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826

1. 違背公序良俗，就等同於違法嗎

不一定。一般來說，公序良俗類似於大眾心裡的道德標准，不一定和法律相同，也沒有法律效力。

2. 福清民事糾紛電話是多少

0591-85222346 這是福清市法院的電話，地址：東門街與清榮大道交叉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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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德國民法典的內容

前面說過，德國民法典比法國民法典遲了將近百年，在法典編纂與民法學方面都有相當豐富的經驗和深厚的基礎足資利用，它在內容上有很大的進步與發展，是當然的，也是應該的。
從前面關於分編的敘述可知，德國民法典分為五編，確實比法國民法典合理得多。這種編制也就使德國民法典的整個內容要更具條理。對於法國民法典第三編的那些批評（說該編是大雜燴，見本文第二節），絕不會施之於德國民法典。其次，德國民法典的內容比法國民法典充實得多，這是時代進步的當然結果。一些在法國民法典中極其簡略的規定，在德國民法典中都發展成為體系嚴密的整套規定。即如關於無因管理與不當得利，法國民法典沿襲羅馬法，只規定了包括管理他人事務與非債清償兩種情形的11個條文，而且不適當地稱之為「准契約」（第1371—1381條）。德國民法典將無因管理與不當得利各規定為一節，各有11條（第677—678條，第812—822條）。各設有定義規定、原則規定與特殊情形。又如侵權行為，法國民法典僅有5條（第1382—1386條）德國民法典有31條之多(第823—853條），而且創設了違反以保護他人為目的之法規的行為（第823條第2款）與故意以違背善良風俗的方法加損害於他人的行為（第826條）均屬侵權行為的規定。只舉這兩點，就可見德國民法典內容充實之一斑。
德國民法典中有些規定是法國民法典中完全沒有的。這些幾乎都是社會經濟發達與潘德克頓法學發展的結果。例如法人制度完全是法國民法典沒有的。又如代理制度。在法國民法典中，代理不成為一個獨立的制度，與委任混淆不分。德國民法將代理與委任分開，而且從性質上加以區分。德國民法典債編中規定了債務約束及債務承認、指示證券、無記名證券，並從而建立了一套「抽象法律行為」的理論和制度。德國民法典不承認法國民法典中的「原因」（第1131條），而承認「無因債務」。
德國民法典採用了許多法國民法典所沒有的概念，如「權利能力」、「行為能力」。最重要的是「法律行為」這一概念。法律行為是對民法中許多行為的高度概括，是民法總則的核心。法律行為的要素是意思表示，意思表示也是德國民法典首先採用的。意思表示理論為近代民法的個人意思自治原則樹立了牢固的基礎（在各種法律事實中突出個人意思的地位，這正是近代民法的特點）。法國民法典只就合同講錯誤、詐欺等問題，德國民法典則就意思表示講這些問題。這是一個重要的發展[22]。
有的問題，德國民法典與法國民法典的規定很不相同。例如在買賣、贈與等行為中，物的所有權的移轉，法國民法典實行意思主義，規定所有權在合意成立時移轉（第1583條、第938條）。德國民法典實行表示主義，規定所有權在交付或登記時移轉（第873條、第929條）。這種不同以後成為大陸法系中德法系與法法系的差異。
法國民法典的時代是資本主義的初期，德國民法典出現時，資本主義已在向壟斷階段過渡，工業已高度發達。這種情況對兩個法典關於所有權的規定有顯著的影響。法國民法典第544條規定：「所有權是對於物有絕對無限制地使用、收益及處分的權利，但法令所禁止的使用不在此限。」這里對所有權的限制只有一點，即「法令所禁止的使用」。到德國民法典，對所有權的限制增加了許多。第903條規定：「物之所有人在違反法律或第三人權利之范圍內，得自由處分其物，並得排除他人對物之一切干涉。」這兩條的不同表示所有權絕對原則（民法三大原則之一）在這一百年已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至於德國民法典第904條、905條、906條，都規定的是對所有權的限制。像第905條和第906條顯然是保護日益發達的產業資本家和大企業家的利益。
德國民法典對契約自由（合同自由）原則作出一些限制。第310條至第313條規定某種約定無效或應經裁判上或公證上的認證，就是一例。又如第315條、第319條、第343條都限制個人意思，加強了法院對個人意思的干預。第393條規定對於因故意為侵權行為所生的債權，不得主張抵銷。這也是對個人意思的限制，是法國民法典所沒有的。德國民法典較之法國民法典擴大了契約及於第三人的效力。法國民法典於第1165條明文規定「契約僅於締約當事人間發生效力。」德國民法典專門規定了一節《向第三人給付的約定》，這當然是適應發展了的經濟的需要。
德國民法典的一大特點是規定了一些「一般條款」（Generalkausel）。所謂一般條款是一種抽象的原則性的規定，與那些規定具體情況的條文顯然不同，因為法官可以把一般條款用到各種具體案件去以解決他要解決的問題。最著名的是關於誠實信用的規定。德國民法典有兩個條文規定了誠信原則。一是第157條規定：「契約應依誠實信用的原則及一般交易上的習慣解釋之。」另一是第242條：「債務人須依誠實與信用並照顧交易慣例履行其給付。」法官可以運用這兩條來處理他認為依許多具體條文處理時有失公平的案件。事實上，以後德國法院就利用這一原則處理了第一次大戰後因通貨膨脹、德國馬克貶值而發生的債務案件。另一種一般條款是關於善良風俗的，也有兩條。第138條第1款規定：「法律行為違反善良風俗的無效。」第826條規定：「以背於善良風俗的方法故意加損害於他人者，應向他人負損害賠償義務。」這種規定使法律與道德接近，與法國民法典第6條不同。後者規定：「個人不得以特別約定違反有關公共秩序和善良風俗的法律。」這條要求不得違反的是表現善良風俗的法律，而德國民法典則直接要求法律行為不得違反善良風俗。還有德國民法典第226條，這條規定：「行使權利不得只以加損害於他人為目的。」這就是權利不得濫用的原則。德國民法典中一般條款的作用，要到幾十年後才發揮出來。德國法學家還從這些一般條款出發，發展出一些新的理論，如締約過失、情事變更、法律行為基礎喪失等。所以有人說：「德國民法典第242條的一般條款已經成為使契約法適應於那個社會已經改變了的社會倫理觀念的一種重要手段。」「在法國，使法官有發展法律的機會是法國民法典的缺漏和技術上的缺陷而德國法院則主要依靠民法典第138條、第157條、第242條和826條的一般條款。這些一般條款起著一種安全閥的作用，沒有它們，德國民法典的一些僵硬的、嚴謹的條文可能已經在社會變化的壓力之下爆炸了。[23]

4. 如果別人侵犯了我的隱私，最大的懲罰是什麼

一、侵犯隱私權責任的構成

歸責原則是確定責任成立和歸屬的核心，其所要解決的，乃是依據何種事實狀態確定責任歸屬問題。[3]過錯責任原則就是以過錯作為歸責的最終構成要件，並且也以過錯作為確定行為人責任范圍的重要依據。自由意志理論的主觀過錯說假定每個理性人都有自由意志，其行為決定於其意志，每個人僅為其意志負責，無意思則無責任。誠如德國法學家耶林：「使人負責任者，非為損害，而系過錯，就如使蠟燭發光者，非為火，而系氧氣一般。」一個人應該對其過錯造成的損害負責，這幾乎是一種自然法則，也是公正的基本要求。因而過錯責任原則的確立，是法律文明進步的標志之一，是「理性的勝利」。[4]雖然有觀點認為，侵犯隱私權應當適用無過錯責任，不以加害人的過錯為要件。[5]但筆者認為，侵犯隱私權的行為應當屬於一般侵權，適用過錯歸責的原則。在該種侵權行為中，僅是侵犯之客體不同，並不存在高度危險行為、轉承責任等情形，其歸責無法適用報償主義、危險主義等無過錯責任理論。

侵犯隱私權的歸責基礎決定了其構成要件。傳統民法認為，侵權行為的要件主要包括：責任能力、主觀過錯、行為之違法性、客體被侵害、因果關系、損害事實。[6]由此簡化而來我國現在侵權法的通說四要件說（主觀過錯、違法行為、因果關系、損害事實）。具體言之，侵犯隱私權行為的構成要件為：

（一）過錯

所謂過錯，是行為人在實施違法行為時所具備一種意志上的缺陷，包括故意和過失兩種類型，表明其違反了倫理義務，因而具有可責難性和不可原宥性。但過錯作為一種純粹的內心狀態，不可能為法官所把握，這無疑增加了受害人的舉證責任，並使加害人易於免責，有失公正。客觀過錯說遂應運而生，主觀過錯被認為是古典意志自由哲學在法律上的不恰當影響。客觀過錯說認為，過錯不是對內心狀態的事實判斷，而是對行為有欠缺的價值判斷。「過錯不是事實問題，而是一種法律問題。法院認定過錯並不是把過錯這種狀態揭示給人看，相反，法院是對已經認定的某些事實做出評價，評價的標准除了法律，還有政治的、倫理的因素，有時僅僅是為了公平的分擔損害結果」。[7]

