罪刑法定的價值

① 罪行法定原則的學術價值和現實意義

罪刑法定原則是西方國家在反對封建社會的罪
刑擅斷斗爭中提出來的刑法原則,是資產階級革命
的產物。在資本主義社會,支撐罪刑法定的根基是
三權分立論和心理強制說。三權分立是罪刑法定的
前提,而在立法、司法、行政三權分立的社會,也必然
要求罪刑法定。在罪、刑明文法定情況下,也才有可
能確保三權的分立,也才得以實現防止立法權和司
法權的濫用,從而達到保障公民自由之目的。心理
強制說為德國著名刑法學家費爾巴哈首倡,該說認
為,人們有「趨利避害」之心理,當罪、刑明文法定,便
使二者之間產生一種必然聯系,欲實施犯罪之人便
會在權衡犯罪之樂小於刑罰之苦之後放棄犯罪。心
理強制說事實上為罪刑法定在預防犯罪上的實效作
用作了堅實辯護,也為罪刑法定得以在刑法中存在
奠定有力的理論基礎。總之,罪刑法定為西方國家
所推崇的根本原因在於罪刑法定在保障公民自由方
面的獨一無二的意義(盡管這里的「公民」是有局限
性的)。三權分立論從限制自由裁量權,也即從限制
國家對公民自由侵犯的角度論證了罪刑法定原則對
保障公民自由的意義;而心理強制說從預防犯罪,也
即從遏制個人對公民自由侵犯的角度論證了罪刑法
定對保障公民自由的意義。

一、學術價值

刑法第3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
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這一段樸素嚴謹的文字，充脹著正義、自由等法的基本價值，蘊涵
著實現刑法特有價值的「美德」。
「自由」，就哲學范疇而言，是指對必然的認識和對客觀世界的改變。就政治范疇而言，是指
從被束縛、被虐待中解放出來。就法律范疇而言，則是獲得法律上規定和保障的一定行為的權
利。根據歷史記載，英國大憲章是罪刑法定的最早淵源，具有保障人權的意義，所以罪刑法定是
以個人自由為價值的。它禁止任何單位和個人越過法定的范圍去行使自由，即嚴禁「越界行
權」。它將什麼行為是犯罪、具有何種刑罰、如何懲罰等基本規范，規定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並昭告於天下，從而給全體公民樹立了一個明確的罪與非罪行為表，使人們明白，何者當為或
不當為，把刑法所保護的自由突顯出來，使人們能夠根據刑法的規定約束自己的行為，規避法
律明文規定的犯罪行為，在刑法無明文規定的情況下，充分行使自己的自由權利，而免受刑法
的意外打擊。正如洛克所說:「法律與其說是限制人們自由的，倒不如說是指導著一個自由而充
滿智慧的人去追求他所應當追求的利益」。⑥一句話，罪刑法定的公示性、可知性、確定性便於
人們正確認識刑法、運用刑法，不論人們對刑法有怎樣的誤解，刑法決不是廢除或限制自由，而
是保護和擴大公民的自由，只不過這種自由是以法定界限為標準的，誠如西賽羅所言:「我們都
是法律的奴隸。正因為此，我們才是自由的。如果沒有法律強加的限制，每個人都可以隨心所
欲，結果必然是因此而造成自由的毀滅」。而罪刑法定原則就是通過罪之法定、刑之法定，最終
確保公民享有最大限度的自由。這是人類歷史發展的軌跡，也是刑法發展的軌跡。
「正義」一詞的辭源含義為「公正的道理』，⑦，意寓平正、不偏斜。它既是一種道德標准，又是
一種社會行為規范，也是一種法律規范，在任何社會制度下，都阻擋不了人們對正義的強烈要
求。刑法關乎於人的生命和自由，所以正義更應當是它的基礎和生命，而罪刑法定原則恰恰也
體現了這一點。現代社會，人們對法治的推崇，已達到了頂峰，為什麼?就是因為法治體現了正
義、平等，而罪刑法定的立法化，則標志著刑事法律成熟法治的開始，也是刑法形式正義的里程
碑:它表明在我國，定罪量刑不因領導人的改變而改變，也不因國家政策的改變而改變，也不因
領導人的注意力的改變而改變，也不因領導人員、司法人員和公民個人感情的變化而改變，定
罪量刑的標准只有一個，即刑法的明文規定。也就是說，罪刑法定原則終於廓清了一個長期困
惑中國老百姓的問題，法比權大;它表明，在我國廢除了曾經具有合法地位，並運用了17年之
久的司法類推制度，宣告了在刑法明文規定以外也可以對某些行為定罪處刑制度的徹底終結，
從而消除了在「法律層面上」最不能體現公正的司法制度;它還表明，不允許根據行為後施行的
刑法，處罰刑法實施前的行為。因為一個人只能根據已經施行了的法律，規范自己的行為，如果
依行為當時的法律不構成犯罪，他的行為就是合法，如果將行為後的法律，用以對他處罰，可以
說是「不教而誅」有失正義，而罪刑法定高舉正義之旗，絕對禁止事後法;它還否定了全國性第
一輪「嚴打」中，曾被明文允許廣泛使用的「重法溯及既往」的規定，重新肯定了從舊兼從輕原
則，從而避免了以往在司法實踐中，屢見不鮮的所謂「吃風頭官司」的狀況，維護了刑法的公正、
穩定價值。這如同一個「巨人」的宣言，擲地有聲地宣告著，正義是一種絕對價值，而且是一種不
可能來自任何其他價值的價值，罪刑法定代表著正義!

