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司法審查
暫無司法審查抄權！
司法審查權指司法裁判機關對行政執法活動的合法性進行的審查，具體說來就是在行政訴訟中對行政處罰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審查。
在我國，由於司法機關從屬於權力機關，因此，其所謂的審查只能限於個案審查，且其形式只能採取司法建議的方式。
行政領域內的司法審查也限於個案審查，法院不享有直接改變行政機關行為和代為作出某項決定的權力，因此，只能表明在個案中不適用某項規章或者認定某項行政行為違法，案後以司法建議的形式向行政機關提出建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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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司法審查的范圍
法律分析：所謂司法審查的范圍指的是司法審查的程度或深度。司法審查的范圍與審查標準是相互對應的，審查標准高，則審查程度深，反之則淺。按照美國行政法理論的傳統分類，司法審查所針對的問題被區分為事實問題和法律問題，分別適用不同的審查標准。在事實問題上，行政官員具有技術和專業的優勢，要求法官作出比行政官員更合理的事實裁定，顯然超出了他們的能力范圍，這註定法院在此領域只能進行有限程度的審查；在法律問題上，法官以法律知識見長，其有能力進行更深程度的審查，甚至可以以自己對法律問題的理解代替行政機關的理解。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人民調解法》 第三十三條 經人民調解委員會調解達成調解協議後，雙方當事人認為有必要的，可以自調解協議生效之日起三十日內共同向人民法院申請司法確認，人民法院應當及時對調解協議進行審查，依法確認調解協議的效力。人民法院依法確認調解協議有效，一方當事人拒絕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對方當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人民法院依法確認調解協議無效的，當事人可以通過人民調解方式變更原調解協議或者達成新的調解協議，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第十一條 人民檢察院有權對行政訴訟實行法律監督。
3. 實踐中對行政程序進行司法審查的幾個方面
法律分析：所謂司法審查制度，就是一種國家權力對另一種國家權力的監督制約制度。司法審查，即法院通過訴訟程序審查並糾正不法行政行為，以保護公民和組織的合法權益免受國家行政機關侵害並維護其合法權益的行政行為，支持行政機關依法行政。
法律依據：《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 第十二條 人民法院受理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提起的下列訴訟：(一)對行政拘留、暫扣或者吊銷許可證和執照、責令停產停業、沒收違法所得、沒收非法財物、罰款、警告等行政處罰不服的;(二)對限制人身自由或者對財產的查封、扣押、凍結等行政強制措施和行政強制執行不服的;(三)申請行政許可，行政機關拒絕或者在法定期限內不予答復，或者對行政機關作出的有關行政許可的其他決定不服的;(四)對行政機關作出的關於確認土地、礦藏、水流、森林、山嶺、草原、荒地、灘塗、海域等自然資源的所有權或者使用權的決定不服的;(五)對徵收、徵用決定及其補償決定不服的;(六)申請行政機關履行保護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的法定職責，行政機關拒絕履行或者不予答復的;(七)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經營自主權或者農村土地承包經營權、農村土地經營權的;(八)認為行政機關濫用行政權力排除或者限制競爭的;(九)認為行政機關違法集資、攤派費用或者違法要求履行其他義務的;(十)認為行政機關沒有依法支付撫恤金、最低生活保障待遇或者社會保險待遇的;(十一)認為行政機關不依法履行、未按照約定履行或者違法變更、解除政府特許經營協議、土地房屋徵收補償協議等協議的;(十二)認為行政機關侵犯其他人身權、財產權等合法權益的。除前款規定外，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規規定可以提起訴訟的其他行政案件。
4. 司法審查的作用是什麼
審查違憲或者一般違法事件
尤其是審查立法機關的違憲問題和行政機關的違法違憲問題
5. 司法審查范圍
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制度是現代民主國家普遍設立的一項重要法律制度，是司法機關應受到行政行為不法侵害或不利影響的行政管理相對人的請求，審查相應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適當性，撤銷違法不當的行政行為，並對相對人因不法行政行為所造成的損害進行補救的法律制度。以英國和美國為代表的司法審查制度與起源於法國的行政訴訟制度有許多共同特點，兩者的實質和核心都是通過審判式程序來確定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適當，並作出相應的裁決，以解決行政爭議，監督行政行為。在我國，司法審查與行階訴訟通常被視為同一制度，司法審查范圍，是指哪些行政行為應當接受司法機關的審查和監督，司法審查機關對哪些行政行為擁有作出司法裁決的權力。司法審查范圍是任何一個國家在建立司法審查制度時首先必須解決的問題。