（二）違法性

關於違法性要件的有無及其與過錯要件的關系，筆者認為，德國侵權法的違法性要件是以主觀過錯說為前提的。在法國法系和英美法系，由於採用客觀過錯說和侵權三要件說，客觀違法性已包含於客觀過錯之中，因此談不上過錯與違法性的關系問題。由於客觀過錯理論的興起，主觀過錯的基礎日漸動搖。而在所謂違法性的判斷上，不僅限於成文法規定的義務，任何違背公序良俗，「社會共同生活准則」，違反誠信原則，濫用權利的行為，都可構成違法。奧地利民法對違法性的解釋是「不法意味著依法不應當如此的任何狀態，故應予禁止。它可能是確定的或有彈性的，這種禁止須是法律上的，即或依法律明文規定；或根據習慣，或根據法理」。[8]違法性的擴大使得它與客觀過錯中一般人的行為標准已經大體重疊。過錯的客觀化以及違法性的擴大化使得兩者已近於融合，可責性要件與違法性要件的統一，其都旨在表明行為人的行為違反了社會「標准人」的注意義務與行為准則，侵害了應受法律保護的利益，因此應當負擔賠償責任。至於具體行為准則與客體范圍的判定，應由法官自由裁量，依據具體情況，按社會常識與學者所謂的「法律感情」確定，從而使抽象的侵權行為一般條款具體化適用。

（三）因果關系

因果關系在損害賠償法上具有重要意義，往往決定賠償責任的成立與否以及賠償范圍。世界是普遍聯系的，所謂因果關系，是指先後相繼出現的客觀現象之間的引起與被引起的關系，先出現的引起某種現象為原因，被某種現象引起的現象為結果。這種引起和被引起的關系才是因果關系的本來意義。[9]法律上的因果關系與哲學上的因果關系在目的、功能、判斷標准上都有所不同，不能混為一談。我國以往的必然因果關系說，源於前蘇聯，將哲學上的因果關系與法學上的因果關系等同，認為因果關系是行為與損害之間必然的，合乎規律的聯系，已為我國學者所摒棄。

英美法傳統學說將因果關系分為「事實上因果關系」和「法律上因果關系」。這是由英美法的陪審團參與的審判模式決定的。事實上因果關系被稱為「actual cause」，是指致害原因與損害結果之間的引起關系。事實上因果關系的認定屬於事實問題，由陪審團予以認定。事實上因果關系的意義在於確定加害行為在造成損害的過程中所起的作用，進而確定行為人責任。事實因果關系的判斷采條件說，即適用「若無此行為即無此損害」的「but for」檢驗公式。但並非所有的事實上的原因均能夠在法律上作為損害的原因，因此要進行法律上因果關系的認定。法律上因果關系被稱為「proximate cause」或「legal cause」，是指在法律上有意義、能決定賠償范圍的因果關系。法律上的因果關系由法官認定，不是純粹的事實問題，而屬於法律政策的范疇。其判斷標准學說眾多，有相當說、直接結果說、可預見說、充分原因說、必然因果關系說、危險說、法規目的說等。[10]在英美法中，主流學說是「可預見性」理論，即以行為人能否預見到損害的發生，決定損害賠償的范圍。

大陸法傳統學說將因果關系分為責任成立因果關系和責任范圍因果關系。這是與大陸法系的侵權行為構成要件密切聯系在一起的。大陸法區分「權利受侵害」和「損害」，因而將違法行為與「權利受侵害」之間的因果關系界定為責任成立因果關系，而將「損害」與「權利受侵害」之間的因果關系界定為責任范圍的因果關系。[11]前者是一事實問題，屬於責任的構成要件，旨在解決責任的成立的問題，以條件說為通說；後者不僅是一個技術性的因果關系，更是一種法律政策的工具，乃侵權行為損害賠償責任歸屬之法的價值判斷，[12]其旨在解決責任的范圍問題，以相當說為通說。

可見，無論是大陸法還是英美法，就因果關系而言都採取「兩分法（bifurcated approach）」予以把握。在侵權和違約等民事責任中，實際上往往注重後者，即在法律上決定損害賠償范圍的因果關系。這是由於法律規定的損害概念過於抽象，為了防止因果關系和損害范圍的無限擴大、漫無邊際，損害賠償的具體化的任務只能由法律上的因果關系或責任范圍因果關系來實現。我國屬大陸法系國家，在確定損害賠償范圍上應采相當因果關系說，即「無此行為，必不生此損害；有此行為，通常即足以生此損害者，則有因果關系。無此行為，雖必無此損害；有此行為，通常亦不生此種損害者，即無因果關系」。[13]

（四）損害事實

損害作為一種事實狀態，是指因一定的行為或事件使某人受侵權法保護的權利和利益遭受某種不利益的影響。[14]我國學者普遍認為，損害事實具有確定性，損害是已經發生的事實，損害須現實存在。損害概念在學說上有利益說（差額說）與組織說之爭。利益說較為抽象，以德國學者Mommsen認為損害是被害人因該特定損害事故所損害之利益，該項利益，依其所言，乃被害人之總財產狀況，於有損害事故之發生與無損害事故下所生之差額。組織說由Oertmann所倡，認為損害乃法律主體因其財產之構成成分被剝奪或毀損或其身體受傷害，所受之不利益。[15]兩者個有利弊，然都限於財產損害，在侵犯隱私權行為中，並無實質意義，因為侵害隱私權主要發生羞辱、苦惱、不安等精神痛苦，該損害無法以利益差額或財產毀損、人身傷害的形式表現出來。一般而言，在非法獲取、公開個人隱私的情況下，精神損害往往是該行為的必然結果。因為隱私權人隱匿和隱遁的行為即可推定其非常擔心個人隱私遭受侵犯，而實際的侵權行為使這種擔心轉為現實的痛苦。因此對於侵犯隱私權的行為，實際上僅認定加害行為與侵害隱私權之間的因果關系，即所謂責任成立因果關系即可。例如，根據法國判例，對於侵害私生活，判例似乎在偏離1382條，而是根據民法典第9條，僅僅要求證實對於私生活的侵害行為，而不要求證明實際損害的存在。[16]

二、侵犯隱私權形態的類型

隱私權為各國所普遍承認，但因其內涵極度模糊，故其具體范圍及保護模式並無定製。在首倡隱私權的美國學界，對於隱私權這一新型權利的界定，存在普羅瑟教授的「分散的隱私權」和布羅斯坦教授的「統一的隱私權」兩種理論之爭。[17]在大陸法系的框架下，我們在以侵權行為法一般規則保護隱私權的同時，也需要結合具體判例進行隱私權類型化的整理。所謂類型化，簡而言之，就是分類。人類的思維對現實世界的把握就是從對現實世界的分類開始的，所以，德國法學家考夫曼（Arthur Kaufman）強調「對事物的本質的思考是一種類型學的思考」。格雷說：「分析法學的任務就是分類，包括定義，誰能夠對法律進行完美的分類，誰就能獲得關於法律的完美的知識。」[18]類型化能夠彌補法律概念抽象化的不足。如拉倫茨認為，當抽象的一般概念及其邏輯體系不足以掌握某生活現象或意義脈絡的多樣表現形態時，大家首先會想到的輔助思考形式是「類型」，德國民事法學今日的特徵是一種獨有的抽象概念及類型混合並存的情形。[19]在侵犯隱私權行為的的體系整合過程中，借鑒英美法歸納性思維的經驗積累，適當地融入類型化的方法，能夠有效的克服體系化的剛性和封閉性。

就侵害隱私權行為的類型化而言，其大體可分為不作為與作為兩類，前者是「當為而不為」，後者是「不當為而為之」，具體侵害形態如下：

（一）不作為侵權

對隱私權的侵害一般都是以積極作為的形態存在，但例外的情形下，不作為也會構成侵犯隱私權。不作為侵權須以行為人負有作為義務為前提。所謂法律上有作為之義務，不僅指法律有明文規定者而言，其依公序良俗，由法律全體之目的及精神觀之，有作為義務者，亦屬之。一般而言，其包括：（1）基於法律之規定有作為義務：（2）基於服務關系而有作為義務；（3）基於契約關系而有作為義務；（4）因自己先行行為所生之危險而有防止的義務；（5）有防止危險的機會，依公序良俗之觀念有防止危險的義務。[20]

不作為侵犯隱私權的具體情形主要包括：媒體對涉及隱私的報道應盡到審核義務而未盡到；個人資料收集機構保留錯誤的個人資料，未及時修正；在個人資料收集時未履行告知或通知義務；保管他人資料，未採取必要的安全措施致使信息流失或失竊，如檔案管理部門儲存的電子數據因未採用必要的安全防範措施而被黑客竊取、散布等。

（二）作為侵權

1．侵入

未經允許非法侵入他人私人空間，破壞他人居住安寧。侵入的空間不但包括所有人的不動產，而且佔有人租賃、借用的房屋、旅店，甚至還擴及私人的信箱、電子郵箱、電腦硬碟空間。這種侵入不僅包括物質的接觸和實體的進入，而且無形的目光、信息、電波、噪音的侵入構成廣義的侵入，例如重復性電話接入、手機簡訊發送、垃圾郵件傳輸、藉助望遠鏡遠眺他人住宅等。著名的「延安夫妻觀黃碟案」即屬於典型的侵入侵權。

