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法處理上的獨特性
民商事融合，在處理名人事務或商事關系時，一般都有嚴格的法律要求，一般的商業活動都是以營利為目的的，所以，正常情況下來說，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具體區別表現在：調整主體不同，民法調整的主體是民事主體，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國家，商法調整的主體是商事主體，因為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調整對象不同，民法調整對象涉及生活的方方面面。
這些問題，實際上都是商法課的老師必須要說的，如果你們的老師沒有說過，哪我只能說很無語，眾所周知，中國商法的立法風格是民商合一，民商分開意味著有一個專門的商法典，比如中國的一般民法+公司、票據。保險、海事、證券的單一銀行商法的風格是 還是叫民商事一體化，因為商法只調整流通區域。
以上的問題，是我個人的想法，如果各位還有其他的想法，都可以在下方評論或者討論。
⑵ 民商合一還是民商分立更符合國情
伴隨著近現代專制制度的盛行，傳統式社會發展分散化在不一樣機構手上的地方立法權慢慢規整到專制制度手上，我國慢慢替代其他組織變成法律法規的唯一歷史淵源，而在地方立法權集中化的全過程中，清除法律規范內部的分歧和矛盾變成關鍵工作中之一。
當今世界共同市場貿易會員國中間為消除出口外貿阻礙，使產品和幣幣交易更簡單易行，也都規定法律法規統一，使民法典與商法統一起來。由此可見，民商合一融入了是社會經濟發展的必需，當今民法典和商法的發展趨向理應是「民商合一」。
⑶ 論商法的主要特點
商法的特徵主要有四：
1. 保護營利性
所謂保護營利性，是指商法對依法追求營利的商事活動採取鼓勵而非壓制、保護而非打擊甚至積極創造條件而非消極抵抗破壞的態度。恰如學者所言，「商事法與民法，雖同為規定關於國民經濟生活之法律，有其共同之原理，論其性質，兩者頗不相同。蓋商事法所規定者，乃在維護個人或團體之營利，民法所規定者，則偏重於保護一般社會公眾之利益。」[7]
商法的保護營利性，既是商的營利性本質的內在要求，也是促進商事活動正常開展、維持商事秩序健康穩定的必然需求。法律發達國家的商事法律制度中，體現其保護營利性的規定頗多。如在德國商法中，商事給付的報酬請求權的成立不以交易雙方當事人事先的約定為必要前提，其商法典第354條第1款規定，在從事其營業時為他人處理事務或提供勞務者，即使無約定，仍可以就此按在該地點為通常的數額請求傭金；並在涉及保管時，請求倉庫使用費。再如法國1953年9月30日法令商業場所租賃法律制度中，對商業承租人給予了特別保護，其一方面在商業租約到期後享有租約延展權，或在被剝奪租約延展權時有權要求給予補償，以彌補其由於遷移商業資產而帶來的顧客量方面的損失；另一方面商業承租人還可以在主要活動之外附帶從事其他的輔助性或補充性活動，在某些情況下還可以完全改變他所從事的活動，而毋須事先得到出租人的同意。[8]
不可否認，我國現行相關法律制度中也存在一些體現保護營利性的規定，如依我國合同法的相關規定，自然人之間的借款合同對支付利息沒有約定或約定不明確的，視為不支付利息，而金融機構借款則須根據借款期限等情況支付利息。但亦須看到，我國相關商事法律制度中體現保護營利性的規定相當不健全、不完善，這給商事實踐帶來了諸多不便甚至損害，必須引起足夠的注意與重視。
2. 自主性
所謂自主性，是指商法有自己的發展動力、自己的發展規律和自己的發展軌跡。學者對此進行了正確總結，「整個商法體系都處在一種演化的過程之中，這一過程表現為在數個世紀中不斷地把過去展現於未來，表現為一種自主的發展。」[9]
