要是針對古典商業時代而言的，隨著現代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商事的范圍和種類已越來越廣，越來越多，形成 「無業不商」的局面，商的內涵和外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凡屬以營利為目的從事交易的行為，在法律上皆可謂之「商」。按學界通說，現代「商」的具體種類包括：其一，買賣商，也即「固有商」，是指以營利為目的直接進行財貨交易的行為；其二，「輔助商」，指以間接媒介財貨交易為目的的營業活動，實際上是輔助固有商營業得以實現的商事行為，如貨物運輸、倉儲、代理、居間、行紀等；其三，雖不具有直接或間接媒介貨物交易的目的，但其行為性質與固有商和輔助商有密切聯系，為其提供商業條件的營業活動，如融資、信託、加工、承攬、出版等，學者稱之為「第三種商」。其四，僅與第三種商有牽連關系的營業活動，如廣告宣傳、人身與財產保險、餐飲娛樂、旅遊服務、信息咨詢等，即「第四種商」。現代意義上的商事是指一切營利性主體所從事的一切營利性活動或事業的總稱。
在世界各國商事立法中，主要存在著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兩種立法模式。民商分立就是在民法典之外單獨制定商法典，並以此為基礎形成相對獨立的法律體系，法國、德國、日本、比利時、韓國等40多個國家都制定了商法典。在民商合一的立法體制下，商法僅是民法的特別法，沒有形式意義的商法典，僅以商事單行法和散見於民法及其他部門法、判例中的商法規則為表現形式。考察世界各國的立法例，在采民商分立的國家中，《德國商法典》分為五編：第一編為商人的身份，下設商人、商業登記簿、商號、經理權和代辦權，商業輔助人和商業學徒、代理商、商事居間人七章；第二編為公司和隱名合夥，下設無限公司、兩合公司和隱名合夥三章；第三編為商業賬簿，下設對所有商人的規定，對資合公司的補充規定、對登記合作社的補充規定、對保險企業的補充規定、私人提出賬目委員會及提出賬目咨詢委員會五章；第四編為商行為，下設一般規定、商業買賣、行紀營業、貨運營業、運輸代理營業、倉庫營業六章；第五編為海商，內容另行刊載。它未涉及任何票據法、破產法、保險法的內容，對有限公司、合作社、證券等相關內容也未作規定。《法國商法典》的內容涉及商人、商人會計、商品交易所、居間商、質押和行紀商、商行為的證據、匯票和本票、商業時效以及商事法庭。《日本商法典》採用了總則、公司、商行為及海商四編的體系結構，規定了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的內容，又規定了買賣、交互計算、隱名合夥、居間營業、行紀營業、承攬運送、寄託保險等商行為，但未涉及破產法。《澳門商法典》分為四卷，即經營商業企業之一般規則、合營企業之經營及企業經營之合作、企業外部活動及債權證券。從上述各國（地區）的立法中可以看出，商法的內容極為龐雜，各國法上規定的內容相差較大，商法並沒有具體明確的法律界線，在尚無成熟的立法經驗可資借鑒的情況下，談我國商事通則乃至商法典的制訂，似乎為時尚早。
（二）關於商事立法的各種主張以及目前的立法實踐
國內學界對於商事立法的形式，大致存在以下幾種主張：
1.主張制定商法典，比如徐學鹿教授。該種主張主要是基於完善商法體系，保障商法統一以及體現商法獨立價值等方面的考慮。此系典型的民商分立主張，而這與我國民商合一的立法傳統相悖，欠缺對中國現實的回應，已經為大部分學者所不採。
2.主張制定商事通則，江平、王保樹等諸多學者持此主張。其理由主要包括：其一，發揮其統率作用，以收綱舉目張之效；其二，民法典自身性質的局限，其內容不可能無限膨脹，更不可能取代商法而形成「私法的一元化」局面；其三，實現商法體系完善的需要；其四，統一市場、統一法制的要求。[1]江平先生也贊成制定商事通則，認為這樣簡便可行並可以充分體現商法的特徵。[2]但對於商事通則的內容，學者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比如江平先生主張商事通則應包括商事活動原則、商事權利（包括商業名稱、商業信用、商業秘密等）、商事主體以及商事企業的基本形式、關連企業、連鎖企業、商業帳薄、商事行為、商業代理（包括內部經理人代理以及外部各種銷售代理，如獨家代理等）等內容；[3]也有學者提出商事通則應包括基本原則、商事主體、商事行為與代理、商號、商業登記、商事責任的一般規定、附則等七章，[4]此較前說范圍縮小；王保樹教授認為，商事通則僅僅是一部關於商事主體一般規則的法律。[5]
3.主張商法仍然以商事特別法的形式存在，此多為民法學者所倡，如梁慧星先生、王利明教授等，但也有少數商法學者持此主張，比如趙萬一教授認為「以民法典為基本法，以一系列單行法為特別法，是我國商事立法形式的理性選擇。」[6]筆者贊同此種觀點，基於我國的立法傳統、民法與商法的關系以及立法技術等幾個方面的理由，而且現行的體制運行良好，沒有必要做大的改動。
商法的內容，通說認為包括組織法和行為法兩部分，前者主要涉及商事主體、商業登記、商業賬簿、商事代理等內容；後者主要包括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證券法等等。在筆者看來，無論商法的具體范圍如何界定，就其一般意義上的內容，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證券法、破產法等很難找到共同涉及的內容准則，從而抽象出普遍適用的本質特徵及共同規則，因此，制定出一部不受非議的商法典，將會是一件極為費時費力的事。但在現實中卻出現了令人驚奇的事情，那就是深圳市在1999年6月30日出台並於2004年4月16日修改的《深圳經濟特區商事條例》（以下簡稱《深圳商事條例》）。該條例分為8章共65條，第一章總則，第二章商人，第三章商事登記，第四章商人的名稱與營業轉讓，第五章商業賬簿，第六章商業雇員，第七章代理商，第八章附則。這實際上就是一部不大不小的商事通則。自其頒布以來，學界雖有一定的爭論，但褒獎者甚眾，比如有的學者就認為這是對我國商事立法的有益探索。[7]在最近商務部召開的現代市場流通體製法律框架研討會上又傳出了要抓緊制定商事通則的消息。的確，基於深圳特區在我國的突出地位，其第一個制訂商事條例不可能沒有轟動效應，但若主張以此為契機，制訂全國適用的商事通則，則有諸多需商榷之處。而且從其體系和內容上看，它是將商行為法剝離，而僅以商組織法為基礎做出的原則性規定，全文僅有65 條，立法的過於粗線條，其可操作性可想而知。筆者認為是否制定商事通則是一個關乎法律體系和立法技術的問題，需要大量的分析論證，以我國目前的立法傳統和理論基礎，應以舍棄制定商事通則為宜。
② 急啊!高手幫忙啊~ 法國民商法與德國民商法的區別
關於商法的地位與商事立法問題，學界歷來存在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兩種主張。然一種奇怪的現象是，國內的商法學者多主張民商分立而民法學者多主張民商合一，這其中或許多少帶有一些感情因素。在我看來，商法是否獨立，商事通則制定是否可行，是一個邏輯性、體系性、科學性的論證過程，也是一個立法技術的問題；即使在民商合一的立法框架下，沒有單獨的商法典或是商法通則，也絕不意味著商法地位的沉落，其重要性與獨立性沒有必然的聯系。基於這樣的考慮，我試圖撇開感情因素，談談對這個問題,並做個客觀全面的分析與考察。
商事規范與「商事通則」
（一）關於商事規范內容的通說和立法例
商法就其一般意義而言，是指調整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因為對商或商事關系的界定是構建商法的概念、規則、體系的基礎，所以研究商事規范需從對商的認識出發。根據《布萊克法律辭典》的界定，「商是指貨物、生產品或任何種類的貨物之交換。」《韋氏新國際辭典》稱「商是指商品交換或買賣行為」。筆者認為這些界定主要是針對古典商業時代而言的，隨著現代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商事的范圍和種類已越來越廣，越來越多，形成 「無業不商」的局面，商的內涵和外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凡屬以營利為目的從事交易的行為，在法律上皆可謂之「商」。按學界通說，現代「商」的具體種類包括：其一，買賣商，也即「固有商」，是指以營利為目的直接進行財貨交易的行為；其二，「輔助商」，指以間接媒介財貨交易為目的的營業活動，實際上是輔助固有商營業得以實現的商事行為，如貨物運輸、倉儲、代理、居間、行紀等；其三，雖不具有直接或間接媒介貨物交易的目的，但其行為性質與固有商和輔助商有密切聯系，為其提供商業條件的營業活動，如融資、信託、加工、承攬、出版等，學者稱之為「第三種商」。其四，僅與第三種商有牽連關系的營業活動，如廣告宣傳、人身與財產保險、餐飲娛樂、旅遊服務、信息咨詢等，即「第四種商」。現代意義上的商事是指一切營利性主體所從事的一切營利性活動或事業的總稱。
