簡繁刑法

A. 刑事訴訟法審判程序的種類

按起訴人劃分：公訴程序 自訴程序
按簡繁劃分：普通程序 簡易程序
按審版級劃分：一審 二審 死刑復核權
特別程序：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訴訟程序
當事人和解的公訴案件訴訟程序
犯罪嫌疑人、被告人逃匿、死亡案件違法所得的沒收程序
依法不負刑事責任的精神病人的強制醫療程序

B. 如何理解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

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就是要通過強化法庭審判環節，充分保障辯護權利和質證權利，加強控辯雙方對抗，從而樹立審判在整個刑事訴訟程序中的核心地位。

C. 顧永忠的專業論文

1、《也談如何認定姦淫幼女罪》，載《政法論壇》，1984年第一期。
2、《犯罪構成理論新探》，載《政法論壇》，1985年第三期。
3、《<十月草案>歧視更重、限制更多、處罰更嚴》，載《法學家》，1990年第二期。
4、《究竟是誰在徇私舞弊---一起發人深省的嚴重錯案》，載《中國律師》，1996年第九期。
5、《試論辯護律師的閱卷權》，載《訴訟法論叢》，1998年第一期。
6、《20世紀最後一屆亞洲律協會長會議》，載《中國律師》，2000年第一期。
7、《關於證人出庭作證問題的思考》，載《依法治國、司法公正——訴訟法理論與實踐（1999年卷）》，上海社會科學出版社，2000年4月
8、《關於刑事審判中若干問題的思考》，載《訴訟法學新探》，中國法制出版社，2000年5月
9、《刑事辯護中的問題與對策》，載《中國律師》，2000年第十一期。
10、《案例辯論如何成功》，載《中國律師》，2001年第三期。
11、《陳德惠一案的辯護詞》，載《中國律師》，2001年第一期。
12、《痛並快樂著---顧培東、顧永忠、李淳律師縱論中國律師業》，載《中國律師》，2002年第一期。
13、《程序公正的體現實現公正的保障》，載《法制日報》，2002年4月2日。
14、《我國偵查程序中犯罪嫌疑人權利保障之檢討與改造》，載《中國刑事法雜志》，2003年第二期。
15、《「遲到的公正不是公正」辨析》，載《法制日報》，2004年7月22日。
16、《關於辯護權的主體歸屬及存在根據的再認識》，載《中國司法》，2005年第一期。
17、《日本近期刑事訴訟法的修改與刑事司法制度的改革---中國政法大學刑事法律中心赴日考察報告》，載《比較法研究》，2005年第二期。
18、《關於兼職律師制度存廢之我見》，載《中國司法》，2005年第四期。
19、《偵檢一體化：理想與現實》，載《國家檢察官學院學報》，2005年第二期。
20、《檢察官在刑事訴訟中的客觀義務》，載《人民檢察》，2005年第十期。
21、《關於建立偵查訊問中律師在場制度的嘗試與思考》，載《現代法學》，2005年第五期。
22、《死刑核准權回歸後被告人辯護權的行使與保障》，載《中國司法》，2006年第五期。
23、《關於加強死刑案件辯護的若干問題》，載《法學家》，2006年第四期。
24、《略論鑒定人出庭作證》，載《中國司法鑒定》，2007年第一期。
25、《論撤回公訴的司法誤區與立法重構》，載《法律科學》，2007年第二期。
26、《中歐司法交流：分享正義的真實》，載《法制日報》，2007年4月16日。
27、《論律師的職業屬性》，載《中國司法》，2007年第四期。
28、《刑訴法再修改：完善辯護制度勢在必行》，載《法學家》，2007年第四期。
29、《確立附條件不起訴制度實現司法公正高效》，載《人民檢察》，2007年第二十三期。
30、《刑事案件簡繁分流的新視角---論附條件不起訴和被告人認罪案件程序的立法建構》，載《中外法學》，2007年第六期。
31、《論律師維護社會公平和正義的社會責任》，載《河南社會科學》，2008年第一期。
32、《我國刑事辯護制度的改革與再完善》，載《人民檢察》，2008年第一期。
33、《國有公司人員騙蓋公章簽訂擔保合同造成損失如何定性》，載《人民檢察》，2008年第五期。
34、《論刑事辯護的有效性及其實現條件——兼議「無效辯護」在我國的引入》，載《西部法學評論》，2008年第二期。
35、《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必要性與正當性芻議》，載《人民檢察》，2008年第九期。
36、《證明標准，起訴與不起訴標準的邏輯解讀》，載《檢察日報》，2008年4月16日。
37、《維護法律的正確實施》，載《檢察日報》，2008年4月28日。
38、《論偵查程序中的律師辯護》，載陳光中主編，《刑事司法論壇》第一輯，2008年7月版。
39、《完善我國法律援助制度的幾個問題》，載《法制日報》，2008年9月1日。
40、《附條件不起訴制度的必要性與正當性芻議》，載《人民檢察》，2008年第九期。
41、《檢察人員出席二審法庭應遵循的原則》，載《中國司法》，2008年第十期。