商法發展的自主性主要來源於受其調整的「商」的客觀性和自主性，「商」實踐的營利性與營業性先天地排斥外界的過多干預，「商」實踐中規則的形成、內容及其遵守，也更多地來自「商」實踐主體——商人的自發的平等、公平、信用等理念以及「商」實踐內在的營利、快捷、安全等需要。商規則產生、發展的歷史即為明證，「先有交易，後來才由交易發展為法律------這種通過交換和在交換中才產生的實際關系，後來獲得了契約這樣的法的形式」[10]，在這一過程中，「這個規則首先表現為習慣，後來便成了法律」[11]。「從實質上看，商法是，或者至少應該是有理智的商人們的共同意識。這個法律部門相對來說不受政治和其他感情方面的壓力的影響。」[12]商法「是為所有王國和聯合體的權威所認可的習慣法，而不是由任何君王的王權所確立的法律」[13]。
商法從習慣到習慣法，再到法律的過程，呈現為一種由自發到自覺的過程，這一過程中，不能否認「自覺」的重要意義，其可以構成對「自發」的一種整理與提升，但其不能完全脫離更不能背離「自發」的內容與本質。德國最高法院於1923年指出，「貿易交往不僅對個別消費者，而且對整個民族承擔著滿足不斷變化的生活和經濟利益需要的使命，為完滿達到這目的，貿易交往應盡量少受強製法律規范的制約，而主要按自身的規律和需要發展。」[14]商法自主性的重要表現和內在要求就在於，商法規則的制定、內容、形式等，須建立在對商實踐的需要和規律的正確把握基礎上，盲目、恣意甚至違背商實踐客觀規律的商法規定必將構成對商實踐的阻礙或損害，並最終被商實踐的偉大力量所淘汰。對此，我們必須有充分的認識和足夠的尊重。
3. 發展性
所謂發展性，是指商法較其他部門法表現出更為明顯的能夠順應實踐的發展及其需要而適時、及時地作出相應變化調整的特點。正如卡多佐引用一位英國法官的話所言，「商人法，不是固定的和僵硬的，它的生長並沒有因為被裝進法典而受到了抑制；用首席大法官柯克伯恩伯爵在古德溫訴羅伯特(Goodwin v. Robert L. R. 10 Exch. 346)一案的話來說，它能夠被延伸和擴大來滿足貿易的需要」。[15]
商法的發展性主要由「商」的本質所決定，商活動主體是一群善於權衡利弊、精打細算、趨利避害的商人，他們極富投機意識和創新精神，其從事商活動的唯一目的就是營利，對於利潤可謂目光敏銳行動快捷。在商的世界裡，時間就是金錢，效率就是利潤。這種利益驅動機制及其帶來的快速、敏捷、超前性，在商人的商活動實踐中得到淋漓盡致的發揮，商人總能創造出五花八門樣式繁多的方式獲取利潤，這也要求調整「商」的商法規則必須隨形勢發展快速更新有關規定，否則將成為商實踐發展的絆腳石。
商法發展性的最重要也最直接的表現就是各國商事法律的修改頻率。作為上層建築的法律必須隨社會生活、經濟基礎等的發展而相應變化或調整實屬正常且必要，但商事法律的修改變化之快表現尤為突出。以日本商法典為例，其自施行以來，已經經過35次修改或補充，是日本大型法律中修改、補充次數最多的法律。商法發展性的另一重要表現就是大量商事單行法的制定。商事實踐共性很強，但並不因此否認個性的存在，實際上隨著商實踐的復雜性、專業化、專門化的增強，制定商事單行法以分別規制已屬不得已而必要且必然之舉。如法國存在商法典，但又不得不頒行大量單行法，如1917年工人參加股份公司法、1919年商業登記法、1925年有限責任公司法、1930年保險契約法、1935年票據統一令及支票統一令、1936年海上物品運送法、1942年證券交易所法等等，同時對商法典作了相應的修改。
商法的發展性使得那種試圖通過嚴密邏輯推演規定諸多概念制度構建封閉自滿永久適用商法體系的想法完全成為一種幻想，也要求我們必須保持對商事實踐足夠的觀察力和敏感性，適時對現有商法規定進行相應修訂，從而在商法的穩定性和發展性中間尋求合適的平衡點。
4. 國際性
