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調節收入差距
㈠ 增值稅可以調節收入差距,維護社會公平
①不合題意，有利於調節收入差距、維護社會公平的是個人所得稅；
②符合題意，實行「營業稅改增值稅」有利於減輕企業的稅收負擔，推動經濟發展；
③表述錯誤，營業稅改增值稅並沒有擴大征稅范圍，且「保證」財政收入來源的說法過於絕對；
④符合題意，增值稅只對增值額征稅，不僅可以避免對一個經營額重復征稅，而且可以防止前一生產經營環節企業的偷漏稅行為．
故本題選C
㈡ 如何有效調節我國的收入分配差距
一、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條件下政府收入分配職能與社會公平
在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基礎性作用。古典經濟學家認為，市場機制這只「看不見的手」可有效調節經濟運行，達到供需平衡，實現資源的合理配置，而不需要政府幹預。然而周期性爆發的經濟危機，特別是「經濟大危機」，則表明市場不是萬能的，市場機制不能解決資源配置中的所有問題。即提出了市場失靈政府幹預的必要性問題。正是由於市場失靈，才成為政府介入社會經濟活動的基本理由和原動力。這樣市場經濟這只「看不見的手」和政府經濟這只「看得見的手」共同支撐著社會經濟的發展構成了「混合經濟」體制。政府為了彌補市場失靈而大量介入社會經濟活動被習慣的視為正常的市場經濟活動。
公平，是各國政府經濟活動所追求的一個共同目標。在經濟領域，公平是和分配相聯系的一個概念。社會公平則是一種價值判斷，受社會文化傳統、意識形態、經濟發展水平、人們的經濟地位等多種因素影響，具有較大的不確定性和可變性。所以，公平分配是一個相對的概念，它是指在一定的社會范圍內和一定的社會道德規范下，社會成員之間和可以支配的經濟資源之間的均衡和協調。公平分配是促進社會安定和發展的一個重要因素，是政府宏觀經濟管理政策的一種重要目標。
政府收入分配職能，是指政府通過各種政策工具，參與一定時期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與再分配，實現收入在全社會各部門、各地區、各單位，以及各社會成員之間進行合理分割，縮小收入差距，體現社會公平。各個國家對收入差距問題都給予了高度重視。這是因為：（1）收入差距可能導致政策左右搖擺，由此加重政策失誤和市場失靈對經濟增長的影響；（2）收入集中在少數上層政治精英、經濟精英和知識精英手中，會削弱政府政策的貫徹落實效果；（3）收入差距的擴大有可能侵蝕社會精神財富，包括居民的信任感、親和力和責任感；（4）收入差距超過一定的社會容忍界限時，有可能導致公共秩序的混亂和社會的動盪。
在市場經濟活動中，政府為追求公平目標，其開展的主要工作有：（1）為各種生產要素參與市場競爭創造公平的環境，即機會均等。（2）貫徹按勞分配為主體的原則，使勞動的收入與所提高勞動的數量和質量相對應，多勞多得，充分調動勞動者的積極性。（3）運用稅收、社會保障等政策工具，將收入差距控制在社會成員心理承受能力之內。
二、發展政府收入分配職能對效率 公平影響
我國收入差距過大，具體表現在五個方面：城鄉居民之間的收入差距；不同行業部門之間的收入差距；不同所有制之間的收入差距；地區之間的收入差距以及城鎮居民內部的收入差距。縮小收入差距的根本出路是發展經濟走「共同富裕」的道路。而市場經濟不能有效調節國民收入在社會各部門、各地區、各階層和各成員之間合理分配，縮小收入差距，體現社會公平，即使在經濟運行達到所謂「帕累托效率」的條件下，市場不會自動實現收入公平分配。並且市場則強調效率，通過價格機制和競爭機制，各種生產要素和資源向效率更高的地區、部門、產業、企業以及個人集中，反而進一步擴大收入在各個領域的差距。但任何經濟運行都是在一定社會環境下進行的，如果社會成員之間收入分配不公平，貧富差距懸殊，特別是在相當部分成員基本生活都難以保證的情況下，必然引發大量社會矛盾，犯罪率居高不下，遊行、示威、罷工連續不斷，甚至引發政局動盪，對經濟正常運行產生嚴重影響，最終有損於效率的提高。這就需要政府在公平與 效率之間進行權衡選擇，合理的發揮政府經濟的作用。