在世界各國商事立法中，主要存在著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兩種立法模式。民商分立就是在民法典之外單獨制定商法典，並以此為基礎形成相對獨立的法律體系，法國、德國、日本、比利時、韓國等40多個國家都制定了商法典。在民商合一的立法體制下，商法僅是民法的特別法，沒有形式意義的商法典，僅以商事單行法和散見於民法及其他部門法、判例中的商法規則為表現形式。考察世界各國的立法例，在采民商分立的國家中，《德國商法典》分為五編：第一編為商人的身份，下設商人、商業登記簿、商號、經理權和代辦權，商業輔助人和商業學徒、代理商、商事居間人七章；第二編為公司和隱名合夥，下設無限公司、兩合公司和隱名合夥三章；第三編為商業賬簿，下設對所有商人的規定，對資合公司的補充規定、對登記合作社的補充規定、對保險企業的補充規定、私人提出賬目委員會及提出賬目咨詢委員會五章；第四編為商行為，下設一般規定、商業買賣、行紀營業、貨運營業、運輸代理營業、倉庫營業六章；第五編為海商，內容另行刊載。它未涉及任何票據法、破產法、保險法的內容，對有限公司、合作社、證券等相關內容也未作規定。《法國商法典》的內容涉及商人、商人會計、商品交易所、居間商、質押和行紀商、商行為的證據、匯票和本票、商業時效以及商事法庭。《日本商法典》採用了總則、公司、商行為及海商四編的體系結構，規定了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的內容，又規定了買賣、交互計算、隱名合夥、居間營業、行紀營業、承攬運送、寄託保險等商行為，但未涉及破產法。《澳門商法典》分為四卷，即經營商業企業之一般規則、合營企業之經營及企業經營之合作、企業外部活動及債權證券。從上述各國（地區）的立法中可以看出，商法的內容極為龐雜，各國法上規定的內容相差較大，商法並沒有具體明確的法律界線，在尚無成熟的立法經驗可資借鑒的情況下，談我國商事通則乃至商法典的制訂，似乎為時尚早。
（二）關於商事立法的各種主張以及目前的立法實踐
國內學界對於商事立法的形式，大致存在以下幾種主張：
1.主張制定商法典，比如徐學鹿教授。該種主張主要是基於完善商法體系，保障商法統一以及體現商法獨立價值等方面的考慮。此系典型的民商分立主張，而這與我國民商合一的立法傳統相悖，欠缺對中國現實的回應，已經為大部分學者所不採。
2.主張制定商事通則，江平、王保樹等諸多學者持此主張。其理由主要包括：其一，發揮其統率作用，以收綱舉目張之效；其二，民法典自身性質的局限，其內容不可能無限膨脹，更不可能取代商法而形成「私法的一元化」局面；其三，實現商法體系完善的需要；其四，統一市場、統一法制的要求。[1]江平先生也贊成制定商事通則，認為這樣簡便可行並可以充分體現商法的特徵。[2]但對於商事通則的內容，學者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比如江平先生主張商事通則應包括商事活動原則、商事權利（包括商業名稱、商業信用、商業秘密等）、商事主體以及商事企業的基本形式、關連企業、連鎖企業、商業帳薄、商事行為、商業代理（包括內部經理人代理以及外部各種銷售代理，如獨家代理等）等內容；[3]也有學者提出商事通則應包括基本原則、商事主體、商事行為與代理、商號、商業登記、商事責任的一般規定、附則等七章，[4]此較前說范圍縮小；王保樹教授認為，商事通則僅僅是一部關於商事主體一般規則的法律。[5]
3.主張商法仍然以商事特別法的形式存在，此多為民法學者所倡，如梁慧星先生、王利明教授等，但也有少數商法學者持此主張，比如趙萬一教授認為「以民法典為基本法，以一系列單行法為特別法，是我國商事立法形式的理性選擇。」[6]筆者贊同此種觀點，基於我國的立法傳統、民法與商法的關系以及立法技術等幾個方面的理由，而且現行的體制運行良好，沒有必要做大的改動。
商法的內容，通說認為包括組織法和行為法兩部分，前者主要涉及商事主體、商業登記、商業賬簿、商事代理等內容；後者主要包括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證券法等等。在筆者看來，無論商法的具體范圍如何界定，就其一般意義上的內容，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證券法、破產法等很難找到共同涉及的內容准則，從而抽象出普遍適用的本質特徵及共同規則，因此，制定出一部不受非議的商法典，將會是一件極為費時費力的事。但在現實中卻出現了令人驚奇的事情，那就是深圳市在1999年6月30日出台並於2004年4月16日修改的《深圳經濟特區商事條例》（以下簡稱《深圳商事條例》）。該條例分為8章共65條，第一章總則，第二章商人，第三章商事登記，第四章商人的名稱與營業轉讓，第五章商業賬簿，第六章商業雇員，第七章代理商，第八章附則。這實際上就是一部不大不小的商事通則。自其頒布以來，學界雖有一定的爭論，但褒獎者甚眾，比如有的學者就認為這是對我國商事立法的有益探索。[7]在最近商務部召開的現代市場流通體製法律框架研討會上又傳出了要抓緊制定商事通則的消息。的確，基於深圳特區在我國的突出地位，其第一個制訂商事條例不可能沒有轟動效應，但若主張以此為契機，制訂全國適用的商事通則，則有諸多需商榷之處。而且從其體系和內容上看，它是將商行為法剝離，而僅以商組織法為基礎做出的原則性規定，全文僅有65 條，立法的過於粗線條，其可操作性可想而知。筆者認為是否制定商事通則是一個關乎法律體系和立法技術的問題，需要大量的分析論證，以我國目前的立法傳統和理論基礎，應以舍棄制定商事通則為宜。
③ 誰有王保樹 商事通則:跨越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 全文 急求
我沒有但是這里有一個2004年度講座或許對你有幫助
清華大學法學院王保樹教授——談中國商事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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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的商事法律制度
清華大學法學院教授王保樹
商事法律制度是一項古老的法律制度，但在我國還是一項年輕的法律制度。在高度集中的計劃經濟體制下，沒有也不可能有商事法律制度。在我國一商事法律制度的建立得益於改革開放，特別是得益於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
一、中國商事法律制度的幾個基礎性問題（一）商事法律制度與商法
商法是商事法律制度的表現形式。它是調整平等商事主體之間的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稱。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中，人們之間會發生各種各樣的社會經濟關系，不同的法律部門承擔著不同的任務。其中，商法承擔著調整商事關系的任務。換言之，商法通過調整平等商事主體（即市場經營主體）之間的商事關系，規范商事主體及其商事行為，確認交易順利、可靠、安全的原則，保護商事主體實現營利的合法權益，進而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所以，商法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中重要的法律部門。
商法有形式意義的商法和實質意義的商法。形式意義的商法是以商法為名稱制定的法典，它著眼於規范的表現形式和法律的編纂結構。但是，由於各國的國情和法律編纂的原則不同，形式意義的商法也表現為不同的具體形式。實質意義的商法則是從規范的，總和上把握的一定的法域。它著眼於規范的性質、規范的構成和作用理念的統一。從實質意義上考察，商法不僅可以存在於商法典中，也可以存在於其他形式的商事法律、法規中。在市場經濟條件下，一個國家可以沒有商法典，但不可以沒有商法。
我國雖然沒有商法典，但在1992年以來，相繼制定了海商法、公司法、票據法、保險法、商業銀行法、合夥企業法、證券法和個人獨資企業法。此外，國務院還頒布了相應的商事法規。這樣，存在於這些法律、法規中的商事法律規范的總和就是我國的商法。
（二）中國商事法律制度的特點前已述及，我國在計劃經濟體制下，不曾有商事法律制度。
因為，商事法律制度的存在土壤是市場經濟。1992年，鄧小平同志的南巡談話提出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問題。之後，黨的十四大作出了在我國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決策，並載入了憲法。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提供了商法在我國紮根、發展的土壤，因而商事法律部門快速發展起來了，並且形成了它自己的特點：