D. 分析刑事訴訟法的獨立價值

1．（1）「審訊人員將李某提到公安局案基地對其實施了捆綁、吊打、電擊等行為，3天3夜不許吃飯，不許睡覺，只給少許水喝，並威脅不坦白交代搶劫殺人罪行、認罪態度不好法院會判死刑。最終，李某按審訊人員的意思交代了搶劫殺人的事實。」這是偵查人員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獲取的李某的供述，依據《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1款的規定，屬於非法證據，而且，依據該條款的規定，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應當予以排除。（2）「偵查人員還對李某的住處進行了搜查，提取扣押了李某鞋子等物品，當場未出示搜查證」，偵查人員搜查扣押的李某的鞋子等物品，屬於物證。依據《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1款的規定，收集物證、書證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嚴重影響司法公正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不能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的，屬於非法證據，才應對該證據予以排除。2．依據《刑事訴訟法》第54條第2款之規定，在偵查、審查起訴、審判時發現有應當排除的證據的，應當依法予以排除，不得作為起訴意見、起訴決定和判決的依據。由此可見，本案負有排除非法證據義務的機關包括東湖市公安局、東湖市檢察院和東湖市中級法院。3．對於李某的盜竊罪而言，有保安的指認，而且有李某的供述，並經查證屬實。因此，對李某的盜竊罪應作有罪判決。對於李某的搶劫罪，只有通過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供述和違反法定程序收集的物證加以證明，未達到《刑事訴訟法》第53條第2款規定的給被告人定罪的「證據確實、充分」的三個要求「（一）定罪量刑的事實都有證據證明；（二）據以定案的證據均經法定程序查證屬實；（三）綜合全案證據，對所認定事實已排除合理懷疑」，因此，按照《刑事訴訟法》第195條的規定，應當作出證據不足、指控的犯罪不能成立的無罪判決。4．結合本案，簡要說明刑事訴訟法對保障刑法實施的價值。刑事訴訟法在保障刑法實施方面的價值有：第一，通過明確對刑事案件行使偵查權、起訴權、審判權的專門機關，為調查和明確案件事實、適用刑事實體法提供了組織上的保障。第二，刑事訴訟法通過明確行使偵查權、起訴權、審判權主體的權力與職責及訴訟參與人的權利與義務，為調查和明確案件事實及適用刑事實體法的活動提供了基本構架；同時，由於有明確的活動方式和程序，也為刑事實體法適用的有序性提供了保障。第三，規定了收集證據的方法與運用證據的規則，既為獲取證據、明確案件事實提供了手段，又為收集證據、運用證據提供了程序規范。第四，關於程序系統的設計，可以在相當程度上避免、減少案件實體上的誤差。第五，針對不同案件或不同情況設計不同的具有針對性的程序，使得案件處理簡繁有別，保證處理案件的效率。在本案中，刑事訴訟法通過規范證據的收集程序和運用規則，讓行使偵查權、起訴權、審判權的專門機關排除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准確、及時地查明犯罪事實，正確應用法律，懲罰犯罪分子，保障無罪的人不受刑事追究，避免冤假錯案的發生。同時，在本案中，通過行使偵查權、起訴權、審判權的專門機關相互之間的制約和監督機制，保證了刑法的正確實施，保證了懲罰犯罪和保障人權目標的實現，以有效的程序機制保障了刑法的實現。5．結合本案，簡述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完善過程，闡明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訴訟價值。（1）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是指違反法定程序，以非法方法獲取的證據，原則上不具有證據能力，不能為法庭採納。既包括非法言詞證據的排除，也包括非法實物證據的排除。在我國，為保證證據收集的合法性，刑事訴訟法及相關司法解釋對於證據的收集、固定、保全、審查判斷、查證核實等，都規定了嚴格的程序。1996年刑事訴訟法第43條規定，嚴禁刑訊逼供和以威脅、引誘、欺騙以及其他非法方法收集證據。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執行若干問題的解釋》第61條規定，嚴禁以非法的方法收集證據。幾經查證確實屬於採用刑訊逼供或者威脅、引誘、欺騙等非法的方法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被告人供述，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1999年最高人民檢察院的《人民檢察院刑事訴訟規則》第265條也規定，以刑訊等非法手段收集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犯罪嫌疑人供述，不能作為指控犯罪的根據。2010年6月發布的《關於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和《關於死刑案件審查判斷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對我國的非法證據排除規則作了明確具體的規定。一方面，明確非法證據排除的范圍。《關於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第1條規定，採用刑訊逼供等非法手段取得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和採用暴力、威脅等非法手段取得的證人證言、被害人陳述，屬於非法言詞證據。第2條規定，經依法確認的非法言詞證據，應當予以排除，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第14條規定，物證、書證的取得明顯違反法律規定，可能影響公正審判的，應當予以補正或者作出合理解釋，否則，該物證、書證不能作為定案的根據。另一方面，明確了非法取得的被告人審判前供述的排除程序。2012年修正後的刑事訴訟法，吸收了《關於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的相關內容，在三個方面增加了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規定：第一，排除范圍。即刑事訴訟法第54條的規定。第二，法庭調查，包括啟動、證明、處理。即刑事訴訟法第56、57、58條的規定。第三，法律監督。即刑事訴訟法第55條的規定。在本案中，排除刑訊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證據，是對2010年《關於刑事案件排除非法證據若干問題的規定》以及2012年《刑事訴訟法修正案》關於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有效貫徹和落實。（2）非法證據排除規則的訴訟價值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第一，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利於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人權乃至每個公民的合法權益不受侵犯。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對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進行否定性評價，能夠使非法取證一方承受不利的程序結果和實體結果，消除非法取證的心理動力，從而達到保障訴訟參與人各項權利、保障無辜的人不受追究的目的。在本案中，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證據，有利於保障李某的人權，同時，警示司法人員在以後的執法中應充分保障訴訟參與人的合法權益。第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利於保障程序公正，保障訴訟程序獨立價值的實現。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助於督促公檢法機關嚴格遵守刑事訴訟法的規定，通過程序性制裁來實現對程序公正的追求。在本案中，通過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證據，彰顯了程序的獨立價值，維護了程序的公正性，是程序公正價值的重要體現。第三，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有利於規范司法行為，維護司法權威，彰顯法治精神。司法行為是否合法、是否規范，是衡量司法文明程度和法治建設水平的重要標志，關繫到司法權威的實現和確立。司法機關若非法取證、帶頭違法，就會嚴重損害司法機關形象，損害法律權威，對整個社會的法律信仰和法治精神也有著巨大的破壞。在本案中，排除李某的供述等非法證據，有利於抑制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行為，督促司法機關及其工作人員樹立懲罰與保護並重的司法理念，堅持規范理性文明執法，這對樹立我國司法的權威，具有重要意義。參考資料：2012年海天司法考試刑事訴訟法真題解析