2．騷擾

騷擾是以侵入之外的方式侵害他人私生活安寧，如跟蹤、尾隨他人，在他人住宅之外盯梢等。再如現代愈來愈嚴重的性騷擾問題，「性騷擾」一詞最早由美國學者凱瑟琳·麥金農在上個世紀70年代首先提出，其指出，性騷擾就是通過濫用權力，在工作場所、學校、醫院或其他公共領域，以欺凌、恐嚇、控制等手段向女方做不受歡迎的與性有關的言語、要求或舉動的行為。[21]其表現為語言調逗、圖文展示、眼神及姿勢等，以及身體接觸、暴露性器官等以言語或動作對婦女進行調戲、侮辱或猥褻的情形。性騷擾在生理、心理和感情上會對受害者的私人安寧等隱私利益造成嚴重傷害。[22]

3．窺視、拍攝

非法偷窺視他人私生活，或者擅自拍攝、錄制他人私生活情景。例如，現實生活中一度沸沸揚揚的「璩美鳳光碟」事件；深圳某企業在廁所內裝攝像頭監視職工；上海某中學安裝攝像頭拍攝了一對早戀的學生在教室里擁抱、親吻的鏡頭，在學校電視台播放。

4．竊聽、截取

這是針對他人的通訊秘密和交流隱私的侵犯。竊聽和錄音是對他人話語交流的侵犯；截取信息是針對電報、傳真、信件、郵包、電子郵件等，在傳送過程中截獲、扣留、拆看。對他人信息通訊過程的竊聽和截取，規制的是該不當取得信息的行為，而非注重知悉該信息的結果，即便沒有實際知曉被竊聽和截取的信息，也構成對隱私權的侵犯。

5．刺探、調查

非法刺探、調查他人私人經歷、行蹤、通信、財產狀況、家庭生活等，例如私自翻閱他人日記、記錄。

6．搜查、檢測

非法搜查他人身體、財物或住所；非法強迫他人按指紋、驗血，進行酒精檢測、基因檢測、健康檢測等。此外，翻檢、分析他人丟棄的垃圾是否構成侵犯隱私權，存在爭議。在美國Colorado v. Hillman案中，法院根據隱私的合理期待理論，認為警方搜查垃圾時不必取得許可，因為垃圾製造者對與其垃圾有關的隱私不再具有合理期待。但大多數國家的隱私法禁止該種行為。筆者認為，雖然該動產因所有人拋棄已為無主物，但其中蘊含著他人的私人信息痕跡，故意以不當方式提取該信息應構成侵權。

7．公開、傳播

未經允許非法向第三人披露他人的婚戀史、疾病史、受害經歷等私人信息，或傳播擴散其知悉群體的范圍，均構成侵犯隱私權，無論是以口頭方式或者書面方式，還是通過手機簡訊、互聯網路等現代通訊技術以及其他足以使第三人知悉的方式均可。

8．不當的個人資料收集

收集、儲存、使用涉及自然人隱私的身份、地址、信用等個人資料，須徵得其本人的同意，若本人死亡或喪失民事行為能力，則必須得到其近親屬同意。這是個人資料為生成主體所有的原則所決定的。收集個人資料必須以合法及公平的方法實施，並保證所收集資料的真實性，在收集時應當採取合理的措施告知當事人：其是否有義務提供資料；收集該資料的目的；該資料可能移轉和披露的范圍；其查閱、修改資料的權利。並且，未經資料主體的同意，資料使用也不得超出當初收集目的所規定的范圍，否則，即為不當的個人資料收集行為，屬於對他人隱私權的侵犯。

9．違反保密義務

醫生、律師、會計師、評估師等專家向社會公眾提供特定的專業服務應負有勤勉謹慎、克盡職責的高度注意義務和為相對人計算的忠實義務，其基於其職業關系獲悉他人隱私的，負有保密義務，不得非法利用和公開該他人的隱私。例如，《衣索比亞民法典》第24條：「(1)任何人如果揭露因其職業獲知的事實會導致其背叛或有可能有背叛第三人正是因其職業賦予給他的信任時，他不得被強迫揭露有關事實。(2)已吐露或披露此等事實者可以得到它們不會被其賦予信任者泄露的保證。」

10．歪曲報道

權利人可能被指稱某一虛假事實與其本人有關，即是該事實不構成對其名譽和私人秘密等人格利益的侵犯，但這種不真實的關涉可能使他人處於遭受公眾誤解的境地，侵害其私生活的安寧和自由。即1960年普羅瑟教授所歸納並編入美國《侵權行為法重述（第二次）》「歪曲報道（false light）」：公開不正確或不真實的訊息，使當事人遭到他人憐憫、譏笑或鄙視，導致身心受創。如1951年的Leverton v. Curtis Publishing Co.案，某報將一張小孩在大街上被摩托車撞傷倒地的照片用作報紙插圖，但標題為「他們自尋死路」，使小孩被認為不小心的行人。《澳門特別行政區民法典》第81條（個人資料真實權）規定：「任何人均有權受保護，以免被他人指稱某一虛假事實與其本人或其生活有關，即使該事實不侵犯其名譽及別人對其之觀感，又或不涉及其私人生活亦然。」

11．干涉自主決定

以欺詐、強迫等手段，違背權利人的意志，非法干涉他人的避孕、墮胎、分娩、性別改變、性取向等私生活自由，也構成侵犯他人的隱私權。

三、我國隱私權保護的現狀檢討

我國自建國之後，囿於歷史原因，民法典起草屢受挫折，私權利長期蒙受壓制，更遑論隱私權。直至改革開放之後，我國隱私權乃至人格權的研究較之財產法仍偏薄弱，據學者考證：「檢索廣東中山大學法律系編輯《1985——1987年全國法學文章目錄索引》，可以發現，在這兩年裡，中國法學界沒有發表一篇關於誹謗法規、名譽權和與名譽權聯系密切的隱私權的專題文章。」[23]在立法實踐上，我國缺乏統一的隱私權制度，零散見於各單行法規定，如訴訟法明確規定，以司法解釋和其他法規作為補充。

1986年我國《民法通則》僅規定了生命健康權、姓名權、名稱權、肖像權、名譽權、榮譽權等人格權，沒有就隱私權做出規定，無疑是一個立法的疏漏。1988年，最高人民法院在《關於貫徹執行〈民法通則〉若干問題的意見（試行）》中，採取間接保護方法，通過名譽權涵蓋隱私權，規定對侵害他人隱私權，造成名譽權損害的，認定為侵害名譽權，追究民事責任。《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名譽權案件若干問題的解答》也規定：「對未經他人同意,擅自公布他人的隱私材料或以書面、口頭形式宣揚他人隱私，致他人名譽受到損害的，按照侵害他人名譽權處理。」即將隱私等同於陰私，通過名譽權涵蓋隱私權提供救濟，這種模式有失完善。名譽權乃是特定的人要求他人進行客觀公正地評價並排斥他人貶損自己的名譽的權利。隱私權與名譽權的區別如下：

第一，權利主體不同。隱私權的主體只能為自然人，通說認為，法人不是隱私權的主體；名譽權能夠為法人所享有。

第二，保護客體不同。名譽權保護的是個人的社會評價，名譽依賴於社會公眾的認知與評價，名譽權是個人不受歪曲和貶損的權利；隱私是個人與公共領域無關的私生活領域，隱私權是個人不受干擾和公開的權利。

第二，侵害方式不同。侵犯名譽權行為以散布虛假事實為特徵，其侵害方式主要為誹謗和侮辱行為；而侵犯隱私權所公開的恰恰是真實、客觀的信息，並非捏造虛構而出，其侵害方式主要為未經權利人同意擅自公開權利人隱私，或者騷擾、干涉他人私生活。

第三，責任形式不同。對於侵害名譽權行為一般有五種責任形式：停止侵害、恢復名譽、消除影響、賠禮道歉、賠償損失。在大眾傳播活動中，恢復名譽、消除影響主要是採取發布聲明予以更正的形式；而隱私是一旦宣揚公布就無法收回，所以致害人不可能採取恢復名譽、消除影響的方式來承擔責任，主要應該強調停止侵害、賠禮道歉和賠償損失的責任形式。

第四，免責事由不同。除了共同的公共利益、公眾人物之外，侵犯名譽權的主要免責事由是據實報道和公正評論；而侵犯隱私權則據實報道和公正評論都不能免責，因為隱私披露即構成侵權，內容真實與否在所不問，其主要免責事由是知情權、正當的公眾興趣等。

第五，專屬性強弱不同。名譽權不得自由處分或拋棄；隱私權當事人在一定限度內可以處分，自願公開，或允許他人披露。

第六，侵害動機不同。侵害名譽的方式主要為誹謗和侮辱，行為人往往主觀上存在故意，其動機有加害他人的意思；侵害隱私往往可能懷有良好的動機，未必具有惡意。例如，1992年轟動一時的楊沫訴汪兆騫名譽侵權案。糾紛是因汪以「東方笑」為筆名在《知識與生活》雜志上發表的《梅開二度訪楊沫》引起的，作者本人在庭審期間一再強調，「他從小學起就一直對楊沫懷有敬仰之情……他寫這篇文章，目的是歌頌楊沫這位文壇前輩。」[24]

第七，侵害後果不同。侵害名譽將導致客觀上的社會評價降低。侵害隱私造成的後果未必會毀損當事人的名譽，損害的主要是本人的感情和心理。[25]