所謂國際性，是指相對於民法、刑法等其他部門法，各國商法規則在內容、形式等方面具有更高程度的共通性或一致性。對此，威廉·米歇爾曾言，「每一個國家，甚至還可以說每一個城鎮，都有它自己的一種商法，但所有這些商法都不過是同一種類的各個分支而已。在每個地方，商法的主要原則和最重要的規則都是一樣的，或者說是趨於同一的。」
⑷ 民法與商法有什麼區別
您好，一、民法和商法的理念不同
民法理念主要有平等、公平、私法自治、過錯責任。商法理念主要有強化的私法自治、營業自由與投資自由、保護營利、嚴格責任。從原則上講，民法作為商法的一般法，民法的理念都適應於商法，而商法作為特別法，不僅具有自己特殊的理念，且在適用民法理念時，也因商法的特殊性而有所修正。
二、民法和商法產生的經濟基礎不同
民法產生的經濟基礎是商品經濟，民法是和商品經濟緊密結合在一起的，有商品經濟就應當有法律，就應當有調整商品經濟的基本法律——民法。商法產生的經濟基礎是市場經濟，商法是調整市場經濟的最基本的法律形式之一。民法強調平等自主、等價有償以及誠實信用三項基本原則。商法強調效率至上、兼顧公平以及國家干預，這三項原則體現的顯然是市場經濟的普遍要求與一般規律。
三、民法和商法的立法價值取向不同
立法價值取向，主要包含兩層含義：一是指各國在制定法律時，希望通過立法所欲達到的目的或追求的社會效果；二是指當法律追求的多個價值目標出現矛盾時的最終價值目標選擇。價值取向主要涉及到價值界定、價值判斷和價值選擇。價值取向和法律原則的關系是價值取向可轉化為各項明確肯定的法律規范和法律制度。價值取向和具體法律規范之間是通過法律原則來連接的，在效力上，價值取向是法律原則的上位概念。
民法和商法都是私法，具有誠實信用、公平、效益、平等等相同的基本價值取向，但基於調整對象的不同，兩者的立法價值取向的差異主要表現在：在民法的各項價值目標中，最基本的價值取向是公平，當公平與其他民法原則發生沖突或矛盾時，公平是首選，即公平至上兼顧效益與其他；在商法中最高的價值取向是效益，其基本立法要求是效益至上兼顧公平與其他。民法和商法不同的價值取向既反映了兩者具有不同的目的追求，也反映了兩者具有不同的作用和獨特的存在價值。
如能給出詳細信息，則可作出更為周詳的回答。
⑸ 商法對商行為有哪些特別規制，為什麼要進行特別規制
商法對商行為的特殊規制： ①代理制度； ②留置權制度：民事留置權基二平衡原則，強調回被擔保的債權答與留置的標的物必須具有關聯性；商事留置權則基於高效快捷的要求，僅強調……一般關聯性。 ③時效制度：時效短而且更嚴格。 ④嚴格主義。
⑹ 商法的性質
對於以商事關系為調整對象的商法，其性質是什麼，在當代中國的法學界雖未見有學者
以「性質」為篇名作系統的闡發，但許多學者在談到商法的特徵時多少有所涉及，而其中所
涉及的內容似乎尚有深入研討的必要。
商法的性質即商法的本質屬性，從普遍的意義上說，此處並不涉及其政治性質問題，因
為中國法律毫無疑問是社會主義性質的。
從商法產生時起，大陸法系國家的學者就認為商法是私法的特別法，屬於私法范疇。也
就是說，商法的首要性質是私法。對於商法這種性質的揭示不僅適合於19世紀的歐洲，同
樣適合於當代中國。
關於當代中國是否應採用公、私法的劃分問題，在國家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確定為我國
的經濟體制改革的目標模式之後被法學家提了出來，盡管如同國外的情況一樣有少數學者持
否定的態度，但較為多數的學者認為「公私法的區分，是現代法秩序的基礎，是建立法治國
家的前提。」①依區分公法和私法的通行標准，商法的私法性質十分明顯。
第一，作為商法調整對象的商事關系是一種平權關系，主體雙方的法律地位是平等的。
商事關系是發生在商事活動中的商人之間形成的財產關系，商人或稱商事主體是市民社會的
主體之一，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即是人們通常所說的市場經濟主體，它們或是公司、合作