E. 如何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

最高人民法院制定出台《關於全面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意見》），不僅進一步重申了以審判為中心的制度改革精神，還結合試點新規提出了一系列針對性強、可操作性強的配套措施，為各級法院提供了既高屋建瓴又言之有物的指導綱領和操作指南。具體而言，《意見》對如何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至少提供了四點啟發：
一、理念先行：完善人權保障 堅持嚴格司法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不僅僅是制度設計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理念的創新，只有理念創新，制度和程序的改革才能實現，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制度創新、理念先行」。誠如《意見》所指出的那樣，改革過程中要處理好「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等關系，摒棄傳統的「重打擊、輕保護」、「重實體、輕程序」等落後的司法觀念，從而確保改革穩步推進。
《意見》還指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是堅持嚴格司法的必然要求。所謂嚴格司法就是要嚴格貫徹、落實憲法和法律的規定。1996年刑事訴訟法正式確立了「疑罪從無」原則，現行刑訴法第一百九十五條對疑罪從無原則再次作出了確認。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曾指出，要想推進嚴格司法，「必須確立庭審在刑事訴訟中的『中心地位』，由過去的以偵查為中心向以審判為中心轉變，切實發揮法庭審判應有的終局裁斷功能及其對審前程序的制約引導功能」。易言之，以審判為中心是實現嚴格司法的重要路徑。而實際上，嚴格司法與以審判為中心是互相影響的關系，以審判為中心是實現嚴格司法的重要保障，與此同時，只有嚴格貫徹刑訴法中關於公檢法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規定，避免「重配合、輕制約」的錯誤認知，才有可能實現以審判為中心。
二、夯實基礎：打好庭前基礎 抓好庭審關鍵
法庭審判是整個審判程序的中心。因為定罪權是刑事審判權的核心，相對於庭前准備等程序而言，法庭審判是決定被告人罪之有無、罪之輕重的關鍵環節，但這絕不意味著庭前程序不重要。庭審實質化的實現離不開庭前工作的夯實，要想將庭審資源集中於核心爭議問題的解決，避免將庭審時間浪費在細枝末節的問題之上，就需要充分發揮庭前會議的重要作用。
《意見》指出，要規范庭前准備程序，確保法庭集中審理。因為法庭集中審理意義非凡，自由心證和直接言詞原則的實現就離不開法庭集中審理的保障。只有證據調查和辯論一舉完成，才能保證法院是以庭審審理結果所獲得的新鮮心證作為裁判的基礎。相反，如果審判程序拖延過久或頻繁中斷，法官難以就直接審理過程中對證據調查產生的印象形成心證，轉而依賴書面筆錄。簡言之，只有在庭前做了充分的准備，才有可能實現法庭的集中審理。《意見》指出了庭前會議可以處理排除非法證據，簡化庭審舉證、質證,處理管轄、迴避、程序爭議等一系列問題，通過對這些問題的預處理，可以規避庭審程序被頻頻打斷的現象，提高庭審效率與質量。2012年刑訴法及有關司法解釋初步構建了庭前會議的基本程序，但由於規定過於原則，沒有就庭前會議的效力等問題進行細致的規定，導致實踐中出現庭前會議適用率低、庭前會議與庭審相割裂、庭前會議效力不明的現象。針對於此，《意見》強調在法庭調查開始前法庭應當宣布庭前會議報告的主要內容，實現庭前會議與庭審的銜接。因為如果庭前會議不能與庭審程序相銜接，並對此後的訴訟程序產生法律約束力，那庭前會議就不僅不能為庭審節省資源，還會徒增時間、精力上的耗費。《意見》還明確了庭前會議對控辯雙方的效力，如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可以決定撤回有關證據；撤回的證據，沒有新的理由，不得在庭審中出示」，有助於嚴肅、規范庭前會議的開展。
