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法合體

⑴ 請問春秋戰國以前是否有諸法合體

從法制文明的歷史考察，伴隨政治、經濟、法律、文化的發展，各個國家在不同的發展階段，都曾出現過法典化編纂的高潮，中國也不例外。考察中國法制發展的歷史，可以發現，中國古代法典化的過程，餚其自身的發展規律。中國奴隸制的夏、商、周三代積累了豐富的刑事立法經驗，開始醞釀制定法。例如，規定了三國三典的刑事政策(刑新國用輕典、刑平國用中典、刑亂國用重典)，規定了疑罪從贖、疑罪從赦等刑罰適用原則。同時，開始制定《禹刑》、《湯刑》、《九刑》、《呂刑》等，並初步區分獄、訟之間的關系(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之間的關系)，形成法典化的淵源。但由於統治階級奉行「刑不可知」、「威不可測」的法律秘密主義觀念，所以阻礙了成文法公布的進程。與奴隸制夏、商、周三代刑事立法相適應，當時也形成了自己的司法體制，在中央，即天子以下，設立了中央司法機構，有大理(夏)，也有大司寇(商、周)；在地方，有諸侯國家，還有鄉、州兩級地方司法機構。
當中國進入春秋戰國時代，伴隨地主階級的興起，和社會劇烈變化，早期法家代表人物，如鄭國子產、魏國李悝等人，在他們主政期間，打破奴隸主階級對法律的壟斷，揭開了法典化的序幕。通過鑄刑書和鑄刑鼎以及制定《法經》等各種方式，將符合地主階級利益的成文法典公諸於世，從而使法典化步人新的歷史階段，成為普遍遵守的法律規則。這一時期李悝制定的《法經》，成為當時法典化的突出代表。從《法經》的內容看，它主要是刑事性的法典，也就是說，既包括了刑法方面的規定，也包括了刑事訴訟法方面的規定，從刑事訴訟法學的角度看，該篇法典首先確立了「王者之政，莫急於盜賊」的刑事政策和立法的指導原則，主張用法律的手段對於「造反」等政治性的犯罪，「殺人無忌」等惡性刑事犯罪，以及搶劫盜竊等危害財產安全的犯罪，列為刑事鎮壓的重點，作為推行法典的主要任務。此外，《法經》規定了《盜法》和《賊法》，與此同時，為了保障上述兩篇實體法的實施，又特別規定了《囚法》和《捕法》。最後，《法經》還專門規定了具有「具其加減」作用的《具法》，作為全篇的總則，指導各篇的行用。從形式上看，《法經》確實有「諸法合體」的特點，但在內容上也有相應的分工，也就是說，在「諸法合體」的前提下，包含了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元素：第一，刑事政策和指導原則；第二，訴訟法的具體規定，如《囚法》和《捕法》；第三，最早規定了總則的基本內容，即各篇有關犯罪的量刑與行刑的基本原則。我們不能不看到，中國古代法典化的進程具有典型價值，雖然它與世界各國同期法典都有相似之處，即「諸法合體」的形式，但不同之處，它也包含了刑事訴訟法的基本元素，這說明，中華民族的先人已經領悟到法典原則和法典制定的關系、實體法和訴訟法的關系、總則和分則的關系，雖然因為在農業社會的歷史條件下，生產方式限制了人們的視野，造成法典化初始階段的一些特點(諸法合體、程序法與實體法並立等)，但畢竟把法典化推進到了一個新的階段，即公布成文法治理國家的階段。我們應該認識到，這是歷史性的進步。
(二)秦漢社會轉型與法典化運動
西周以下到春秋戰國，中國奴隸制社會開始瓦解，封建社會開始形成。進入秦漢，社會轉型期後，為適應生產發展的要求，改革上層建築，特別是法律制度成為歷史的要求，也成為地主階級奮斗的目標。從有關秦朝的歷史文獻的記述，到雲夢秦簡的發掘，人們都可以看到，統一的秦王朝已經建立了統一的中央集權的法律秩序，它的法典化程度，遠遠超出以往的春秋戰國的水平。從當時的刑事政策和立法指導原則來看，秦朝提出「以法為本」、「垂法而治」、「一斷於法」、「輕罪重刑」、「事皆決於法」等一系列刑事立法原則，對於封建刑事立法產生了深刻的影響。其中商鞅改法為律，認為「律者，』常也」，「律者，罰罪也」，律的功能作用還在於「范天下之不一歸於一」，這樣就把封建國家的刑書定位為國家大法，也就是刑事性的、普遍性的、經常性的封建成文法典。其中也包含刑事訴訟法《囚律》、《捕律》等法律內容。
漢承秦制、蕭何在制定《九章律》時承襲了秦律的傳統，在盜、賊、囚、捕、雜、具六律的基礎上，增加了戶、興、廄三篇，形成了九篇律文的體例。對於《九章律》，後代有不同的認識，一種意見認為，《九章律》對秦律作了重要的發展，增加了懲治違反戶籍管理，以及財賦徵收方面的犯罪內容，增加了懲治違法擅自興修土木工程和擅自調動軍隊的犯罪行為，又增添了懲治違犯牲畜管理規定的各項犯罪，使得封建刑書內容更加豐富，同時又將某些單行刑事立法，經過中央立法部門的整理，上升為國家大法的內容。另一種意見(曹魏時代之劉劭)認為，《九章律》的問世，在體例上有嚴重的失誤，按照李悝制定的《法經》，具法排列最後，也能起到總則對分則的指導作用，只是位置不一定合適。而《九章律》把具律既不放在篇首，又不放在篇末，而置於篇中，從而使總則的地位有所降低，總則的作用也難以發揮。由此可見，在秦漢轉型期內，承襲了春秋戰國的刑事立法的成果，繼續推進法律改革。但從法典化的過程看，秦漢立法仍屬於初創階段，在其探索中，既有成功之處，也有不足之處，這就為後世的刑事立法、司法改革，提供了重要前提。