收入的社會公平與經濟效率是政府經濟活動的兩大基本准則，但在錯綜復雜的經濟社會關系中，政府在兩者之間的選擇，還需要解決一系列的問題。盡管收入公平與經濟效率是政府經濟活動所追求的目標，但要同時達到兩個目標，是較為困難的，有時甚至是不可能的。即收入公平與經濟效率之間存在矛盾，具有一定替代關系。收入公平與經濟效率兩者之間既有矛盾性又有統一性，政府經濟決策有較大迴旋餘地，可形成各種不同的政策組合。其一，經濟效率優先兼顧收入公平的政策；即政府財政收支和宏觀經濟管理以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促進經濟較快增長，增強整體國家經濟實力，發展社會生產力為首要目標，同時注意調節社會成員收入差距，體現收入社會公平。這也是我國現行收入分配政策的基本指導方針。其二，公平優先兼顧效率的政策；即在政府財政收支和宏觀經濟管理中，優先考慮收入和社會財富在社會成員之間合理分配，調節收入差距，為貧困階層提供最基本的生活保障，體現社會公平。同時，盡可能減少收入公平分配對經濟運行效率的消極影響。一國政府對效率和公平如何做出要視該國經濟發達程度、居民收入分配差距而定。國際上通用的分析和測算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是基尼系數。據有關專家統計，目前我國基尼系數已高於0。4國際公認警戒線標准。國家統計局2000年對中國4萬個城鎮居民家庭收入情況進行了調查：其中20%的高收入者擁有42。5%的國民財富；胡鞍鋼教授研究結論：10年間，居民儲蓄額增長了10倍，50%的儲蓄額卻是掌握在不足10%的人手中。高收入與低收入戶人均年收入差距1996年為41倍，到2000年擴大為57倍，高收入戶年均增加41401元，低收入戶僅增加1079元前者是後者的38倍。正視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對收入分配公平的負相關性，合理發展政府經濟，研究政府經濟與居民收入分配公平的正相關性問題尤為重要。
㈢ 為什麼調節力度加大，收入差距依舊不減
話好說，事難辦。現在流行任性
一、經濟法與經濟行政法之間的區別
（一） 兩者規范的權力不同
經濟法規范的是國家主權對個體經濟行為的干預，而經濟行政法規范的是經濟行政權對行政相對方經濟行為的干預。我國憲法對此作了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總綱第15條規定：「國家實行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國家加強經濟立法，完善宏觀調控。 國家依法禁止任何組織或者個人擾亂社會經濟秩序。」該條明確規定了國家依法對個體經濟行為的干預權，該法就是經濟法，該權就是主權。憲法第3章第85條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即中央人民政府，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的執行機關，是最高國家行政機關。」該條明確規定了政府（狹義的）掌握的權力是行政權。主權和經濟行政權有本質區別。
第一，兩者歸屬主體不同。國家主權屬於一個國家全體人民。有的西方國家憲法明確規定國家主權在民。例如，《法蘭西共和國憲法》（1958年10月4日公布，1976年6月18日最後修改）第3條規定：「國家主權屬於人民，由人民通過其代表和通過公民投票的方法行使國家主權。任何一部分人民或者任何個人都不得擅自行使國家主權。」《日本國憲法》（1946年11月3日公布；1947年5月3日施行）序言部分這樣寫到：「日本國民通過正式選出的國會代表而行動，為了我們及我們的子孫，確保各國人民合作之成果及我國獲得自由之惠澤，決心根絕因政府行為而再度釀成戰禍，茲宣布主權屬於國民，並確定本憲法。」有的西方國家憲法雖然沒有明確規定國家主權在民，但可以從表述中推理出這個結論。《美利堅合眾國憲法》序言規定：「我們，合眾國的人民，為了組織一個更完善的聯邦，確保我們自己及我們後代能安享自由帶來的幸福，乃為美利堅合眾國制定和確立這一部憲法。」既然憲法由人民制定，憲法所賦予的各項權力必然來源於人民。我國憲法第2條也明確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一切權力屬於人民。人民行使國家權力的機關是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人民依照法律規定，通過各種途徑和形式，管理國家事務，管理經濟和文化事業，管理社會事務。」而經濟行政權屬於法律法規授權的具體的經濟行政機關或其他組織。 例如，在我國現階段，關稅的徵收權就屬於海關，其他機關和組織都不能行使關稅徵收權，即使國務院也不能直接徵收關稅。