三、證據裁判：貫徹法治原則 防止冤假錯案
《意見》為證據裁判原則提出了五點具體要求。第一，要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審查證據能力。庭審中審查認定證據應審查證據的兩個方面，一是審查證據能力，確認其是否具有證據資格，能否進入訴訟的大門。二是要審查證明效力，即審查證據是否具有充分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明力。但我國在證據審查中卻一直存在忽視審查證明能力的問題，這就造成一種非常尷尬的局面，一方面，法律明令禁止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手段，另一方面，通過這種手段獲取的證據卻大行其道，成為法庭定罪量刑的依據，等於變相縱容了非法取證行為。《意見》重申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通過否定非法證據的法律效力，遏制刑訊逼供行為的發生。第二，完善證據合法性調查程序。《意見》中關於偵查終結前訊問合法性核查制度的規定將核查制度與庭審階段證據合法性調查制度有機結合，有助於配合檢察機關依法落實核查制度，充分發揮核查制度在減少和解決證據合法性爭議方面的積極功能。第三，細化有關證據採納規則，如瑕疵證據的排除規則，為偵查取證、法庭審判提供必要的指引。第四，明確證明標準的具體要求。《意見》重申疑罪從無原則，同時對量刑證據存疑的情況作出規定，回應了實踐中的困惑。第五，強調了當庭舉證、質證、認證的重要意義，如「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鑒定人在輔助審查證據、查明案件事實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督促鑒定人出庭作證有利於貫徹直接言詞原則和證據裁判規則，凸顯審判在證據審查、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和定罪量刑方面的終局性作用，克服庭審虛化、走向庭審實質化。
四、簡繁分流：程序寬嚴相濟 優化資源配置
目前我國刑事訴訟中主要有普通程序、簡易程序、刑事和解程序、速裁程序。強調訴訟以審判為中心、審判以庭審為中心，並非要求所有案件都必須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誠如波斯納法官所說：「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不得不考慮成本」，司法資源具有稀缺性，必須思考如何有效地配置有限的司法資源。根據《中國法律年鑒》統計顯示，2006年至2015年，全國各地法院一審刑事案件收案數、積案數都大幅增長。在此背景下，要想更好地推行「以審判為中心」的制度改革，更要集中資源解決疑難案件，簡繁分流，輕其所輕，重其所重。《意見》對司法實踐有兩點非常切合當下的啟發：第一，繼續推進速裁程序改革。各試點地區司法實踐數據證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能極大地加快訴訟進程，提高訴訟效率。第二，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無論是速裁程序、簡易程序還是普通程序，如果被告人認罪認罰具有自願性，又符合相關法律規定，就有可能獲得程序上的從簡和實體上的從寬。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以被告人自願認罪認罰為前提，簡化審判的程序與步驟，有助於減輕訟累、提高訴訟效率，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分流案件、解決積案難題、緩解司法機關壓力，節省更多的司法資源來處理疑難案件。

F. 如何理解刑事訴訟法的工具價值和獨立價值

刑事訴訟秩序、公正、效益價值是通過刑事訴訟法的制定和實施來實現的。一方面，刑事訴訟法保證刑法的正確實施，實現秩序、公正、效益價值，這稱為刑事訴訟法的工具價值；另一方面，刑事訴訟法的制定和適用本身也在實現著秩序、公正、效益價值，這稱為刑事訴訟法的獨立價值。