此外，我們還應看到，秦漢時期由於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度，面臨著紛繁復雜的法律問題，單純的國家大法不可能解決所有問題。於是，秦代創造了令、詔、廷行事等，漢代創造了科和比(比又稱「決事比」)，於是出現了以多種法律形式調整社會關系，懲治社會犯罪的局面。值得一提的是，東漢年間，創設了一種「比」的形式，也就是典型判例斷案的形式，即所謂「諸夜半無故人人家，主人登時殺死，勿論」。秦漢法律都規定，殺人者斬。但出於正當防衛，將入室犯罪者在格鬥時當場殺死，判例規定不追究責任。這種減免處罰的判例規定，對於同類案件具有示範作用。換句話說，可以進行類推，即在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的條件下，比照典型判例，對同類案件作出科學的、符合邏輯的推理判決。由此可見，秦漢時期在刑事法律形式上有重要發展，即將成文法和判例法相輔相成，相互為用，共同構建了封建早期的刑事法律體系，它既不同於英美法系只承認判例法而否定成文法的傳統，又不同於大陸法系只承認成文法而否定判例法的傳統，從法律淵源的意義上看，這是中華民族先人的一種創造，它們不固守某種不變的成式，而是根據社會發展的需要，不斷創造新的法律形式，來調整變化了的社會關系。
在秦漢統一的中央集權的國度內，無論是中央的司法體制，還是地方的司法體制，都發生了重大的變化。首先，在中央，皇帝總攬立法、行政、司法大權，成為最大的司法審判官，皇帝以下，設立廷尉，作為司法審判機關的長官。但廷尉已經和商、周的大司寇在執掌上有明顯的不同，按照《周禮》、《秋官·大司寇》的記載，大司寇主掌司法審判，同時兼管「刑暴亂」，即負責社會治安管理。但到秦朝時期，由於舊貴族的反抗，和社會矛盾的突出，犯罪案件劇增，加重了刑事審判工作，從而導致了秦朝完成了中央司法審判權與中央治安管理權的兩權分離。於是，在廷尉之外，又設立中都尉，使之掌管全國治安管理大權。秦漢司法體制的這一變革，意義重大，曾影響了封建後世兩千年。此外，秦漢時期還設立了監察機構，即御史大夫和監察御史，以及御史台制度。這種垂直監察領導方式，有力地鞏固了封建集權制度，有效地制約了官吏的不法行為，為封建國家機器的正常運轉提供了可靠的保障。
(三)封建法典化的第一次高潮——隋唐的刑事立法和司法
眾所周知，隋唐時期，是中國封建社會的鼎盛時期，封建政治、經濟的發展推動了法制文明的發展，從而產生了中國封建法典化的第一個高潮。隋朝採用中典治國的方針，在《開皇律》中確立了十二篇的法律體系，其中以《名例律》作為律文首篇，充分發揮了總則的地位和作用，從而改變了蕭何《九章律》中《具律》既不在篇首又不在篇尾的狀況。與此同時，將秦漢、魏晉以來《囚法》、《捕法》、《捕斷》、《系獄》改造成為《捕亡律》與《斷獄律》，從而進一步完善了律文當中的刑事訴訟法的程序內容和行刑規則。封建刑事法律體系改革的成功，這應視為封建法典化進入高潮的第一個標志，此外，隋唐時期，隨著社會文明與法制文明的發展，採取了以輕刑主義替代重刑主義的原則，從而推出了法定的五刑制度，即笞、杖、徒、流、死。這種捌度的進步性表現在：採用身體刑的笞杖方法替代殘酷野蠻的墨刺肉刑，以徒流等勞役刑替代野蠻殘酷的荊刑和宮刑，以絞、斬兩種死刑替代以往殘酷的死刑制度，諸如具五刑、梟首、車裂等。從中可以看到，隋唐統治者順應社會發展的要求，從保護犯火的勞動力價值出發，推進了刑罰制度的文明化改革，這應視為封建法典化進入高潮的第二個標志。隋唐法律中，特別是唐律當中，雖然確定了刑訊逼供的合法性，但在國家大法中，對刑訊逼求口供的做法是加以嚴格限制的。《唐律》之《斷獄律》規定：凡刑訊，必須向上級提出申請，上級批准後才能實行；在實行刑訊時，必須有同僚共同參與，才能夠動用刑罰，而刑罰總數為杖二百，同時規定要分三次進行。這說明，唐朝統治者認識到，刑訊逼求口供的審訊方法，是存在著很多弊病的，必須嚴格加以限制，避免出現冤、假、錯案。與此同時，《唐律》之《斷獄律》又規定，在審理案子的時候，如果罪犯「贓證露驗」，經審判人員反復推敲研究，理無可疑，即使無法取得犯人口供，仍可以依據證據定案。《唐律》的這項規定，是當時刑事訴訟法理科學的重要發展，也是審判由唯心主義向唯物主義發展的重要根據。對此我們可以認為，這是封建法典化進入高潮的第三個標志。此外，隋唐確立了皇帝以下中央三大司法機關相互制約，相互配合，共同負責中央司法審判的格局。其中，大理寺負責流刑以下的審判工作，死刑案件必須上報皇帝，由皇帝最終裁決；刑部負責對大理寺審案的復核工作；御史台則負責法律監督工作，用以糾正大理寺和刑部審案的失誤。隋唐在地方上設立州縣兩級審判制度，州縣長官就是該地方的司法長官和行政首腦。他們掌握兩項主要權力，即案件的批准權和上報權，州縣長官以下，設立法曹參軍和司法參軍，具體審理各類刑事案件，審判結果要報州縣長官，州縣長官認為審判無誤，可以批准執行，但審判和執行的案子只限於笞杖和徒刑。如州縣長官認為審判案件過於復雜，難於定案者，可以上報中央，請求處理。此外，唐朝還規定了死刑的復奏制度，在京實行「五復奏」，在京外實行「三復奏」，通過復奏的形式，盡量減少死刑執行中的冤、假、錯案，以此緩和社會的不滿情緒，維護社會的基本穩定。從司法制度的完善與構建和諧司法秩序上，隋唐時期，特別是唐朝統治時期，達到了封建統治的巔峰，也可以視為封建法典化進人高潮的第四個標志。
(四)封建法典化的第二次高潮——明清時期的刑事立法和司法
