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法加害者

① 刑法把共同犯罪人分為哪些

1.任意共犯與必要共犯
前者是指刑法分則規定的本可以由一人實施的犯罪行為；後者是指刑法分則規定的只能以二人以上的共同行為作為犯罪構成要件的犯罪，即該種犯罪的主體必須是兩人以上，主要是包括聚眾性犯罪(如《刑法》第290條聚眾擾亂社會秩序罪、《刑法》第317條聚眾劫獄罪等)、集團性犯罪(如《刑法》第294條組織、領導、參加黑社會性質組織罪，《刑法》第317條組織越獄罪)。
2.事先(事前)共犯與事中共犯
前者是指事前有同謀的共犯，即共犯人的共同犯罪故意，在著手實行犯罪前形成。後者即指事前無同謀的共犯，共同犯罪人的共犯故意，是在實行著手之際或犯罪過程中形成的。
3.簡單共犯與復雜共犯
簡單共犯亦稱共同正犯、共同實行犯，是指二人以上共同直接實行某一具體犯罪的構成要件的行為，共犯人都是實行犯，不存在組織犯、幫助犯、教唆犯問題。而復雜共犯是指各共同犯罪人之間存在著犯罪分工的共同犯罪，不僅存在直接著手實施共犯行為的實行犯，還有組織犯或教唆犯或幫助犯的分工。
4.一般共犯與特殊共犯
一般共犯是指沒有特殊組織形式的共同犯罪，共犯人是為實施某種犯罪而臨時結合，一旦犯罪完成，這種結合便不復存在。特殊共犯亦稱有組織的共同犯罪、集團性共犯，通稱犯罪集團，是《刑法》第26條第2款規定的三人以上為共同實施犯罪而組成的較為固定的犯罪組織。
上述共犯的分類形式是根據不同標准進行分類的，某一共同犯罪，完全可能屬於多種形式的共犯形式。例如，甲乙密謀深夜盜竊，一人入室行竊，一人在門口望風。就共犯形式而言，甲乙共同盜竊，屬於任意共犯、事前共犯、復雜共犯、一般共犯。

② 刑法中的被害人老年人多少歲

作為酌定從輕處罰量刑情節的「老年人」的年齡界定不應依據60周歲的年齡版界定，而權應依據《刑法》第17條之一、第49條第2款、第72條的規定，將刑事案件中的「老年人」界定為年滿75周歲的人。
《刑法》中的老年人，是指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刑法》第十七條之一、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故意犯罪的，可以從輕或者減輕處罰；過失犯罪的，應當從輕或者減輕處罰。
《刑法》第四十九條、犯罪時不滿十八周歲的人和審判時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
審判的時侯已滿七十五周歲的人，不適用死刑，但以特別殘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

③ 刑法認可什麼人對被害人有保護義務

刑法意義上被害人的過錯必須具備以下幾個條件：
第一，主體的相對性。即過錯必須是由被害人所為。由於過錯行為具有無可替代性，過錯行為的主體只能是被害人，而不可能是有過錯的被害人親屬等其他人或被害人所在單位，而被告人因此實施的犯罪行為必須是針對有過錯行為的被害人。
第二，行為的不當性。也即被害人主觀上出於故意或過失的心理，實施的一種顯而易見的依社會常理即能作出否定性評價的行為。這種行為不符合社會一般倫理要求，超出社會共同認可的范圍。這種行為必須受到社會的嚴厲否定性評價而非一般否定性評價，才具有刑法中過錯概念的意義，如違反法律法規、嚴重違反社會道德規范、故意不履行應盡義務的行為等等。
第三，過錯的程度性。指被害人的過錯行為不僅應當具有不當性，而且應達到一定程度，完成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才具有刑法上的意義。被害人行為的輕微過失或錯誤，不具有刑法意義上的被害人過錯責任。所以不是被害人所有不謹慎行為都能夠認定為過錯從而被刑法所評價，如被害人保管財物不當或者故意炫耀財富的輕微不當行為，就不應成為影響被告人量刑的情節。
第四，作用的關聯性。即被害人的過錯行為雖與被告人犯罪行為的發生發展或犯罪後果的造成不存在必然性，但其對犯罪結果施加的影響力卻是無法抹殺的。只有在客觀上能夠直接影響犯罪行為的產生、發展和結果的才屬於刑法意義的被害人過錯。如果對犯罪行為影響不大，也就不必在量刑中考慮。所以諸如因輕信而誤入犯罪圈套等行為，不屬於刑法意義上的被害人過錯。

