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紀城市法和商法

『壹』 城市法的主要淵源有哪些

城市法的主要淵源

作者：葉秋華

1.特許狀。特許狀是國王和城市所屬轄區的封建主承認自己領地內城市的自治地位並授予其相應權利的法律文書。主要內容包括確認城市的自治權和經商特權，明確市民的基本權利和義務。例如，在確定領主征稅權和市民應繳納稅款的前提下，承認城市自治權，允許城市有權制定法律和建立行政管理機關與司法機關，確認市民人身自由，並賦予市民享有經商、組織商會行會、使用城市土地等權利。特許狀均不同程度地限制了國王與領主對城市的權力，滿足了市民階層的某些經濟政治要求，實質上是一種封建權利的轉讓證書。特許狀是城市法的主要淵源，提出了城市法的主要原則和制度，在城市法中居於根本法的地位，類似近代憲法，但它並不是一個完整的體系，也沒有全面反映和規定城市社會生活的基本方面。

2.城市立法。指自治城市的權力機關——城市議會適應社會發展需要頒布的法令、條例等。內容廣泛，涉及城市的建設、財政、商業、手工業、糧食供應、學校教育、社會救濟、治安維護和軍隊等問題。隨著城市的發展，城市立法不斷增多，成為城市法的重要淵源。

3.城市習慣和判例。指西歐各城市在長期社會生活和商業交往中形成的各種習慣及城市法院的判例，是城市法的重要淵源之一。西歐許多城市法匯編實際上是習慣法和判例的記載。這些匯編在調整城市商事活動、規范市民行為等方面具有重要作用，其中羅馬法及地中海商法等的影響十分明顯。

4.行會章程。指西歐各城市中同一行業的商人和手工業者建立的行會所制定和通過的規范。行會是城市商人和手工業者為共同維護自己的權益、保障自己人身和財產安全而組成的社團。各行會均有由會員大會制定和通過的章程。行會章程對本行會的組織、活動規則以及行會會員的權利義務等做出詳細規定，不僅對行會人員具有約束力，而且由於在西歐各城市中，行會是一種普遍存在且不依附於任何權力的自治團體，它雖不是官方正式的管理機構，卻承擔著管理和支配城市基本群眾生活，組織領導各項事務的具體任務。因此，凡是屬於城市議會和城市法院許可權之外的各種政治與經濟活動，均受行會章程的制約。行會章程實際上具有法律效力，成為城市法的淵源之一。

5.城市同盟法令。中世紀後期，各城市同盟，如《漢薩同盟》、《萊茵同盟》等制定的城市間的協議和公約，以及其他要求參加同盟的各城市共同遵守的法令，具有各城市共同法的性質。

『貳』 中世紀的商法於10-12世紀首先形成於什麼

11世紀晚期以前教會法是分散性的，教會所參與的社會事務主要局限在有關靈魂和精神事務上，教會的普遍性主要不是依靠政治或法律的統一，而是依靠共同的精神傳統、共同的教義和崇拜以及一種共同的禮拜儀式。教會的法律在很大程度上與神學學說、禮拜儀式和各種聖禮交織在一起。在涉及諸如財產法、犯罪和侵權行為、程序、繼承等領域教會法常常與世俗法結合在一起，而世俗法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分散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習慣之中。伯爾曼先生認為，11世紀的教皇革命導致了近代西方國家的產生，這個國家是指由教皇所統治的教會在與王權的斗爭中取得了勝利，教會成為獨立於王權和領主的公共權威，行使著一個近代國家的立法權、行政權和司法權，具備了近代國家大部分的特徵。11世紀末，在義大利北部歐洲第一所大學波倫亞大學創立，在這所大學對當時發現的羅馬法文本已開始予以研究和傳授。羅馬法的發現與研究以及法律在大學里被自覺的逐漸構築成知識體系等因素，對於教會法體系的創立產生了直接影響。在12～13世紀間，5部主要的教會法匯編陸續編定，被統稱為教會法大全，第一個近代西方法律體系即近代的教會法體系就此產生。教會法體系不僅從形式上被賦予了邏輯連貫性的外觀，內容上被劃分為社團法、刑法、婚姻法、繼承法、財產法、契約法以及訴訟程序，而且在精神和原則方面貫穿著宗教教義。隨著教會法體系創立，各種新的世俗法———封建法、庄園法、王室法、城市法、商法也模仿著教會法的許多概念和技術而體系化和精緻化，教會法和世俗法體系的分別創立所附帶產生的是一個職業的法律家和法官階層，分等級的法院制度，法學院，法律專著，以及把法律作為自治的、完整的和發展的原則和程序體系的概念。