明清時代，中國封建時代進入了晚期。它產生了許多不同於封建中期的特點，明朝開國皇帝朱元璋因早年生長在民間，較之一般的帝王更了解民情，在長期的征戰和統治中，形成了帶有自身特點的法律思想和法律意識，他的思想當中，更多的帶有針對性和實踐性。在洪武十三年發生宰相胡惟庸造反案後，朱元璋針對此案得出結論，宰相制度不是一個好的制度，於君主專制統治不利，應當予以廢除。他還強調，今後有人提出要恢復宰相制度的「定斬不赦」。針對此次宰相的變亂活動，朱元璋進行了改革，不僅在政治體制上排除了宰相的制度影響，實行皇帝親抓六部的垂直領導體制，而且，通過變更法律的體制，實現皇帝運用法律規范約束六部官吏的新的制度，即《刑律》的七篇體例，具體說，就是《名例律》、《吏律》、《戶律》、《禮律》、《兵律》《刑律》、《工律》。這次法律體例的變革具有重要的意義，從法律科學的角度看，總則的指導地位固定，依然可以發揮統率作用。此外，這次變革，在分則的領域實現了行政法律規范相對的集中於《吏律》，財政、金融、經濟法律規范相對集中於《戶律》，禮儀科考等法律規范相對集中於《禮律》，懲辦軍官、軍士犯罪的軍事法律相對集中於《兵律》，刑法、刑事訴訟法律規范相對集中於《刑律》，違法建築工程方面的法律相對集中於《工律》。我們結合明清時代資本主義萌芽的產生和商品經濟的突出發展，可以看到，這次變革的重要價值即在由封建主義向資本主義過渡時期，適應當時的政治經濟的要求，形成了由封建性的「諸法合體」過渡到資本主義性質的部門法體制的中間環節，就是沈家本所說的「六部分律」。從某種意義上講，「六部分律」體制的出現，是十二篇體制的重大發展，也是走向部門法體制的中間環節，同時也是封建法典化進人第二次高潮的重要標志。明清時代是封建晚期社會，在明朝存在廠衛特務干預司法的廠衛制度，在清朝存在著思想高壓與文化專制的文字獄制度，這些都是晚期封建社會地主階級走向沒落在司法制度上的體現。但這只是一個方面，並不能以偏概全，我們採取實事求是的態度，仔細考察明清時代的會審制度，就會發現，在死刑的復審、復核方面，明清時代步入了一個高潮階段，具有重要的發展意義。眾所周知，死刑是剝奪人們生命的最高刑罰，一旦執行死刑，便會出現死而不可復生的局面，如果執行的是冤假死刑的話，其後果就更加嚴重了。明清時期，為了緩和社會矛盾，保持穩定的社會秩序，在死刑復審復核制度上作了明確的規定，首先劃分死刑的兩種類別，即立決和監候制度，凡死刑屬於造反等政治性的重大案件和惡性的殺人案件等，一般採取斬立決和絞立決的處刑方式，而對於一般的死刑案件，則採取斬監候和絞監候的處刑方式，也就是留待秋審或朝審時再作處理。其次，建立臨時的最高審判機構，即九卿會審制度，由中央六部尚書和大理寺卿、左都御史、通政史等九位中央長官，會同審理絞監候和斬監候案件。具體的形式有兩種，即秋審和朝審。所謂秋審，是指在立秋以後，由九卿在天安門西面的朝房會同審理全國上報的死刑案件(絞斬監候案件)。所謂朝審，是指由九卿出面，會同其他官吏審理中央刑部處理的絞斬監候案件，以及京師附近發生的絞斬監候案件。從最後處理的結果來看，上述死刑案件的多數都可以獲得減刑的處理，例如，可矜(具有某些可憐因素的死刑案件)、緩決(因證據不足推遲審理案件)，以及留養承祀(獨生子死刑案件)都可以獲得減刑的處理，惟有情實這類死刑案件因其犯罪性質和犯罪情節屬實無誤，故上報皇帝勾決執行死刑。明清時期對死刑案件的重視，表明當時的統治者對生命價值的肯定，這在當時的條件下是難能可貴的，也是封建法典化進入高潮的另一個重要標志。
總括以上，中國古代社會的法典化運動，淵源於夏、商、周三代，初創於戰國秦漢，完善於隋唐，變化於明清。由於當時社會條件所限，特別是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和一家一戶的個體生產方式的影響，使得當時的法典只能是諸法合體、諸法並存，而不可能產生獨立的部門法，但盡管如此，人們仍然可以從法典化的運動中看出它自身發展的規律。從法典的體例來看，由雜亂無章到體系化，由繁雜到簡明，由總則置於篇尾到總則調整到篇首，顯示了立法技術的提高與司法經驗的豐富和積累，從法典的內容來看，由單純的刑律的調整，發展到判例與刑律共同調整，採取多種手段調整社會內容和社會關系，反映出法典化伴隨社會生活的變化而日益完善的過程。此外，從司法制度的角度來看，中央司法機關由單一機構執行法律，到多個機構相互制約、相互配合，共同執行法律；地方司法機關由長官行使司法權，到長官掌握批准權和上報權，具體案件由司法參軍或法曹參軍審訊，反映了司法機構為符合法律規定的要求，在執法過程當中不斷地調整變化的歷史發展過程。而這一過程，是一個逐漸進步的過程，也是一個逐步走向文明的過程，特別是唐朝的三復奏、五復奏，明清時代的會審制度，都表明了，在當時的條件下，由於社會文明的要求，統治者也逐漸改變了草菅人命的態度，而逐步轉到對人生命價值的肯定。由於本書研究的是刑訴法典化問題，而古代不可能分離出刑事訴訟法，也不可能產生獨立的刑訴法典，對於古代的研究，只能在諸法合體的條件下，來研究刑事訴訟法律規范的變化過程。中國古代初步分離刑事訴訟和民事訴訟，產生了獄和訟的區分，這說明中國的先民們，已經意識到刑事訴訟同民事訴訟，無論在原則上，還是在具體爭端的解決方式上，都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在歷代的刑書和刑律中，都包含了總則的相關內容，都囊括了程序法的相關規定，諸如《囚法》、 《捕法》到《捕亡》、《斷獄》，再到《刑律》，可以看到，它們的內容越來越豐富，所解決的程序問題越來越集中，這同樣是一個進步的過程，也是一個走向文明的過程。但是，這一項進步是封建專制時代的一種進步，是一個量變的過程，和大工業生產方式下的部門立法的進步不可同日而語，而後者則是前者質變的結果，也是客觀發展的必然。
參考資料：中國古代法典化發展歷程〔china16300〕