2001年3月8日，最高人民法院頒布《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拋棄了以名譽保護隱私的傳統模式，對於保護隱私權規定：「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侵害他人隱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受害人以侵權為由向人民法院起訴請求賠償精神損害的，人民法院應當依法予以受理。」該「解釋」區分了隱私權與名譽權，無疑具有進步意義，但究其實質，仍未承認隱私權為一獨立的私法權利，而是將隱私作為一般法益，在「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而為加害行為時方得予救濟。言外之意，只要不違反公共利益和社會公德，侵害隱私權的行為就可以肆無忌憚。這是以公共利益、社會公德為旗號公然漠視個人隱私權，構成了對隱私權不應有的限制。就其淵源考察，該條款借鑒了德國民法第826條的「背俗加害」侵權，而德國其實已通過一般人格權使隱私權受到第823條第1款一般侵權的保護。因此，隱私權為獨立的權利類型，以過失歸責的一般侵權行為即可構成侵害，在此添加了一頂所謂「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的「帽子」，實屬蛇足。

5. 哪些行為屬於故意違背善良風俗致人傷害

違背善良風俗故意致人損害與純粹經濟損失保護

中國政法大學副教授 於飛
內容提要:"背俗故意致損"，是在權利和利益區分的基礎上進行侵權法思考必然會遭遇的一個問題。德國民法典立法者設立第826條時,並不具有利用該條將法律與道德、習慣等法外規范相連通的直接目的。第826條的功能在後世學說的解釋中形成了形式功能與實質功能兩大功能群。試圖為"背俗"設置實質判斷標準的實質功能越來越受到學者的批判,並且在學說上出現了將純粹經濟損失保護作為第826條核心功能的觀點。故意要件的本質是在缺乏社會典型公開性的純粹經濟損失領域維持行為人的預見性。法解釋對該要件有所軟化,但不宜將故意降低為重大過失。背俗要件的判斷標准存在於判例之中。應當借鑒動態系統理論,以本土判例為素材,建構我國的"背俗故意致損"判例類型。
一、問題的提出
違背善良風俗故意致人損害，是德國侵權法關於過錯責任的"三個小概括條款"之一（德國民法典第826條）。"三個小概括條款"系在權利與利益區分保護的基礎上，將一般侵權行為劃分為"過失侵害權利"、"違反保護性法律"和"背俗故意致損"三個基本類型。其中，"過失侵害權利"原則上保護絕對權，"背俗故意致損"雖在形式上可以同時保護權利和利益，但由於"過失侵害權利"在權利保護上的要件要求更低，故"背俗故意致損"實際上僅對利益保護有實踐意義。
我國侵權責任法第6條第1款沿襲了民法通則第106條第2款，使我國的過錯責任一般條款更接近於法國模式，即"一個大概括條款"。在該概括條款中，權利（絕對權）和利益形式上受到平等對待，同受過錯責任之保護。因此，我國基本法律層面未出現專門保護利益的"背俗故意致損"的規定。
但是，《最高人民法院關於確定民事侵權精神損害賠償責任若干問題的解釋》（2001年）第1條將人格權利與人格利益區分為兩款，並為侵害人格利益的精神損害賠償特設"違反社會公共利益、社會公德"的要件。參與起草該解釋的最高人民法院法官稱，"《解釋》參考有關國家和地區立法將侵權行為類型化的方法，將侵害隱私納入違反公序良俗致人損害的侵權類型中予以規定同時涵蓋了不能歸入第1款'權利侵害'類型中的侵害其他人格利益的案件類型。……鑒於我國法律沒有'公序良俗'的提法，《解釋》根據民法通則第7條的規定，採取'社會公共利益'或者'社會公德'的提法，其規范功能與'公序良俗'原則基本是一致的。
確立"背俗故意致損"侵權類型的出發點是侵權法上權利與利益的區分保護。王利明教授明確表示，"民事權利與民事利益在民法中享有不同的地位，較之於對民事權利的保護，對民事利益的保護應受到嚴格的限制。"[2]2009年民法學年會上，"與會學者一致認為……侵權法中，債權和利益與絕對權相比，在保護的程度和構成的要件都是不同的"。[3]侵權法上權利與利益的區分保護已經在民法學界形成了一定共識。權利與利益區分的原因，在於保護程度與保護要件的差異。權利依過錯責任全面保護當無疑義。問題在於，如何對利益進行妥當的、有別於權利且弱於權利的保護？此時，"背俗故意致損"這個前人實踐已久、具有加強要件的保護方法就會躍入我們的眼簾。若對利益再作進一步深究，又可將其區分為權利之外的人格利益和財產利益。人格利益由於其高位階性，已被普遍認為應當受到類似權利的保護。通過轉化為一般人格權（德國）或人格權（我國台灣），人格利益已被納入過錯責任的保護范疇。當今真正被留在"背俗故意致損"侵權類型中受保護的，主要是各種非因侵害絕對權而導致的財產利益損失，也即純粹經濟損失。於是，"背俗故意致損"對利益加以保護這一問題，就基本轉化為"背俗故意致損"對純粹經濟損失加以保護的問題，"背俗故意致損"與純粹經濟損失也就直接勾連了起來可以說，"背俗故意致損"是在對權利、利益設計不同保護條款以及討論純粹經濟損失的保護方法時必然會遇到的一個問題。
侵權法上的權利與利益有區分的理由，也有區分的方法。[7]然而，若欠缺了對"背俗故意致損"這個問題的透徹說明，權益區分的侵權法保護體系便總是會在"如何保護利益"這個問題上遇阻，過錯責任一般條款與純粹經濟損失這兩大熱點領域，內部始終會存在盲點或灰色區域本文意圖追本溯源，以"背俗故意致損"條款的誕生地及發展最成熟的地域德國的相關法解釋為背景，探究該條款的機理和操作方法，尤其試圖結合純粹經濟損失保護進行討論。

二、"背俗故意致損"的功能變遷

從字義上看，"善良風俗"似乎具有明顯的道德色彩，也多有學說認為"背俗故意致損"的功能是繼受道德等法外規范。[8]若要將"背俗故意致損"的主要功能定位於純粹經濟損失保護，不能不有一個透徹的解說。"對於善良風俗諸概括條款，非歷史的意義追尋是不恰當的，這些概括條款作為空白公式，具有純粹的工具品格，只有在歷史背景中才能明確其功能。
（一）德國民法典立法者的初衷
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債法部分起草人庫貝爾，於1882年向民法典第一草案委員會提交了一份包括20個簡明條文的侵權法草案，並附有近80頁說明，被稱為"庫貝爾草案"。[10]庫貝爾草案第1條第1款規定："以故意或過失的不法作為或不作為給他人造成損害的人，應向該他人負損害賠償義務。"以後世眼光來看，這一過錯責任的"統一條款"顯然更接近於法國的過錯責任一般條款模式。然而，德國民法典的立法者正是在認為這一"統一條款"對受害人保護不夠全面的前提下，對該條款進行一系列補充和修正，最終卻形成了實質保護范圍更狹窄的"三個小概括條款"模式。
為了給受害人提供足夠的保護，立法者增設了"背俗致損"條款。其思考的出發點是：原則上應當認為，凡行為未不法造成他人損害的，即屬於一般行為自由領域。但立法者在這里又考慮，是否一般行為自由范圍內的活動一概不產生責任。出於最大程度地救濟受害人的目的，立法者遂認為，該范圍內仍存在一個保護例外，此即加害人行為違反善良風俗。[11]最終立法者在第一草案中增設了"背俗致損"條款，即第705條："即使是基於一般自由而被允許之行為，若該行為導致他人受損並且違背善良風俗，則一樣具有違法性。"
第二草案對"背俗致損"條款又作了兩點調整。其一，立法者將基於一般行為自由的行為與行使權利的行為區分開來。對於前者，行為人有可能因違背善良風俗而負賠償義務，而後者則不會因此產生責任。其二，立法者將過失違背善良風俗的賠償義務刪除，僅保留了故意的情況。[12]立法者增設"背俗致損"條款，本意是擴大受害人的賠償請求權，而這兩點修改實際上限縮了賠償的可能性。可能立法者覺得這一步躍得有點過大，因此又往回走了兩小步。由此形成了第二草案的"背俗故意致損"條款即第749條："其行為非為行使其享有的權利，而是以違反善良風俗的方式故意給他人造成損害的人，對該他人由此產生的損害負賠償義務。"
在帝國議會委員會的討論中，由於眾議員格約伯的反對，一般行為自由與權利行使這一區分被取消，[13]但故意要件被保留了下來。最終形成了德國民法典第826條："以違背善良風俗的方式故意加損害於他人的，對該他人負損害賠償義務。"
從以上可以看出，立法者只是在追求法典條文對應然調整領域的周延覆蓋。"背俗故意致損"起源於立法者對原"統一條款"可能存在保護不足的擔心，因此在一般行為自由范圍中又劃出一塊可導致責任的領域，後又對該領域反復進行調整，最終形成第826條。與道德、社會相連通之類的功能並非立法者的直接目的。
那麼立法者有無在"違背善良風俗"的判斷上對法官設置實質性標准？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立法理由書》中宣稱，"在個案中檢驗，是確認過失違反善良風俗還是否認之，這正是法官的任務。"[14]德國民法典第二草案《議事錄》中記載，"該原則射程甚遠，其適用要求謹慎小心，然而人們似可相信，法官知道如何完成該原則賦予他們的任務。"[15]可見，立法者並未對何為違背善良風俗預設實質性標准，表現出對法官的充分信任。
（二）學說對第826條功能之整理
拉倫茨、卡納里斯認為第826條有補充功能、合法化功能與限制功能。補充功能是指，第826條能夠在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無法適用的情況下，仍基於一定前提產生損害賠償義務。合法化功能是指，第826條使判例能夠靈活發展法律體系以適應價值觀的變遷，故對法律續造有合法化功能。限制功能是指，第826條的強要件可以防止侵權責任的泛濫。
多伊奇、阿倫茲認為第826條有克服功能與發展功能。克服功能是指，一個形式上的法律許可權不可以以背俗的方式去濫用，典型如一個以背俗手段取得的判決不可以要求強制執行。依發展功能，背俗性是形成中的違法性，若某種行為尚未被立法者確定為違法，便可利用背俗性加以規制。[17]
《埃爾曼民法典評注》認為，第826條具有補充功能、克服功能、發展功能、合法化功能。其中發展功能又引用了托伊布納（Teubner）的再分類，細分為繼受功能（Rezeptionsfunktion）和轉化功能（Transformationsfunktion）。[18]托伊布納所著的《概括條款中的標准與指示私法諸善良風俗條款具體化中經驗社會研究的可能性與限度》一書，是研究善良風俗條款功能的重要著作。該書的主要內容即是詳細闡述善良風俗條款的三個功能繼受功能、轉化功能與授權功能（Delegationsfunktion）。繼受功能是善良風俗條款的"最初功能"，系指通過善良風俗概括條款繼受既有的、法外的"社會規范"。而若這種現成的社會秩序規則尚不存在，法官須在"集體價值觀"中探索並進行規則的"編制"，以形成判決的基礎，此即轉化功能。從以上兩功能中，授權功能也自然凸顯出來，善良風俗條款據此將立法者的工作委託給了法官，從而使該條款成了一個純粹的授權規范。[19]為便於以下的分析，我們可以把前述功能分為兩類。一類是形式上、體繫上的功能，如對第823條進行補充（補充功能），用嚴格要件來限制侵權責任（限制功能），排除主體以背俗方式利用一項法律許可權（克服功能），授權法官進行實質性立法活動（授權功能）。另一類是實質性功能，即試圖建立違背善良風俗的實質性判斷標准。實質性功能主要反映在發展功能及其兩項子功能繼受功能和轉化功能之上。在此，違背善良風俗須依據社會規范、集體價值觀這些與習慣、道德密切相聯的因素來判斷。
必須強調，以上整合德國學者論述的努力，只是為了幫助認識。事實上，德國學者對以上功能群也存在諸多質疑，尤其表現在對實質性功能的批判上。道德與習慣是解釋善良風俗的兩條基本進路，[20]德國學者對這兩條進路都進行了不留情面的指摘。