二、現實意義
肇始於資本主義社會的罪刑法定原則在
我們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得以存在的理由或意義又是
什麼呢?筆者認為有以下幾點:(1)我國國體所決
定。盡管罪刑法定原則產生於資本主義社會,但並
不是決定資本主義性質的根本制度,它同樣也能為
社會主義社會所用。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
確保人民民主、自由是社會主義的核心任務,而恰恰
罪刑法定原則在保障公民自由方面起著無可替代的
作用。所以,我國的國家性質決定了罪刑法定原則
必然在我國刑法中存在。(2)罪刑法定是我國政體的
必然要求。憲法規定的政治體制中,將國家機關分
為權力機關,行使立法權;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審
判機關和檢察機關,行使司法權。要確保司法權不
逾越立法權,限制司法權的濫用,就必然要求罪刑法
定。(3)「依法治國」之需要。依法治國是我國社會主
義法制建設的核心,要求國家的一切活動都必須納
入法制軌道,這也必然要求在刑事審判中堅持罪刑
法定,防止司法機關有法不依,隨心所欲地處罰他
人,以達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之目的。(4)實現刑罰
目的之使然。將罪、刑明確法定,建立罪與刑的必然
聯系,對社會上一般人起著重要鑒別功能;對欲犯罪
之人也起著心理強製作用,從而有利於預防犯罪。
總之,罪刑法定在實現我國刑法的兩大機能,即保護
社會和保障人權,尤其是在保障人權方面有著重大
意義。這是其得以存在的最根本理由。

② 刑罪法定原則的內涵和意義

刑法第3條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

「罪刑法定原則」又稱罪刑法定主義，即某一行為是否構成犯罪，構成什麼罪，對犯罪處什麼刑，均須由法律預先明文規定，也即所謂「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這一來自拉丁語的法律格言，是對罪刑法定原則含義的高度概括。

罪刑法定原則的思想淵源，可上溯至1215年英國自由大憲章所明確的「適當的法定程序」的原則，而後，罪刑法定思想逐漸與西歐近代啟蒙思想相結合，形成一種與當時封建刑法擅斷相抗衡的一種思潮，廣為傳播，並以三權分立學說和心理強制說作為其理論基礎。從罪刑法定原則近兩百年的發展演進過程中，可以發現，其基本精神乃是通過消極地限制刑罰權以積極地保障人權；其基本要求乃是通過刑法的確定性和絕對性來實現其社會保護和人權保障的雙重機能。

隨著我國改革開放的進一步深化和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個人的主體意識和權利意識也隨之進一步增強，人民需要罪刑法定，法治社會呼喚罪刑法定。因此，新刑法在第三條中庄嚴宣告了這一基本原則——「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罰；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罰。」但對於這一表述，有的學者揭示了其中的「中國特色」；我國的罪刑法定原則有兩個基本方面，第一個方面是其積極側面，第二個方面是消極側面，並且積極側面優於消極側面。從這個意義上講，正確適用刑罰權，懲罰犯罪，保護人民，這是第一位的；防止刑罰權的濫用，以保障人權，這是第二位的。我認為，正是由於這種「中國特色」的存在，造成了罪刑法定原則應然性與實然性的沖突。

我國實行罪刑法定原則（即思想基礎①）是由刑法與民主的關系、刑法與自由的關系、刑法與秩序的關系決定的：是為了實現人民意志，保障公民權利，維護社會秩序，必須實行罪刑法定原則。這一原則折射出當代中國是以依法治國、保障人權為其價值取向的，其核心是實現刑法對人權價值的有力保障。

③ 罪刑法定原則的內涵及其價值定位

罪刑法定原則即行為時，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我國1997年刑法回確立了罪刑法答定原則。
罪刑法定原則包括兩個基本方面：1、積極的罪刑法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罰」；2、消極的罪行法定：「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量刑」。積極的罪刑法定從積極的方面要求，正確地運用刑罰，懲罰犯罪，保護社會；消極的罪行法定基本精神和主要意義是從消極方面限制刑法權的適用，防止國家濫用刑法權侵犯人權，從而確保刑法是善良公民的大憲章，是犯罪人的大憲章。
消極的罪行法定派生以下原則：禁止類推、禁止事後法、禁止習慣法、禁止不定刑、明確性原則。
兩個基本方面是對立統一的，價值定位為，運用刑罰懲罰犯罪以保護社會，與約束國家刑罰權以保障人權的對立統一。現代刑法的首要價值和任務是維護個人自由，盡最大可能地保護和保障個人自由，同時維護社會秩序的穩定。特殊情況下，當積極方面和消極方面發生沖突時，應以消極方面為優先考慮，在此前提下尋求個人自由與社會秩序的統一。