社，或是獨資企業、合夥企業以及個體工商戶等等。它們是合理地追求自己利益最大化的
人，是市場之中實在的人在法律上的表現，是實實在在的「經濟人」而非「道德人」。因此，
商人是私法的主體，商事關系屬於私法調整對象的重要組成部分。
第二，商法規定的權利是商事主體從事商事活動的權利。這種權利的核心是商事主體擁
有在法律預先設定的范圍內的充分的經營自由，以實現其營利目的。為達到這一點，商法首
先要以嚴格主義(強行性規范)確立商事主體的主體地位，賦予其商事權利能力和行為能
力;其次，是必須確保商事主體的意識自治，以使其通過自己的獨立的行為去享有權利和承
擔義務，體現在法律規范上，即是較多的任意性規范的存在。例如，關於商行為，在許多情
形下，只要不違背社會公共利益或損害他人的合法權益，均可由當事人自行約定或自行訂
定。
，湖南師范大學法學院法律系副教授。
①肖揚主編:《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法制建設講座》，中國方正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10頁。
一14一
第三，不論是商法的任意性規范，還是其強行性規范，都以確認、保障和促進商事主體
的營利為宗旨。商法關於商事主體的營利性調整機制並不是保證每一個商事主體都獲利，實
際獲利的數量與當事人主觀願望的差異，是由當事人雙方能力決定的事情，商法對此不加干
預。商法的使命是保障交易程序的公平，即以建立交易的公平競賽規則為己任，向所有依法
經營的商事主體提供公平獲利並將其合理地分配於投資者的一般性條件，但如果交易使一方
無利可得，就違反了交易在分工條件下使雙方皆獲利的本質，尤其是在交易中發生欺詐、脅
迫行為，商法則對此嚴加干預。很顯然，這一機制是典型的市場經濟機制和現代私法的調整
機制。
如此判定商法，必然招致不少人的非議。在一些人看來，商法是典型的「公私混合法」
或是具有公法因素的私法。對於此論，我們不敢妄加否定，但至少可以說，這是不全面的，
因為它涉及到公私法的區分層面的問題和對商法概念的理解問題。
依我們的理解，公私法的區分主要是從法律規范的層面著眼的，雖然有時也及於其調整
領域和法律文件，但對於後二者而言，這種區分的意義是十分有限的。在現代社會中，一則
個人利益與社會利益要達到平衡，二則一定的社會關系范圍往往需要多種法律規范的綜合調
整，如財產權和人身權既需要民法保護，也需要刑法保護。亦即存在一些學者所謂的「私法
公法化」的現象。如果僅以法律規范為考察對象，公法與私法的區分是比較清楚的，私法規
范從沒有「公法化」過。
正如一些權威著作總結的那樣，商法是一個內涵很不確定的術語。①學者們在回答什麼
是商法時，都要從形式意義和實質意義上加以闡述。考察當今世界各國的商事立法，在形式
意義的商法中，其法律規范無不包括私法規范和公法規范兩大類。再加上當代世界是一個國
際往來十分活躍的世界，和平與發展是當今世界的兩大主題，因此，每一類商事規范又都含
有國內法規范和國際法規范。我們認為，通常所指的作為民法的特別法的商法僅指商私法規
范，且以國內法規范為主。正如後文將要談到的，商法的意義應當是實質意義上的而不是形
式意義上的。如此則其中商公法規范應當歸入經濟法或刑法之中。如果從立法(法律文
件)這一層面去著眼，則當然可以得出「商法的公法化」的結論，然而卻不好理解「商法是
民法的特別法」或「商法是私法的特別法」這一點。總不能說，其中的刑法規范也是私法
(民法)的特別法吧!其實，「商法公法化」的准確說法是「商事活動的公法調整得到加強」，
因為隨著社會的發展，早期單純地只由私法規范調整的領域演變成以私法規范調整為主、為
基礎，公法也將其納入自己調整范圍之內的態勢。明顯的例證是，平等主體之間的財產關系
和人身關系由私法調整，但是平等主體之間只存在私法關系嗎?顯然不是，許多犯罪行為均