第二，兩者受制的法律種類不同。國家主權受國際法和憲法規制。在國際范圍內，國家主權受國際法規制。經濟全球化導致一些有關經濟、環保、人權、宇宙空間以及國際犯罪等共同問題，單靠一個國家無力解決，於是，國家之間簽訂了許多國際合作的條約和協定，為了保證獲得國際合作和有效地解決問題，國家就必須遵守這些條約和協定。正如聯合國秘書長安南所說：「國家主權，從它的最根本的意義上來說，正在全球化和國際合作的影響下被重新定義。……我們對國家主權的概念已經不在與過去一樣了。」在國內，國家主權受憲法規制。憲法是「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的基本形式，是對客觀上已經形成的民主事實的法律確認。」憲法規定了國家的權力和公民的權利，相對應的也規定了國家和公民的義務。國家可以按照憲法的規定行使權力，但同時也必須按照憲法的規定履行義務。而經濟行政權除了要受國際法和憲法規制之外，還要受法律、行政法規、部門規章、地方性法規、地方政府規章、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的規制。
第三，兩者的可分性不同。國家主權是抽象的，具有不可分性。而經濟行政權具有可分性。經濟行政權只是國家行政權的一部分。不同的經濟行政權由不同的行政主體行使。例如，征稅權由征稅機關行使，產品質量的監督權由國家產品質量監督檢驗檢疫局行使。而且，同樣一種經濟行政權還可以由不同的機關來行使。例如，中國征稅機關有三個：海關負責徵收關稅，財政機關主要負責徵收農業稅和契稅，除此之外的其他大部分稅由稅務局負責徵收。
第四，兩者的地位不同。國家主權是一個國家內的最高權力，在我國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代表全國人民來行使。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權力機關，其他國家機關都由它產生，受它監督，對它負責。而經濟行政權作為行政權的一部分來源於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受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監督，對全國人民代表大會負責。
第五，兩者適用的地域不同。國家主權適用於一切國家領土。而經濟行政權按照行使的主體不同，適用的地域不同。中央行政機關的經濟行政權適用於一切國家領土，而地方行政機關的經濟行政權只能適用於國家領土的一部分。
綜上，國家干預經濟是國家主權的運用，而不是行政權的作用。所以，王文的「國家干預經濟的本質是公權力（行政權）的作用」的結論是將主權和行政權混同了。
（二）兩者調整的社會關系性質不同
雖然經濟法學界對經濟法調整對象的表述存在分歧，但在國家是主體一方這個問題上基本達成了一致意見。例如，徐傑教授倡導的國家管理和協調說認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在國家對經濟運行進行管理和協調的過程中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楊紫烜教授主張的經濟協調關系說認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在國家協調經濟運行過程中發生的經濟關系；李昌麒教授提出的需要干預經濟關系說認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需要由國家干預的經濟關系；漆多俊教授倡導的國家調節關系說認為經濟法的調整對象是在國家調節社會經濟過程中發生的各種社會關系。國家運用主權干預經濟形成的社會關系是國家干預經濟關系，和政府運用行政權干預經濟活動所形成的經濟行政管理關系有本質區別。
第一，兩者主體不同。國家干預經濟關系主體中的個體和經濟行政管理關系主體中的行政相對方的范圍一致，但國家干預經濟關系主體中的國家和經濟行政管理關系主體中的行政主體有根本區別。經濟行政主體包括財政機關、稅務機關、海關、環保機關、質量檢驗檢疫機關、工商機關等政府機關以及法律授權的其他執法機關。一般來說，經濟行政主體只是政府的一部分，而且是狹義政府的一部分。狹義的政府僅指國家的行政機關，廣義的政府除了包括行政機關外，還包括其他國家機關。依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的規定，我國的國家機構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組成的權力機關、國家主席、國務院和地方各級人民政府組成的行政機關、中央軍事委員會、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組成。國家機構就是廣義上的政府。國家是包括廣義的政府的一個組織體。
