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密司法
A. 日本司法制度的變遷
一、日本刑事司法制度的沿革
日本屬於大陸法系的國家，其現行的法律制度是以19世紀後半葉即1868年的「明治維新」為契機，以歐洲大陸法系為基礎，並受英美法系的影響（主要是引入了美國的法律制度），又繼承了自身傳統的法律文化（主要是中國唐代律令為藍本的「大寶律令」制度）而逐步演變發展起來的。
（一）二戰以前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
從17世紀開始到19世紀中葉，日本是由有勢力的封建領主（德川幕府）掌握著國家政權。由於日本當時採取鎖國政策，與外國的邦交及通商都處於停止狀態。直到19世紀中葉受歐美各國開放的壓力，才打破了鎖國政策，並從「明治維新」建立新政權後，才開始了近代國家的建設，並借鑒法國和德國的法律制度，開始建設日本近代的法律制度。其中，法國對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的影響最為明顯。如1880年的《治罪法》和1890年的《刑事訴訟法》，就是仿照法國的刑事實體法和程序法，即日本刑事司法制度方面的最早立法。同時，日本在刑事司法方面的立法，也受德國的影響，1890年的《法院組織法》就是以德國《法院組織法》為藍本的，並且日本1889年的《明治憲法》和1890年的《裁判所構成法》，也是借鑒德國憲法制定的。此外，日本還借鑒英國的司法制度制定了陪審法，從1928年開始，實行了15年陪審制度，後來由於案件逐年減少，加之二戰爆發，為了節約由於陪審所需要的時間、人力、物力、財力，於是1943年取消了陪審制度。
（ 二）日本二戰以後的刑事司法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1945年）後，按照《波茨坦宣言》和日本投降書的規定，日本廢除了《明治憲法》。美軍作為聯合國佔領軍進駐日本後，在美國的參與和扶助下制定了實行國民主權原則的日本憲法。以此為契機，日本進行了包括刑事司法制度在內的一系列「美式司法」改革，即所謂二戰後日本的第一次現代司法制度改革。在此次改革中，日本大量引入英美法系特別是美國的法律制度，主要體現在：賦予法院（日稱裁判所）完全的司法權和違憲審查權，禁止設置二戰前行政法院那種特別法院；增設了家庭法院和簡易法院，建立起最高法院、高等法院、地方法院、家庭法院和簡易法院的審判機構體系；在審判程序方面，民事訴訟和刑事訴訟制度中採用的是當事人主義的訴訟原則；將司法「三曹」（指法官、檢察官、律師，又稱「法曹」）合而為一，實行同一的嚴格的司法考試和研修制度等。1946年頒布的《日本憲法》關於「國民權利義務」一章中，規定了訴訟程序中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告人的權利，如沉默權、令狀主義、質問權等，這便形成了日本的刑事訴訟程序的骨架。這些規定是以《美國聯邦憲法》為根據制定的，並成為日本刑事訴訟法上各種原則的基礎。因此，二戰後日本的刑事司法制度帶有美國司法制度的色彩。
B. 一）孟德斯鳩：社會與法的精神
（一）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關系
最早提出「和諧」一詞的是公元前6世紀古希臘哲學家畢達哥拉斯，他認為「整個天是一個和諧」；而「和諧社會」 這一用語則是由19世紀空想社會主義者傅立葉首次提出的，他主張在未來的和諧社會中，通過由富人捐資組織的「試驗性」股份公司制協作社，把對抗性的資本主義社會改造成和諧社會。
而最早給法治界定內容的是古希臘的亞里士多德，他「把一個以法律為基礎的國家假設為達到『善生活』的唯一可行的手段」，並認為「法治應該包含兩重含義：已成立的法律獲得普遍的服從，而大家服從的法律又應該本身是制定良好的法律」。當我們將法治不僅作為一種信仰、意識、觀念，而且成為一種思想方式、行為方式，甚至是生存方式和生活方式時，法治的「軟體系統」——信任和尊崇就建立起來了，這也是法治精神的內涵。
可見，和諧社會一直是人類所希望的理想社會，但我們必須認識到「和諧社會」不是絕對平均主義實現的社會，不是法律虛無主義橫行的社會，不是人格尊嚴和基本自由的個體消失的社會，它與法治精神有密切的關系：法治精神是和諧社會的基石、內在要求、努力方向和目標，是和諧社會特徵的有力保障，並服務於和諧社會的主要方面。「構建和諧社會就是構建法治社會」——這種一體化的聯系根源於他們具有共同的價值追求。
（二）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價值追求
1、公正
社會和諧的根本、法治精神的精髓都在於社會的公平正義，即公正。維護和實現社會的公平正義是構建和諧社會、建設法治國家最基本的原則。柏拉圖在《共和國》一書中指出，正義存在於社會有機體各個部分間的和諧關系之中。畢達哥拉斯也認為，不公正，就破壞了秩序，破壞了和諧，這就是最大的惡。盡管正義有一張普洛透斯似的臉，但歷代法學家仍保持著探索的狂熱；盡管法學家對正義有不同的表述和標准，但他們總是將正義觀念與作為規范大廈組成部分的規則、原則和標準的公正性與合理性聯系起來。就筆者而言，本人贊同約翰·羅爾斯的正義標准：（1）每個人對與其他人所享有的類似自由相一致的最廣泛的基本自由都應有一種平等的權利；（2）社會的和經濟的不平等將被安排得使人們能夠合理地期望它們對每個人都有利，並使它們所依系的地位與職務向所有的人都開放。所以，公正是和諧社會、法治精神追求的價值目標，是構建和諧社會和弘揚法治精神過程中進行制度安排和創新的重要依據，是任何文明社會的核心價值取向。