是平等主體之間發生的，當然應當由刑法(公法)進行調整。商事領域同樣是如此。
因此，單純地說，「商法是公私混合法」或「商法具有公法性」是不太確切的。就形式
意義的商法而言，這是完全正確的，但作為民法的特別法來說，則是不準確的。否則，一方
面劃不清商法同經濟法的關系，另一方面刑法也就會被各個領域的法所肢解，即出現所謂的
商刑法、環境刑法、經濟刑法、文化刑法等。不過話又說回來，如果僅是從這些方面進行科
學研究當然是無可非議的。
商法的第二個性質是實體法。將法律區分為實體法和程序法是近代以來的做法。按照羅
①參見(牛津法律大辭典》，光明日報出版社19%年版。第120頁。
馬法上的公法與私法的概念，民事訴訟法屬於私法范疇。直到《拿破崙法典》制定時，作為
程序法的民事訴訟法已被從私法中分離出來作為公法處理。①雖然法國於1807年頒布的商
法典中專門規定了商事法院組織和訴訟程序，1958年法國的司法制度改革法沒有變動商事
法院在法院司法體系中的地位，可是大多數國家並未單設商事訴訟程序法，而將商事糾紛依
民事訴訟程序法處理。考察各國的形式意義的商法，可以發現其法律規范大量的是實體性規
范，雖然也存在有一定數量的程序性規范，如公司登記的具體程序，但它主要是告知主體如
何去行使自己的權利，至於國家主管機關究竟應如何辦理，則因這些法律中不可能包含如此
瑣細的規范，往往要有其他的實施性規定的出台始為實用，而這些具體的規范性質上則屬於
經濟法規范(一些學者稱之為經濟行政法規范)。另外，破產法從其發生來看本屬於傳統的
商法之中，一些國家規定，破產只適用於商人而不適用於一般的民事主體。然而，破產法在
性質上主要是程序法(當然其中也有不少經濟法規范)，隨著法律體系的不斷發展和人們對
體系化追求的強化，應當不再將其認為是商法，個中理由就與人們不將民事訴訟法歸於民法
是一樣的。②總之，現代商法已經從傳統的實體法程序法合二為一的商法發育而成實體法的
商法。
在我們看來，商法在性質上是國內法而不是國際法。有人認為商法的發展趨勢是「國際
法—國內法—國際法」。從表面來看，此論好象不錯。但仔細思考一下，我們覺得似乎
不太准確。
誠然，商法早在其古典時期就已表現出國際法的特徵，形成於中世紀的商事習慣法特別
是海事習慣法實際上已被歐洲大陸各國的商人普遍接受並適用其商事活動，當時的商人團體
甚至視商法為「國際法或自然法之一部分」。③我們不禁要問，這種習慣法可以與現代國際
法同日而語嗎?回答無疑是否定的。那時的商事習慣法充其量是具有國際法的某些特徵而
已，貌似而神不似。
至於在現代市場經濟條件下，市場已是國際范圍內的大市場，國家間商品的流通和人
員、資本、勞務的流動日趨自由，於是商法的統一化、國際化趨勢得到加強，一系列的國際
商事公約、協定和地區性的商事公約逐漸問世。這的確是個不爭的事實。然而即使是這種事
實，仍然得不出現代商法是國際法的結論。一則，是否參加這些公約，對這些公約中的某些
條款是否保留，完全是一國主權范圍內的事，一國基於其自身利益的考慮可以參加某公約也
可以不參加某公約，即便是國際市場的動力促使其加入某公約，還是要經過一國以主權形式
表現出來;二則，現代世界各國的普遍性的做法是，並不因為有國際性的商事法律規范的存
在而不進行國內商事立法，也就是說，國內商事法規范與國際商事法規范是同時存在的，國
內立法只是吸取國際上的先進做法而已，而不是以國際商事規范直接代替國內商事規范。歐
共體國家的情況雖有點特別，但歐共體畢竟只涉及幾個國家。其實，從嚴格意義上說，所謂
的「商法一體化」主要表現為各國商事法律規范的相似或相同，就一國的商法而言，其法律
規范包括了國內法規范和國際法規范兩部分，國內法規范是基礎，是佔主導地位的。
⑺ 論述：商法部門的獨立性
