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中對出生的標准

⑴ 民法上出生時間的依據是什麼

有出生證明以出生證明為准，是8月30日。

⑵ 民法上關於出生的定義是什麼謝謝啦~

這個國家的規定是不一樣的，就我國而言，就是指嬰兒脫離母體。

⑶ 2017.10.1日生效的民法通則對公民出生年齡認定是法律。所有部委對人的出生年齡認定必須依法

自2017年10月1日起施行《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沒有規定公民出生、及年齡的認定辦法，回只是規定了「答自然人從出生時起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

第十三條 自然人從出生時起到死亡時止，具有民事權利能力，依法享有民事權利，承擔民事義務。

⑷ 求民法上出生標准認定的法律意義

在繼承上尤為重要，認定出生是活體就獲得繼承權。
出生後就是個獨立的人，就享有了相應的權利義務

⑸ 民法對出生時間的確定以嬰兒什麼為准

我選A

⑹ 論述出生標准認定的法律意義

出生標準的認定，涉及到該民事主體究竟屬於「胎兒」，還是「嬰兒」，由此決定，它是否享有民事權利能力的問題。
「胎兒」無民事權利能力，屬「嬰兒」則有民事權利能力。民法理論上，有「斷臍說」、「脫離母體說」、「獨立呼吸說」，我國民法通則采「獨立呼吸說」。即，只有在其能夠獨立呼吸之後，才能享有民事權利能力，才能屬「嬰兒」，而不再只是「胎兒」。