2、秩序
秩序與和諧有著緊密的關聯——秩序往往意味著起碼的和諧，而法律構建的初始動因起源於人們對秩序（安全）的強烈欲求。佛洛伊德指出，人類神經系統在節省能量與減少精神緊張方面的需求，解釋了人對於有序生活方式的先見取向。馬斯洛也指出，我們社會中的大多數成年者一般都傾向於安全、有序的、可預見的、合法的和組織的世界，這種世界是他所能依賴的，而且在他所傾向的這種世界裡，出乎意料的、難以控制的、混亂的以及其他諸如此類的危險事情都不會發生。西方中世紀神學主義奧古斯丁承認：「無論天國還是地上之國，也無論社會還是個人，一個共同的目標是追求和平與秩序，以便獲得社會和個人的心靈安寧，法律正是維護和平與秩序的必要工具」。因此，秩序是社會和諧的基本要求，是法律產生的直接價值追求，就如同英國憲法學家韋德所認為的「法治理論的出發點就是秩序優於無政府主義」。
3、自由
無論從社會的變革歷史，還是從科技發展的進程，無不能看到人類追求解放和自由的需要。我們要建立的和諧社會必然包含著自由的價值目標，否則社會不可能有序，也就不會有和諧局面的產生，因為「要求自由的慾望乃是人類根深蒂固的一種慾望」。同時，整個法律和正義的哲學是以自由觀念為核心而建立起來的。約翰·洛克宣稱，「法律的目的並不是廢除或限制自由，而是保護和擴大自由」。所以，一個追求和諧與法治的社會必然要充分彰顯公民的自由權利，限制政府的強權干預，保證人的能力不為壓制性的桎梏束縛，從而建立一種有益於盡量多的人的高度文明。
4、效率
和諧社會和法治精神對效率的需求根本上出於經濟的考慮。按照社會學的思維路徑，人們對某種價值追求的偏向總會打上時代的烙印，在「發展」成為時代主題的今天，效率決定社會內部的穩定，社會的可持續發展以及人與自然的長久和平共處，有限政府應當鼓勵市場主體通過提高效率減少外部不經濟效應，獲得資源的最優配置和利用。法治從來都存在著對效率的嚮往：法治將社會主體之間重復博弈的行為固定，給人以穩定的預期，理性的經濟人基於這種預期進行選擇，就當然地節約社會成本、提高效率；法治要求及時的正義，尤其體現在司法上要及時保障公民的人身自由，盡快確定財產歸屬並盡快使其進入流通領域。
總之，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基本價值內涵相同：直接宣揚公平正義，確立核心價值定位；要求誠信友愛、安定有序，人與自然和諧相處，確立對秩序的基本價值追求；強調民主法治，滿足與生俱來的對自由的嚮往；要求充滿活力，更大程度上則是對效率的追求，以保證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所需要的物質條件。
（三）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價值平衡需求
社會科學從來都沒有停止思考「善社會」的問題，所以，絕大部分社會學家和法理學者關注社會控制所應追求的最高價值目標，應然的社會和實然的社會辯論從來未停止過。正義、公平、自由、效率、秩序（安全）、公共利益甚至服從自然或上帝的意志——所有這些和其他一些價值被不同時代的不同思想家宣稱為社會的最高價值。
實際上，在我們一直追求「善社會」的過程就是肯定公正所具有的基礎性價值。然而，我們必須認識到：每個時代都面臨著有一些社會控制的重大問題，而這些問題則需要最有才智的人運用智慧加以解決；思想家們試圖激勵他們同時代的人去關注他們各自時代所存在的某些尖銳且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在社會制度不平等極為凸顯並引發威脅社會基礎的強烈不滿的時代，有洞見的思想家所提出的價值目標會著重強調較多的平等；在遭到混亂和無政府主義危及的社會制度，必會期望秩序（安全）；在一個政治上專制主義的時代，人們則可能傾向於在政治控制所確定的限制范圍內或在無視這種限制的情形下強調社會價值中反專制主義因素——自由。
因此，在和諧社會與法治精神的基本價值平衡過程中，我們需要確立公平正義作為貫穿始終的價值目標；而對於秩序、自由、效率的價值平衡問題無法給予一個「一刀切」的等次排列，如前所述，必須針對具體時代、具體職能部門及具體事件來確定他們的次序。那麼，司法部門作為社會和諧的重要保證、法治精神的關鍵體現，公正處於當然的核心地位，依法有效保障公民自由的第二位價值追求當然對效率提出了要求。而當我們的司法體制能夠依法公正高效地保障公民自由時，秩序就水到渠成了。
二、我國司法體制的弊端
我國司法體制是根據我國現行憲法和人民法院組織法、人民檢察院組織法的規定設置的，其司法體系由人民法院和人民檢察院系統構成。在此所探討涉及的司法及司法體制，主要指我國專司審判的審判機關——人民法院和以法院為中心的司法體制。
1、司法權設置的地方化
我國憲法規定，地方人民法院由同級人民代表大會產生，並對其負責。這樣一種憲政安排，決定了地方司法系統隸屬於地方的客觀屬性。雖然我國憲法又同時規定司法權的國家專有性和專屬性，但地方司法系統的人、財、物大權、生存和發展都掌握在地方手中，法院對行政機關實際上存在機構、人員和經費等依附關系。利益張力的存在使審判權非常可能成為地方政府博弈的對象，設在地方的國家審判機關成為地方的審判機關。在每個地方都有其特殊利益的情況下，佔主導性的行政機關必然要求行政、立法、司法等權力機構為維護地方利益而竭盡全力，這就為司法上的地方保護主義和司法活動的功利化提供溫床。