所謂商法的獨立性，至少涉及對三個的認識：一是是否存在形式上的商法或商法典；二是商法能否作為獨立的部門法存在；三是商法與法的關系，是商法包容經濟法抑或經濟法包容商法。對這些問題的不同認識，不僅直接到對商法學科性質、地位的認識，對商法學科的和市場經濟的法治建設無疑也具有重要影響。 一、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形式商法的獨立性問題 考察大陸法系國家民商法的進程，可以發現：自1807年法國實行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後的近百年中，大陸法系多數國家均仿法國立法模式，分別制定了自己的民法典與商法典，如德國、日本、西班牙、盧森堡、比利時、葡萄牙、荷蘭、阿根廷、墨西哥等。但進入20世紀後，以瑞士民法典的制定為開端，大陸法系國家均采民商合一的立法模式，如瑞典、泰國、義大利、俄羅斯、匈牙利、蒙古、寮國等。造成這種立法模式的變化，究竟是歷史的巧合還是有其深刻的經濟根源？對於民商合一與民商分立的立法模式，早在我國清末法制改革和民國政府制定民法時就有過激烈爭論。由立法院院長胡漢民提交的《『民商劃一』提案審查報告書》集中闡述了民商合一的立法理由，這個議案議最終被民國議會通過。其主要理由有：因我國歷史關系，商人本非特殊階級；因社會發展進步，認為民商合一有相當理由；民商合一為世界之最新發展趨勢；人民在上應一律平等，不宜因職業而分別立法；什麼是商行為，難以區分；商法僅系民法之特別法，分別立法重復之處甚多，如一方為商人，一方非商人，發生適用困難。1日本學者我妻榮先生是民商分立的積極支持者，針對上述報告書曾作過精闢的論述。他認為：民商分立是基於歷史的沿革，是商法的特殊性沿革的結果；商法的進步性與立法修改難易沒有關系；商法具有國際化趨勢，為適應國際的發展仍有把商法作為特別法的必要；基本平等的理由而主張民商合一，實際上只是表面的觀察；民商兩法雖難於區別，但商法仍有其獨立的范圍；商法雖不如民法那樣系統，但不能說商法不能有系統的法典；商法作為民法的特別法，如硬將商事原理納入民法之中，則會發生適用上的困難。2以後民法學者主張民商合一或民商分立，概莫以之為基礎展開論證。 西方國家的商法起源於歐洲中世紀地中海沿岸的商人習慣法。在歐洲中世紀漫長的封建社會，一直以農業種植和庄園經濟為主導，封建法和教會法佔據統治地位。封建統治者採取的是重農抑商的統治政策，教會法更是嚴格限制商人的活動，認為商事買賣有背於基督倫理，禁止借本經商，反對高利貸。進入11世紀以後，地中海沿岸的航海貿易逐漸繁榮，形成了商人較為集中的幾大商業城市。為了擺脫封建法和教會法對商事活動的限制，爭取自由，商人們紛紛成立了自己的行會，即「商人基爾特」。商人基爾特為了維護商人的利益，解決商人之間的糾紛，制定了僅適用於商人的行會規章，有自己的商事習慣和裁判規則，甚至成立了自己的商事法院。這種商人習慣法歷經11世紀至14世紀幾百年的發展，對大陸法系各國的民商立法產生了重要影響中世紀末，特別是16世紀後，隨著商品經濟的進一步發展，歐洲一些國家封建割據勢力逐漸衰落，中世紀占統治地位的教會法開始被廢棄，統一的民族國家逐步形成，早期的自治城邦也已不復存在。隨著國家政權的日益強大，商事習慣法逐漸被國家的商事立法所取代。最早進行商事立法的是法國。1563 年法國即已設立商事法院，並任命商人為法官負責處理商事案件。1673年路易十四統治時期頒布《陸上商事條例》，1681 年又頒布《海事條例》。至法國大革命勝利後，拿破崙為了鞏固勝利成果，繼1804年制定民法典後，又於1807年制定商法典。實際上，法國之所以實行民商分立，並非出於理性的認識與選擇，主要是考慮到法國已有商事單行法100多年，既不將其廢除，也不並入民法中，而是將其合並成商法典。自《法國商法典》頒布後，歐洲大陸各國紛紛仿效，分別制定了各自的商法典。這種民商分立體制的形成，主要是由於歐洲大陸各國在資本主義早期發展中所形成的商人特殊階層及其特殊利益，以及源於中世紀的商人習慣法的影響。 企法網 http://www.enterlaw.net/index.htm