國家與狹義的政府不同。（1）兩者產生方式不同。馬克思主義認為國家是階級斗爭的產物。恩格斯對國家有一個著名的論斷：「國家是社會在一定發展階段上的產物；國家是表示：這個社會陷入了不可解決的自我矛盾，分裂為不可調和的對立面而無力擺脫這些對立面。而為了使這些對立面，這些經濟利益互相沖突的階級，不致在無謂的斗爭中把自己和社會消滅，就需要有一種表面上凌駕於社會之上的力量，這種力量應當緩和沖突，把沖突保持在『秩序』的范圍之內；這種從社會產生但又自居於社會之上並且日益同社會脫離的力量，就是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就是中國共產黨領導的無產階級及其他革命階級戰勝封建地主階級和官僚資產階級的產物。而政府是國家實現其職能的工具，依附於國家，在正常狀態下，它的產生方式同國家採取的政體有關。例如，在君主制國家，政府由君主指派產生；而在民主制國家，政府由民主選舉產生。在非正常狀態下，政府還有可能通過政變產生。在我國，政府由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和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選舉產生。（2）兩者持續的時間不同。國傢具有恆久性。一個國家在存續時間上並無限制，只要不被吞並消滅，它就會持續存在。而政府則不然。以民主制國家為例。政府皆有任期，由選舉來決定政府的輪替。（3）兩者所享受的權力不同。國家是一個抽象的人群集合體，它享受的權力是抽象的主權。在民主制國家，主權在於全體人民，無法轉移。而政府享受的權力是行政權力，來自國家主權的賦予並且受到主許可權制，且有一定的行使范圍，可以隨著政府的更迭而轉移。（4）國家有領土疆域的固定性，而政府則無此局限性。國家的成立以一定的領土為要件，此領土可以分割或讓與他國，甚至，同一領土可以分割成兩個國家。但無論採取哪一種方式，國家能夠宣示主權的范圍是其擁有的領土范圍。而政府並不是固定不變的，它可以移動。只要該國人民同意，它可以在國家內的城市之間移動，在戰爭期間，外國入侵或領土被佔領時，政府還可以移至它國，組成流亡政府。
國家干預經濟不同於政府幹預經濟。國家干預經濟是主權的作用，設定的是個體的經濟行為模式，為了保證個體依法經營，就要有具體的行政主體來執法，這時就是政府幹預經濟，是行政權的作用。《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6條規定：「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不得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以排擠其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該條體現的主體是國家和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國家禁止其實施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以排擠其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的行為。當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實施了國家禁止的行為時，該法第23條規定：「 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以排擠其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的，省級或者設區的市的監督檢查部門應當責令停止違法行為，可以根據情節處以5萬元以上20萬元以下的罰款。」 該條體現的主體是國家授權的工商行政管理局下設的公平交易局和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公平交易局作為行政主體有權在公用企業或者其他依法具有獨佔地位的經營者實施違法行為時對其進行行政處罰。
第二， 兩者產生時間不同。在法治國家，國家干預經濟關系先產生，經濟行政管理關系後產生。以中國遺產稅的徵收為例。隨著市場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民營經濟也日益發展，民營企業家越來越多，民營企業家的財富也越來越多，再加上歌星、舞星、律師、職業經理人等高收入職業，出現了高收入群體，為了調節社會貧富差距和增加財政收入，有學者和實務工作者提出徵收遺產稅。在遺產稅法沒有頒布施行之前，稅務機關不可能徵收遺產稅。只有當遺產稅頒布施行，產生了國家和遺產稅納稅義務人之間的國家干預經濟關系時，才可能產生稅務機關依照遺產稅法和具體的遺產稅納稅人之間形成稅收徵收關系。