司法權作為一種運用法律這一機制來配置資源的專屬權力，其地方化設置會阻礙資源在全社會的自由流通、影響資源的最優配置和利用，不利於統一有序市場的形成；會干預平常主體交易的自由，甚至為政府侵害公民的基本自由權利提供司法保護；會影響法制的統一實施，破壞司法權存在的最高價值——公正。而司法主動的功利化是對司法中立的嚴重挑戰，因為「假如司法者採取主動的行為，試圖積極的發現和解決社會中出現的或潛在的糾紛，必將自己捲入當事人之間利益沖突之中，難以保持公正的面目」。
2、法院管理的行政化
法律文化作為全世界共有的文明成果，具有一些共同的特點和規律，從國際通行的做法來看，為確保司法公正和司法獨立，不同法系的國家在架構以審判權為中心的司法體制時，共同遵循將司法權的行使與司法行政事物相分離的原則，從體制上保證司法權在行使過程中處於一種超脫、公允和中立的地位，有效避免行政權或其他權力對司法權的干擾。但我國的法院管理實際上是一種行政化管理模式。
第一、從法院與其他行政機關關繫上看，法院的人、財、物是由行政機關按照行政模式進行管理的。法院的管理人員和法官是依照統一的《公務員法》進行錄用、確定工資福利待遇和職級；法院的資金由地方行政機關撥付；法院的物資裝備必須由地方政府支持。這種與行政人員採取相同的管理模式無異於鼓勵司法者採取主動的行為——或介入糾紛之中，或與政府保持密切的關系，以追求「政績」、獲得晉升，確保「飯碗」甚至得到更豐厚的利益回報——不中立的法院和法官如何公正？
第二、從法院內部管理體制上看，法官職務的行政化、非程序的內部請示和批復制度、審判委員會對案件的決議職能、案件指標管理制度都嚴重違背審判權的「親歷性」規律。這種缺乏親歷性的審判必然會提高錯判率，造成案件不斷地請示、發回重審，嚴重影響「高效司法」的實現，浪費本就緊張的司法資源，限制財產流轉速度。而對於涉及到人身自由、生命權利的刑事案件，錯判對司法公正的打擊無疑是摧毀性的。即使他們最終被昭雪，但「遲來的正義即非正義」。
內外一致的行政化管理使法院不能獨立行使司法權，使法官不能根據自己的知識經驗對案件形成內心確信斷案，這就增加了干預司法的機會，而這種干預必然導致各種利益的較量——增加社會成本，降低辦案效率，阻礙公正的實現。
3、法官職業的大眾化
我國法官隊伍的成分非常復雜，不僅有專家學者型的精英法官，還有姚曉紅式的「三盲法官」。若干年前的法官選拔制度，無論什麼人，只要有一定關系都可以輕而易舉地調進法院，並名正言順地當法官。這種先天不足並沒有通過後天的培訓機製得到很大改觀，司法權的地方化和行政化又將法官的精力和注意力引向功利化的東西上。無法想像，一個根本不懂法律這架精密儀器的人，怎麼會知道法治精神是何物，怎麼會生產出大眾迫切需求的公正、秩序、自由和效率？
這些司法體制弊端的存在與和諧社會要求的內容格格不入，與法治精神及和諧社會共同追求的價值目標南轅北轍。因此，重構我國司法體制勢在必行。
三、重構我國司法體制
面對背離法治精神的不和諧現象和行為，重構我國司法體制是構建和諧社會的必要選擇；同時，我們在構建司法體制的過程中，必須貫徹法治精神，符合其與和諧社會的價值追求。本文僅就司法體制中主要的具體制度構建提出一些個人的看法。
（一）司法獨立，改變法院行政化管理模式。
司法獨立包括兩個層面的涵義：一是法院獨立審判，不受行政機關、社會團體和個人的干涉；二是法官獨立審判，不受其他法官的干涉。法官獨立居於核心和根本地位，對審判獨立或司法獨立起著決定性和支撐性的作用。
1、通過立法確立兩級產生體制，即全國人大產生最高法院和高級法院及其法官，經費由中央財政保障；省級人大產生中級和基層法院及其法官，經費由省級財政保障，同時規定中級以下法院經費保障標准，必要時中央可採取轉移支付的財政政策，避免各省法院和法官經費和待遇不均。
2、將其他機關、組織監督司法的程序明確化、法定化。首先，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是司法必須堅持的，但黨的領導有一個科學領導的問題。實際上我們的法官堅持體現黨的意志、人民利益的法律，就是堅持黨的領導的過程。其次，雖然司法體制改革後，省級以下的人大將不產生法院和法官，但地方人大仍有監督的權力。該監督權不是個案監督，而是人大在行使監督權時必須有充分的證據請求產生該法官的人大通過訴訟程序行使彈劾權。
3、取消案件的審批簽發制度，確立主審法官或合議庭負責制。院長不需要為自己不辦理的案件負責。當責任具體明晰到個人時，迫使審理案件的法官不得不盡全力甚至利用他人的智慧謹慎細致地處理案件。
4、將審判委員會的決議職能轉變為法律咨詢職能。不僅可以避免審判委員會間接判案，避免權責不明、無法找到真正責任人，而且可以調動法官自覺提高自身素質的積極性。
5、取消請示和批復制度，確保二審終審和上訴制度的存在意義。司法裁判依據的是法律的規定以及法官的知識、經驗和良知，沒有理由認為同樣是法官，下級法院的法官就不如上級法院的法官。
6、單立《法官保障法》，對法官的人身、工資福利待遇、權利救濟等方面作明確的規定。司法無權威的極端表現是法官被毆打、法庭被沖擊，此類現象務必杜絕。
（二）法官職業精英化
構建精英化的法官職業是一個龐大繁雜的體系，除了制度設計避免精英法官庸俗化、功利化外，更重要的是司法主體的法律意識、現代社會的執法與司法意識、操守和品質等全面素質的提升，這又涉及到充分的物質、精神和人才准備。