⑵ 民法典將從21年1月起施行，在哪幾個方面做了相關調整

民法典從2021年1月1日施行，從10個方面做了調整，比如禁止高利放貸，見義勇為免責，設置離婚冷靜期等等。

經過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表決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從2021年1月1日開始施行，而現行的婚姻法，繼承法，民法通則，合同法，民法總則等等同時作廢，不再保留，《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作為中國第一部以“典”命名的法律，是中國“社會生活的網路全書”也是中國“市場經濟的基本法”，是由民法總則和各分編的合體，它為社會治理賦能，為人權保護加成，為家庭和睦聚力，這是民法典的亮點之處，還新增了與疫情防控有關的三個規定，進一步完善我國法律體系。

⑶ 「諸法合體，民刑不分」的利與弊

2月16日，法制日報三版《法制時空》刊登的《追款追成貪污犯》一文，報道了唐山市開平區陳庄村一位盲人村幹部，為村裡追回長期追不回的巨額債款後按協議提成，被公安機關以職務侵佔罪查處，後被法院以貪污罪判處有期徒刑並處以沒收財產的案例。 此案就事論事地講，無論是以「職務侵佔罪」還是「貪污罪」定性判處，都是說不過去的。按照刑法的規定，這兩種罪都是利用職務上的便利，侵佔、竊取、騙取公共財物的行為，不同的只是犯罪主體分別為企業等單位中的人員與國家工作人員而有所區別。至於農村集體經濟組織、基層群眾自治組織的人員，到底是何種主體，目前法律界有不同的認識，在此可以不說。但從行為的主觀上看，本案中的盲人村幹部是想以自己的努力為村裡追回債款之後據此獲取經濟利益，並無非法佔有公共財物的故意；從行為的客觀上看，他是在履行了協議規定的義務之後，按照協議規定的提成比例而取得財物，並未利用職務之便侵吞、秘密竊取和以其他手段騙取公共財物。所以，他的行為不符合這兩種罪的主觀、客觀要件。此案是因為他拿錢多，有人懷疑他和村委會串通起來，以協議為掩護而攫取公共財物。但懷疑畢竟是懷疑，一審判決書中「並沒有明確舉出相關證據」。 既然「串通騙錢」沒有明確的證據，那他拿錢多了還是少了的爭執，就完全是民事問題了。協議是本案的關鍵，因為他拿錢是按協議規定的比例拿的。本案中的協議，是涉及村民重大利益的事情，按照《中華人民共和國村民委員會組織法》的規定，本應提請村民會議討論決定，但卻採取了分別向村民發放「徵求意見明白卡」（獲得全村116戶中74戶的同意）的做法，對此可以認為是不規范的。對這種未按有關法律規定進行操作而訂立的合同，是否具有法律效力、內容是否合理，如果認定為無效或者內容不當時應當如何處理因協議產生的權利義務關系，合同法等民事法律已有明確規定，應當依照這些法律去解決。 這種本應由民事法律調整的問題，卻要用刑事法律去解決，說明在我們的司法工作中還存在著刑民混淆不清的問題。「諸法合體，刑民不分」是我國傳統法律文化最顯著的特點，由此形成司法中的傳統是重刑事輕民事，遇有糾紛和違法之事，先從刑事上考慮是不是治罪，民事官司輸了也要「挨板子」。這種刑民混淆的危害，首先是擴大了刑法的適用范圍。刑法作為國家嚴格規范和約束公民行為的重要法律，其適用范圍和適用對象是有嚴格規定的，如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等。如果隨意擴大它的適用范圍、適用對象，對公民行為干預過多，動輒處以處罰，勢必降低公民在社會生活中的自由度，給公眾造成心理壓力，使其過於謹小慎微，不能發揮參與社會活動的積極性，不利於社會生活的民主化。如本案中，這位盲人村幹部，拄棍探路、自負開銷、百般辛苦地為村裡討回巨額債款，卻僅僅因為他與村裡簽訂合同的程序有所不當或者取酬多了一些就被逮捕判刑，那以後還有誰願意為眾人之事挺身而出、甘願吃苦、甘冒風險？ 其次，把本應由民事法律解決的問題交由刑法處置，不利於實現司法公正，也不利於民事糾紛的解決，這是為許多司法實踐中的教訓所證明了的。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是意思自治，我國合同法第四條規定「當事人依法享有自願訂立合同的權力，任何單位和個人不得非法干預」即是此意。本案中，在「串通騙財」無實據之後，如何處理該村幹部追款的報酬問題，就應當先由雙方當事人去協商解決，可以召開村民會議討論決定，他們自行解決不了時可以啟動民事訴訟程序，何勞刑事司法人員？