影響司法審查范圍界定的相關因素
司法審查制度是與一國的民主政治和憲政體制關系極為密切的法律制度;作為司法審查制度重要方面的司法審查范圍，在很大程度上反映行政權與司法權的關系以及政府與公民、法人的關系。因此，司法審查范圍絕對不是法學家或者立法者憑空想像的結果，司法審查范圍的界定必然受到多種復雜因素的制約和影響。主要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1、民主政治狀況和憲政體制。民主政治是司法審查制度產生和發展的前提和基礎。司法審查制度首先在實行民主政治制度最早的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產生，足以證明這一事實。雖然在古羅馬、古希臘已經出現近、現代行政訴訟或司法審查的歷史胚胎，但是在奴隸制、封建制國家中，君主獨攬國家大權，他既是立法者、執法者，又是法律監督者，君主之下的官吏只需對君主負責，而無須向「子民」有所交待。在這種政體下，不可能產生分權觀念，更不可能建立權力制?約制度，當然也不可能建立作為權力?制約監督機制的重要法律制度-司法審查制度，司法審查范圍也就根本不存在。在歐美主要資本主義國家建立司法審查制度初期，司法審查的范圍相當有限，隨著『民主政治的進一步發展而逐漸擴大。在實行民主政治制度的國家當中，由於各國的憲政體制不同，對待行政權與司法權關系的態度不-樣，界定司法審查的范圍也有較大的差異。美國是實行「三權分立」的典型國家，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三權分立，互相平衡、互相制約其司法審查的范圍相對於世界其他國家而言是比較寬的。我國實行「議行合一」的憲政體制，根據憲法規定，對抽象行政行為的審查不屬於司法審查范圍。
2、歷史文化背景和法律傳統。任何一種法律制度的形成和發展都離不開一定的的思想條件，而思想條件是在一定的歷史文化背景下形成的;任何一種法律制度的建立也必然借鑒以往的法律傳統，或者受以往法律傳統的限制和影響。綜觀世界各國司法審查制度的產：生、發展以及司法審查范圍的界定都不同程度受歷史文化和法律傳統的影響。英國和美國早期的司法審查范圍均受「國王不能為非」的法律傳統限制，隨後由於「越權無效」原則和「行政行為接受司法復審」原則的確立，而進一步擴大了司法審查的范圍。「越權無效」原則則以盂德斯鳩的權力濫用和控制學說為理論基礎。我國1949年通過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共同綱領》和1954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均已規定了建立司法審查制度的憲法依據，但由於長期深受封建的歷史文化和法律傳統影響，司法審查制度卻遲遲未能建立，司法審查范圍自然也就無從談起。直到1990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施行，我國的司：法審查制度才正式確立。我國：行政訴訟法在界定司法審查范圍肘，由於受歷史文化和法律傳統影響，採取較為謹慎的做法，審查范圍規定得比較窄，而且對侵害公民政治權利的司法審查范匿未作具體明『確的規定。
3，訴訟價值觀念和現實條件。影響司法審查的價值觀念是指在一個國家的行政法學界中起主導地位的行政訴訟或司法審查價值觀念。由於各國的國情不同，政治經濟制度不同，形成各種各樣的行政訴訟價值觀念。例如，英國和美國。主流的價值觀念是「控權」和「制衡」，法國的價值觀念主要是保障行政權免受普通法院干擾;我國因受域外多種價值觀念的直接影響，價值觀念是多重的，反映在行政訴訟法第一條的規定中有效率、人權保障、保權、控權四個方面。任何國家在界定其本國的司法審查范圍時都會自覺不自覺地受諄國的主流價值觀念影響，此外，一個國家的現實條件即基本國情也是決定其司法審查范圍的重要因素。我國行政訴訟法在界定司法審查范圍時很大程度上考慮了我國行政訴訟制度尚處於初建階段、行政審判庭人員素質不高、我國是一個深受封建主義影響的大國等基本國情。
對我國司法審查范圍界定的評價
前面已經提到，司法審查與行政訴訟在我國通常被視為同一制度。同樣地，司法審查范圍一般也被等同於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從嚴格意義上講，司法審查與行政訴訟在具體使用上應當是有所區別的：司法審查的主體是法院，司法審查主要是作為司法機關監督行政權運行的一項法律制度;而行政訴訟的當事人是行政主體與相對人雙打，行政訴訟多數情況下是作為項重要的行政救濟制度。司法審查范圍，嚴格地說也不完全等同於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廣義上的司法審查包括直接審查與間接審查兩方面。直接審查的對象是具體行政行為：間接審查的對象是較低層次的抽象行政行為，或稱微觀抽象行政行為。在我國，有相當一部分行政案件，雙方當事人爭議的關鍵和實質在於較低層次的抽象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司法機關在確定具體行政行為是否違法之前首先要判斷據以作出該行為的相關規范性文件是否符合憲法、法律、行政法規和地方性法規，這實質上是對抽象行政行為的間接審查，但司法機關對間接審查對象投有直接作出司法的判決的權力。