1、建立完備的法律教育體系和豐富的法律教學內容。「教授法律知識的院校，除了對學生進行實體法規和法律程序方面的基礎訓練以外，還必須教導他們像法律工作者一樣去思考問題和掌握法律論證與推理的復雜藝術。」我們的法律教育必須培養學生的法治精神，將法律作為自己堅定的信仰，並堅持擔任法治有益的傳播者。同時健全法官職業培訓體系，完善法官繼續教育制度。例如，每名法官必須每年參加為期一個月的培訓，並有嚴格的考核制度，培訓的內容不應僅限於成文的法律制度、法學理論，還應包括政治學、經濟學、歷史學、論理學甚至現代的一些尖端技術的介紹。因為「法學並不是社會科學中一個自足的獨立領域」
2、提高法官的待遇。在法官獨立審判後，對承受壓力的能力、法官素質、教育和再教育的要求必然會提升一定高度，這樣，從事法官職業意味著首先必須付出更多的勞動和支出更多的費用，依據成本和產出的關系，提高法官待遇是必然的選擇，也是吸引更多法律精英從事法官職業的必要物質保障。至於法官待遇的水平可以根據國家發展狀況，高於一般公務員的5—6倍。
3、精簡分流現有的法官，嚴格法官職業准入，規范法官選任程序，統一法官選任標准。針對法官隊伍大眾化的現實，按照「學歷+經驗」的標准，將一部分不符合任職標準的法官分流出去，按照合理的規模配置法官。然後通過考核，安排從事法官助理工作、司法輔助人員或司法行政人員。在法官職業准入方面，要進一步提高門檻——在法律精英競相進入法官職業時——是必然的。
4、確定準入和退出法官職業的年齡標准要科學。就像其他的法律不能為每個人量身定製，我們確定法官准入和退出的年齡標准也只能根據一般情況。這個標准同時應考慮到法官職業對經驗——「法律的生命不在於邏輯而在於經驗」的特殊要求。因此法官職業的准入年齡應為28-30歲，退出年齡一般應在70歲。
綜上，筆者就重構司法體制的具體制度提出以上看法，僅僅是司法體制大廈中某個房間甚至窗戶的建構，而要將我國的司法體制重構成一座弘揚法治精神、促進社會和諧、實現公正、秩序、自由、效率的理想城堡，不僅需要法律人不懈的努力，還需要具有改革的勇氣和決心，克服制度的溯及力量與惰性力量，為那些可能成為變革的無辜犧牲者帶來最低程度的損害。
作者：admin
出處：中國法院網
C. 請問中央司法警官學院好嗎近視500度能進嗎
(10)裸眼視力任何一眼低於5．0(1．0)者，不能報考工科的海洋運輸、民航管制、海洋捕撈、海洋漁業資源專業及刑偵專業。
(11)屈光不正(近視眼或遠視眼，下同)，任何一眼矯正到5．0(1．0)，鏡片度數大於400度者，不能報考精密儀器、精密機械、印刷機械及印刷工藝、海關各專業。
(12)屈光不正，任何一眼矯正到5．0(1．0)鏡片度數大於800 度；一眼失明，另一眼矯正到5．0(1．0)，鏡片度數大於300 度者，不能報考工科，理科(數學、理論物理專業除外)，醫科，農、林科各專業(理、工、農、林科各管理專業除外，基礎醫學專業除外)，藝術類表演、電影攝影專業。 這類屬於軍警學校，裸眼視力統一要求是0.4以上。
D. 元朝刑罰方面的變化
朝末年，統治腐朽，經濟崩潰，黃河決口，災難連年。農民無法生存，掀起了大規模的反抗斗爭。出生佃農的朱元璋率領的一支紅巾軍，不久在江南地區迅速崛起。朱元璋是濠州人，家道極為貧寒，從小給地主放牧牛羊，歲時旱蝗大飢，父母兄弟相繼餓死，朱元璋無所依照，投奔寺廟當了雲游和尚。當元軍圍剿義軍，濫殺無辜，和尚也做不下去的時候，不得已，17歲那年，投奔郭子興的農民起義軍，他作戰勇敢，富有才幹，足智多謀,受到郭子興的器重,被召為女婿。後來，這支起義軍就由朱元璋領導。他善於用人，1368年，朱元璋以應天為京城，稱皇帝，建立明朝，朱元璋就是明太祖。在重新統一封建國家之後，採取了獎勵墾荒，減輕賦稅，加強封建法制，整頓吏制等政策，使封建經濟又呈現出暫時的復興景象。為鞏固明朝天下，明太祖把兒子分封到各地做藩王。藩王勢力日益膨脹，封在北平的燕王朱棣勢力尤其強大.明太祖死後,朱棣為爭奪帝位與建文帝發生了「靖難之役」，1402年，朱棣奪取帝位，就是明成祖，1421年，從南京遷都到北京。明朝中期以後，皇帝經常不上朝，大權由宦官掌握。統治階級內部斗爭激烈，預示著明王朝的衰敗。明朝末年，困苦不堪的百姓又遇到天災。1628年，明末農民戰爭爆發。1644年，李自成進入北京，後被清軍打敗。明朝滅亡。
二、立法思想
明代統治階級的立法指導思想，主要是掌握立法、司法、行政最高權力的皇帝和參與立法的大臣的立法觀點。當然主要是朱元璋的思想，他不僅將大權集於一身，還以他個人的思想統一全國，立法思想與他的出身相關。他崇尚法家的君主專制主義、暴力鎮壓主義，主張急功近利，不擇手段。他的法制思想其實是以法家為主，儒家為輔，以嚴刑酷法為主，德禮教化為輔，法儒結合，刑禮並用。這是中國法制思想史上的一大變化，適應了極端專制統治的需要。
1．立法因時制宜
明代的皇帝從朱元璋開始到明神宗，都主張法律要適應社會的政治經濟狀況，根據社會治安的實際需要確定刑罰的輕重。朱元璋對皇位繼承人太孫朱允炆所說「吾治亂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當輕，所謂刑罰世輕世重也。」即雖然他本人把刑用重典作為一時的權宜，並要求子孫們適時而變，採用輕刑，但從總體趨勢上看，隨著專制政治的日趨腐朽、社會矛盾的不斷激化，刑罰不斷加重。朱元璋認為元朝的敗亡，在於中央昏暗不明,軟弱無力,各級官員作威作福，綱紀敗壞，法紀無存。宋元以來商品貨幣經濟發展的刺激，地主豪紳盤剝兼並，貪官污吏巧取豪奪，均達到瘋狂局面，只有採用重刑，威懾臣民，才能鞏固極端君主專制的中央集權統治。
2．立法必須禮律結合