⑷ 民法典的內容。

一、民法典包括什麼內容(《民法典》於2021年1月1日起生效)
民法典的內容是非常多的，包括七大篇章，分別是總則、物權、合同、人格權、婚姻家庭、繼承和侵權責任。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
第二條 民法調整平等主體的自然人、法人和非法人組織之間的人身關系和財產關系。
第三條 民事主體的人身權利、財產權利以及其他合法權益受法律保護，任何組織或者個人不得侵犯。
第四條 民事主體在民事活動中的法律地位一律平等。
第五條 民事主體從事民事活動，應當遵循自願原則，按照自己的意思設立、變更、終止民事法律關系。

二、公民民事權利內容
1、根據民事權利是否以財產利益為內容，民事權利可分為財產權和人身權。財產權，是指以財產利益為內容，直接體現財產利益的民事權利。財產權既包括物權、債權、繼承權，也包括知識產權中的財產權利。
人身權，是指不直接具有財產內容，與主體人身不可分離的權利。包括人格權和身份權。
2、根據權利的作用，民事權利可分為支配權、請求權、抗辯權和形成權。
支配權，是指主體對權利客體可直接加以支配並享受其利益的權利。物權、人身權、知識產權都屬於支配權。
請求權，是指請求他人為一定行為或不為一定行為的權利。
抗辯權，廣義上是指抗辯請求權或否認他人的權利主張的權利，有的稱為異議權;狹義上是指對抗請求權的權利。
形成權，是指權利人得以自己一方的意思表示而使法律關系發生變化的權利。
3、根據民事權利的效力范圍，民事權利可分為絕對權和相對權。
絕對權，又稱對世權，是指其效力及於一切人，即義務人為不特定的任何人的權利。物權、知識產權、人身權都為絕對權。
相對權，又稱對人權，是指其效力及於特定人的權利，即義務人為特定人的權利。債權為典型的相對權。
4、根據兩項相互關聯的權利之間的關系，民事權利可分為主權利與從權利。
主權利，是指兩項有關聯的權利中不依賴另一權利可獨立存在的權利。
從權利，是指兩項有關聯的權利中其效力受另一權利制約的權利。
5、根據相互間是否有派生關系，民事權利可分為原權利與救濟權。
原權利為基礎權利，是權利性民事法律關系中的權利。
救濟權是由原權派生的，為在原權受到侵害或有受侵害的現實危險而發生的權利，是保護性法律關系中的權利。
6、根據權利有無移轉性，民事權利可分為專屬權與非專屬權。
專屬權，是指無移轉性，權利人一般不能轉讓，也不能依繼承程序轉移的權利。人身權就屬於專屬權。
非專屬權，是指具有轉移性，權利人可以轉讓，也可依繼承程序移轉的權利。財產權多為非專屬權。

⑸ 諸法合體,民刑不分

認為「諸法合體，民刑不分」是律典特徵的觀點，至今被不少著述視為「定論」廣泛沿用，未曾受到質疑。對於律典「諸法合體，民刑不分」說得以成立的理由，通常的解釋是：「中國封建時代頒行的法典，基本上都是刑法典，但它包含了有關民法、訴訟法以及行政法等各個方面的法律內容，形成了民刑不分，諸法合體的結構」；「中國古代在諸法合體的結構形式中，始終以刑法為主，並以統一的刑法手段調整各種法律關系」。