第三， 兩者消滅的邏輯順序不同。在法治國家，國家干預經濟關系和經濟行政管理關系在時間上應當是同時消滅，但在邏輯順序上，應當是國家干預經濟關系先消滅，經濟行政管理關系後消滅。以農業稅的徵收為例。國家在沒有宣布廢止之前，負責征稅的財政機關就不能不征稅。只有當國家宣布廢止時，負責征稅的財政機關才能停止征稅。
第四， 兩者的抽象性不同。國家干預經濟關系是國家和不特定的個體之間形成的抽象性的關系。而經濟行政管理關系有抽象性的關系和具體性的關系。當經濟行政管理機關為了有效地執行經濟法而實施行政立法行為和制訂其他行政規范（或稱為其他規范性文件）時，形成的是經濟行政主體和不特定的行政相對方之間的關系，具有抽象性。這只是經濟行政管理關系中的一小部分，大量的是經濟行政主體和特定的行政相對方形成的關系，是具體的關系。因為法律的生命在於執行，在於落實。不管是廣義的法律，還是行政規范，最終都由經濟行政主體落實到具體的行政相對方身上。
第五， 兩者的穩定性不同。國家干預經濟關系是穩定的，只要國家通過了相關經濟法，規范了雙方的權利義務關系，法律沒有被修改之前，關系不會發生改變。而經濟行政管理關系具有變動性。（1）法律明確授權地方可以根據本地的實際情況而制訂具體的實施條例，從而使不同地方的經濟行政關系體現出差異性；（2）根據法律的授權，一個地方可以根據不同時期的不同情勢，執行不同的標准；（3）不同的執法人員對法律的理解不同，在執法過程中會體現出差異性；（4）有的行政主體和執法人員是依法執法，而有的行政主體和執法人員是違法執法，也會造成差異。
根據上述分析，王文的「凡基於國家公權力（行政權）作用所形成的社會關系本質上皆屬於行政關系，為行政法的調整對象」的結論本身成立，但以此認定經濟法的調整對象也是行政關系不能接受。
（三）兩者的法律行為的性質不同
王文認為：「如果將經濟手段理解為國家運用經濟杠桿間接調節經濟活動的手段，把行政手段理解為國家運用行政權直接作用於管理對象的手段話，那麼，無論是經濟手段還是行政手段都僅是行政權作用於經濟活動的不同方式，它們都屬於行政法手段，在法律屬性上它們都屬於行政法律行為，其中頒布規范性文件、制定產業政策和經濟計劃、調節產業結構、稅收、利率、匯率、價格的決定等宏觀調控措施（經濟手段）在法律屬性上為抽象行政行為，而行政許可、行政徵收、行政檢查、行政強制措施、行政處罰等直接的管理措施（行政手段）則為具體行政行為。所以，無論是經濟手段還是行政手段都只不過是行政法律行為的不同表現形式而已。」王文認為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都是行政法律行為表現形式的結論可以接受，但王文將行政主體運用經濟手段和行政手段干預經濟的方式等同於國家干預經濟的方式不能接受。經濟法學界雖然在經濟法范圍的界定上存在分歧，但在有的方面已經取得一致意見，都認為市場管理法和宏觀調控法屬於經濟法范圍。筆者下面就以市場管理法為例來具體分析國家主權干預經濟的方式和國家行政權干預經濟的方式的不同。
《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5條到第15條規定欺騙性市場交易行為、商業賄賂行為、引人誤解的虛假宣傳行為、侵犯商業秘密的行為等11種行為是不正當競爭行為，目的是為了保證市場競爭機制的正常運行，屬於國家主權干預經濟方式之一：禁止個體實施損害市場競爭機制正常運行的行為。為了保證國家的干預能夠實現，該法第16條到19條賦予了執法機關工商管理局的監督檢查權，第21條到第30條賦予了執法機關工商管理局的行政處罰權。 行政主體執行反不正當競爭法時可以制定規范性文件，這個任務主要由有行政立法權的機關來擔當；也可以採取行政強制和行政處罰措施，這個任務主要由沒有行政立法權的機關來完成。例如，國家工商行政管理局為了貫徹實施反不正當競爭法，制定了《關於禁止有獎銷售活動中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若干規定》、《關於禁止侵犯商業秘密行為的若干規定》等這樣一些規范性文件，制定這些規范性文件的目的是為了將不正當競爭行為的認定進行具體化，同時規定具體的處理程序和方法，指導各級工商機關有效地執法。各級工商機關在執法的過程中要對具體的違法行為進行處理時，所作出的行政決定書必須註明授權其進行執法的條文。例如，如果工商行政管理局要查處仿冒知名商品特有的名稱、包裝、裝潢的不正當競爭行為時，行政處罰的決定書必須寫明是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第21條對違法經營者進行處罰。