④ 刑法人物問題

菲得:http://www.chinacourt.org/public/detail.php?id=106055
義大利犯罪學家菲利先前曾是龍布羅梭的學生，後轉為刑事社會學派，是刑事社會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的刑法思想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犯罪三元論：他放棄了刑事古典學派「自由意志」 與「行為選擇」的觀念，認為，某人犯罪，絕非由於自願，而是必然存在另外的原因。他將導致犯罪的原因分為三類：人類學因素（生理、心理、種族方面的個性特徵）、自然因素（氣候、土壤狀況、晝夜相對長度、四季平均氣溫、氣象情況、農業狀況等）和社會因素（促使人們生活不誠實、不完滿的社會環境）。這些原因可以說是犯罪人人身危險性表徵的描述，其理論特色是「綜合作用」。反對僅用其中某一類去解釋犯罪，與其師龍氏有別。提出「犯罪飽和法則」來解釋社會全部犯罪。認為：犯罪作為一種社會現象，其原因十分復雜，在一定的條件下，它的產生具有某種必然性。對於犯罪，不能指望通過刑罰予以消滅，而只能盡可能地將其控制在不危及社會根本生存條件的限度之內。大部分犯罪是可以預防和控制的，盡管「犯罪飽和」。他也主張刑罰個別化，對待犯人及預防犯罪，要對症下葯。

二、身危險性與犯罪類型說：在研究和理解犯罪之前，必先了解犯罪人的人身危險性。犯罪人分為五類：1天生犯罪人；2精神病犯罪人；3習慣性犯罪人；4機會性犯罪人；5激情犯罪人。犯罪預防對策是建立在「退化與進化」「二分法」基礎之上。退化型犯罪是出於利己動機，進化型犯罪是基於利他動機的。

三、社會責任論：否定舊刑法學體系中的道義責任論，提出社會責任論。刑事責任的根據是行為人反社會的危險性格，應受社會防衛的是行為者，不是行為。刑事責任的本質是防衛社會。刑事責任就是依據刑罰的方法可以達到防衛社會目的的能力，即刑罰適應能力。對於實施犯罪、具有刑事責任能力之人，給予刑罰處罰；對於實施犯罪、不具備刑事責任能力之人，給予防衛社會的處分，即保安處分。

四、個別預防與「刑罰替代物」：由於古典學派的刑罰威嚇無效，所以他否定一般預防，主張個別預防。刑罰效力有限，只是社會用以自衛的次要手段。強調建立刑罰之外的補充策略。在刑罰學說上，否認國傢具有懲罰犯罪人的刑罰權，主張根據造成犯罪人不同人格的社會情形，用不同的方法取代刑罰，此即「刑罰替代物論」。

這個是關於費爾巴哈的,不能粘貼,給個鏈接:
http://www.cnlyjd.com/falv/Article/yuwaisifa/200605/548084.html

貝卡利亞:http://www.puhra.cn/chinese/printpage.asp?ArticleID=665
是義大利刑法學家.
近代資產階級刑法學鼻祖，於1738年出生於米蘭的沒落貴族家庭，
從小在帕爾馬的教會學校讀書，青年時代深受啟蒙思想的影響，正如
他在1766年寫給他的著作的法文譯者莫雷萊（Moree-llet）的信中所
講： 「我把一切都歸功於法國人所寫的書。這些書喚起了我心靈中8
年來一直遭受溺信教育扼制的人道情感。僅僅 5年的功夫，我就完全
轉而相信這些哲理，並且成為（孟德斯鳩）《波斯人信札》的信徒。
促使我完成頭腦中革命的第二本書是愛爾維修的著作。是他猛然把我
推向追求真理的道路，他第一次喚起我對人類的迷惘和災難的注意。」
（轉引自《貝卡利亞及其刑法思想》，黃風著，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
1987年，第23頁）23歲加入「拳頭社」， 於1763年3月到1764年1月
寫出了《論犯罪與刑罰》。1768年被授予米蘭宮廷學校的政治經濟學
教授，1771年被任命為最高經濟委員會顧問，幾年後又擔任了財政法
官，接著又接受了朱塞培二世的任命，領導國務委員會第三廳的工作。
雖然在此期間寫了幾部美學和經濟學的著作及一些有關刑法改革方面
的諮詢意見，但再也沒有寫出像《論犯罪與刑罰》那樣的傳世之作。
《論犯罪與刑罰》在世界許多地區版本和譯本很多。