我贊同中華法系是「民刑有分」、「歷代主要律典是刑法典」的論斷，但以為律典的特徵是「民刑不分，諸法合體」的觀點值得商榷。

其一，律典是刑法典，大量的行政、民事諸方面的法律並未包括在其內律典「諸法合體，民刑不分」說承認中華法系是由諸部門法構成的、民刑有分的，承認律典是刑法典，但同時又說律典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這種說法在邏輯上是自相矛盾的。刑法典屬於刑事法律的范疇，是否以刑調整法律關系是刑法同民法、行政法等諸部門法的根本區別。倘若律典是「諸法合體」、包括民法、行政法等部門法的內容在內的話，怎麼能把它僅歸於刑事法律的范疇呢？倘若歷朝代表性的律典都是「民刑不分」的話，又怎麼能把中華法系的特徵概括為「民刑有分」呢？顯然，這一觀點混淆了律典的性質和無限地擴大了律典所包括的法律內容的范圍。

在我國古代的多種法律形式中，律典作為刑事法律只是其中的一種。歷朝的民事、行政、經濟、軍事等法律，大多包含在令、敕、條例、條格等形式的法律中。除此之外，還有大量的單行法，內容極其豐富。從前文表一、表二可知，漢代、明代的行政、經濟、軍事諸方面的法律數量巨大，且未包括在律典之內。其它朝代的情況也大體如此。律典之外的其它形式的法律，設置了國家社會生活各方面的行為規范，以「簡當、穩定」為編纂要求的律典不可能也無法把其它形式的法律都包括進去。

其二，律典調整的是刑事而不是全部法律關系
律典「諸法合體，民刑不分」說認為我國古代始終是以統一的刑法手段調整各種法律關系，這種論點是不符合史實。從先秦到明清，刑事與民事、行政、經濟、軍事等法律調整的法律關系范圍是不同的。西周時期，周公制禮，呂侯制刑，禮與刑成為當時兩大部門法。禮是調整行政、經濟、軍事、民事、訴訟各方面的綜合大法，刑是定罪量刑的法律。「禮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禮則入刑，（刑、禮）相為表裡者也」。自商鞅「改法為律」， 「律」從此成了中國古代刑法的專用名稱，其中律典成為秦以後各朝的主要刑事法典。禮的名稱雖數千年以一貫之，但其性質卻頗有變異。作為行為規范的禮，其內容含蓋了包括民法在內的諸部門法。自秦漢以後，還出現新的法律形式「令」。「令，教也，命也」。 是採取「應為」、「不應為」的方式，從正面規定了國家的基本制度和社會生活規范。魏晉以後，大量制令，「令」愈顯獨立，統治者新制定的包括民事、行政等規范在內的法律法規，多歸於「令」。禮、令與規定如何處刑的律典不同，一般不直接規定具體的刑罰。正如《晉書》卷三0《刑法志》雲：「軍事、田農、酤酒，……不入律，悉以為令，違令有罪則入律」。歷朝的法律形式雖然名稱有所變化，但律始終調整的是當時社會中的各類刑事關系。
在我國古代法律中，雖然沒有象現代一樣出現專門的民事訴訟法典，但在訴訟中也注意把民事、刑事加以劃分，《周禮·秋官·大司寇》雲：「以兩造禁民訟，入束矢於朝，然後聽之；以兩劑禁民獄，入鈞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聽之」。鄭注「訟謂以財貨相告者」，即為民事訴訟；「獄謂相告以罪名者」，即為刑事訴訟也。民事、刑事訴訟自古有別，歷朝也都注意把二者予以區分。葉孝信主編《中國民法史》 以及其它此類著作，對中國古代民事法律規范、民事訴訟制度進行了比較系統的論證。張晉藩主編的《中國法制通史》 在闡述歷代法制時，也是均把刑事、行政、經濟、軍事、民事、訴訟等法律制度 列為專章進行研究的，該書中對包括民事訴訟在內的民事法規作了比較全面的敘述。因此，不能僅以刑事法典為據，就斷定我國古代是以統一的刑法手段調整各類法律關系。

民、刑有分，刑、政有別，這些立法原則古今是一樣的。固然，在古代律典中也有一些按照現代法學理念看來，應以民事、行政法等調整的社會關系卻用刑法處理的問題。出現這種現象有其深刻的社會和思想根源，是與在封閉的自然經濟條件下，儒家禮教、家族觀念對立法的影響有關，也與古人對違法犯罪行為的認識有關。歷朝律典中那些涉及民事內容的刑罰規定，在當時的立法者看來，都是屬於"出禮而入刑"的范圍，與所謂的"民刑不分"無關。正如《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中規定了侵犯財產罪，就不能說其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一樣，也不能因為古代律典中涉及到民事等方面的問題，就斷定它是"諸法合體，民刑不分"。

其三，從歷朝法典的編纂情況看，綜合性的編纂形式是我國成文法典普遍所採用的，並非為律典所獨有。
我國古代的成文法典，除律典外，令典等非刑事類法典的編纂也很發達。春秋以前，有法而無典。春秋以降，始有法典的編纂。據史載，晉國趙盾「始為國政，制事典、正法罪、辟刑獄、董逋逃、由質要、治舊洿、本秩禮、續常職、出滯淹。既成，以授太傅陽子與太師賈佗，使行諸晉國，以為常法。」這是有文字可證的我國古代編纂成文法典的最早記載，然這部法典當時尚未公布。戰國時李悝所撰《法經》，是我國最早公布的成文法典。制律典以正刑名，始於秦漢；制令典以存事制，始盛行於魏晉；以會典形式記載典章和法律制度，始於唐而繼於明清。魏晉以後的大多數朝代都曾制定令典，「設范立制」，與律典並行。令典是以行政類法律為主、包括有經濟、民事、軍事、司法行政等法律規范在內的綜合性法典，在國家的法律制度中佔有非常重要的地位。據《唐六典》和歷代《刑法志》記載，魏修律18篇時，曾制定《州郡令》45篇，《尚書官令》、《軍中令》180餘篇。
秦漢主要法律形式及代表性法律舉要