④ 闡釋97刑法典中規定罪刑法定原則有什麼重要的意義和價值

罪刑法定原則，簡單的說就是法無明文規定不處罰，法無明文規定不為罪。沒有法律就沒有犯罪與刑罰。「法官要認定犯罪和判定刑罰，必須依據預銜規定何種行為構成犯罪，並可以以人何種刑罰的法律

:(1)我國國體所決
定。盡管罪刑法定原則產生於資本主義社會,但並
不是決定資本主義性質的根本制度,它同樣也能為
社會主義社會所用。我國是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
確保人民民主、自由是社會主義的核心任務,而恰恰
罪刑法定原則在保障公民自由方面起著無可替代的
作用。所以,我國的國家性質決定了罪刑法定原則
必然在我國刑法中存在。(2)罪刑法定是我國政體的
必然要求。憲法規定的政治體制中,將國家機關分
為權力機關,行使立法權;行政機關,行使行政權;審
判機關和檢察機關,行使司法權。要確保司法權不
逾越立法權,限制司法權的濫用,就必然要求罪刑法
定。(3)「依法治國」之需要。依法治國是我國社會主
義法制建設的核心,要求國家的一切活動都必須納
入法制軌道,這也必然要求在刑事審判中堅持罪刑
法定,防止司法機關有法不依,隨心所欲地處罰他
人,以達維護公民的合法權益之目的。(4)實現刑罰
目的之使然。將罪、刑明確法定,建立罪與刑的必然
聯系,對社會上一般人起著重要鑒別功能;對欲犯罪
之人也起著心理強製作用,從而有利於預防犯罪。
總之,罪刑法定在實現我國刑法的兩大機能,即保護
社會和保障人權,尤其是在保障人權方面有著重大
意義。這是其得以存在的最根本理由。