懲治犯罪與保障人權。刑事訴訟法不僅僅是一部懲「惡」的法律，更是一部揚「善」、求「美」的法律。不僅是一部懲罰法，更是一部保障法，它不僅賦予公檢法追究懲罰犯罪的職權，而且還賦予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藉以自保的權利。

懲治犯罪，是刑事訴訟法作為刑事實體法的實施法所追求的直接目的，這也是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功能所在。保障人權，則是從價值論的高度賦予刑事訴訟法更高的價值追求，也是刑事訴訟法的終極價值目標。

刑事訴訟中，集中體現了公民的個人權利與國家權力的緊張沖突與衡平關系。限於國家權力的強大和個人權利的渺小，要求國家機關在處分公民權益時必須遵循正當、合法的程序進行，以防止國家權力的恣意、專斷，這就是正當程序原則。

(6)簡繁刑法擴展閱讀：

注重程序正義是現代政治文明和法治文明共同的價值取向。刑事訴訟活動不僅僅是一種以恢復過去發生的事實真相為目標的認識活動，而且也包含著一種程序道德價值目標的選擇和實現過程。那就是，刑事訴訟法旨在追求看得見的正義，刑事訴訟法具有獨立於工具價值之外的公正價值。

如果把刑事訴訟法比喻成一座神聖的宮殿，那麼刑事訴訟法原則就是這座宮殿的基石。程序法定在我國的首次提出，是謝佑平教授和當時還是他的研究生的萬毅教授2000年合寫的一篇題為《程序法定原則初探——評司法機關的解析權》的論文。

在兩年後的專著《刑事訴訟法原則——程序正義的基石》中，則系統地闡述了刑事訴訟法原則的概念、特徵、體系、分類、功能和發展趨勢，創造性地將刑事訴訟法原則區分為公理性原則、政策性原則，並縱橫捭闔、刪繁就簡、深入淺出，用最簡單的方法，闡述最深奧的原則。

用競技運動的精神，來觀察和理解刑事訴訟活動的原理、原則，既簡單，又深刻，讀來令人印象深刻。

眾所周知，與西方國家相比，我國長期存在「重實體輕程序」「重權力輕權利」「重配合輕制約」「重打擊輕保護」之積弊，實在需要引進或提出一種與之完全不同的理念，使之對中國人的思維定勢和極致追求形成強烈的沖擊。

我國刑事訴訟法與刑事訴訟國際准則相比，還有很大差距，比如，控辯平等未能實現，強化偵查措施的法定化程度不足，司法獨立缺乏制度保障，無罪推定原則的弱化，訴訟難以及時終結，非法證據排除規則未能法定化等。

十幾年過去了，隨著刑事訴訟法的再一次修改，隨著新一輪司法體制改革的深入推進，有些問題已經得到解決，有些問題正在得到改善，有些問題仍然還在那裡。

G. 如何健全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完善刑事法律援助制度，推進案件繁簡分流制度

2016年6月，深改組第二十五次會議審議通過《關於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意見》，會議強調，要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要著眼於解決影響刑事司法公正的突出問題，把證據裁判要求貫徹到刑事訴訟各環節，健全非法證據排除制度，嚴格落實證人、鑒定人出庭作證，完善刑事法律援助，推進案件繁簡分流，建立更加符合司法規律的刑事訴訟制度。

一、按照裁判要求和標准，全面規范地收集、固定、審查、運用證據，嚴格排除非法證據。

1、依法全面客觀及時收集證據。意見要求，偵查機關應當全面、客觀、及時收集與案件有關的證據，嚴格排除非法證據，並強調所有證據應當妥善保管，隨案移送；建立命案等重大案件檢查、搜查、辨認、指認等過程錄音錄像制度；建立健全符合裁判要求、適應各類案件特點的證據收集指引，完善技術偵查證據的移送、審查、法庭調查和使用規則，統一司法鑒定標准和程序以及完善見證人制度等提出了要求。

2、完善訊問制度。意見要求，嚴格按照有關規定要求，在規范的訊問場所訊問犯罪嫌疑人。嚴格依照法律規定對訊問過程全程同步錄音錄像，逐步實行對所有案件的訊問過程全程同步錄音錄像。為嚴防刑訊逼供，意見還提出探索建立重大案件偵查終結前對訊問合法性進行核查制度。

3、保障當事人、辯護人的訴訟權利。意見強調，要健全當事人、辯護人和其他訴訟參與人的權利保障制度；在案件偵查終結前，犯罪嫌疑人提出的無罪或者罪輕的辯解，辯護律師提出的犯罪嫌疑人無罪或者依法不應追究刑事責任的意見，偵查機關應當依法予以核實。

二、進一步強化法律援助的職能作用，進一步強化律師在刑事訴訟中的職能作用。

1、意見提出建立法律援助值班律師制度，完善法律援助制度。這一規定將對充分保證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依法及時獲得法律幫助發揮重要作用。