對於道德進路，學者從多元社會中支配性價值確認的困難性上提出質疑。拉倫茨、卡納里斯稱："何種社會道德是決定性的，並不清楚；直接不批評地繼受居優勢地位的社會道德，恐怕也與法律秩序的任務及正義觀念不符。"[21]《埃爾曼民法典評注》對善良風俗的傳統解釋"一切公平合理思考者的正當感受"[22]及相關轉義評論道，此類解釋"至少部分地陷入以下錯誤：在一個多元社會中，常常不可能形成道德標准上的一致意見。此外，也不能把對行為的法律判斷建立在法律共同體成員的感受之上。作為法官理性論證的基礎，該標准過於不確定"。[23]

對於習慣進路，《埃爾曼民法典評注》在否定了經驗確認的社會道德的作用之後，同樣認為社會一般習慣的確認沒有意義，甚至認為"拒絕真正的習慣，並且在有必要時把真正的習慣宣告為第826條意義上的背俗，恐怕這樣的善良風俗標准在此才真的適宜"。[24]

與我們可能較易接受的、將家庭法作為善良風俗主要適用領域之一的觀念[25]不同，德國學者通常不把家庭法列入第826條的判例類型。[26]司法實踐中，"對於在家庭法領域適用第826條，聯邦最高普通法院持最大的保留態度"。[27]真正適用"背俗故意致損"的主要是經濟領域，而經濟領域中，決定人們判斷的主導因素顯然是利益而不是道德。這又構成了對實質性功能進行批評的另一個主要來源。

埃塞爾（Esser）、威爾斯（Weyers）在討論第826條的適用時說，"在抵押品轉讓與被延長的所有權保留的沖突中何者具有優先地位，同一債務人的某個債權人能在多大程度上損及他人並使自己獲得保障，或是反之被他人優先？此處的判斷標准並非通過道德解釋，毋寧說是通過經濟政策判斷而確立的。"[28]更典型的例子是競爭法。德國舊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條以"違背善良風俗"作為損害賠償請求權的根本標准，正是在此善良風俗遭到了可能是最激烈的批評。施里克（Schricker）在引述鮑姆巴赫（Baumbach）的觀點基礎上作以下評論，"德國競爭法中的違背善良風俗'扮演了可怕的、災難性的角色'。反不正當競爭法第1條是一個'招致不幸的規定'，是'不確定性的不竭之源'，在此'道德歇斯底里在放縱狂歡'。……不公正的判決會由此產生，此種判決將與道德無關的事物強制於美德的普洛克路斯忒斯之床上進行裁剪。"[29]2004年修訂的德國新反不正當競爭法已經將包含有"善良風俗"概念的第1條廢止。

雖然托伊布納把實質性功能（繼受功能）看作第826條的"最初功能"，但他顯然對於形式性功能（授權功能）更重視且評價更高。他從三方面總結了善良風俗的理論發展，"善良風俗諸概括條款在內容上從善良風俗發展到公共秩序，在具體化的方法上從繼受技術發展到利益衡量，在功能上從引致規范發展到授權規范，以上發展變化可以一言以蔽之：'善良風俗'的標准變成了'良好秩序'的指示。"[30]以實現國家所意圖的良好秩序為目的，以授權規范為手段，以利益衡量為具體措施，這些形式功能的注入實際上已經排擠了對社會道德規范的引致。但是，托伊布納並不打算否定實質性功能，而是力圖將其與形式性功能統合起來。舊事物受到了新事物的沖擊，但至少在托伊布納看來，舊事物還未過時，新舊事物應當妥協共存。然而，托伊布納的著作出版於1971年，40餘年過去了，第826條的功能還在繼續變遷並且已臻新境。

（三）對第826條功能的新定位--純粹經濟損失保護

在2009年出版的《慕尼黑民法典評論》和2010年出版的《侵權法》（與科茨合作）教科書中，瓦格納闡述了其對第826條功能的認識。

瓦格納針對法院就善良風俗樹立的諸如"一切公平合理思考者的正當感受"等實質性標准，作出如下批評："事實上，在多元社會及復雜的經濟法律關系中，查證'市民'對正當行為所持的觀念，一般是不可能的。甚至就算能夠查明，此類觀念恐怕也意義不大，因為恰恰無法以相關交往領域的某種特定行為的普遍性來排除背俗性判斷，正如對一種'陳規舊習'的接納並不能阻礙將其評價為過失一樣"。[31]可以理解，以一般社會公眾的普遍價值觀來解釋善良風俗，至少會遇到以下三個難解之處：其一，多元社會中，普遍價值觀是否存在？其二，即使存在，是否可以查證？其三，即使可以查證，也不能因為一種觀念或行為方式被普遍接受，而認為它一定合乎善良風俗，反之，這種被普遍接受的行為恰恰可能是背俗的。

對於繼受功能，瓦格納認為這種觀點會"誘使謹慎的一般主體把道德觀運用於純粹財產利益之侵權保護中的困難領域"。[32]純粹經濟損失保護領域的困難之處在於利益計算，而非道德判斷。

於是，瓦格納認為第826條的唯一功能即純粹經濟損失之保護。"第826條的功能在於，對那些不能受到一般侵權保護的、受歧視的純粹財產利益，在它們未被承認處於保護性法律范圍內的情況下，仍能獲得一個可選擇的侵權法上的財產保護。"[33]或者換個角度，第826條的功能在於，"把純粹財產損害選擇性地納入侵權法的保護范圍，從而把合法的、不產生侵權責任後果的純粹財產損害與應當避免的、由加害人承擔後果的純粹財產損害區分開來"。[34]

德國侵權法過錯責任的"三個小概括條款"中，第823條第1款的過錯責任原本只為法益（生命、身體、健康、自由，即我們所說的物質性人格權）和主觀絕對權利（所有權與其他權利，後者僅指類似於所有權的財產權）提供保護。非物質性人格利益及純粹財產利益，在缺乏保護性法律的情況下，就只能從第826條尋求救濟。然而，二戰後非物質性人格利益形成了"一般人格權"，成為第823條第1款"其他權利"之一種，脫離了第826條。於是，第826條只剩下純粹財產利益這一項調整范圍。接下來，與企業經營相關的純粹財產利益又發展成為"營業權"，也成為"其他權利"；競爭領域中的純粹財產利益則被德國反不正當競爭法獨立出來予以特別規制。於是，第826條對純粹財產利益的調整也被分裂。但無疑問的是，營業權要求一個"經營相關性侵害"要件，反不正當競爭法只調整競爭領域中的純粹經濟損失問題，當上述特別條件不能具備時，"第826條仍然扮演了一般的侵權法上概括財產保護的基礎規范的重要角色"。[35]

以不引致任何法外判斷標準的純粹經濟損失保護作為唯一功能，堪稱第826條功能上的一個重大革新，因為在純粹經濟損失之保護上，不涉及道德性判斷，只有經濟上利害得失的考量。本來第826條的絕大部分適用領域就是經濟領域，在經濟領域中，就應當以經濟的方式言說。決定性、主導性的標准就應當是"利"與"不利"，而不是道德上的"善"與"非善"。德國民法典立法者設立第826條的目的是為了立法周延，與社會、道德相連通並非其直接追求；純粹經濟損失之保護只是一個體系確定後附帶產生的後果。而現在德國學者正是要把這一附帶性後果作為目的，意圖以此清除在法律解釋長河中附著在第826條船體上的、不適宜的歷史沉積物。