本書包括序言和47篇專題。作者在啟蒙思想的影響下，抨擊了封
建社會以罪刑擅斷、司法專橫為主要特徵的刑法制度，闡述了資產階
級的刑法原則，宣告了近代刑法學的誕生。

貝卡利亞在本書中是從刑罰權的問題開始入手探討的，解決刑罰
的根據問題。在封建社會，刑罰以封建統治階級的個人好惡為轉移，
罪刑擅斷。要建立資產階級刑罰，首先必須解決刑罰是建立在什麼基
礎之上，他引述了孟德斯鳩的一句話：任何刑罰只要不是絕對必要的，
都是專制的。他指出：「主權者懲治犯罪的權力是以必須維護公共福
利的保護機構，使它不受人們的侵犯為基礎的。而安全愈是神聖不可
侵犯，主權者所保護的國民的自由愈多，刑罰也就愈公正。」（見本
書第 2篇）所以刑罰存在的根據不能從已經發生的犯罪中去尋找，而
應從公共福利的保護的需要中去尋找。他還系統地提出了罪刑法定主
義理論，即只有法律禁止的行為才能稱作犯罪，只有法律才能規定懲
治犯罪的刑罰。為實現罪刑法定，他又提出了立法權問題、法律的解
釋權、法律的准確性問題，他認為「頒布法律的權力只能屬於立法者
——根據社會契約形成的整個社會的代表。任何法官——他只是社會
的一個成員——都不可能既為社會的其他成員規定刑罰而又不違背公
正的精神」。（見第3篇） 「法官不是立法者，只根據這一點，解釋
刑事法律的權力就不能屬於法官。法律不是從我們的祖先那裡作為家
庭的傳說或者遺囑——它讓後代只是服從——傳給法官的」。（見第
4篇） 「如果說解釋法律是一種弊害，那麼很顯然，促使人們進行這
種解釋的法律的含混不清也是一種弊害。如果法律是用人民難以理解
的語言寫成的，而這種語言又把法律書籍由大家的公共財富變成私有
的家庭財富，而且使人民不能判斷出自己的自由與別人的自由的界限，
並從屬於少數人，那麼這種弊害就將達到極點。」（見第5篇） 他還
提出了衡量犯罪輕重的唯一標尺就是社會遭受到的危害程序，指出：
「使民族遭受到的危害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標准。因此，那些認為犯罪
人的意圖是衡量犯罪的真正標準的人的想法是錯誤的。」同時還批判
了以被害人的身份和罪孽的輕重作為犯罪標準的錯誤做法。 （見第7
篇）他也提出了刑罰與犯罪相適應的思想，「在這兩端中間，由上到
下排列著一切違反公共福利的犯罪行為—由最大的一直到最輕微的犯
罪行為。如果幾何學可以應用到人類行為的無數模糊不清的結合上面。
那麼就應當有一個相應的刑罰—由最重的到最輕的—階梯」。（見第
6篇） 根據罪刑相適應原理，因此犯罪人不論社會地位如何，同樣的
罪應受同樣的刑罰，不能因犯罪人的身份、地位不同而同罪異刑。他
還提出了預防主義的刑罰目的論和刑罰人道主義的思想，指出：「刑
罰的目的並不是要使人受到折磨和痛苦，也不是要使已實施的犯罪成
為不存在。……刑罰的目的，只是阻止有罪的人再使社會遭受到危害
並制止其他人實施同樣的行為。因此，應當採用的只是這樣的刑罰，
即在保持刑罰同犯罪行為相均衡的條件下，它給人們的精神上的影響
是最強烈和最持久的，而使罪犯的身體受到的痛苦是最少的。」（見
本書第12篇）他還提出了犯罪分類的思想：「有些犯罪行為是直接破
壞社會或使它的代表者死亡的；而另一些犯罪行為是侵犯公民的個人
安全、生命、財產和榮譽的；第三種罪行是同法律為了社會的福利而
規定的每一個公民應當作或不應作的事情相抵觸的行為。」（見本書
第8篇） 此理論對後來資產階級刑法岔體系的建立有重要影響。在結
論篇中，他把他所有的刑法理論歸結為一句話，又稱之為定理：「要
使刑罰不成為一個人或許多人對個別公民的暴力行為；刑罰必須是公
開的、即時的、必要的，在該種情況下可能判處的刑罰中最輕的、同
所犯的罪相均衡的、在法律中有明文規定的。」