1、它調整的商事關系是人們基於營利目的而發生的經濟關系。商法之所以能作為獨立的法律部門存在於我國的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之中，從根本上說，就是因為有商事關系的存在。無疑，商事關系和民事關系具有共性，它們都是平等主體之間建立的社會關系。但是，商事關系在民事關系的基礎上發展出了它的特性，即營利性。所謂營利性，是指謀求超出投資的利益，並將其依法分配於投資者。商事法律制度不調整全部平等主體之間的經濟關系，而只調整商事主體在商事活動中發生的具有營利性特徵的商事關系。
2、具有私法的性質，但滲透著公法的因素。商法和民法一樣，是私法的一個重要領域。首先，作為商法對象的企業，或是公司、合作社，或是個人獨資企業、合夥企業，它們都是私法的主體，因而是私法對象的一部分；第二，商法調整的上述商事關系是個人之間的關系。締結這種關系的個人不僅有自然人，也包括法人等，因而它們都是平等的主體。並且，這一關系是圍繞企業（或自然人）經營發生的。這種平等主體之間發生的商事關系，無疑是私法調整對象的必要組成部分。第三，商法所保護的權利是企業從事商事活動的權利，其核心是保護企業的經營自由，其本質是保證企業實現其營利的動機。為了使企業實現其權利，必須確保企業的經營決策自由。這些，都是商法作為私法的任務。
當然，我國商法也和其他國家的商法發展趨勢一樣，滲透著公法的因素。如我國公司法關於公司登記、對公司違法行為的行政處罰和刑事處罰等，都表現了公法性質。這表明，商事權利需要多種法律規范的保護。
3、採用「民商合一』」的編纂體制。就世界范圍而言，商法的編纂體制有兩種：一是採用「民商分立」的體制，即民事、商事分別立法，於民法典之外另立商法典，使民法典與商法典各自獨立存在。如法國、德國、日本、西班牙、葡萄牙等國均采此制。一是採用「民商合一」的體制，即民事、商事統一立法，有關商事的規定，或編入民法典，或以單行法頒行之，如瑞士、荷蘭等國均采此制。立法的實踐已表明，我國在商法編纂方面，也採用「民商合一」的體制。我國已有民法通則（應被視為現行的民事基本法），並已制定了合同法，正在草擬物權法。在此基礎上，將制定具有中國特色的民法典。商法的編纂則不採取制定商法典的作法，而是採用公司法、證券法、票據法、保險法、商業銀行法、海商法等分別頒布的作法。國內外的經驗表明，商事法技術性強，適應市場經濟瞬息萬變的需要，適時修改將是十分必要的。相對其他法律部門，其修改是較頻繁的。因此，商事法以單行法頒行較以法典頒行適應性強。換言之，採用「民商合一」
的編纂體制較採用「民商分立」編纂體制更適應市場經濟的發展。
（三）商法與民法、經濟法的關系在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的不斷完善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中，商法和其他法律部門的關系將是引人注意的。尤其是商法和民法、經濟法的關系，更加引入注意。
1、商法和民法的關系。商法和民法是私法中的兩大領域，關系十分密切。民法是對平等主體之間發生的社會關系作出規定的一般法，商法則是對其商事關系作出規定的特殊法，兩者是一般法和特別法的關系。市場經濟發展的實踐表明，以企業為中。
心形成了許多特殊物質生活領域，從而出現了許多特殊的社會關系即商事關系。這些關系的調整需求，要求有一些特殊的規定予以滿足。而這些規定，不可能完全在民法的框架內完成，需要以特別法的形式實現。所謂商事法的特別規定，主要是：
（1）對民法個別規定的補充、變更。如票據法關於時效的規定。
（2）對民法一般制度的特殊化規定。如公司法關於公司的規定就是對民法通則中企業法人的特殊規定，或者說，它是為了實現企業法人制度作出的更具體的規定。
（3）創設民法所沒有的特殊規定。如海商法關於共同海損的規定等。
基於這些特殊規定，在法律適用上，必須遵守以下原則：
（1）民法的一般適用和補充適用。在商事關系的調整中，民法的一般適用是一個原則。同時，凡商法對某些商事事項未設特殊規定者，民法的規定均可補充適用。
（2）商法的適用優先於民法。依照一般法和特別法的關系，特別法的適用應先於一般法。凡有關商事事項，應首先適用商法。如商法未予規定者，則依照前述的民法補充適用的原則，適用民法的有關規定。
（3）商法的效力優於民法。商事法律中關於商事登記、行政處罰、刑事處罰的規定，涉及行政法、刑法、訴訟法等。此類規定，其效力優於民法。
2、商法和經濟法的關系。商法和經濟法都是規范有關企業經濟活動的法律部門。因此，歷來有將商法和經濟法統一把握的主張。但是，商法和經濟法在具體性質上是不同的。商法雖以企業為對象，但僅調整商事關系即企業經營關系，注重商事主體個別利益的保護；經濟法則確認和規范政府對經濟的適度干預，僅調整政府及政府部門以社會公共管理者的身份進行經濟管理中發生的經濟管理關系，注重社會公共利益的保護。因此，將兩者分別把握的主張已成為人們的一種共識。
二、中國現行商事法律制度的基本內容我國現行的商事法律制度包括兩個方面，即規范商事主體的商事組織法律制度和規范商事行為的商事行為法律制度。
（一）商事組織法律制度
規范的商事主體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健康發展的必要條件，因此，有關商事主體的法律規范是現行商事法律制度的基本內容之一。而商事主體法律規范，除規定個人從事商事活動外，無一例外地表現為商事組織法，即各種企業法律制度。
1、公司法律制度
公司法律制度集中體現為公司法，於1993年12月29日通過，它是規范現代企業形式——公司的重要法律。該法規定了公司種類、公司的設立、公司的組織機構、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的發行與轉讓、公司債券、公司的財務會計、公司的合並、分立、解散和清算、外國公司分支機構等。公司法的頒布使我國企業立法進入了一個新階段，它標志著我國企業立法從主要按照企業所有制的不同進行立法轉向主要按照企業出資人的責任和資金組成結構的不同進行立法。我國公司法以建立規范的公司制度為其宗旨，擯棄了股份制試點中定向募集等不規范的作法，明確規定公司設立的條件，吸收國外通行的原則和作法，諸如股東平等原則、股東有限責任原則、公司組織機構合理分工與相互制約的原則、保護股東和債權人合法權益的原則等，都為我國公司法所採用。公司法還突出了公司信用在市場交易安全中的地位，明確規定公司注冊資本的最低限額，強調公司資本的真實性和不得任意減資，注意維持相當於公司資本額的財產。這些，都為保護公司債權人、股東的合法權益，提高投資者信心，維護公司的穩定和發展，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公司法根據我國的國情和各國的通例，採用公司形式法定的原則，僅規定了有限責任公司和股價有限公司兩種公司。但是，這兩種公司為投資者建立公司和國有企業改建公司提供了制度框架，即公司法人制度的結構：
第一，股東財產和公司財產的分離。公司法規定的公司財產權利結構與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不同。依公司法第四條的規定，公司股東作為出資者按投入公司的資產享有所有者的資產受益、重大決策和選擇管理者等權利。公司享有由股東投資形成的全部法人財產權。這意味著，包括國有出資人在內的公司的股東在出資後僅享有股東權，公司則對出資人出資形成的財產享有包括所有權在內的全部法人財產權。因此，公司可依法對其擁有的財產佔有、使用、受益和處分，實現了公司財產和股東財產的分離。
第二，股東承擔有限責任。依照公司法第三條的規定，有限責任公司，股東以其出資額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股份有限公司，其全部資本劃分為等額股份，股東以其所持股份為限對公司承擔責任。這樣，公司法就確認了股東有限責任原則。其含義是：
股東僅對公司負責；股東以出資額為限負責；股東不對公司的債權人直接承擔責任。這一原則無一例外地適用於所有股東，包括國家作為出資人的股東。由此，調動了投資者的積極性，也以法律形式解除了實際存在的國家對國有企業承擔的連帶責任。
第三，公司具有獨立的人格。依公司法第三條規定，有限責任公司和股價有限責任公司是企業法人。又依公司法第五條規定，公司以其全部法人財產，依法自主經營，自負盈虧。換言之，公司具有權利能力和行為能力，能以自己的名義獨立享有權利、承擔義務，能獨立承擔民事責任。
公司法還依照合理分工、相互制約的原則，規定了包括股東大會、董事會和監事會在內的公司組織機構。
這些，為建立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要求的現代企業提供了組織構造的模式。
2、合夥企業法律制度