11世紀晚期，廣泛的商業活動是與庄園的生產方式和封建的社會政治關系並存的，商人在封建等級體系中獲得了一種合法身份，成為獨立的階層，商人法在商業實踐活動中逐漸產生並得以發展，正是在那時，近代西方商法的基本概念和制度才得以形成，商法在西方才第一次逐漸被人們看做是一種完整的、不斷發展的體系，新出現的商法體系與教會法、王室法、采邑法、城市法相並列，彼此相互獨立、相互作用、相互影響。這一時期商法總體性特性和作用可以概括為如下幾個方面：第一，客觀性，商事關系不同於一般婚姻、家庭、鄰里關系，這種關系的參與主體要廣泛的多，多涉及彼此並不相識而安全由共同的經濟利益而聯系在一起。從事海上貿易，遠航千里與不同國家、不同民族進行商業貿易最足以說明此點。在一個相對封閉和凝固的社會中所形成的傳統、習慣、風俗等社會規范顯然不敷要求的。11世紀末12世紀初，歐洲商法已從商業交易習慣過渡到成文法，商法中的各種權利和義務實際上也變得更加客觀、准確，而較少任意、模糊。商法作為客觀規則體系，為商人安排經營活動，期待或預測交易相對人的行為奠定基礎，且商法確立客觀的交易程序，並通過商事法院在對商事糾紛的裁判時引為裁判依據而得以強化。第二，國際性，11世紀晚期以後，規模巨大的國際集市每隔一定時間就會在全歐洲各個指定的地點或者雲集了各國商人的永久性市場鎮和市場城舉行。較之於地方貿易，跨國貿易常常占優勢，並為一般的商業交易提供一種重要的模式。那個時期的許多商業活動都具有世界性或國際性。商法上的各種權利和義務在地方適用中變得更加統一、更加普遍，而較少差異、也較少歧視。「商人法乃是一種形式上的國際法，基本點在於，有容許簽訂約束性契約的自由，又有對契約安全的保障，還包含有建立、轉移和接受信貸的種種辦法，在整個中世紀時代，貿易糾紛採用商人法這辦法，曾通行於王室法庭、教會法庭、甚至封建領主法庭。對於國際商人和貿易者，商人法尤為必需。商人法至少在理論上，是對所有不同國家商人之間的交易一律通用的。」[5]第三、創新性，如上文所述，歐洲中世紀第一個法律體系是教會法體系，這個體系不僅以其形式上的邏輯性為世俗法提供了榜樣，而且在內容上教會將羅馬法的「自然理性」轉化為「自然法」，在教會社團法、財產法、契約法中包含著大量的取自於羅馬市民法、萬民法的交易規則。教會要求在交易中恪守信用和講求公平，商人們接受了這些概念和原則，並把它們納入到商法當中。在商人自治的大環境下，商人的經營手段會不斷翻新，大量新型的交易方式和經營模式不斷產生，當現存法不備時，商人、公證人或商事法院便根據所謂「自然法」或「良心」創制一些新的制度和規則。根據伯爾曼先生的歸納在此期間商人創制出：1.動產與不動產（土地和附屬土地的固定物）法截然分離；2.承認誠信的動產買主的權利優先於真正的所有者的那些權利；3.更換了較古老的貨物交付要求，以便用一種象徵性方法轉移所有權，即通過移交運輸單據或其他單據來轉移所有權（和損失或損害的風險）；4.創立了一種獨立於所有權的動產佔有權；5.承認非正式的動產買賣口頭協議的有效性；6.引入一種以契約價格和市場價格之間的差價為基礎的，對未交付貨物的損害的客觀估量標准，隨之還引入對違反某些類型契約的定額罰款制度；7.產生了諸如匯票和本票這樣的商業票據，將它們轉變為所謂的無因契約可以獨立的提起訴訟；8.創立了匯票和本票的可轉讓性概念，據此，誠信的受讓人有權從出票人或立據人那裡獲得支付，即使後者對原持票人做出了某些抗辯（如抗辯其欺詐）也如此；9.創立了動產抵押權；10.產生了一種破產法，它考慮的是一種復雜的商業信用體系的存在；11.產生了提單和其他運輸單據；12.擴大了古希臘-羅馬的海上借貸，並創立了以對貨物的留置權或以船舶本身的股份作為擔保的冒險借貸，以此作為支助和保證商人的海上買賣的手段；13.用比較集體主義的合夥概念取代了比較個人主義的希臘-羅馬的合夥概念；14.產生了類似於一種股份公司的聯營，每一個投資者的責任限於它投資的數額；15.創立了各種商標和專利；16.以保證書和其他擔保形式擔保的流動公共貸款；17.產生了儲蓄銀行業務。近代商法體系的結構性要素如果不是絕大多數形成於這個時期，那麼至少也有許多是形成於這個時期。[6]
西方很多學者認為資本主義在歐洲肇始於11世紀，自生產關系而言，11世紀以後歐洲經濟生活領域中的生產關系發生莫大的變化，開始從農業經濟向商業、金融經濟轉型，更為重要的是在世俗社會由商人所倡導的平等、自由、等價有償的理念開始向全社會蔓延，並逐步深入人心引導社會趨於全面革新。「資本主義能推行，法治的維持為首要工作，若無法治，則商業資本其無法預為籌謀，無從計算，亦即不能發生一個現代經濟的體系。」[7]由此，我們可以說中世紀中後期，商法的完備與資本主義的產生發展互為因果、密不可分。