提供一個案例，供你參考。

http://www.law.s.e.cn/child/mss/case/2010-06/1022.html

⑺ 我國民法對出生時間的認定採取哪種學說

一、權利能力
（一）權利能力之由來與演變
在羅馬法中，自然人稱homo。除homo外，羅馬法另有兩個表示人的概念：caput和persona。caput原指人的頭顱或書籍的一章。羅馬早期，只有家長在戶籍冊上佔有一章，家屬則名列其下。當時只有家長享有家族權，caput就被轉指權利義務主體，以區別homo，並引申為法律上的權利資格，即主體資格。persona表示各種身份，如家長、官吏、監護人等{1}。
在法學史上，權利概念的提出，無疑具有重大的意義。嚴格地說，法學之成為法學，就是從提出權利概念開始的。在提出權利概念以前，法學實際上不能算作一門「學」，只是一種「術」，即專制術。然而，作為法律確認的行為資格，權利和行為一樣，存在於法律的現象中。提出權利概念，不需要深入到法律現象的背後，難度相對較低。而權利資格是一種資格的資格，存在於法律現象的背後。提出權利資格概念的難度要高得多。從作為血肉之軀的homo，到作為身份的persona，在關於法律的認識上，沒有明顯的提高。但從homo到作為主體資格的caput，是人類關於法律的認識的巨大飛躍{2}。
羅馬法為大陸法系之鼻祖，羅馬法中見不到「權利能力」之文句，但可以看到「Persona」之辭匯。「Pexsona」譯為「人」或「人格者」，亦可譯為「面具」，意即演員所扮演之角色。正如「人生如戲」，每一個人在戲劇中扮演如所帶面具之角色，每一個人在社會生活之法律關系中，同樣演出面具所象徵之角色。究竟現代民法中相當普遍被認同之權利能力一辭，由何而來，追根探底，似與羅馬法上之Persona，有所瓜葛{3}。
法國民法開現代民法立法之先河。《法國民法典》完成於1804年，當時還沒有提出權利能力的概念。從《法國民法典》的安排看，第8條實際上處在規定民事權利能力的位置，但立法者把這一規定表述為「所有法國人都享有民事權利」，而且至今未改。人們實際上是這樣理解第8條的：所有法國人都享有民事權利——所有法國人都享有取得民事權利的資格——所有法國人都享有民事權利能力——所有法國人的民事權利能力都不受侵犯，即不受限制——所有法國人的民事權利能力平等{1}。法國民法主體制度的一個主要發展，是放棄了羅馬法之人格等級制度，原則上採取一切法國人人格平等原則。
德國民法首先創設權利能力之制度。第1條以權利能力之一辭而開端，規定權利能力始於出生[2]。德國民法雖創設權利能力之用語，並使用該辭句以建制度，然並未對於權利能力加諸定義。一般論著解釋權利能力為「足堪擁有權利或肩負義務之能力」。{2}《德國民法典》承認了個人的法律主體性，個人成為法律關系主體不存在任何問題。法律上採取了權利能力是每個人的固有屬性的觀點，也確立了個人人格平等原則，任何個人，甚至不分國籍，均不受限製成為主體，平等具有權利能力。
《瑞士民法》第11條第1項規定：「自然人享有權利能力」，第2項規定：「在法律之范圍內，人人均有同等之能力，有其權利與義務」。亞洲國家，尤其中、日、韓繼受德國法之結果，就德國民法開發出之權利能力制度，當然全盤繼受{2}。
caput在英文中被譯為personality，日本學者譯為人格{1}。在現代法學理論中，主體資格、人格、權利能力三個概念經常互相替代{1}。
前述可以簡要看出權利能力之演變與由來。
（二）權利能力的作用之肯定
要從權利能力制度的角度探討未出生地位，必須對權利能力制度在法律中的作用有一個正確的認識。眾所周知，現代民法以權利能力確定自然人的法律屬性，確定人的法律地位。因此，權利能力制度是民法主體中不可或缺的制度。然而，也有學者對此提出懷疑，比如台灣學者曾世雄先生對「權利能力制度為民法上不可或缺之制度」持懷疑態度，因為{2}：
1．從權利能力發展成形之過程，了解其根源可溯至羅馬法上Persona及法國法上「人格」之概念，設計之目的依舊在於提供適用或不適用民法之標准：有權利能力者，適用民法，無權利能力者，不適用民法。目的既然如此單純，則於民法總則中徑予規定適用（主體）之范圍，同樣可以達到目的。民法在其規定與適用於何主體之間，加設權利能力之制度，似屬多餘。
2．刑法無主體能力之規定，學說上雖有之，終屬學理上之尺寸；其他如憲法、行政法等公法外出現之第三領域社會法，均未見相當或類似權利能力之設計。民法外之其他法律體系，雖無相當或類似權利能力之設計，卻也適用自如。此種現象，已足引發民法學者之思維：權利能力之制度，非不可或缺，甚至事屬多餘。
3．人類社會演變迄今，對於人權之保護，幾成舉世之共識。保障人權之前提，即承認自然人不分種族、國籍、性別、宗教在法律上一律平等。准此，自然人不分國內外，均為人，均有人格，均具權利能力，則權利能力之制度，在自然人之范圍內，幾無價值可言。假如勉強肯定權利能力之制度縱在自然人上仍具價值，惟有從權利能力范圍之問題探討之，亦即同為自然人，例如本國人與外國人，或是否受破產之宣告等，彼此之間得享有之權利或負擔之義務，尚有相距，權利能力之制度在此問題上可以充當規范之標准。然則，權利能力制度之價值假如僅殘存於范圍問題之規范上，雷大雨小恐與當初權利能力制度設計之初衷不符，更何況如此殘存之價值，尚可以直接規定之立法取代之。