2、強化律師在偵查階段的辯護職責。意見突出了律師辯護意見的重要性，明確了偵查機關對律師意見「應當依法予以核實」的要求，將為律師在偵查階段發揮有效作用創造積極條件。

3、強化律師的行為規范；強化辯護律師在法庭調查中質證權；強化辯護律師在庭審中的辯論權；強化辯護律師訴訟權利保障。意見提出要依法保障辯護人會見、閱卷、收集證據和發問、質證、辯論辯護等權利，完善便利律師參與訴訟的工作機制。

三、完善審判程序繁簡分流機制，實現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的有機結合。

1、充分發揮庭前會議功能，有效解決程序性爭議；

2、完善刑事案件速裁程序和認罪認罰從寬制度；

3、積極總結試點經驗，完善認罪認罰從寬制度的實施機制。

H. 如何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

1、理念先行：完善人權保障 堅持嚴格司法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不僅僅是制度設計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理念的創新，只有理念創新，制度和程序的改革才能實現，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制度創新、理念先行」。誠如《意見》所指出的那樣，改革過程中要處理好「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等關系，摒棄傳統的「重打擊、輕保護」、「重實體、輕程序」等落後的司法觀念，從而確保改革穩步推進。
《意見》還指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是堅持嚴格司法的必然要求。所謂嚴格司法就是要嚴格貫徹、落實憲法和法律的規定。1996年刑事訴訟法正式確立了「疑罪從無」原則，現行刑訴法第一百九十五條對疑罪從無原則再次作出了確認。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曾指出，要想推進嚴格司法，「必須確立庭審在刑事訴訟中的『中心地位』，由過去的以偵查為中心向以審判為中心轉變，切實發揮法庭審判應有的終局裁斷功能及其對審前程序的制約引導功能」。易言之，以審判為中心是實現嚴格司法的重要路徑。而實際上，嚴格司法與以審判為中心是互相影響的關系，以審判為中心是實現嚴格司法的重要保障，與此同時，只有嚴格貫徹刑訴法中關於公檢法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規定，避免「重配合、輕制約」的錯誤認知，才有可能實現以審判為中心。
2、夯實基礎：打好庭前基礎 抓好庭審關鍵
法庭審判是整個審判程序的中心。因為定罪權是刑事審判權的核心，相對於庭前准備等程序而言，法庭審判是決定被告人罪之有無、罪之輕重的關鍵環節，但這絕不意味著庭前程序不重要。庭審實質化的實現離不開庭前工作的夯實，要想將庭審資源集中於核心爭議問題的解決，避免將庭審時間浪費在細枝末節的問題之上，就需要充分發揮庭前會議的重要作用。
《意見》指出，要規范庭前准備程序，確保法庭集中審理。因為法庭集中審理意義非凡，自由心證和直接言詞原則的實現就離不開法庭集中審理的保障。只有證據調查和辯論一舉完成，才能保證法院是以庭審審理結果所獲得的新鮮心證作為裁判的基礎。相反，如果審判程序拖延過久或頻繁中斷，法官難以就直接審理過程中對證據調查產生的印象形成心證，轉而依賴書面筆錄。簡言之，只有在庭前做了充分的准備，才有可能實現法庭的集中審理。《意見》指出了庭前會議可以處理排除非法證據，簡化庭審舉證、質證,處理管轄、迴避、程序爭議等一系列問題，通過對這些問題的預處理，可以規避庭審程序被頻頻打斷的現象，提高庭審效率與質量。2012年刑訴法及有關司法解釋初步構建了庭前會議的基本程序，但由於規定過於原則，沒有就庭前會議的效力等問題進行細致的規定，導致實踐中出現庭前會議適用率低、庭前會議與庭審相割裂、庭前會議效力不明的現象。針對於此，《意見》強調在法庭調查開始前法庭應當宣布庭前會議報告的主要內容，實現庭前會議與庭審的銜接。因為如果庭前會議不能與庭審程序相銜接，並對此後的訴訟程序產生法律約束力，那庭前會議就不僅不能為庭審節省資源，還會徒增時間、精力上的耗費。《意見》還明確了庭前會議對控辯雙方的效力，如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可以決定撤回有關證據；撤回的證據，沒有新的理由，不得在庭審中出示」，有助於嚴肅、規范庭前會議的開展。、