『叄』 誰知道中世紀歐洲城市的管理機構是什麼

與中世紀教會和國家的歷史相位隨而生的是兩套並行的政治與法律制度－即世俗國家的法律與教會主持下所制定的法律。基督教所致力闡明的宇宙神聖秩序和蘊含在聖經中的倫理道德，是上帝為人類指明的方向，而人類的法律則應當充分和完全地成為上帝正義的體現和載體，不管是現存擁有的還是將來要制定的，都應當如此。同時，人類在現實生活中，哪些具體的有罪行為、慾望或思想應當受到懲罰，應當科以什麼種類和程度的現實苦難，不公是基督教的教會法，而且還是基督教國家的世俗法律所必須也難以關注的。中的法律，由於被人們普遍地認為來自於神的啟示，所以它具有絕對的權威。來自於人的心靈或思想中的自然法則必須由教會的實在法圓心辦公室，因為教會法來自於神法。世俗國家丘山之功的法律，必須在禮法和自然法的基礎上制定和實施。 但是，世俗國家的法律和教會法律並非截然不同的兩套體系，都被視為完成基督教世界使用的一種途徑－在俗世建立上帝正義的王國。而且更為重要的是，基督教的教義強化了這樣一種觀念：法律來自於且植根於各種矛盾沖突中的和作用，使依照法律而治的觀念變得日益深入人心。[1]這是因為：道德，每個教會團體和世俗團體各處的首腦（教皇和國王，封建領主和教區主教）應當採取維護他們自己利益的法律制度體系，的法律，建立完備的司法制度，組織各種司法的職能部門，衽普遍的依照法律的治理。其次，每一個教會的首腦和世俗的統治者應當受到他們自己制定的法律的約束。雖然他們可以合法地改變法律，但在法律變革是必須服從法律－他們必須在法律之下而不是在法律之上進行統治。敏感，征程管轄權都必須相對於其它管轄權的存在而存在，每一個基督教國家都處在一種多種管轄權的政權體系當中，如果教會應當具有各種不可侵犯的要得，那麼，世俗國家就必須把這些權利當作對他們自己的最高權力的一種合法限制來接受。同樣，世俗國家的很吃香權利構成為對教會權利的一種合法限制，兩種權力只有通過對法治的共同承認，即承認來自於神的正義的法律高於他們二者，教會和世俗國家才能和平共處。因此，格拉提安及其追隨者認為。如果教皇違犯法律，那麼就應當廢除教皇。象布拉克頓這樣的王室法學家也認為，國王有義務服從法律，「國王處於上帝和法律之下。」[2]人們認為國王服從法律是理所當然的。「國家根據法律而建立」，第一部斯堪的那維亞的法律著作就曾經以這樣的話開頭。[3]同時廣泛傳播的滑雪者牟信念在理論上和實踐上者支持依法而治。這種信念是指國王本身是受法律的約束的。如果國王的命令是錯誤的，國王的臣民在有些情況下有權拒絕服從他的命令。[4]十二世紀索爾滋伯里的約翰和其它的人以及十三世紀的愛克·馮·瑞普高、布拉克頓、博馬努瓦爾等都曾經表達過類似於下面的信念： 「存在有一些法律的敵方具有一種永恆的必然性，它們在所有的民族中間都具有法律的效力，違犯它們絕對不能不受到…讓那些給者塗脂抹粉的人…才到處宣揚說國王是不愛法律約束的，並且說不公在按照公正的模式而且在絕對不愛任何限制情況下的制定的時候，無論他意願或喜歡的是，都具有法律的…但我還是堅持…國王是受這個法律的約束的。」[5] 這種信念是產生具有深刻的社會背景和宗教背景。首先，這種信念植根於世界本身服從正義、服從秩序或者說服從政府與秩序之體現的法律的神學集裝箱。其次，這種信念植根於對每一種權力都施加了實際的和理論的限制的世俗與宗教的二元性。