朱元璋在洪武三十年頒行《大明律》時明確指出：「朕有天下，仿古為治，明禮以導民，定律以繩頑，刊著為令，行之已久。」明禮和定律相結合，從而治理天下，這是朱元璋一貫思想。他的繼承者建文帝進一步宣傳崇禮赦疑，禮重於刑的思想，其用意也是禮律結合，巧妙使用。這是從歷代的經驗教訓中認識到的，獨刑罰可以壓服人，但不能使人心服，可以取一時之效，但並非長治久安之策。就是說，刑事鎮壓和德禮教化雙管齊下，缺一不可。
三、明朝的立法
1．《大明律》
是朱元璋親自主持制定的明朝正式法典。從起草、修改到頒布，共歷時三十餘年。說明朱元璋十分重視封建法制建設，他不僅把個人的意志上升為全國的法律，而且使其定型化、永久化。明太祖命令子孫代代遵守，「群臣稍議更改，即坐以變亂祖制之罪。」《大明律》於是成為明最重要的法典,也是我國封建社會後期具有代表性的律典，共三十卷，7篇，460條。後世的法律學者評議說《大明律》比唐代的《永徽律》更為復雜，又新設許多篇目，雖說條數減少，而內容體裁非常精密，很有科學的律學的楷模。後來的《大清律》也都是大部分沿襲這部更定的《大明律》，是極端專制主義統治在立法上的體現。
2．《明大誥》
朱元璋親自編輯的四篇：《大誥一篇》、《大誥續篇》、《大誥三篇》、《大誥武臣》，是由案例、峻令和朱元璋的訓斥等組成的。其中主要是有關嚴懲官民過犯的案例匯編和帶有特別法性質的重刑法令。由於《大誥》是御制聖書，故具有最高法律效力。
朱元璋還以權力為後盾，採用各種各樣的宣傳手段對大誥進行強制性的宣傳普及。他要求家家戶戶都要有《大誥》，如果有，犯笞杖徒流則減等處刑；若沒有，則加重處刑。並命令各類學校講授大誥，科舉考試考 《大誥》 ，命鄉民集會宣講大誥。結果全國上下購買大誥，講讀成風。有十九萬的宣傳隊伍。
3．編例
明朝的例又稱條例，是皇帝就某一具體案件的判決所下的詔令，因而具有較強的針對性、靈活性和最高的法律效力。例彌補常法的不足，防止法外遺奸。但總體而言，因為例是君主因人因事隨時作出的判決，它往往是君主意志隨意性的體現，因此匯編的例也不能保障法的健康發展。它不僅能補律，也能破律、代律,使律成具文,而且數量太多，導致「人不知律」。可見，統治者的意志變化，不能不破壞法的統一。
4．明會典
它是行政法規。取材於官藏檔案史冊，內容廣博，記述詳備，可稱得上明朝行政法規全書。體例上，與《唐六典》有相同之處，它採取官統其事、事歸於職的編制方法，即以官職分卷，卷下記載有關的律令、事例。但《明會典》以六部為綱，在六部中分司科，司科下標明種種條目，這是與《唐六典》不同的地方，說明它更適應了明朝絕對專制主義統治的需要。
E. 北京警察學院 中央司法警官學院 這類的院校要求視力嗎
對視力要求嚴的，高考報名表會體現出考生視力情況，做視力矯正要在高考報名前進行。視力不合格不予錄取。報考該類院校需要面試。
北京警察學院公安專業招生的面試、體檢、體能測評和政治考察工作由市局統一組織實施。志願報考學院的考生，均須參加由學院組織的面試、體檢、體能測評和政治考察。面試、體檢、體能測評或政治考察結論不合格的考生，不能被學院錄取。
學院堅持德、智、體、美、勞全面考核，擇優錄取的原則。對考生從高考分數、政審、面試、體檢復查、體能測試五個方面進行全面考察，擇優錄取。
F. 司法如何精密
前一段時間，日本著名刑事訴訟法學者松尾浩也教授在為其專著《日本刑事訴訟法》舉行的中文版首發式上，向我們介紹了最近日本刑事訴訟法的發展與走向。其間，一個中國學界已十分熟悉但又研究不多的學術名詞———精密司法突然引起了我極大的興趣。
精密一詞，在《現代漢語詞典》中的解釋是：精確細密。詞典為其搭配的片語是：精密儀器、精密的觀察是科學研究的基礎。在科學研究中及日常使用中，精密一詞更多的被用在了自然科學領域。特別是工程機械類中，對精密一詞的使用更為頻繁。小到手錶，大到導彈。幾年前的伊拉克戰爭、科索沃戰爭和十幾年前的海灣戰爭中，「精密制導」、對敵目標的「精密打擊」的導彈給大家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現今精密又和司法結合在了一起，「精密司法」又是什麼意思呢？
精密司法，在刑事訴訟法學界是一個用來形容日本刑事司法程序的專有名詞。它意指一種嚴密而精確的司法程序。這種程序最明顯的標志在於其非常之高的有罪判決率。在精密司法的控制下，日本的檢察官將案件起訴到法院以後，獲得有罪判決的比例可以達到99%。而這僅為精密司法的一個外在的表現，如此之高的有罪判決率還是要以檢察機關對案件的嚴格審查、控制為前提。以此對被告人的權利提供最大程度的保護。因此，在我看來，精密司法這一概念下所蘊藏著更為重要的內容，還是整個司法結構設計的精密化、司法程序運行過程的精密化。以此來保證司法程序的合法性、司法結果的正確性乃至司法本身的正當性及正義性。
1997年我國《刑事訴訟法》進行了一次較大的修改，將1979年的《刑事訴訟法》的條文從164條增加到了225條，且不說法律條文規定是否准確和確定，從法條數量的增加上，應當說是一個進步。畢竟如果沒有足夠的法條作為支撐，司法結構設計及司法運行程序的精密是無從談起的。但實際上區區225個條文還並不能滿足刑事司法精密化的要求。日本的《刑事訴訟法》共506個條文；我國所師從的大陸法系國家，德國刑訴法有477條，法國更是有803條。兩相比較，可以看出，相較與那些法治較為發達的國家，我國的《刑事訴訟法》是顯得有些「單薄」了。難以想像，立法技術明顯高於我國的法治發達國家仍需要四五百個條文來規定的《刑事訴訟法》，在我國僅需225個條文就可以涵蓋方方面面。素有「小憲法」之稱的《刑事訴訟法》若如此的簡單、粗略，也就難怪我國的刑事司法程序總是存在大量的問題，在保障人權、實現程序正義等方面難以發揮其應有功效了。