1997年2月23日頒布的合夥企業法是我國第一個全面系統規定合夥企業法律關系的法律。它規定了合夥企業的設立，合夥企業的財產，合夥企業的事務執行，合夥企業與第三人的關系，入伙、退夥，合夥企業解散、清算等。合夥企業是我國企業形態的一種，它是依照合夥企業法在中國境內設立的由各合夥人訂立合夥協議，共同出資、合夥經營、共享收益、共擔風險，並對合夥企業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的營利性組織。合夥企業雖然是多投資主體舉辦的企業，但它不同於公司，其本質特徵是出資人（合夥人）對合夥企業的債務承擔無限連帶責任。合夥企業對其債務，應先以其全部財產進行清償。合夥企業財產不足清償到期債務的，各合夥人應當承擔連帶無限責任。合夥企業存續期間，合夥人的出資和所有以合夥企業名義取得的收益均為合夥企業的財產，該財產由全體合夥人依照合夥企業法共同管理、共同使用。各合夥人對執行合夥企業事務享有同等的權利，可以由全體合夥人共同執行合夥企業事務，也可以由合夥協議約定或者全體合夥人決定，委託一名或者數名合夥人執行合夥企業事務。執行合夥企業事務的合夥人，對外代表合夥企業。不參加執行事務的合夥人有權監督執行事務的合夥人，檢查其執行合夥企業事務的情況。
合夥企業可以吸收新的入伙人，但新合夥人入伙時，應當經全體合夥人同意，並依法訂立書面協議。為了保護債權人的利益，合夥企業法規定，入伙的新合夥人對入伙前合夥企業的債務承擔連帶責任；退夥人對其退夥前已發生的合夥企業債務，與其他合夥人承擔連帶責任。
3、個人獨資企業法律制度
個人獨資企業法，是前不久才頒布的一部商事法律。它的宗旨是規范個人獨資企業的行為，保護個人獨資企業投資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促進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發展。個人獨資企業是社會經濟發展中最古老的一種企業形態，它是依照個人獨資企業法在中國境內設立，由一個自然人投資，財產為投資人個人所有，投資人以其個人財產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的經濟實體。個人獨資企業的設立實行准則主義，其設立本身不需經過審批。但是，某些領域個人獨資企業必要的營業審批是需要的。個人獨資企業有兩大特點：一是出資人控制嚴，個人獨資企業投資人對本企業的財產依法享有所有權，其有關權利可以依法進行轉讓和繼承；個人獨資企業投資人可以自行管理企業事務，也可以委託或者聘用其他具有民事行為能力的人負責企業的事務管理。二是個人獨資企業的投資人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以其家庭共有財產作為個人出資的，應當依法以家庭共有財產對企業債務承擔無限責任。
4、其他企業法律制度
除上述三種企業法律制度外，我國還制定了全民所有制工業企業法、城鎮集體企業暫行條例、農村集體企業暫行條例以及為特別公司——商業銀行的運營制定的商業銀行法。這些，都是規范市場經營主體的法律。
不同的企業法律規定了不同的企業法律形態，為我國實行以公有制為主體，多種所有制經濟共同發展的基本經濟制度提供了法律框架，也為國有企業建立現代企業制度和各種投資者自由選擇企業組織形式提供了方便。
（二）商事行為法律制度
商事行為法律制度是商法中的重要分支，它是規范和引導商事行為的規則。我國的商事行為法律制度主要由企業直接融資的法律規則、間接融資的法律規則、預防和分散商業風險的法律規則、票據與票據交換的法律規則以及海上運輸法律規則構成。除由於我國實行「民商合一」的立法體制，一些重要的商事行為法律規范含於民事法律（如合同法）之中外，主要的商事行為法律制度有：
1、證券法律制度
1998年12月29日制定的證券法全面規定了證券發行與證券交易，目的在於保護投資者利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和社會公共利益。為了達到這一目的，我國證券法實行一系列重要原則，包括：證券的發行、交易活動，實行公開、公平、公正的原則；證券發行、交易的當事入地位平等，遵守自願、有償、誠實信用的原則；證券業和銀行業、信託業、保險業分業經營、分業管理的原則；對全國證券市場的統一監管與證券業協會的自律性管理相結合的原則。證券法對證券的發行、交易，上市公司收購，證券交易所，證券公司，證券業協會和證券監督管理機構等作出了較詳細的規定。
依照我國證券法規定，公開發行證券，必須符合法律、行政法規規定的條件，並依法報經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或者國務院授權的部門核准或者審批。公開發行股票，必須依照公司法規定的條件，報經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的核准；發行公司債券，也必須依照公司法規定的條件，報經國務院授權的部門審批。
證券交易當事人依法買賣的證券，必須是依法發行並交付的證券。非依法發行的證券，不得交易。依法發行的股票、公司債券及其他證券，法律對其轉讓期限有限制性規定的，在限定的期限內，不得買賣。經依法核準的上市交易的股票、公司債券及其他證券，應當在證券交易所掛牌交易。所有證券交易均以現貨進行交易。
證券法還規定了上市公司的信息公開義務。發行公司股票、債券，應當公告招股說明書、公司債券募集辦法。公司發行新股或者公司債券的，應當公告財務會計報告。上市公司發生可能對該公司股票交易價格產生較大影響，而投資者尚未得知的重大事件時，上市公司應當立即將有關該重大事件的情況向國務院證券監督管理機構和證券交易所提交臨時報告，並公告說明事件的實質。公司披露的信息必須真實、准確、完整，不得有虛假記載、誤導性陳述或重大遺漏。這樣做，可以為保護投資者的利益和實現公正交易創造條件。
2、票據法律制度
1995年5月10日頒布的票據法，是我國第一個全面規定票據事項的法律。它的宗旨是規范票據行為，保障票據活動中當事人的合法權益，維護社會經濟秩序。歷來，票據立法體制有「分離主義」和「包括主義」之別。票據立法的「分離主義」是指將匯票、本票歸於一項立法，將支票歸於另一項立法；票據立法的「包括主義」是將匯票、本票、支票合於一項立法。我國票據法屬於「包括主義」的立法，其特點是採用匯票、本票、支票三票合一的編纂體制，即以匯票為主，將匯票、本票、支票的出票、背書、承兌、保證、付款等規則統一規定於票據法之中。票據是出票人依照法律規定簽發的、約定自己或委託他人在見票時或指定日期無條件支付確定的金額給收款人或持票人的有價證券。票據有多種功能，包括支付功能、匯兌功能、信用功能、抵銷債務和融資的功能。因此，票據交換是加速經濟發展的重要因素。但是，在計劃經濟體制下，票據僅作為支付、匯兌手段。票據法的頒布和實施，為票據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充分發揮它的各種功能創造了條件。
3、保險法律制度
保險有商業保險和社會保險兩種。1995年6月30日頒布的保險法是規范商業保險的基本法，對保險合同、保險公司、保險經營規則、保險業的監督管理、保險代理人和保險經紀人等作出了具體的規定。保險法通過對保險關系和保險業管理關系的調整，充分發揮保險作為經濟補償制度的功能，分散危險、消化損失，確保經濟和社會的安定。我國保險法主要實行下列原則：第一，財產保險業務和人身保險業務分業經營的原則，即同一個保險人不得同時兼營財產保險業務和人身保險業務。第二，保險利益原則。所謂保險利益，是指投保人對保險標的具有的法律上承認的利益。投保人對保險標的應當具有保險利益。否則，保險合同無效。保險利益原則的目的在於，限制損害填補的適用，避免賭博行為和防範道德危險。在人身保險中，則還在於維護被保險人的人身安全。第三，有利於弱者的原則。保險法實行法定解除機制度，除保險法另有規定或者保險合同另有約定外，保險合同成立後，投保人可以解除保險合同；除保險法另有規定或者保險合同另有約定外，保險合同成立後，保險人不得解除保險合同。同時，對於保險合同條款，保險人與投保人、被保險人或者受益人有爭議時，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機構應當作出有利於被保險人和受益人的解釋。第四，保險公司穩健、安全運營的原則。保險公司的經營涉及千家萬戶，必須做到穩健、安全運營。適應其需要，保險法規定了保險准備金提取制度、償付能力維持制度、資金運用制度等。
4、海商法律制度
海商法律制度是調整海上運輸關系和船舶關系的商事法律制度。我國1992年11月7日頒布的海商法是第一部規定海商制度的法律，它是我國海商法律制度的集中體現。該法系統規定了船舶、船員、海上貨物運輸合同、海上旅客運輸合同、船舶租用合同、海上拖船合同、船舶碰撞、海難救助、共同海損和海事賠償責任限制，為調整海南關系、解決海事糾紛提供了重要的依據。
海商法是國內法，但由於海上運輸具有較強的國際性，因而各國在制定海商法時不得不參照國際立法和國際慣例，以求得國際海上運輸法律規則的相對統一。我國的海商法是第一部大量將國際公約的規定引入國內立法的法律。其中，有些部分將公約的實質性條款全部引入，有些部分有選擇地吸收。海商法還引入了國際慣例，諸如共同海損的確定、分攤和理算，均採用了國際慣例。由於海商法吸收了當前國際立法、國際慣例和國際海運實踐的最新成就，受到國際海南法學界和實務界的好評，被人們認為是同國際社會接軌最好的一部法律。