4．民法為規范人類社會生活之組織體，設有法人之制度。法人制度與權利能力制度，各為獨立之制度，兩種獨立之制度交叉運用之結果，獲得如下之答案：組織體有經承認為法人者，有未經承認為法人者，經承認為法人者，有權利能力，未經承認為法人者，無權利能力。直覺上權利能力之制度在組織體中找回其價值。細加推敲，卻又不是{2}。
5．民法上權利能力之設計，對自然人而言，似屬多餘，對於組織體而言，平添不少待克服之問題。民法總則在來日之規劃上，有兩個方向可供選擇。其一，根本刪除權利能力之制度，以直接規范民法適用（主體）之范圍替代之；其二，依舊保留權利能力之制度，但對於組織體之權利能力應作重大之修正，不以登記成法人為要件，改以實際社會生活需要為衡量之基礎，俾期法律之規定與社會生活一致。
對於曾先生的觀點，本人不能苟同，理由在於：
1．人格或民事權利能力類似的概念在古羅馬發揮了身份劃分的功能，在資產階級革命勝利之初發揮了價值宣誓的功能。羅馬法時代的等級制已不復存在，當今世界已經是「人人平等」。權利能力用於區分主體法律地位和價值宣誓的功能已經消失。但是從前述生命物質、生物的人、社會的人、法律的人和民法自然人相區分的角度來看，權利能力仍然發揮著應有的作用。也就是說，權利能力在人與人之間的橫向關系基本上不再有作用；但從縱向各類「人」的劃分來看，其作用是顯然的。在討論未出生者民法地位時，權利能力還是能發揮作用的。
2．行政法、刑法、社會法等無主體能力制度之規定，原因之一在於它們在需要時可以借用民法上的有關規定。
3．權利能力一詞不僅用於民法自然人，而且用於法人。法人的權利能力並非「人人平等」。從這方面說，在民法理論中「權利能力」還是有理論存在價值的。
4．這種觀點忽略了法律是應然秩序的事實，忽略了法律不是自然的產物而是立法者精神產物的事實，忽略了主體制度與立法政策的直接聯系，使主體問題單純化，以為它是當然的事物而不是觀念的產物。法律確認每個人均可平等地成為法律主體，是基於人權和平等思想影響的結果，不是由於個人存在當然直接生成的。如果我們認識不到這一點，忽視堅持個人主義，法律很可能又要失去民法自然人這個主體概念。如果人類哪一天失去人權思想，法律對個人主體的承認范圍將轉為限制甚至放棄．這種情形不是不可能的。德國在出現民法典和魏瑪憲法之後，曾令人驚異地出現過法西斯的反個人的獨裁法制就是明證。
（三）民事權利能力開始的時間
對民事權利能力的開始時間問題，各國的民事立法規定不一，具體可分為三種情況{4}：
1．多數國家的民事立法規定，自然人的民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即自然人一旦出生，就意味著具有民事主體資格，依法享有民事權利和承擔民事義務，如《德國民法典》和《日本民法典》的第1條都明確規定，「權利能力自出生開始」。因此胎兒不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前蘇聯的民事立法也作了同樣的規定。
2．有的國家規定自然人的民事權利能力開始於受孕時，即胎兒以活著出生為前提，也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如《匈牙利民法典》規定：「人，如活著出生，其權利能力應從受孕時算起，出生前300天算作受孕時間，但是允許證明受孕時間早於或遲於第300天，出生日包括在300天內」。原《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典》第7條規定：「公民的權利能力在出生的時候發生。胎兒如果活著出生，也具有權利能力。」
3．對民事權利能力具體開始的時間不作規定，如《法國民法典》、原《民主德國民法典》。例如《法國民法典》第8條僅規定：「所有法國人都享有民事權利」。
二、各國立法中的未出生者地位
對未出生者的民法地位問題，各國立法主要有以下幾種體例{5}：
1．採取個別主義的作法，僅在某些事項上對胎兒予以保護。
《德國民法典》第1923條第（2）項「在繼承開始時尚未出世但是已經受孕者，視為在繼承開始之前已出生。」《德國民法典》第844條「因侵害致死時第三人的賠償請求權」中規定「在受害人被害當時第三人雖為尚未出生的嬰兒的，亦發生賠償義務」，對未出生者人身權保護也做了規定。
《法國民法典》第906條規定「胎兒在贈與時已存在者，即有承受生前贈與的能力。胎兒在遺囑人死亡時已存在者，即有受遺贈的能力，但贈與或遺贈僅對於嬰兒出生時能生存者，發生效力。」該法第725條規定「必須在繼承開始時生存之人，始能繼承。因此，下列人不得繼承：1．尚未受胎者。2．出生時未成活的嬰兒。」這意味著繼承開始時已受胎者，就享有繼承的權利。
《日本民法典》第886條規定「（一）胎兒就繼承視為已出生；（二）前款規定不適用於胎兒以死體出生情形。」第783條第（一）項規定「父對胎內子女，亦可認領。於此情形，應經母的承諾。」第721條規定：「胎兒就損害賠償請求權，視為已出生。」
《義大利民法典》規定在「購置不動產、接受贈予、遺產和遺贈」（第906條）、認領（第254條）、代理和管理（第320條）、被動遺囑能力（第462條）、由於意外出現的子女而作出的撤銷決定（第687條）、對未出世的受贈人的贈予（第784條）等方面，承認胎兒取得權利。
我國《繼承法》第28條規定：「遺產分割時，應當保留胎兒的繼承份額。胎兒出生時是死體的，保留的份額按照法定繼承辦理。」