近年來，刑事司法實踐中層出不窮的問題使得我國的立法者、司法實踐部門以及學者們已經逐漸意識到了這個問題的重要性，問題的存在及需要解決已不存在疑問。需要關注的是，如何才能更好的解決這一問題。曾經有學者認為，我國的司法解釋可以很好地解決法律規定不夠「精密」的問題，以至於一時間司法解釋大行其道，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等部門紛紛就本部門在刑事司法程序中可能遇到的問題作出司法解釋。相關的司法解釋達到一千五百多條，使得我國的《刑事訴訟法》反而湮沒其中，司法解釋成為了刑事司法程序中「隱性的法律」。然而，以司法解釋為解決我國刑事司法欠缺精密性的良葯雖然有一定的功效，但更多的是因其先天不足而給我國刑事司法帶來的「副作用」。首先是其以司法權凌駕於立法權之上；甚至以行政權凌駕於司法權、立法權之上。現行法律被虛置，司法解釋擁有最高話語權。這無疑將使人們對司法解釋本身的「合法性」產生懷疑。其次，司法解釋由不同的主體分別作出，必將導致令出多門，出現適用混亂也就不可避免，出現沖突時如何解決又成為一個新的問題。同時，由於司法解釋作出時，各部門之間不可能進行最全面的溝通，仍然無法解決司法程序出現漏洞的問題。
因此，在我看來，要使我國的司法程序更為精密化、科學化，重新修改我國的《刑事訴訟法》應當是一個更加可行的方案。《刑事訴訟法》再修改被列入人大的「十五」立法規劃也正印證了這一想法。應該如何修改現行《刑事訴訟法》又成了需要我們思考的問題。在我看來，此次的《刑事訴訟法》再修改除了在訴訟模式、證據立法、對法學研究成果及國際條約的吸收、司法解釋的整理方面有所作為之外，法律條文在數目上的突破也應當是我們關注的焦點。如上文所述，一部法律是否精密，與其法條的數量是有一定關系的。法條當然不是韓信點兵，但由於文字的多義性，使得法條必須達到一個適當的數量。在我看來，將來的《刑事訴訟法》應當需要有四百到六百條文，才有可能准確地表達出立法者的立法本意、才有可能使整部法律可以基本上涵蓋所有一般性的法律問題。以確保不會出現法律一頒布就需要大量的司法解釋「保駕護航」才能得以運行的尷尬局面；也才能保證刑事司法實踐中有一個更有操作性、實用性的法律規范；確保司法運行自身的統一性；確保刑事訴訟法理論中的那些保障人權、實現程序正義等價值能有一個堅實的成文法律的支撐。如此，才能保證我國的刑事司法能夠朝著精密的方向進一步發展，使得我們的刑事司法的構建更加科學、合理。
G. 許身健的科研成果
《律師職業道德與執業基本規范》，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律師職業行為規則論》（參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政府律師》（參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司法與傳媒》（參編），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刑事訴訟原理》[第二版]（參編），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刑事程序現代性研究，法律出版社，2005-07-16完善法學教育，知識產權，2011-10-16實踐性法學教育論叢，知識產權，2010-10-16農村法律診所教學手冊，法律出版社，2010-06-16共和國法學論爭（刑訴卷），廈門出版社，2011-01-16中國司法制度的基礎理論問題研究，經濟科學出版社，2011-02-16法心如秤，上海三聯書店，2009-06-16電影中的律師執業倫理，知識產權出版社，2009-09-18抗制酷刑，北京大學出版社，2009-03-16律師制度與律師實務，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2010-03-16律師公證制度與實務，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08-05《律師職業道德與執業基本規范》，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律師法〉修改中的重大理論問題研究》（參編），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律師職業行為規則論》（參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政府律師》（參編），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 《司法與傳媒》（參編），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刑事訴訟原理》[第二版]（參編），法律出版社2007年版 《刑事程序功能研究》（參編），中國人民公安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 《當代中國刑事訴訟現代化的歷史考察》（韓文），韓國《法史學研究》2007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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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師迴避，很有必要》，《檢察日報》，2007年8月22日