所以間接審查對象不屬於我國行政訴訟的受案范圍。就司法審查范圍的廣度與深度而言，司法審查范圍應當包括審查的對象范圍(廣度)即通常所說的受案范圍和審查的程度、強度(深度)即通常所說的審查標准兩方面，但在一般情況下我國：學者所定義的審查范圍僅指審查的對象范圍，而且是直接審查的對象范圍。在對有關概念作必要說明之後，筆者現就我國法律(包括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釋)所界定的司法審查范匱作粗淺評價，《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二、第五條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認為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的具體行政行為侵犯其合法權益，有權依照本法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對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上述兩條規定一般被認為是我國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或司法審查范圍的「概括式」規定。這種認識也許符合立法的本意，但筆者認為從法律條文的字面意思看，第二條規定，理解為對行政訴訟受案范圍的「概括式」規定是正確(因為起訴范圍應當與受案范圍一致)，而第五條規定，實際上應當是關於司法審查范圍(准確地說是直接審查范圍)的「概括式」規定，包括審查的對象范圍和審查的程度。
雖然直接審查與間接審查的劃分，只是一種理論上的劃分，法律對此並無規定，但是我國現行法律實際上賦予司法機關對規章以及規章以下的規范性文件進行審查並作出否定性評價的權力，所以應當說間接審查是有法律依據的。而且在審判實踐中，對規章以及規章以下的抽象行政行為(即間接審查的對象)進行審查並作出司法評價，是解決相當一部分行政爭議的關鍵。承認司法機關對這部分抽象行政行為具有審查權，而否認司法機關具有直接作出判決的權力，實際上是將審判權的兩項密切關聯的權能「審」與「判，」截然分開，這顯然是一種拘泥於形式而不顧實質效果的做法。筆者認為，合理的行政訴訟制度所界定的法院受理行政案件的范圍應當與司法審查(包括直接審查和間接審查)的范圍一致，而且賦於法院對間接審查的。抽象行政行為作為判決的權力。有的學者認為，成熟的行政訴訟，不應該有受案范圍的規定，什麼行政行為都可以起訴，法院管不了的不審查就行了。這種觀點對於最大限度地保護公民、法人的，起訴權，避免在審查起訴階段對行政行為作實質性審查，有其合理性，但可能導致相對人濫用訴權，或者造成相對人不必要的訴訟費廚負擔，以及司法資源的巨大浪費，因此並不可取。
我國現行司法審查的對象是具體行政行為。行政訴訟法對具體行政行為未作明確規定。最高法院《關於貫徹執行《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若干問題的意見》第1條規定，「具體行政行為」是指國家行政機關和行政機關工作人員、法律法規授權的組織、行政機關委託的組織或，者個人在行政管理活動中行使行政職權，針對特定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就特定的具體事項，作出的有關該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權利義務的單方行為。最高法院的上述定義，似乎僅指作為的行政行為，末將不作為的行政行為納入其中。該定義將不屬於行政主體「單方行為」的行政合同排除在司法審查的范圍之外，雖然與我國行政法學界的主流觀點並不一致，但本人對此持肯定態度。
因為行政合同是建立在雙方意思表示一致的基礎上，具有民事合同最本質的特徵;雖然行政合同的訂立是行政機關出於執行公務的需要，但是既然行政機關選擇了合同的方式，就應當接受民法的調整，我國是長期深受封建制度影響的大國，行政權空前強大，在公民、法人與行政機關的關系中，公民、法人處於絕對的劣勢，在處理行政主體與相對人的爭議中，面對「控權」、「保權」、「效率」和「人權保障」多種目的性價值，我們無法做到面面俱到，只能在權衡、比較的基礎上，採取「人權保障」的價值取向，不應當強調行政機關的單方面特權，而損害相對人的合法權益，我國對行政行為的司法審查採取的是「合法性」審查標准，而現行法律對行政合同沒有具體規定，或者將行政合同作為一般民事合同予以規定，如果以行政救濟途徑解決行政合同糾紛，必然造成審判缺乏依據，不利於保護相對人的合法權益。
行政訴訟法第十一條通常被認為是關於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或者司法審查范圍)的「列舉式」規定，而該條文的本身實際上又包括兩個「概括式」規定，即第一款的第8項和第二款。行政訴訟法第十二條是有關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或司法審查范圍排除事項的規定。多數學者認為，行政訴訟法採取「概括式」和「列舉式」規定相結合並加上排除事項規定的界定方式，已將我國行政訴訟受案范圍或司法審查范圍界定清楚，並且為以後進一步擴大審查范圍留有餘地，同時為法院行使自由裁量權將一些法律未作明確規定的行政爭議列入法院受案范圍留有餘地。但通過認真分析行政訴訟法第二、第五、第十一和第十二這四個條文之間的。
邏輯關系，我們會發現這種界定方式有欠陷。首先，正如前面提到的，作為「列舉式」規定的第十一條本身又包括「概括式」規定，給人一種界定混亂的感覺。其次，如果第二條規定中的『「依照本法」包括本法的第十一條的話，第二條規定顯然毫無意義;如果第二條規定中的「依照本法」不受本法第十一條的限制，則第十一條規定就是多餘的。在審判實踐中，多數情況下是按第一種情形理解第二條與第十一條的關系，即實際上執行第十一條的規定而不考慮第二條的規定對審查范圍一般都作限制性解釋，以致一些明顯屬於司法審查范圍的行政爭議(如對勞動教養、收容審查不服引起的爭議)，也必須由最高法院再以司法解釋作出規定，才敢受理。此外，第十二條關於司法審查排除事項的規定，實際上並不是人民法院不予受理的全部事項，很容易造成理解錯誤。筆者認為，只要將排除事項規定完整，再加上「概括式」的規定，即可將司法審查的范圍界定清楚，再以「列舉式」的規定加以界定，顯然是畫蛇添足。