三、"背俗故意致損"中的故意要件

正確適用"背俗故意致損"，以求妥當實現其純粹經濟損失保護之功能，要求准確把握其兩個核心要件故意和背俗。這兩個要件都充滿了困惑和爭議。故意要件中的典型問題可以列舉如下：立法者為何要設立故意要件？當下第826條故意要件的妥當解釋論又該如何構成？它是不是嚴重限制了第826條的適用范圍及對純粹經濟損失的保護范圍？實踐中，顯然有很多純粹經濟損失判例僅以過失為要件，這些判例又如何與第826條中的故意要件相協調？

（一）故意要件的發生

前文已述，"背俗致損"最初出現於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第705條，而該條文中是不包含故意要件的。在"帝國司法部預備委員會"草案第705條中，出現了故意要件，理由是該要件符合"理論與實踐中的通說"。[36]第二草案沿用之。

在第二草案的討論中，普朗克（Plank）委員提議回到第一草案的方案，即將故意要件刪除，使故意與過失的背俗致損都能產生侵權責任，但因未過半數而被否決。理由是過失背俗致損的情況很少發生，且與公共道德並非嚴重相悖。[37]然而，過失違背善良風俗致人損害是否很少發生，德國民法典立法之時的情況可能難以考證，但至少與當下情況明顯不符。專業人員的"錯誤信息"責任常常是依過失發生的，這種情況並不少見，也一樣被評價為違反善良風俗。

（二）故意要件的必要性

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第705條未設故意要件，這一史實總不免使後世學者產生"該要件並非必不可少"的遐想，尤其在判例屢屢突破故意要件時更是如此。瓦格納即對第一草案第705條十分肯定："該草案若能成為法律，德國法就能擁有一個既精確又有靈活性的侵權法了，而這樣的侵權法能為一般財產保護和一般人格保護領域中的法律續造留下空間。"[38]缺乏故意要件的第826條還能否妥善完成對純粹經濟損失的選擇性保護？瓦格納認為："第二委員會並未充分注意到，第826條確切地說第一草案的第705條中已經有了一個用以排除對純粹財產的一般過失責任的過濾器，也即背俗要件，因此出於同一個避免責任泛濫的目的，根本不需要再去設置另一個補充性限制，即故意致損要件了。"[39]

本文認為，瓦格納的觀點可容商榷，故意要件對於第826條純粹經濟損失保護功能的妥當實現仍有重要意義。容分三點詳述之：

1．對行為人合理預期的維護

純粹財產利益為何不能如絕對權般受到過錯責任的全面保護？重要原因之一在於，權利有社會典型公開性，而純粹財產利益則無。[40]所謂社會典型公開性，是指某類型侵權法保護對象對社會一般主體而言的可感知性或可識別性。[41]行為人在可識別某保護對象的基礎上，才有可能預見自己行為的損害後果，也才能夠要求其防免。對能防免而未防免者科以責任，才有意義。若令主體就無法預見的損害承擔賠償責任，人們就無法通過加強注意來避免這種損害再度發生，社會損害總量就不會因這種制度設計而減少；主體只能通過減少行為來降低賠償機率，從而造成對行為自由的過度限制。

純粹財產利益一般不具有社會典型公開性，故不宜概括地賦予侵權保護。然而，若加害人存在致損故意，則其無論如何都能預見到損害。如債權欠缺社會典型公開性，在侵權法中屬於純粹財產利益。但若加害人在個案中有損害債權的故意，自然仍能預見損害的發生，故不能免於損害賠償。質言之，"背俗故意致損"中的故意，用意不在於懲罰主觀惡性，而在於在缺乏社會典型公開性的純粹財產利益領域，依靠加強主觀要件來維持行為人的預期。

第826條若缺少了故意要件，理論上將導致人們在無法預見的情況下，大量承擔純粹財產利益領域中的侵權責任。在這個意義上，拉倫茨、卡納里斯認為第826條有通過強要件來防止侵權責任泛濫的限制功能，誠有道理。

2．維持"三個小概括條款"的侵權法體系

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看似列舉了一張權利清單，但卻留有一個彈性閥門，即"其他權利"。二戰以後，德國侵權法最重要的修正，就體現在一般人格權與營業權這些原本屬於第826條保護的利益，披上了"權利"的外衣，成為"其他權利"的一員，受到過錯責任的保護。

然而，一般人格權與營業權原本是不具有歸屬效能、排除效能和社會典型公開性這些權利特徵的利益，披上權利的外衣並不能改變其內質。它們一方面不具備明確的內容和清晰的邊界，另一方面"總是與加害人同位階的財產利益和自由利益相沖突"，[42]如一般人格權總是與他人的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出版自由、藝術創作自由相沖突，營業權保護總是與自由競爭相沖突等。由於缺乏明確的內容和邊界，立法者便無法事先對"何為侵害權利"進行明確規定；由於總是與其他同位階利益發生千變萬化的沖突，結果只能放手讓法官在個案中利益衡量，去個別判斷行為的違法性。於是，一般人格權與營業權侵害中的違法性，不是被引征的，而是被"積極確定"的；它們屬於所謂"框架權"。[43]

一旦第826條中去除了故意要件，其核心要件就剩下"背俗性"。前文已述，背俗要件現在越來越遠離道德等實質標准，呈現出純粹的工具品格。褪去了實質性標準的背俗要件，與作為自由裁量工具的框架權中的違法性，已經沒有實質區別。於是，框架權依"過失＋積極確定的違法性"來保護，純粹財產利益依"過失＋積極確定的背俗性"來保護，結果一切純粹財產利益都變成了框架權，都在實質上成為"其他權利"，德國式"三個小概括條款"也就坍塌了。這樣的第826條就淪為第823條第1款的一部分。

3．法史原因

最後但並非最不重要的是，一些著述認為第826條的淵源是羅馬法上的"惡意訴訟"（actiodoli）。[44]而惡意訴訟中，故意顯然是不可或缺的要件。除非能夠有力地證明這一制度淵源關系不存在，否則否定第826條中的故意要件顯然有困難。

（三）故意要件的法解釋論

首先，間接故意即可滿足該要件，在這一點上德國學者沒有爭議。

其次，故意針對的對象是什麼？或者說，第826條要求對什麼有故意？這里不要求行為人對背俗有故意，即不要求當事人明確認識到自己的行為違反善良風俗，而只要求對評價為違反善良風俗的事實有所認識。這實際已經突破了民法的故意理論。依通說，民法上的故意不僅包括事實因素，還包括違法性認識。[45]第826條的故意實際降低了該要件的嚴格性。可以想見，由於個人價值觀念的差異，要求背俗認識等於許可加害人以個人內心評價為由而免責，並不合理.
來源:《法學研究》2012年第4期

6. 遼寧大學法學研究生需要考什麼

考試科目：101思想政治理論，外語（201英一、202俄、203日），615法學專業基礎課，824法學專業綜合課（版一）／825法學專業綜合課（二）／826法學專業綜合課（三）。

遼寧大學法學院的前身成立於1981年，並於當年注冊。

構建和還原幾乎是同步的。作為當時省內唯一招收法學本科生的教學基地，它集中了遼寧省的高層次法學教育和科研人才。經過近二十年的發展，法權學院在全省形成了一支專業完備，結構合理，教學科研水平較高的師資隊伍。