我國的商事法律制度，是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1992年發展起來的。但它緊密結合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在規范商事主體和其行為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建立現代企業制度中，為國有企業提供了公司法人制度框架，指明了國有企業成為市場經營主體的健康發展之路。
三、中國商事法律制度的完善
中國商事法律制度的建立和發展是迅速的。但是，由於商事立法大發展的時期正處在經濟體制轉變時期，商事關系變動性強，不容易把握，加之時間較短，因此，表現商事法律制度的商事法律不可避免地存在缺陷：一是在內容上，具有明顯的過渡性。
一方面，基於對市場經濟的認識，注意到市場經濟的國際性，我們在商事立法中借鑒了許多國外有益的經驗；另一方面，我們的市場經濟是發展中的市場經濟，還不是成熟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因而不可能完全吸收國外商事立法的先進經驗。並且，在立法中不得不反映經濟體制轉軌的痕跡。但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很快，具有過渡性特點的商事法律制度不可能完全適應商事關系調整的需要。二是在形式上，條文簡單，不夠詳細，可操作性不強。因此，我國商事法律制度需要改革和完善。
（一）制定商事主體的一般規則如前所述，我國在實際上實行的是「民商合一」的立法體制。因此，民事主體法律制度是商事主體法律制度的基礎，完善民事主體法律制度也是完善商事法律制度的組成部分。在這一點上，我們寄希望於將來制定民法典。但是，我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實踐也表明，民事主體不能夠都成為商事主體。換句話說，我們不能夠搞「全民經商」。之所以多次糾正司法機關經商、軍隊經商、公安機關經商，而仍出現反復，除了認識問題、管理問題以外，缺乏商事主體規則不能不說是一個原因。同時，我們在經濟法律中課以市場經營者更多的注意義務（如反不正當競爭法、消費者權益保護法的規定），就是因為他們不是一般的民事主體，而是在民事主體的基礎上具備一定條件後成為商事主體了。所以，應該制定一部關於商事主體一般規則的法律，使人們明確什麼是商事主體？什麼是商事行為？等等。在這方面，深圳市人大常委會已作了一些探索，他們制定了一個商事條例，對商事主體（商人）等一系列一般規則作出了規定，值得認真總結。
（二）完善商事組織法
如上所述，我國已經有了各項商事組織的法律，各種企業的組建和運營做到了有法可依。但是，不能說都很健全。許多企業方面的法律，亟待修改。尤其應特別提及的是，公司法需要盡快進行修改，以適應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
公司法存在的主要問題是：
1、制度不完整。一是公司立法本身留下了空白。譬如司法實踐中出現了大批公司設立無效的案件，但現行公司法沒有對公司設立無效作出規定。二是公司法多處授權由國務院另行作出規定，但國務院一直未作出規定。這表明，這些必要的規則需要由公司法直接作出規定。
2、公司制度不統一。現行的公司法律制度實際是兩套：一是1993年底頒布的公司法，一是外商投資企業法律確認的有限責任公司的規則。雖然公司法中表述了兩者的關系，但兩者沖突甚多，需要統一。
3、公司法分設股份有限公司規則和有限責任公司規則的必要性，應充分突出出來而未充分突出出來。尤其是公司組織機構的規則，雖然是分別規定的，但差別性不大，使人難以感到分設的必要。甚至，區分這兩種公司的意義被淡化了。
因此，有必要對其作出修改。如何完善和修改公司法？
首先，應明確一個指導思想，即借鑒制定統一合同法的經驗，徹底修改公司法，實現公司法律規范的統一。一是廢除公司法律制度上的雙軌制，不再保留外商投資企業法。適應這一要求，在實現公司法的一元化同時，制定外資法，規定關於對外資進行管理、引導、監督的規則。二是將有關企業集團的規則納入公司法框架之內，不對企業集團單獨立法。
其次，完善公司法的重點應放在公司的設立和公司組織機構上。
在公司設立規則上，應進一步健全公司設立中責任的規定，補充公司設立無效的救濟規則。
在公司組織機構的規則上應突出解決以下問題：
（1）完善董事、監事的產生程序。所謂董事、監事的產生程序，包括董事、監事的提名程序和選舉程序。現在，董事、監事的提名不規范，有政府部門提名的，也有在換屆時由董事會提名的。顯然，這些作法是和公司法的精神有距離的。前者，是政企不分在新形勢下的表現；後者，等於自己提名自己為董事侯選人。公司法應明確規定董事、監事的候選人的提名權屬於股東。
股東認為必要時，可以授權他人提名。
（2）完善股東大會制度。進一步充實股東大會召集、舉行和作出決議的規則，包括股東出席會議法定
④ 從現代商法的內涵論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
關於商法的地位與商事立法問題，學界歷來存在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兩種主張。然一種奇怪的現象是，國內的商法學者多主張民商分立而民法學者多主張民商合一，這其中或許多少帶有一些感情因素。在筆者看來，商法是否獨立，商事通則制定是否可行，是一個邏輯性、體系性、科學性的論證過程，也是一個立法技術的問題；即使在民商合一的立法框架下，沒有單獨的商法典或是商法通則，也絕不意味著商法地位的沉落，其重要性與獨立性沒有必然的聯系。基於這樣的考慮，本文試圖撇開感情因素，對這個問題做客觀全面的分析與考察。
商事規范與「商事通則」
（一）關於商事規范內容的通說和立法例
商法就其一般意義而言，是指調整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因為對商或商事關系的界定是構建商法的概念、規則、體系的基礎，所以研究商事規范需從對商的認識出發。根據《布萊克法律辭典》的界定，「商是指貨物、生產品或任何種類的貨物之交換。」《韋氏新國際辭典》稱「商是指商品交換或買賣行為」。筆者認為這些界定主要是針對古典商業時代而言的，隨著現代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商事的范圍和種類已越來越廣，越來越多，形成 「無業不商」的局面，商的內涵和外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凡屬以營利為目的從事交易的行為，在法律上皆可謂之「商」。按學界通說，現代「商」的具體種類包括：其一，買賣商，也即「固有商」，是指以營利為目的直接進行財貨交易的行為；其二，「輔助商」，指以間接媒介財貨交易為目的的營業活動，實際上是輔助固有商營業得以實現的商事行為，如貨物運輸、倉儲、代理、居間、行紀等；其三，雖不具有直接或間接媒介貨物交易的目的，但其行為性質與固有商和輔助商有密切聯系，為其提供商業條件的營業活動，如融資、信託、加工、承攬、出版等，學者稱之為「第三種商」。其四，僅與第三種商有牽連關系的營業活動，如廣告宣傳、人身與財產保險、餐飲娛樂、旅遊服務、信息咨詢等，即「第四種商」。現代意義上的商事是指一切營利性主體所從事的一切營利性活動或事業的總稱。
在世界各國商事立法中，主要存在著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兩種立法模式。民商分立就是在民法典之外單獨制定商法典，並以此為基礎形成相對獨立的法律體系，法國、德國、日本、比利時、韓國等40多個國家都制定了商法典。在民商合一的立法體制下，商法僅是民法的特別法，沒有形式意義的商法典，僅以商事單行法和散見於民法及其他部門法、判例中的商法規則為表現形式。考察世界各國的立法例，在采民商分立的國家中，《德國商法典》分為五編：第一編為商人的身份，下設商人、商業登記簿、商號、經理權和代辦權，商業輔助人和商業學徒、代理商、商事居間人七章；第二編為公司和隱名合夥，下設無限公司、兩合公司和隱名合夥三章；第三編為商業賬簿，下設對所有商人的規定，對資合公司的補充規定、對登記合作社的補充規定、對保險企業的補充規定、私人提出賬目委員會及提出賬目咨詢委員會五章；第四編為商行為，下設一般規定、商業買賣、行紀營業、貨運營業、運輸代理營業、倉庫營業六章；第五編為海商，內容另行刊載。它未涉及任何票據法、破產法、保險法的內容，對有限公司、合作社、證券等相關內容也未作規定。《法國商法典》的內容涉及商人、商人會計、商品交易所、居間商、質押和行紀商、商行為的證據、匯票和本票、商業時效以及商事法庭。《日本商法典》採用了總則、公司、商行為及海商四編的體系結構，規定了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的內容，又規定了買賣、交互計算、隱名合夥、居間營業、行紀營業、承攬運送、寄託保險等商行為，但未涉及破產法。《澳門商法典》分為四卷，即經營商業企業之一般規則、合營企業之經營及企業經營之合作、企業外部活動及債權證券。從上述各國（地區）的立法中可以看出，商法的內容極為龐雜，各國法上規定的內容相差較大，商法並沒有具體明確的法律界線，在尚無成熟的立法經驗可資借鑒的情況下，談我國商事通則乃至商法典的制訂，似乎為時尚早。