3、證據裁判：貫徹法治原則 防止冤假錯案
《意見》為證據裁判原則提出了五點具體要求。第一，要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審查證據能力。庭審中審查認定證據應審查證據的兩個方面，一是審查證據能力，確認其是否具有證據資格，能否進入訴訟的大門。二是要審查證明效力，即審查證據是否具有充分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明力。但我國在證據審查中卻一直存在忽視審查證明能力的問題，這就造成一種非常尷尬的局面，一方面，法律明令禁止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手段，另一方面，通過這種手段獲取的證據卻大行其道，成為法庭定罪量刑的依據，等於變相縱容了非法取證行為。《意見》重申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通過否定非法證據的法律效力，遏制刑訊逼供行為的發生。第二，完善證據合法性調查程序。《意見》中關於偵查終結前訊問合法性核查制度的規定將核查制度與庭審階段證據合法性調查制度有機結合，有助於配合檢察機關依法落實核查制度，充分發揮核查制度在減少和解決證據合法性爭議方面的積極功能。第三，細化有關證據採納規則，如瑕疵證據的排除規則，為偵查取證、法庭審判提供必要的指引。第四，明確證明標準的具體要求。《意見》重申疑罪從無原則，同時對量刑證據存疑的情況作出規定，回應了實踐中的困惑。第五，強調了當庭舉證、質證、認證的重要意義，如「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鑒定人在輔助審查證據、查明案件事實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督促鑒定人出庭作證有利於貫徹直接言詞原則和證據裁判規則，凸顯審判在證據審查、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和定罪量刑方面的終局性作用，克服庭審虛化、走向庭審實質化。
4、簡繁分流：程序寬嚴相濟 優化資源配置
目前我國刑事訴訟中主要有普通程序、簡易程序、刑事和解程序、速裁程序。強調訴訟以審判為中心、審判以庭審為中心，並非要求所有案件都必須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誠如波斯納法官所說：「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不得不考慮成本」，司法資源具有稀缺性，必須思考如何有效地配置有限的司法資源。根據《中國法律年鑒》統計顯示，2006年至2015年，全國各地法院一審刑事案件收案數、積案數都大幅增長。在此背景下，要想更好地推行「以審判為中心」的制度改革，更要集中資源解決疑難案件，簡繁分流，輕其所輕，重其所重。《意見》對司法實踐有兩點非常切合當下的啟發：第一，繼續推進速裁程序改革。各試點地區司法實踐數據證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能極大地加快訴訟進程，提高訴訟效率。第二，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無論是速裁程序、簡易程序還是普通程序，如果被告人認罪認罰具有自願性，又符合相關法律規定，就有可能獲得程序上的從簡和實體上的從寬。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以被告人自願認罪認罰為前提，簡化審判的程序與步驟，有助於減輕訟累、提高訴訟效率，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分流案件、解決積案難題、緩解司法機關壓力，節省更多的司法資源來處理疑難案件。