貝卡利亞的刑法思想為資產階級刑法理論體系的建立奠定了基礎，
徹底否定了封建專制主義的刑法理論體系，完成了刑法史上一次重要
革命。

⑤ 被害人一根肋骨折斷，手腕處多處受傷，應該判加害人什麼刑法

如果認定故意傷害致人輕傷，一般處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管制不太可能
如果認定故意殺人未遂，一般判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特殊情況可能超過十年甚至無期（參考郭支紅案）
如果是交通肇事造成的，一般不逃逸就不會判刑

⑥ 刑法屬人原則問題

刑法中的屬人原則以人的國籍為標准，凡是本國人犯罪，不論是在本國領域內還是在本國領域外，都適用本國刑法。

《刑法》第7條第1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公民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適用本法，但是按本法規定的最高刑為三年以下有期徒刑的，可以不予追究。」
第7條第2款規定：「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作人員和軍人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本法規定之罪的，適用本法。」根據上述規定，我國公民在我國領域外犯罪的，無論按照當地法律是否認為是犯罪，亦無論罪行是輕是重，以及是何種罪行，也不論其所犯罪行侵犯的是何國或何國公民的利益，原則上都適用我國刑法。只是按照我國刑法的規定，該中國公民所犯之罪的法定最高刑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的，才可以不予追究。所謂「可以不予追究」，不是絕對不追究，而是保留追究的可能性。此外，如果是我國的國家工作人員或者軍人在域外犯罪，則不論其所犯之罪按照我國刑法的規定法定最高刑是否為3年以下有期徒刑，我國司法機關都要追究其刑事責任。這主要是考慮到對國家工作人員和軍人在域外犯罪管轄應從嚴要求。
刑法第10條規定：「凡在中華人民共和國領域外犯罪，依照本法應當負刑事責任的，雖然經過外國審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國已經受過刑罰處罰的，可以免除或者減輕處罰。」

⑦ 加害人非法入侵住宅，受害人出於防衛使加害人受傷的怎麼辦

無論是出於防衛還是防衛過當都需要立刻報警，警察會來判定和採集證據。
根據《刑法》第20條第3款的規定，對正在進行行凶、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採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於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這就是刑法關於特殊防衛權（無過當防衛權）的規定。在受到暴力犯罪侵害的情況下，由於防衛人的生命安全、身體健康受到嚴重威脅，因此往往採取較為激烈的防衛手段，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後果。對此，刑法明文規定不負刑事責任。
刑法為了鼓勵公民同犯罪行為作斗爭，在第20條第3款規定了無過當之防衛，即在刑法所列舉情況下，實行正當防衛的，不存在防衛過當的問題。刑法所列舉的情況是：正在進行的行凶、殺人、搶劫、強奸、綁架以及其他嚴重危及人身安全的暴力犯罪。根據刑法規定，對上述暴力犯罪採取防衛行為，造成不法侵害人傷亡的，不屬於防衛過當，不負刑事責任。

⑧ 刑法問題!

,B,ABCD,BC,ACD,ABCD,BCD
29,窩藏、包庇罪，是指明知是犯罪的人而為其提供隱藏處所、財物，

幫助其逃匿或者作假證明包庇的行為。本罪為選擇性罪名，具體包括

窩藏罪和包庇罪。
30,這個是在妨害社會管理秩序罪那一章里。顯然是B。
31，單位犯罪:是指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依法應

當承擔刑事責任的危害社會的行為。
32，假釋，是對被判處有期徒刑、無期徒刑的犯罪分子，在執行一定

刑期之後，因其遵守監規，接受教育和改造，確有悔改表現，不致再

危害社會，而附條件地將其予以提前釋放的制度。
33,挪用公款罪，是指國家工作人員，利用職務上的便利，挪用公款歸

個人使用，進行非法活動的，或者挪用公款數額較大、進行營利活動

的，或者挪用數額較大、超過3個月未還的行為。
34，本罪是指為謀取非法利益，假冒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身份或職稱