⑤ 如何理解罪行法定原則

罪行法定原則的選擇與適用
韓克芳

一、歷史考察
(一)國外罪行法定的淵源和發展罪行法定思想可謂源遠流長，最早可以追溯到古羅馬時代的「適用法律必須根據法律實體」的規定。但作為一項原則立法的最早淵源，可算是英國大憲章。而作為一種具有近代意義上的刑法思想，則是十七、十八世紀西方資產階級啟蒙運動的產物。當時，以洛克、孟德斯鳩為代表的思想家，以自然法思想為理論基礎，基於追求人的解放和保護人權的價值目標，針對當時的封建司法專橫、罪刑擅斷，提出了罪行法定的思想。後來，這一思想得到了義大利刑法學家貝卡利亞的進一步發展和完善，貝卡利亞在1764年的《論犯罪與刑罰》一書中寫到：「只有法律才能對犯罪者規定刑罰……超出法律的刑罰是不公正的，因為它是沒有法律規定的另一種刑罰。」同時，德國刑法學家馮·費爾巴哈也對罪刑法定的思想作過系統而全面的闡述。近代意義上的罪行法定由一種法律思想被確立為刑法的一項基本原則，最早是1789年法國的《人權宣言》。該《宣言》第5條明確規定：「法律僅有權禁止有害於社會的行為，凡未經法律禁止的行為即不得受到妨礙，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從事法律所未規定的行為。」同時，該《宣言》第8條也明確規定：「不依據犯罪行為前制定、頒發並付諸實施的法律，不得處罰任何人。」後來，法國在1791年的刑法典和1801年的拿破崙刑法典中均明確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由此，罪行法定由思想變成法律制度並被近代歐美各國所普遍採用。二次世界大戰後，罪行法定逐漸擴展為國際性法律原則。至今，在現代西方國家，由於受新派教育型思想和社會防衛論的影響，在刑法或其他附屬法律中推行緩刑、不定
期刑、保安處分等措施，使罪刑法定思想受到一定程序的沖擊。但是，罪刑法定原則作為現代各國刑法中的基本原則的地位並未發生過根本性的動搖，仍被明確規定在多數國家的憲法或刑法之中，其影響所及已遠遠超出了歐美，並傳入了亞洲和世界其他地區。
(二)我國罪刑法定的傳入和發展
在我國，罪行法定作為一種思想，最早傳入是在清末。但作為一項原則和制度的確立，卻是近幾年的事。長期以來，我國習慣於從政治的角度去考察刑法的功能，在刑事司法上強調司法機關的專政職能，把懲罰、鎮壓刑事犯罪當作刑法的唯一功能，認為無產階級要維持統治，就不能容忍危害國家和社會的任何行為，哪怕這種行為未被法律所禁止，也不能讓其逃避刑事懲罰，否則，危害社會的罪惡行為就難以禁絕。因此，國家的職責就是要面對復雜多變的社會現實，靈活運用刑法這一專政工具，打擊危害無產階級專政的行為。1在這種思想認識的指導下，罪行法定被認為是束縛無產階級手腳的東西，有礙於無產階級對敵人的專政，從而不能被刑法所確認。1979年刑法由於受當時特殊立法背景和具體歷史條件的影響，也沒有明文規定罪刑法定原則。雖然其某些條文中也隱含有罪刑法定的思想，但是體現不鮮明，內容不全面，貫徹不徹底，實際上處於一種名不正、言不順的狀態。它不具有法律上的效力，僅僅是受到了一些理論上的承認而已。這種沒有得到立法確立的情況，在相當長的時間之內一直影響著我國刑事立法的完善，妨礙著司法公正。2
二、現實選擇
在我國，罪刑法定原則是否作為刑法的基本原則並明確規定在刑法典中，一直存在著肯定與否定兩種觀點的爭論。其爭論時間之長久、程度之激烈，這在當代世界是少有的。經過長期的爭論和審慎的思考之後，第八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修訂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在全面、認真總結79年刑法實施近二十年來的司法實踐和立法經驗的基礎上，同時借鑒國外有關刑事立法的經驗，並結合現代刑事立法的發展趨勢，終於沖破了舊觀念的束縛。刑法第3條明確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罰。」這一規定，宣告了罪刑法定原則在我國刑法中的最終確立，從而使我國對罪刑法定的爭論畫上圓滿的句號。這標志著我國刑事立法的突破性進展，成為我國立法技術不斷提高並走向成熟的里程碑，也是我國實施依法治國戰略決策的重大勝利。歸納起來，確立這一原則的重要意義主要有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依法治國的必然要求
實踐證明，法治是治國安邦之道。有法才能治國，無法就會亂國。只有依法治國，國家才能長治久安，人民才能安居樂業。要依法治國，就必須有完備的法制並嚴格依照憲法和法律規定來治理國家和管理社會事務，實現社會主義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刑法是國家的基本法律之一，在我國社會主義法律體系中佔有極其重要的地位，擔負著保護人民、打擊敵人、懲罰犯罪、保障民主、促進改革、服務四化的任務。為了有效地發揮刑法的保護功能和懲罰功能，修訂後的刑法典明確規定了罪行法定原則，把要懲罰的犯罪和要對犯罪行為適用的刑罰作為專條規定下來，實現了罪刑法定關系的明確化、規范化，從而為司法機關提供了定罪量刑的標准和依據，便於司法機關在定罪量刑中的科學操作，便於根除司法擅斷、刑罰不公、徇私舞弊、枉法裁判的弊端，從而能夠真正實現司法公正；同時也便於司法機關頂住和消除來自各方面權力的司法干擾，嚴格依法定罪並依法用刑，保證國家刑罰的正確實施，充分發揮刑法在治國安邦中的重要作用。這正是依法治國的要求。
(二)是保障人權的重大舉措
罪刑法定以個人自由為價值取向，充分體現了主權在民和刑法的人權保障機能。按照罪刑法定原則的要求，法律應當在事先就為人們提供一個明確的行為標准，使人們在法律范圍內，能夠充分享有自由，行使權利，免受刑法的意外打擊。我國是社會主義國家，人權應當得到充分的保障。在刑法中明文規定罪刑法定原則，實際上也是運用法律來限制國家刑罰權，杜絕法官的恣意、專橫和擅斷，防止了濫定罪、亂施刑，有利於切實保障公民的人權。實踐證明，只有罪刑法定，人權才有保障，法律才有權威。如果法律事先並未告之公民不能實施某種行為，也就沒有規定實施該行為後將會承擔什麼法律後果，那麼從罪刑法定原則來看，國家就沒有權力懲罰這種行為。若懲罰了這種行為，必會失去法律的權威性和公正性。有了這個原則以後，公民的多餘擔心就沒有了，即只要不實施刑法明文禁止的行為，就不必擔心自己會受到懲罰。這樣，公民的個人自由就免受司法侵犯，人權就得到了最切實的法律保障。