遼寧大學法學院現有法學一級學科博士學位授權點、法學一級學科碩士學位授權點（9個碩士學位點）和法律碩士專業學位授權點。

7. 王利明：我國《侵權責任法》採納了違法性要件嗎

【摘要】本文通過分析侵權法從行為法到責任法的發展趨勢，認為其是對違法性要件的否定。我國《侵權責任法》適應侵權法充分救濟受害人的需要，構建了未嚴格區分權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從而與違法性要件不相容。該法第6條第1款的規定實際上採納了以過錯吸收違法性的制度選擇。在減輕或免除責任的事由規則中排斥了違法性要件，嚴格責任的制度設計更強調否定違法性要件。筆者認為，應當採用違反注意義務作為統一的標准來判斷過錯，從而正確認定責任。 【關鍵詞】違法性要件；結果不法說；過錯；嚴格責任 違法性概念為德國民法所特有，並為我國台灣地區「民法」所繼受。[1]德國法上，構成一般侵權責任必須具備損害、因果關系、行為的違法性、過錯四個要件，違法性是其中之一。許多學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已採納了德國法的違法性要件說，但筆者認為，我國《侵權責任法》的中國特色不僅表現在其獨立成編的體例特徵，也表現在侵權責任構成要件上，並未完全採用德國法的四要件說，而是從中排除了違法性這一因素。本文擬就此談幾點看法。 一、侵權法從行為法到責任法的發展是對違法性要件的否定 嚴格來說，違法性是德國侵權法獨有的概念，德國法採納這一概念，具有一定的歷史原因。羅馬法中曾經將侵權行為分為私犯和准私犯。19世紀後半期的耶林（Rudolph Jhering）在其於1867年出版的《羅馬法中的過咎因素》一書，[2]對不法問題做了專門研究，提出了「客觀違法與主觀違法」的概念。他認為，只有存在過錯的不法才能夠產生損害賠償的義務，而一個客觀不法僅僅產生返還原物的義務。[3]在《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的起草過程中，負責起草債法條文的屈貝爾（Kübel）曾為侵權法起草了如下一般條款：「故意或者過失以違法的作為或者不作為致他人損害的，有義務賠償該損害。」據此，《德國民法典》第一草案（Erste Entwurf）第704條第1款規定：「如果某人因故意或過失通過作為或不作為而做出不法行為（widerrechtlicheHandlungen）致他人損害，且其已預見或必然會預見此損害的產生，則他有義務向該他人賠償其行為所導致的損害，無論損害的范圍有沒有被預見。」言下之意是盡管造成了他人的損害，但是只要行為不為法律所禁止，即無需承擔損害賠償責任，以最大限度地保護個人的行動自由。[4]按照這一邏輯，侵權責任的成立，僅有損害並不充分，還必須有一個法律不允許的行為（違法行為）。後來，在《德國民法典》正式文本中，對侵權行為的類型採用了三階層結構。根據該法典，構成不法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類：①侵害絕對權的行為，基於客體的特殊性而當然不法（第823條第1款）；②故意違背善良風俗致他人損害，因其行為的特徵（違背善良風俗）而具有不法（第826條）；③以故意或過失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直接列明違法性的要求（第823條第2款）。可見《德國民法典》區分了侵權法的三種基礎事實構成（侵害權利，違反保護性法律以及違背善良風俗）。[5]在這三階層結構中，違反保護他人的法律和違反善良風俗明顯是行為導向的違法性，這是德國判例學說採納違法性要件的重要法律依據。[6] 需要指出的是，在德國法中，侵權法被稱為侵權行為法（Deliktsrecht），其中，「Delikt」一詞來自於拉丁語名詞「delictum」，其派生於動詞「delinqere」（偏離正確的道路），意思是一個違法、一個失誤或者一個錯誤。自公元前287年前後的《阿奎利亞法》將不法性規定為私犯的構成要件以來，在大陸法國家，常常將侵權行為稱為不法行為，將侵權法稱為不法行為法，[7]這對概念本身就包含了對不當行為的譴責和非難。這也為違法性要件的採納提供了依據。從法典編纂的角度看，正如一些德國學者所指出的，「侵權行為法」（ Deliktsrecht， Rechts fur uner-laubte Handlungen）的提法存在缺陷。按照德國學者von Bar教授的觀點，侵權行為採用tort或者Delikt均不甚妥當，准確的表述應當是「合同外致人損害的責任（non—contractual liability for damage caused to others） 」，[8]因為tort或者Delikt都表達出一種具有過錯或者不法性的行為，而在當今社會許多的侵權行為都沒有這兩個因素，所以採用「合同外責任」這樣的用法，才能夠把幾乎所有的侵權責任概括其中。[9] 我國侵權法在制定時，究竟採行為法還是責任法的概念，本身是存在爭議的。但是，後來立法者選擇了責任法的概念，這不僅僅是名稱的改變，它還帶來了理念上的改變，尤其是價值判斷上的變化。如前所述，將侵權法作為行為法的概念中，強調了對行為本身的非難。以傳統社會作為整體圖景的侵權法中，其理念重點是對行為的可非難性，而違法性恰恰著眼於對行為是否違法的判斷，這種法律技術與侵權法的整體理念是相適應的，因此，傳統侵權法的整體分析框架中注重違法性要件就非常容易理解了，「不法行為的核心問題就是對於違法性的確定。」[10]早期的侵權行為法強調行為的不法性，顧名思義，侵權行為實際上就是一種不法行為，強調的是行為的可非難性。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在大量的侵權行為中（如高度危險責任），行為人本身的行為並沒有可非難性，行為本身都是合法的。例如，在環境污染的情況下，即使排放是符合相關標準的，造成了環境損害，也應當承擔責任。這就說明僅僅通過不法行為難以概括所有的侵權責任。也正是因為這一原因，不法性要件盡管仍然受到強調，但在各國法律體系中含義並不相同，有些國家認為這一內容包含於過錯之中，另一些國家認為其包含於損害結果之中。[11]而在現代社會中，侵權責任法的理念重點轉變為對受害人的救濟，由行為法逐漸變遷為救濟法和責任法，侵權法由「以加害人為中心」轉變為「以受害人為中心」，相應而言，法律技術的中心對象就並非侵權人的行為，此時，以行為作為判斷重點的違法性要件就無法完全符合現代侵權法的整體理念。法技術受到法理念的指導，法理念的變化必然會導致法技術的變化，因此，侵權責任法的上述整體理念變遷必然會對於侵權法的法技術發生重要影響，我國侵權法採用《侵權責任法》的名稱，不僅具有中國特色，而且其在內涵上也包含了對違法性作為侵權責任構成要件的否定。 正是因為侵權法從行為法轉向責任法，從而突出了侵權法的救濟功能，而不是制裁功能。這種變化對於違法性要件的採納，也產生了一定的影響。這主要表現在：第一，從侵權責任法的保護對象來看，不區分法益和權利。即便在侵害法益的情況下，也並不如德國法那樣必須以故意作為要件，[12]過失侵害法益也可能構成侵權責任（例如，在過失侵害商業秘密的情況下，也同樣構成侵權責任）。在法益保護范圍上，侵權責任法呈現了一種開放的體系，不僅權益本身是一種不確定的法律概念，而且范圍本身也是無限開放的，其立法體現就是侵權責任法在第2條第2款採用了「等」這一表述作為兜底。第二，從責任主體來看，侵權責任法採用了侵權人的概念，這一概念包含了侵權行為人和侵權行為人之外的其他人，後者雖然並非直接行為人但仍需承擔侵權責任（例如監護人對被監護人的侵權行為承擔的責任），這些人並未實施違法行為，但仍然需要依據法律的規定承擔侵權責任。第三，從歸責形態來看，侵權責任法採取了多元歸責體系，其重要表現之一就是違法性要件的弱化。根據我國《侵權責任法》第7條，在嚴格責任中，並不考慮行為本身的違法性要件，但行為人仍然負有賠償責任，尤其是公平責任的情況下，實行的是一種「百萬富翁」和「深口袋」理念，本質上是因財產產生的責任，這與傳統侵權法中的因違法行為產生的責任大相徑庭。在侵權責任法中，這些規定包括：《侵權責任法》第4條規定的公平責任；第31條關於緊急避險人對因自然原因引起的危險而承擔的適當補償責任；第32條關於有財產的無民事行為能力人、限制民事行為能力人造成他人損害的，從本人財產中支付賠償費用的規定；第87條關於高空拋物致人損害，無法確定具體侵權人的，由可能加害的建築物使用權人承擔適當的補償責任。第四，從具體侵權責任來看，在某些情況下，為了實現救濟受害人的立法目的，在根本無法找到侵權行為人的情況下，同樣可能產生侵權責任，例如，《侵權責任法》第87條所規定的高樓拋物致人損害找不到具體侵權人的責任。這種侵權責任的根本目的是為了強化對受害人的救濟，這同樣與違法行為的判斷沒有太大聯系。我認為，強調侵權法從行為法向責任法的轉化，實際上強調了從制裁加害人向救濟受害人轉化，因而，違法性要件的功能在大大減弱。 二、未嚴格區分權利和利益的制度框架與違法性要件不相容 考察我國侵權法是否採納了違法性要件，除了上述的歷史分析及侵權法發展趨勢的分析外，還要進行技術層面的分析。首先，要考慮我國侵權法是否嚴格區分了權利和利益，法律是否針對不同的保護對象而規定了不同的構成要件。 德國民法系以違法性為核心概念，建構了《德國民法典》第823條、826條所規定的「三個小的概括條款」侵權行為法架構，其特色在於以違法性對權利及利益做區別性的保護。[13]就《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的設計而言，其違法性要件的內涵，是採取了結果違法說（Erfolgsun-rechtslehre）。該說植根於《德國民法典》第823條對一般侵權行為保護對象的列舉。該說認為，應從損害結果中判定違法要件是否滿足：凡侵害《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所列舉的各項法定權利，則該加害行為就是「違法」的。結果違法實際上就是以權利遭受侵害代替行為違法性的判斷。在採納結果違法論時，必須判斷行為人是否侵害了權利或者違反了保護他人的法律，從而認定行為的違法性。此種觀點為德國大多數學者所採納，並且對德國的司法判例產生了重大影響。[14] 按照德國法上的結果違法理論，在侵害《德國民法典》第823條第1款所列舉的「生命、健康、身體、自由」等「絕對權」的情況下，則構成結果違法。[15]這一論斷實際上是以區分權利和利益，進而提供不同的保護為基礎。《德國民法典》的立法者在起草第823條第1款時，就是以結果不法說為基礎的。他們認為，任何侵害絕對權的行為只要沒有違法阻卻事由，就是違法的。此舉的目的在於為這些權利提供盡可能廣泛的保護。[16]在結果違法的情況下，受害人不必舉證證明行為是否違反了某個法律規定，只要侵害了絕對權，就推定行為是違法的。而在侵害利益的情形中，由於並不存在侵害法定權利的結果，侵害行為本身並不足以表明其違法性，而應當藉助其他標准來判斷違法性的存在，例如，根據《德國民法典》第826條，以行為本身是否違背善良風俗作為侵害利益的行為違法性判斷的標准；而且，只有在主觀上是故意的情形，侵害利益才應承擔責任，這樣就加重了受害人的舉證責任，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利益的保護范圍，從而維護了人們一般的行為自由。[17]據此可以確定，違法性的功能主要是為了限制和確定侵權法的保護范圍，避免一般的過失責任對純粹財產利益和非人身利益的保護。[18]結果不法說的優點在於，確立了絕對權的保護范圍，體現了絕對權不可侵害性，根據此種學說，只要侵害了絕對權，原則上都受到侵權法的保護。[19]不過，我們認為，此點並不構成我們應當採納違法性要件的充分依據。的確，在十九世紀的傳統民法框架中，行為自由是法律的出發點和目標，並認為在此之後蘊含了基本的正義內容。[20]德國民法典在債法中注重維護行為自由，這符合當時所處的時代背景，為此後社會經濟的發展以及民眾自由的保障，提供了堅實的基礎。德國學者從維護行為自由的角度來構建出違法性要件也具有重要的價值宣示作用。但是，當今侵權法在發展方向上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與傳統民法典制定時期所面臨的「保護自由，反對封建強權束縛」的社會任務已有所不同。可以說，現代社會正日益轉變為「風險社會」，社會中的主要矛盾已不再是如何保護個體行動自由，而是如何有效保護個體免受外部風險所造成的損害，這也是高度危險責任、嚴格責任等制度興起和發展的根本原因，在這一背景下，強調違法性要件，很可能與侵權法的發展趨勢背道而馳。此外，是否規定獨立的違法性要件，也不應忽視技術層面的因素。如下文所示，若多數情形下，違法性可被包含在過錯、損害等要件之中，(