，進行詐騙，損害國家機關的威信及其正常活動的行為。
詐騙罪是指以非法佔有為目的，用虛構事實或者隱瞞真相的方法，騙

取數額較大的公私財物的行為。
招搖撞騙罪與詐騙罪的界限。兩者都表現為欺騙行為，而且招搖撞騙

罪也可以如詐騙罪那樣騙取財物，因而容易混淆。兩者的區別主要表

現在： (1)侵害的客體不同。招搖撞騙罪侵犯的客體主要是國家機關的

威信及其正常活動；而詐騙罪侵犯的客體僅限於公私財產權利。(2)行

為手段不同。招搖撞騙罪的手段只限於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的身份

或職稱進行詐騙；詐騙罪的手段並無此限制，而可以利用任何虛構事

實、隱瞞真相的手段和方式進行。（3）犯罪的主觀目的不同。詐騙罪

的犯罪目的，是希望非法佔有公私財物；而招搖撞騙罪的犯罪目的，

是追求非法利益，其內容較詐騙罪的目的廣泛一些，它可以包括非法

佔有公私財物，也可以包括其他非法利益佔有；（4）構成犯罪有無數

額限制的不同。只有詐騙數額較大以上的公私財物的，才可構成詐騙

罪；而法律對冒充國家機關工作人員招搖撞騙罪的構成並無數額較大

的要求，這是因為，這種犯罪未必一定表現為詐騙財物，而有可能是

騙取其他非法利益，其嚴重的社會危害性，首先和集中地表現為由特

定的犯罪手段所決定的對國家機關的威信和正常活動的破壞。盡管招

搖撞騙罪與詐騙罪有上述區別，但在行為人冒充國家工作人員的身份

或職稱去騙取財物的情況下，一個行為同時觸犯了兩個罪名，屬於想

象競合犯。處理想像競合犯的案件應當按照從一重罪處的原則。
35,這題就是指行為犯。多少的危害國家犯罪，都是行為犯。A.盜竊罪
我需要解釋的是，
C.偽證罪與E.騙取出口退稅罪。
偽證罪，雖然如果偽證的事實無關緊要、對案件的處理影響不大，不

能以偽證罪淪處。但是通過偽證罪的定義來看，是指在刑事訴訟中，

證人、鑒定人、記錄人和翻譯人對與案件有重要關系的情節，故意作

虛假證明、鑒定、記錄、翻譯，意圖陷害他人或者隱匿罪證的行為。

因此前者不認為是犯罪，而後者只要實行就構成犯罪。所以是結果犯

騙稅罪既遂形態認定
目前實踐中對騙稅罪既遂形態的認定有行為犯與結果犯兩種觀點。

持行為犯觀點的學者認為，在騙稅中只要犯罪行為人實施了騙稅行為

都構成既遂，而不要求物質性或有形的危害結果的發生，也即不必要

取得出口退稅款；但行為並非一著手即告完成，必須有一個實行過程

。[1]持結果犯觀點的學者認為，(2)該罪的既遂不僅要實施符合犯罪構

成具體要件的騙稅行為，還必須發生法定的危害結果。在贊成結果犯

為既遂形態的觀點中，又分為兩派：一派認為應當以外貿企業是否取

得出口退稅款為法定危害結果；另一派則主張以行為人是否取得非法

利益為依據。
我們贊同應認定結果犯為騙取出口退稅罪的既遂形態，且認為應當

以行為人是否取得非法利益為法定危害結果的判斷依據。理由如下：
首先，一些外貿企業雖然在出口退稅犯罪環節中起著推波助瀾的作

用，但參與實施騙稅犯罪的主體中，除了外貿企業還包括一些自然人

或其他單位犯罪者，他們在出口退稅犯罪中的作用、危害性也很大，

是騙稅主體的重要組成部分，僅以外貿企業取得退稅款作為既遂依據

，難免以偏概全，忽視了騙稅犯罪主體結構的復雜性。因此，不能以

此為依據。
其次，判斷犯罪既遂還是未遂應當以法定結果的發生(在騙稅罪中就

是行為人非法利益的取得)為依據。這主要看犯罪行為人實施犯罪的預

期收益是否得以實現：如果犯罪行為人的行為實現了其預期收益或部

分地實現了其預期收益，應認定為結果犯既遂；反之，應為犯罪未遂

。
綜上所述，將騙稅罪的既遂形態認定為結果犯既遂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