(三)是立法理念的重大進步
97年刑法典，把罪刑法定明文規定為刑法的基本原則，取消了類推制度，這是刑法理念上的重大轉折和更新。長期以來，由於受國家主義的影響，刑事立法一直堅持從國家本位出發，把懲罰犯罪當作刑法的唯一功能。罪刑法定原則的確立，使人們注意到，刑法的功能不單是「專政」，而且具有懲罰與保護、懲罰與教育的雙重性，並且二者還必須趨向平衡。可以這樣說，1997年刑法確立的罪行法定原則體現了以依法治國、保障人權為價值核心的新刑法觀的確立。這一新刑法觀的確立，可以有力地促進我國刑事立法水平的提高，使我國的立法能夠及時地、正確地適應社會實際和市場經濟發展的需要；同時，可以規范我國司法解釋權的行使，使司法解釋權的行使不能超越罪刑法定原則所界定的范圍，從而使我國的刑事司法能夠徹底擺脫封建刑事司法觀念的影響，實施依法治國。
(四)順應了國際刑事立法的趨勢
罪行法定已是當今世界公認的一個基本刑法原則，已經獲得了絕大多數國家的立法確認。有些國家不僅在刑法典中加以規定，而且在憲法中也加以規定。可以說，它比歷史上任何時期都更廣泛地規定在各國的立法中，也更嚴格地施行於各國的司法中。早在1948年12月10日通過的《世界人權宣言》，就對罪刑法定原則作了明文規定：「任何人實行的根據國內法或國際法不構成犯罪的行為、不作為，不得認為犯罪，不得科處該犯罪實行時應適用的刑罰為重的刑罰。」隨後，聯合國大會於1966年12月16日通過的《公民權利和政治權利國際公約》第15條第7款也作了類似的規定。這充分說明，罪刑法定原則在立法上的不斷增加，在理論上的日益完善，已成為當代世界各國刑事立法的發展趨勢和潮流。罪刑法定原則在我國的確立，有利於推進我國刑法同國際刑法的接軌，有利於開辟我國刑法發展的新時代。
三、司法適用
實踐證明，任何一個國家如果只有科學的立法，而沒有得到切實的執行和遵守，那也不過是一紙空文。檢驗法製成敗的標准，並不是立法的規模和數量，而是執法的實效，即法律被執行和被遵守的程度。我們不能認為只要取消了刑法中的類推制度，在刑法中確立了罪行法定原則就萬事大吉了。我們應該認識到，比在刑法典中確立罪刑法定原則更為重要的，是在司法實踐中如何貫徹罪行法定原則。結合我國的司法實踐，罪行法定原則的司法適用在當前應著重注意以下幾個方面的問題：
(一)要正確理解和把握罪行法定原則的實質內涵
罪行法定原則的內容極其豐富，它對刑法的指導意義也甚為廣泛，我們不能只對其作簡單化的教條理解。筆者認為對新刑法第3條規定的罪行法定原則應從以下兩個方面去理解：第一，只有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才能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這里的「法律」是指廣義上的刑法，它包括刑法典、單行刑法的附屬刑法。刑法典，包括刑法總論和刑法分則的規定。單行刑法是指立法機關為應付某種特殊情況而專門頒布的規定犯罪與刑罰的規范性文件。附屬刑法是相對於單一刑法而言的，是指在非刑事法律中為了保護該法律所保護的社會關系而規定的、刑法典和單行刑法所不具有的有關犯罪和刑罰的規定的總和。3第二，對於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必須定罪處刑，不允許任何人有超越法律的特權，罪行法定原則既從保障人權的角度禁絕司法機關法外施「法」，也排斥有罪不罰的情形，這與新刑法第4條規定的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原則是相互一致的。
(二)補充刑事立法活動中應嚴格遵守罪行法定原則
刑法典是罪行法定原則的基本載體，但由於刑法典具有相對的穩定性，而社會生活的發展是不以人的意志為轉移的，犯罪的形式也是在變化之中的，這就要求我們在刑法典的基礎上根據新情況、新變化來適時而科學地通過一些單行刑法和附屬刑法來對刑法典進行修改和補充。但是，這種修改和補充「不得同法律的基本原則相抵觸」。因此，立法機關的補充刑事立法應當在罪行法定原則的基礎上、在嚴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則的前提下進行，不能與其相抵觸。今後應特別注重堅持以下幾點：第一，補充增加新的罪名應當以刑法第13條關於犯罪概念的規定為標准。只能將那些在刑法中未規定但其社會危害性已達到犯罪程度的行為規定為犯罪，對於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行為，不應上升為犯罪；第二，對新增罪名規定的法定刑應當與刑法規定的其他犯罪的法定刑保持協調與均衡，既不能顯得畸輕也不能顯得畸重；第三，對補充立法的效力是否溯及既往的規定，應遵循新刑法第12條規定的「從舊兼從輕」原則，不能採用「從新」原則，或附條件地採用「從新」原則，否則，就與刑法所確定的罪刑法定原則所蘊含的「不溯及既往」的精神相沖突。4
(三)刑事司法活動中應嚴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則
在司法活動過程中，嚴格遵循罪刑法定原則的關鍵是如何認識和處理罪刑法定與司法裁量之間的關系。司法機關對被告人應否定罪，對犯罪人應判處何種刑罰，均應嚴格遵循刑法的規定，嚴禁法外定罪和法外量刑，這是罪刑法定原則對刑事司法的最基本要求。但是，徒法不能自行，法律的實施離不開人的因素。司法裁量權作為司法權的一種，它對於案件的正確處理是十分必要的，法官在刑事審判中正當地行使自由裁量權，按照社會發展的需要補充以新的內容，使法律與社會同步漸進地發展，從而既可以避免突變性立法，又可避免不必要的社會震盪和阻礙經濟發展。因此，在司法活動中，法官的能動作用是保證法律正確實施的重要因素。罪刑法定並不排斥執法者的司法裁量，它應當也能夠容納司法裁量。但是，罪行法定原則下的司法裁量是應受到限制的，因而刑法對絕對的自由裁量是不能容忍的。因為絕對的自由裁量是一種無法司法，是一種人治的表現。所以，在司法實踐中貫徹罪刑法定原則，一方面應嚴格適用刑法，另一方面也不能機械地理解罪刑法定原則，認為罪行法定就是簡單地「對號入座」，不加以區別地定罪量刑。
(作者單位：山東省政法管理幹部學院)