根據行政訴訟法第五條規定，我國司法審查的程度(深度)原則上只限於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對具體行政行為的適當性、合理性不作審查，但行政處罰顯失公平的除外。我國行政訴訟法所規定的合法性標准，不限於適用法律法規正確、程序合法、不超越職權，還包括主要證據確鑿、不濫用權力。後面兩個標准，作為合理性標准似乎更為恰當。行政處罰顯失公平，屬於行政機關濫用自由裁量權的情形，這種情形可以進行合理性審查，為何其他明顯屬於行政機關濫用自由裁量權的情況，不能進行合理性審查?恐怕沒有什麼合理的解釋。明顯不合理本身就是違背法律的公正、公平精神。在我國行政機關濫用職權非常普遍的情況下，允許司法機關對行政行為進行合理性審查，具有十分重大的現實意義，但必須將合理性審查限定在一定范圍和幅度內。
6. 司法審查的完善措施
1、需進一步擴大人民法院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審查受案范圍。（1）將行政機關侵犯行政相對人的政治權利的具體行政行為提交司法審查。中國《行政訴訟法》推行十五年後，通過大量的司法實踐，很快發現其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受案范圍過窄。為此，最高人民法院切合實際，作出了相關的司法解釋，擴大了人民法院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受案范圍，但隨著社會的發展，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進步，現有的受案范圍仍不能滿足社會的發展，可以嘗試將行政機關侵犯行政相對人（包括公民、法人及其他組織）政治權利的具體行政行為提交司法審查，以最大限度的維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2）可以適當地將某些抽象的具體行政行為納入司法審查。鑒於中國目前的現狀及體制，也可以有條件地將人民法院的下級行政機關所作出的抽象行政行為納入司法審查，這樣就極大地克服了某些行政機關和部門自己制定的一些規范性文件，自己又執行這些規定，即「當運動員，又當裁判員」的尷尬局面。（3）將行政機關內部具體行政行為納入人民法院的受案范圍。由於中國的《行政訴訟法》法律未將行政機關內部的獎懲、任免等決定所引起的爭議，僅僅依靠行政機關系統內部的人事部門和監察部門裁決，因行政相對人在法律地位上處於弱勢地位，又不能通過勞動爭議途徑解決，顯然不利於爭議的圓滿解決，有必要通過司法審查的形式予以裁判。
2、適度放開司法機關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理性審查。
在以往的法律規定及司法實踐中，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理性審查是作為合法性審查的例外，只對行政處罰顯失公正的才作出變更判決。可以適度對除行政處罰外的其它具體行政行為及「顯失公正」的放寬一定限制，這更有利於行政機關依法行政及維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利。
3、擴大檢察機關對行政審判的監督。在行政審判中，檢察機關作為行政法制監督主體，主要限於對嚴重違法亂紀，可能構成犯罪的國家公務員的監督，但對於行政審判來說，檢察機關只是通過申訴及其它法律監督的情況下，被動地實施監督，這種監督也只是一種事後監督，不能完全實現行政審判公正、公平。因此，有必要制定一些措施，針對重大、復雜、疑難的行政訴訟，人民檢察院可以依職權，也可以依當事人的申訴直接派員參與行政訴訟，以使行政爭議得以更加圓滿地解決。
通過以上對中國司法審查制度的考察和分析、論證以及對中國司法審查制度設立的必要性、主要特點及現狀、缺點和完善發展的一些粗淺的探索，有理由相信《行政訴訟法》作為我國的司法審查法，必將使中國的司法審查制度進一步完善和發展，通過司法權對行政權的監督，更加確保了行政機關依法行政，最大限度地保護行政相對人的合法權益，並最終達到社會的公平和正義。
7. 司法審查特有原則
我國現行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標准 （一）我國現行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標准 我國對行政行為進行司法審查的標准，是在總結司法實踐經驗，借鑒國外司法審查標准基礎上形成的，並以成文法的形式規定在《行政訴訟法》中。［15］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第54條的規定，我國現行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標准主要有以下七個：（1）證據是否確鑿；（2）適用法律、法規是否正確；（3）是否符合法定程序；（4）是否超越職權；（5）是否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職責；（6）是否濫用職權；（7）是否顯失公正。 對於上述標准，我國學術界又有不同的歸類。一種觀點認為，上述標准可歸結為合法性標准與合理性標准兩方面，其中合法性標准包括主要證據是否確鑿、充分、適用法律法規是否正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是否超越職權、是否不履行、拖延履行法定職責；合理性標准包括是否濫用職權、是否顯示公正。