（二）關於商事立法的各種主張以及目前的立法實踐
國內學界對於商事立法的形式，大致存在以下幾種主張：
1.主張制定商法典，比如徐學鹿教授。該種主張主要是基於完善商法體系，保障商法統一以及體現商法獨立價值等方面的考慮。此系典型的民商分立主張，而這與我國民商合一的立法傳統相悖，欠缺對中國現實的回應，已經為大部分學者所不採。
2.主張制定商事通則，江平、王保樹等諸多學者持此主張。其理由主要包括：其一，發揮其統率作用，以收綱舉目張之效；其二，民法典自身性質的局限，其內容不可能無限膨脹，更不可能取代商法而形成「私法的一元化」局面；其三，實現商法體系完善的需要；其四，統一市場、統一法制的要求。[1]江平先生也贊成制定商事通則，認為這樣簡便可行並可以充分體現商法的特徵。[2]但對於商事通則的內容，學者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比如江平先生主張商事通則應包括商事活動原則、商事權利（包括商業名稱、商業信用、商業秘密等）、商事主體以及商事企業的基本形式、關連企業、連鎖企業、商業帳薄、商事行為、商業代理（包括內部經理人代理以及外部各種銷售代理，如獨家代理等）等內容；[3]也有學者提出商事通則應包括基本原則、商事主體、商事行為與代理、商號、商業登記、商事責任的一般規定、附則等七章，[4]此較前說范圍縮小；王保樹教授認為，商事通則僅僅是一部關於商事主體一般規則的法律。[5]
3.主張商法仍然以商事特別法的形式存在，此多為民法學者所倡，如梁慧星先生、王利明教授等，但也有少數商法學者持此主張，比如趙萬一教授認為「以民法典為基本法，以一系列單行法為特別法，是我國商事立法形式的理性選擇。」[6]筆者贊同此種觀點，基於我國的立法傳統、民法與商法的關系以及立法技術等幾個方面的理由，而且現行的體制運行良好，沒有必要做大的改動。
商法的內容，通說認為包括組織法和行為法兩部分，前者主要涉及商事主體、商業登記、商業賬簿、商事代理等內容；後者主要包括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證券法等等。在筆者看來，無論商法的具體范圍如何界定，就其一般意義上的內容，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證券法、破產法等很難找到共同涉及的內容准則，從而抽象出普遍適用的本質特徵及共同規則，因此，制定出一部不受非議的商法典，將會是一件極為費時費力的事。但在現實中卻出現了令人驚奇的事情，那就是深圳市在1999年6月30日出台並於2004年4月16日修改的《深圳經濟特區商事條例》（以下簡稱《深圳商事條例》）。該條例分為8章共65條，第一章總則，第二章商人，第三章商事登記，第四章商人的名稱與營業轉讓，第五章商業賬簿，第六章商業雇員，第七章代理商，第八章附則。這實際上就是一部不大不小的商事通則。自其頒布以來，學界雖有一定的爭論，但褒獎者甚眾，比如有的學者就認為這是對我國商事立法的有益探索。[7]在最近商務部召開的現代市場流通體製法律框架研討會上又傳出了要抓緊制定商事通則的消息。的確，基於深圳特區在我國的突出地位，其第一個制訂商事條例不可能沒有轟動效應，但若主張以此為契機，制訂全國適用的商事通則，則有諸多需商榷之處。而且從其體系和內容上看，它是將商行為法剝離，而僅以商組織法為基礎做出的原則性規定，全文僅有65 條，立法的過於粗線條，其可操作性可想而知。筆者認為是否制定商事通則是一個關乎法律體系和立法技術的問題，需要大量的分析論證，以我國目前的立法傳統和理論基礎，應以舍棄制定商事通則為宜。
⑤ 關於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
關於商法的地位與商事立法問題，學界歷來存在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兩種主張。然一種奇怪的現象是，國內的商法學者多主張民商分立而民法學者多主張民商合一，這其中或許多少帶有一些感情因素。在筆者看來，商法是否獨立，商事通則制定是否可行，是一個邏輯性、體系性、科學性的論證過程，也是一個立法技術的問題；即使在民商合一的立法框架下，沒有單獨的商法典或是商法通則，也絕不意味著商法地位的沉落，其重要性與獨立性沒有必然的聯系。基於這樣的考慮，本文試圖撇開感情因素，對這個問題做客觀全面的分析與考察。
商事規范與「商事通則」
（一）關於商事規范內容的通說和立法例
商法就其一般意義而言，是指調整商事關系的法律規范的總和。因為對商或商事關系的界定是構建商法的概念、規則、體系的基礎，所以研究商事規范需從對商的認識出發。根據《布萊克法律辭典》的界定，「商是指貨物、生產品或任何種類的貨物之交換。」《韋氏新國際辭典》稱「商是指商品交換或買賣行為」。筆者認為這些界定主要是針對古典商業時代而言的，隨著現代社會經濟的迅速發展，商事的范圍和種類已越來越廣，越來越多，形成 「無業不商」的局面，商的內涵和外延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凡屬以營利為目的從事交易的行為，在法律上皆可謂之「商」。按學界通說，現代「商」的具體種類包括：其一，買賣商，也即「固有商」，是指以營利為目的直接進行財貨交易的行為；其二，「輔助商」，指以間接媒介財貨交易為目的的營業活動，實際上是輔助固有商營業得以實現的商事行為，如貨物運輸、倉儲、代理、居間、行紀等；其三，雖不具有直接或間接媒介貨物交易的目的，但其行為性質與固有商和輔助商有密切聯系，為其提供商業條件的營業活動，如融資、信託、加工、承攬、出版等，學者稱之為「第三種商」。其四，僅與第三種商有牽連關系的營業活動，如廣告宣傳、人身與財產保險、餐飲娛樂、旅遊服務、信息咨詢等，即「第四種商」。現代意義上的商事是指一切營利性主體所從事的一切營利性活動或事業的總稱。
在世界各國商事立法中，主要存在著民商合一和民商分立兩種立法模式。民商分立就是在民法典之外單獨制定商法典，並以此為基礎形成相對獨立的法律體系，法國、德國、日本、比利時、韓國等40多個國家都制定了商法典。在民商合一的立法體制下，商法僅是民法的特別法，沒有形式意義的商法典，僅以商事單行法和散見於民法及其他部門法、判例中的商法規則為表現形式。考察世界各國的立法例，在采民商分立的國家中，《德國商法典》分為五編：第一編為商人的身份，下設商人、商業登記簿、商號、經理權和代辦權，商業輔助人和商業學徒、代理商、商事居間人七章；第二編為公司和隱名合夥，下設無限公司、兩合公司和隱名合夥三章；第三編為商業賬簿，下設對所有商人的規定，對資合公司的補充規定、對登記合作社的補充規定、對保險企業的補充規定、私人提出賬目委員會及提出賬目咨詢委員會五章；第四編為商行為，下設一般規定、商業買賣、行紀營業、貨運營業、運輸代理營業、倉庫營業六章；第五編為海商，內容另行刊載。它未涉及任何票據法、破產法、保險法的內容，對有限公司、合作社、證券等相關內容也未作規定。《法國商法典》的內容涉及商人、商人會計、商品交易所、居間商、質押和行紀商、商行為的證據、匯票和本票、商業時效以及商事法庭。《日本商法典》採用了總則、公司、商行為及海商四編的體系結構，規定了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的內容，又規定了買賣、交互計算、隱名合夥、居間營業、行紀營業、承攬運送、寄託保險等商行為，但未涉及破產法。《澳門商法典》分為四卷，即經營商業企業之一般規則、合營企業之經營及企業經營之合作、企業外部活動及債權證券。從上述各國（地區）的立法中可以看出，商法的內容極為龐雜，各國法上規定的內容相差較大，商法並沒有具體明確的法律界線，在尚無成熟的立法經驗可資借鑒的情況下，談我國商事通則乃至商法典的制訂，似乎為時尚早。
（二）關於商事立法的各種主張以及目前的立法實踐
國內學界對於商事立法的形式，大致存在以下幾種主張：
1.主張制定商法典，比如徐學鹿教授。該種主張主要是基於完善商法體系，保障商法統一以及體現商法獨立價值等方面的考慮。此系典型的民商分立主張，而這與我國民商合一的立法傳統相悖，欠缺對中國現實的回應，已經為大部分學者所不採。
2.主張制定商事通則，江平、王保樹等諸多學者持此主張。其理由主要包括：其一，發揮其統率作用，以收綱舉目張之效；其二，民法典自身性質的局限，其內容不可能無限膨脹，更不可能取代商法而形成「私法的一元化」局面；其三，實現商法體系完善的需要；其四，統一市場、統一法制的要求。[1]江平先生也贊成制定商事通則，認為這樣簡便可行並可以充分體現商法的特徵。[2]但對於商事通則的內容，學者也存在或多或少的分歧：比如江平先生主張商事通則應包括商事活動原則、商事權利（包括商業名稱、商業信用、商業秘密等）、商事主體以及商事企業的基本形式、關連企業、連鎖企業、商業帳薄、商事行為、商業代理（包括內部經理人代理以及外部各種銷售代理，如獨家代理等）等內容；[3]也有學者提出商事通則應包括基本原則、商事主體、商事行為與代理、商號、商業登記、商事責任的一般規定、附則等七章，[4]此較前說范圍縮小；王保樹教授認為，商事通則僅僅是一部關於商事主體一般規則的法律。[5]