8. 考研614法理學、826民法學是教育部命題還是學校

1、考研614法理學、826民法學是學校自主命題。

2、初試科目代碼以6、8數字開頭的科目都是各個學校自主命題。

9. 我國民法有規定先佔取得制度嗎

截止到目前為止，我國立法上沒有先佔制度，《物權法》並沒有規定。

先佔制度是最為古老的取版得財權產的「自然方式」之一，早在羅馬法中已成為一項被羅馬法學家深信不疑的原則。

先佔是指以所有的意思，先於他人佔有無主的動產，而取得其所有權的法律事實。換言之，是蓄意佔有在當時為無主的財產，目的在於取得財產作為己有。

先佔的性質屬於事實行為。先佔制度的價值在於：實現物有所歸，有利於物盡其用，同時它提供了一個關於私有財產起源的假說。

(9)民法826擴展閱讀

先佔的性質屬於事實行為。法律行為與事實行為的核心區別在於：後者不依賴行為人的意圖而產生法律後果，而前者的法律後果之所以產生恰恰是因為行為人表示了這種意圖，即法律使其成為事實行為人意圖的工具。

而基於先佔取得所有權，先佔人對標的物的主觀認識，存在與否,正確與否，在所不問。故采事實行為說，更為妥當。

事實行為說認為先佔中的以所有的意思同取得時效中的以所有意思一樣，非指效果意思，而是指事實上對物有完全支配管領的意思。基於先佔無主動產的事實，法律賦予佔有人取得所有權的效果。

10. 民法總則一百五十三條規定是什麼意思

第一百五十三條違反法律、行政法規的強制性規定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但是該強制性規定不導致該民事法律行為無效的除外。

違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為無效。

解讀

就第1款而言，重點需要理解的是但書規定，根據《合同法司法解釋（二）》規定，這其實是將強制性管理性規定排除在外，因為強制性管理性規定並不影響法律行為效力。但這種提高強制性規范位階（如僅限於法律、行政法規）、將強制性規范限制在效力性規定的做法，並不可取。究其原因，有興趣的同學可查閱朱慶育：「合同法第52條第5項評注」，載《法學家》2016年第3期。比較法上認為，出於對大眾利益的保護，需要限制自由制定合同內容的可能性，為此內容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或者公序良俗的法律行為無效。德國法上類似於第153條第1款規定是第134條。若要適用第134條使法律行為無效，一方面需要存在禁止性法律，另一方面對該禁止的違反導致法律行為無效。然從第134條本身無法得出某法律規范是否包含禁止性規定以及違反該規定是否會導致法律行為無效，因為這必須根據各個法律條款的意義及目的，最終解釋確定。由此可見，這里存在的法律邏輯是違反了某一強制性規范且若讓其有效則有違該強制性規定的目的，故必須使其無效。而不是我國司法實踐中認為的那樣，因違反強制性效力性規定而無效。換言之，德國法是結合規范目的及法律行為綜合判斷法律行為效力，而我國現行法是先判定某一規定屬於強制性效力性規定，然後因為某一法律行為違反，故無效。

關於違反禁止性法律的後果，只有當該條款未作出其他規定時，該法律行為才因違反禁止性規定而無效。於此需要注意如下兩點：第一，有些禁止性法律反對的只是法律行為被締結時所採取的方式和方法，而並不希望阻礙法律行為的效果。因此違反此類禁止性規定，並不會導致法律行為無效。第二，其他禁止性規定因反對法律行為內容，故禁止其發生效力，即違反此類內容禁止的法律行為通常是無效的。但也存在兩個例外：（1）如果禁止性法律只反對法律行為中一方的行為，則要特別審查該法律行為應當無效還是考慮到無過錯方的利益而使之有效。比如被欺詐而締結的購買贓物的合同。如果使之無效，則對善意的被欺詐人似乎不利。（2）若禁止性法律規定所針對的是合同的內容，違反法律規定原則上無效，但為履行該無效負擔行為所實施的處分行為是有效的，因為處分行為價值中立，原則上並不存在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情形，但也存在例外。若禁止性法律規定既否定了負擔行為內容又不允許商品的移轉，那麼不僅負擔行為無效，處分行為同樣無效。

就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的負擔行為無效角度看，除負擔行為無效外，為締結被禁止的負擔行為而授予的意定代理權的行為同樣無效。

鑒於禁止性規定文義限制，某一法律行為雖未違反禁止性規定的形式要求，但所實現的法律效果卻被該禁止性規定所禁止，為實現禁止性規定之立法目的，應當使該法律行為無效。這就是典型的規避行為。換言之，不管規避行為採取何種方式實現法律禁止的目的，即使這種方式並不違反禁止性規定，但只要目的違反就要無效。於此這就意味著禁止性法律規定必須超出其文義適用於按照法律所包含的價值而應適用的情況。比如，根據法律規定，甲不得購買經濟適用房，然後甲授意符合條件的乙前往購買，然後贈與給甲。雖然甲沒有直接購買經濟適用房，但卻獲得經濟適用房的所有權，故應當使該贈與行為無效。

就第2款而言，吸收了《民法通則》第58條第5項以及《合同法》第52條第4項的內容，確定了「公序良俗」作為判斷法律行為效力的判斷標准。

於此需要掌握的是：

1.公序良俗是一個需要進行價值填補的概念，應根據普通人的價值觀念進行判斷，經過德國司法實踐的發展來看，違反善良風俗的常見類型如下：（1）目標在於實施被普遍否定的行為；（2）過分的束縛性合同；（3）過分利用壟斷地位可能違反善良風俗；（4）給某一債權人提供過分的擔保損害其他債權人利益的；（5）違反婚姻家庭法規；（6）暴利行為（採用卑鄙的手段致使給付與對待給付之間嚴重不對稱）。

2.無效的前提需要違反善良風俗。從主觀方面看，行為人必須知悉違反善良風俗的事實情，但不以其認為違反善良風俗為必要；就合同而言，原則上需要雙方當事人的行為都違反善良風俗。否則如果只有一方違反善良風俗，那麼若讓合同無效，對正當的當事人而言就是不公平的。但是如果違反公序良俗正好體現在向行為相對方實施的行為中，那麼例外情況下單方面違反風俗即已足夠。

3.判斷違反善良風俗的時間，這要區分法律行為締結時間與法律效果發生時間是否一致，如果一致，則以締結法律行為時為准，故即使善良風俗嗣後發生變化，也不影響法律行為效力。但如果不一致，則以發生效果的時間為准，畢竟違反善良風俗的目的並非在於懲罰卑鄙的道德觀念，而是阻止應被否定的法律後果，因此當事實發生變更時，產生法律後果的時間同樣重要。比如，為報答與自己通姦的情人，被繼承人在遺囑中將其作為唯一繼承人。這一遺囑顯然違反了公序良俗要求。但若之後兩人結婚，則被繼承人死亡時，該遺囑就不能被視為違反公序良俗。

就違反善良風俗的法律效果看，第一，法律行為無效，合同請求權不成立。與違反法律禁止性規定一樣，原則上無效的只是負擔行為，而不包括處分行為；但若違反善良風俗恰好存在於對財產歸屬的變更中，則該處分行為無效。比如，為了擔保債權人債權，債務人將其所有責任財產均轉讓給債權人作為擔保，這對債務人的其他債權人產生重大不利，屬於違反善良風俗的行為，應當無效。

第二，根據《德國民法典》第826條規定，受到悖俗行為侵害且不可歸責者可對加害人主張侵權損害賠償請求權。但我國現行法雖然沒有《德國民法典》第826條之規定，但《民法總則》第157條第2句規定「有過錯的一方應當賠償對方由此所受到的損失；各方都有過錯的，應當各自承擔相應的責任。」由此可見，這里的責任最起碼可包括如下兩種類型：締約過失責任和侵權損害賠償責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