基督教在賦予了國王們神聖權力的同時，草綠色地這種權力的被動和盲目的服從，這便利歐洲中世紀幾乎所有的王國都了教權與王權的緊張狀態，即使是強有力的世俗統治者，也不得不經常認真地考慮教皇們的意見。不公在他們的對外事務中是這樣的，而且在包括他們建立其法律體系在內的對內政策上也是如此。這部分地是由於以下事實的存在：在整個十二和十三世紀，國王的主要官吏都是基督教的僧侶，國王和僧侶必須部分或全部地效忠於教皇。敏感，法律至上的信念植根於每一個王國內部世俗權威的多元性，尤其植根於王室、封建領主和城市的政治體彼此之間存在著的的緊張關系。宗教政治體（如教會）和封建政治體（封建諸候）雖然存在著由於職能和領地等諸方面的劃分，但二者並非「老死不相往來」，而是共同組成一個更大的互動團體，各處權力的行使也許不僅僅是為了各處獨立的利益，彼此可能深入對對方的深處。這便利基督教的觀念不公可能通過教會組織的努力，勝敗乃兵家常事可能藉助於世俗的權威湧入每一個工具書的日常生活，進駐每一個人的內心深處。多元存在的世俗權威，除了共同服從於一個基督教權威之外，相互之間在政治、經濟和社會生活諸方面都享有相當程度的自治權，歐洲的城市便是建立在公社自治和公民自由的基礎之上。這些多元存在的自治單位也不斷地藉助於法律或其它手段抵制王權對他們自治權勢侵犯。經過許多世紀以後，王權專制主義考古歐洲一些地方街心確立。不過，盡管經濟、政治社會的權力極其分散，暴君仍然可能出現。因此，其它地方對法律至上信念不僅僅是對當時物質生活條件、生活狀況的反應，而且法律至上有助於從積極的方面對這些實際善進行維持。最後，對法律至上的信息與在封建造紙中上級與下級之間的相互義務密切相關，也與承認與地方當局之間以及官方和民眾的管理機構之間辯證的互動關系相聯系。運載工具反抗他的領主的權力以及農民基於庄園習慣而享有的，在發展出可以對抗專制權力的法律意識的過程中，趁著極為重要的作用。[6] 部分地由於基督教理論和教會實踐的作用，西方中世紀法律的發展表現為同一社會內部各司法管轄權和各種法律體系的共存與競爭。司法管轄權與法律體系的多元性使法律的最高權柄成為必要和變得可能，同時它的復雜性促進了法律的成熟與精緻。哪一類法院具有管轄權？哪一種法律是可以適用的？如何協調這些法律之間的差異？在技術問題的背後，有關重要的經濟和政治方面的考慮。教會權力與國王權力相對，王權與城市選舉權相對，法律是解決沖突的手段，但法律在有些時候也能加劇沖突。教會宣布它不愛世俗法律的控制，並宣布對某些事務具有韌性的司法管轄權和在哪一些事務上具有並行的管轄權。世俗人士雖然受世俗法律的，但在婚姻家庭關系、繼承、宗教犯罪和以信仰作為保證的契約關系方面以及許多其它的事務上，也存在受基督教教會法和教會法院的管轄。反過來，神職人員一般雖受教會法，但關於某些類型的犯罪和某些類型的財產爭議等，也受到世俗法律和世俗法院的管轄。世俗法院也分成各種彼此競爭的類型，包括王室法、封建法、封建庄園法、城市法和商法。同一個人可能在一種類型的案件中受到基督教會法的管轄，在另一類案件中受王室法院的管轄，在第三類中受到領主法院的管轄… 西方法律的多元性，已經反映和強化了西方經濟生活和政治生活的多元性。在以後歷史發展的過程中，這種法律的多元性一起是西方、政治和法律成長的一個源泉，人們得以從不同的修面和角度對法律進行探索，並探索不斷地豐富、完善法律，而法律的豐富和完善，無疑為西方世界後來的步入法治化軌道鋪平了道路。