3.主張商法仍然以商事特別法的形式存在，此多為民法學者所倡，如梁慧星先生、王利明教授等，但也有少數商法學者持此主張，比如趙萬一教授認為「以民法典為基本法，以一系列單行法為特別法，是我國商事立法形式的理性選擇。」[6]筆者贊同此種觀點，基於我國的立法傳統、民法與商法的關系以及立法技術等幾個方面的理由，而且現行的體制運行良好，沒有必要做大的改動。
商法的內容，通說認為包括組織法和行為法兩部分，前者主要涉及商事主體、商業登記、商業賬簿、商事代理等內容；後者主要包括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證券法等等。在筆者看來，無論商法的具體范圍如何界定，就其一般意義上的內容，公司法、票據法、海商法、保險法、證券法、破產法等很難找到共同涉及的內容准則，從而抽象出普遍適用的本質特徵及共同規則，因此，制定出一部不受非議的商法典，將會是一件極為費時費力的事。但在現實中卻出現了令人驚奇的事情，那就是深圳市在1999年6月30日出台並於2004年4月16日修改的《深圳經濟特區商事條例》（以下簡稱《深圳商事條例》）。該條例分為8章共65條，第一章總則，第二章商人，第三章商事登記，第四章商人的名稱與營業轉讓，第五章商業賬簿，第六章商業雇員，第七章代理商，第八章附則。這實際上就是一部不大不小的商事通則。自其頒布以來，學界雖有一定的爭論，但褒獎者甚眾，比如有的學者就認為這是對我國商事立法的有益探索。[7]在最近商務部召開的現代市場流通體製法律框架研討會上又傳出了要抓緊制定商事通則的消息。的確，基於深圳特區在我國的突出地位，其第一個制訂商事條例不可能沒有轟動效應，但若主張以此為契機，制訂全國適用的商事通則，則有諸多需商榷之處。而且從其體系和內容上看，它是將商行為法剝離，而僅以商組織法為基礎做出的原則性規定，全文僅有65 條，立法的過於粗線條，其可操作性可想而知。筆者認為是否制定商事通則是一個關乎法律體系和立法技術的問題，需要大量的分析論證，以我國目前的立法傳統和理論基礎，應以舍棄制定商事通則為宜。
⑥ 如何踐行民商合一
我個人贊同民商合一，這更符合中國的實際
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之實質探究
摘 要：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之爭其實質是立法模式之爭，「法律部門說」和「法律制度說」都是這一問題的錯誤演繹。「民商完全融合論」、「民商分立論」及「大融合、小分立論」都有其固有的缺陷，在現實立法中難以從理論變為實踐。以民法典之外另立《商事通例》為標志的「民商實質合一、形式適當分立」的三級層次立法體例是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兩種立法模式合作與博弈的結果。
關鍵詞：民商合一；民商分立；立法模式；三級層次
當前，我國正在制訂民法典，全國人大常委會已就法工委提交的民法典草案進行過了一次討論。為制訂一部完善的、理想的民法典，各種意見、主張進行了激烈的爭論與交鋒。其中，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這個20世紀上半期中國學界廣泛關注的問題，在20世紀下半期和21世紀初期再次成為理論界爭論的焦點。在20世紀上半期，由於現代意義上民法典的編篡，人們開始對民法與商法的關系展開爭論。在這場爭論中，出現了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兩種觀點。到了20世紀下半期，人們又重新拾起這個話題，開始了長達數年的爭論。有趣的是，現在人們提出的理由與20世紀上半期學者提出的理由幾乎一致。將這種現象簡單地歸結於中國學術發展的停滯不前似乎有些不妥，但它確實說明在我國有些問題的討論似乎沒有擺脫歷史的局限。在我國民法典出台之前，站在新的歷史高度，對民商的合一與分立這一老話題予以重新探索，作出民商立法模式的理性選擇，對於我國民法的繁榮與商法的勃興都是非常必要的。
一、民法與商法關系的實質
對於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這樣一個問題，盡管我們已經爭論了近一個世紀，但人們似乎並沒有意識到爭論問題的實質是什麼。中華民國時期，為了編纂民法典，人們自然而然地需要考慮西方傳統上屬於商法的內容是否需要容納到民法典中。在這場爭論中，出現了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兩種觀點。討論的結果是，制訂一個傳統意義上的全面的民法，但是，在這個民法典性質的文件中，不包括公司法、票據法以及海商法等內容。隨著民法典的頒布，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的爭論暫時告一段落。這場爭論的起因是為立法者起草民法典提供理想的模式，但在爭論中，人們自然提出並分析了民法與商法的異同問題。現在我國已經開始了民法典的起草，並打算在2010年以前完成民法典的編纂工作。於是，圍繞民法典的制訂，在中國掀起了一場是採用「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立法體制的大討論。一時間，專著論文可謂蔚為大觀。但學者提出的觀點和理由與20世紀上半期學者們的意見並無二致。從歷史的發展來看，20世紀上半期學者們提出的關於民法與商法關系的理論對民法與商法自身的發展並無多大幫助。幾十年來，民商法的這種格局在台灣仍然存在，人們並未因這種所謂的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而大感不便或歡欣鼓舞。可以說，立法者一時的決策決定了台灣現行民商法的體系。因此，我們可以說，長達百年的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之爭實質上是「立法模式」之爭，它是民法與商法實踐的產物，而不是一個理論上的重大問題。
從20世紀80年代開始，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問題逐漸異化。這個傳統的問題已經不僅僅是模式問題，而成了「法律部門問題」，「法律制度問題」。民商法關系的這種變化具有顯著的「中國特色」，因為只有我國的學者對「法律部門」和「法律制度」的分類方式如此熱衷，以致於用學術上的分類方法來代替立法上的模式選擇。有的學者認為，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是民法與商法同屬一個法律部門或分屬於兩個法律部門。而法律部門是什麼呢？就是按照法律規范所調整的社會關系對現行法律規范所作的劃分。由於民法與商法的調整對象不同，所以民法與商法屬於兩個完全不同的法律部門。那麼民法的調整對象是什麼？商法的調整對象是什麼？學術界並沒有一致的看法，因此，是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目前也不可能有一致的看法。實際上，法律部門是學術界為了研究的方便而對現行法律規范所進行的一種極其含糊的分類。即使同屬於一個法律部門，也未必都放在一個法律文件中，法律文件不等同於法律部門。民法與商法是不是一個法律部門對民商立法沒有多大的指導意義。這種爭論與當初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的爭論沒有直接的聯系。這是典型的「老瓶裝新酒」，將問題的實質進行的替代或更新。很顯然，在討論這個問題時，我們忘記了討論的終極目的，而陷入了「自己製造題目，自己來解答」的怪圈。
所以，將近一個世紀的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的爭論加以分析，我們發現有「立法模式說」，「法律部門說」，「法律制度說」等觀點。爭論的問題實質已經發生了巨大的變化。從問題的起源來看，「立法模式說」更接近真正的問題，是爭論的實質，而「法律部門說」和「法律制度說」則是這一問題的錯誤演繹。
二、我國當前民商立法模式的論爭及評介
對於我國未來民法典的立法模式，學者們展開了廣泛而深入的激烈爭論，形成了「民商完全融合論」，「民商分立論」和「大融合、小分立」三種最具代表性的觀點，筆者試圖從現實立法的角度予以評介。
1.民商完全融合論
我國多數學者持這種立法觀點。他們反對制定商法典或商法總則，主張在私法領域只制定民法典一部基礎性的法律，至於公司、票據、保險、海商等則以單行法的形式加以規定，除此之外，還可以相應的民事、商事特別法輔之。有學者進一步指出，《合同法》的制定，使民法和商法有機結合在一起，提供了民商法完全融合的經典範例。[1]
這種觀點因其合理性而得到了絕大多數民商法學者們的贊同與支持。但是，從現實立法的角度來看，民商完全融合的立法體例卻有其致命的硬傷。其一，全國人大法工委提交全國人大常委會討論的民法草案除合同法外的其他八篇極少能見到商法的規定，有時連影子也見不到。所謂民商完全融合，法典上卻有民無商。這種做法的結果，必然使人認為法律上只是有民無商而對民商合一產生懷疑，進而反對所謂的民商合一並主張單獨制定商法典。其二，從民法典的立法技術上來講，民法典講求形式的合理性和體系的邏輯性，對諸多商事法律起統率作用的商法一般性規定如商號、商業登記、商業帳簿等內容在民法典中無容身之地，因此民法典無法從綱領上統率諸多商事單行法與特別法，使商事法處於一種群龍無首的混亂狀態。