通過上述實證分析，從理論上我們可以分析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與經濟行政法律行為兩者之間的區別。
第一， 兩者主體不同。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的主體是國家，經濟行政法律行為的主體是經濟行政主體。
第二， 兩者法律後果不同。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的後果是設定了個體的經濟行為義務，是抽象的，不針對具體的個體。而經濟行政法律行為中的抽象行政行為的後果一般是將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設定的義務具體化。經濟行政法律行為中的具體行政行為的後果是將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設定的義務落實到個體身上，針對具體的行政相對方。
第三， 兩者表現形式不同。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的表現是設定市場主體不得實施的行為。而經濟行政法律行為的表現是將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的結果具體化的抽象行政行為和落實到具體行政相對方身上的具體行政行為。
第四， 兩者責任不同。國家干預經濟法律行為，如果有錯誤，給個體造成了損害，在我國目前現階段不需要承擔責任。而經濟行政法律行為如果違反了法律的規定，給行政相對人造成了損害，實施違法行為的行政主體要作為賠償義務機關承擔賠償責任，國家還可以向因故意或重大過失實施違法行為的公務人員追償。
（四）兩者涉及的救濟途徑不同
王文認為「在經濟管理活動過程中，凡行政權的行使所引起的爭議都屬於行政爭議，都只能通過行政救濟途徑解決」。這個結論本身就不能接受，王文以此推論經濟法沒有相應的救濟途徑的觀點就更不能接受。
在我國現階段，只有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三大訴訟制度，還沒有建立憲法訴訟制度，所以，我國學者在考慮權利救濟途徑時往往遺漏了憲法救濟途徑。行使行政權引發的爭議的救濟途徑並不是只有行政救濟途徑。因為行政權的行使所引起的爭議並不都是行政爭議，而是分成兩種，一種是憲事爭議，一種是行政爭議。行使行政權在兩種情況下可以引發憲事爭議：一是當擁有行政立法權的行政機關制訂的法規、規章，發布的決定和命令損害了行政相對方的憲法基本權利時；二是當政府首腦、內閣部長以及其他高級官員越權或濫用權力而違反憲法時。當然，行使行政權在一般情況下引發的是行政爭議，通過行政途徑來救濟。
需要指出的是，我國目前雖然沒有建立憲法訴訟，但並不等於我國沒有憲法救濟的途徑。我國憲法第62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改變或者撤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不適當的決定」；第67條規定：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撤銷國務院制定的同憲法、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決定和命令」；第89條規定：國務院有權「改變或者撤銷各部、各委員會發布的不適當的命令、指示和規章」、「改變或者撤銷地方各級國家行政機關的不適當的決定和命令」；第99條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有權改變或者撤銷本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不適當的決定」；第104條規定：縣級以上的地方各級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撤銷本級人民政府的不適當的決定和命令」、「撤銷下一級人民代表大會的不適當的決議」。當個體認為自己的權利受到了損害，而不能通過民事訴訟、刑事訴訟和行政訴訟獲得救濟時，可以向有關的國家機關提起撤銷相關的法律、法規、規章、決定和命令等。令人遺憾的是，我國憲法沒有規定具體的程序。