《公眾人物應當成為遵紀守法的表率》，《檢察日報》，2007年8月24日
《馬背法庭也能實現正義》，《檢察日報》，2007年8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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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害人一方有權零寬容》，《檢察日報》，2007年4月25日
《嚇阻虛假廣告，不妨引入懲罰性賠償》，《檢察日報》，2007年4月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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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鑒西方法律制度要睜大眼睛》，《檢察日報》，2006年9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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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惡務盡是應有的執法理念》，《中國醫葯報》，2006年6月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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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 哪個醫院可以做DNA
這個檢查通常不是做醫院做，是生物科技公司做。
I. 緬甸的死刑一旦判定，為何執行那麼快
最高人民法院收到材料，再次對全案進行審查。作出核準的裁定，並報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簽署死刑執行的命令。最高人民法院院長的死刑執行命令，逐級送達至執行死刑的法院。在受到死刑執行命令後七日內，由該法院執行死刑。如果該死刑是由最高人民法院判決作出的，死刑立即執行。
J. 急需~!~08年司法考試十大熱點案例考題!~
（五）
甲有限責任公司的有關情況如下：（）甲有限責任公司（以下簡稱「甲公司」）由A企業、B企業、C企業共同投資於2006年1月1日成立，注冊資本為1000萬元，其中A企業認繳的出資為600萬元，B企業認繳的出資為300萬元，C企業認繳的出資為100萬元。根據公司章程的規定，A企業、B企業、C企業的首次出資額為各自認繳出資額的25%，其餘75%的出資在2007年7月1日前繳足。
（2）2006年2月，甲公司為A企業的銀行貸款提供擔保，該擔保事項提交股東會表決時，A企業、C企業贊成，B企業反對，股東會通過了該項決議。
（3）2006年3月1日，甲公司股東會通過了公司分立決議，在股東會表決時投反對票的B企業請求甲公司以合理的價格收購其股權，但B企業與甲公司在60日內未能達成股權收購協議。
（4）2006年4月，甲公司採取欺詐手段，與乙公司簽訂了1000萬元的買賣合同，乙公司依約發貨後，甲公司股東蓄意轉移公司財產，以甲公司財產不足為由拒絕支付乙公司的貨款。
（5）2006年5月，丙公司侵犯了甲公司的商標專用權，給甲公司造成了200萬元的經濟損失。B企業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要求丙公司賠償損失。
（6）2006年6月，C企業擬將自己的全部出資對外轉讓給D企業，C企業就其股權轉讓事項書面通知A企業、B企業徵求同意，但A企業、B企業自接到書面通知之日起40日內未予以答復。
問題：
根據公司法律制度的規定，分別回答以下問題：
（1）甲公司章程規定的股東出資期限是否符合法律規定？並說明理由。
（2）甲公司股東會對擔保事項的表決有哪些不符合規定之處？並分別說明理由。
（3）B企業還可以採取什麼行動？並說明理由。
（4）乙公司能否要求甲公司的股東承擔債務責任？並說明理由。
（5）B企業能否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並說明理由。
（6）C企業能否轉讓自己的出資？並說明理由。
參考答案：
（1）出資期限符合規定。根據《公司法》的規定，有限責任公司全體股東的首次出資額不得低於注冊資本的20%，其餘部分由股東自公司成立之日起兩年內繳足。在本題中，甲公司股東的首次出資額、出資總期限均符合規定。
（2）A企業不應參加表決。依據是《公司法》第16條的規定。由於B企業反對，因此，該項決議未經出席會議的其他股東所持表決權的過半數通過。
（3）B企業可以自股東會會議決議通過之日起90日內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依據是《公司法》第75條的規定。
（4）乙公司可以要求甲公司的股東承擔債務責任。依據《公司法》第20條的規定.