I. 如何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

如何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
一、理念先行：完善人權保障 堅持嚴格司法
以審判為中心的訴訟制度改革不僅僅是制度設計的問題，更為重要的是理念的創新，只有理念創新，制度和程序的改革才能實現，也就是我們常說的「制度創新、理念先行」。誠如《關於全面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的實施意見》（以下簡稱《意見》）所指出的那樣，改革過程中要處理好「懲罰犯罪與保障人權」、「實體公正與程序公正」等關系，摒棄傳統的「重打擊、輕保護」、「重實體、輕程序」等落後的司法觀念，從而確保改革穩步推進。
《意見》還指出推進以審判為中心的刑事訴訟制度改革是堅持嚴格司法的必然要求。所謂嚴格司法就是要嚴格貫徹、落實憲法和法律的規定。1996年刑事訴訟法正式確立了「疑罪從無」原則，現行刑訴法第一百九十五條對疑罪從無原則再次作出了確認。最高人民法院常務副院長沈德詠曾指出，要想推進嚴格司法，「必須確立庭審在刑事訴訟中的『中心地位』，由過去的以偵查為中心向以審判為中心轉變，切實發揮法庭審判應有的終局裁斷功能及其對審前程序的制約引導功能」。易言之，以審判為中心是實現嚴格司法的重要路徑。而實際上，嚴格司法與以審判為中心是互相影響的關系，以審判為中心是實現嚴格司法的重要保障，與此同時，只有嚴格貫徹刑訴法中關於公檢法三機關「分工負責、互相配合、互相制約」的規定，避免「重配合、輕制約」的錯誤認知，才有可能實現以審判為中心。
二、夯實基礎：打好庭前基礎 抓好庭審關鍵
法庭審判是整個審判程序的中心。因為定罪權是刑事審判權的核心，相對於庭前准備等程序而言，法庭審判是決定被告人罪之有無、罪之輕重的關鍵環節，但這絕不意味著庭前程序不重要。庭審實質化的實現離不開庭前工作的夯實，要想將庭審資源集中於核心爭議問題的解決，避免將庭審時間浪費在細枝末節的問題之上，就需要充分發揮庭前會議的重要作用。
《意見》指出，要規范庭前准備程序，確保法庭集中審理。因為法庭集中審理意義非凡，自由心證和直接言詞原則的實現就離不開法庭集中審理的保障。只有證據調查和辯論一舉完成，才能保證法院是以庭審審理結果所獲得的新鮮心證作為裁判的基礎。相反，如果審判程序拖延過久或頻繁中斷，法官難以就直接審理過程中對證據調查產生的印象形成心證，轉而依賴書面筆錄。簡言之，只有在庭前做了充分的准備，才有可能實現法庭的集中審理。《意見》指出了庭前會議可以處理排除非法證據，簡化庭審舉證、質證,處理管轄、迴避、程序爭議等一系列問題，通過對這些問題的預處理，可以規避庭審程序被頻頻打斷的現象，提高庭審效率與質量。2012年刑訴法及有關司法解釋初步構建了庭前會議的基本程序，但由於規定過於原則，沒有就庭前會議的效力等問題進行細致的規定，導致實踐中出現庭前會議適用率低、庭前會議與庭審相割裂、庭前會議效力不明的現象。針對於此，《意見》強調在法庭調查開始前法庭應當宣布庭前會議報告的主要內容，實現庭前會議與庭審的銜接。因為如果庭前會議不能與庭審程序相銜接，並對此後的訴訟程序產生法律約束力，那庭前會議就不僅不能為庭審節省資源，還會徒增時間、精力上的耗費。《意見》還明確了庭前會議對控辯雙方的效力，如明確規定「人民檢察院可以決定撤回有關證據；撤回的證據，沒有新的理由，不得在庭審中出示」，有助於嚴肅、規范庭前會議的開展。
三、證據裁判：貫徹法治原則 防止冤假錯案
《意見》為證據裁判原則提出了五點具體要求。第一，要嚴格實行非法證據排除規則，審查證據能力。庭審中審查認定證據應審查證據的兩個方面，一是審查證據能力，確認其是否具有證據資格，能否進入訴訟的大門。二是要審查證明效力，即審查證據是否具有充分證明案件事實的證明力。但我國在證據審查中卻一直存在忽視審查證明能力的問題，這就造成一種非常尷尬的局面，一方面，法律明令禁止刑訊逼供等非法取證手段，另一方面，通過這種手段獲取的證據卻大行其道，成為法庭定罪量刑的依據，等於變相縱容了非法取證行為。《意見》重申非法證據排除規則，通過否定非法證據的法律效力，遏制刑訊逼供行為的發生。第二，完善證據合法性調查程序。《意見》中關於偵查終結前訊問合法性核查制度的規定將核查制度與庭審階段證據合法性調查制度有機結合，有助於配合檢察機關依法落實核查制度，充分發揮核查制度在減少和解決證據合法性爭議方面的積極功能。第三，細化有關證據採納規則，如瑕疵證據的排除規則，為偵查取證、法庭審判提供必要的指引。第四，明確證明標準的具體要求。《意見》重申疑罪從無原則，同時對量刑證據存疑的情況作出規定，回應了實踐中的困惑。第五，強調了當庭舉證、質證、認證的重要意義，如「經人民法院通知，鑒定人拒不出庭作證的，鑒定意見不得作為定案的根據」。鑒定人在輔助審查證據、查明案件事實方面發揮著不可或缺的作用，督促鑒定人出庭作證有利於貫徹直接言詞原則和證據裁判規則，凸顯審判在證據審查、事實認定、法律適用和定罪量刑方面的終局性作用，克服庭審虛化、走向庭審實質化。
四、簡繁分流：程序寬嚴相濟 優化資源配置
目前我國刑事訴訟中主要有普通程序、簡易程序、刑事和解程序、速裁程序。強調訴訟以審判為中心、審判以庭審為中心，並非要求所有案件都必須適用普通程序審理。誠如波斯納法官所說：「對公平正義的追求，不得不考慮成本」，司法資源具有稀缺性，必須思考如何有效地配置有限的司法資源。根據《中國法律年鑒》統計顯示，2006年至2015年，全國各地法院一審刑事案件收案數、積案數都大幅增長。在此背景下，要想更好地推行「以審判為中心」的制度改革，更要集中資源解決疑難案件，簡繁分流，輕其所輕，重其所重。《意見》對司法實踐有兩點非常切合當下的啟發：第一，繼續推進速裁程序改革。各試點地區司法實踐數據證明，刑事案件速裁程序能極大地加快訴訟進程，提高訴訟效率。第二，推進認罪認罰從寬制度改革。無論是速裁程序、簡易程序還是普通程序，如果被告人認罪認罰具有自願性，又符合相關法律規定，就有可能獲得程序上的從簡和實體上的從寬。認罪認罰從寬制度以被告人自願認罪認罰為前提，簡化審判的程序與步驟，有助於減輕訟累、提高訴訟效率，從而在很大程度上分流案件、解決積案難題、緩解司法機關壓力，節省更多的司法資源來處理疑難案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