⑥ 如何理解刑法解釋與罪刑法定的關系

解答如下：
關於刑法解釋與罪刑法定的關系：
一、罪刑法定原則能制約刑法司法解釋，主要表現在：
（1）對刑法司法解釋主體的制約。作為刑法司法解釋的主體只能是司法機關，在加強司法獨立的法制條件下，司法解釋權歸屬於司法機關是必然的。
（2）對刑法司法解釋范圍的制約。罪刑法定原則的基本含義和禁止習慣法的排斥原則都表達了「法定」罪刑的宗旨。因此刑法司法解釋應該嚴格依照法律規定的犯罪構成解釋行為的性質, 依照規定的刑種和刑度裁量，犯罪構成沒有規定的行為不得以犯罪處理，不得超越刑種和刑度量刑。
（3）對刑法司法解釋溯及力的制約。罪刑法定的排斥原則之一就是禁止刑法解釋的溯及既往。因此，刑法司法解釋的根據應以行為時的法律文本為基準進行適用解釋。解釋的效力只能對以後發生的行為適用。但是，有利於被告人的溯及例外。
（4）對刑法司法解釋方式的制約。根據不同的標准，刑法司法解釋的種類可以劃分出很多種。禁止類推解釋是罪刑法定原則中的又一派生原則，罪刑法定原則排斥類推解釋的理解，這在各國刑法理論中都有所體現。

二、刑法司法解釋適用與罪刑法定原則也是辯證統一的
罪刑法定的價值目標是在形式公正中實現刑法的安全價值，而刑法解釋的價值目標則是如何突破罪刑法定的束縛尋求實體公正。前者作為刑法的基本原則，主要是一種觀念形態，後者則是在實踐中面臨的現實性問題。這樣，在觀念和現實之間，就不可避免地出現了沖突。其實，如果我們將罪刑法定和刑法解釋置於刑法的價值目標之下，將會發現，這種沖突不僅表現在現實層面上,而且表現在觀念層面上。罪刑法定強調形式公正,，求刑法的安全價值。為了防止司法擅斷，嚴格限制司法權就是其必然選擇。因而作為一種價值目標,罪刑法定之於我國法治建設具有特別重要的意義。
刑法解釋在價值選擇上是偏向於刑法的公正價值的，並以此來實現刑法的社會保護機能。從司法實踐看，司法行為不僅要接受立法者的評判，更重要的它要接受全體國民的評判。因為法律不僅是立法者的法律，它更應當是全體國民的法律。刑法解釋應當立足於我國刑事立法與刑事司法的實踐，在堅持罪刑法定原則，維護刑事立法的權威性的前提下，發揮司法解釋的積極作用。因此，法解釋不能拘泥於立法原意，而應在立法意蘊所允許的范圍內，以罪刑法定為基本原則，以刑法的價值目標為終極歸宿，以積極的態度趨向於刑法的謙抑性和人道性，使刑法解釋起到闡明立法精神,補救立法之不足的功效。

僅供參考！

⑦ 罪刑法定原則對刑事司法的指導意義

遵循罪刑法定原則對司法解釋具有如下意義：
首先，堅持罪刑法定原則有助於防止無權機關進行司法解釋。現實中這樣的例子不可謂不多，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公安部、國家安全部、司法部、全國人大常委會法制工作委員會關於刑事訴訟法實施中若干問題的規定》。誠然，這些規定都有各部門的職責所在，且該解釋是對程序法的解釋，但是，它從側面說明了無權解釋的存在。
其次，堅持罪刑法定原則有助於有權解釋的司法機關之間不發生越權解釋。我們知道1981年的《關於加強法律解釋工作的決議》中明文說明了審判解釋由最高人民法院進行，檢察解釋歸最高人民檢察院，但是現實中，「兩高」的聯合司法解釋如《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關於辦理商業賄賂刑事案件適用法律若干問題的意見》（2008年11月20日）等司法解釋，雖然聯合解釋讓法律的適用更為統一，但難免有檢察院介入審判解釋和法院介入檢察解釋的嫌疑。
再次，堅持罪刑法定有助於劃清立法解釋和司法解釋的界限。罪 刑法定原則要求刑事法律只能由最高立法機關創制，因此司法解釋不能成為二次立法。另外筆者還認為，對於最低追訴標准最好是由立法機關解釋，因為這是劃分「罪」與「非罪」的界限的根據，應屬於「明確含義」而不是「具體適用法律」。雖然「進一步明確含義」和「具體適用」不能絕對的區分，但筆者仍認為在無法明確區分時應推定為應該進行立法解釋，而不是司法解釋，因為立法解釋更能更好的顯示罪刑法定原則。實踐中我們甚至出現轉授權的現象，如《最高人民法院關於審理盜竊案件具體應用法律若干問題的解釋》第三條第二款規定：各省、自治區、直轄市高級人民法院可根據本地區經濟發展狀況，並考慮社會治安狀況，在前款規定的幅度內，分別確定本地區執行的「數額較大」、「數額巨大」、「數額特別巨大」的標准。筆者認為此類規定欠妥當，不可否認，同樣的盜竊金額在不同的地區造成的社會危害肯定會不一樣，但把數額標准確定權授權給高級人民法院難免有失偏頗。
當然上述這些意義應該只是形式意義上的，更重要的是以罪刑法定原則為指導對解釋方法的限制和要求的意義，此意義應該是罪刑法定原則之於司法解釋的實質意義：有助於司法機關在忠於法律規定的原意和符合法律規范含義的范圍之內正確進行司法解釋，也就是可以讓司法機關在合法的范圍內作出合理的司法解釋，讓司法解釋不超出刑法具有的和可能具有的意思，更好的實現實質法治。以此進一步推不難得出以下幾點：
1、賦予公民最大限度的自由。自由是法的價值的最頂端，合理的解釋法律可以讓公民在可預料的禁止的范圍內不為一定的行為，反過來講，公民可以將自由最大化；
2、最大限度的實現司法公正。司法公正要求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准繩，而司法解釋則是具體適用法律的指導和「准准繩」。
3、最大限度的限制司法權的發動。司法解釋中諸如追訴標準的規定即是對此的限制；
4、最大限度的對應追訴的犯罪進行追訴。犯罪是有嚴重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理應受到懲處，合理的司法解釋有利於更好的打擊犯罪，以此保護人民。最後不得不提的是明文規定不等於機械的明確規定，而應是邏輯上的明確規定，實踐中必須避免此類理解誤區。
總之，堅持以罪刑法定原則指導刑事司法解釋可以使法律得到正確解釋：即由正確的解釋主體在正確的許可權內解釋其應解釋的內容並用正確的方法作出正確的解釋，其正是通過正確解釋法律為實現最大限度的打擊犯罪和最大限度的保護人民提供最佳的依據並以此促進人權的保障。