表一

朝代
法律形式
法律名稱舉例
文獻出處

秦
律
秦律除《盜》、《賊》、《囚》、《捕》、《雜》、《具》六律外，尚有下述單行律

置吏律 效律 傳食律

行書律 內史雜律 屬邦律

除吏律 除弟子律 游士律

田律 廄苑律 倉律

金布律 關市律 徭律

齎律 公車司馬獵律

藏律 傅律 軍爵律

中勞律 戍律 屯表律

尉雜律 工律 均工律

司空律等
睡虎地秦墓竹簡

令
焚書令 謚法令

田令 墾草令

津關令

夷三族令
《史紀·秦始皇本紀》

睡虎地秦墓竹簡

《漢書·惠帝紀》張晏注

《漢書·高後紀》

程
工人程
睡虎地秦墓竹簡

式
封診式
睡虎地秦墓竹簡

課
牛羊課
睡虎地秦墓竹簡

法律

答問
法律答問

睡虎地秦墓竹簡

文告
語書
睡虎地秦墓竹簡

漢
律
1. 正律

九章律 （9篇，綜合編纂類）

傍章 （18篇）

朝律 （6篇）

越宮律 （27篇）
《漢書·刑法志》

《晉書·刑法志》

《晉書·刑法志》

《晉書·刑法志》

（呂後）二年律令

（律令名28種，綜合編纂類）
江陵張家山漢簡

2．雜律（單行律）

大樂律
《周禮·春官·大胥》注

尉律
《漢書·昭帝紀》注

上計律
《周禮·春官·典路》注

酎金律
《續漢書·禮儀志》注

錢律
《史記·將相名臣表》

田律
《周禮·秋官·士師》注

田租稅律
《史記·將相名臣表》

左官律
《漢書·諸侯王表》

挾書律
《漢書·惠帝紀》

令
1．以甲乙丙為名（綜合編纂類）

令甲

令乙

令丙

2．以地區為名（綜合編纂類）

樂浪挈令

北邊挈令

3．以官署為名（綜合編纂類）

光祿挈令

大尉挈令

廷尉挈令

廷尉板令

大鴻臚挈令

御史挈令
《漢書·宣帝紀》

《晉書·刑法志》

《晉書·刑法志》

《說文·系部》

《居延漢簡釋文合校》10·28

《漢書·燕王劉旦傳》

《敦煌漢簡釋文》982

《漢書·張湯傳》

《晉書·刑法志》

《疏勒河流域出土漢簡》496

《武威旱灘坡出土漢簡》8

4．以內容為名（多為單行法）

秩祿令

宮衛令

品令

任子令

予告令

功令

受所監臨令

（以上為職官管理類）
《漢書·文帝紀》注

《漢書·張釋之傳》注

《漢書·百官公卿表》注

《漢書·哀帝紀》

《漢書·馮野王傳》

《史記·儒林列傳》

《漢書·景帝紀》

田令

水令

馬復令

金布令
《後漢書·黃香傳》

《漢書·兒寬傳》

《漢書·食貨志》

《漢書·高帝紀》注

緡錢令 （以上為經濟管理類）
《漢書·食貨志》

祠令
《漢書·文帝紀》注

祀令
《漢書·郊祠志》注

齋令 （以上為禮儀類）
《漢書·祭祀志》注

戍卒令
《史記·將相名道表》

公令

賣爵令 （以上為軍事類）
《漢書·何並傳》

《史記·平準書》

獄令
《漢書·百官公卿表》注

箠令
《漢書·刑法志》

讞獄令 （以上為司法類）
《漢書·平帝紀》

胎養令
《後漢書·章帝紀》

養老令 （以上為養老、胎養類）
《漢書·文帝紀》

科

讞法科
《後漢書·郭躬傳》

首匿科
《後漢書·梁統傳》

寧告科
《後漢書·陳忠傳》

鑽鑽科

亡逃科

異子科

投書棄市科
《後漢書·陳寵傳》

《後漢書·陳忠傳》

《晉書·刑法志》

《晉書·刑法志》

品
儀品

守御器品
《漢書·梅福傳》

《散見簡牘合輯》203簡

復作品
《居延新簡》EPT56·280-281

就品

贖品
《敦煌漢簡》1262簡

《居延新簡》EPT56·35-37

烽火品約
《居延新簡》EPF16·1-17

比
決事比
《周禮·秋官·大司寇》注

死罪決事比
《漢書·刑法志》

辭訟比
《東觀·漢記·鮑昱傳》

法比都目
《漢書·鮑昱傳》

嫁娶辭訟決
《晉書·刑法志》

決事比例
《晉書·刑法志》

司徒都目
《晉書·刑法志》

廷尉決事
《新唐書·藝文志》

⑹ 民法與民法典的區別與聯系

2019年12月23日，「完整版」民法典草案首次亮相。十三屆全國人大常委會第十五次會議現場，一本本《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草案）》擺放在與會人員面前，提請會議審議。

民法典各分編草案與民法總則「合體」，成為過去一年來國家立法工作中耀眼的一道印記。

從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決定提出編纂民法典這一重大立法任務，到 「兩步走」：第一步出台民法總則，第二步編纂民法典各分編，民法典立法之路蹄疾步穩。