⑻ 商行為的特殊商事行為
特殊商事行為是與一般商事行為相比較而言的一個概念，它是指在商事交易中具有個性、並受商法中的特別法規所調整的商事行為。特殊商事行為產生的基礎是商事交易內部的特殊性以及商法對不同類型商事交易法律調整的特別需求。
縱觀各國商事立法，對特殊商事行為的法律調整在立法技術上一般採取兩種方法。在制定有商法典的國家中，一方面在商法典中規定了一部分調整特殊商事行為的規則，這些規則主要以傳統的特殊商事行為為調整對象；另有相當多的特殊商事行為則由商事單行立法予以調整，這些立法主要以現代商事交易中出現的新的特殊商事行為為調整對象。而在制定有商法典的國家中，特殊商事行為基本上由商事特別立法或商事專門立法予以調整。特殊商事行為通常包括：商事買賣、商事運輸、商事倉儲、商事居間、商事行紀、商事期貨、商事信託、商事票據、商事保險、海商等內容。中國對商事票據、商事信託、商事保險和海商等特殊商事行為已有單獨立法，這里簡要介紹幾種特殊商事行為。 商事行紀是指商主體以自己的名義為委託人購買或銷售貨物、有價證券等，從中獲取相應的報酬，並以此作為職業性經營的行為。商事行紀是典型的商事行為。商事行紀與代理、居間不同，具有自身的特徵：⑴行紀人以自己的名義從事貿易活動。在一般的民事代理行為中，當事人通常是以委託人的名義進行活動的，其法律、經濟後果歸屬於委託人。與此不同，在商事行紀活動中，行紀人是以自己的名義作為合同當事人，法律後果由行紀人自己承擔，經濟後果則歸屬於委託人。在這一點上，它與商事代理有著明顯的區別。⑵行紀人為委託人從事貿易活動。行紀人是基於委託人的委託而從事行紀活動的，因此，行紀人在委託人的計算范圍內從事行紀活動時，由交易所產生的經濟上的損益全部歸屬於委託人。
行紀行為是大陸法系國家商法中的一種典型商行為。它與代理和居間不一樣，在民商
分立的國家，只有商法典才規定有行紀商或行紀商行為；民法典中沒有關於行紀的規定。因此，它是相對獨立於民法典的典型商行為。
（三）商事行紀
商事行紀是指商主體以自己的名義為他人（委託人）購買或銷售貨物、有價
證券，由此獲取報酬，並以此作為職業性經營的行為。從商行為角度研究可
前面從商主體角度研究行紀，其側重點同樣存在差異。從行為角度考察， 商事期貨交易是商事買賣的一種特殊形態，是指按照期貨交易所的規定，期貨買賣的雙方當事人在交易所內預先簽訂有關產品的買賣合同，而貨款的支付和貨物的交割要在約定的遠期進行的一種特殊商事行為。商事期貨交易具有如下幾個特徵：（l）期貨交易必須在交易所內進行；⑵期貨交易必須遵守交易所的交易規則；⑶在通常情況下，期貨交易的買賣標的是標准化合約，而不是商品；⑷期貨交易具有高風險、高效益的特點。
期貨買賣具有一定的投機性，它是從物的交易變成了期貨合約的交易。期貨買賣與一般買賣相比，其最大的差異在於，前者交易的標的是貨物，而後者交易的標的更多的是合約本身；後者比前者具有更大的投機性和風險性。在中國，伴隨著市場經濟的繁榮，期貨交易已經在現實經濟生活中較為廣泛地出現，這方面的立法也在不斷完善之中。 信託最初是英美法系中的一個概念，現已被大陸法系國家商法廣泛接受。它是指在委託人將其財產轉移給受託人，受託人以自己的名義依照委託人的指定，為受益人的利益或特定目的，管理或者處理財產的行為，受託人獲取一定的商業利益。信託可分為民事信託和商事信託。民事信託主要是以安排個人資產移轉、承繼等為目的的民事法律行為。商事信託是以獲取商業利益為目的的商事法律行為。信託適用於商事領域，最初的動因在於籌集生產資本，並基於此創造出適用於個人、企業和其他組織的共同參與的資本經營模式。在當代現實經濟生活中，商事信託無論在種類方面，還是在規模方面，都遠遠超過民事信託。商事信託種類繁多，常見的商事信託主要有投資基金信託、附擔保的公司債信託、貸款信託、設備買賣融資擔保信託、公司股東表決權信託、雇員受益信託等。