⑧ 罪刑法定原則的立法體現和司法適用

一、罪刑法定原則的立法體現
我國1979年刑法沒有明確規定罪刑法定原則，相反卻在其第79條規定了有罪類推制度。1997年刑法從完善我國刑事法治、保障人權的需要出發，明文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並廢止了類推。1997年刑法第3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定罪處刑；法律沒有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這一原則的價值內涵和內在要求，在刑法中得到了充分的體現。 罪刑法定原則可以分為絕對罪刑法定與相對罪刑法定。絕對罪刑法定是完全排斥法官的自由裁量的，認為法官應當逐字地適用刑法。而相對罪刑法定則並不排斥法官的自由裁量，它能夠在一定程度上容納司法裁量。我國刑法實行的是相對罪刑法定，因而給法官的司法裁量留下了廣闊的空間。尤其是在空白罪狀和概括條款的情況下，法官能夠根據案件的具體情況加以裁量。當然，在罪刑法定原則下，法官的自由裁量是有限度的，應當將司法裁量許可權制在一定的合理范圍之內。只有這樣，罪刑法定原則才有可能真正實現。

二、罪刑法定原則的司法適用
1、正確把握罪刑法定原則在司法適用中的認識。
2、正確進行司法解釋。
3、規范在刑事司法領域黨的領導及人大的監督，使之符合公開公平公正的法治原則。
4、以國家制定法的形式通過對勞動教養的立法，並將其納入法院的審查范圍。
5、提高司法人員的綜合素質，