［16］另一種觀點認為，我國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標准只有合法性標准，沒有合理性標准，濫用職權與顯示公正都屬於合法性標準的范疇。［17］筆者贊同第一種觀點，並認為第二種觀點既不符合立法原意，也缺乏足夠的說服力，還容易造成《行政訴訟法》與《行政復議法》關於「合法性」理解的嚴重沖突。 （二）我國現行行政行為司法審查標準的缺陷 從形式上看，上述我國司法審查的標准與國外司法審查的標准基本相似，如都審查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都採用程序標准和合理性標准。但仔細分析，我國司法審查的標准與國外相比則存在重大區別，進而表現出我國司法審查標準的缺陷。 1.既重視對行政行為的事實問題審查，也重視對行政行為的法律問題審查，採用了全面、嚴格的審查標准。這一點與大陸法系國家基本相同，但與英美等國家根據司法審查的強度來確定靈活的司法審查標准不同。 我國《行政訴訟法》對事實問題的審查規定了非常全面、寬泛、嚴格的審查標准，即證據是否確鑿。證據確鑿是指實施具體行政行為的證據確實、充分，它包含著對證據質與量兩個方面的要求。它要求法院不僅要對已有證據進行全面的審查判斷，而且必要時可以主動收集證據或要求當事人補充證據；不僅要審查事實的合理性，而且要審查事實的正確性。這一全面、嚴格的審查標準是我國職權主義訴訟模式、追求客觀真實與實事求是的訴訟理念以及行政程序制度不發達的產物。對於法律問題，我國《行政訴訟法》也規定了嚴格的司法審查標准，如適用法律、法規是否正確、是否符合法定程序等。「在我國司法實踐中，法院對行政行為法律適用的審查標准應歸為嚴格標准，法院往往是用自己對法律規范的理解和選擇來衡量行政機關對法律規范的適用，在此基礎上作出合法與否的判斷。」［18］ 應當說，「由於我國司法審查的歷史不長，政府本位意識強烈而守法意識淡薄，加之缺乏完備的行政程序的約束，面對無孔不入而又常常出軌的行政權，在司法審查中實行嚴格的審查標準是必要的。」［19］但是，對行政行為的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實施嚴格的、同等強度的司法審查，其弊端也是明顯的。一方面混淆了行政權與司法權本質區別，致使法院通常要以自己對事實的判斷來衡量行政機關對事實的判斷，另一方面也不利於發揮行政機關與法院的各自優勢，不利於提高訴訟效率和調動行政機關的積極性。而實際情況是，由於行政事務的專業性、技術性等特點，決定了在很多時候法院對事實和法律的認辨能力可能並不比行政機關高明。因此，對法律問題與事實問題進行適當區分，確立靈活的司法審查標准，便顯得尤為重要。 2.即重視對行政行為的實體性審查，也重視對行政行為的程序性審查。但是，與國外不同，我國行政行為的程序性審查僅僅局限於法定程序的審查。 根據《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具體行政行為違反法定程序的，人民法院應判決撤銷或部分撤銷，並可判決被告重新作出具體行政行為。這樣就把是否法定程序作為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標准。眾所周知，我國具有長期的「重實體、輕程序」的傳統，《行政訴訟法》把是否違反法定程序作為司法審查的重要標准，第一次把程序提高到與實體並重的地位，體現了程序與實體並重的原則，是我國行政法歷史上立法觀念與立法技術的重大突破。［20］但是，我國《行政訴訟法》所規定的「違反法定程序」是指違反法律、法規明文規定的程序。［21］而行政程序除了法定程序外，還包括非法定程序。《行政訴訟法》把違反法定程序作為司法審查的重要標准，表明對於沒有違反法定程序但是違反了非法定程序的行政行為法院不能判決或撤銷。目前，我國法定程序不違法而非法定程序違法的現象還是比較普遍的，這主要是因為我國現行行政程序立法極不完善，除了《行政處罰法》規定了行政處罰行為應遵循的程序，其他大多數行政行為尚缺乏嚴格的程序性規定。實際上，即使將來我國制定了統一的行政程序法，由於現實情況的復雜多樣以及立法技術、立法者認知能力的局限等因素，行政程序立法也不可能十全十美，必然會有程序方面的漏洞。因此，如果僅以法定程序作為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程序性標准，那麼我國司法審查的程序標准將過於狹窄，不能給予相對人應有的司法救濟。 3.重視對行政行為的合法性審查標准，淡化或忽視合理性審查標准，這一點也與國外不同。 從《行政訴訟法》第54條的規定來看，我國司法審查的標准既包括合法性標准，也包括合理性標准，適應了世界各國行政法發展的潮流。但是，我國《行政訴訟法》關於合理性標準的規定並未受到應有的重視，也沒有像其他國家一樣發展自己的一套理論。這既有《行政訴訟法》立法缺陷方面的原因，也有司法機關過於自抑的原因。（1）以合法性標准排斥合理性標准。根據我國《行政訴訟法》的規定，「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對具體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這就確立了我國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合法性標准。《行政訴訟法》的這種規定容易造成一種根深蒂固的誤解，認為法院對具體行政行為只能進行合法性審查，不能進行合理性審查，這就造成《行政訴訟法》第54條規定了合理性標准經常處於虛置狀態。（2）缺乏合理性審查的明確標准。