2.民商分立論
在主張民商分立的學者中，由於對民商關系的看法不同，又可分為兩類。一部分堅持民商分立的學者認為，民法與商法應是兩門完全獨立的部門法，在他們看來「沒有一個現代國家會認為商法是民法特別法的觀點是正確的」，其根據主要在於，他們認為民法與商法不僅在指導思想、價值取向等理念方面具有根本的區別，而且在具體法律制度方面，也是格格不入的。另一部分主張民商分立的學者雖然承認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但仍然認為應在民法典之外另立商法典。這部分學者認為只要我們不能完全否認民法和商法的區別，則當然還應採用民商分立的模式。
事實上在民法典的立法模式上，民法起草工作小組內部的意見是一致的，即繼續堅持民商合一立法體例。[2]從這個意義上說，主張民商分立已經只具有研究上的理論價值，失去了指導現實立法的實踐價值。誠如列寧所言，「理論是灰色的，生活之樹常青」，失去實踐價值的理論是不具有生命力的。從世界立法的歷史來看，這種討論也會隨著法典的頒行嘎然而止。當然，我們並不是否認這種主張的學術意義，相反，應該引起我們足夠的重視。
3.大融合、小分立
在民法典立法模式的大討論中，個別學者主張用制訂《民商法律總綱》的辦法，實現民商的大融合、小分立。其建議在我國未來的民商事法律完善工作中，放棄試圖制訂一部大而全的或者完整的民法典或民商法典的設想，轉而立足於我國現有的民商事法律規范樣態，一方面制訂一部在功能上總攬民商事活動基本原則和民商法律通則，類似於現行《民法通則》的法律文件，稱之為《中國民商法律總綱》，另一方面則對於現有的各個單行的民商法律進行加工整理，查漏補缺，分別加以完善，使之相互協調，形成民商單行法的系列，從而建立起一個在《中國民商法律總綱》統率下的以各單行民商事法律為支撐的民商法律網路體系。[3]
這種放棄制訂民法典的民商大合一、小分立的立法主張在總體上承認民商合一的歷史發展趨勢，但認為在實踐中民商還需要適當分立。應該說這是對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發展與創新。然而制定民法典已成為受大陸法系熏陶與影響之下的各個國家不約而同的選擇，我國也不例外。在學們者看來，大陸法系的精神即在於以民法為核心的私法體系，民法典則是這種法律精神的象徵，而且它已經演變成為大陸法系存續的一個精神支柱。民法典不僅是一個國家法律文明的象徵，而且已超越法律本身滲入到國民的信仰之中，成為整個社會文明的標尺。在我國，民法典已經正式提交最高立法機構，民法典的制訂已是勢在必行。這種大合一、小分立的立法主張雖然已經不可能由理論變為現實，但對開拓我們視野的啟迪意義卻是巨大的。
三、我國未來民法典中商法規則的設計
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已成為立法者和大多數學者的共識，這已是不可更改的事實。在市場強烈呼喚現行中國的商事立法模式及技術水平的調整和提高的今天，如何在民法典中體現商的含義，尚有可探究之餘地。民商的完全融和論與民商的大融合、小分立的立法主張都有其固有的缺陷，難以在立法上彰顯民法與商法共性與個性相統一的法律品格。因此，在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之中探求第三條道路，是民商合一立法模式之中民法與商法反復合作與博弈後的理性選擇。
1.探求第三條道路的必然性
其一，綜觀我國的立法狀況，商法是在既沒有商法典編篡也沒有商法總則統領的情況下，以單行法聚合形式發展期來的，盡管學者們主張我國民商立法體例上應繼續採用《民法通則》的民商合一模式，但在現行的民法框架中還沒有反應對商法整體原則的抽象與歸納，正在起草的民法典也未給商法未來的發展以切實的關懷。隨著市場經濟向全球化、復雜化方向發展，市場對商法將提出更高、更迫切的要求。在這種情況下，我們再不能憑著簡陋的商事制度、用民法的基本意識甚至是傳統的倫理道德觀念來解決商事問題。
其二，法典化是民法的形式理性，大凡法典都具有完整性與統一性，民法典更是以其結構的體系化和邏輯的嚴密性而著稱。我國民法典的制訂極其注重外來資源的移植與利用，由此還形成了羅馬式與潘德克吞式之爭。而無論是羅馬式還是潘德克吞式民法典，其編制結構和體系都無法容納如商號、商業登記、商業帳簿、商法的特殊原則等商法的一般原則性規定。商法特有的規則體系使民法和商法完全融合成為不可能。
其三，雖然國外多數採用民商合一立法模式的國家，如瑞士、泰國、義大利等，在法典的制訂上只有民法典，沒有商的體現。但我國特有的社會經濟生活背景決定了我國在立法上決不能照搬照套。我國長期實行計劃經濟或有計劃的商品經濟，市場主體缺乏商人氣質和市場觀念，我國急切需要完善統一的商事法律以形成強大的沖擊力，促使市場主體確立全新的現代市場觀念和現代商人意識，快速發展我國的商文化。
通過上述分析我們不難發現，民商合一立法模式之中的民商完全融合論不符合市場經濟繁榮要求商事法律發達的時代要求，民法典固有的編制體系也使商法內容難以容身。如果一味在民法典之內尋求民商法的形式合一，只會走入法典編纂的死胡同。因此，在民商合一的大框架下探求立法模式的第三條道路，是民法典編纂中處理民法與商法關系的一個無奈選擇。筆者以為，民商法的精神理念的實質合一與形式的適當分立相結合，是一個解決矛盾的不錯選擇。其基本模式包括如下幾個層次：一是學者們普遍認同的觀點，即在私法領域只制定民法典一部基礎性的法律，公司、票據、保險、海商等則以單行法的形式加以規定；二是商法與民法共有的且易於合並立法的制度寓於民法典之中，如公平、平等、誠實信用、合法性等民商法共有的價值取向，商事代理、行紀、居間等制度；三是在民法典之外就民法典無法融合而又對其他商事單行法有著統率作用的商事一般性規定製訂《商事通例》，《商事通例》主要就制訂《通例》的根據、任務、商法特有的基本原則，商號、商業登記、商業帳簿、商事法律淵源等加以規定。由此就構成了民商法的民法典———民事單行法、商事通例———民事特別法、商事特別法的三級層次。
2.三級層次並非民商分立的變臉
民商立法的這樣一個三級層次由於其在民法典之外另立商事通例，必遭諸多詬病，尤其會被以為是民商分立的又一翻版，但筆者以為這種實質民商合一、形式適當分立的立法體例與民商分立是大異其趣的，而非民商分立的變臉。
首先，民法典之外另立商事通例的三級層次在實質上仍屬民商合一。民商合一的實質是將民事生活和整個市場所適用的共同規則和共同制度集中規定於民法典，而將適用於局部市場或個別市場的規則，規定於各個民事特別法。[4]其實，在三級層次的第一個層次即民法典之中，就已經包含了民事生活和市場活動所共同適用的且在立法技術上易於合並立法的規則和制度。民法典在法律地位上仍處於民事基本法的地位，對商事通例等民事單行法、特別法具有統率、指導作用，對商事通例及其輔助性法律的罅漏仍具有補正的功能。通例的制訂，並沒有使調整平等主體關系的規則人為地被分為兩套，並沒有造成民法與商法內容的沖突與矛盾。相反，不同效力層次的民事法律規范構成了一個結構完整、邏輯嚴密、在廣度與深度上能更好調整平等主體關系的法律群落。
其次，在三級層次中民商的適度分立，對民商合一的原有編制體系並無實質改變。主流學者關於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可稱之為兩級結構：民法典———民事特別法。在此種模式下，所有的商事特別法都可以統一適用民法典總則，主體適用民事主體的規定、行為適用民事法律行為的規定。所謂三級層次實際上在兩級結構的之間加入一個統率公司、破產法、海商法等諸多零散商事特別法的總綱，商事特別法在商事通例無明確規定的情況下仍然可以適用民法典的規定。這種三級層次並不是板塊式和拼盤式的結合，而是一種立體滲透的構造，本質上對原有兩級結構的深化與細化，是原有結構失衡下的制度創新。
同時，以商事通例為標志的三級層次符合民法和商法各自的特點，順應了時代呼喚商法復興的要求。由於傳統和計劃因素的雙重影響，我國商法無論在觀念層面還是在制度層面均不發達，制度供給與現實需求之間一直存在緊張關系，現實呼喚商法制度的勃興。三級層次的民商立法體例在民商法律制度中凸現了商事法律制度，對於培育市場主體商人氣質、商法意識具有重大啟迪意義；對於維護商事主體合法利益、保障交易繁榮、安全具有重大制度價值，進而必將導致商法的復興。
這種民商實質合一、形式適當分立的三級層次立法體例是民法與商法的關系、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兩種立法模式合作與博弈的結果，其合理價值在於解決了民商完全融合與民商分立兩種論爭的矛盾與沖突。應該說，這種立法體例是符合我國現實情況的，是解決我國目前商事法律制度短缺的有效率的制度安排。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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