『肆』 現代商法與歐洲中世紀商法，近代商法相比較有何演變性特徵

覺得商法規制的商業形式越來越豐富，越來越復雜。比如中世紀歐洲已出內現了商人團體容和商人合夥、家庭合夥，但近代屬於商法規制的又包含了有限公司、兩合公司、股份公司……歐洲現代商法又出現了關於國有獨資公司的規定，可見商法是一個歷史范疇，隨社會實際發展之需要自己也從而發展，其所規制之商業形式日後必然更加豐富。
此外，現代商法也經歷了從過去商事慣例、習慣但逐步成文化並進而法典化的形式淵源的演變。
請採納。

『伍』 為什麼說城市法和商法既有封建主義的性質，又有資本主義的因素

因為就法律而，城市法中的很多具體法規、條例和規則，明顯地是與封建等級制的特權法相對立的。例如，它基本上廢除了封建的人身依附關系，取消了封建領主的特權，使土地可以自由地出租、買賣、交換、抵押和讓與；廢棄了那些復雜而又具有濃厚形式主義色彩的訴訟程序；證人的證言取代了誓證和司法決斗；罰金取代了贖命金，等等。此外，城市法中有關財政、、商業等方面的法規也比較鮮明地體現了資本主義法律關系的性質。但是否由此可以斷言，中世紀城市法應歸於資本主義早期法律的范疇呢？全面分析西歐中世紀城市法，又難以得出這樣的結論。因為城市法本身並沒有也不可能在中世紀時代完全沖破封建的藩籬，它還包含著不少封建性質的因素，也還調整著不少封建性質的法律關系。
（一）中世紀城市法的形成與發展
城市法（CityLaw）是指西歐中世紀伴隨城市的興起與城市商業貿易的繁榮而形成發展起來的法律體系，適用於城市、自治城市、半自治城市和城市共和國。它既不是統一的國內法，也不是統一的國際法，而是由一些涉及城市組織結構和管理、城市居民的法律地位，以及商業、手、征稅等適應城市發展需要的法規組合而成。
城市的興起與城市商業手工業的發展是城市法應運而生的根本前提。引起城市法產生的直接原因則主要是：
其一，城市商業貿易中出現的爭端需要相應的法規來調整，市民階層與商人的利益需要得到相關法律的保護，而領主法庭或教會法庭卻沒有相應的規范來解決這類；
其二，城市的形成大都跨越一個或幾個封建領地管轄范圍，而各封建領地卻各有自已的地方習慣法，這就使城市居民同時要受多個封建領地法律的約束，這種司法管轄權的極端混亂現象，束縛了城市手工業和商業貿易的發展；
其三，「司法程序中僵硬的和傳統的形式主義，延誤時日，裁判決斗以及免訴宣誓的流弊，全憑偶然性判決的神意裁判等等，對商人來說是無休止的折磨，他們需要一種比較簡便、比較迅速和比較公平的法律」①。正是在這種情況下，城市居民迫切希望獲得人身自由和城市的自治， 擁有能保障自己生命財產和調整城市正常經營活動的法律，以擺脫封建教俗貴族的橫征暴斂和領主司法審判權的束縛。至11世紀，西歐大多數城市通過武裝起義或金錢贖買，先後迫使各國國王和封建領主作了讓步，使城市在立法、司法和行政管理上獲得了不同程度的自治。
主要有三種類型：
（1）城市共和國，它擁有獨立的軍隊和管轄領域，不僅在城區擁有自治權，而且控制城郊農業區域；
（2）城市公社，只在擁有的城區中享有自治權；
（3）享有不完全自治權的城市，由國王或所屬區域的封建領主派人和城市代表共同管理。由於城市自治地位的確立，城市立法、司法機構的形成，使城市法的制定和發展有了和組織的保證。