（5）B企業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訴訟。根據《公司法》152條的規定。
（6）C企業可以轉讓自己的出資。依據是《公司法》第72條的規定。
（六）
案情： 甲公司、乙公司、宋某和王某共同設立丁有限責任公司，其中甲公司是大股東，佔到丁公司50％的股權，乙公司佔到30%的股權，宋某和王某各佔10%的股權。甲公司的總經理劉某是丁公司董事長。公司成立後，為了提高工人的積極性，丁公司向全體員工發行了公司內部職工股。規定內部職工股不能流通，只能由本人持有，年終可以分紅。為了更好地獎勵在職職工，公司決定員工因為辭職或者退休等情況離開公司均要退股，由公司將其本金連同利息一並返還，公司章程還規定，未經股東會同意，公司對外簽訂的投資合同數額不得高於100萬元。在一次公司董事會上，董事會認為醫療器材銷售行業利潤極高，於是授權董事長劉某向銷售醫療器材的普通合夥企業投資500萬元，現在劉某根據該決議代表丁公司與該合夥企業簽訂了投資合同。
2006年3月，公司召開了股東全。決定將公司注冊資本金增加到人民幣1000萬元，同時確定了各股東的增資數額，但由於宋某持有股權比例太低，並且經常無故不參加股東會，所以這次股東會沒有通知宋某參加，其他股東均在會議記錄上簽字蓋章，並均繳納了增加的資本金，按照增資決議。宋某的股權比例降到3%。之後，股東王某購買自住房向張某借款，並將股權質押給了張某作為借款的擔保。後王某無力還債，張某便請求人民法院申請強制執行。現在法院依程序降股權轉讓給了張某並且公司變更了股東名冊，但是公司因為事務繁雜，一直未向公司登記機關辦理股東名冊的變更登記，1個月後，王某又將出資證明書轉讓給了李某，李某依據和王某簽訂的股權買賣協議向公司主張股東權，才發現上述情況，於是發生糾紛。
丁公司成立後，產品的產量和銷量均持續增加，但經營性收入卻逐年下滑。後來股東發現丁公司在執行董事劉某的操縱下，將公司產品低價出售給了甲公司，並以高於市場數倍的價格從甲公司購買原料，股東要求劉某召開股東會討論公司的今後發展，但劉某認為公司生產穩定，召開股東會太耽誤時間，一直對股東的提議不予理會，並且甲公司為了彌補自己的虧損，授意劉某將丁公司的資金轉到甲公司的賬戶下。到2007年8月，甲公司准備向銀行貸款300萬元，遂要求丁公司為其貸款提供擔保，丁公司董事會通過了該擔保議案。在丁公司和銀行簽訂了連帶責任的保證合同後，銀行遂向甲公司放貸，現在甲公司到期不能償還，銀行即要求丁公司承擔清償責任。這導致丁公司經營狀況持續惡化。根據以上案情，請回答：
問題：
1．丁公司要求員工因為辭職或者退休等情況離開公司均要退股的規定是否有效?為什麼?
2．丁公司董事會做出的向合夥企業投資的決議效力如何?簽訂的投資合同是否有效?
3．宋某如果對公司增加註冊資本的決議不滿，他可以採取什麼措施?
4．張某和李某誰能取得王某的股權成為丁公司的股東?法院解決二人股權糾紛時，要查明哪些事實?
5．針對劉某損害丁公司利益的行為，其他股東可以採取何種措施?
6．丁公司在大股東甲的控制下經營持續惡化，其他股東欲向法院起訴解散公司，其他股東應當如何提起訴訟?
7．假設在丁公司依法解散過程中，發現公司資不抵債不能清償到期債務而轉入到破產清算程序，銀行可否要求申報債權並主張優先受償權?
法條依據：公司法第143條、第22條、第32、33條、第152條；破產法第7條；合夥企業法第3條。
考點預測：以上兩道試題綜合了公司法和民法上的考查難點，是綜合性很強的考題。考生可以以試題為線將相關的考點串起來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