《中華人民共和國立法法》在憲法的基礎上進行了完善，初步建立了較具操作性的違憲審查機制。該法第88條規定了改變或者撤銷法律、行政法規、地方性法規、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規章的許可權：「（一）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有權改變或者撤銷它的常務委員會制定的不適當的法律，有權撤銷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的違背憲法和本法第66條第2款規定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二）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有權撤銷同憲法和法律相抵觸的行政法規，有權撤銷同憲法、法律和行政法規相抵觸的地方性法規，有權撤銷省、自治區、直轄市的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批準的違背憲法和本法第66條第2款規定的自治條例和單行條例。」第91條規定了憲法監督的程序。
當個體認為國家干預經濟行為不符合憲法，要想不受經濟法約束，除非提出證據證明經濟法的規定違反了憲法，侵害了其憲法基本權利，只能通過憲法救濟途徑來進行救濟，而不可能通過行政訴訟來進行救濟。例如，上引反不正當競爭法第6條規定：禁止公用企業限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以排擠其他經營者的公平競爭。公用企業如果認為依據憲法它有許可權定他人購買其指定的經營者的商品，它要想實施這樣的行為，而不受處罰，就可以通過提起憲法訴訟，要求有權機關宣布該規定違憲，使其無效。在該規定沒有被宣布違憲無效之前，執法機關有權依據該規定對一個涉嫌實施了不正當競爭行為的公用企業進行行政處罰，該公用企業如果認為自己沒有實施不正當競爭行為，就可以申請行政復議或提起行政訴訟，雙方當事人爭議的焦點在於公用企業是否實施了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六條規定的不正當競爭行為，而不可能就公用企業依據憲法是否有權實施反不正當競爭法第六條禁止實施的行為展開爭論。在我國目前現階段，在憲法訴訟制度還沒有建立的情況下，可以按照憲法和立法法建立的憲法監督制度尋求救濟。
根據上述分析，我們可以得知，經濟法的救濟途徑是憲法救濟途徑，而經濟行政法的救濟途徑包括憲法救濟途徑和行政救濟途徑。
㈤ 2、國家關於調節收入差距的對策
摘要：
國家關於調節收入差距的對策
據有關資料表明，我國目前20％的高收入戶擁有銀行儲蓄存款的80％。收入的嚴重集中化強烈地阻礙了大多數民眾對發展的參與，從而妨礙了健康的經濟發展。不公平的現狀和不平等的機會，助長了國民無責任化傾向，破壞了社會公正的獨立價值和對國家的凝聚力、認同感。面對收入的嚴重分化，政府不能無所作為，而應採取必要的手段予以調整。總的原則是：「保障最低收入、保護合法收入，調節過高收入，取締非法收入。」
1、加快經濟轉型步伐，盡快建立起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規范化的收入分配機制。
在計劃經濟的體制環境中，無論是國民收入的初次分配還是再分配，我們都曾有過一套非常有效的可對居民收入分配差距實施調節的機制，這套機制隨著市場化改革的深入不復存在了，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新的規范化的收入機制又始終沒有建立起來，由此形成的「制度真空」——缺乏相應的制度規范，在相當程度上使得我國收入的分配機制陷於「失控」境地。當前我國居民收入分配不公，主要指的是機會不均等產生的非正常收入差別。機會之所以不均等主要是由市場經濟秩序不完善以及政府動用行政權力對企業和個人的經濟活動進行干預和管製造成的。因此，創造公平競爭的市場環境，加速某些行業的市場准入，消除地方保護、地區封鎖，建立社會主義統一大市場，規范分配秩序等，是解決我國目前體制性收入差距的根本出路。
2．加快西部大開發步伐，實現區域經濟的均衡協調發展
我國自改革開放以來，對東部沿海地區實行了特殊的優惠政策，使得東部沿海地區的經濟迅速騰飛，從而拉大了與西部地區的經濟差距。實現東西部地區的均衡協調發展，根本出路在於加快西部大開發。西部由於歷史的原因，自然條件、基礎設施、人才及文化教育遠遠落生於國內其它地區，要改變西部目前的現狀，除了西部自身的努力以外，還需要國家加大對西部的財政投人，同時要給予西部比東部更為寬松和優惠的稅收政策，努力改善西部的投資環境。
3．完善稅收制度，充分發揮稅收調節收入分配的作用