雖然《行政訴訟法》規定了「濫用職權」與「顯示公正」這兩大標准，但尚無缺乏明確的立法解釋或司法解釋，對於什麼是「濫用職權」，什麼是「顯失公正」還缺乏明確的界定，這對於過於自抑或過分依賴規則的法院來講，這兩大標准就過於抽象與籠統，不具有可操作性，因此經常處於被束之高閣的境地。譬如，從近年來法院審理行政案件的情況看，尚未有依據「濫用職權」作出判決的案例，依據「顯失公正」作出的判決也很少見。（3）合理性標准適用范圍狹窄， 並造成《行政復議法》與《行政訴訟法》的脫節。《行政訴訟法》規定，顯失公正標准只能適用於行政處罰領域。但是，在行政執法領域，並不僅僅在行政處罰領域才存在合理性與否的問題。《行政復議法》和《行政訴訟法》都規定，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組織對行政復議決定不服的，可以依照行政訴訟法的規定向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訴訟。而行政復議決定既包括對具體行政行為的合法性進行判斷後的結論，又包括對不當具體行政行為進行審查後而得出的結論。在這里就存在一個問題，即對於行政處罰顯失公正以外的不當行政復議決定，是否也可以起訴呢？根據《行政訴訟法》第54條規定，答案應當是否定的。很顯然，在這一點上，《行政復議法》與《行政訴訟法》之間，甚至《行政訴訟法》內部條文之間是脫節的。因此，在行政自由裁量權不斷膨脹的情況下，我國現行司法審查的合理性標准不利於其應有作用的發揮，也不利於相對人合法權益的維護。 三、我國行政行為司法審查標準的完善 針對我國行政行為司法審查標准存在的上述問題，我國應在借鑒國外司法審查標准有益經驗的基礎上，適應WTO規則的基本要求，對我國現行的行政行為司法審查標准予以完善。 1.確立靈活的司法審查標准。 我國的法律傳統與訴訟理念基本上屬於大陸法系，因此，司法審查的標准與大陸法系相近。但是，近年來，隨著我國審判方式的改革，傳統的職權主義的訴訟模式已逐步消解，當事人主義的訴訟理念已初步確立，這要求我國的司法審查標准作出積極的回應，確立靈活的司法審查標准。 司法審查標准作為行政權與司法權之間關系的「調節閥」，既不能過於寬松，也不能過於嚴格，必須結合行政案件涉及問題的性質，確立靈活的司法審查標准。一般說來，對於一個問題，它既可能是事實問題，也可能是法律問題，還有可能既涉及法律問題，也涉及事實問題。因此，（1）對於事實問題，進行有限審查，採用合理性審查標准。「法院不能用自己的判斷代替行政機關的判斷，法院只審查行政機關的判斷是否合理和公平。即使對於同一證據事實，法院自己作出判斷時得出的結論和行政機關不同，只要行政機關的判斷合理，法院仍然應當尊重行政機關的判斷。」［22］但是，法院也不能完全放棄對事實問題的審查。（2）對於法律問題，除涉及公共政策的選擇、技術性法規的解釋外，法院應進行完全審查，審查行政機關是否越權、是否違反程序、適用法律法規是否正確等問題。對於涉及公共政策的選擇、技術性法規的解釋等問題，法院只進行合理性審查，只要行政機關的判斷在法律規定的范圍之內，法院應給予相應的尊重，不得以司法權代替行政權隨意否定行政機關享有的自由裁量權。但是，法院在許多情況下，尊重行政機關對法律問題的判斷，並不表明法院放棄了對法律問題的最終決定權，它只意味著法院可以認可行政機關對法律問題的判斷，最終決定權仍由法院掌握。［23］（3）對於既涉及法律、又涉及事實的問題，法院應當發揮其司法能動性：對於重要的社會公益性、專業性、技術性強的問題可以主要作為事實問題，進行有限審查；對於其他問題，可以主要作為法律問題進行審查。這樣，根據事實問題與法律問題的適當區分，來確定不同的司法審查強度與標准，既有利於法院與行政機關發揮各自的優勢，調動行政機關的積極性，也有利於訴訟效益的提高。當然，法院對法律問題與事實問題的審查強度並不是機械的，而是要根據行政案件的具體情況，靈活地加以運用。 2.確立正當法律程序的司法審查標准。 如前所述，我國現行以法定程序作為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程序性標准，致使司法審查的程序標准將過於狹窄，不能給予相對人應有的司法救濟。為此，我們可以借鑒國外司法審查程序性標準的經驗，引入正當程序標准。一方面，我們應加快行政程序立法的步伐，融正當程序原則於行政程序立法之中；另一方面，修改現行《行政訴訟法》，確立正當程序標准在我國司法審查中的應有地位。這樣，就可以發揮正當程序標准在彌補法定程序不足時出現漏洞的作用。 在我國，確立正當程序的審查標准，不僅是彌補行政程序漏洞的需要，也是我國政府履行WTO承諾的基本要求。WTO規則主要是在以美國為代表的市場經濟發達國家的主導下制定的，它必然受這些國家法律制度的影響，並反映這些國家的利益，表現在正當程序原則方面亦是如此。WTO在協定文本雖然並未直接使用正當程序這一概念，但在很多地方對行政行為程序的正當性有著原則性的規定。如GATT第10條第3款、TRIPS第41條第2款關於公平、公正、合理的總體要求；GATT第10、13、16、19條、GATS第3條關於透明度的要求；TRIPS第41條第2款、GATS第6條第3款關於程序經濟、及時的要求；等等，都體現著正當程序原則的基本要求。WTO是以帶有強制性規則為基礎的政府間國際組織，我國已經加入WTO，這就意味著我國政府應當履行WTO的基本規則。因此，確立正當程序的司法審查標准，應成為我國司法審查制度完善的一個重要方向。 3.確立司法審查的合理性審查標准。 實際上，合法性審查與合理性審查體現了對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程度。從法的正義、理性的價值出發，我國應當擴大合理性審查標準的適用范圍，加深行政行為司法審查的程度，使合理性也成為與合法性標准相並列的行政行為審查的基本標准，這既體現了世界各國行政行為審查標准發展的共同趨勢，適應了現代行政法治已從傳統的形式主義法治發展為實質主義法治的潮流，也是我國行政法治的發展的根本要求。 