『陸』 中世紀城市法、商法的出現對於近代西方法治的形成有哪些重大意義

體現了新來的經濟關系和階自級關系的要求，是現代資本主義民商法的重要淵源，具體的可參見http://www.dss.gov.cn/Article_Print.asp?ArticleID=64905

『柒』 簡述中世紀商法發展歷程

中國世界商法現代書院與這個歷史地方已經是特別巨大的，還是可以的。

『捌』 歐洲中世紀城市復興的原因

「公民人文主義」(Civic Humanism)這個概念，是德裔美國學者漢斯?巴倫(Hans Baron)提出來的。[9](P119 - 125)「公民人文主義」強調積極參政，投身社會，激發愛國激情，嚮往共和國，捍衛祖國獨立自由。這種公民人文主義精神，產生於古希臘和古羅馬的公民政治生活。古希臘城邦的主權屬於有公民權的人。公民大會在各城邦都是最重要的權力機構，城邦的一切重大問題必須由公民集體決定。由於絕大多數公民實際上都參與了公共事務，所以這種共同體格外堅強，體現出各城邦公民的愛國主義精神，以及追求城邦自由、獨立的正義感。在古羅馬，公民參與政治的活動也非常活躍，不僅政府官員而且地方城市的市政官員，都要一年一選。希臘人和羅馬人的參與意識、愛國精神，不僅沒有由於中世紀的到來而泯滅，相反在長期的「人鄉(羅馬)隨俗(選舉)」中發揚光大，成為中世紀「公民人文主義」復興的源泉。巴倫在《早期義大利文藝復興的轉折點:古典主義和專制政治時代的公民人文主義和共和派自由》①中認為，公民人文主義的復興，開始於1389-1402年共和國的佛羅倫薩對專制者加利佐?維斯康提統治的米蘭的斗爭。當時的義大利權力把握在少數貴族手裡，具有積極參與政治傳統的公民為爭取組織行會和參加選舉的權利而展開了激烈的斗爭。[lo](P194- 197)在斗爭中產生了不同於14世紀之前的人文主義精神，即把自己關閉在寧靜的書齋，淡漠政治，沉迷於煩瑣哲學和修辭學研究。這種新的公民人文主義主張走出書齋，投身社會，發揚公德心和愛國的公民精神，捍衛城邦國家的獨立，積極參政，為共和國城邦服務。這種公民人文主義精神，既是對古典時代的公民意識和愛國精神的復興，又是產生中世紀後期的共和國思想的源泉。從布魯尼到彼德拉克再到馬基雅維里，都提出了共和主義思想。「布魯尼將一部羅馬史當作最明顯地證明他的這樣一種信念的證據:人民只要有參加政府事務的自由便能創造偉大業績，一旦這種自由從他們手中奪走便必然淪於墮落。"[4](P139)早期人文主義者基本都將羅馬帝國的衰亡歸因於過多的專制權力，但布魯尼認為主要的原因是「公民精神」的喪失。彼德拉克把愛國精神和行為看成是公民的能力和美德，認為羅馬共和國是世界歷史上最偉大的美德的寶庫，他和布魯尼等人都呼籲「恢復古代的美德」，稱贊佛羅倫薩共和國再次出現。[4](P143- 157)在當時的公民人文主義者的心目中，共和國是造就公民美德的最好政體。歷史上，佛羅倫薩人民一直在為恢復共和國而斗爭，並於1527年驅逐了梅迪奇家族，恢復了共和國。所以，昆廷?斯金納認為:「政治學說的共和傳統不僅保持了它在威尼斯的從未間斷的延續性，而且於16世紀初在佛羅倫薩和羅馬恢復了。%, I41(P225)就西方民主制度的演變而言，公民人文主義的復興所產生的作用是巨大的。