用稅收特別是個人所得稅來實現收入分配的公平，是市場經濟體制的國家政府普遍採用的手段，而且被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方法。在我國要發揮個人所得稅對收入的調節作用，還需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一是完善所得稅制，合理確定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和累進稅率，健全個人所得稅的代扣代繳制和申報制。二是完善存款實名制，建立個人基本賬戶和全面的個人收入核算體系，為個人所得稅創造完備的稽查平台。三是增強公民個人的納稅意識。四是加強征管，以此來加大個人所得稅對收入差距的調節。除了個人所得稅外，消費稅、遺產稅和贈予稅對過高收入者也有很強的調節功能。就我國現行的消費稅來看，主要是擴大徵收范圍、提高其徵收比例，同時應盡快開征遺產稅和贈予稅。通過這些稅種的綜合作用，把高收入者的一部分收入集中到政府手中，也可以通過轉移支付將從高收入者那裡徵集的收入再分配給那些需要救濟的低收入者。在當前，充分利用財政稅收手段，深入挖掘財政稅收「潛能」，是在再分配領域解決收入差距問題的一條極好的通道。
4．健全社會保障制度，保證公民的基本生活
社會保障制度既是保障社會成員基本生活條件的措施，也是一項社會公平制度。我國目前的社會保障制度已初步發揮了再分配的作用，但還需要擴大保障的覆蓋面，完備保障的體系，提高保障的水平，要按照均享性、適度性、對等性、統一性和靈活性的原則，拓展籌資渠道，完善社會保障基金制，建立全國性的社會救濟制度和社會福利制度。同時，應盡快出台社會保障法，將社會保障制度納入法制化軌道，形成包括養老、醫療、失業等保障基金征繳、使用、發放和監管的法律體系。
㈥ 促進消費有利於社會收入差距的調節
並不會直接調節收入差距，但從長遠的來看，促進消費是有利於經濟發展的，經濟越發展，生產力越上升，整個社會產的富裕，雖然貧富收入差距還在，但是窮人變少了。換一個角度來說，窮人變少了，收入差距就算還是很大，但是心理上舒服很多，畢竟日子比以前好過很多了！收入上的差距影響會被無形中縮小。
㈦ 聯系實際談談如何調節收入差距
形成現在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格局，原因是多方面的，因此，利用稅收、財政等手段，調節地區、行業、部門的收入差距，縮小東、中、西部的收入差別，也必須綜合治理。
第一，要深化收入分配製度的改革，從源頭上解決好初次分配問題；第二，堅持效率優先、兼顧公平的原則，強化國家對收入分配的宏觀調控功能；第三，要關注社會弱勢群體，千方百計擴大就業，解決由失業導致的貧困問題；第四，要嚴厲打擊貪污腐敗、權錢交易等各種非法攫取社會財富的行為；第五，要以共同富裕為目標，擴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水平。
總之，合理調節收入分配差距，發展經濟是根本途徑，「三個有利於」體現得越充分，消除貧富差距過大的社會條件就越具備，就越能增強利用稅收、財政等手段調節收入分配的功能。我們既不能搞平均主義，也要防止出現兩極分化，既要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又要最終實現共同富裕。
㈧ 如何加大收入分配調節力度，解決收入差距過大的問題 毛特題
①堅持和落實科學發展觀，實現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努力實現共同富裕。
②深化分配製度改革。堅持和完善按勞分配為主體、多種分配方式並存的分配製度，健全各種生產要素按貢獻參與分配的制度。處理好效率與公平的關系。
③加強國家的宏觀調控。通過稅收政策等措施調節收入分配差距，提高低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調節過高收入，保護合法收入，取締非法收入。
④加快建立覆蓋城鄉居民的社會保障體系，保障人民基本生活。
5.保證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占合理比重、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占合理比重
㈨ 如何調節收入差距
用稅收特別是個人所得稅來實現收入分配的公平，合理確定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和累進稅率，健全個人所得稅的代扣代繳制和申報制。
完善存款實名制，為個人所得稅創造完備的稽查平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