⑼ 商法的特點
商法的特點：商法調整行為的營利性；商法調整對象的特定性；商法規范較強的技術性和易變性；商法的公法性；商法的國際性。
商法的原則：商主體法定原則（類型法定、內容法定、公示法定）；公平交易原則（地位平等、誠實信用）；交易簡便、迅捷原則（交易簡便、短期實效、交易定型化）；鼓勵交易原則（維護交易的有效性、對於有過錯的交易行為最大可能的使其有效、通過其他原則如短期實效、意思自治等原則） 。
(9)商法處理上的獨特性擴展閱讀
商法的種類
1、中華人民共和國公司法
（1993年12月29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會議通過根據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三次會議）
2、中華人民共和國合夥企業法
（1997年2月23日第八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四次會議通過2006年8月27日第十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二十三次會議修訂）
3、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獨資企業法
（1999年8月30目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第十一次會議通過 1999年8月3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主席令第20號公布自2000年1 月1日起施行）
4、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
（1979年7月1日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二次會議通過 根據1990年4月4日第七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三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的決定》修正根據2001年3月15目第九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第四次會議《關於修改（中華人民共和國中外合資經營企業法）的決定》第二次修正）
⑽ 我國民法典中如何體現商法的特性
在當代這個社會，可能大家對於商法都是比較熟悉的，但是大家對於《民法典》（2021年1月1日起實施）並不是特別的清楚，因為我國的《民法典》是剛剛出台的，很多人都想要清楚的知道一下《民法典》與商法的關系在我國是怎樣的？
總體來說，商法是民法的特別法。具體區別則表現在：調整的主體不同：民法調整的主體是民事主體（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國家），商法調整的是商事主體。（自然人，法人，其他組織）調整的對象不同：民法調整的對象涉及到生活的方方面面。商法只調整流通領域。立法目的不同：民法追求的是社會的 公平 公正,商法注重交易的 安全！（如票據法中票據的 無因性就是為了保證交易的安全）在國家的法律體系中的地位不同：民法是國家的部門法，是基本法。商法不是，他是民法的特別法。制定和修改程序不同：民法的制定和修改，往往是由全國人大來完成，常委會只有在不違反民法基本原則的前提下做部分修改。商法由常委會就可以制定和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