⑨ 罪刑法定原則體現了法律的什麼原則

《中華人民共和國刑法》第條規定：「法律明文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依照法律規定定罪處刑；法律沒有規定為犯罪行為的，不得定罪處刑。」這一規定宣告了罪刑法定原則在我國刑法中的法典化，表明我國刑法由偏重於對社會利益的保護向保護社會與保障人權並重轉變的價值取向，標志著我國刑事與法的一個重大發展。
目前世界上大多數國家都實行罪刑法定原則，我國只將罪刑法定原則規定在刑法中。97年刑法修訂以前，我國憲法規定法和刑法對於罪刑法定原則都沒有明文規定，但根據立法精神，我國刑法是傾向於罪刑法定主義的。97年刑法在第三條中明確規定了罪刑法定原則,這一規定無疑是我國刑事立法活動的又能一重大成果。我國刑法典自始自終體現著這一原則，下面從總則與分則兩個方面分別予以闡述。
（一）從總則方面看。刑法規定了犯罪的概念。97年刑法第13條規定：「一切危害國家主權、領土完整和安全，分裂國家，顛覆人民民主專政的政權和推翻社會主義制度破壞社會秩序和經濟秩序，侵犯國有財產或者勞動群眾集體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私人所有的財產，侵犯公民的人身權利、民主權利和其它權利，以及其它危害社會行為，依照法律應當受到刑罰處罰的，都是犯罪，但是情節顯著輕微，危害不大的，不認為是犯罪。」這一犯罪的法定概念，從根本上回答了什麼行為是犯罪以及為什麼這些行為是犯罪的問題，它是劃分罪與非罪的總的標准。這一定義強調行為的社會危害性是犯罪的本質特徵，同時又將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規定為違反刑法的行為，使社會危害性與刑事違法性有機地統一起來從而使犯罪概念具有以下積極意義；首先在立法者將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有選擇地賦予刑事違法性的屬性，使社會危害性在刑法規范中得到明確具體的反映，這就是為追究社會危害性的犯罪行為的刑事責任提供了法律依據，為司法工作人員認識危害性起到了指示作用。其次，通過刑事違法性反映社會危害性，應以刑法的規定為准繩。司法人員只能依法定罪量刑，不能依司法工作人員的好惡而任意出入人罪，這就為無罪的人不受法律追究起到了保障作用。最後，立法者將具有社會危害性的行為確認為觸犯刑律的行為，使之在刑法中得到不定的法律評價，這就為人們提供了一張應受刑罰的行為的清單，給人們提供了一個行為模式，對人們的行為起著指引作用。
刑法還有對犯罪主體的規定。刑法第17條規定：「已滿十六周歲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已滿十四周歲不滿十六周歲的人，犯故意殺人、故意傷害致人重傷或者死亡、強奸、搶劫、販賣毒品、放火、爆炸、投毒罪的，的應當負刑事責任。」刑法不僅規定了犯罪主體的刑事責任年齡，還對精神病人以及醉酒的人的刑事責任能力作了規定。刑法第18條規定：「精神病人在不能辨認或不能控制自己行為的時候，造成危害結果，經法定程序鑒定確認的，不負刑事責任」，「間歇性的精神病人在精神正常的時候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醉酒的人犯罪，應當負刑事責任」，除了對自然人主體進行了明確的規定外，97刑法還規定單位也可以成為犯罪的主體。刑法第30條：「公司、企業、事業單位、機關、團體實施的危害社會的行為，法律規定為單位犯罪的，應當負刑事責任。」這樣刑法就為處罰單位犯罪提供了法律依據，解決了因對單位定罪無法可依而不得不不了了之的問題，寸步體現了罪刑法定原則在刑法中的重要地位。
我國刑法對刑罰種類也做了明確規定。根據我國刑法規定刑罰分為主刑和附加刑。其中主刑包括管制、拘役、有期徒刑、無期徒刑和死刑。附加刑包括罰金、剝奪政治權利、沒收財產等。我國刑法不僅規定了刑罰種類，而且同時對適用某一種的條件作了限制，例如死刑，刑法第48條規定：「死刑只適用於罪刑極其嚴重的犯罪分子。」刑法第49條規定：「犯罪的時候不滿十八周歲的人和審判的時候懷孕的婦女，不適用死刑。」不僅如此，刑法對量刑原則也作了明確規定。刑法第61條：「對於犯罪分子決定刑罰的時候，應當根據犯罪的事實、犯罪的性質、情節和對於社會的危害程度，依照本法的有關規定判處。」在量刑方法上不僅對量刑的總的原則作了規定，還對量刑的具體原則作了規定，（例如未成年人犯罪的量刑原則，防衛過當、避險過當的原則，犯罪預備、未遂與中止的量刑原則，主犯、從犯、脅從犯與教唆犯的量刑原則，累犯、自首的量刑原則，等等）。
此外，我國刑法總則對故意犯罪、過失犯罪、刑罰以及具體的刑罰刑罰制度都作了明確規定，不僅如此，新刑法還廢除了類推制度。這些都是罪刑法定原則在我國刑法中的具體體現，此處不再作贅述。
（二）從分則方面看，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光靠犯罪概念是不夠的，要具體區分罪與非罪，此罪與彼罪離不開犯罪構成。總則中規定了犯罪構成的主體要件，而另外三個要件-------主觀方面、客體和客觀方面則須要從分則中才能找出。比如刑法第二百三十二條：「故意殺人的，處死刑、無期徒刑或者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情節較輕的，處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據這一規定，構成本罪，主觀上必須具有犯罪故意，客觀上必須實話了殺人的行為，並且可以推出該行為侵犯了他人的生命權。再聯繫到刑法總則第17條的有關規定可以確定：犯罪主體是年滿十四周歲的具有辨認和控制自己行為能力的自然人。根據上述要件，就可以正確地認定故意殺人罪了。不僅如此，上述故意殺人罪的罪狀還規定了該罪的法定刑。對具體犯罪的法定刑規定的形式，從各國的立法例來看，存在著三種情況：第一是絕對確定的法定刑；第二是絕對不確定的法定刑；第三是相對確定的法定刑。我國採取的是相對確定的法定刑的立法例，即在法律條文中規定一定的刑種、幅度，並確定其最高和最低期限。這是目前世界上通行的做法，它體現了相對罪刑法定的精神。
由上而論述可以看出，從什麼是犯罪到對犯罪人定罪量刑，我國刑法都作出了明確的規定，再加上我國廢除了類推制度，可以說基本貫徹了罪刑法定原則。
罪刑法定原則的法典化，將有利於我國刑法立法司法和行刑活動，有利於我國奉行依法治國，保障公民合法權益和打擊犯罪的政策思想，它標志著我國社會主義法制建設走向成熟與完善的新階段。