這種立法例的優點在於法律適用上的簡單、明確：對於法律規定予以保護的，則加以保護；法律未作規定的，則不予考慮。但這種體例的弊端也是顯而易見的，就我國、德國、日本、法國、義大利幾國的規定來看，對於胎兒應受保護之利益，我國和法國僅規定1項、法國和德國2項、日本3項、義大利6項。條文的多寡，內涵的大小，體現胎兒受保護利益范圍的不同，顯然立法者很難窮盡對胎兒權益的羅列，因此，難免有掛一漏萬之虞，也不足可取。
2．採取概括主義的作法，但又分為兩種情形：
（1）胎兒出生時為活體的，即溯及地取得民事權利能力。《瑞士民法典》第31條規定：「權利能力自出生開始，死亡終止。」「胎兒，只要其出生時尚生存，出生前即具有權利能力的條件。」原《捷克斯洛伐克民法典》第7條規定：「胎兒如果活著出生，也具有權利能力。」《匈牙利民法典》等也有類似規定。這種立法例的優點是對胎兒權益的保護相當周延。但是，權利能力是指民事主體享有權利和承擔義務的資格，具有權利能力不僅意味著法律保護其權利，同時也可能為其設定義務。這樣，胎兒有可能成為義務主體，顯然對胎兒不利。而且，此種立法動搖了傳統民法民事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終於死亡的信條，從而引發一系列意想不到的問題，使整個法律體系內部出現難以調和的矛盾。因而此種立法不足取。
（2）胎兒出生時為活體的，對其利益之保護，視為出生。我國台灣地區民法第7條規定：「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護，視為即已出生。」此種立法例也採取了概括主義的做法，對胎兒利益的保護，比較系統、全面。但它並不泛泛承認胎兒具有民事權利能力，從而避免了胎兒成為義務主體的可能。
三、純利益權利能力附停止條件說
（一）純利益權利能力附停止條件說
綜觀上述規定，本人認為我國台灣地區的規定更適合我國大陸借鑒。但是，對台灣地區規定之性質卻有兩種看法，本人贊同附停止條件說。
王澤鑒先生談到對台灣地區民法第7條規定：「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護，視為即已出生」的性質理解時認為：關於胎兒權利能力之性質，計有二說：一是附解除條件說，認為胎兒出生前既已取得權利能力，但將來如系死產時，則溯及喪失其權利能力。二是附停止條件說，認為胎兒須待出生後，始溯及出生前取得權利能力。學者多采前說。這是因為附解除條件說對胎兒之保護較為周到，胎兒雖未出生，已享有權利能力。准此而言，胎兒因他人故意或過失之不法行為而遭受損害者，即得由胎兒之父母以法定代理人之地位，請求損害賠償或與加害人和解之。惟倘胎兒死產者，其父母應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返還其以胎兒名義所受領之損害賠償，自不待言{6}。
王澤鑒先生和眾多學者多采附解除條件說的重要理由在於「得由胎兒之父母以法定代理人之地位，請求損害賠償或與加害人和解之」。這個要為代理人找到代理依據的問題，與死者親屬為何能為死者名譽起訴的「困擾」是一樣的。利用本文中的「利益關聯說」可解決這類困擾。所以，本文作者認為，在我國，胎兒的權利能力應僅涉及純利益[3]，並且應采「附停止條件說」，統稱之為「純利益權利能力附停止條件說」。理由在於：
1．這種做法與權利能力始於出生的傳統說法相吻合，有利於維護我國民法概念的嚴謹性，不致造成民法體系過大之變動。
2．台灣民法判例中也有采附停止條件說的。1955年台上字第943號判決謂：「黃瑞耀於和解時尚未出生，而胎兒以將來非死產者為限，關於其個人利益之保護視為既已出生，此為第7條所明定，黃瑞耀在和解時既系胎兒，將來是否死產無從懸揣，是黃林敏亦無從代理而為和解」{7}。顯然，「將來是否死產無從懸揣，是亦無從代理」是附解除條件說的不足之處。
3．對上述附解除條件說的不足之處，王澤鑒先生的解決辦法是「惟倘胎兒死產者，其父母應依不當得利之規定，返還其以胎兒名義所受領之損害賠償，自不待言。」對此，本文作者也不能苟同。胎兒死亡了，對胎兒損害所做的賠償就成了不當得利了嗎？就應當返還嗎？顯然不妥。這正是把胎兒損害賠償請求權的理論依據完全系於胎兒的權利能力所造成的悖論。「傷害胎兒」的行為，既侵害了胎兒的健康利益，也侵害了胎兒母親的生命健康權（或父母的生育權），而且所引起的賠償責任並不完全競合。
4．德國民法典第1923條第2款規定，在繼承開始之時已經孕育，但尚未出生的胎兒，視為在繼承開始之前出生。梅迪庫斯認為「在胎兒根據上述規定享有未來的（更確切地說：附出生並且成活之延緩條件的）權利情況下，通常由胎兒的父母行使這些權利。」{8}停止條件又稱延緩條件{9}。可見，梅迪庫斯也贊同附停止條件說。
總之，從「純利益權利能力附停止條件說」來看，未出生者既不是權利主體，也不是毫無主體地位，而是「權利主體地位待定者」。這與合同有些類似，既非合同根本不存在，也非合同已生效，而是效力待定的合同。但是，此說也並未徹底解決未出生者的民法地位問題，在本章第二節中，結合「利益關聯說」再做較全面的闡述。

⑻ 中國民法是如何判斷公民出生和死的標准

在戶口所在地派出所登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