首先，這是現代行政法治發展的根本要求。現代行政法治已從傳統的形式主義法治發展為實質主義法治。這種轉變要求行政權力的運作不僅在形式上要符合實在法的要求，即行政之合法性，而且要符合理性、公平、正義的要求，即行政合理性。其次，這是保障公民合法權益的要求。合理性審查標準是因應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擴張而出現的。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擴張，容易造成濫用，並給相對人的合法權益帶來侵害。而合理性標準的確立，為司法機關控制行政自由裁量權提供了基本的依據，從而也為保障公民合法權益免受自由裁量權的侵害提供了依據。第三，這是保證《行政復議法》與《行政訴訟法》相銜接的需要。如前所述，我國《行政復議法》與《行政訴訟法》之間、《行政訴訟法》內部條文之間存在不協調之處，解決問題的出路就在於《行政訴訟法》中確立司法審查的合理性標准，使合理性成為與合法性並列的標准，從而有利於維護法律的統一性與權威性。最後，這也是應對WTO的必然要求。WTO協定中的許多規定對我國司法審查的現有標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如GATS規定，各成員方應確保對行政決定的審查程序在事實上會作出客觀和公正的審議。GATT也規定了對各成員國的行政救濟體制進行國際審查，如果受到要求，實施這種程序的締約國應當向締約國全體提供有關這種程序的詳盡資料，以便締約國全體對這種程序是否符合GATT的規定要求作出判斷和決定。符合要求的重要標準是這些業已存在的機制和程序是否能夠做到事實上的客觀和公正。這就說明，司法審查不僅要符合合法性標准，還要符合客觀和公正的實質性標准，即合理性標准。 當然，必須指出的是，合理性標準的確立並不意味著司法機關可以對自由裁量行為進行任意的、無限度的司法審查，而是存在程度的問題。一方面，對自由裁量行為合理性審查的目的不是以司法權替代行政權，而是制約行政權。合理性審查之所以必要，不只是由於保障個人權益的需要，而且是「由於司法審查的存在對行政人員產生一種心理壓力，可以促使他們謹慎行使權力」，［24］盡可能不做不理想的事情。那種認為合理性審查就是要由司法機關尋求最合理、最完美行政決定的思想是不正確的。另一方面，對自由裁量行為合理性審查的程度問題應當通過合理性標準的具體化來體現。也就是說，對自由裁量行為能夠審查到什麼程度，取決於合理性審查的具體標準的確立。因此，確立合理性審查的具體標准就顯得尤為重要。為此，我國可以借鑒國外的經驗，如德國的比例原則、英國的越權無效原則，在立法中明確規定「不合理」的表現，如目的不當、專斷與反復無常、考慮了不相關的因素和未考慮相關的因素、不作為和遲延等，從而使合理性審查具有可操作性。同時，為了避免合理性審查標準的漏洞，增強合理性審查的靈活性，我國也應盡快建立司法審查判例法制度，以適應行政案件多樣化、復雜化的要求。
8. 司法審查的門檻
司法審查的門檻即行政訴訟的受理條件，指的是一個爭議符合哪些條件才能成為法院可以審理的行政案件。美國進入20世紀以後，行政權的不斷膨脹，使「三權分立」這一憲政基石一度動搖，自由和人權受到威脅，為維持權力平衡和權利保障之需要，司法對行政加強了控制的力度，其重要表現之一，降低司法審查的門檻，讓起訴變得更加容易。具體有以下三方面的內容：
（一）被訴行為標准：從不可審查的假定到可審查的假定20世紀以前，法院基於對「三權分立」原則的嚴格解釋，為避免干預行政，在行政案件的受理上持不可審查的假定立場，即私人只能對法律規定可以起訴的行政行為提起訴訟，法律對於行政行為是否可訴未作規定的，法院應作不可訴的推定。20世紀，法院放棄了不可審查的假定，將可審查的假定確立為受理行政案件的指南，即在法律對行政行為是否可訴未作規定的，應作可訴的假定。那麼，有什麼理由支持可審查的假定呢？最高法院判例揭示了兩點理由，第一，「確認法律授予行政機關權力范圍的責任，是一個司法職能。」也就是說，行政機關的權力有多大，不能由行政機關自己做最終判斷，而應由司法來最終決定；第二，「國會建立法院審理侵害人民權利的案件和爭議，不問這種侵害是來自私人的不法行為，或由於行使沒有授權的行政行為。」也就是說，按照憲法關於司法權的規定，法院有權審理一切案件和爭議，而不看涉及到誰。
在可審查的假定之下，法院受理案件沒有正面障礙，而主要看是否屬於排除司法審查的事項。按照美國行政程序法第701節規定，排除司法審查的事項有法律排除司法審查的行為和自由裁量行政行為，除此之外，美國聯邦法院認為以下事項在性質上不宜進行司法審查：國防、外交行為、政治任命、行政機構內部事務、涉及國家安全的行為、司法部的追訴行為。
與擴大受案范圍的努力相一致，法院在界定排除司法審查事項時，往往持嚴格解釋標准。關於法律排除司法審查的行為，最高法院認為，只有在法律規定達到「明白的和令人信服」的程度時，才能排除司法審查。關於自由裁量行政行為，法院藉助於行政程序法第706節規定的授權，加強對行政自由裁量權的控制，大大縮小了行政程序法第701節關於自由裁量行為排除司法審查之規定的適用餘地。所謂的排除事項都不是絕對的排除，如果當事人以損害其重大利益或者憲法上的基本權利為由起訴，法院也應受理。比如，據Bryson法官介紹，行政官員對於行政機構對其採取的懲罰行為如停薪兩周以上、解僱等行為不服，可以向其工作地法院提出上訴。未獲得行政職務任命者一般無權起訴，但如果其認為其未獲任命的理由是因為自己是黑人，違反憲法上的平等保護，則起訴可以受理。