2019年，民法典各分編草案的拆分審議密集進行。明確禁止高利放貸、進一步完善防止性騷擾有關規定、合理確定無效婚姻的情形、完善高空拋物墜物責任規則……努力傾聽人民心聲、聚焦社會熱點問題，積極回應社會訴求、滿足新時代人民法治需求、全方位保護人民民事權利，讓立法的每一個環節都凝聚社會生活規則的最大共識。

民法典草案公開徵求意見期間，13718位網民提出114574條意見。社會公眾普遍認為，編纂民法典，以法典化方式確認、鞏固和發展改革開放取得的法治成果，充分彰顯、集中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律制度成果和制度優勢。

隨著十三屆全國人大三次會議的臨近，民法典草案即將提請全國人代會審議。幾代人熱切期盼的中國民法典，即將迎來歷史性時刻。

⑺ 什麼是合體法

認為「諸法合體，民刑不分」是律典特徵的觀點，至今被不少著述視為「定論」廣泛沿用，未曾受到質疑。對於律典「諸法合體，民刑不分」說得以成立的理由，通常的解釋是：「中國封建時代頒行的法典，基本上都是刑法典，但它包含了有關民法、訴訟法以及行政法等各個方面的法律內容，形成了民刑不分，諸法合體的結構」；「中國古代在諸法合體的結構形式中，始終以刑法為主，並以統一的刑法手段調整各種法律關系」。

⑻ 中國民法系統更新完畢了沒有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1月1日正式施行，這是中國首部以法典命名的法律，也被稱作社會生活的網路全書，一系列關乎中國民眾婚姻、居住、網路生活，甚至是如何起名的新規也正式施行。如何看待這些新規？如何理解這些改變背後的意義？

全國人大憲法和法律委員會委員、全程參與民法典立法的權威專家孫憲忠接受中新社「中國焦點面對面」專訪，進行權威解讀。

訪談實錄摘編如下：

中新社記者：中國現在已有現行法律300多部，涉及民事商事的法律也有20多部，為什麼還要再立一部民法典？

孫憲忠：簡單說有三方面的價值。

第一是因為以前20多個法律顯得很零散，不成系統。世界各國差不多都有民法典，而我們是碎片化的法律。民法典立法的第一個好處就是把這些法律編在一起，使得法律內在的系統比較協調。

第二是提升法律本身的時代性。這(部)法律是人類進入到互聯網時代、信息化時代的法律，而以前的法律對這些問題很少照顧到。我們現在制定的民法典，其中規定數據資產的問題，尤其現代化信息化社會條件下隱私保護的問題等，實際上就適應了現代化的要求。

第三是要彌補原來法律立法的短板。我們過去有些法律，像民法通則是計劃經濟時代制定的，它在投資制度、人民權利制度很多方面都跟市場經濟體制、跟人民權利的基本要求不相符合，甚至連《合同法》都有這樣的缺陷。通過這次新的立法，把這些制度短板都給彌補了。

所以民法典可以說從思想性、技術性、體系方面都實現了極大的飛躍和更新，這就是它的意義。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王珊珊 攝

中新社記者：對於一個國家來說，民法典非常重要，您之前多次引用拿破崙的話說，他一生的功績並不在於打了多少勝仗，而是他為法國制定了民法典。為什麼這么講？

孫憲忠：這是法制史上一段佳話。

法國民法典編撰之前，法國有50多個省，民法領域的法律體系有400多個。所以當時伏爾泰說，你(騎馬出行)上馬的地方是一個法律體系，下馬的地方就(是)另一個法律體系，換法律比換馬還頻繁還復雜。法律體系不統一，國家經濟怎麼發展？這個話對拿破崙有很大的刺激。拿破崙執政以後，下定決心一定要把民法典搞出來，推進社會進步。他用系統性的法律，實現了法國市場規則的統一。

雖然在法國民法典之前也有法律，但是沒有像法國民法典影響這么大。從現在來看，我們從(這個)法典也還能學到很多東西。

⑼ 在《民法典》頒布前,我們一直使用的民事法律叫什麼

頒布之前，普通案件適用民法通則，各專門案件有各專門法律，比如婚姻繼承法，合同法，物權法。各法之間因為編纂時間和編纂者不同，難免存在矛盾之處。民法典把他們重新統一修訂整編。

民法典由民法總則與各分編「合體」而來，包括總則編、物權編、合同編、人格權編、婚姻家庭編、繼承編、侵權責任編及附則。大到合同簽訂、公司設立，小到物業費、離婚糾紛，民法典涵蓋了民事活動的方方面面。

我國民法典編纂採取「兩步走」：第一步出台民法總則；第二步編纂民法典各分編，並將修改完善的各分編草案同民法總則合並為完整的民法典草案，由全國人大常委會提請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審議。

(9)民法合體擴展閱讀

《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典》自2021 年 1 月 1 日起施行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婚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繼承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通則》、《中華人民共和國收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擔保法》、《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同法》、

《中華人民共和國物權法》、《中華人民共和國侵權責任法》、《中華人民共和國民法總則》同時廢止。民法典最大的特點之一，是增加了人格權編。

創造性地將關於人格權的規定獨立成編，這在世界民法典的立法史中具有時代意義和實踐意義。其在更好更充分地實現人民幸福生活目標的同時，也必將為世界法治發展提供新的樣板，擴充新的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