2. 城市民主生活的復興

公民人文主義的復興的一個突出現象，就是城市市民民主生活的復興。公民平等地參與城邦的政治活動，是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政治傳統，城邦的公民人人平等的意識深植民心。但在中世紀，這種傳統和意識曾經被封建特權是天經地義的觀念所侵襲。文藝復興也使古典時代的政治傳統和平等意識得到復興。市民民主社會和平等意識，是伴隨著城市的興起和市民階級的產生而復興的。西歐中世紀城市的興起，大多始於10世紀後期，特別是11世紀，而義大利的一些城市，尤其是和東西方貿易有聯系的城市，早在8世紀就已經興起。12世紀，因商品經濟日益發達，義大利北部涌現出一大批飲譽西歐的城市。14世紀，西歐五千人以上的大城市佔不到城市總數的百分之五，而最大的城市大多在義大利，米蘭、威尼斯、那不勒斯、佛羅倫薩、波倫那、羅馬、熱那亞的人口均達五萬左右。幾個較早發生文藝復興的城市，都是工商業發達之地。②隨著城市及其工商業的繁榮，義大利市民階級日益壯大，成為一股獨立主宰諸城市國家政治舞台的社會力量。1266年，佛羅倫薩由貴族與平民平分政權，一百名新興工商業市民組成的「市民會議」擁有立法和監督行政大權。1293年，佛羅倫薩工商業者行會推翻封建貴族統治，取得城市共和國政權。由市民上層制訂的《正義法規》的頒布，確立了大工商業者對城市共和國的統治。13世紀末，佛羅倫薩城市共和國以法律形式將貴族排斥出市議會，標志著市民階級作為一支相對獨立的政治力量正式形成。14世紀，「佛羅倫薩、盧卡、錫耶納……的政府是人民的，貴族被排斥在權力之外」o [11](P76)在市民階級力量日益壯大、政治地位不斷提高的同時，古典時代的政治傳統和市民意識得到了復興和發展，構成公民人文主義的一個重要內容。新興市民階級作為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登上歷史舞台，「成為體現著進一步發展生產、貿易、教育、社會制度和政治制度的階級」。[12](P449)城市的發展和市民民主生活的復興，是資產階級成長的前提。