值得注意的是，美國的受案范圍不但包括裁決（即具體行政行為），也包括規章（即抽象行政行為），對於受理規章的理由，美方專家的看法基本一致。David教授認為，行政機關都有擴大自己權力的傾向，僅有政治制衡是不夠的，司法審查的關鍵作用在於抑制這種傾向，並令行政當局真正負起責任。美國行政法的關鍵在於問責制。聯邦政府發布規章時須闡明原因，而且預測所能達到的效果，但往往會出現意想不到的情況，對此，政治審議很難解決，而司法審查則可以提供出路。Jerry·Mashaw教授認為，賦予法官審查抽象行政行為的權力有一個重要理由，法官在解釋法律方面比行政官更有優勢。在美國，對正當程序的重視程度往往超過對專業知識的重視，而法官所處的地位中立、獨立，更符合正當程序的要求。當然，即使不承認規章屬於行政訴訟受案范圍，在具體案件中也涉及到對作為政府行為依據的規章，法院也可以做一定的審查，但這種審查與將作為訴訟對象的審查不可同日而語。Bryson法官認為，司法審查是根據國會授權的立法嚴格進行的，但要判斷一個行政決定是否合法，行政當局不是最好的評斷人。
（二）原告資格標准：從權利損害到法律利益損害
歸納起來，原告資格標准經歷了從權利損害標准向法律利益損害標準的轉變。1946年行政程序法出台前，法院堅持權利損害標准，即當事人只有法定權利受到行政行為侵害時才有起訴資格，其他利益受到損害時，沒有原告資格。1946年行政程序法出台後，法院以法律利益損害標准界定原告資格，即當事人在法律保護的利益受到行政行為侵害時，具有起訴資格。1970年，最高法院將此標准概括為雙層結構標准，即憲法層次的標准和法律層次的標准。第一，當事人提出的訴訟要符合根據憲法規定的「案件」或「爭議」，而只要被挑戰的行為對當事人「產生了事實上的損害」即構成「案件」或「爭議」；第二，被侵害的利益在法律保護的范圍之內。與擴大原告范圍的政策相適應，法院對「法律保護」持寬泛的解釋標准，受到法律保護的權利不僅限於法律明確設定的權利，而且包括法律所明示或隱含調整意圖的利益。
以上是對原告資格發展的粗線條概括，實踐中的情況並非一目瞭然，據美方專家介紹，原告資格問題已經被搞得非常復雜，聯邦最高法院在起訴資格方面的判例時而出現彼此矛盾或前後不一致的情況。據說，法院並不希望界定標准（包括前述受案范圍的標准）太明確，比較模糊的標准使得法院有一定的迴旋餘地，可以避免法院介入敏感的社會、政治問題。
中方起草的行政訴訟法修改稿在原告資格的規定中增加了公益訴訟的規定，因此，請美方專家介紹了美國的相應情況。美國沒有在法律上規定公益訴訟這種形式，但法院判例創造了「私人檢察總長」理論：為保護公共利益，國會既可以授權檢察總長，也可以授權私人對行政行為申請司法審查，這里的私人就起到了檢察總長的作用。根據這項理論，競爭者、環境消費者等當事人可以對不法行政決定提起訴訟。應當注意一點，這里的「私人」並不是「任何人」，也就是說原告資格並沒有放寬到沒有限制的程度，起訴人仍須具有一般人所沒有的特定損害（仍應符合法律利益損害標准）。
（三）適格被告：取消「主權豁免」原則
美國法制源於英國普通法，英國長期奉行的「主權豁免」原則在美國也根深蒂固。該原則在司法審查上表現為：司法審查不能以國家和政府為被告，只能以官員個人為被告。這種狀況直到1976年修改聯邦行政程序法才有了轉變。該法明確放棄了「主權豁免」原則，並規定：「在沒有能夠適用的特定的法定審查程序時，司法審查的訴訟可以對美國、對機關以及以其機關名稱或者適當的官員提起。」
據美方專家介紹，適格被告在美國已不成問題，實踐中因錯列被告而敗訴者幾乎不存在。之所以如此，主要有三個原因，第一，如上所述，修改後的行政程序法規定了很寬的被告資格範圍，原告可以在起訴行政機關、官員甚至美國政府之間作出選擇，為了保險起見，原告可以將他們全列為被告；第二，辯護制度。無論被告是哪個行政部門，代表政府進行辯護的律師都是司法部統一派出，被告是誰不重要，只要原告勝訴，執行沒有問題；第三，即便原告所列被告錯誤，則法庭書記官會修改為正確的被告，也就是說，在美國，法庭有義務指出正確的被告。
9. 什麼叫司法審查
司法審查是指法院通過司法程序來審查並糾正不法行政行為，以保護公民和組織的合法權益免受國家行政機關的侵害。例如在行政訴訟中，經當事人起訴後，法院需要對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
【法律依據】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訴訟法》第四條
人民法院依法對行政案件獨立行使審判權，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
第五條
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
第六條
人民法院審理行政案件，對行政行為是否合法進行審查。
《中華人民共和國行政復議法》第十一條
申請人申請行政復議，可以書面申請，也可以口頭申請；口頭申請的，行政復議機關應當當場記錄申請人的基本情況、行政復議請求、申請行政復議的主要事實、理由和時間。
第二十二條
行政復議原則上採取書面審查的辦法，但是申請人提出要求或者行政復議機關負責法制工作的機構認為有必要時，可以向有關組織和人員調查情況，聽取申請人、被申請人和第三人的意見。
10. 司法審查制度的作用是什麼
司法審查(judicial review),是通過法院對行政機關或立法機關的行為的合法性乃至合憲性進行審查．通常指對其合憲性進行審查，即憲法審查．
當某個國家行為，例如立法、行政機關的行為表面上符合法律時，對特定行為不服的當事人就只有進一步去挑戰相關法律正當性，即其合憲性了。這時，尤其是在民主國家裡，司法審查其實是對代表多數人的立法機關的行為的干涉，防止多數人通過立法這種表面上合憲的作法，過分地壓制少數人的利益，從而產生多數人暴政。與此相關，在設有司法審查制度的國家裡，憲法中通常規定有權利法案。
我們國家目前只有針對行政機關的司法審查制度，即行政訴制度，還沒有建立針對法律的違憲審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