3. 古代羅馬法典的復興

城市的發展和市民民主活動的復興，還帶來了羅馬法典的復興。當西歐其他國家和地區的城市尚以「特許狀」來保有城市的權利時，義大利城市尤其是北部建立城市共和國的城市已有了城市法、商法和海商法。這主要是因為城市工商業的發展，商品貨幣經濟與財產關系日益復雜，動產的重要性不斷提高，由此產生的許多新的政治和經濟關系需要給予法律上的確認和調整，即市民階級需要新的法律和運用這些法律來確認和保障市民所有制，調整市民階級與社會諸方面的關系。《義大利諸城市條例》是西歐制訂最早的城市法，其內容涉及市場管理如征稅、鑄幣、貿易、工藝，以及民法、刑法、訴訟法等。從10世紀到13世紀，熱那亞、畢士拖瓦、比薩、米蘭、佛羅倫薩、波倫那等城市都有自己的城市法。11世紀左右，中世紀西歐第一部維護海上貿易的海商法在義大利的阿馬爾菲城訂立。在《阿馬爾菲法典》影響下，比薩和威尼斯分別於1100年和1255年編成「海上習慣法」和「航海條例」。之後，取代《阿馬爾菲法典》的「康梭杜地美爾法」(即「海上習慣法」)可謂集義大利商法與海商法之大成。該法典廣泛流行於歐洲各國，被認為是近代國際法和國際私法的淵源。可見，羅馬法對中世紀的影響，早在羅馬法復興之前就已經很廣泛。所以，湯因比在《歷史研究》中特別指出:「要使一個為現存社會提供一套有生氣的法律的沖動，不是在復活羅馬法的任何行動中找到它的最初出路的，在8世紀的時候，羅馬法高懸在當時人們的頭上，就像挪亞的方舟高踞在已死的古代希臘文化的壯麗靈廟的屋頂上一樣。」[ 81(P297)隨著義大利社會經濟生活的變化與發展，城市法、商法和海商法需要修正、充實、完善，因而，義大利在西歐率先「復興」羅馬法。1135年，在義大利北部發現了查士丁尼的《國法大全》原稿。這一發現，立即引起義大利法學家的普遍關注和濃厚興趣，不論是注釋法學派、評論法學派，還是人文主義法學派，都投人到這場羅馬法的復興工作中。[131(P133一139)因為，「市民階級所有制進一步的歷史發展，只能是而且事實上也正是變成純粹的私有制。這種改變理應在羅馬法中找到強大的助力，……在羅馬法中，凡是中世紀後期市民階級還在不自覺地追求的東西，都已經有了現成的了。"[131(P454)市民階級借羅馬法的原則進一步發展了城市法、商法和海商法。在「復興」羅馬法的過程中形成了一個世俗的法學家階層，即市民階級的法學家。「這批新的法學家實質上屬於市民等級;而且，他們本身所學的，所教的和所應用的法律，按其性質來說實質上也是反封建的，在某些方面還是市民階級的。"[131(P380)可以說，羅馬法典的復興，是近代資產階級立憲運動的前奏。昆廷?斯金納認為，「把《羅馬法》看作是近代立憲主義的主要來源之一，此說貌似荒唐、卻符合事實。"[141(P175)而就對當時西方民主制度的演變來說，意義更直接。首先，羅馬法的復興再現了羅馬人關於理性、正義和平等的法治思想。其次，重申了在古希臘和古羅馬時期就十分流行的「一切服從法律」的觀點。再次，羅馬法關於人身和財產的規定及其精神的闡釋與傳播，在很大程度上喚醒和增強了一般民眾的權利和平等意識，人們從羅馬法中意識到他們渴望的平等、權利與法律存在密切聯系。總之，羅馬法的復興是把希臘人和羅馬人對法的共同理念和信念，即關於法律與正義、法律與理性、法律與權利等之間關系的思想，以及社會應當建立法律統治的思想等等告訴人們，讓人們恢復或重建對法的尊重和信任。[ 151 (P32一35)這是西方在政府制度改革和革命中，能夠始終把政府制度置於法律框架下的社會基礎。

文藝復興的時間不是短暫的，它持續了二三百年;更不是地區性的，而是整個西歐各國;文藝復興對古典時代政治文明的復興的意義，決不僅僅在「復興」本身，而在於它為以後資產階級革命推動民主制度發展的「創新」活動，奠定了社會基礎和思想基礎。

西方近代制度轉型以英法革命為標志，但西方人爭取制度轉型的斗爭是從中世紀就開始的。古典時代的民主遺風和民主觀念的影響貫穿於整個中世紀，而文藝復興使古代政治文明得到更為全面的恢復。英法革命能夠在西方確立君主立憲制制度與民主共和制制度，與中世紀市民階級的一點一滴的斗爭和文藝復興運動是分不開的。

『玖』 中世紀西歐城市法的基本內容具體是什麼它的商法是怎樣形成的

中世紀西歐城市法的形成及其表現形式（法律淵源）：
①特許狀；②城市立法；③行會章程；④習慣和判例
中世紀西歐城市法的基本內容（為什麼說城市法廣泛涉及到公法和私法的各個領域？）
①市民身份；②城市機關的組織；③行會組織；④所有權和債權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